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昭陵六骏的历史传说
隋朝末年，吏治混乱，政治腐败，割据势力此起彼伏，大小战事连年不断，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业十三年（617）六月，隋朝晋阳（今山西太原）留守李渊趁着隋军主力被李密领导的瓦岗农民起义军在洛阳牵制的有利时机，断然起兵反隋，拉开了中国封建社会一段辉煌历史的序幕。次年5月，李渊和他的3个儿子率军攻入长安，建立李氏政权，定国号为唐。此后，又经过长达7年的统一战争，李唐王朝才正式确立了统治地位。
在统一过程中，唐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经常策马陷阵，驰骋沙场，立下了赫赫不朽的战功，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吾十有八举义兵，二十四定天下”，显现出他对自己这一段人生经历的无比自豪。铁血岁月里，李世民不但积聚笼络了秦琼、敬德、徐懋功等名将贤士，还和他先后骑乘过的六匹战马结下了不解之缘。贞观十年（636），已经雄霸天下、坐定龙庭的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纪念这几匹曾经与他生死与共的战马，专门颁布诏书，命令当时著名画家阎立本绘制图样，工艺美术家阎立德负责施工，把这六匹战马分别刻成高1.5米，宽2米，厚0.3米的青石屏，列置于昭陵陵山北麓的司马门内，是为后来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的原形战马不仅驮载着秦王李世民冒矢顶戈成就了李唐王朝的统一大业，还各自演绎了一段浴血陷阵、参战立功的传奇故事。宋朝张耒的一首《昭陵六马》诗就形象地叙述了那一段惊险曲折而又令人回味无穷的历史，其诗曰：
天将铲隋乱，帝遣六龙来。
森然风云姿，飒爽毛骨开。
飙驰不及视，山立伊莫回。
长鸣视八表，扰扰万驽骀。
秦王龙凤姿，鱼马不足摧。
腰间大白羽，中物如风雷。
区区数竖子，缚取如提孩。
手持扫天帚，六合无尘埃。
艰难济大业，一一非常才。
惟时六骏足，绩多英卫陪。
功成锵八鸾，玉辂行天街。
寂寥昭陵阙，古石满苍穹。
1.追风骏足“白蹄乌”
战马“白蹄乌”毛色俱黑，四蹄独白，是李世民率领军队与薛仁杲军事集团在浅水原（今陕西省长武县西北方向）作战时的坐骑。
公元617年，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起兵的同时，隋金城府校尉薛举、薛仁杲父子也在兰州拥兵割据，实力不断扩充，很快便发展成为西北地区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次年，正当薛氏父子准备兴兵东进，图谋关中，夺取长安的时候，李渊、李世民父子已经捷足先登，攻克长安城，并建立了李唐王朝。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为了独霸天下，一场长安争夺战便在这两大军事集团之间逐步展开。公元618年8月，薛举出兵东犯，进军（豳）州（治今陕西省彬县）、岐州（治今陕西省凤翔县）一带，逼取高（今陕西长武县西北）。
由于准备不足和指挥不当，唐军初战失利，主将遭擒，高失守。薛举军事集团获胜后没有及时乘胜进攻而是大肆庆祝，致使战机贻误。
当他再欲出兵长安时，却突然身染重病，不治而亡。薛举死后，他的儿子薛仁杲取得军事指挥权。薛仁杲不善谋略，遇事多疑且刚愎自用，暴戾无常，使得军队内部将帅离心，人心不和，势力渐衰。
时过不久，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不听众人劝告又再次举兵东犯，谋取长安。为了抵御强敌，巩固政权，李世民（时为秦王）临危受命，领兵拒敌。这一次，交战双方在高附近再次分兵布阵，李世民认真分析敌我力量，汲取前次战役的失败教训，下令士兵固守营地而不战，以便消耗对方锐气。他说：“敌军以胜而傲，军心浮躁，轻敌好斗。我们坚守不战，避其锐气，待对方粮草殆尽，士气不济时再猛然出击，必然能以逸待劳，事半功倍，夺取胜利。”
