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古典诗歌发展到盛唐，各体诗都达到成熟阶段。李白对于诸娜本诗的成熟与发展，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对七言古诗（包括歌行与乐府）的写作，用力尤勤。创获甚丰。无论就内容的开拓与深掘，抑是对艺术表现力的增强与提高，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七言古诗到他手中才得到质的飞跃。
李白诗的研究者，多喜从横的方面探索，而对其诗在诗歌发展史的轨迹上跃进的发展，注意不够，因而对其诗歌在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勾勒得不够明晰。本文从纵的方面予以特别的注意与重视，探索寻绎他在七言古诗发展中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七言诗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先秦，《楚辞》与诸子中，就出现了一些七言诗的句式，到了汉代，就有了较完整的七言诗，汉高祖《大风歌》、汉武帝《秋风辞》以及《柏梁诗》，都是七言古诗的滥筋“魏晋南北朝”，七言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曹王的《燕歌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都是较成熟的七言诗篇。鲍照和庚信，都写出了较多的七言古诗，特别是鲍照，他对后代七言诗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然而中国七言诗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直到大唐建国以前，七言诗仍未能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进诗国阵地。军容仍不整齐。未可视为诗坛不可低估之力量。大唐建国以后，七言诗才得到迅速地发展。卢照邻的《长李白诗歌艺术论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都是足以传世的名篇。毋庸置疑，初唐七言诗已显露出的头角，在诗国已经争得一角稳固的阵地。然就其反映社会生活来说，还不够广泛和深入；就其表现形式看，仍未能脱尽齐梁绮丽雕琢的诗风；就作家队伍来说，写七言诗的人数仍然不多，初唐现存七言古诗总计不上百首。这一切都说明七言古诗在初唐虽有较大的发展与突破，但终究是稚嫩的幼芽，勇于创新的诗人，虽多方尝试，努力探索，但还未进入成熟阶段。当时诗坛，写七言古诗的人数仍是少数，它还不是诗人普遍运用的一种诗歌表现形式。而五言古诗，从创作数量到质量，都是占压倒优势。尽管如此，七言古诗毕竟朝着健壮挺拔的方向发展，已经显示出无限的艺术生命力。经过初唐近百年的酝酿与试验，到了盛唐，七言古诗则大放异彩。一时诗人辈出，争奇斗艳，璀璨夺目的诗篇大量涌现，诗坛空前活跃。大家如王维、李顽、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等，都擅长作七言古诗。特别是李白，他写了大量的七言与杂言乐府诗、七言歌行与七古，使七言古诗鲜花遍地，辉光丽天。总之，经过李杜诸公的努力，从而把七言古诗的创作推到了历史发展的高峰。对此。以前著名的诗论家时有精当的论述。沈德潜云：“《大风》、《柏梁》，七言权舆也。自时厥后。魏宋之问，时多可作，唐人出而变态极焉。初唐风调可歌，气格未上，至王、李、高、岑四家，驰骋有余，安详合度为一体。李供奉鞭打海岳，驱走风霆，非人力可及为一体。杜工部沈雄激壮，奔放险幻，如万宝杂陈，千车竞逐，天地浑奥之气，至此尽泄为一体”。高步滚云：“初唐亦沿六朝余习，以妍华整伤为工，至李杜出而横纵变化，不主故常，如大海回澜，万怪惶惑，而诗之门户以廓，诗之运用益神。王、李、高、岑虽各有所长，以视二公之上九天，下九渊，夭马行空。不可羁李白对七言古诗发展的杰出贡献络，非诸子所能逮也”。沈、高二氏都相当准确地概括了我国七言古诗发展的历史，指出李杜在七言古诗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然李白七言古诗创作在开元、天宝之际，而杜甫的七言古诗绝大部分写于安史乱后，比李白晚十多年。因此，李白在七言古诗的创作上，尤有劈路拓宇之功。而其披荆斩棘所向披靡之勇，也是无以复加的。
