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地铁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铁，而且路线超级复杂。比如同一段铁轨可以被不同的线路“瓜分”，黄色环线（Circle Line）和绿色区线（District Line）就有很长的一段重合，必须看准了车才能上。再比如几乎每种颜色的线都有脚状分支，其中绿色区线的脚比章鱼还多，在某些脚上，车辆甚至会忽左忽右地开。此外，小涵发现伦敦地铁运营时常临时调度，她遇到过两次这样的情况：车在目的地前两站停下，大喇叭通知列车即将改变方向调头往回开，尚未到达目的地的乘客居然全都面不改色地下去换车，大概是习惯了？这也太无厘头了！
小涵想，幸亏（或者应当说可惜）福尔摩斯的时代还没有地铁，否则，如此不见天日、如此巨大拥挤的场所，注定是作案、藏匿、逃窜的好场所。
而这个周末，X.Y.Z.记者团所要走访的正是福尔摩斯在伦敦的家，贝克街221号B——这可是小涵的建议哦！虽然小记者团刚开始时问题百出——经常迷路、经常胆怯、经常被无视、经常想不出选题，但是现在已经渐渐走上正轨，并且收到的读者邮件越来越多了。
三位小记者搭乘绿色区线，在堤岸站换乘棕色都市线（Metropolitan Line）北上，向贝克街站逼近——千真万确，这一站的站名就叫贝克街。
目的地越来越近，小涵也越来越激动，简直顾不上和两位小同事说话。
查令十字街站、皮卡迪里广场站、牛津广场站……“前方到站，贝克街。”喇叭里终于这样播报。
“到了到了！”小涵咋呼起来。
“知道了，福迷！”俞渔说。
薇拉却有点不以为然：“作为一个老伦敦，我也是头一回来这个地方。什么《哈利·波特》啦，《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啦，这类畅销小说未免流于肤浅。”
下了地铁，找准出口，上自动扶梯出地面，一尊超大的福尔摩斯青铜雕像迎面而来——他瘦骨嶙峋，五官抽象，可所有人都能认出这雕的是谁。
雕像旁边立着小牌子，标明福尔摩斯博物馆的方向，此后每隔三五米就有指示，左拐右拐各一次，不费劲就进入了贝克街。哎呀，贝克街的特征太明显了，到处都是某人叼烟斗的小图像，两侧维多利亚时代的居民楼，底层大多辟为各式小店，面包店门上写着“福尔摩斯最爱吃的面包”，甜品店写着“福尔摩斯最爱吃的甜品”，连烤肉店都写着“福尔摩斯最爱吃的土耳其烤肉”！
“看！就是那个绿色的门面！”小涵说，指着前方聚集的一小撮游客。
走近一瞧，发现221号B有两个入口：右边是扇木头门，绿色门楣上刷着大大的金字，“夏洛克·福尔摩斯博物馆”；左边则另有一个又窄又小的门洞，门洞里有一位戴深蓝色头盔、穿白衬衫打蓝条纹领带的警察充当看门人。门外有绿色栅栏围起的袖珍花园，栅栏上挂着牌子：“夏洛特·福尔摩斯，咨询侦探，贝克街221号B。”
经警察指点，三人先进木头门买票。门后原来是一大间纪念品店，小涵从没有看过这么多与福尔摩斯有关的物件，装潢布置也完全是维多利亚式的，天花板中部掏出一个大大的玻璃天窗，天窗下方一圈都是根据小说情节所绘制的图画：绿玉皇冠案、铜山毛榉案、斑点带子案……
小涵拿出新买的相机拼命拍，直到薇拉提醒她：“镇定！这只是纪念品店而已！”
薇拉说得对。三人赶紧买票，出门排了一会儿队，警察才开始放人——这回是从左边的门洞进入。
方才的纪念品店，虽然也是作旧打扮，但宽敞明亮，并无任何异样感觉，而此时踏入故居，从那高高低低的、吱呀作响的楼梯开始，光线就骤然一暗。地毯花纹已经模糊，墙纸陈旧暗淡，还有一股老房子旧家具特有的味道。小涵的心骤然一紧，仿佛踏上的不是楼梯，而是通往19世纪的时光机，她甚至无意识地数起台阶来：“一、二、三……”
一共十七级。