经过长达60多天的僵持对峙，薛仁杲军队粮食供给已经严重不足，军队士气普遍低落，并不时有部将带领士兵投降或者逃跑。李世民见薛仁杲已是众叛亲离，失道寡助，便不失时机地开始调兵遣将，变被动防守为主动出击。他先是命令大将军庞玉带领一部分兵马出战迎敌，并假装不敌而败走，引诱敌军至浅水原，然后又亲自率领大军从侧翼发起进攻，直捣敌后。薛仁杲军队猝不及防，阵容大乱，兵卒将帅各自逃窜，溃不成军。为了一举平定陇东，李世民力排众议，紧抓战机，不给敌方留有喘息之机，一夜疾行二百多里，及时包围了薛军主力，迫使薛仁杲不得不带领残部开城投降。这次战役，李世民一举消灭了薛仁杲军事集团，夺取陇东地区，巩固了关中防线，得到了西北地区丰富的经济资源和大片土地，迅速壮大了军事力量，奠定了日后统一全国的战略基础。
石刻战马“白蹄乌”呈四蹄腾空疾驰状，凌云之势锐不可当。刻制时，李世民给这匹马题的赞语是“倚天长剑，追风骏足。
2.应策腾空“特勤骠”
“特勤骠”是一匹毛色黄里泛白的战马。“特勤”在突厥语中意思是可汗的子弟。顾名思义，这匹马可能是当时突厥族的一位特勤所进贡，也有可能是在两军对阵中缴获敌方的战马。唐武德初年，秦王李世民骑乘此马大战宋金刚，征讨刘武周，建立了重要的功勋。他给这匹马题写的赞语是“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天险摧敌乘危济难”。
李唐王朝建立初期，战事频仍，经济萧条，百废待兴，可谓多事之秋。浅水原大战刚刚解除了来自西北方向的军事威胁，盘踞在马邑（今山西省朔县）、宝襄郡（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的刘武周集团又蠢蠢欲动，意谋中原。为了求得北方突厥族的军事支持，他不惜自称“儿皇帝”，甘愿接受突厥王室“定杨可汗”的封号，并与之一起兴兵南侵李唐，袭扰山西。
战争开始后，由于准备不足，力量相差悬殊，唐军仓皇应战，连连失利。李渊第三子李元吉无法抵挡敌军的强势攻击，不得已舍弃晋阳而逃走。山西境内大部分地区很快都被刘武周集团所控制，直接威胁到关中安全，长安告急。慌乱之际，李渊无奈之中决定放弃黄河以东的地盘，固守关中。就在这紧要关头，秦王李世民再次凸现锋芒，强词上书，据理力争。他说：“晋阳是我们的发迹之地，国之根基。黄河以东特产丰富，粮草充足，如果现在放弃，实属可惜。我愿率领兵将前去御敌，以图收复失地，强我国威。”
公元619年11月，时至隆冬，天寒地冻。李世民带领部将刘弘基等人率领军队3万多人从秦晋交界的龙门关东渡黄河，屯兵于柏壁（今山西省新绛县西南方向），与刘武周部将宋金刚的军队面阵对峙。为了首战获胜，振奋士气，李世民仔细分析形势，虚心听取众人意见。一方面，他命令军队高垒营墙，拒敌而不战，意在挫伤敌军锐气，耗费对方粮草。同时，又派得力大将带领部分精兵轻装深入到敌军后方，一举切断对方粮草供给线，使宋金刚军队陷入腹背受敌、进退两难的境地。
次年二月，宋金刚军队在供给断缺、西进无望的情况下，不得不后撤回防。李世民见时机已到，迅速部署，带领军队尾追痛击，在吕州（今山西省霍县）一带大败敌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了继续扩大战果，彻底消除刘部的威胁，李世民紧抓战机，指挥军队连夜作战，一夜行军二百多里，展开战斗10余次，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穷追猛打，连战连捷。宋金刚军队毫无喘息之机，瞬时便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刘武周、宋金刚等人见大势已去，无奈之中率残兵败将约百人向北逃往突厥。
在这次战斗中，秦王李世民勇谋俱现，智勇双全，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取得了又一次重大的胜利，巩固了李唐政权的统治基础。
3.紫燕超跃“飒露紫”
薛仁杲、刘武周势力被相继平定后，为了一统天下，李唐王朝把战争的重心开始移向了中原地区，占据河南的王世充军事集团便成为李世民出兵讨伐的又一个主要目标。
