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河南文学的沉寂时期。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邀请部队的一些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随后写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纪要》完全抹杀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要求争创样板戏并重新组织文艺队伍，提出了所谓的“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1966年，《文艺报》第3期刊发了黎生的文章《希望有更多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好作品》，要求用毛泽东的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武装与教育农民，鼓舞斗争意志，积极参与当前农村“兴无灭资”的斗争运动。1968年5月23日的《文汇报》刊出了于会泳的文章《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这些文章都可以看做是当时的理论界对于作家创作所提出的具体要求，为此后“文化大革命文学”的正式出现提供了理论指导。所谓“三突出”的提法，最早出现于“四人帮”的干将之一于会泳的一篇题为《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的文章。此后，姚文元将之加工修改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由此而成为当时文艺创作者们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1974年6月15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初澜”的文章《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文章指出，在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控制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统治着舞台，文艺不再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却成了刘少奇一伙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工具。社会主义文艺如果没有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一根本任务，就无法实现在无产阶级文艺领域里对资产阶级专政，就会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所以应坚持“两结合”和“三突出”的基本原则。
由于受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河南文学创作，也是“万花纷谢一时稀”。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出现的所谓文学作品，大多服务于帮派的政治斗争，基本上是对流行一时的路线政策的图解，因而乏善可陈，例如1975年8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并出版的《程“夫子”现丑记——批判程颢、程颐故事新编》，即是其中之一，显然是为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扬法抑儒”倾向而张目。以江青为首炮制的八个样板戏，成了文艺舞台上的主旋律而到处上演。当然，也有极少数文学作品能够在那个万马齐喑的环境里稍稍显出些亮色，如颜慧云的《牧笛》，但整体而言，作家的写作都被摧残成为一种模式，大部分作品都是现行政策的图解，强调所谓的“以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为纲”，运用“三突出”的创作模式，人物概念化、脸谱化，出现了千人一面的雷同现象。一些有良知的作家这时候要么噤声不语，要么为坚持真理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从1966年冬天开始，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河南的文学创作跌入了低谷。在所谓的“横扫牛鬼蛇神”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中，许多作家都被贴上了“反动文人”、“黑线人物”的政治标签，许多严肃的文学作品及其作者开始受到批判，如被誉为开封文坛“坛主”的苏鹰，被公开点名批斗，其与贾子云合著的长篇小说《隐蔽的战斗》被当做“汉奸文学”、“大毒草”而遭公开批判。作者本人因不胜凌辱，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即含冤辞世。同时，一切文学团体陷入了瘫痪状态，终止了正常的活动，许多文学期刊也纷纷停刊。与此同时，一批以“革命”为主的小报从1966年8月到1968年年底期间却纷纷出现，形成了一个报纸出版的高潮。它们或为油印，或为铅印，具体的印数少则几十、几百，多则上万。报纸从名字到内容大都千篇一律，如《风雷激》、《工人赤卫队》、《无限风光》、《中州曙光》、《豫北风雪》、《革命造反·河南红卫兵·黄河怒涛》等，报头多以“最高指示”为开端，大量的新华社通稿与评论文章，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版面，其余的文章，都是派系之间的相互骂词。所以就本质而言，这些小报完全是那个特定年代里某一种政治性、倾向性的附属品，故而仅具有历史学、文献学的价值，为研究特定时期的河南地方文献出版史料当有所帮助，而其文学意义则并不大。
另外，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革命颂诗纷纷出现，成为其时河南文坛的一大景观。今天看来，这些诗歌大多是内容千篇一律，艺术质量不高，单纯以数量取胜的政治宣传品，仅就河南人民出版社一家而言，短短几年里，先后出版的诗集有：1974年9月出版的诗集《红旗渠之歌》，1974年10月出版的《东风万里春雷动——批林批孔诗集》，1975年2月出版的《火红的岁月——郑州市工农兵诗集》，1975年11月出版的《广阔天地新一代——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诗歌集》与《虞城农民诗歌选》（虞城县诗歌创作编辑组编），等等。1976年，以肖正义为代表的郑州市文化馆创作组创作的诗集《黄河柳》也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中固然不乏个别的优秀之作，但绝大多数都难逃其时政治形势的裹挟，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带有伪浪漫主义的色彩。
