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分
我的同事张晓红博士和花城出版社希望由我来翻译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我欣然从命。虽然手里其他书稿已经忙得够呛，我还是求之不得。为什么呢？因为我和赫伊津哈及《游戏的人》，间接相知已经20来年。20年来，我翻译并研究马歇尔·麦克卢汉及其学派的代表作，屡次读到赫伊津哈其人。比如，麦克卢汉推崇《游戏的人》说：“游戏和娱乐的观念在当代获得了大量新的意义，新意义的源头不仅有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之类的经典著作，还有量子力学。赫伊津哈把游戏理论与一切制度的发展联系起来。”[1]历史学家、文化学家、语文学家、传播学家、休闲学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游戏的人》进行诠释。翻译该书的过程，是一个多角度审视文化史、理解游戏在人类演化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过程，我感觉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正如我十几年前翻译麦克卢汉的感觉一样：消化这本书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我愿意把自己的初步体会和读者做一点交流。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我回头再读麦克卢汉《理解媒介·游戏》那一章，发现两本书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详见下文。
二、兴趣
《游戏的人》国内已经有两个译本。[2]作为第三个译本无疑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为什么要知难而上呢？因为我不但想要推出一个比较好的译本，而且很想借此进一步了解荷兰这个文化大国。这个国家地理面积狭小，对人类思想文化和学术进步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拥有十几位世界级文化巨人，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博学鸿儒就有：人文学者伊拉斯谟、哲学家斯宾诺莎、历史学家威廉·房龙、数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国际法先驱雨果·格劳秀斯、大画家伦勃朗和凡·高等等；现今活跃在国际学术界的比较文学大家杜威·佛克马，中国学人也相当熟悉了。
历史何以成就这样一个文化大国呢？这是我有兴趣长期探索的一个问题。限于我目前的研究，主要是这么两个原因：
（1）1568年荷兰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1581年荷兰共和国诞生，生产力得到解放。工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业、证券业、印刷业的迅猛发展，加上学术自由的政策，荷兰取代法国而成为西欧的学术中心之一。几百年来，由于它社会发展和学术繁荣齐头并进，这个远方的小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
（2）学术中心转向荷兰。16世纪末，由于专制皇权和宗教思想的压迫，法国的大学者们流亡到学术自由的荷兰。从此直到19世纪，荷兰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学术圣地之一。[3]法国启蒙运动的主将和“百科全书”派的许多著作，都是“出口转内销”，先在荷兰印刷出版，然后才偷运回法国的。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印刷品源源不断地走私到法国。法国对出版自由的压制，成全了处在边缘的自由国家的出版自由。在19世纪的法国，对出版审查的逃避，表现在《百科全书》撰写和出版的过程中，反映在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中。”[4]“印刷工人从法国移居到邻国瑞士与荷兰，把书印好后又走私运回法国……荷兰的印刷业取得长足的进展……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地位上升。”[5]“法国的国家干预，使纸张供不应求。与此同时，荷兰通过引进却大大促进了造纸工业。法国的难民推出了批判的文学和哲学，培尔和笛卡儿即在其中。”[6]“从1587年斯卡利杰移居荷兰莱顿那一天起，法兰西共和国的学术霸权就让位给荷兰人了。”[7]“法国一方面限制书的出版，一方面鼓励纸张的生产……给邻国提供生产书籍的物美价廉的原材料，这些书又从邻国走私回法国。”[8]“莱顿大学成为学术和学习的中心，吸引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9]自此，莱顿大学成为世界著名大学，它已经并将继续吸引许多中国学者。
三、其人其书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是荷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他攻读印欧语——日耳曼语语言学，1897年获博士学位。先后在荷兰和德国的莱顿大学、格罗宁根大学、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大学执教，曾任莱顿大学校长；二战期间对法西斯占领者持严厉批判态度，1945年荷兰解放前夕被迫害致死。
他擅长印欧语文学、欧洲文化史、比较语言学和比较文化，代表作有《中世纪的秋天》《游戏的人》《伊拉斯谟传》《明天即将来临》《文明复活的必要条件》《愤怒的世界》《17世纪的荷兰文化》《文化史的任务》《历史的魅力》《痛苦的世界》等。他在世时已经成为欧洲文化史尤其是荷兰文化史的权威。他的著作经久不衰，《中世纪的秋天》和《游戏的人》均曾在国内出版，而且《游戏的人》已经有三个译本问世。他在中国学界的影响还在上升。