武德三年（620）七月，秦王李世民再次挂帅东征，出兵河南，直逼洛阳。王世充，字行满，新丰（今陕西省西安临潼区）人，祖上系西域少数民族。隋炀帝在位时，王世充曾因多次成功镇压江淮一带的农民起义军而颇受赏识，官至江都通守。炀帝被弑后，他旋即在洛阳拥立炀帝之孙越王杨侗为帝，名为辅佐幼主，实则独揽大权，欲霸天下。公元619年，眼见群雄纷立割据，迫不及待的王世充撕掉面纱，废除杨侗正式自立为帝，建元开明，国号为郑，成为中原地区一支军事割据力量。
李世民率军兵临洛阳城下后，王世充自知势单力薄，难以抵挡，便据城困守，始终不敢与唐军正面交战。同时，为求自保，王世充一边召集外援，一边寻求议和，企图保全自己在河南境内的统治利益。
无奈之中，他曾隔河与李世民交涉，说道：“隋末混乱，天下分崩，我只想守住自己的地盘，并无侵占他人的想法，我们为什么不各守属地，相安无事呢？”在议和遭到拒绝后，眼见外援无望，粮草日益短缺，王世充不得已而于第二年二月派兵出城迎战，妄图侥幸取胜。正在为洛阳城久攻不下而犯愁的李世民见敌军出战，甚是大喜，立刻派大将军屈突通领兵出击，并且亲自跨上“飒露紫”，带领贴身随从10多人挥刀横枪杀入阵中。由于唐军来势太猛，王世充军队在还未回过神时，李世民已冲至眼前，霎时，便被冲得晕头转向，阵营大乱，慌作一团，无人敢敌。浴血厮杀中，李世民多次和随从被敌人冲散，孤身奋战，就连战马“飒露紫”也是身中数箭，险象环生。危急时刻，秦王帐前大将丘行恭连砍数敌，冒死冲了过来，并把战马让给李世民，自己则步战护驾，飞速突出重围。
唐太宗为了纪念这次战功，诏令“刻石为人马，以象丘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下”他还给飒露紫题下了“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三川，威凌八阵”的赞语。
4.朱汗骋足“什伐赤”
“什伐赤”是李世民率部与王世充、窦建德反抗力量在洛阳和武牢关大战时骑的另一匹战马，该马浑身毛色赤红，驰骋急奔之时，就连身上的淋漓大汗都呈红色，故而又有“汗血宝马”之说。“什伐”
是波斯（今伊朗）语中“阿湿婆”的缩译，意思为汉语中的“马”，可见“什伐赤”应该是一匹来自异域波斯的战马。
武牢关一役，双方势均力敌，准备充足，是李唐政府在统一过程中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战争，李世民身为三军统帅，一役连折二马，且均是身中数箭而亡，足见当时战斗场面的惨烈与悲壮。“瀍涧未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表旌凯归”的赞语表露出在一场艰辛不易的大战胜利之后，李世民欢愉无比的内心感受。
5.足轻电影“青骓”
“青骓”是一匹以白色为主色调的杂毛马，李世民与窦建德部在虎牢关（今河南省汜水县境内）大战时所骑乘。这匹马的赞语为“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绒衣”。
窦建德，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方向）人，出身农耕世家，是隋末农民起义军中的领袖人物之一。隋大业七年（611），窦建德带领乡邻200余人参加了当时由高士达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次年，高士达战死后，窦建德以仗义豪爽、谋略过人二深受众人爱戴，便被大家推举为义军首领。公元617年，几乎是李渊在长安称帝的同时，窦建德也在河北乐寿宣布称帝，建元五凤，称国号为夏，实际上成为河北等地的主要军事政治集团。
唐军围攻洛阳的时候，王世充多次向窦建德求救。为了保持三方势力均衡，达到彼此依附、互相牵制的战略目的，窦建德采取了谋士刘斌等人的建议，先是劝说李唐退兵，后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发兵救助。他亲自率领大军西进，接连攻陷荥阳（今河南荥阳）、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地，给围困洛阳的唐军造成一种东西夹击、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面对前有久攻不下的洛阳守敌，后有窦建德军队的不断进逼，唐军将帅出现了意见分歧。萧禹、屈突通等将士主张暂时退兵，免受腹背受敌之苦。郭孝恪、薛收等人则建议兵分两路，一路仍旧围攻洛阳，另一路进守武牢关（即虎牢关，唐时为避李氏祖上李虎名讳而改称之），凭险拒敌。
