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最大的支流是渭河。渭河主要横亘在古老的关中地区，滋润着八百里秦川。渭河下游地区为周秦汉唐国都之所在，而在渭河上游地区，尤其是今甘陕交界的天水与宝鸡地区，不但是周族的发祥地，也是文献记载的人文始祖伏羲、炎帝、黄帝的部族的起源地。因此在构建中华民族文化新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地区历史文化的原生性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关于伏羲族早期居地的分析
伏羲是传说时代最为古老的部族。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其中“三皇”有诸多说法。《风俗通义》、《拾遗记》，以及《礼稽命征》、《春秋元命包》、《春秋运斗枢》、《孝经授神契》等均将伏羲位列“三皇之首”，《汉书·古今人表》则将伏羲列在古代最具圣人级的“上上圣人”之首，因此伏羲在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中的原点性勿庸置疑。
关于伏羲的早期事迹，文献有多种记载。《史记·补三皇本纪》：“太暤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牺。”《飞路史·后纪一》罗萍注引《宝椟记》：“帝女游于华胥之渊，感蛇而孕，十三年生庖牺。”《帝王世纪》：“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遁甲开山图》：“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这里涉及两个关键地名：雷泽与成纪。雷泽，为伏羲之母族的活动地，最少有一种说法，其地在今濮阳，即今河南与山东交汇处。如《水经注·瓠子河》：“瓠河又左经雷泽北，其泽薮在大成阳县故城北十余里，昔华胥履大迹处。其陂东西二十八里，南北一十五里。”《括地志》：“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北）郭外西北。”因此，濮阳雷泽说得到了有些专家的认可。但是，有关濮阳雷泽说有二个问题并没有明确，一是文献中没有明确这里为华胥氏居住地，或者没有说为华胥怀孕之处；二是伏羲生地在成纪，没有文献明确记载濮阳雷泽有成纪。而且在当地的方志中，并没有明确将濮阳雷泽与伏羲联系在一块，也就是说，在当地并没有与伏羲有关的深厚的文化积淀。
但是在甘肃天水有关“成纪”之地，较早见于相关文献。如《后汉书·郡国志》：“成纪，古帝庖牺氏所生之地。”《水经注·渭水》：“瓦亭又南，左与成纪水合，水导源西北当亭川，东流出破石峡，津流遂断，故渎东经成纪县故城东，帝太暤庖牺所生之处也，汉以属天水郡，王莽之阿阳郡治也。”《元和郡县图志》：“成纪县，本汉旧县，属天水。伏羲氏曰华胥，履大人迹，生伏羲于成纪，即此丘也。”成纪在天水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在天水附近有“葫芦河”，为渭水上游的-条支流，发源于宁夏西吉县，向南流经秦安安伏、叶堡和兴国，即由宁夏西吉县、隆德县，经甘肃静宁县、庄浪县、秦安县，在天水市北道区三阳川汇入渭河。葫芦河即古代瓦亭水，之所以称为葫芦河，“这和这条河两岸自古种植葫芦崇拜伏羲的风俗习惯有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许多地名都与伏羲有关，如伏家湾、伏家河、伏家峡、伏家梁等，不仅有伏氏居住，而且也自认为是伏羲氏的后裔。这里早在汉代以前便有成纪之名，汉代已正式设立“成纪县”，“清道光《秦安县志》称汉置成纪在静宁县的治平川，称为‘治平成纪’。在今秦安县魏店乡的魏店河。大体而言，治平成纪在今秦安县陇城镇与魏店乡一带。南北朝时期，北周沿用汉置‘成纪’之名，将县治移至今秦安县北面15公里郭嘉河谷的显亲川，称‘显亲成纪’。唐大中年间，成纪县移治秦州，称为‘秦州成纪’，治址在今天水市秦州区。如以古城纪为伏羲生地，大体上在今秦安县陇城镇一带。”天水还有伏羲庙、伏羲画卦台等遗存，可以说这里应该为伏羲文化的发祥地，也即“羲皇故里”。据研究，“今蓝田县是伏羲、女娲之母亲华胥氏的故里，有华胥镇、华胥渚等地名，还有三皇祠。如果这里确为华胥氏的故乡，伏羲生于成纪在天水之说，当有更为充分的道理了。
二、关于炎帝族早期居地的分析