1903年，赫伊津哈就开始研究游戏。1933年，在莱顿大学担任校长的年度演说中，他又回答游戏的母题。1938年，《游戏的人》面世，这似乎是第一部从文化学、文化史学视野多角度、多层次研究游戏的专著，分为12章，阐述游戏的性质、意义、定义、观念和功能，阐述游戏与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关系，主要是游戏和神话、仪式、法律、战争、诗歌、知识、哲学、各种艺术门类的关系。除此之外，作者特别关注的是游戏精神在近代西方的衰落。他为此而忧心忡忡，他对战争阴云表示严重的关切，对法西斯破坏国际法游戏规则极端愤慨，他希望人类社会和文化能在游戏中继续成长，而且希望人能学会更好地利用休闲。他把法西斯和政客叫作国际政治的破坏者和“搅局者”，控诉他们对文明的破坏。
在该书结尾前，他发出了这样的警世名言：“于是经过曲折的道路，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游戏成分或缺的情况下，真正的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因为文明的预设条件是对自我的限制和控制，文明不能将自己的倾向和终极的最高目标混为一谈，而是要意识到，文明是圈定在自愿接受的特定范围之内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文明总是要遵守特定游戏规则的，真正的文明总是需要公平的游戏。公平游戏就是游戏条件中表达出来的坚定信念。所以游戏中的欺诈者和搅局人粉碎的是文明本身。”（英文本238页，下同）
该书的深度和广度，可以从目录管窥一豹，作为文化现象的游戏：性质与意义/表现在语言里的游戏观念/发挥教化功能的游戏和竞赛/游戏和法律/游戏与战争/游戏与知识/游戏与诗歌/神话的形成与游戏/哲学中的游戏形式/艺术中的游戏形式/游戏人视野中的西方文明/当代文明中的游戏成分。
这是一本研究文化史的严肃之作，说它是研究休闲学的著作固然不对，但它倡导游戏和严肃并重，不排除嬉戏运动、闲情逸致，还是有道理的。作者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比工作更为可取，实际上它正是一切工作的目的……希腊的自由人不需要为谋生而工作，他们有闲暇在有教育意义的高尚消遣中去追求生活的目的……他们的问题是如何利用闲暇。”
因此，爱挑剔的史丹纳在序言里指出：“休闲问题成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个突出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赫伊津哈的预期。我们陷入了一个新的两难困境，如何分配多余的时间和资源，以便用创造性的、有利于社会的方式去利用闲暇……玩游戏的时候，人处在创造力的巅峰，他完全摆脱了互相仇视的羁绊，他从粗俗的需求中彻底解放出来。”（16页）与此同时，史丹纳又不惜用阿谀之词肯定该书的权威，他说：“赫伊津哈得出了这样一个权威的结论，文明‘决不脱离游戏，它不像脱离母亲子宫的婴儿。文明来自社会的母体，它在游戏中诞生，并且以游戏的面目出现’。”（12页）
史丹纳在序文里从两个层面对赫伊津哈提出批判，实际上，他提出了三种批评。第一种批评是，赫伊津哈混淆高雅和猥琐，对当代文明抱悲观的态度。史丹纳借用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海尔的文章《赫伊津哈责难他的时代》的观点并且指出：“赫伊津哈骨子里是官僚式的知识分子和精英，浸透了资产阶级高雅文化的理想和闲情逸致。他自始至终以挑剔和怀旧的观点来看待文明……他把整个文明当作游戏的观念固然给人启示，却是一种虚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个观念把最高尚的价值即艺术、法律、哲学和文学放置到最猥琐的审美层次上。”（13页）
第二种批评是，赫伊津哈的许多论述缺乏佐证：“赫伊津哈提出的许多佐证都经不起仔细推敲。许多词源的考据是业余水平。”（14页）由于译者不擅欧洲语言，所以我们不敢完全否定史丹纳的指控，说他是毫无根据的；但我们可以提出异议说：赫伊津哈或许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以他印欧语文学家的背景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判断，他的词源考据不会是“业余水平”。
第三种批评是，赫伊津哈没有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心理学的成果：“赫伊津哈对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却采取孤傲的、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使他无法利用心理学的实验成果……他对社会演化的观察太笼统，他使用‘原始’这个范畴太简单。”（14页）
对于这种批评，赫伊津哈在自序里做了令人信服的答辩。原来他是有意识地使用历史学和文化学的方法，尽可能少用甚至避免使用其他的方法：“我所谓的游戏不能理解为生物现象，只能理解为文化现象。我们研究游戏的方法是历史的方法，不是科学的方法。读者将会发现，我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心理学的方法来解释游戏，无论这样的解释是多么重要；我使用了人类学的术语和解释，不过用得相当谨慎，即使不得不引用民族志的材料，我也是尽量少用。”（17页）
他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不能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层次去研究游戏：“我们立即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使在最简单的动物层次上，游戏也不只是纯粹的生理现象和心理反射。它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活动和心理活动的范畴。它有一个意义隽永的功能，也就是说它具有特定的意义。在游戏时，有一种东西在起作用，它超越了生活的眼前需要，它给行为注入了特定的意义。一切的游戏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倘若我们把构成游戏本质的积极原理叫作‘本能’，我们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倘若我们称之为‘心灵”（mind）或‘意志’（will），我们的解释又太过头。无论我们怎么看待游戏吧，游戏都具有特定的意义，这个事实隐含着游戏本身的非物质属性。”（17页）