李世民认真听取了众人意见，仔细分析，审时度势，最后决定采取薛收等人建议，除留部分人马继续围困洛阳外，他亲自带领军队占领武牢关，据险为防，以逸待劳。双方军队对峙相持20多天后，窦建德军队因长途跋涉，粮草供应明显不济，无奈之中发兵进攻，以图速战取胜。双方僵持过程中，李世民派人每日在城上观察敌军，当发现对方士兵列队困乏、阵容不整时便抓住战机，下令进攻，并且他又一次骑上战马，冲入敌营，唐军将士都紧随其后，冲杀，捣敌营，窦军阵营顿时乱作一团，士惶恐自逃，溃不成军。这一战役，窦建德兵败被擒，所率部众或亡或散，各自奔走，河北大部分土地亦归李唐。王世充得知救兵已灭，自知抵抗无望，就率领部众出城投降。武牢关大战，李世民一战擒二王，统一了中原地区，成为唐初统一战争中一次十分重要的战役，李世民给“青骓”赞语中“定我戎衣”一句，便是他对这次战争的高度评价。
6.月精按辔“拳毛”
“拳毛”是李世民率军在河北平定刘黑闼武装时骑的一匹战马，该马周身上下均为黄色卷毛，唯嘴部呈黑色。李世民给这匹马题写的赞语是。
刘黑闼，清河漳南（今河北省故城东北）人，是窦建德的同乡，且二人关系十分要好，先后都参加了农民起义军，投身到推翻隋王朝黑暗统治的斗争中。公元621年5月，窦建德兵败被俘后，刘黑闼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便隐匿在家，闭门不出。武牢关大战后，李唐统治者为了消除隐患，疯狂镇压反抗力量，不但杀害了窦建德，还在河北地区采取了滥杀乱捕等过激政策，激起了包括窦建德旧部在内的各个社会阶层的强烈不满，反抗斗争频频发生，接连不断。刘黑闼在众多窦建德旧部的拥立下再次起兵，并且接连攻陷漳南、破仑（今山东夏津）等地。李勣、秦武通等人先后奉命率军讨伐，都被刘军击败。为了壮大力量，刘黑闼还联系北方少数民族突厥部落，并在其大力支持下，仅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全部收复了窦建德以前控制的地区，中原地区形势又一次发生了大的变化，李唐王朝面临了新的更大威胁。
武德四年十一月，秦王李世民又一次临危受命，领兵出征，很快就收复了相州等地，紧接着，他又挥军北上，在水（今河北省曲周县境内）安营扎寨，与刘黑闼部相持对峙。两个多月之后，李世民估计刘黑闼军队粮草已经不足，他便暗中派人在水上游筑造堤坝围堵河水，造成一种河水干涸不深的假象。又过数日，刘黑闼在军粮告罄的情况下，指挥军队强攻，准备拼死一战。当刘部军队正在涉水渡河时，上游唐军毁堤放水，霎时间，丈余深的大水呼啸着涌向刘黑闼军队，许多兵将还没有回过神来，便被狂泻而下的大水卷得不知踪影。唐军则借机狠追猛杀，刘军残部虽然也作了英勇的殊死抵抗，但终究无回天之力，摆脱不了战败的命运。
这一战，拳毛身中数箭，英勇战死，从石刻雕像身上不同方向射中的箭矢，足以所见当时李世民于乱军之中英勇杀敌的惨烈场面。
第二节 昭陵六骏的艺术魅力
纵观历史，放眼中国古代帝王将相的陵墓石刻，昭陵六骏独辟蹊径，采用独特的浮雕工艺刻制，体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所谓浮雕工艺，是指在一定厚度的坯料上预留出图形，并将非图形部分镂空去掉的一种雕刻表现手法，一般分为浅底浮雕和高肉浮雕两种。
浮雕工艺源自古代印度的佛教石窟寺文化，是随着佛教学说的传入而进入中国的，当时被大量用于造佛技术。
陵墓石刻，产生较早，渊远流长。探其根源，当推两汉，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西汉时骠骑大将军霍去病墓前的石刻造像，它们均采用传统的圆雕工艺，给人一种磅礴大气、粗犷豪放的雄浑气息。此后的陵墓石刻也多承继这种风格。到了唐代，虽然圆雕工艺仍被大量采用，但昭陵六骏却是石破天惊般地一破常规，采用减底高肉浮雕法镌刻制作，较之圆雕作品，不但省工省时，而且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全新艺术气息和强烈感受，堪称首创。唐代的能工巧匠大胆汲取并采用带有浓厚佛教文化特色的高肉浮雕法制作昭陵六骏，冲破了传统陵墓石刻制作观念的羁绊，达到了传统儒家学说与佛教文化相统一的更高境界，进而说明了李唐统治者海纳百川、兼蓄的博大胸怀和政治远见。