本文论李白的七言古诗，是包括他的七言与杂言乐府、七言歌行和整伤的七古这样三类诗。李白这三类诗加起来共有150余首，约占他诗歌总数的六分之一。这个比例是很大的。就他本人创作的各种体裁的诗的数量而言，除去五古，就要数七言古诗的数量之多了。如果放在当时诗歌创作的历史环境来看，他的七言古诗的数量实在是很可观的。与他同时代的诗人王维、高适、李顽等人，虽都擅长七古，但其创作数量不多。李白的七言古诗远远超过了他们七古创作的总和，而其思想之深邃与艺术成就之超轶绝伦，远非数人所可比拟的。
我们推崇与赞扬李白的七言古诗，首先是因为它有牢富的社会内容与巨大的思想容量，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毫不夸张地说，他的七言古诗的思想与艺术成就都是空前的、无与伦比的。这种成就只有放在当时特定的创作环境与诗的发展史中，才能看得更为清晰。
在李白以前，初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极负盛誉，其内容写相思离别之情。这本来是一个古老的主题，但张却能化腐朽为神奇，写出精警动人的篇章。诗歌画面所展示的永恒的江山、无边的风月以及作者对自然美与自身存在的感受与珍视，都给人以哲理的启示。但张诗今仅存二首，而另一首则平平不足道。没有一定的数量就没有质量，仅凭一首诗要论定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都是极其有限的，不能将其历史地位估价过高。
王维的七言古诗写得较多，包括乐府旧题、歌行体、骚体、整伤的七言古诗，但其名篇则不足十首，如《老将行》、《陇头吟》、《桃源行》、《洛阳女儿行》等，或写将士有功得不到封赏的愤慨，或写超现实的神仙世界，或写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高适也写了较多的七言古诗，《燕歌行》、《封丘作》，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其内容或写军中苦乐不均，或对鞭挞平民不忍。王维、高适的七言古诗，都反映了一定的现实生活，提出了一些社会上重大的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其反映的社会生活不是很广泛的，主题也不是十分尖锐与深刻的。
李白于天宝初年入京，供奉翰林，由于他有着正直而又傲岸不羁的性格，对权贵极端蔑视，以至表现出对皇帝的某些大不敬，虽一时备受荣宠，但受同僚的摧毁与倾轧，终不见容于朝廷，被逐出长安。由于这一经历，他对最高统治阶级的生活有了较多地接触与观察，对皇帝荒淫腐朽生活终将导致大唐帝国衰落的情景、对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深以及国家面临的危机等。都有所觉察与了解。正因为他有着同时代诗人不曾有过的丰富的阅历，因此，他虽然看到了太平盛世，但更可贵的是他锐敏地觉察到社会上存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看到了太阳里的黑点，预感到盛世面临降落的历史命运，且急于挽回这种颓势。他以天才的诗笔尖锐地揭露了天宝年间日趋腐朽黑暗的政治，典型地反映了唐代由盛转衰，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剧加深及上层统治阶级腐朽着衰败着的情景，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李白七古不仅揭露了统治阶级好大一喜功穷兵默武。反映了李白对七言古诗发展的杰出贡献直接导致大唐帝国衰落的安史之乱，以及统治阶级重用庸奴、敝展人才的现实等为当代注目的重大问题；而其可贵之处还在于敢于直面现实，勇敢地投入到改革现实斗争的洪流，他把思维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内部，伸向内心世界的底层，伸向历史的纵深处，从而揭开了掩盖现实真实景况的帷幕，使人看清在繁荣昌盛外衣掩盖下的种种危机：或皇帝大权旁落，或地方势力过重，或贵族日益腐化，这种种现实的或潜在的矛盾，将导致大唐帝国从盛世的顶峰逐渐跌落。他无情地揭露与鞭挞这导致盛世跌落的腐朽势力。对上层统治阶级黑暗腐朽的政治与骄奢淫逸的生活作了深刻有力的批判，倾注了诗人关心国事的热忱和流露出对帝国衰颓的深深忧虑。