赫伊津哈把游戏的重要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在自序里说：“本书旨在把游戏的概念整合进文化的观念之中。”他认为，“文明是在游戏之中成长的，是在游戏之中展开的，文明就是游戏。”（17页）
在国内外的多次讲演中，他“抠字眼”，多次纠正东道主用词不当，以杜绝对他讲题的误解：“我的讲题是‘文化固有的游戏成分’（The Play Element of Culture）（着重号系笔者所加，同下），每一次讲演的时候，东道主都想把我的题目改成‘文化里的游戏成分’（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他们把里面的‘of’改成‘in’。每一次我都提出抗辩，并坚持用‘of’。”（17页）
一字之差，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他用“of”的目的是要说明：游戏是文化本质的、固有的、不可或缺的、绝非偶然的成分，游戏就是文明，文明就是游戏。如果改用“in”，游戏的地位就大大降低了：游戏可能是非本质的、非固有的、可以或缺的、偶然的文化因子。游戏在文化里的重要地位，我们将在“中译者序”的“定义和本质”与“功能和地位”里做进一步的讨论。
四、定义和本质
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看游戏。大体上说，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容易把游戏看成生物和人的本能，人类学家倾向于把游戏看成是幼儿学习求生本领的过程，社会学家往往把游戏看成是幼儿社会化的必备条件，历史学家容易把游戏看成是文化发展的动因之一。稍细一点说，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定义往往有以下一些倾向：（1）游戏是过剩生命力的释放；（2）游戏是为了满足“模仿的本能”；（3）游戏仅仅是为了身心放松的“需求”；（4）游戏是幼龄动物为准备应付生活而进行的训练；（5）游戏是为个体学习自我克制所必需的演习；（6）游戏是身心的宣泄，是为了“满足愿望”；（7）游戏是一种虚拟的动作，旨在维持个人价值的某种情感。
赫伊津哈批判“本能说”：“很久以前，席勒就提出了固有的‘游戏本能说’……把阿尔塔米拉的洞穴画归结为胡乱的涂鸦，似乎十分荒谬——如果将其归结为“游戏本能”，那就更荒谬了。”（192页）看来，史丹纳在序文中指责赫伊津哈主张“本能说”，是缺乏依据的。我们不知道他的批评根据何在：“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书提出‘游戏本能’说时，却不加界定。”（14页）
全书多次给游戏下的定义大同小异，但全都能清楚说明游戏的本质、功能、地位和规则。
史丹纳序引用的定义是最重要、最全面的定义：“游戏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活动，游戏呈现明显的秩序，遵循广泛接受的规则，没有时势的必需和物质的功利。游戏的情绪是欢天喜地、热情高涨的，随情景而定，或神圣，或喜庆。兴奋和紧张的情绪伴随着手舞足蹈的动作，欢声笑语、心旷神怡随之而起。”（10页）
赫伊津哈非常强调游戏的特征：“让我们再一次列举游戏固有的特征。游戏活动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有明显的秩序，遵循自愿接受的规则，远离生活必需的范围或物质的功利。游戏的心情或喜不自禁、或热情奔放，游戏的气氛或神圣、或欢庆，视天时地利而定。高扬的紧张情绪是游戏行为的伴侣，欢声笑语和心旷神怡随之而起。”（154页）
另一个定义在47页：“我们觉得，用以下句子来界定游戏的意义似乎是相当不错的：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在特定的时空里进行，遵循自愿接受但绝对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游戏自有其目的，伴有紧张、欢乐的情感，游戏的人具有明确‘不同于’‘平常生活’的自我意识。如果用这样一个定义，游戏这个概念似乎能包容动物、儿童和成人中一切所谓的‘游戏’——力量与技能的较量、创新性游戏、猜谜游戏、舞蹈游戏、各种展览和表演都可以囊括进去。我们可以断言，‘游戏’这个范畴是生活里最重要的范畴。”
这个定义是经过反复论证得出的。
“从一开始，人类社会宏大的原型活动就充满了游戏。以语言为例……每一个抽象的表达背后都隐藏着最大胆的暗喻，每一个暗喻都是词语的游戏……再以神话为例……原始社会举行神圣的典礼、牺牲、献祭和神秘仪式，全都是为了确保世界的安宁，这是真正纯粹精神意义上的游戏……在文明生活中，伟大的本能力量滥觞于神话和仪式：法律和秩序、商业和利润、工艺和艺术、诗歌、智慧和科学全都滥觞于神话和仪式——这一切都扎根在原始游戏的土壤中。”（22～23页）
在接下来的几页里，赫伊津哈依次对游戏概念包含的关键词进行讨论。他说：
既然我们的主题是游戏与文化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必深入研究游戏的各种形式，而是把自己限定在游戏的社会体现形式之内……我们谈论游戏时，不得不说具体的比赛和竞技、表演和展览、舞蹈和音乐、盛装游行、化装舞会、锦标赛等。我们列举的特征有些是游戏的普遍特征，有些仅仅是社会游戏的特征……首先要说的是，一切游戏都是自愿的活动。服从命令的游戏不再是游戏，这样的游戏不过是强制而为的模仿……在这里，我们看到游戏的第一个主要特征：游戏是自愿的，实际上游戏本身就是自愿的。第二个特征和第一个特征关系密切，游戏并非‘平常的’或‘真实的’生活，它步出了‘真实的’生活，进入一个暂时的活动领域，带有它自己的倾向……人的游戏的一切高级形式肯定是属于节日和仪式的领域——这是神圣的领域……在场地和时段两方面，游戏都和‘平常的’生活截然不同。由此可以看到游戏的第三个特征：其隔离性与局限性……游戏有一个起点，到了某一时刻，它就‘戛然止步’，走向自己的终结……比时间局限更加令人瞩目的是游戏在空间范围内的局限……正如游戏和仪式在形式上没有明显的区别一样，‘神圣的场地’和游戏的场地也没有明确的显著的区别。