炎帝亦为“三皇”之一，在诸多文献记载中，其地位仅次于伏羲，而且也是《汉书·古今人表》中所标列的第二个“上上圣人”。但是，炎帝与黄帝的结盟，为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便有“炎黄二帝”均为中华人文始祖之说，中华儿女又称“炎黄子孙”。从这个角度看，炎帝对当代人群的影响力，甚或超过了伏羲。关于炎帝神农氏的起源地。《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新书·制不定》：“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这些反映炎、黄二帝有着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因此他们最早的居地，即发祥地亦应相去不远。《竹书纪年》：炎帝“育于姜水，故以姜为姓”。《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虫乔氏之妇，名女登，为少典正妃。游于华山之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史记·补三皇本纪》：炎帝“长于姜水，因以为姓”。值得注意的是，炎帝诞生的传说中，也有“华山之阳”之说，也就是说其母族，也与伏羲母族华胥氏的居地十分接近。《太平御览》卷七二一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因此，姜水为炎帝神农氏的早期居地，在古籍中得到较多的认同。
有关姜水的地望，亦见于有关文献。如《水经注·渭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在这里，姜水明显为渭水的一个支流，而且在这里以姜为水名，为城名。明清时期的《大明一统志》、《凤翔府志》、《宝鸡县志》均确指姜水为今宝鸡市区渭河南的清姜河，而姜氏城则为今之姜城堡。徐旭生先生在他的经典著作中，专门谈到姜水及相关遗存的情况，他说：“现在宝鸡县城南门外就临着渭水，过渭水南一二里，在黄土原边上有一村，叫作姜城堡。堡西有一小水，从秦岭中流出，叫作清姜河。堡的东面约一里地的光景有一个很大的神农庙，庙前有一个泉，叫作九圣泉，俗传为神农皇帝洗三的地方。这一个姜城堡，《宝鸡县志》说它就是《水经注》所说的姜氏城，实则宝鸡与岐山，虽属邻县，而宝鸡在西，岐山在东，相距将近百里。并且，姜氏城在渭水北，《水经注》中说得很清楚，姜城堡在渭水南，而渭水在这百里内全在原中间走，没有改道的可能。然则姜城堡与姜氏城虽有二个字的相同，一定不能是一个地方。虽然如此，姜城堡附近都有很好的彩陶遗址，在我国历史的黎明时期就有人居住。毫无疑问，姜城堡与清姜河的名字，以及特别的神农庙，全像是渊源有自，并非后人的臆造。”徐旭生在这里对相关的地名与遗存进行了非常慎重的分析，应该说这种分析是十分合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的民间，还保留有“燔柴祭天”、“祭炎”、“崇火”、“尚红”等等民间习俗。传说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一是炎帝诞生日，七月初七为炎帝的忌日，当地都要举行规模浩大的祭炎活动。这里所保存的“崇火”、“尚红”等习俗与炎帝都有着十分明显的联系。因此，宝鸡地区作为炎帝故里，有着重要的学术支撑与民间积淀。
三、关于黄帝族早期居地的分析
黄帝是中华人文始祖，而且是五帝之首，这在司马迁写《史记·五帝本纪》时，从题目上已告知的十分明白。黄帝自然也是《汉书·古今人表》所书的“上上圣人”，依时间顺序，排列在伏羲与炎帝之后。
关于黄帝的早期居地。除前引《国语·晋语》：“黄帝以姬水成”外，《汉书人表考》卷一：黄帝“姬姓，少典之子。少典娶有虫乔氏，名附宝，感大电绕枢，孕二十五月，以戊巳日生黄帝于天水”。这里将黄帝与天水直接联在一块。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专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史记》索隐：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关于轩辕之丘，文献多以为在河南新郑。如《史记》索隐：“有熊，河南新郑是也。”《元和郡县志》：“新郑县，……本有熊之域，又为祝融之墟，于周为郑武公之国都。”《舆地广纪》：“新郑县，古有熊国，黄帝所都也。”