唐玄宗早期勤于政事，选贤任能，励精图治，遂有开元之治。文学史家喜欢引用杜甫的《忆昔》诗，说明当时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的景况。可惜好景不长，唐玄宗晚年倦于政事，授人以柄，遂使大权旁落，政权归李林甫、杨国忠等奸按之辈。兵权交给安禄山、哥舒翰等野心家，终于导致了使唐中衰的安史之乱，李白以诗人特有的敏感，睹祸乱于初萌，发现了唐王朝潜在的这种危机。对此他在诗中大胆地予以揭露，对当政者直有震聋发瞪的作用。他在乐府诗《远别离》中写道：
雷凭凭兮欲怒吼，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
诗中以闪烁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倘恍迷离的画面，强烈地暗示潜伏的政权危机，写出“尧幽囚，舜野死”帝王失权的悲惨结局。此诗直如晴天霹雳，对最高统治阶级晏安耽乐高枕无忧提出尖锐的警告。胡震亨云：“此篇……借《竹书）杂见尧见逼、舜禹南巡野死之说。点缀其间，以著人君失权之戒。使其词闪幻可骇，增奇险之趣”。这段话既指出了这首诗创作的浪漫主李白诗歌艺术论义特色，又概括了这首诗深刻的现实意义，可谓不易之论。诗人对现实的深刻观察，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虑与关注，往往情不自禁地形诸笔端，他在旨在歌颂祖国山河雄奇壮丽，被誉为“奇之又奇”的《蜀道难》中，也没有忘记对统治阶级的警告：
剑阁而崔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他希望国家保持高度的富强与统一，诗中寄寓了对蜀中军阀据险叛乱的隐忧。胡震亨云：“白蜀人，自为咏蜀耳，言其险，更著其戒，如云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风人之义远矣”。对于据险叛乱割据，也绝不是祀优，此诗确实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所谓“风人之义”，即具有普遍的品格，蜀中可割据，其他地方亦然。只要中央力量削弱，地方势力膨胀，都可造成尾大不掉或割据局面。中唐以后尾大不掉藩镇割据的形成，不是早有兆头了吗？
对于现实的黑暗与政治的腐败，诗人更是满腔怒火，进出愤激之情。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写道：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篙棘居。诗人以极其愤怒的心情，揭露了玄宗后期朝政腐败，小人得势，忠直正义之士相继遇害的情景，对于是非颠倒沐猴而冠的现实，作了酣畅淋漓的揭露与批判。唐玄宗晚年生活腐朽，直接导致了唐王朝的衰落。李白对其骄奢淫逸的生活作了尖锐地讽刺。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李白对七言古诗发展的杰出贡献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体诗人以惊夭地泣鬼神之笔，借古讽今，深刻地讽刺了皇帝荒淫无度的生活。老诗人贺知章读了这首《乌栖曲》，称他为滴仙人，是不为过誉的。余如《阳春歌》：“圣君三万六千日，岁岁年年奈乐何！”也是对皇帝沉缅酒色耽乐纵欲的极为尖刻地讽刺。