角斗场、牌桌、魔术圈、神庙、舞台、屏幕、网球场、法庭等，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功能上都是游戏场地，是禁止外人涉足的、孤立的，或用藩篱圈定的、神圣化的场地，遵守特定规则的场地……在游戏场地内，一种绝对而独特的秩序居主导地位。在这里，我们看到另一个非常积极的游戏特征：游戏创造秩序，游戏就是秩序……我们用来描绘游戏成分的词语，大都属于审美的范畴；我们描绘审美效应的词语有：紧张、均衡、平衡、反差、变易、化解、冲突的解决等。游戏使我们入迷；游戏“使人神往”“使人神魂颠倒”。游戏具有最崇高的属性，我们能从事物中感受到的属性：节律与和谐……游戏的竞赛性越是强烈，投入游戏的热情就越是高涨。在赌博和竞技运动中，热情就达到巅峰。游戏本身处在善恶判断的范围之外，然而紧张的成分给游戏注入一种伦理价值，因为它是对游戏者技能的考验。游戏是对人的勇气、韧性、才智的考验，最后一种但并非最不重要的考验是对游戏人精神力量即“公平竞赛精神”的考验。尽管他有强烈的欲望去获胜，但他必须遵守游戏的规则……违反规则和不理睬规则的人是“搅局”的人。搅局者并非误入游戏场地去作弊的人；因为作弊的人还要假装玩游戏的样子，表面上看，他还承认那个使人着魔的圈子。奇怪的是，社会对欺骗者的宽容大大超过了对搅局者的宽容。这是因为搅局者把游戏世界砸得粉碎……（23～32页）
以此为基础，赫伊津哈依次考察了神话、仪式、部落争斗、夸富宴、赌博、恶语相向的舌战、法律诉讼、棋类游戏、牌类游戏、古代奥林匹克运动、赛诗、对歌、猜谜、论战、音乐、战争、近代的各种艺术思潮、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等各种社会现象里的游戏精神、游戏成分和游戏表现。
由此可见，赫伊津哈游戏定义里的几个关键词语是：自愿，规则，特定的时空范围，不同于平常生活的自我意识，涵盖动物、成人和儿童的范围，表现为竞赛、碰运气的赌博、舌战等形式。
赫伊津哈的游戏概念和定义有泛化的倾向。史丹纳就此做了概括：“从最广阔的视野和活力来看，游戏几乎在文明行为和社会结构的一切方面‘起作用’。游戏唯一的对立面就是‘非游戏’这个否定范畴。”（10页）
五、功能和地位
游戏太重要了，游戏就是文化、就是文明——赫伊津哈做出这样的论断，史丹纳也肯定了这个论断：“赫伊津哈发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真正的、纯粹的游戏是文明的柱础之一’。”（10页）
赫伊津哈说：“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论断，初始阶段的文明是游戏的文明。文明不像婴儿出自母体，它在文明之中诞生，它就是游戏，且决不会离开游戏。”（198页）
游戏是人类和动物共有的天性，因为动物也要游戏。游戏的历史比文化悠久，游戏并非人类天赋，但文化是人类独有的财富。
赫伊津哈强调游戏的文化功能，提出游戏研究的文化学方法，指出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不足：“我们把游戏当作文化的一种功能来研究，而不是当作动物和儿童身上的一种现象来研究，我们从生物学和心理学停滞不前的地方着手。我们看到，游戏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但早在文化之前，游戏就已经存在了……游戏无处不在，游戏是有别于‘平常’生活的、特色鲜明的一种行为。”（22页）
赫伊津哈区别工匠人（Homo Faber）、智人（Homo Sapiens）和游戏人（Homo Ludens），借以说明人类的三种功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呢？这是因为制造工具的能力并非仅见于人类，一些动物已经会制造简单的工具；因为理智仅见于人类，而游戏却是人类和动物共有的天性。他说：“还有第三种功能是人和动物都有的；和理智与制造工具一样，游戏也是重要的功能。”（17页）
史丹纳似乎也呼应并肯定赫伊津哈的观点：“在赫伊津哈的笔下，游戏成为人的感知能力的决定性特征。游戏人与工匠人比肩而立……也许，游戏人和智人处在同一个层次。”（10页）
赫伊津哈的主张和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观点有相通之处。他肯定古代神话和仪式的功能是天人和谐、国泰民安。作者首先以中国为例：“根据古代中国的民间传说，音乐舞蹈的功能是让世界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让造化向着有益于人的方向前进。一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端赖节庆活动中恰如其分的神圣竞技。如果没有这些庆典，庄稼就不会成熟。”（33页）
接着他沿用伟大的德国人类学家利奥·弗罗贝尼乌斯的论述来展示这个天人和谐的思想：“在远古时代，人首先吸收的观念是动植物的兴衰荣枯，然后才构想出时空的观念，然后才形成岁时节令和日月盈亏的思想。于是，人用神圣戏剧的形式表演存在的伟大进程和秩序，通过表演的手段，在表演的过程中，人以新的形式再现或‘再创造’现实世界，创造再现出来的世界，于是在卫护宇宙秩序中，他就尽了一己之力。”（34～35页）
他认为，在远古时代，诗、歌、舞、乐、神话、仪式、竞赛、争斗等往往是水乳交融的。仅引3段为证：
“按照古人的幻想，世界和万物是众神创造的，是从一个巨人的肢体化生出来的，且这个巨人浩瀚如世界。我们熟悉《梨俱吠陀》和《新埃达》的创生观念。”（159页，可惜作者对中国的盘古创世神话不是很熟悉）
“我曾经围绕一些中世纪的诗人、空想家和神学家的寓言式人物的理想价值，做了比较详细的探讨……（诗意）的形象实在是太丰富了……哲学神学思想深刻的含义，绝对和这些形象捆绑在一起，是密不可分的。”（162页）
“我们发现，游戏是诗歌固有的成分，每一种形式的诗歌和游戏的结构实在是密不可分、水乳交融。同理，游戏和音乐也密不可分，而且是更高层次上的水乳交融。”（182页）
麦克卢汉关于游戏功能、规则、意义的描绘和赫伊津哈有异曲同工之妙。兹摘录《理解媒介·游戏》几段话为佐证：
游戏有助于天人和谐：“游戏是我们心灵生活的戏剧模式，给各种具体的紧张情绪提供发泄的机会。它们是集体的通俗艺术形式，具有严格的程式。古代社会和无文字社会自然把游戏看作活生生的宇宙戏剧模式。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直接扮演这种竞赛的游戏，或者说是直接扮演太阳神争斗的游戏。竞技者绕圆形跑道奔跑时，头上扎着黄带，模仿太阳神驾车一日一周所经过的圆形黄道带。由于游戏和娱乐是宇宙性争斗的戏剧演出形式，观众的角色显然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参与这些仪式使宇宙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10]