十七级台阶之后便是大名鼎鼎的贝克街221号书房，福尔摩斯曾无数次在这里接待访客或是与华生促膝交谈。不过，进书房之前，小涵的目光先被门外墙上钉着的铜信架吸引住了：它的下方横插着一份报纸，上方则放着三五封写给福尔摩斯的信，最上边一封的邮戳正是昨日，来自日本京都——当初自己的那封信是否也在这个架子上待过呢？
正想着，一个声音响起来：“诸位，请进来吧！”
声音来得突然，又格外喑哑，连一向淡定的薇拉都吓了一跳。只见书房门口平地冒出个小老头，秃顶，身穿19世纪风格的米色翻领西服，长得像树精。
“我是博物馆的解说员。”树精又说。
三人同时吁了口气。
小涵心想，方才纪念品店卖票的大爷、门口的警察、此时的解说员，福尔摩斯博物馆的这些工作人员，个个都像是从书里挖出来似的。
大家蹑手蹑脚走进书房。这里挂着厚厚的天鹅绒窗帘，仅用蜡烛照明，比走廊里更暗，春光明媚的贝克街仿佛已是另一个世界。目之所及到处是物品，极其拥挤混乱。小涵记得华生曾经评价过，福尔摩斯是全伦敦“最差的房客”，东西不整理，雪茄灰到处弹，半夜三更拉小提琴，更不用提做化学实验时的古怪气味和偶尔冒出的爆炸声。
然而，对于慕名而来的游客而言，书房越乱越有趣，每件物品都是有来头的：礼帽、手杖、猎鹿帽，还有写字台上的放大镜、卷尺、笔记本和书籍，柜子上的木雕船和大象，烧瓶、试管、乔装打扮用的小工具，雪茄、加拉巴果烟斗和波斯拖鞋。当然也有华生所有物品的踪迹——怀表、胸章，还有那只打开的皮药箱。
左手边有个壁炉，壁炉台上立着两盏烛台、两尊大理石小雕像和一座圆钟，此外还有一本黑皮文件夹，里边还是粉丝来信，不过都已经拆开了。
小涵拣出一封看了看，字体有些幼稚：“亲爱的夏洛克，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消息！今天我在地铁里看到了莫里亚蒂教授！他又回来了！他一定是冲着你来的！你一定要倍加小心！”
小涵轻声笑了笑。莫里亚蒂，那个一辈子和福尔摩斯作对的怪人，要是他今天真地回来了，不知道会怎么样呢？福尔摩斯也会随之回来吗？
壁炉前放着张扶手椅，椅面已有破洞，福尔摩斯最爱蜷着腿坐这儿，又暖和又舒服。
“请问这椅子可以坐吗？”小涵怯生生地问。
“可以。”树精干巴巴地说。
于是，小涵坐在扶手椅上，小心翼翼拿起旁边小几上的烟斗，留了张影。
“那边是福尔摩斯的卧室。”树精说，手指书房一侧的小门。
从小门进入卧室，发现这里陈设简单了许多。墙上挂着几幅油画和几张模糊的黑白照片，凑近一看，其中一幅肖像下边写着艾琳·艾德勒小姐的名字——小涵知道，福尔摩斯认为这位艾德勒小姐“才貌超群，其他女人无不黯然失色”，尊敬中还有一丝喜爱，她是他心目中独一无二的“那位女士”。
“请上楼继续参观！”树精再次冒出来，站在他们背后说——他每次出场效果都很……惊悚！
虽然顶着解说员的头衔，树精从头到尾一共只说了五句话。薇拉不愿意用手机或者录音笔，手里一直捏着采访用的笔记本和铅笔，可是一个问题都没敢问。
又是一段高高低低的楼梯通往二层。
书房正上方面向贝克街的是房东哈德森太太的房间，她负责为两位房客做饭、打扫卫生和收发信件。另一间面向屋后小院子的则是华生的卧室，同样朴素，写字台上放着本日记——说是日记，其实只有十来页，大致可以辨认出“巴斯克维尔猎犬”之类的字样。
从华生卧室出来，蓦然又是一个人影拦在楼梯间，定睛一看，却是位头发盘得整整齐齐的中年女士，穿全黑色曳地长裙，灯笼袖子，袖口收紧，外系一条象牙白的花边围裙。
咦，又来一位解说员？
“大家好，我是哈德森太太。”女士开口道。
“哈、哈德森太太？房东哈德森太太？”小涵结结巴巴地说。
“正是在下。各位如有问题，尽可以畅所欲言。”“哈德森太太”说。
俞渔赶紧捅了一下薇拉，薇拉会意，拿出笔记本溜了一眼，说：“哈德森太太，我们最关心的是此故居的真实性。请问福尔摩斯和华生是否真有其人？他们是否真的在此居住过？”