客观地讲，宗教信仰和政治统治历来就是相辅相成、互为利用的。东汉末年，佛教思想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适应了当时统治者从思想上愚弄臣服民众的政治需要。到北魏时，从道武帝到孝文帝，七代帝王一脉相承，大扬佛法，从云冈石窟到龙门石窟，凿刻大大小小的佛像数不胜数，且佛容佛貌都与当朝皇上十分相像，融佛帝为一体，以役民众。值得一提的是，龙门石窟宾阳洞里的《帝后礼佛图》所反映的皇帝和皇后一起朝佛礼拜的场面，突破了浮雕作品纯粹镌刻佛像的题材限制，但仍未摆脱与佛的关系，还是具有一定的拘泥性和局限性。
唐代的文化，上溯至隋，隋又承周，周取于魏，因而，仍带有不少魏时文化气息的烙印。但是，唐代的文化却拥有一片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单就采用高肉浮雕法刻制昭陵六骏来表现唐太宗李世民的平乱功绩这点讲，它一方面彻底抛开了浮雕工艺与佛教的关系，在批判之中继承了北魏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在石刻中隐去帝王身影，只刻骏马和为骏马拔箭疗伤的大将丘行恭，留给观者以无穷遐想。相比之下，魏时显得心虚而不实，唐时则是宽广大度。
昭陵六骏石刻列置于陵山，其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用以纪功，借此昭示后人，这是唐时在陵墓石刻功用上的又一次创新和突破，是唐人吸收并汲取突厥墓葬石刻文化的营养，产生的又一别出心裁的举措。突厥，是中国古代北方地区一个以游牧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原系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丁零人的一个分支，先后受匈奴、柔然等部族袭扰，被迫迁徙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并于公元6～7世纪时，建立了一个称雄于欧亚大陆的强大突厥汗国。据《隋书·突厥传》载，突厥族人“重兵死而贱老终”，他们对立取战功非常向往和推崇，希望自己死后能以勇猛和剽悍昭示后人，所以，他们的丧葬文化十分特别。《北史·突厥传》记述突厥丧葬礼仪道：
“死者停尸帐外……葬日，表为茔立屋中，图画死者形仪及生时所经战阵之状，常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显然，突厥人死后往往都是立石以纪生前功事。《伽可汗碑》对此有明确记载，通过考古已经证实。
唐灭突厥后，许多突厥贵族都归顺投唐入朝为官，因而，丧葬习俗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便在所难免。如突厥颉利可汗几欲效法唐人土葬（《册府元龟》），而贞观时，当朝太子李承乾又极为推崇突厥丧葬文化，在太子东宫和属人大搞“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
（《资治通鉴》卷196，贞观十七年）的游戏。事实上，颉利可汗和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受封国姓，亦为李思摩）投唐后均亡于贞观年间，唐太宗对他们的葬礼，便综合了汉唐与突厥少数民族的丧葬习惯，即“依照蕃法烧讫然后葬”（《阿史那思摩墓志铭》）。唐太宗立昭陵六骏纪功与突厥人杀人立石纪功，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如出一辙。同样，据《旧唐书·秦叔宝传》载，叔宝亡故，“太宗特令所司就其茔内立石人马，以旌战阵之功焉”。20世纪初，一代文坛巨匠鲁迅先生莅陕讲学，在西安看到昭陵六骏被盗后剩余的四骏雕像后，当场断言昭陵六骏的艺术风格受到过异域文化的影响，并对唐文化兼蓄外来文化的襟赞叹不已，称赞唐太宗的这一举措是“前无古人”（《鲁迅论历史》）的绝世之作。
