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很早就有一个愿望：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给《道德经》这部伟大著作一个不枉老子、不负先贤、不误后世的信实之沦，还作者一个清晰的脉络，给历史一个公正的评价，给后世一个正确的指南。简言之，脉清、义正、发幽、阐微。我认为：《道德经》这部贯通中华2500年历史响震中外的思想名著，不能再蒙尘忍垢，任人随意曲解，穿凿附会，而应当让她如金星长耀，光明水照。
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使之脉络清晰。
1.道德经、原作脉络非清不可
《道德经》脉络不清，前贤早已明察。胡适云：“今所传老子的书，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这书原本是一种杂记体的书，没有结构组织。今本所分篇章，决非原本所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之言虽嫌武断，但循序而读不识脉络，却是一个实在的问题。
《道德经》脉络不清，就在于它是“杂记体”。它与孔子的《论语》同时，《论语》也是杂记体，但是史家言之凿凿地指出。《道德经》稍早于《论语》。老子以笔记体写这部书，自有特殊原因，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中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耽，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日：‘子将隐矣，疆（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修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写书之因，是因为老子（李耳）退隐，经过城关，把守城关的官员好说歹说，挽留下来为其著述。不是写别的，而是写《道德经》。
关于书名，恐怕是后世加的，当时恐怕就签个名“老子”就行了。故又有其名《老子》或《老子五千言》。当时的书名、有以内容命名的，如《易传》；有以表达形式命名的，如《论语》；有以作者名字命名的，如《墨子》等。所以，《老子》、《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为名，都是不错的。以现今习俗，说是《道德经》更宜。
《道德经》不是一般的书，里面涉及自然科学，哲学，个人涵养，修身养性，为人处世，军事、政治、外交等丰富的内容。一句话：文约义丰。这样庞大的思想内容并非分门别类地写出来。从风格来说，作为一个史官，恐怕难免受当时历史笔记体的体裁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作者是因“修道德”而闻名遐迩。他被挽留住，令尹不是要他系统地、分门别类地表述各种思想，而是要“学道”。所以，《道德经》开篇不是讲学道的方法、意义、效果，而是从哲学角度讲“道”的普遍性、永恒性和言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全书给人这样一种感觉，老子写作时，有时在和令尹在问答，有时在阐发自己的思想，而这一切都是以时间先后顺序记录下来的。所以，全书比较满意地表达了各种思想，但还没有把它按逻辑顺序予以清理，所以，不论是以王弼为据的通行本，还是汉一号墓出土的《道德经》帛书甲、乙本，都比较信实地反映了书的原貌。其特点是内容之间互相交错，同一内容在章节上很少有在顺序上前后相联的。例如，修道的内容有六章：分别处于第56、54、20、22、53、48章，辩证法部分，分别处于译第50、63、45、18、21、2章。
因为脉络不清，《道德经》读起来就让人难懂，弄懂一部分内容就常令人乐以忘忧。故有人把它视为哲学著作，有人视为军事著作，有人视为政治权术，有人视为修身养性的专著，有人视为为人处世的诀窍，……因为难懂，更有人把它视为不可知的玄学，故作神秘地谈什么“玄之又玄”，有人把老子的“无为”等思想视为没落、反动、愚顽。修身养性者们也大误其意，以出家清修，不问世事为荣；有人缘木求鱼，宣扬什么“老子秘义”，在词义之外去寻什么“隐语”。我不想再引述那些误解与谬论，以免玷污纯洁的圣坛。我只是想说明一点：《道德经》的原作的确是脉络不清。该书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版本都是脉络不清，而使之清晰的工作是非做不可！
2.道德经脉络考
《道德经》的逻辑脉络清晰可辨。
《道德经》思想产生于“道”，“道”又不是凭空而生；“老子修道法”《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明白无误地指出：“道法”是“修”来的。视老子为内丹派祖师的道家信徒们至今仍在“修道”什么是“修道”？《道德经》第56，16章等指出，修道就是“塞其兑、挫其锐、解其纷”，就是“致虚极、守静马，”就是“传气致柔”，也就是东方古今皆通行的调身、调意、调气。《道德经》原书主要有第56，54，20，12，53，48章专论修道，所以，应当把这一部分提出来，放在全书的前面，构成《修道篇》。