“年轻的朋友，你的提问真专业，听上去简直像个记者。是这样的，维多利亚时代房屋租赁的官方文件已荡然无存，不过，本区政府确实还保留着一些相关记录：比如此屋在1860至1934年间确实是作为出租房屋登记注册的，这与福尔摩斯和华生1881至1904年间在此居住的说法是完全吻合的。此外，19世纪90年代也千真万确有一位‘华生医生’住在附近，有营业执照为证。”说这话时，哈德森太太的手绞着围裙边，薄薄的嘴唇动得飞快，活脱脱就是故事中的人。
“福尔摩斯和华生有后人吗？”薇拉边用铅笔记录边问。
“华生结婚后从这里搬了出去，可是不久妻子就去世了。几年后他再次结婚，所以大概有四五个孩子。至于福尔摩斯，我的朋友，书里写得很清楚，他不允许谈情说爱和婚姻生活侵扰他细致严谨的生活，分散他的注意力，就像‘精密仪器中落入沙粒，高倍放大镜镜头产生裂纹’。所以他始终单身，最后更是搬出贝克街开始隐居。”
“华生从这里搬出去后，与福尔摩斯还有联系吗？”俞渔问。
“那是当然的！从书中也可以看出来嘛，华生一直详细记录着福尔摩斯破获的所有案件，他的几页日记你们也看到了。柯南·道尔爵士在旧货市场淘到华生的日记和其他零散记录，根据这些资料扩充整理出《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并且保留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哈德森太太说。
“对了，福尔摩斯最强大、最凶残的对手莫里亚蒂教授的下场如何呢？”小涵急忙问，“他真的彻底消失了吗？”
“是的，他被福尔摩斯彻底击垮了。”哈德森太太说，“各位请上三层继续参观。”
“上面还有一层？”俞渔说。
“是的，还有阁楼间，房客们用来放置行李箱和其他杂物的地方。”
哈德森太太转身回答下一拨来访者的问题，小涵、俞渔和薇拉则继续往上。
三层是一个展示厅，放着些栩栩如生的蜡像——福尔摩斯与莫里亚蒂在悬崖边对峙，福尔摩斯与华生蹲在地上分辨脚印，福尔摩斯手拿鞭子使劲抽一条蛇……这些都是故事中的场景。
“做得太像了，远看还以为是真人呢！”俞渔评论道。
薇拉说：“贝克街站的另一个出口有个杜莎夫人蜡像馆，离这儿很近，小时候我和爸爸妈妈去过一次，这些蜡像大概也是他们做的。”
最后看了一眼阁楼间，俞渔说：“参观完毕，咱们原路返回吧！”
在警察的眈眈注视下钻出门洞，三人重新回到贝克街。
时值中午，肚子咕咕抗议，大家决定就在贝克街找点东西吃，以便下午继续探访同样著名的海德公园。
比较了一下，他们踏入一家名为“贝克船”的小餐馆，外墙上照例有“福尔摩斯经常光顾”字样。这里以外卖为主，但墙角也安置了两张小圆桌，提供三明治之类的简餐。
三人在圆桌边坐下。薇拉用铅笔敲着笔记本说：“材料虽不多，写一篇报道是足够了。”
小涵撕开面前的茶包，略有遗憾地说：“哈德森太太的回答大多模棱两可，没什么爆料。”
薇拉说：“正常，她又不是什么真的哈德森太太。”
这时，掌柜送来三份船形三明治，俞渔开玩笑地说：“哈哈，这可是福尔摩斯常吃的三明治，也许当年他就这样随随便便从对面踱过来，一边吃一边观察玻璃窗外的行人。”
大伙儿都饿了，纷纷狼吞虎咽起来。
吃到中途，小涵突然一拍桌子，把茶都泼了。薇拉和俞渔吓了一跳，同时看着她寻求解释。
小涵说：“对不起，刚才我一直在琢磨俞渔的话。你们不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切入点吗？采访几位贝克街的住户，或许真有当年老邻居、老街坊的后人也未可知。”
薇拉和俞渔一听，都觉得可行，三人目光灼灼地转向柜台后边的胖掌柜，掌柜被这突如其来的目光弄得莫名其妙，不由得摸了摸鼻尖。
“先生，请问您这店开了多久？”俞渔发问。
