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先古史的研究，一是靠对文献记载的精研细求，再就是靠地下考古发掘实物对文献记载的证实、纠误和补新。人们过去对炎黄文化的研究，由于地下文物考古发现太少，所以大多是靠对古文献记载的史料，包括传说性质的神话故事的阐释、推论、研发。但随着各地考古工作卓有成效的开展，地下各类史前文化遗址实物的不断发掘出土，不少古文化遗址已可作为我们研究炎黄文化的历史支撑点。本文仅就炎帝神农时代的文献记载与现已发掘的古文化遗址实物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炎帝神农名号的形成
炎帝神农是海内外炎黄子孙所公认的我国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杰出首领，与传说中的黄帝轩辕齐名，共同被尊崇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根据文献记载，“神农氏”作为原始氏族部落首领或古帝的名号，最早见于《周易》书中。《周易·系辞下》说：“包牺氏（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这里记载了由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的历史排列顺序，说明了神农氏是继伏羲氏之后，而在黄帝轩辕氏之前的一个历史时代。
三国时期吴人韦昭注引贾侍中曰：“炎帝，神农也。”指出炎帝就是神农。《世本·帝系篇》也说：“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
战国中后期，儒家、墨家宣扬“二帝（尧、舜）三王（禹、汤、周文王）”。“五帝”说则由《易·系辞》和《战国策·赵策》提出，为包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吕氏春秋·十二纪》提出另一种“五帝”说，为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战国后期诸子提出有巢、燧人、伏羲、神农四氏，均在黄帝之前。这四位具有象征性名字的神，代表着中国祖先所经历的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四个阶段。
战国末期的《帝系》，把此前所有主要神话人物和古代各祖先神灵，都加以历史化，编排成一个统一的有血缘关系的古史世系。这一世系是民族大融合的客观反映，标志着统一的华夏民族已经形成。
《汉书·律历志》所载《世经》，按五德相生顺序编排的帝王系统为：太昊庖牺（伏羲）氏—共工—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挚—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伯禹夏后氏—商汤—周文王、武王—秦伯—汉高祖皇帝。这一系统为后世历朝历代所接受认可，其中夏代以上皆属传说时期。“炎帝神农氏”名号及在传说古帝中的次序，大体确定下来。
二、炎帝神农时代
十九世纪著名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摩尔根把古代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蒙昧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也即以采集天然食物为主的时期，经历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其中弓箭的发明是人类进入蒙昧时代高级阶段的标志。蒙昧时代即考古学所称旧石器时代与中石器时代，大约经历了二三百万年的时间。野蛮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始于制陶术的发明，终于文字的出现，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至金属器时代初期，也经历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高度评价、援用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指出野蛮时代也即人类学会经营农业和畜牧业的时期，其上限为氏族制度的全盛期，下限为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和阶级社会的形成，随后人类进入以文字出现为标志的文明时代。
在中国古文献典藉中所记载的有关我国远古人类社会发展的时期却有不同的叫法，即：“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时期。“有巢氏”时期，“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食橡栗，暮栖树上”。（《庄子·盗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不胜禽兽蛇虺”，于是，“构木为巢，以避群害”（《韩非子·五蠹》）。这一时期是指人类刚从猿人进化而来不久，“冬则居营窟（用土垒成的洞穴），夏则居巢（用柴草堆集而成的巢）”（《礼记·礼运》），仍保留着巢穴生活习惯；“燧人氏”时期，由于“人类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礼记·礼运》），导致“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韩非子·五蠹》）。