关于修道的具体问题，没有必要作更深刻的阐述。本书后面列的助读资料更便于读者心领神会。这里须强调的是，老子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不仅是因为他能持之以恒，排除干扰。平息杂念，而且因为他有一个高远而正确的目标。后世的许多修道以清静、“自隐无名”为务，实乃司马迁之类外行的误解。这种谬误只能引出错误的人生观，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老子为什么修道？因为生命之谜是一个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十分关注的课题。老子所处的时代，有修身而长寿的彭祖吹呴吐纳的导引功之余韵，有无骨子辟谷食气的传统，有用于武术强身、防病治病的以及开启智慧、明达人生的“善摄生者”、“善为士者”种种修身奇迹。对于杜会，老子身为一个史官，“见周之衰”，已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故对修身之道特别勤奋。乃可想而知，原书第50，55章是这方面的记载，故应放在全书之首，构成《闻道篇》，或者说是《奇闻篇》。正是这些奇闻使老子走上了修道之路。
修道不仅可以强身、防病治病，修道本身是对宇宙自然最深沉、最伟大的力量的休验和认识，有验无知，是谓得功；无验有知，是谓妄断有验有知，是谓开悟。原书第43、47、14、25、16、4、6、34、1、52、21、77、51、32、40、37、42、39、62、10章，共计20章，尽言修道的感觉、体验、认识，构成全书的逻辑链上第三个环节，可称为《悟道篇》。从“悟道篇”的表中可以看出，老子修道是在心境大定之后，得了“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以及“惟恍惟惚”的“气感”后，又产生了“不出户知大下”的非眼视觉，然后再以体感与非眼视觉对道作反复体验、观察，对这种未知物质予以命名。进而运用非眼视觉对生命之源流、运动规律作了反复观察认识，从而和他同时代的印度佛陀一样登上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思想高峰。
出于“修之于国”的最初动机，他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主动承担起了“执古道以御今之有”的历史使命。他要用道的平正、贵柔、相反相成等规律教化世人，匡正时势。因而有了后面的弘扬道学思想的内容。修道是一种身、心的投人，所以，它既对身休健康有作用，也对心理功能、智慧有作用。对心理功能、智慧的影响，不仅反映在它使人认识“道”的表象、本质、运动规律，还反映在它使人认识哲理、人生、社会、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等豁然开朗。如云开日现，作为道家敬为鼻祖的老子，他之所以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还在于他的智慧之光千秋朗照。他用笔记录下了他丰富多彩的智慧，力图让这些智慧造福时代，照彻后世这些内容就构成了“弘道”这个后半部主题。
弘道，首先是把个别认识上升到哲学高度，在全书的许多章里都有这些智慧的闪光。但在原书第63、45、18、11、2章里较为集中、单纯，因此，我们把这一部分列出，称作“弘追篇辩证论”。
世人公认，老子的辩证思想是非常丰富的。用辩证观分析与处理世事，令人十分信服！不少论断成为千古传诵的至理名言。辩证论的丰富性、完美性，反映了老子旷达的胸襟、高远明晰的智慧，读者在阅读中自会大受裨益然而。
然而，哲学不是老子的终极目标也不是老子所关心的最大问题，一种补天的思想使他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
如果我们多加注意一下第54章，就会发现老子是素有雄心壮志的，他要求令尹“修之于身”、“修之于家”、“修之于乡”、“修之于国”，实际上开创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代高上新风。他自己在书中也作出了榜样。他关心那个时代的国计民生，可谓“位卑未敢忘忧国”。在那个时代，他只能把理想和希望寄托给为统治者效力的士民和统治者本身。这样，《道德经》里就有了很大一部分既不论道，也不言德，而是运用道的规律，抽象化的人格、精神来匡正时势，教化众生的内容。我们把它分别称为“弘道篇·致士民”与“弘道篇·致君王”“弘道篇·致十民”共有19章，分别是原第5、67、15、27、7、38、23、44、13、73、76、24、9、78、33、71、22、41、28章。这里，我们先对这些篇章内容概况作一个浏览。以上19章，很明确地是在指导士民们如何为人处世。以退求进，以静制动，固本以求发展。这些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至理明言。