第一节 一枝独秀的报告文学
“文革”的发生阻碍了河南文学的正常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河南的报告文学还是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出现了像《小车不倒只管推——记共产党员杨水才》这样较好的报告文学作品。此外，一些报道农业合作化、郑州纺织工业城、林县红旗渠、三门峡水电站等建设的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其中由中共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委员会宣传部组织撰写的反映三门峡水库建设的大型报告文学《三门峡上锁黄龙》，反映了新时代人民改造自然、战天斗地的满腔热情。另外，在“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的时期出现的《力挽狂澜的人：抗洪抢险报告文学集》，歌颂抗洪抢险的英雄们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他像反映红旗渠精神的《重新安排林县河山》，也一时为人们推重。这一时期，在河南的报告文学领域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穆青、魏巍、李蕤、袁漪、华山等人。其时，最为突出的报告文学作者是穆青。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穆青又写了不少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如《管得宽》、《一厘钱精神》、《九龙江上抗天歌》、《驯水记》，等等，特别是1966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与冯健、周原合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篇通讯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极其真实感人，作者自己后来回忆说是“流着眼泪写出来的”。
穆青与高洁合写的报告文学《铁人王进喜》，在当时也影响甚大。其中所塑造的王进喜的形象，生动真实，令人难以忘怀，例如文中写王进喜第一次到大庆油田时的场面：
当他看到天南海北前来参加会战的几万名战友，看到铁路沿线摆了几十里长的堆积如山的设备器材，看到就要开发的一望无边的大油田的时候，浑身充满了力量。他满怀激情地站在大荒原上，随手扒开积雪，从地上抓起一把土来，嘿！这是什么样的土啊？黑糊糊的！这时，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覆盖在这黑土下大片大片的油层。他撩开身上的老羊皮袄，大声地对战友说：“看，这儿就是大油田，这回咱们可掉进大油海里了！同志们，摆开战场，甩开钻机干吧！把石油落后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
这样的语言形象有力，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充分表现了新一代劳动者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表现出的豪情壮志。穆青笔下的模范英雄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总是具有一种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战天斗地，勇敢顽强，在艰苦异常的条件下挑战人类的耐力与极限，具有一种崇高的力量美。为此，穆青曾在新华社的新闻研究所做过一次谈话：“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和他们的伟大实践应当成为我们报道的主体。我的新闻人物是指那些在平凡岗位上经年累月做出了不同凡响的成绩，值得人们去学习和敬仰，堪称模范的人物。”
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是服从于这一基本原则的。
穆青报告文学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原则在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把握大局。在面对一时难以辩明的情况时，他先定下心来，下工夫做一番实际调查，而绝不头脑发热、盲目冲动；同时，更不会为了投上面的一时所好，而使用曲笔，粉饰太平。这可以从他在“文化大革命”时的表现看出。他以为，新闻报道不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坚定群众的革命意志，鼓舞群众的斗志热情为目的。由于职业的关系，作者有机会经常出访国外，因此也写了不少反映异域特色的报告文学作品，如《水城威尼斯》、《金字塔夕照》、《维也纳的旋律》、《狮子正张着大口——赌城拉斯维加斯掠景》等作。这些富于诗情画意的作品文笔流利自然，描画细致入微，知识性与趣味性都很强，因此在面世伊始，即深受读者的欢迎。有论者指出，“穆青是这一新闻理念的重要代表人物和成功实践者”。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李蕤（1911—1998年），原名赵国恩，后更名赵悔深，字惠岑，笔名有赵初、华云、慧深、流萤等。1911年9月出生于河南荥阳与汜水交界的农村。出生前3个月，父亲因患肺病而去世。李蕤7岁上小学，由于家境贫寒而时续时辍。1929年考入洛阳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20世纪30年代参加了北方的左翼作家联盟组织并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后又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6年进入河南大学文史系学习，1939年肄业。曾任《大刚报》、《阵中日报》、《前锋报》、《新儿童》、《中国时报》、《燧火》、《新路》等多家报刊的编辑、战地记者，并两次被捕入狱。1948年先后任《开封日报》、《河南日报》的副刊主编。1949年7月，曾与苏金伞一道作为河南代表，参加了在北平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开封日报》、《河南日报》副刊主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中南文联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9年始得平反。