而有熊国都之轩辕丘在当地文献中，不但有较多的记载，并为不少学者所认可。因此，新郑为黄帝发迹，成就大业之地，也即黄帝鼎盛时期的政治中心。但是轩辕丘，在文献中并不止一处，如《山海经·西次山经》：“玉山，西王母所居也，……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淮南子》注引云：“轩辕丘在西方。”而《山海经·海外西经》还有“轩辕之国”，该书《大荒西经》也提到“轩辕之台”。而引《水经注》则云：“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毕沅认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许顺湛先生在肯定新郑的轩辕丘，为黄帝都于有熊而居的轩辕丘的同时，对天水的轩辕丘也有了一个合理的分析，他认为：“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黄帝早期建立轩辕国，居轩辕丘，后来迁到有熊把轩辕丘的地名也过来了，并在此建国立都创业。还有一种可能，即黄帝先在东方建国创业，后来有一支迁到天水并且建立了轩辕国，把轩辕丘的地名带去，因为没有较大的事迹，在后代的史书上泯灭了。因此，两个轩辕丘在我们认识上可以暂时并存。究竟那个轩辕丘谁早谁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新郑与黄帝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关于在渭水上游的姜、姬之水，以及相关的二帝的亲缘关系的文献记载，也是较有有价值的。关于姬水的地望，一般认为在今宝鸡境内的由麟游流出而南流入渭河的漆水河。何光岳先生认为：“黄帝轩辕氏所居地为姬水，以姬为姓。姬与岐同音，即今陕西岐山县南横水河。而神农氏所居的姜水则在今宝鸡市南七里姜水城，今名姜城堡。城南有姜水，相传神农氏妃有乔氏曾居住于此。则姬水、姜水相邻，正合炎黄双胞族之说。”他认为清代的秦州有寿山，有轩辕谷、轩辕溪，这里应是黄帝轩辕氏的早期居地，其东不远有岐山、姬水，北邻清水县有羌水，出羌谷，也即神农氏的最早居地。因此就目前的文献资料分析，渭水上游的天宝地区在中华人文的早期历史与源头上，的确有着原点的意义。
四、史前文化的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对接的讨论与价值
渭水上游的天水—宝鸡地区，属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与秦岭山地的接壤部，实际上也处于内陆农耕地区与西北牧猎地区的接合部。这里既有黄土高原的深厚，又有平原地区的富庶，既有着牧猎地区习风，又有着农耕文化的传统。从地理与环境的角度而言，有着许多地方所不具备的优势。
考古发现也可以证明这里有着早期人类居住的连续文化。如属于天水的渭河葫芦河流域基本上形成了大地湾一期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常山下层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即在当地有着四千余年连绵发展的历史脉落。当地的史前遗存中，大地湾一期遗址有1处，仰韶早期遗址21处，仰韶中期遗址47处，仰韶晚期遗址106处，常山下层遗址81处，齐家文化遗址达374。可以说，这里的农业文明，有着逐渐发达的趋势，形成了大地湾仰韶晚期与齐家文化二个高峰。尤其是大地湾仰韶中晚期遗存，在已揭露的105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房址25座，在后来的发掘中陆续清理出F901、F405这类具有特殊意义的大房子。这类房子的特点为：建筑规模大、保存较好、结构复杂而合理，居住面坚硬光滑、工艺特殊而精良，布局规整有序、平衡对称，建造方法进步而讲究。其不仅是建筑史上的奇迹，从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有关文献的记载，不能不赋予人们更多的思考与预测。宝鸡地区渭水流域有700余处史前文化遗存，仅在市区2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发现有距今8000-4000的史前遗址80余处，从已发掘的关桃园、北首岭、福临堡和石嘴头等遗址看，其系列完整、全面地反映了当地早期文化积淀丰厚的历史真实性。从文献与考古相互印证的角度，我们可以从相关的文化系列中确实找到有可能属于伏羲族、炎帝族及黄帝族的相关遗存。董立章先生根据《通鉴外纪》所载《春秋命历序》所记三皇五帝各朝帝世及年代，列了一个表，其中涉及伏羲、炎帝、黄帝的积年与年代。