老子在这一部分里似乎并没有强调修道。但是，可以看出，他的劝世箴言都是依据于道。例如前4章都是从言论、行为、思考、态度方面论谨慎的重要性。而谨慎，正是“致虚极，守静笃”、“挫其锐，解其纷”的抽象表述。在后面的14章里，他开导世人，要达到目的，首先要超越这个目的，这正是运用了“道”的相反相成规律。他强调贵身固本，是从道为根本化生万物的感悟而来。他强调贵柔固本，是从“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感受以及高下相倾等哲理而来。他提倡“功成身退”，是从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而来。他倡导笃实、谦虚，是从“道冲，而用之不勤”，“大道氾兮”以及“致虚极”。然后有“惚兮恍兮”、“万物并作”的经验而来。这些思想既非平凡，也非超人，源流清晰可辨，它实实在在。
“弘道篇·致君土”部分共28章，也同样是深人弘扬道德学说，与修道篇和悟道篇构成清晰的源流关系。
老子写给君王的共28章，篇幅最大。内容涉及治国、治民、经济、外交、军事、生活享乐等诸多方面，深沉面高远，笃实而睿智。所以，许多帝王们玩味无穷，明智的学者们认为《道德经》简直就是一本帝王术，是有一定道理的。
老子的这些思想出发点在哪里？还是在“道”。以道的无为为根本点。在这一部分有14章之多，其余的，都可以在“道”与修道的贵柔、相反相成、无为无不为等原理上找到依据。原书第70章应当是全书的结语。它反映了老子在那个混浊的、人欲横流的时世里多么孤独，自己一番弘道的努力付诸东流，自己无权无势，就像怀揣着美玉而穿着破旧衣裳的人，只能默默独行。
我们在理清全书的思想脉络后，就可以清除历史的误解，使《道德经》的思想内容得到澄清。
道德经的思想与思想线索
《道德经》是从闻道伊始，以修道、悟道为基础，阐发出作者对天地万物、哲理、人生、社会、政治的见解，源流分明，内容丰富，犹如纯朴的玉石，经千古的琢磨更加光明、然而，历史上——尤其是现代的思想家们研究《道德经》，大都是断章取义，难免指鹿为马；有的学者谨小慎微，但既无修道、悟道的切身体验，又无正确的思想线索可寻，故亦多谬论；一些修道经验者之论，又多嫌粗陋。我们有责任对其思想与思想线索提出自己的观点。
下面拟顺线索论思想：
老子修道的历史背景与修道的理由
修道，我们现在称作“修身养性”。古印度称作“瑜伽”。老子所处的时代，尚无定名。不过，修身文化的行为可以七溯到万年以前，人类原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修身文化的烙印。中国也不例外。从《闻道篇》老子对“善摄生者”的记述，以及在《弘道篇·致士民》中“古之善为士者”的敬重的态度来看，在老子之前，中国先民的修身文化已经相当发达。
人类在那个时期，修身文化的成功者曾经仅仅是巫祝、先知、受人敬仰的首领一类人，修身文化——一种统治地位的文化，也由他们传播。他们为了健康、智慧、搏斗而带领整个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人修持。因此，那个时期的修身文化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和广泛的群众性。
修身文化用于健康，有文明可鉴。《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这里就讲述了人们口中念念有词为人治病的情景。
修身文化用于健身，方法早已是多种多样，夏代有禹步、巫舞，商代有以身导引功而长寿文明的彭祖“导引行气法”，周代有邛疏“能行气练形”。
出于共同奋斗的需求，修身文化不是部落内互相保守的秘密，而是大家必须训练的健身内容。因此，上古曾有伏羲氏“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庄子·马蹄》），以至“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擿无痛痒”（《列子·黄帝》），这样的集体效果，在当时恐怕并非罕见。
修身文化在上古使人智慧洞开，创造出种种奇迹，也是修身文化发达的原因。指南针的发明即是一例。
相传5000年前，黄帝和蚩尤两个部落发生了战争。当时大雾迷茫，黄帝兵众被围困，辨不清突围方向，几遭灭顶之灾。这时，黄帝部落一个叫风后的人闭目打坐。良久，忽然睁开眼睛道：“有了！”就制造了一个指南针，让兵众始终向一个方向冲去，终于突出重围，最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中医经络、穴位学、伏羲八卦、周易八卦等令现代科学为之倾倒的文化，都是修身文化开智的产物。
修身养性，使人健康长寿，抵御疾病，使人产生搏击的力量、技能，于战斗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使人获得文化艺术的快乐，使人认识宇宙人生那么丰富的真理，这就是老子修道的时代背景，这就是老子修身养性的理由。
老子怎样修道
不论是修道者还是不懂修道的人，对这个问题往往忽略或是见地不明，因而对修道、对老子的思想产生误解，误人亦误己。
赞赏者激赏其“塞其兑，挫其锐，解其纷”。以为修道就是完全不问世事，一心超脱，悠哉游哉，一心“飘飘乎羽化而登仙”（苏轼）。反对者则以其“消极、悲观，”责之。