“哎呀，很久很久啦，很久很久……”掌柜掐指一算，“足有八年啦！”
“才八年？”小涵难以置信地叫起来，“这不是福尔摩斯经常光顾的餐馆吗？”
掌柜又摸摸鼻子：“这个……宣传嘛，你懂的。”
“八年之前这里是什么店呢，您知道吗？”薇拉问。
“之前是家鞋店，倒闭了，就卖给我了；之前的之前是文具店，倒闭了；之前的之前的之前据说是花店，也倒闭了……总之这家店倒手无数回了，就数我做得长。”掌柜得意洋洋地说，“你们还要点饮料吗？要可乐还是果汁？还是刚上柜的冰淇淋？”
吃完午饭出来，三位小记者继续溜达寻找了一阵子。“福尔摩斯最爱的甜品店”开张三年，“福尔摩斯最爱的面包店”开张两年。而“福尔摩斯最爱的烤肉店”开张才一年，店主是刚刚移民来的印度人，说一口不标准的英语，连福尔摩斯到底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最老的店是一家名叫“福尔摩斯的知识源泉”的书店，也才开了二十七年。
“算了，都是些推销的噱头。”俞渔总结道。
“楼上那些住家呢？有没有祖祖辈辈都住在这个街区的人呢？”小涵还不死心。
“我看可能性也很小，如果真有先人和福尔摩斯打过交道，他们一定乐于为博物馆提供资料，哈德森太太应当知道吧。”俞渔说。
“等等！你们看，那边还有一家小店，倒是很古旧的样子。”薇拉指着街对面说。
那是一个极小、极不起眼的门面，夹在一个绚丽的花店和一个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品店之间，纪念品店门口的明信片架子大剌剌地挤过来，几乎把它的店门都遮住了，只露出一个灰扑扑的牌子，上边用油漆刷着“谢隆父子钟表修理”（Shelom&son,watch&clock repair）字样。所谓父子店，一般都是维持较久的家族生意。
“现在很少有人需要修理钟表了吧？”俞渔说。
薇拉说：“来此修理的应当是些名贵钟表，比如瑞士手工打造的表之类，机械构造非常精密。记得我祖父就有这么一个金链子的怀表，单是衬里就要经过打底、彩绘、上釉、蚀刻、镶嵌等十八道工序，里面嵌着祖母年轻时的照片，六十年来误差不超过半秒。这种表就要到这种专门的店铺来修。如今这样的店伦敦应该没几家了，一般来说店史都是很长的。”
“那还等什么？赶紧去看看吧！”小涵说。
穿过贝克街，再次回到单号那一边，来到谢隆钟表修理店门前。
俞渔打头阵，在窄小的木头嵌毛花玻璃门上咚咚敲了两下。
“请进！”一个油里油气的声音在里边答应。
推门进去，整个小店一目了然。店真的小，小到只容得下一个木头柜台，后墙有一扇小门，可能通往店主的私人生活空间。柜台这边是两把供顾客使用的软皮小凳子，另一边挂着或立着各式各样的钟——有泰坦尼克号级别的祖母钟，有逢整点探脑袋报时的布谷鸟钟，有曾经启发伽利略灵感的摆钟，还有两座金壳镶钻的小圆座钟，几乎与方才在福尔摩斯书房里看到的一模一样。柜台两侧则摆放着形形色色的表，最小的不过一粒纽扣大，都很精美，堪称艺术品。
而在所有这些钟表环绕下端坐的那位，想必就是店主本人了。只见他礼貌地站起来，身形高大而瘦削，蓝灰色的眼睛，厚厚的头发略有一丝灰白，穿一件很普通的和他眼睛同色的毛衣，卷着袖子，露出里边同样卷起来的格子衬衫。他站起来的时候，小涵和薇拉都有点莫名其妙地不好意思。尤其是小涵，因为她是个大叔控，而眼前这位大叔实在是太帅了！丹尼尔和俞渔都够好看了吧，但比起这位大叔的气场，还是有相当距离的。
也许，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大叔的声音不大好听，小涵暗想。
可这时，大叔开口了：“请问我能为各位做些什么呢？”
低沉的嗓音，好听的伦敦腔，刚才的油里油气一扫而光，许小涵差点被电倒在地板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嘛！