游戏对健康生活意义重大：“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游戏，就等于堕入了无意识的、行尸走肉般的昏迷状态。艺术和游戏使我们与常规惯例中的物质压力拉开距离，使我们去做这样的观察和询问。作为大众艺术形式的游戏，给一切人提供了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直接手段。”[11]“有些落后社会或部落猝然转换为工业化、专门化、机械化的形态之后，往往难以设计出运动和游戏之类的矫正剂，以便创造出与这一转化抗衡的力量。这些社会陷入迂腐的泥潭。没有艺术的人，没有游戏这种大众艺术的人，往往像毫无意识的自动机器。”[12]
游戏有一套自愿接受和遵守的规则：“游戏是一架机器。参加游戏的人要一致同意，愿意当一阵子傀儡时，这架机器才能运转……竞赛结果的不确定性，给我们在游戏规则和游戏程序中的死板严格性提供了合理的借口。”[13]
六、游戏的演化
赫伊津哈把游戏的起源追溯到动物世界，肯定了游戏的生物学根源：“在种系发生上，鸟类远离人类，却与人类共有如此之多的游戏特征，这实在是令人惊叹。鸟鹬以舞姿竞技，乌鸦以飞行比赛，园丁鸟装饰鸟巢，燕雀吟唱优美的旋律。由此可见，作为娱乐的竞争和展示并不是起源于文化，而是走在文化之前的。”（67页）
然而，他有别于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游戏的人》全书突出的主题是：游戏首先是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不是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主张的那种刺激——反应现象。
他指出游戏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以游戏的形式出现，文化从发轫之日起就是在游戏中展开的……通过游戏的形式，社会表达它对生活与世界的解释。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游戏转变成了文化，而是说文化在滥觞期就具有游戏的性质，文化在游戏的形态和情绪中展开。在游戏和文化的孪生体中，游戏是第一位的。游戏客观上是可以指认，可以具体界定的。与此相反，文化仅仅是我们靠历史判断给具体的事物附加的术语。（66页）
他欣赏并引用康德的游戏概念：“幻想的游戏“（the play of immagination）”思想的游戏”（the play of ideas）和“宇宙观念的全部的辩证游戏”（the whole dialectical play of cosmological ideas）.（57页）
他把游戏比喻为推进文明的酵母：“游戏因素在整个文化进程中都极其活跃，而且它还产生了许多基本的社会生活形式。上文已经显示，这一点不难证明。游戏性质的竞赛精神，作为一种社会冲动，比文化的历史还要悠久，而且渗透到一切生活领域，就像真正的酵母一样。仪式在神圣的游戏中成长；诗歌在游戏中诞生，以游戏为营养；音乐舞蹈则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表现在宗教竞争的语词和形式之中。战争的规则、高尚生活的习俗，全都建立在游戏模式之上。因此，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论断：初始阶段的文明是游戏的文明。文明不像婴儿出自母体，它在文明之中诞生，它就是游戏，且决不会离开游戏。”（198页）
他这样解析法律里的游戏成分：“法律和游戏活跃的联系，尤其是在古代文化中活跃的联系，可以从三个观点来考察。诉讼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靠运气的游戏、一种竞赛、一种舌战。”（99页）
他揭开神话、诗歌和游戏的三重关系：“我们首先尝试来揭开神话、诗歌和游戏的三重关系。无论神话流传到现在已经变成什么形式，神话始终是诗歌。神话借助意象和幻想，诉说万物起源的故事，它们是古人设想的原始时代发生的事情。神话的意义可能是极其深奥、极其神圣的。它能成功表达的关系，可能是智能的方式绝不可能描述清楚的。在文明那个神话——诗歌阶段，神话的神圣性和神秘性是十分自然的，古人接受神话是绝对虔诚的。虽然如此，有一个问题依然存在：神话是否一直是完全严肃的？我想我们蛮有把握地说，诗歌有多么严肃，神话就有多么严肃。像一切不受逻辑判断和有意识判断束缚的东西一样，神话和诗歌都在游戏的领域里活动。这并不是说，这是一个比较低下的领域，因为游戏色彩浓重的神话可能会翱翔到洞见的高度，也就是理性达不到的高度。”（151页）
他指出诗歌和游戏的契合：“诗歌与游戏的契合不仅是外在的契合；在创造性幻想的结构中，两者的契合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诗性用语的转向、母题的展开、情绪的表达里，总是有一种游戏元素在发挥作用。在神话或抒情诗里，在戏剧或史诗里，在远古传说或现代小说里，作者有意无意的目的都是要造成一种紧张的情绪，使读者着迷，使之欲罢不能。潜隐在一切创造性写作之下的，是一种人的境遇或情绪，是足以把紧张情绪传递给他人的意境。好在这样的情景并不多，这正是两者契合的关键所在。宽泛地说，这样的情景或者产生于冲突，或者产生于爱情，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155页）
他指出诗歌和谜语的关系：“我们可以断言，谜语起初是神圣的游戏。”（133页）“作为一种竞争形式，古代诗歌和古代谜语难以在表面上加以区别。谜语产生智慧，诗歌产生美感。两者都受一套游戏规则的支配，这一套规则限定了思想和象征的范围；两者都有一个预设：圈子里的人要懂得所用的语言。两者的有效性仅仅有赖于各自符合规则的程度。”（156页）
他用游戏概念解释希腊悲剧和戏剧的起源：“悲剧和喜剧都发端于游戏，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雅典戏剧产生于酒神节上的狂欢庆典。稍后，希腊喜剧才成为有意识的文学活动，即使发展到那个阶段，到了阿里斯托芬那个时代，希腊喜剧依然保留许多酒神节狂欢的痕迹。在幕间休息的表演中，合唱队分为两排，交替进退，面向观众，随意挑选出一些观众嘲笑奚落。演出的服装状如男性阳具，合唱队戴着动物面具，这些东西都是远古遗存的特性。”（167页）