其实，老子人生态度之积极、理想抱负之远大，乃世上罕见。他并不是为个人寻找解脱之道，不是练点长生久视的导引功，也不是为在乱世中有“人军不被甲兵”的强身效应苟活。《修道篇》第2章（原54章）说得明自：他为了家人、家乡、国家、天下而修，而且警示后学者也走这条路。他虽不在其位，亦谋其政。他以富有的思想济天下，树立了中国知识分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风范。正是这种伟岸的人格，才产生了千古不朽的伟大思想，正是忍辱负重，珍惜人生，不慕虚荣的修道生活，才使他找到了真理。看看老子，再看看那些“看破红尘、不间世事”的修道者，那些故作神秘、一心求得心灵解脱、羽化登仙的求道者，觉得他们实在轻微渺小，不足为道。而那些对老子妄加指责之词，今人A遗憾！
老子怎么样悟道
前面说过，修道，是老子修道有成以后的解释，怎样修？无非是导引、调息、调心。《道德经》里云：“传气致柔”（《悟道篇·载营魄抱一》），“致虚极，守静笃”（《悟道篇·致极虚》），这经里就明白地说出老子修道的方法，一是使呼吸轻、细、柔、长，二是使心灵平静。
按照修道训练的一般规律，使呼吸柔长，会产生“气感”；使心境平静，会产生特殊智慧。《悟道篇·天下之至柔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
轻柔的“道”在肌肤、骨胳、脏腑中穿行，没有切身体验确难理解，但这是事实。现代科学研究证实，生理能场的“道”，是没有任何屏障物的。并且，“道”的活动强烈的时候，就会影响精神，这就是《悟道篇·孔德之容章》里面所记载的“恍兮惚兮”，“恍惚”犹“仿佛”，这个词恐怕是老子的发明。指心灵难以捕捉、把握、确认的状态。是人体能场受激发，潜能被开发出来作用于精神的反映。
这种感受是修道的一般规律。我国发掘东汉墓地，发现一个贵族的身上有一空心玉佩。上面有公元前380年的铭文：
“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春在上，地几春在下，顺则生，逆则死。”
这段铭文记载了“传气致柔”所产生的一系列生理、心理效应。宋元时期的道教人物俞琰在《周易参同契发挥》中更有精彩的描述：“其和气周匝一身，溶溶然如山云之腾太虚，霏霏然似膏雨之遍原，淫淫然若春水之满四泽，液液然河冰之将欲解释，往来上下，百脉通融，被于谷中，畅于四肢。”
在修道上，老子不是一个浅尝辄止的过客，而是一个勤奋努力、寻找真理、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使命的圣人。他忍受世人的嘲弄，避开纷乱的人群修炼，当他有了感觉后，更是“致虚极，守静笃”。这些努力，使我们想起了他同时代的释迦牟尼。他也和认识到“真如”的释迦牟尼一样，获得特殊的智慧，认识到了自然的本原——“道”。
这个“特殊智慧”就是第六感官，也称“非眼视觉”。老子在完全放弃自我的时候，见到了什么？他首先见到了世间万物向他纷至沓来的景像，他把这种功能稳定、巩固下来，有了“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功能。这种功能是许多人都可以获得证明的。《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载：“儒士胡直静坐六月，一口，心忽开悟，自无杂念，洞见天地万物皆吾心体，喟然叹曰：‘予乃知天地万物非外也。”
老子利用非眼视觉，还从“恍兮惚兮”的状态中捕捉到了宇宙万物的本原——“道”。
“道”，惟老子特称，庄子称为“气”。庄子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之则生，散之则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行气玉佩铭》亦称为气。后世为了与空气表示区别，称为“真气”。这都是从“真气”能像空气一样聚散、升降、出入、循行的特征而言。但老子更为严谨，因为空气不能“驰骋天下之至坚”，所以，他不命之为“气”，而是考察这种物质与万物的关系，准备从本质上命名。
“非眼视觉”的特征就是能从事物的各个方面去观察事物。古印度瑜伽就有专门训练观察方法的功夫，把事物的正、反、内、外作荧屏似的透视，让事物的现象、本质、运动规律在面前映现出来，在时空上可拉长、缩短、移位。释迩牟尼如此，老子亦如此。老子正是用这种方法，观察并悟出了这样的结论：“道”，是万物生命力的产生之源，也是万物生命的归宿。“道”总是自动地参与生命体的孕育、萌芽、成长，到事物衰老的时候，也正是“道”完成了它的使命，逐步退出生命体，返回宇宙泽的时候。
道，无形无像，柔和至极，无处不在，无所不存，也至大至刚，它产生宇宙万物，包括如“天帝”这类的精神体。它的运动规律支配了万物的运动。它是对立统一最完美的事物。万物依存于道，犹如道边的草木依存于大道的泥沙水土，所以，老子把它命名为道。
道产生万物，是由微到显，由内部的阴阳因素互相吸引排斥，分化与聚合，破裂与圆全这样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演化。道在其中起支配作用，它总是自动地减损多余的，补充那些不足的，从而使万物生生灭灭，处于动态平衡。
生命的历程有长有短，但无论长短，比起道，都是暂时的，惟有道是永恒的。只有与道的规律相合，才会获得健康与平安，反之，就会自取灭亡。道永远处于宁静之中，正是在宁静之中完成了生命的孕育成长。万物因为宁静，才获得了生命力的蓄养和生命体阴阳平衡的调整；宁静，才与道的规律、形态相合，才会获得道的安抚，犹如婴孩回到母亲的怀抱。对人来说，不管你要增长智慧，还是增加体力，愿望和锻练固然不可少，但还需要放松，直到仿佛完全放弃了自我，这样，道就会按照你的心灵目标补充你的智慧与力量。道，就是这样在看似无为的状态中做出了一切事情。