这时，刚才那个油里油气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哼，肯定不是来修表的，八成是来问路的。”伴随这个声音，从祖母钟背后大大咧咧转出来一只——鹦鹉！
这是一只超大的鹦鹉，可能快赶上小狗了，羽毛鲜艳得把人眼睛都快晃瞎了。它飞到柜台上停下，瞅着三人：“顺便说一句，我叫波普。”
三人都在发愣。
大叔又问一遍：“请问我能为各位做些什么呢？”
俞渔说：“您、您好，您就是谢隆先生吧？”
谢隆点点头，说：“是要问路吗？”
小涵和俞渔习惯性地看向薇拉，薇拉只好硬着头皮开了口，声音打颤：“其实……我们是想了解一下贵店的历史，比如开业时间、故人轶事，等等。”
“哦，”谢隆不慌不忙地说，“我能请教一下各位如此发问的缘由吗？你们在完成某项考察作业吗？此外，不由得我不注意到，贵团队中还有两位外国朋友……”
波普说：“呵呵，外国朋友好。”
薇拉说：“实不相瞒，我们都是记者，嗯，国际记者，负责为中国的读者朋友介绍伦敦，正在寻找一些与众不同的视点。”
谢隆微微一笑——他笑起来真的非常有风度，小涵觉得应该让他而不是什么威廉来当王子——说：“我明白了。那么这一次，你们是想探访伦敦的百年老店对不对？”
小涵闻歌知意，已然激动地叫起来：“这么说，这里果然是百年老店？”
谢隆却不答话，而是手撑柜台继续慢悠悠地问：“告诉我，亲爱的朋友们，伦敦这么大，你们都有哪些采访计划呢？”
“我们有很多计划，但是重点主要放在这些地方：第一，同龄人感兴趣的题材，比如大学啦，流行人物啦；第二，与体育运动相关的题材，毕竟今年伦敦要办奥运会，临近开赛，我们是一定要采访的！”小涵摇头晃脑地说。
谢隆说：“勇气可嘉。可是允许我提醒一下，奥运会只对正规媒体的专业记者开放……”
“我们非常专业！我们每天都收到读者来信！而且，”俞渔打断了谢隆，并指着小涵说，“她与大通讯社资深记者交情匪浅，奥运会期间我们同样可以做到24小时连线，保证从开幕式一直报道到闭幕式！”
“他也认识坐镇一线的重要工作人员，说不定能提供精彩的内幕消息。”小涵一听，赶紧指着俞渔，又指着薇拉，“还有班里成绩第一的本土人士倾力相助，这些都是本团的优势。”
谢隆又笑了：“原来如此，失敬失敬！可是，你们为什么想到采访我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店呢？这既和体育运动无关，也不像是孩子们容易感兴趣的题材啊？”
波普挥挥翅膀说：“可不是呐！”
薇拉说：“其实，我们醉翁之意不在酒。据博物馆的哈德森太太说，福尔摩斯和华生很有可能确实在本街区住过，华生的一部分日记也在旧货市场现身，我们就想、就想……”
“想知道有没有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有幸见过真实福尔摩斯的人，想知道福尔摩斯的身份和工作是确有其事，还是柯南·道尔爵士放大了无数倍的虚构！”小涵补充。
“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谢隆沉吟着，声音渐低，终归于无。先前所忽略的钟表细微的嘀嗒声突然塞满整间小店，仿佛一种催促。他的沉默，显而易见是饱含深意的。三位少年同时屏住了呼吸。
终于，谢隆重新开口：“那么我要说，你们找对了地方。咳咳，祖上和福尔摩斯确有渊源。”
一听这话，三位小记者的血液都沸腾了！
好记者的确是这样的，最初只是些鸡毛蒜皮、人云亦云，渐渐愈发投入，不再满足于表面文章，而是想深入虎穴。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真相”，无限接近真相，他们信奉的是著名战地摄影记者卡帕的话：“拍得不够好，只是因为靠得不够近。”