李白七言古诗对现实的揭露与批判是很深刻的，我们毫无夸张地说：它是伟大的“诗史”。我认为杜甫的诗可称“诗史”，李白的诗同样可称“诗史”。从宋代以来，杜甫的“诗史”每每为读者所乐道，李白的个别诗篇虽也有人誉为“诗史”，但并未被学界所承认。盖由于长期抑李扬杜，又囿于对浪漫主义创作理解的偏颇。其实，李白与杜甫的诗都堪称一代诗史，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杜甫那些触及时事的诗篇，写得具体、生动、深刻，如“三吏”、“三别”、《丽人行》、《兵车行》、《悲陈陶》等，就某一首诗说，反映现实生活的某一方面，合起来看，则是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中的缩影。李白反映现实的诗篇则是宏观的概括，是更广泛更宏伟的“诗史”。它尽管缺乏史的具体性，然而它通过时代氛围的渲染与烘托，以强烈的的情绪写出了倘恍迷离的境界，从而把当时社会风云的变换，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机契以及世风的蜕变，作了典型深刻地反映，从社会潮流的总体上给人以真实而深刻的印象，使人朦胧地意识到现实问题的症结所在。《远别离》、《梁甫吟》、《猛虎行》、《蜀道难》、《行路难》等，都带有时代的政治风云斗争的鲜明烙印。它通过抒情的暗示，给人以强烈地时代政治风浪的感受。这些诗的特点，在于通过抒情的暗示而不是用具体地叙述或描写来显示。所谓迷离倘恍，就是浪漫主义诗歌的意境特征，它给人以含蓄的暗示与朦胧的启迪，令人咀嚼回味与反省。总之，杜甫对现实的反映，用了微观的特写，李白对现实的反映，用浪漫主义抒情方李白诗歌艺术论式作宏观的概括，他们殊途同归，深切而真实地显示了时代的风貌。双峰对峙，各有千秋，不应轩此而侄彼。
在李白的七言古诗中，五七言体及杂言体诗颇多，他能娴熟地运用这种诗体，表达极其丰富的思想感情，在古典诗歌形式发展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种杂言体诗歌，在形式上突破了整齐的七言句式的束缚，极其自由又极为自然地表达思想感情。节奏变换迅疾，韵律运用自由，语言上有若干散文化的特点，这是杂言诗的特色。李白把这种特点发展到极致。可以这样说，诗人在极力追求诗的内在的旋律，在比较松散而又跳跃的结构中，表现出独特的声韵美。这种诗的语言结构，对诗歌表现形式来说，是一种大胆地突破改造与创新。他的七言诗，或摇曳多姿，或跳跃多变，或错落有致，有着活泼跳脱的特色。这对表现他一泻千里的思绪非常谐调。如果说诗的格律是诗人戴着脚镣在跳舞，那么箍在李白脚上的镣铐则象戏剧舞台上的道具，有助于他出色的表演与感情的抒发。
关于李白七言古诗的艺术特点，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句式多变与韵律结构多变，二者水乳交融，极其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由此，他把七古的艺术表现力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首先，李白的七古一变凝固整伤的句式，使其纵逸崛奇，患肆奇特，伸缩变化，语调流畅。李白以前的许多诗人，以及同时代或稍晚于他的许多诗人。其七言古诗大部分是用整齐的七言句式。如高适、李顽等人的七古，就是以整伤见称。就是比他稍晚的岑参，除了那首著名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以外，虽说也有杂言，但仅有三五七言句式，而且篇幅较李白对七言古诗发展的杰出贡献65短。而李白七言古诗句式变化之多，确是空前的异常惊人的。就以《蜀道难》而言，有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一等9种句式，忽短忽长，参差错落，极尽伸缩变化之能事。殷播云：“白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刘须溪日：“妙在起伏，其才思放肆，语次崛奇，自不待言”。沈德潜日：“笔阵纵横，如虫飞镬动，起雷霆龄指顾之间”。殷蟠等人都正确地指出了李白七古纵逸态肆、起伏变化、错落有致的特点。《远别离》、《梦游夭姥吟留别》、《宣城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梁甫吟》、《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句式都有丰富的变化。总之，他的诗句驰骋笔墨，瞬息万变，纵横裨阖，长短皆宜。对此，前人都十分推崇。杜甫在《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中说：“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此处长句即指七言古诗而言。