当然要得到良好的发展，就要去掉过分的想法，既要有理想，又要承认现实。无“修之于天下”之心固然不可，但穷奢极欲，为了私欲，脱离现实基础亦不可。因为道的规律之一是物极必反，相反相成，你放弃自我，才会赢得完美的自我；你处于柔弱，就会赢得刚强；你安于宁静，就会获得奔放。个人如此，团体如此，君王亦如此。胸怀壮志，心居宁静、淡泊之地，这样才能心有所得，心有所得即是“德”。欲求“德”，必合于道。
这就是老子悟出的“道”。从“道”中牵引出贵柔、主静、无为的学说，通行人生、社会、政治，铺开了“修之于天下”的一条大道。
老子怎样成为无与伦比的圣哲
修道，作为人的身心完美的工具，它可以使人脑发生巨变，α波大量产生，从而使智慧超乎寻常。老子以“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修道，更使他的智慧如明星升起，成为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圣哲。
无论何人，只要读到《弘道篇·辩证论·为无为》章，都会为作者严密的辩证思想所折服；无论何人，只要能基本上读懂老子的《道德经》，都会为他深邃的思想所惊异。著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曾指出：“道家具有一套复杂而微妙的概念……它是中国后来产生一切科学思想的基础。”
老子的哲学思想的源泉是“道”。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它有些内容是以对“道”的认识为基础进行发挥。二是说它的有些内容是修道中的“顿悟”。关于前者，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如贵柔守弱的思想出自“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感受。对立统一思想主要出自“反者道之动”的客观认识。至于“顿悟”，就是在修道入静的状态下突然获得的心灵感触，这里只略为提及，不必详加说明。
那么，老子的哲学方法论是什么呢？
有人说，老子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有人说，老子是“唯心主义。事实上，老子的方法论是完美的辩证法与唯像论的结合。
唯像论是以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经验为基础，展开学术思想。它是古代科学的基本力法。
例如，从日月运行与人体经络、穴位运动的对应关系，五声、五色、五味与五脏六腑的对应关系等经验验证，就产生了阴阳五行学说。自然科学的总纲易学、中医、音乐、舞蹈等等古代学术思想，都是唯像主义的产物。唯像论不是稀奇古怪的东西，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科学基础都不过是对客观事物表象的认识。都是本质意义上的唯像主义的产物。科学无止境，唯像论作为一种承认发展、变化、开拓的方法论，正是古往今来认识真理的正确方法之一。
老子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整个《弘道篇》，举凡人生、社会、军事、外交，可谓无所不及。在道学唯像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作者建立了自己横亘千古的伟大思想，成为民众的导师，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
例如，从修道的无为到个人立身无为，直至君王治国的无为，就是唯像论的思想成果。
修道讲“无为是手段，是途径，目的是强健身心，提高智能，改造旧我，实现新我。正如要收获粮食，先得耕耘、播种、施肥、除草，不能不耕耘就播种，不能拔苗助长，既不能未成熟就收获，也不能熟透了也不收割。修道就是训练一种良好的人格、品质、明察秋毫的智慧、勤奋笃实的习惯，把握时机的能力。
作为手段，修道反对急躁冒进，主张踏实沉稳，即“知其雄守其雌”，无数事实证明，人只有放松、人静、心无所住，才能获得能量的补充、刁能固摄灵感、信息，获得最大的力量与最佳的智慧。诸葛亮曾总结道：“不宁静无以致远，不淡泊无以明志”就是说，无论认识自我，还是实现雄心壮志，都得心平气和，在宁静中去赢得一切，这就要求为了“有所为”就得“无为”。
无为不是消极颓废，不是对社会历史责任的推卸，对痛苦现实的回避，而是赢得成功的心理方法。佛学也指出，一个人，他为众生而修功，所得到的能力如果是大海，那么抱着自私自利、逃避现实一心求个人“解脱”的人只能是海中一滴水，如果前者是恒河的全部沙，那么后者只是一粒沙子。
修道的经验表明，当一个人完全放弃自我后，满足他的目的的力量、智能就会潜滋暗长，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这确实是人使自己壮志得酬的正确方法。老子在无为中感到了充实而浩大的道，使人可以超越生死、超越寻常，获得特殊智慧，认识到宇宙万物的生命规律，所以，他最有资格说“无为而无不为”。这是胜于任何雄辩的事实。