他指出严肃性和游戏性的此消彼长，文明越发达，严肃性越是增加，游戏性越是减少：“文明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复杂多样，越来越层层叠压，生产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技术在组织上越来越精致。在这个过程中，古老的文化土壤在重重叠叠的重压下越来越难以呼吸，思想和知识体系、教义、规章制度、道德和常规习俗都失去了和游戏的联系。于是我们说，文明变严肃了，它只给游戏指派一个次要的位置。英雄时代一去而不复返，竞赛的阶段似乎就成了过眼烟云、明日黄花了。”（95～96页）
赫伊津哈悲叹游戏成分的衰减。我们要善于同情地理解他发出哀鸣的历史背景：（1）机械化使人成为“残缺不全”的人，人异化成了非人性的技术——资本大机器上的螺丝钉；（2）休闲时代尚未到来；（3）战争阴云密布，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他说：“18世纪以来，文化里的游戏成分一直在衰减，18世纪是游戏姹紫嫣红的时代。今日之文明再不玩游戏，即使表面上玩游戏的地方，那也是虚假的游戏，我几乎想说，文明正在玩虚假的游戏。”（233页）
他对即将来临的大战忧心忡忡：“国际法体制不再受到承认，不再被当作文化和文明生活的基础来遵守。一旦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国家事实上否定了国际法的约束性质，无论实际上否定还是理论上否定，并且宣称自己的利益和权力是其政治行为的唯一标准，那么，不仅古老游戏精神的最后遗存会荡然无存，而且任何文明的主张也会消失殆尽。到那时，社会就会堕落到野蛮的底层，原始的暴力又将死灰复燃了……由此得出的推论是——一旦游戏精神丧失，文明就会难以为继。”（122页）
他又警告：“作为一种文化功能的争战，总是要预设一些限制性规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争战的游戏性质。只有战争双方把战争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只有双方承认彼此是平等的对手，而且彼此享有平等的权利时，我们才能说，战争是一种文化功能。换言之，战争的游戏概念有赖于它的游戏性质。一旦战争超越了平等对手的范围，一旦不承认对手是人，因而剥夺了对方的人权时；一旦对手被当作野蛮人、魔鬼、异教徒、异端和‘无法无天的野兽’时，战争的性质就截然不同了。”
七、战争里的游戏成分
赫伊津哈最惊世骇俗的论断莫过于战争里的游戏成分，他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游戏就是战斗，战斗就是游戏”。
他说：“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回到古人的思想里去探路……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游戏’一词用来描绘战斗就不能说是有意识的比喻。游戏就是战斗，战斗就是游戏。在能说明游戏和战斗同一性的古文化里，最明显的是《圣经·旧约》提供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下》第2章第14节里，押尼珥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双方各12人上场，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扑倒。所以那地叫作基遍，也就是好汉之地……游戏可能致命，但仍然是游戏，所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游戏和竞赛在概念上是不分家的。”（61页）
另一个例子是希腊战争中的游戏：“在许多希腊花瓶上，我们看见两军对垒的战争带上了游戏的性质，因为陪伴他们作战的有吹笛子的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决斗的人搏斗到你死我活。”（69页）
其他一些例子是中世纪战争中的“骑士风度”：“把战争幻想成为荣誉和美德的高尚游戏的观念，在推动文明发展中始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骑士风度的观念产生于这样的观念，最终出现的国际法也出自这样的观念。在这两个因素中，骑士风度是中世纪伟大的推动力之一，而且虽然骑士风度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遭受到误解，但它还是成了国际法的基础；而国际法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保障之一。”（117页）
总之，他列举了大量的例子，证明战争中的游戏成分，包括“单挑”“叫骂”、尊重对手、礼让三分、讲究仁道、反对不义等例子，尤其是中国古代的例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详见下一节。
八、中国游戏考
赫伊津哈推崇中国古代的游戏精神：“游戏的性质在中国比希腊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几乎每一种活动都呈现出仪式性竞赛的形式，涉水、登山、伐木、采花都表现出游戏的成分。有这样一种典型的传说，一位英雄的王侯以神奇的威力和惊人的壮举征服他的对手，证明他技艺超群、无与伦比。一般地说，比武的结局总是以对手的死亡告终。”（76页）
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统一的词语表示“游戏”的概念。赫伊津哈挑选4个汉语词语进行讨论：玩、争、赛、让。
他说：“我们常常纳入游戏这个范畴之下的许多活动，没有一个统一的汉语单词。最重要的词语是‘玩’，其指涉以儿童游戏为主，但延伸到其他语义范围，却含一些特别的意思：忙碌、喜欢、玩弄、欢闹、揶揄、开玩笑、嘲弄……甚至连赏月也叫‘玩‘……’玩’这个词不用于需要技能的游戏、竞赛、赌博或戏剧表演……凡是和竞赛有关的概念都用‘争’，这个词和希腊语的‘竞赛’对等。除此之外，‘赛’用来指有组织、争奖品的比赛。”（52页）