可见当时人就推崇李白的七言古诗，而其句式错综变化，更为后代评论家津津乐道。管世铭云：“李供奉歌行长句，纵横开阖，不可端倪，高下短长，唯变所适”。朱庭珍云：“七古以长短句为最难，其伸缩长短，参差错综本无一定之法。及其成篇，一归自然，不窗天造地设，又若有定法焉。非天才神力，不能入妙，太白最长于此”。管、朱二氏对李白七言古诗的评论，十分精当。关于七言古诗的写作，沈德潜有一段极精彩的名言：
“文以养气为归，诗亦如之。七言古或杂以两言、三言、四言、五六言，皆七言之短句也。或杂以八九言、十余言，忽伸以长句，而故欲振荡其势，回旋其姿也。其间忽疾忽徐，忽蠢忽张，忽停滚、忽转掣，乍阴乍阳，屡迁光景，莫不有浩气鼓荡其机，如吹万之不穷，如江河之滔而奔放，斯长篇之能事极矣。四语一转蝉联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谓王杨卢骆当时体也”。如果用这一段话作为准尺，李白正是改变了初唐“四句李白诗歌艺术论一转，蝉联而下”比较呆板的定式，从而把七言古诗创作推上一个新的高峰，其诗则成为七言古诗的典范。
总之，李白七言古诗有如挟海上风涛之气，句如万解泉源，不择地而出，使诗极尽变化纵，之能事，极大地增强了诗的艺术表现力。当然，李白七言歌行也启诗歌散文化的弊端，但他能做到韵散谐调，恰到好处。宋人以散文化的笔法写诗，破坏了诗的节奏韵律美，李白是不负这个责任的。
其次，结构韵律多变。随着句式的变化，诗的结构和韵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使之和谐而统一。李白七言古诗的特色，突出地表现在体格与结构的变化上。谢捧云：“江淹有《古离别》，梁简文、刘孝威皆有《蜀道难》，及太白作《古离别》、《蜀道难》，乃讽时事，虽用古题，体格变化，若疾雷破山，颠风簸海，非神于诗者不能道也心”。李白七言古诗这种体格上的变化，使其天才得到充分地发挥。使诗具有气势浩瀚，感情充沛，意象跳跃，纵横变化的特点。譬如《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诗的色彩鲜明，感情激荡，语言夸张，极富浪漫主义特色。
苏仲翔先生评云“此诗通首变飞七从心，韵随气转，笔歌墨舞，无不应节合拍。诗中三用绿珠，四比酒人，句法各有不同。天机活泼，兴会NA举，信太白得意之作。”《宣州谢挑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人的思路如脱缪之马，感情倏忽变幻，瞬息异常，不可捕捉。《濡陵行送别》、《玉壶吟》、《梦游天姥吟留别》等都是不拘结构韵律唯情是适之作。诗人不以旧的固定的结构韵律范围内容，限制思想感情的表达。相反，为了表达真实的思想感情，他创造或选用了与之相适应的结构和韵律，诚如诗论家所评：
“太白想落夭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涛浪自涌，白云卷舒，从风变灭。”诗人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妙一而去，不屑屑干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李白对七言古诗发展的杰出贡献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这种纯任感情，纵横Z肆，不受拘检的笔法，使其诗的情绪和感情达到高度的真实。可以说，他的七言古诗真率的毫不掩藏地表露了自己一时最真实的感情。他为了使自己感情得到充分地表达，宁可用笔记录当时跳跃的不连贯的意象，用当时从脑海里自然涌现的语言，不加修饰地用在自己的诗歌中，这就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感情激荡时情绪的本来面目。他的诗中大量的参差不齐的句式，抑扬顿挫的语调，就是极力追摹感情冲动时情绪真实的结果。《襄阳歌》写一时颓唐的情绪，《马上赠从甥高镇》表现诗人愤激的情绪等都是。苏仲翔评《襄阳歌》云：“全诗叙事四段，音节天然，笔随意转，语如贯珠。奇情胜概，应接不暇；促节繁音，愈昌愈紧，深得徘徊流荡之美。”。总之，他的七言古诗，笔如天半游龙，飘忽变幻，起伏跌荡，写来得心应手，意在笔先，成为极活泼、极有感染力的诗篇。他的七言古诗是凭内容、凭感情、凭气势、凭内在旋律征服读者。他的七言古诗的代表作，往往倘恍迷离，奇特悠肆，感情炽烈，有着鲜明独特的充满创造活力的艺术个性特征，在变幻莫测的结构韵律中，凝结了天才地艺术心思。