于是，出现了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民熟食。所谓“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以后有圣人出来，利用火并得到火的好处）”（《礼记·礼运》》）；伏羲氏时期，“作结绳而为网罟（网），以田（打猎）以渔”（《易·系辞下》），“作网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庖牺（伏羲）氏”（《汉书·律历志》引《帝王世纪》）。伏羲氏以田以渔，说明先民们已从采集经济阶段，发展到狩猎经济阶段。人们已经不单纯依赖自然界的赐予，而是主动向大自然取得生活资料了。传说伏羲与女娲原为兄妹，后结婚生子。表明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已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类第一种家庭形式，即进入到“血缘家庭”阶段；神农氏时期，《易·系辞下》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表明神农氏时期，我国古代社会已由狩猎经济阶段，进入到农耕经济阶段，人们定居在氏族聚落里，运用较为精制的石质工具和木质工具，耕种田地。这一时期属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属恩格斯所说的野蛮时期的后期阶段。
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炎帝神农时代的文明成果是相当了不起的。其主要之点就是从渔猎经济进入农耕经济时期。《逸周书》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钅且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管子·形势》说：“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拾遗记》说：“（炎帝神农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庄子·盗跖》说；“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商君书·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之宜燥湿肥硗高下。”贾谊《新书》说：“神农以为走禽难以久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实，察咸苦之味，教民食谷。”以上关于神农教民农耕的记载，说明我国原始先民从渔猎经济发展到农耕经济。“神农氏”之所以称为“神农”，是先民们为纪念神农发明农业的伟大功绩而给予他的尊号。
从采集经济、狩猎经济发展到农耕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采集经济的特点是野外有什么就采集什么，如遇冰雪复盖的冬天或洪水天旱等自然灾害，人们只好挨饿致死。狩猎经济时期人们虽然学会了主动获取食物，但狩猎是否有收获，同样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生活来源仍无保障。社会发展到了农耕经济时期，人们学会了利用土地种植粮食，过着聚落定居生活，普遍使用农耕工具；同时：畜牧业也发展起来，生活来源有了较为可靠的保障，这就大大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炎帝神农时代的再一个伟大贡献是“发明”了医药，利用草药为民治病。《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搜神记》说：“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大约成书于战国西汉时期的一部药学经典，也是以神农命名，叫做《神农本草》，表明了先民对神农在医药学上所作贡献的尊崇。到了黄帝轩辕氏时代，中医药又有了新的发展。炎、黄二帝皆为中华医药的开创者。
炎帝神农时代，由于农业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并有了稳定的发展，也为开展物质交换的集市贸易创造了条件。《易·系辞下》说神农时代“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种以有易无的集市贸易方式的形成，无疑对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又是一个大的促进。在远离炎帝神农时代五六千年以后的今天，少数欠发达地区农村或山区，仍然保留着“日中为市”的贸易传统。
炎帝神农时代还产生了乐器和音乐。桓谭《新论》说：“昔神农氏继宓牺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又说“神农氏为琴七弦，足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说明乐器和音乐的出现，与人们对神灵的祈祷、祭拜等礼仪迷信活动有关，也说明炎帝神农时代人们物质生活得到一定满足之后，人们在精神生活方面的文化娱乐活动需求，也有了发展。