他注意到中国人在游戏、竞赛和战争中的“礼让”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在中国，为荣誉而进行的竞争也可以倒过来变成礼貌的竞赛。用‘礼让’的精神（字面意思是‘让’人），你能文质彬彬地使对手解除武装，并且使对手也不得不表现出辞让的精神。这种竞相礼让的精神形成了一套仅见于中国的特定程式，不过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能看到类似的礼节。”（87页）
赫伊津哈指出中国古代战争和希腊战争相同的礼仪：“中国古代的诸侯们常常是觥筹交错、以酒为礼，一饮而尽，在饮酒的过程中回忆过去的安宁，宣示相互的敬重。他们以各种方式互相恭维、表达敬意、互赠兵器，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格劳科斯和狄奥墨得斯一样。”（119页）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战争频仍。且不说传说时代的炎黄之战和其他部落战争，姑不论周天子治下的诸侯攻伐，亦不说大一统之前四五百年的战国时代，单就说此后两千年的改朝换代战争、外族入侵的战争、绵延不绝的农民起义，战争的频仍非同寻常。所以中国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懂得战争中的规矩和仁道，所以中国才产生了举世无双的兵法，才产生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血腥的战争中，以各种手段减轻战争损失的“游戏成分”在中国表现得淋漓尽致。“单挑”“叫骂”、尊重对手、礼让三分、讲究仁道、反对不义的例子比比皆是。
最杰出的例子是诸葛亮“借东风”“空城计”“六出岐山”“七擒孟获”等战例。他以战争消灭战争的思想不输今人，但他同时又竭尽全力避免妄动干戈，反对穷兵黩武，“从古知兵非好战”！
赫伊津哈论证了中国古代战争的游戏成分：“根据古代中国文献记载，两军对垒的战斗常常混杂着吹嘘自己、羞辱对方的叫骂，或体谅他人的义举，或恭维对方的赞辞。与其说是刀兵相见的战争，不如说是道德武器的较量，荣誉受到玷污而引起的冲突……所有这些举动都具有特殊的含义，或者是羞辱，或者是玷污，有些还具有非常独特的含义……在另一种战前对骂的例子里，将军策马直抵敌营大门，不动声色地用马鞭默数敌营栅条。”（86页）
他还列举了中国古代战争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显示荣誉第一、面子第一的思想。他说：“至于荣誉本身，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的军事传统竟然和西方中世纪的传统几乎一模一样……秦公和晋公两位贵族安营扎寨。两军对垒，排兵布阵，但不交锋。晚间，秦公派信使赴晋公大营，警告晋军备战：‘两军之内，不乏勇士，明日之战，决一雌雄。’但是晋军方面看到，对方信使目光游移，语气缺乏信心。秦军看来是不战而败了。‘秦军畏我！即将逃亡！快困秦军于江边！我们要打败秦军！’然而，晋军却没有挥师进逼，反而让敌军安全拔营撤退。有人道破了这里的仁义之举：‘不收拾伤亡者，是为不仁！不等约定而战，逼敌蹈入险境，是为不勇。’于是，晋军按兵不动，让敌军从容撤退。”（118～119页）
另一个例子显示了不居功自傲的将军：“一位凯旋而归的将军，以非常得体的谦虚态度，婉言谢绝在战场上给他立纪念碑的建议。‘此乃古代相宜之举，昔之君主，德高望重、替天行道，吊民伐罪而昭告天下。今天下无罪人，唯有诸侯忠于天子者，不惜战死耳。立碑纪之，岂有此理？’”（119页）
这使人想起宋襄公与楚国泓水之战时礼让三分的仁义之举：楚军渡河前，部下鼓吹乘机进攻，宋襄公说：乘人不备而击，是为不仁。楚军渡河，部下又劝他抓紧最后的时机，宋襄公却责备部下说，此亦为不仁，因为人家还没有排兵布阵。结果，楚军大胜，宋襄公本人因受伤而大败。
现代人可以批评宋襄公迂腐，说他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但是我们要知道，古代战争有古代战争的规矩，现代战争有现代战争的规矩。虽然那时的周天子已被架空，社会已经礼崩乐坏，周朝的规矩已经不灵，但其影响依然存在，所以宋襄公才会讲究君子之德。虽然现代战争更加残酷，但现代战争也受到人道主义、国际法和红十字精神的约束。
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也证明了战争中的游戏成分。他转述了部落岛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每隔一二周，他们就与宿敌在一个惯用的战场上安排一次形式化的战斗。和‘文明’国家灾难性的冲突相比较，这些打闹似乎是一种危险的户外运动，而不是名副其实的战争。每一场战斗都只进行一天，总是在夜幕降临前收兵回营（因为晚上闹鬼、有危险），或者是天下雨时就偃旗息鼓（谁也不想把头发和装饰品弄湿）。勇士们有百发百中的本事，因为他们自幼年时起就开始学打仗玩……这场流血冲突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找不到进行战争的任何常规的理由，没有领土的得失，没有商品或俘虏的劫掠……他们之所以打仗，是因为他们热心打仗、喜欢打仗，因为对他们而言，打仗完全是人的一种重要功能，因为他们觉得必须靠打仗来安慰战死同伴的鬼魂。”[14]
九、战争与休闲
战争与休闲显然是处在对立的两极。但是祸兮福之所倚的辩证思想能使我们看到矛盾的转化。战争是血腥的，且多半是浩劫；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尤其是在古代仪式化的争斗中，战争又带有一丝游戏的成分。赫伊津哈证明，严肃和游戏是相对的，他消解了两者的对立：“我们不能认为严肃退化并降低到游戏的水平，也不能认为游戏升华到严肃的层次。比较准确地说应该是——在文明演进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两种精神生活的分化，我们分别称之为游戏和严肃；起初，这两种精神生活是一个连绵不断的精神媒介，文明就是从中兴起的。”（133页）
严肃的神话、仪式、巫术可能是游戏，希腊神话不是有那么多“乱伦”吗？另一方面，游戏又可能是极其严肃的，君不见围棋手极其严肃、不苟言笑的搏杀吗？
