在我国西部，特别是在藏族聚居地区，不难看到感人的一幕：一路磕着长头的朝圣者。
我在30年前的夏天赴西藏，第一次目睹到这个场面，比起此前在影视和书本里的所见所闻，带给我的巨大震撼至今记忆犹新。过后，我曾多次到西藏、青海等藏族聚居地区行走，也常有类似的经历，归根结底都是：为他们虔诚万分的执着信念震撼！
磕长头，是藏传佛教信众最为至诚的礼佛方式之一。因为千里迢迢，因为跋山涉水，更因为风餐露宿，宵衣旰食，他们大多身上的围裙已打上补丁，破烂不堪的护腕已抽出了丝缕，甚至膝盖、手腕、额头早已磕出血丝，结成痂皮。而沿路的灰尘和泥泞，也使得他们浑身上下脏兮兮，甚至气味难闻。
但是他们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眼眸闪现的执着光亮，神情呈现的平静安详，让目睹的芸芸众生肃然，无不顿起敬意。
有些人用钱供佛，这些信徒是用全身心侍佛奉佛，故此，哪怕独自一人孤寂地在漫漫长路上磕长头，他们的内心也绝不孤独，绝不惧怕，当然，更不觉枯燥乏味和劳顿。因为，一种强大无比的信仰的力量，已完全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铭刻在他们的意念中，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图腾。
难怪拍摄电影《可可西里》时，导演陆川会由衷地说：别看磕长头的身上脏，但他们的心是最干净的。
今夏我在甘南行走，发现了一个过去未曾看到的情形：前往拉卜楞寺或郎木寺，公路交通部门从细微处见精神，在朝圣者经常过的道路两旁，已专门为其竖立起“请注意避让”的警示牌。这警示牌很合乎规范和标准，白蓝相间的醒目大字，完全足以提示来往车辆。
在少数民族地区，对交通标识进行人性化的因地制宜，是政府公共事务管理水平的一种进步，也是对宗教和民俗的一种尊重。执政为民，执政还要亲民，对交通部门现如今管理能力的提高，我心里顿时生出些许感动。
以藏民为主的信众虔诚地磕长头，虽然会注意避让路上飞驰的车辆，但在磕长头过程中重复匍匐、起立，往来车辆有时避让不及，存在着巨大的交通隐患。然而最近两三年，进入拉萨的109国道上，却未发生涉及朝圣信众的交通事故——因为信众身上多了一件“护身服”——2003年，当雄县交警大队“贴心”行动，为信众免费定制发放了6000多件反光背心。
知道如何与信众“贴心”，并付诸具体的实践，这看似一件很细微的事，却让人很是“暖心”。
当然我也注意到，随着现如今藏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他们在千辛万苦磕长头的朝圣行旅中，已不是早年那样的衣衫褴褛，污头垢面。
我在前往郎木寺的路上看到，一位前往朝圣的中年女性藏民，虽然磕长头时的神情仍然是坚毅如昨，动作仍然是一丝不苟，但却不像我早些年所看到的那些信众，虽无“筚路”却堪称“蓝缕”。这位女信众出现在我今夏的视线中，全然更新了我脑海中固有的对信众的印象。她虽然也被高原的紫外线晒得脸庞黑里透红，但衣着服饰却显得十分干净整洁，甚至有几分光鲜和亮丽。
更让我很是惊诧的是，她虽然也循规蹈矩地一步一磕头，但却与往常那些不携别物的信众不同，携带有一块约一米多的长方形地毯，绚丽鲜艳的羊毛地毯。她将这块地毯铺在道路上面，随着自己的不断匍匐磕头向前，也不断地将地毯向前挪移。
显然，这块不断挪动向前的地毯，可以在行进中帮助和保护她，防止膝盖和手腕关节，乃至脑门在磕长头中时刻会造成的磕损！
虔诚朝圣的磕长头者，男女老少都有。作为磕长头的防护措施，过去通常地，信徒手上会戴着木板裹着布条等做成的、藏语叫作“恰克新”的护套，胸前也会挂上一块厚实的布围裙，以这点再简陋不过的“装备”保护自身，沿着漫漫公路，向着他们心目中的圣地——无论是布达拉宫还是郎木寺，一步一磕头，艰难而又顽强地前进。但像这位女信众这样的地毯防护“装备”，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
虽然我也算是“行万里路”之人，但对那些磕长头朝圣者的了解，可能还局限于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就难免是井底之蛙，孤陋寡闻。现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发达，汉人的和尚在寺庙之中诵佛念经，经常都会以录音机和光盘替代，美其名曰“提高工作效率”，而藏传佛教中的普通信徒——他们不是“专业”的僧侣——在生活水平已经得到大幅提高之后，为什么在磕长头朝圣时，就必须拘泥于以往的所有一切做法，就不能改善一下自己的“装备”，对血肉之躯加以必要的防护，而非得要付出不断磕头时会“头破血流”的代价吗？
朝圣者是用身体，而不仅仅是用双脚，“走”过了甚至千里万里的漫漫长路。我们在其“高原红”的脸上，看不到丝毫的痛苦和疲惫，更看不到丝毫的委屈和埋怨，看到的只有执着中的坚毅，带着信念和心愿的隐忍。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在路上走多长时间，但他们坚信自己一定会到达心目中的圣地——哪怕在路途中的某一处突然就此匍地不起，这里就已然是心中的圣地，佛祖已经在这里把自己的灵魂收去，自己也就此了却了一生的最大心愿。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无论如何，面对这些有着执着信仰的人们，包括现如今铺着地毯磕长头朝圣的人，我内心里有十分的佩服和敬重。
见微当知著。
原载于2015年9月18日《中国科学报》第11版《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