李蕤从1935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一生创作的作品很多，有短篇小说集《土的故事》、《柿子晒成的时候》、《珍珠集》、《人定胜天》，散文集《水终必到海》，报告文学集《难忘的会见》，评论集《文艺短论集》等。其中，报告文学《四进虎穴》曾获得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荣誉奖。他的创作从体裁上来看，以小说与报告文学的成就最高，后结集有《李蕤文集》四卷本，于1998年12月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李蕤十分崇拜鲁迅，称其为“终生难忘的导师”。在鲁迅去世后，他曾写下了著名的《悼鲁迅先生》一文，称“鲁迅和高尔基，这两个住在两个荒凉黑暗国度里的巨人，他们是一样的伟大，他们的全生全世，都是以猛烈的热情与强烈的憎恶的火焰扫射着猥劣腐烂的世界，两条臂膀划开两个世界的战士”。所以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在风格上与鲁迅有接近的地方：都是善于把握细节，选材严而开掘深，且笔法冷峻，意味深长。他早年还曾一度热心于杂文创作，想成为一个杂文作家。1942年，创作了报告文学《无尽长的死亡线》，反映当时发生在河南黄泛区震惊国内的那场大饥荒，引起了文坛的注意。1952年，他参加了以巴金为代表的赴朝写作团，在开城前线前后实地采访达十个月之久，后来创作了《难忘的会见》、《张渭良》等报告文学。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又先后写出了《爆破英雄侯满厚》、《这里有十万颗火热的心》等作品。报告文学的生命就在于真实，李蕤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他的所有创作都在于通过真实的现实描摹而给读者以心灵的震撼。李蕤生前对于自己的作品有一个说明：“这些作品，都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情况下写成的”。今天，虽然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因为其真实生动而依然感人，使我们借此可以了解历史的真相。
这一时期较有特色的报告文学作家还有袁漪。袁漪（1931—），女，上海市人，长期担任《河南日报》编辑、记者，也是中国作家协会河南省分会的理事。她的作品有《高山小店》、《太行魂》、《岁月磨不尽的浓情》等30余篇，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 公式化、概念化的小说创作
与全国文学界了无生气的大背景相似，“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河南小说创作基本上也是乏善可陈，大多都是对于流行一时的政策的图解，沦为低级的政治宣传品。就具体内容而言，也往往千篇一律，不是再现波澜壮阔的辉煌革命历程，便是集中展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显得十分单调。即使就反映现实生活本身而言，也完全是主题先行，按照当时意识形态的要求，以展示贫下中农和妄图复辟的阶级敌人的矛盾、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间的矛盾为主要内容，因而真正有成就的小说作品不多，但在这一时期，也有极少数作品，尽管打上了浓重的时代烙印，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过于鲜明，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72年6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召唤》，以及1976年由安阳市业余短篇小说创作学习班创作的《这里也是战场》与郑州市文化馆创作组编写的《擎天峰》等作品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
此外，由中共平顶山市委、平顶山矿务局组织创作的长篇小说《龙山惊雷》也颇具特色。作品写成于“文化大革命”末期，正式出版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告结束，该书可以说是平顶山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作者署名“平学庆”，即“平顶山学大庆”之意，实际上是一部集体创作的书。小说以煤矿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其中的英雄人物即是以当时平顶山市名扬全国的煤矿英雄李二银为原型创作的，所以带有很典型的“三突出”的痕迹。尽管如此，为了配合一时纷出的形势与政策，还先后几易其稿。小说集中描写了1964年某煤矿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所展开的激烈斗争。作品的主人公、党支部书记黎海峰提出改造矿井，使煤炭产量翻一番的革命方案后，遭到了来自保守力量的反对；与此同时，阶级敌人也乘机兴风作浪，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但几经较量，正面力量最终占了上风。当党委通过了这一方案后，黎海峰和他带领的突击队在党委书记高鹏的指引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一面向各种错误思想和隐藏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一面克服生产上的重重困难，历尽坎坷，终于取得了胜利。作品用浓笔重墨精心塑造了黎海峰、马德山等英雄形象，对其他人物也作了比较生动的刻画。作品的情节曲折，语言流畅，并富有煤矿生活的战斗气息，例如书中在描写黎海峰与罗文达对坐在办公室里商谈采矿的情景时，插入了一段景物描写：
北风怒吼，大雪纷飞。一股股被狂风卷起的雪浪，好像一匹匹巨大的野兽，从后山的顶峰吼叫着，奔腾着，冲向龙山矿区。矿井扇风机的响声，一下子被这大风雪的吼叫声淹没了。那高大的主井架，却像巨人一般，巍然屹立在漫天风雪中。
采掘一队办公室的玻璃窗，被这狂风敲打得吱吱嘭嘭响。办公室里，灯光明亮，炉火熊熊。
在这里，自然环境的险恶与人精神状态的无比乐观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从而有力地衬托了人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革命豪情。这种借助环境的烘托来突出人物精神状态的笔墨，在全书中比比皆是，体现了“人定胜天”的乐观主义精神，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小说非常善于运用具体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的微妙心理变化，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小说中难能可贵，例如书中写到黄宇洁与罗文达这一对恋人发生了矛盾，在听了谢玉兰大嫂的劝说后，黄宇洁擦干眼泪等着罗文达到来以便与他重归于好的场景，描写细致入微而又妥帖自然，极为精巧地勾勒出黄宇洁苦苦等待恋人到来时候的矛盾心理，既有欣喜的渴盼，又充满了无限的委屈，充分显示了作者对恋爱中青年心理的深入把握；而人物的复杂情感态度，也借助这一段惟妙惟肖的文字，得到了极为恰当的体现。