赫伊津哈是幸福的，他看透了游戏和休闲在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他又是不幸的，本书出版不久，在学术生命最旺盛的时候，他就被德国占领军软禁而不幸遇难。战争的浩劫给人类前途罩上浓重的阴霾，使他哀叹近代以来游戏精神的失落。
历史证明，战争既是人类的浩劫，也是科学技术的巨大推进力量。战争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体育运动和股市里泛化的军事术语。翻一翻报纸的体育版、听一听广播里的体育节目、看一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那些血淋淋的术语对受众进行密集的轰炸，但它们显然已经失去震撼惊悚的效果，血淋淋的术语并不能使人恐惧，反而使人兴奋激越。有人说，激烈的体育竞技是战争的替代品，可以让敌对双方的情绪得到宣泄，可以给爆炸性的局势拆掉引信；奥运会期间交战双方的停火，并不罕见。看来，赫伊津哈所论战争与游戏的关系，的确有一定的道理。
刘英凯教授撰文《股市语中军事语泛化的多维分析》，从几个侧面印证了战争对日常用语、专业用语、经济生活的影响。文章从四个方面批评了股市中军事用语过度使用的问题。[15]但他并没有考虑军事语泛化的游戏本质。实际上，他的文章无意间印证了赫伊津哈的观点：战争包含着游戏成分。也许，读过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之后，他能以更加宽容和同情的态度去理解股市和体育运动里军事术语的泛滥吧？
《游戏的人》提出了休闲的问题，但来不及展开。在战争阴云的笼罩下，作者恐怕没有心绪展开讨论，且1933年的世界还没有跨入休闲时代。即使这样，史丹纳的序文也充分肯定了该书的休闲价值：“那温文尔雅的人性，那色彩斑斓的学问，那好学深思的精神，都是很值得一读的……他的‘文化游戏’理论的价值也魅力如故。休闲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个突出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赫伊津哈的预期。”（16页）
新千年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旋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休闲。在相对祥和的气氛中，休闲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提上了重要的日程，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文明的果实。正当我写本序的过程中，发生了几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五一黄金周出游的人数又创纪录；北京举行第五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几十个国家的艺术家聚首北京，普通市民饱尝世界各国的艺术大餐；世界首届休闲博览会在中国杭州举行，为期半年。我又读到几个有趣的数字：人均收入1000美元时，休闲时代正式起步；中国已经成为第5旅游大国，2005年全国入境旅游达到1.2亿人次，旅游创汇29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8%；国内旅游达到12.1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0%。今天，我用“休闲”这个关键词搜索所得的结果是：Google一亿二千余万条，百度二千余万条。
更加有趣的是，世界休闲理事会决定由中国承办世界首届休闲博览会；2002年7月通过的世界休闲理事会宪章，短小精悍，共8条，仅500字，但它把休闲的重要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一条就规定休闲是基本人权。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这8个条文中竟然有6条规定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只有一条是针对教育机构的义务。由此看来，休闲不是富人的专利，而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政府和社会有责任确保每个公民享受休闲，感到幸福。
《游戏的人》问世已经快70年，赫伊津哈去世已经60余年。值此第三个译本问世的机会，我想从两个方面争取成为“游戏的人”：一是在学问的庙堂中寻求逍遥，二是在美好的旅游中享受休闲。
何道宽
2006年5月5日
注释
[1]《麦克卢汉如是说》，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30页。
[2]《游戏的人》，约翰·赫伊津哈著，多人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人，游戏者》，胡伊津哈著，成穷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3]《传播的偏向》，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9页。
[4]《传播的偏向》，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20～21页。
[5]同上，43～44页。
[6]同上，44页。
[7]《帝国与传播》，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58页。
[8]同上，159页。
[9]同上页。
[10]《理解媒介》，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293页。
[11]《理解媒介》，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293页。
[12]同上，299页。
[13]同上，295页。
[14]《理解媒介》，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292页。
[15]《股市语中军事语泛化的多维分析》，刘英凯、钟尚离，《深圳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