四浪李白在七言古诗里，浪漫主义精神得到最充分地表现，漫主义艺术特征得到最充分地发挥。他以酣畅淋漓的笔姿典，型地反映了盛唐气象以及在繁荣外衣掩盖下的潜在危机。
表首先，李白在七言古诗里，写出了最鲜明的自我形象，现出十分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抒情诗主要是通过自我形象的描写。反映现实生活，表现诗人的理想与情操。因为在抒情诗中诗人总是以“我”的眼光，李白诗歌艺术论“我”的情绪，“我”的独特的感受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式反映现实。无“我”就失掉个性，无“我”就会失掉一首抒情诗独立存在的独特价值。因此有无“我”及“自我形象”，就成为衡量一首抒情诗成败的重要标志。
李白在抒情诗中最喜欢用“我”字。这是他描写“自我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余道夫云：“太白诗起句缥缈，其以我字起者，亦突兀而来”。如我随秋风来、我携一尊酒、我家敬亭下、我觉秋兴逸、我昔钓白龙、我有万古宅、我行至商洛、我有紫霞想、我今得阳去、我昔东海上、我本楚狂人、我来竟何事、我宿五松下、我浮黄河去京阅、我吟谢眺诗上语之类是也。余氏并未将李白诗中用“我”的诗句搜罗净尽，但却足以说明诗人在写诗时，非常重视主观感情的抒发。写自我之情。所谓抒自我之情，并不意味着仅仅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恰恰相反，诗人通过亲身的感触，把他抒写的笔触伸向无限广阔的社会生活，伸向当代社会敏感的中枢神经。因为诗人抒情时，尽管从自我出发，但他却代表了一群、一个阶层、一个阶级人的思想感情。因此诗人抒“我”之情，并不意味着降低抒情诗的社会价值，倒是能典型而深刻地反映现实。当然，我们对余道夫的意见并非没有保留，余所举有“我”字的诗里，自然有诗人的自我形象；在没有“我”字的诗里，并非一定没有诗人的自我形象。相反，在有些诗里虽无“我”字出现，但诗人的自我形象却表现得非常突出，非常典型。譬如：《玉壶吟》、《天马歌》、《行路难》三首其一、《襄阳歌》、《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北风行》、《登高邱而望远海》等。
在这些诗里，那种愤激的感情，那种炽烈的字句，字里行间，都有呼之欲出的“我”，自我形象如此鲜明而突出。李白通过自我不象的抒写。反映了盛唐时期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建功李白对七言古诗发展的杰出贡献立业的热切向往和对没落腐朽势力的无情鞭挞。其次，李白七言古诗冲破种种形式的束缚，大胆地发挥独创精神，表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浪漫主义诗人，都不愿因袭旧的创作手法，也不愿受旧的格律的约束，他们特别重视艺术上的创新，而欲摆脱一切清规戒律的束缚，从而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李白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卓异而特出。陆时雍云：“绝去故常，铲除涂辙，得意一往乃佳。依傍前人，改成新法，非其善也。豪杰命世，肝胆自行，断不依人眉目。”就是强调文学的独创性。李白才高气雄，自不肯随人脚后，依傍于别人门户之下。因擅天才之长，在诗坛独树一帜，他的诗有独到的艺术境界。所谓“李杜风雨分飞”。鱼龙百变，读者又爽然自失，就是对他在诗歌艺术上开创新局面的肯定。
李白以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构思，夸张的语言，写了许多感情奔放气势浩瀚的七言古诗，《梁园吟》、《梁甫吟》、《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猛虎行》等，都是富有艺术个性的诗篇。我们毫无夸张地说，他的诗前无古人，衣被百代，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