炎帝神农氏时代以后，历史继续发展到黄帝轩辕氏时代，人类文明程度继续提高，智力开发越来越快，纺织、舟车、弓矢、服牛乘马作驾、穿井、作杵臼、作甲子、占日月、算数、调历、造律吕、笙竽、医药、文字等都相继问世。社会也由炎帝神农时代“刑政不用”、“甲兵不起”的原始社会，发展到“内行刀锯（酷刑）”、“外用甲兵（战争）”的黄帝时期，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文明时期。
三、考古文化遗址的发掘证实了炎帝神农时代文明成果的辉煌
建国后，考古部门在各地发掘了大批的史前文化遗址。从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遗留物，展示了中华民族先民们创造的中华文明史；特别是在长江、黄河流域交汇的鄂西北江汉地域和豫西南的南阳盆地两大文化系统发掘了如河南下王岗、龙山、石家河、何寨茨岗、八里岗和湖北大溪文化油子岭、枣阳雕龙碑、京山屈家岭、随州西花园、宜城曹家楼、钟祥六台、边畈、襄阳三步二道桥等十余处史前文化遗址，这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和融合正是南北中介地带交流、融合、创新、发展的特征。正如石兴邦教授所正确评价的：第一是文化的独特和复杂性；第二是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性；第三是文化渊源的双重性……正是这些不同的文化遗址，展示了中华文明发展史，从而揭开了炎黄时代曾有的文明成果的辉煌。这些文化遗址是距今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农耕经济阶段氏族聚落遗址。这些遗址所反映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与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炎帝神农时代的传说是一致的。这些文化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炎帝神农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我认为，在这批文化遗址中，全面综合分析比较，最具炎帝神农时代典型性的当是位于湖北省枣阳市雕龙碑文化遗址。现存遗址总面积约五万平方米。自1990至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在这里进行过五次发掘在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距今6300年（上限）至4800年（下限）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里，在文化堆积厚度达2.5米的文化层中，上下叠压着三个不同时期的房屋建筑基址21座，贮藏窖穴75座，土坑竖穴墓133座，氏族公共墓地2处，儿童瓮棺葬63座，动物葬23座，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等遗物4000余件。
枣阳雕龙碑文化遗址与古文献记载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故里随州烈山，相距只有70多公里，同处于“随枣走廊”之内，其地域关系十分密切。
不仅枣阳雕龙碑文化遗址的年代与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时代相符，而且前面所述，所有发掘的雕龙碑周边其它如西花园、屈家岭、八里岗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年代，其文化性质也大体上都与雕龙碑文化遗址相同或基本相同。
雕龙碑文化遗址发掘出土的农业工具、粮食种类与炎帝神农时期“发明”的耒耜，播种五谷的传说相符。在出土的3000多件工具中，有一批较为精致的石质工具，如石犁、石斧、石铲、石锄、石镰、石镢、石锛、石矛、石凿等，这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器物。还有大量的陶纺轮、石纺轮、骨镞、骨锥、蚌器等。纺织工具出土量大，反映了这一时期纺织业普遍得到发展的事实。遗址发现了大量的水稻颗粒和稻壳，大型陶瓮、陶罐中贮存着大量的粟、黍类粮食。这种根据土地的肥瘠、水源的不同，而因地制宜兼种水旱作物的作法，正是“神农教民播种五谷，相土之宜燥湿肥硗高下”的生动写照。
炎帝神农氏发明制陶术的传说，也在这里得到证实。雕龙碑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彩陶用具，包括炊具、饮食用具、葬具、贮藏容器等，烧制的火候高，硬度大，质量好。我们襄樊炎黄文化研究会随着发掘报告出版的同时，而另外又单就精湛的陶器专门出版了《雕龙碑史前彩陶》一书，获得海内外专家好评。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教授高度评价说“《雕龙碑史前彩陶》出版是全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中的一个创举，值得重视和推广”。这是当时粮食产量稳定，生活有保障，定居聚落长期稳定，才有可能出现的不断改进生产工艺的现象。