“愿、愿、愿、愿闻其详。”薇拉结结巴巴地说。
谢隆把波普扫到一边，掀开柜台上的木板踱了出来，说：“正如我所言，这是家百年老店，19世纪末由鄙人曾祖开始经营。当时福尔摩斯和华生就住在数墙之隔的221号，因为就近前来修理钟表而结识，彼此投缘，渐成莫逆。有些上流社会的客户不愿让人看到自己与咨询侦探打交道，为避人耳目，他们常常让马车停靠在本店铺前，佯装来此修表。而事实上，相邻几家的阁楼已全部打通，他们可以从阁楼直接走到221号与福尔摩斯交谈，谈完后再从本店出去，可谓神不知，鬼不觉。后来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再后来电子技术兴起，小店生意每况愈下，入不敷出，只好把大部分房屋让渡给其他商铺，阁楼也被隔成小间，分租给前来伦敦念书的学生们，‘阁楼通道’不复存在。目前我所有的只是这一点小小的空间，实在是愧对祖先。”
随着谢隆的叙述，三位小记者的眼也大了、嘴也开了——这这这，这简直比他们所能预料的还要好！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确作为真人存在过！而这位帅大叔的祖先，岂止是在贝克街头与福尔摩斯擦肩而过，或是在面包店交换过一个不痛不痒的“天气不错啊”这么简单，他们根本就是认识的！不仅认识，还很熟悉！不仅熟悉，他还利用阁楼为福尔摩斯的顾客进行过掩饰！他根本就是个福尔摩斯探案的参与者！
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发现！
等回过神来，父母多年来潜移默化的鼓励终于起作用了，小涵问：“您能否拨冗跟我们详细说说这段往事？此外，有没有任何实物的证据，比如日记、便条、照片来辅佐您所说的这一切呢？”
谢隆立刻就懂了——口说无凭啊！他宽容地一笑，说：“稍等。”他返回柜台，从后墙小门进入私人空间，三分钟后才重新现身，手里捧着一个精制的盒子。
三个脑袋立刻凑上去。盒子打开，现出一只古色古香的怀表，上面的标识显示这是已倒闭的英国老牌钟表制造商乔治·尼尔森的出品。还没来得及进一步端详，谢隆已把怀表翻转过来，只见表壳背面刻着两行字——“赠约翰，M.M.”。
短暂的停顿后，小涵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这是……华生的怀表？”
“正确。”谢隆说，“你一定是福尔摩斯故事的资深读者。华生的第一任妻子是名叫玛丽·摩斯坦（Mary Morstan）的家庭教师，这块表正是她送给华生的礼物。华生非常珍视这块表，故事中常常出现‘我掏出怀表看了一眼’之类的语句。后来怀表出了故障，送到店里来修，可就在修理过程中，玛丽去世了。也许是害怕睹物伤怀，华生始终也没有来拿表。后来世事变迁，华生再婚，福尔摩斯隐居，我的曾祖父去世，这块表便在此保留了下来。可是表盒里一直夹着张纸条，上边写着‘华生，待取’。或许有一天，会有华生医生的后人来取走这块表呢！”
小记者们简直听呆了。薇拉用铅笔在笔记本上飞速写下“华生的怀表”几个字。
俞渔意犹未尽地问道：“还有别的纪念物吗？还有更多故事吗？”
可这时，敲门声再次响起。
门口进来一位弓腰驼背的老婆婆，她包着头巾，身上衣服料子很好，却已非常陈旧。她颤巍巍从臂上挎着的布包里摸出个小座钟来，圆底座，细细的雕花支杆，珍珠钟面，像是从前深闺少女梳妆台上的物件。
“谢隆先生，又来麻烦您了。”老婆婆说。
谢隆弯下腰，冲着老婆婆的耳朵大声说：“普文太太，请稍等片刻，待我送走这几位小朋友。”
说完，他转身对孩子们低声说：“一些从前的老主顾家道中落，不得不把稍值钱的物件拿来变卖，普文太太便是如此。难得他们信任，我唯有竭尽全力，帮他们联系古董商、拍卖行，所得款项悉数交给他们。关于福尔摩斯和华生的资料，我可能还有一些，但不在手边，需要费时寻找，所以今天恐怕只能到此为止了，各位见谅。”