那么，立身处世是否可以而且应当“无为”呢？
答案是肯定的。作为有志者，同样应当“为无为，事无事”。“无为”、“无事”。才能使人有大将风度、智者风范。准确地捕捉时机、创造时机，赢得成功。要识庐山真面目，既要入乎其中，又要出乎其外；既要远视，又要近观；既要横看，又要侧看。人的智能基于人的生命体，人的生命体根植于道，“致虚极，守静笃”在哪里都是正确的原则。
对于侯王、国君们，“无为”还可以作为原则吗？回答是肯诗定的。奉劝君王们“无为”，主要有通行本第19、49两章。老子要求君王“绝圣弃智”、“无常心”，指出如此一来，就会“民利百倍”。
这里的“圣”〔圣明）与“智”，有特定的具体含义。即侯王们视百姓为任意驱使宰割的羔羊，他们为自己骄奢享乐而不顾国力、实情，不顾百姓死活的各种淫欲。
春秋时期，周室衰微，群雄竞起，各地诸侯征伐不止，争相取代周王室之实，以武力号令天下，谋称“霸主”。实力强大的诸候国不失时机地发动战争，兼并小国。为争夺地盘，大国之间也互相冲突。对于弱小之国来说，不管臣服与不臣服谁，灭顶之灾旋踵即至，大势岌岌可危。对大国强国以至霸主来说，一方面有树大招风的危险，一方面有不可一世的威风。
“亡国之音靡靡”（《礼记·乐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自知难以图存的君王们大多追求及时行乐，穷奢极欲，肆意挥霍；另一些已经威震四海的霸主们更是不甘落后；还有一些准备东山再起的侯王则厉兵秣马。这些行为的结果就是横征暴敛，使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见，侯王们的“圣断”与“明智”，不过是出于个人私欲，实乃祸国殃民，非去而不可。
“绝圣弃智”以后怎么办？那就是“以百姓心为心”。君王们要顺应百姓的意志、愿望，站在百姓的身后去推动社会的发展，而不是自以为是，不顾百姓愿望，站在百姓前面硬拉着百姓走，这就是“不敢为天下先”的具体内容，惟其“不敢为天下先”，一些政治经济举措顺应百姓，顺应历史潮流，君王显得“无为”，才能够“为天下先”，才能励精图治，当好一个侯王，真正成为霸主。这就是君王“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中国历史上的汉初“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都以“无为”为原则，成就了彪炳史册的盛世，从面证明了老子治国的“无为”思想的正确性，现代文明史上的一个个盛世，不也是统治者们“绝圣弃智”、“以百姓心为心”开辟出来的吗？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弘道、立身处世与安邦治国之道
老子怀着广济天下的雄心而修道，他找到的是一条健身开智、完善自我的大道。在这条大道上，他找到了真理，成为一代圣哲，一位超人，一位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赤子，他竭尽全力引导人们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寻找高尚、纯洁、完善的自我。使社会安定、人民幸福，这就是他的《道德经》致士民、致君王部分的思想内容。
老子为什么仅仅寄希望于士民和侯王呢？——这是今天的许多读者难免提出的问题。
原因很简单，因为侯王与士民是那个时期最活跃、最强大的两个社会成分。
侯王的作用就不必谈了，这里谈一下为什么老子特别重视士民。
老子所处的时代，基本上是奴隶社会时期，社会上人数最多的阶层。除了奴隶，就是士。
奴隶虽人数多，但他们基本上处于失去人身自由的地位。那么，作为士与自由民，就是社会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社会成分。
许多人有这样的误解：奴隶社会，除了统治者，就剩下奴隶了。其实不然，原始社会时期许多自由、相互平等的先民，不可诗能在奴隶社会一下子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他们中许多人必然作为译自由民而存在，或种田或经商或做小手工业者或习武或从军、学艺谋生，或以智谋才学为官为僚。
如果说这些平贱的自由民是生而俱来的，那么，另一些被称作“士”的自由民就是后天的，他们的祖上甚至父辈、兄长都是王权网络中的人物，因种种功绩被任为可以世袭的有爵位的贵族。这些爵位通常为长子所继承。除长子以外，其余的多多少少能得到些照顾，几乎可以不劳而获。但这种情景延续下去，势必弄得国败家破，于是只好在爵位继承三代以后，家族的贵族子弟不再成为贵族，这叫“三代不认亲”。这些人自动流入平民的行列；这些平民有一个好听的称谓，叫做“士”。
士以自己的本领谋生，他们有自由民的一切权利。从显赫的统治阶层下来，恐怕他们是最有上进心的民众成员。他们得学习一切可能学到的谋生手段。简而言之，有“礼”、“乐”、“射”、“御”（驭）、“书”、“数”等“六艺”，当然，远不止这些。
士，以其经商，可以富贵而显达；以其武功，可从军打仗，可为将校；以其安邦定国之才，可为重臣高官，重温贵族旧梦。许多名相、圣贤、军事家，都是士；老子、孔子都属于士。
对于士，老子可谓寄予厚望。他从“道”的原理出发，以人格修养为核心，希望他们奋发努力，完善自我，从而实现自己有效的进取。