雕龙碑文化遗址最引入注目的是群居房屋建造技艺水平高出同时代其它文化遗址，且达到民居文化的新阶段。这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更是绝世奇观。部分民居建筑整体有多套间，最大有七套间，多达100多平方米的建筑群；每道工序在建筑材料选择加工、结构发明创造和施工技艺，达到了和谐适度、坚固耐久、舒适美观、一举多得的效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雕龙碑先民“智慧高超、技艺精湛”规范化房屋建筑与现代某些居民相比并没有多大区别。雕龙碑三期民居建筑格局发展变化，石灰建材及优于石灰性质与类似“水泥”类型的混凝土的应用，推拉门的发明创造等等，不仅解决了家族人口增长的需要空间，提高了住房建筑的质量和发展速度，而且大大增强了安全感与和谐审美的效果；特别是使用火烧而建造的赤色房屋建筑更是令人惊叹。这种房屋在施工过程中，室内全部使用了火的工艺。地面用火烧烤，使它结成坚硬的表层，达到今日水泥地面的使用效果；墙体用木条作骨架，再用稻草、稻谷壳与水、土拌和成草泥涂抹于木骨架外层，经火烧烤成红色墙壁；屋顶檩、椽涂抹泥层后，仍经火烧烤，使整个房屋通体经火烧烤成一个整体。火候均匀适度，坚固耐用，防水防潮，经过五千多年的自然侵蚀，至今仍能观其原貌。这是人类“发明”火并善于运用火为人类造福的一个创举。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标志，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它负载着“使用火的信息”、“建筑史和建筑材料的信息”、“经济信息”和“社会形态信息”等多种文化信息。它“把中国史前居民建筑提高到了一个崭新阶段，成为考古学、建筑史学界注目的焦点，是我国乃至世界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弥足珍贵”。雕龙碑文化遗址如此众多而重大的发明创造，足以让我们这样自豪地宣称：“枣阳雕龙碑文化遗址—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座丰碑。”
在出土文物中，还发现有保存较好的桃核。对照文献记载，古人有桃崇拜，认为桃是一种神圣的植物，具有驱邪治病作用。还发现具有药用价值的粮食作物黍。《史记·补三皇本纪》说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这些记载与雕龙碑文化遗址发现基本一致。医药治病、保护健康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需要。医药是农耕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炎帝神农氏作为农耕经济时代的氏族部落首领或象征性的代表，其名号由来均与其创造发明为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有关。例如炎帝名号，就是一方面反映了他是南方的帝王，而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他善于创造性的用火为人类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诸如用火焚烧山林荒地扩大耕地面积、驱赶野兽、烧造住房、制陶、做饭、取暖等等。
位于中国中部、地处南北交通要道的雕龙碑文化遗址具有明显的兼容、创新发展的特征。从出土文物发现，在六千多年前的一期文物遗存中，发现有仰韶文化类型特征；在雕龙碑文化遗址二期文物中，发现南方大溪文化遗物；三期偏晚文物中发现有屈家岭文化早期遗物。这些来自南北文化的遗物，无疑是相互交往，物物交换，相互影响的结果。《易·系辞下》所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情景，在雕龙碑文化遗址中得到印证，也充分证明雕龙碑文化与仰韶文化、大溪文化等都是史前比较先进的文化遗址。
炎帝神农历来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他开创的中华文明史，过去多停留在文献记载和传说上，而雕龙碑等各地文化遗址的发现，却从实物上揭示了我国原始社会炎帝神农时代曾有过的辉煌。
四、初探神农时代与古文化遗址关系的启示
经过对神农时代与古文化遗址关系的初探，对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对我们启示最大和感受最深的是，在对历史研究上，特别是对先古史的研究中，除了要对古文献记载加以重视，加以精研细求之外，还特别要重视地下考古发现，要特别重视对地下考古发现实物的精研细思。因为实践证明，考古发掘出的地下实物，对于文献记载和传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印证作用。也就是说考古发掘出的地下文物，对古文献记载和一些传说有验证作用。古文献记载和一些传说，如果与考古发掘出的实物相吻合，那就证明古文献记载和这些传说是正确的，否则就是不正确的。其二，纠误作用。也就是说考古发掘的地下文物对古文献记载和一些传说的偏误可以起到纠正作用。其三，补新作用。也就是说对于古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史料、史实，考古地下发掘的地下文物可以起到补遗、添新、充实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定要重视对考古发掘出的文物的研究，一定要重视对古文化遗址的保护和研究，决不能一头钻在故纸堆里，只重视对古文献记载的研究而轻视对地下考古文物和古文化遗址的研究。（附注：本文考古资料援引《枣阳雕龙碑》、《雕龙碑史前彩陶》等有关遗址发掘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