孩子们很懂事地点点头。
薇拉说：“我们已经很感谢您了，谢隆先生。”
波普说：“不存在、不存在。好走好走。”
三人转身离去，店门在他们背后慢慢合上，他们留恋地回头看了一眼，透过门玻璃，正看到普文太太抹着眼角絮叨着什么，而谢隆坐在她身边，默默倾听着。
下午的这一段插曲，使小记者们到达海德公园的时间比计划中晚了许多。结果证明并没耽误事，因为海德公园实在是个没什么惊喜的地方。他们找到了传说中的演讲角。根据英语课本的描述，这应当是个非常精彩的地方，任何人只要跳上块石头，便可以就任何话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围观者众，提问、反驳、辩论皆可，气氛那是相当热烈乃至激烈。可如今，除了一块写有“Speakers'Corner”的牌子还在孤单地提醒着它的过往之外，这个角落已经既没有演讲者也没有听众了。
“不奇怪啊，”俞渔说道，“有了网络，谁还会来这儿发表观点呢？”
他们觉得海德公园索然无味的另一个原因，当然还是贝克街的发现实在太惊喜，直到回程的地铁上，大家仍对和谢隆谈话的一番情形回味不已。
“我们运气太好了，在所有那么多店铺中，偏偏走进了这家钟表修理店。”小涵说，她和薇拉并肩坐着。座位不够多，俞渔只好依在她俩身旁的扶手栏杆上。
“可不是，我们遇到了谢隆先生那么好的人。”薇拉说。
“他对小朋友和老婆婆都同样耐心。”小涵说。
“他是一位真正的绅士。”薇拉说。
一旁的俞渔打断两个女孩子的一唱一和：“等一会儿，我只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把华生的怀表送到福尔摩斯博物馆呢？这是很重要的实物资料啊！”
小涵翻了他一眼：“谢隆先生是个低调的人，不像你这么爱出风头。何况那是华生的表，不是他的表，严格说来他没有权力随便送掉。”
“可是，”俞渔刨根究底，“他为什么又把这些告诉我们了呢？”
“因为他尊老爱幼，支持我们的工作呗！我感觉谢隆先生是个既愤世嫉俗又古道热肠的人，像古书中的隐士，虽怀有秘密却不发一言，只在必要时伸出援手，此乃真正的高风亮节。”小涵说。
俞渔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总觉得还有疑问，但也没再争辩，只淡淡问了句：“他说可能有更多资料，我们有没有必要继续跟进？”
“当然有必要！”小涵和薇拉异口同声地说。
正说到这儿，只听刺啦一阵刺耳的摩擦声，小涵和薇拉像是被人猛推了一把，呼地向左侧车辆前进的方向倒。薇拉撞在小涵身上，小涵撞在扶手栏杆上，左臂生疼。不仅她俩，整个车厢的人都在往前飞，俞渔因为站着的缘故，踉跄好几步，终于没站稳，摔坐在地板上。
“哐当”一下，车停下了。
车厢里炸开了锅，好多人都在忙着爬起来，要不就是捡手机、揉胳膊和怨司机。
俞渔边往回走边说：“这车怎么开的啊！”
小涵和薇拉往车窗外看，车在隧道里，只看见灰扑扑的水泥墙。
这时喇叭里传来司机惊慌失措的声音：“各位乘客，真对不起！刚才有个人突然从列车前方穿过，还是裸奔！我只好紧急刹车！现在他又迅速跑远了！我敢发誓，我没有眼花！”
刚爬起来的乘客们都哈哈笑起来——谁说英国人没有幽默感呢？
薇拉喃喃道：“他一定是喝醉了。”
小涵没好气地说：“早说过伦敦地铁什么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
随后，喇叭里时不时传来对讲机的声音，显然是在汇报和排查，可是也并没有什么人飞速裸奔，因为十分钟后，列车重新启动，载着大伙儿向下一站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