分别为：
伏羲朝数十世积年1260年自前5347—前4088年；
炎帝朝17世积年380年自前4087—前3707年；
黄帝朝18世积年400年自前3706—前3306年；
许顺湛先生在进行综合研究后，将黄帝的相关数据确定为：黄帝共10世，积年1520年，起始年代为前4420一前2900年。实际上有关人文始祖的年代学框架，始终是学术界的关注对象，这种针对特定地域的特定人物的年代学的研究，简单地将历史与考古资料进行类比与论证，在目前的研究中己成为一种时尚。在早期文化的研究中，历史与考古学的整合已得到学术界的更多的关注，从讨论的情况看，大家并没有就此问题形成共识，或者说，还会就此问题继续进行深入的探讨。我认为在对历史与考古资料进行整合时，必须着重关注以下二个问题：其一，伏羲、炎帝、黄帝是具指还是时代问题，如就时代而言，则应搞清相关的世系，这个世系的排列对相关时代的积年具有重要意义。其二，如果从文献中所显示的中华人文三始祖的原点以及相关的迁徙来看，中原地区的作用勿庸置疑。但是这就要认真考虑从原点到中原相关地域同一族群文化在考古学上的反映，如伏羲由成纪到陈（今河南淮阳）、炎帝由姜水到陈以及黄帝由天水水到新郑，在迁徙的过程中在考古学上的反映，二地的重要遗存的比较，只有将这二个关键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法，这种比较才会更有意义。
要达到上述要求，就日前的条件与手段看，还有不少的困难；但历史与考古的整合，或者说从考古的角度去论证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仍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从现在开始必须认真进行探索与尝试的。
五、渭河上游的天—宝地区是中华民族与文化的地域原点
在对伏羲与炎黄文化讨论时，我们提出了要将伏羲与炎黄共尊为中华人文始祖的观点，因为从早期文明中族群的贡献而言，伏羲、炎帝与黄帝是当之无愧的。既然有三大人文始祖，那么他们的活动地是否可以找到？从文献的角度看，三大族群活动最为集中在二个地区：一个是在渭河上游的天—宝地区，一个是在河淮之间的新郑与淮阳。二个地区的分工也是十分明确：中原地区相关的遗存表明这里是三大族群在发扬光大时期的定都与活动之地；而渭河上游天—宝地区则是其诞生与起始之地，可以说这里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地域原点。
渭河上游天—宝地区除了有文献记载的伏羲、炎帝、黄帝三大族群的起源之外，还有周族与周文化的原点以及秦国秦朝秦文化的原点。周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上述五大族群在上古文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样具有重要影响的五大族群，文献将其溯源在一个地区，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因此从中原民族与中华文化原点的角度去探讨这个地区的重要性将显得异常重要了。
第一，考古发现的文明因子的满天星斗并不能代替古代文明的主干与核心。黄河流域应该而且从各个方面看都是古代文明的主干，中原地区（河淮之间）、关中地区（渭河上游天—宝地区等），应该是早期文明的核心，必须加强对这二个核心地区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从学术层面上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原点与核心地区的确立，对于民族与文化的寻根探源具有重要意义。历史时期的这种认同，一方面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性，同时也是人们思想中根源意识的反映。实际上，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祖根地和圣地，文化的归一性与文化生成过程中的多源汇集，正是历史复杂性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