士与统治者的关系。一方面是士对统治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是统治者对士的依赖关系。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后者，他们在统治者面前自信心不足，或投其所好，阿谈奉承，或过分积极出谋划策，表现自己；或浮词虚夸，急功近利，不尚笃实。一旦受宠，便惊喜有加，得意洋洋，忘乎所以；一旦失宠，便惊恐疑俱，寝食难安。老子指出，这些都是不正确的人生态度。
从“道法自然”的角度，老子指出侯王只是出于一时需要而对人予以举废，这里并没有个人久远的喜恶可言。要使侯王看重自己，不要进言太紧，而要在关键时刻显示本事，要让对方来求自己，使自己处于主动位置。在君王那里，不要过分追求名利，应当有功成身退的准备，不得恃功骄横放纵，以免遭不测之祸。
老子指出，作为人，应当自重自贵，不要因一时得宠而趾高气扬，也不要因失宠而惊恐不安。君子固本，自身的生命是根本，荣辱贵贱，都是身外之物，过眼云烟，只有自己尊重自己，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才会在人生沉浮中不减英雄本色。
对于人们积极追求功名，老子从道的相反想成原理劝诫人们，要无私，要放弃自私的小我，成全无私的大我。要像天地生万物那样默默地奉献，不求索取，才能成就伟大的功名，急功近利是要不得的。要像水那样柔顺、稳重、笃实，对于知识、学问，懂就是懂，不懂，不要装懂；对于事功，行就是行，不行，不要强行。
作为士，应当坚持仁慈、节俭、不妄为三大法宝。只有仁慈，才会有公心、正义感，才会有真正的舍身忘死的勇猛，才会成为人们所敬仰、称道的人，在这条舍弃功名的路上才会以自我晚上为前提成就功名。在三大法宝中，仁慈为首。
自我完善，还要注意认识自我，正视自我，改造自我。不仅要学会认识别人，评头品足，更要学会认识自己，一日三省，不仅要从成功者那里学习经验，而且要从失败者那里记取教训，只有这样谨小慎微地认识自我，改造白我，才能完善自我。
但是，完善自我的根本途径之一还是修道。因为道是人身心所存的根本，它包容了一切哲理、智慧、能力，它会给人源源不断的生命与智慧的泉流。义是人立身处世的基点，但“义”从“仁”中生“仁”从“德”中长，“德”从“道”中出。所以求道才会得到最重要的生命之源。
对于君王，老子尽管很失望，却又不得不寄予希望。他从君王（“侯王、圣人”）的自身涵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为君王提出了一条安邦定国之道。
周王朝是在殷商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商朝末代君王纣王以其暴政及“酒池肉林”的荒淫无度遗臭万年，而周王室之衰微，又与封王遗风再兴不无关系。因此，老子认为，君王的人格修养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指出，君王的人格应当是从善如流，像水一样深沉而不轻浮，卑谦而不自高自大，平正而不偏私，言而有信，政治清明，有德识才能，有远大志向，能见机行事；对一切过分的追求、放逸，都得约束、检点；不要自视“圣明”而高高在上，恣意妄为，弄得民不聊生、家破国败；重大的政治举措，应当以民心为君心，顺应百姓；对待百姓与自己的关系，应以百姓为主、自己为从，这样处于“无为”的境界。使社会政治、经济自然进入应当而且能够进入的轨道，得到最好的发展，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理想效果。
老子极有见地地指出：政权的根抵扎在百姓中，百姓富裕，拥护统治，政权才能柢固根深，经得起风吹雨打。因此，残酷地压榨、勒索百姓。无异于自掘坟墓。如果民不聊生，以至非冒死求生不可，就会官逼民反，轻则造成严重内乱，动摇政权根基，重则天翻地覆。从君王本身的利益考虑：国内没有重大动乱，法律横亘、官吏依法治入，即使是法制苛严、杀人众多，恶名还不在国君，而一旦动乱起来，国君与百姓就成为直接的敌对关系，必然身败名裂、威风扫地。
对内的政治，以稳定、平正为上，不能朝令暮改，不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事物的变化都是由微到显、由点到面，因此，在执法上，在对待不安定因素的策略上，平时当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刚露出苗头的不法行径就要及时论处，不能等到祸乱纷纷才大动干戈。
对于经济建设，首先要开源，充分利用生产力，给百姓以宽松和谐、安全稳健的环境。在诸如祭天、敬祖、奖赏、营造等用度上，应力倡节俭，使国家财富有增，百姓家境丰裕，经得起天灾人祸的打击。
老子提出，君王的名声很重要。应当隐恶扬善。恶事，应由他人办理，恶名，应由替罪羊承担，使君王始终以仁爱的形象树立在百姓面前。对于重大的政治目的，则应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潜游暗行，不能明火执杖，让人一目了然。这些，基本上就是后世所称的“权术”。