昭陵六骏对异域文化营养的大胆汲取，为以后的唐陵石刻文化树立了榜样。太宗皇帝去世后，唐高宗为“阐扬先帝徽烈”（《唐会要》），诏令把“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昭陵）北司马门内”（《资治通鉴》），在吸收突厥丧葬石刻文化方面，较之其父更进一步。武则天统治时，又效法高宗，在乾陵列置了六十一宾王像。遗憾的是，自则天以后的唐代诸帝，再未在陵前刊刻以纪功立石为主的作品。仅仅镌刻鸾鸟等珍禽形象，可谓声色犬马，以娱耳目，丧尽了先祖英武超群的风采。
昭陵六骏的浴血生涯，正是李世民（时为秦王）顶矢冒簇、东讨西杀、统一天下的时期。六骏石刻线条洒脱流畅，战马矫健威武，虽然舍去了马上太宗英姿，但却以马喻人，表现出一种强悍旺盛的生命力。白蹄乌、什伐赤、青骓均作四蹄腾空、飞奔陷阵之状，气吞山河，势若凌云。特勤骠和拳毛又作缓辔慢行状，昂首扬鬃，气宇轩昂。飒露紫是六骏石刻中唯一兼刻人物形状的石雕作品。当年大战之中，李世民只身陷敌阵，面临强敌围困，危险万分。关键之时，大将丘行恭冲到身旁，勇杀数敌，并让李世民骑上自己的战马，换下了身受多处箭伤的飒露紫。刻工们紧紧抓住该马胸部中箭，丘行恭为其拔箭时欲拔而又不忍的瞬间场面，显示了当年李世民连年征战、浴血疆场的艰辛与不易，也留给了后世子孙以“勿忘历史”的谆谆告诫。该作品以静见长，似乎敌人未在咫尺，超然界外，只突出人与马的感情交流，起到了一种超常惨烈的悲剧美的艺术效果。
千余年来，石刻昭陵六骏所折射出的“舍生取义图报国，慷慨赴死为明主”的勇于牺牲精神和其经典独到的艺术魅力一直为国人所称颂。它已经不仅是大唐太宗皇帝宣扬文治武功，警示后人的祭器，而已成为集中展示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实物载体，它本身所固有的也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承继了一种磅礴大气、积极向上的民族奋发精神。昭陵六骏也因此而成为中华民族追忆先祖伟业，凝聚民族向心力的国宝重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节 昭陵六骏的沧桑遭遇
贞观年间，六骏石雕刻制完工后，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为六匹战马题写了赞语，并刊刻于石雕之上。根据太宗皇帝的授意，这六块石雕被分成东西二行（从南至北，依次排序为：东一特勤骠；东二青骓；东三什伐赤；西一飒露紫；西二拳毛；西三白蹄乌）列置于昭陵北麓司马门内。此后的1000多年里，昭陵六骏同中国社会一起走过了一段坎坷沧桑的曲折之路，无论是朝代更迭，风雨剥蚀，还是地震摧毁，雷鸣电击，都始终岿然矗立于昭陵北麓，默默地承载并诉说着那一段辉煌无比的历史。
李唐王朝统治的300多年里，昭陵六骏同陵园内的草木砖瓦一样，理所当然地享受到了十分严格的保护和异常尊贵的礼遇。昭陵地区不但设置有专门管理陵园事务的陵令（正五品），还常年驻守着巡护陵园的军队和供奉太宗神灵的宫人。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守陵军官武卫大将军权善才，不经意误砍了昭陵的一棵小树，惹得高宗李治龙颜震怒，下令把权善才砍头示众，幸亏时任大理丞的狄仁杰（607～700）力阻直谏，才免遭一死，保得性命。据此可见，唐时昭陵六骏无疑得到了十分有效的保护。但是，唐朝末期至五代十国期间，由于战火焚毁，社会动荡，昭陵的管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冲击，石雕六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和损毁。据《旧五代史·温韬传》载：“后梁耀州（今陕西耀县）节度使，唐诸陵在境者悉发之，取所金宝，而昭陵最固。”可见，这一时期的昭陵已经处于一种无人管护的自然状态，六骏石刻受损必然成为不争的事实。
北宋时期，时任陕西转运判官的游师雄为保护先朝古迹，曾经对关中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过一次大的维修保护。宋哲宗元年间（约1089），游师雄在当时的醴泉县城（今礼泉县骏马乡旧县村）主持建造了一座唐太宗庙，并刊刻“昭陵六骏碑”“宋新修唐太宗庙碑”各一通，立于庙内。这二通石碑均以线刻手法表现为主，真实客观地记录了北宋时期昭陵六骏的保存状况以及昭陵陵园内陪葬墓的分布情况，成为后人保护和研究昭陵文物的实物依据。时过境迁，岁月流逝。如今的昭陵六骏石雕已经远非昔比，损毁不全。游师雄所立的“昭陵六骏碑”却清晰地保存了实物上早已蚀毁殆尽的唐太宗撰题“六骏赞语”及每匹马的名称和毛色特点等，已经成为现代人研究昭陵六骏的第一手权威资料，具有无可比拟的排他性。据《昭陵六骏碑》记载：“距陵北五里，自山下往返四十里，岩径峭险，欲登者难之，因谕邑官仿其石像带箭者之状并丘行恭，真塑于邑西门外太宗庙庭，高卑丰约，洪纤尺寸，毫毛不差，以便往来观览者。”可见，游师雄当年对昭陵六骏的保护措施，考虑得十分周到。他不但把昭陵六骏线刻图形入碑，还在唐太宗庙中泥塑六骏雕像，在满足四方观览者参观欲望的同时还有效地对六骏石刻进行了保护。因而，在北宋年间，昭陵六骏又一次受到了当朝统治者的重视和保护。
明清时期，诸多封建帝王都希望能以唐太宗李世民为治国楷模，十分重视昭陵的古迹保护，他们不但定期或不定期派人来昭陵祭祀，还经常进行一些大小不等的维修保护工程。目前，仅就现存的明清各代祭陵碑来看，就包括了诸如《明正统元年御制祝文碑》《明成化元年御制祝文碑》《明弘治元年御制祝文碑》以及《清康熙三十五年御祭碑》《清康熙三十六年御制碑》《清乾隆十四年御祭碑》《清乾隆二十五年御祭碑》等10多通，从碑文明显可考的就已经涉及明、清两个朝代的5位皇帝。
另外，明清时期，还有两位对昭陵保护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
范文光，字仲，四川内江人，明崇祯时期的举人，曾任礼泉知县。他在任期间，翻阅了大量资料，主持编写了历史上第一本《昭陵志》，只可惜早已损毁佚失，未能留传给后世。
此外，他还重新修造了唐太宗庙，并将一幅前世传下的唐太宗古图像镌刻于石，现藏于昭陵博物馆，名为《明唐祠纪事碑》。
毕沅，清朝乾隆年间陕西巡抚，对昭陵古迹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保护。他命令当时的礼泉知县蒋其昌等人具体负责，修筑昭陵保护围墙三十余丈，并在陵山周边广植松柏，造林绿化，希望能恢复唐时昭陵的“柏城”原貌。为了告诫教诲后人更好地珍惜爱护昭陵文物古迹，毕沅还亲自撰文书写了《清防护唐昭陵碑》一通，该碑通高1.7米，宽1.06米，钱坫篆书，孙星衍摹勒并篆碑额，王景桓刻字。正是在这些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下，昭陵六骏石刻及昭陵的文物古迹才在不同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有效保护，昭陵六骏雄风依旧，岿立昭陵。
但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国内政局动荡，军阀割据，难以形成一个统一权威的政治领导体系。在这种不正常的社会大背景下，昭陵六骏首次因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和不菲的经济价值而招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为浩劫。早在1912年以前，一个名叫格鲁尚的法国古董商偶然得知昭陵六骏的情况后，便对其垂涎三尺，千方百计地希望得到这组石雕，从中谋取暴利。1912年初，他先派了一个名叫戈兰兹的心腹助手来到中国，为盗掠买卖六骏石雕做前期准备。到了1913年5月份，已经准备妥当的戈兰兹收买了几个贪图小利的民族败类，将当时处在深山无人管护的六骏石雕中的二块打碎并准备盗出昭陵。