对于战争，老子首先是反对，但不是反对所有战争。他反对怀着称霸的野心而发动战争（尽管他也流露出希望有个合道的君王脱颖而出，重振天下）。尖锐地指出，强暴者不得好死！以武力夺取周王室是行不通的，以一种暴政取代、接替另一种暴政是道没有好结果的。为了个人的荣耀与享乐而发动战争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只有承担天下的重担！领从天下民心的，才是可以长期诗存在的君王。否则，不是在夺权的战争中灭亡，就是在掌权后覆灭，总之不得昌盛。
春秋时期的241年间，一百多个诸侯国之间，发生战事达483起，平均每个国家每年约发生2起战争。战争的目的，小而争夺地盘、奴役他国，大而争当霸主，号令天下。史称“春秋无义战”。这些不义战争给老百姓带来了多么深重的苦难？恐怕难以想象！老子仅用简约的笔墨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太平岁月里，战马用于耕田；战争年月里，临盆的母马也要从军，产小驹于野外；一场战事之后，人烟杳无，田畴荒露、荆棘丛生，“大军过后，必有荒年”。战争如狂暴的铁蹄，践踏蹂确着如嫩草似的百姓，而战争的动力就是“问鼎天下”的个人野心。因此，这种不义的战争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深刻的厌恶、强烈的诅咒！
但是，对于向往和平的人们，又只能以战斗抗御战争。所以，中国人的意识里，武力就是“止戈”，就是用力量反对战争。战争的不可回避性，使老子也不得不从道的原理来研究、指导战争，从而有了《道德经》的军事思想。
老子认为，用战应极为谨慎，讲究正义、时机，把握好尺度。临战时要大智大勇。作为战场指挥官，应当以谨慎为先，“无为”为务。不要心浮气躁、急于取胜、贸然进兵；而在双方交战之中，心里不要生搬硬套任何兵书陈法，不要被敌人气势所惧，也不要仗恃自己有什么强兵猛将而稍有骄纵之情、松懈之态，斤当使自己处于“空明”的心境，见机行事，根据实情用创造性的灵感来指挥，方可以从容制敌。在战术的应用上，应以出奇不意为原则，从心理上震撼对方。在势均力敌之时，谁顽强、勇敢，谁就取胜，故自己一方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
除了战争，老子还有外交思想，君王如何知人善任等等，这些在书中不显很重压迫，译得也很明确，在此不予赘述。
在那动荡不息的岁月里，许多觉悟者都在建构自己的理想世界。深受传统影响的士大夫们自然希望旧梦重温，孔子就毕生追求“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老子则认为“礼”根于“仁”、“仁”根于“德”、“德”根于“道”，因此，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以“道”为宗旨。
在这样的国度里，君臣百姓人人修道，思想行为无不合道，君王以振兴天下为己任，负重远行，他头脑清醒，有主见，又知人善任，对百姓采取“无为而治”的政治，根据民众的意愿，自己好好斟酌，选择可行的，号召民众共同努力去做。士大夫奉公守法，严于律己，不为追求荣华富贵而向君王进谗言，法令政策一旦颁布，就严格执行，稍有不轨行为就会很快受到制裁，国家的一切政策举措，都围绕着人民丰衣足食、国家兴旺、家庭富足这个中心。
在这样的国度里，老百姓一面劳动，一面修身养性，他们因此身心健康、乐天知命，自觉用道的法则来约束自己，妄念不生，邪恶不存，人们敦厚淳朴，像婴儿般纯真，像牛一样勤奋、羊一般温顺。
老子认为，个人的掠夺与国家的战争的祸端起于贪欲。因此，从内心杜绝贪欲，安分守己，不为财物、稀奇玩艺、官爵动心（真正为官就要有以权奉公、尽责的意愿）从客观上看，最好是把国家变得小小的，而且每个国家的人口都很稀少，人们连“鸡犬之声相闻”的邻国，也是“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人们便相安无事，没有掠夺、盗窃，没有苛政的剥削压榨，也没有动乱与战争。
当然，这样的国度自古就不曾有过，以后也未必见得有。这个设想反映了那个痛苦、残酷的时代里。极为善良的人所能产生的最崇高的理想。反映出他对社会的深切关心和对世人的爱，他尽到了一个智者、一个圣人当时所能够尽到的最后责任，从而完成了他“修之于天下”的宏伟誓愿！《道德经》本身，作为第一个修道的真实记载，它是修身养性文化的珍贵文献，作为哲学思想、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的方法论，因为它来自于自然深沉真理的觉悟与引伸，其中绝大多数思想成为永恒真理，不因时势变动而兴衰，不因朝代变迁而举废。几千年来一直吸引着无数君臣庶民。如饥似渴地从中汲取精神营养。在老子思想的引导下走上人生大道，成就辉煌的一生。老子的伟大思想、高尚品格和超人的智慧，理所当然地与孔子并行，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两大精神源泉之一。他经久不衰的魅力，使他理所当然地在当今蜂拥而起的思想潮流中，显出中流砥柱般的力量，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老子，一位超人，一位圣贤，一位赤子。他给世间留下这部如璧玉般美好、如至宝一般神圣的《道德经》，几千年后依然是那样华光璀璨、朗照世间。不论岁月怎样流逝，不论花开花落、春来秋往，他和他的思想永远是那样生气勃勃，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