由于石雕沉重，加之运输条件落后，盗卖途中的二骏石雕被及时发现的乡民夺回，后被当时的陕西军政府没收并暂为保管。据《苏庵杂志》记载：“自辛亥后，石骏为师长张云山取其二，移置长安旧督署，然断泐不堪矣。”张云山，原系陕西的同盟会首领人物之一，也是陕西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西安光复后一直任陕西军政府兵马大都督，1912年陕西军队接受袁世凯收整改编后任第一师师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二骏石雕实质上是落入了张云山个人手中。
1914年，陆建章调任陕西都督后，不但剥夺了张云山的兵权，还对其设法排挤，百般刁难。张云山为了讨好陆建章，保全自身，不惜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甚至连二骏石雕也被作为行贿的礼品用来巴结上司，二骏石雕遂易主陆建章。次年，陆建章为了获取袁世凯的欢心，以运送奇石异草的名义把二骏雕刻运抵北京，送给了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
此后不久，二骏石雕便被卖给法国来远公司一个名叫卢芹斋的华裔古董商，并于当年年末运出中国，流落海外。1918年5月，二骏雕像被运抵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1921年1月7日，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付清最后一笔款项，正式“购”得二骏石雕，并作为镇馆之宝收藏陈列。此间，1918年初，不法古董商格鲁尚又再次唆使他人，企图二次盗买剩余四骏石雕时又被闻讯追至的爱国人士在途中夺回，置放于当时西安的陕西省图书馆。解放后，这四骏石雕于1950年移交给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前身）保管。六骏雕像遭劫后，当地群众十分愤慨，围绕六骏石雕自发展开了一场保护与劫掠之间的民间斗争，一些关于六骏回归的传说和歌谣十分流行，其中有两首三弦小曲这样唱道：
（一）
两骏漂洋落异邦，满怀激情心彷徨，对空长嘶一声叫，个个背上生翅膀，茫茫大海风云起，天马行空归故乡。
（二）
骏马骏马莫长嘶，尔欣尔情尽我知，待到中华复兴日，再庆六骏来会师！
时至如今，昭陵六骏已经异地分居近百年。拳毛和飒露紫流落大洋彼岸，身处异国他乡。白蹄乌、什伐赤、青骓、特勤骠也离开昭陵数十年，寄居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何日游子归故里？何时六骏再聚首？昭陵六骏的回归已经成为全世界华夏儿女的共同期盼。2001年10月28日，中国国家邮政局公开发行一套《昭陵六骏》特种纪念邮票，就是中国人民发出追索佚失二骏石雕的强烈呐喊！
孰是孰非，不管是所谓的合法购买，还是令人鄙弃的非法盗掠，都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于理于法，无论是“善意”购买，还是别有用心的唆使，都不能掩盖其巧取豪夺的劫掠本质。让我们用清朝末年醴泉名儒曹骥观老人的一首《昭陵六骏歌》来表达此刻我们心中的强烈感受。诗曰：
唐家创业扫群雄，马上得之为太宗。
真人出身姿神武，驰骋纵横驾六龙。
六龙神骏皆汗血，陷阵冲锋警电督。
双瞳垂镜权协同，五花连钱蹄蹴铁。
擒充戮窦西复东，飞镞血溅鬓毛红。
帝嘉汝绩传不朽，制赞图形召石工。
琢成玲珑气沉稳，丹青不数阎立本。
立仗永置昭陵宫，万岁千秋表忠悃。
于今陵殿久无主，败瓦颓垣窜野鼠。
独留六骏尚嘶风，犹指唐家一土。
何物奸人居奇货，大车捆载咸阳过。
纵说神物有护持，到此已嗟缺两个。
我家结庐山阳，几时习见真乘黄。
今日重逢长安市，感时抚事增惋伤。
吁嗟呼！
金人辞汉泪犹流，应知六骏多烦忧。
歌罢不禁三叹息，恍睹石马向我齐昂头。
与祭昭陵。
民国宋伯鲁。
灯火烧空彻夜红，乱山残月马蹄风。
莘莘鼎俎岚光外，簇簇旌旄暝色中。
神骏今馀断石，苍鹰终古镇幽宫。
丰碑一片资防护，铁画银钩字字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