这一时期还需要提到的作家及作品是李明性与他的长篇小说《洪流滚滚》。李明性（1944—），又名李夏，河南虞城人。1985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新闻系。先后在县文化馆、地区文化局等部门工作，后来担任中原农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以及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副主席等职务。他从1964年发表处女作《月夜柳公河》以后，陆续出版中篇小说《赵二虎大战荒庄》，长篇小说《洪流滚滚》、《痴情女子》，中篇小说集《初恋》、《大地芬芳》，中篇儿童小说《尼姑参军》，散文集《乡魂》、《鸟音》等。他的许多小说与散文作品曾被收入《河南青年创作选》、《河南儿童文学十年创作选》、《河南文苑英华》等。作者本人也获得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李明性早期喜欢阅读沈从文、赵树理、孙犁等现代名家的作品，后来又认真学习刘绍棠的创作风格，非常注重对乡土文化及其民俗风情的细致描摹。由于出身农村，他的小说创作大部分都是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河南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他能够立足于基本的乡情民风，从乡土生活与乡土精神中汲取创作的灵感。李明性把“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开拓诗意的人生”作为自己的追求，认为文学创作的关键是写人、人性、人的命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在社会变迁中的困惑等。在他看来，无论文学的外表怎么变化，其内核还是要写人，人性是永远相通的，只有把人写好，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长篇小说《洪流滚滚》于1975年11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主要是反映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阶级敌人搞破坏，于是“高大全”式的正面人物与之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成为小说情节冲突得以展开的关键。虽然故事情节过于简单，但在具体创作技法上，作者主张要博采众长，吸纳百家，努力融古典传统、民间文学与外国文学于一炉。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既有对生活本身的热爱，对爱情的讴歌，对友情的赞誉，更有对于乡村生活的无限眷恋。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乡村生活赞美时，并不刻意粉饰，而是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加以揭示。另外，由于作者在创作之余，还擅长书法与水墨画，这使得他的小说创作颇富于诗情画意，在展示出美丽的田园风光的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
第三节 《斗天图》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诗歌
1975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推出了由王绶青与李洪程合作撰写的长篇叙事诗《斗天图》。该诗系作者于1973年在河南林县采风达7个月的创作之果，当年就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过。从1973年春天到1975年春天，作者又用整整两年的时间先后三易其稿。1978年春天，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诗剧的形式播出，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林县地处豫北，当地政府兴修水利，以改变这一落后状况，于是就有了著名的红旗渠。叙事长诗《斗天图》正是反映这一轰轰烈烈的人类改造自然的壮举，与当时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相一致。作品取名“斗天图”，显然是源于毛泽东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一语。在这部叙事长诗里，作者有意将古典诗词与地方民歌结合起来，既有现实主义的底色，又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豪情，用充满激情的笔触展示社会主义新时代人类与自然作战的丰功伟业，使全诗充分地体现了民族化、大众化的风格。
全诗的主要作者王绶青是国家一级作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他的作品，除了与人合作的叙事长诗《斗天图》影响较大外，还有诗集《天涯采英》、《天野海郊集》等。谈到自己的诗歌创作经验，王绶青历来主张：“先做人，后做诗”。在他看来，“只有以生命写诗，诗才会有生命”。他又说过：“学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渎新；博采而不盲采；立异而不怪异；有我而不唯我；为今而不拜金。”可以说，他是河南当代诗歌界的一面旗帜。
王绶青倡导“以生命写诗，诗才有生命”，他的诗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诗歌的精髓，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在审美价值取向上，凸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评论家认为，他坚持民族化的诗风和炼词、炼句、炼意的语言创造，在形式上将民歌和古典诗词的艺术经验创造性地用于自己的新诗创作；句式上不拘一格，浑然天成，在对社会生活、自然景观、人情世事和历史沧桑的审视、思考和感怀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忧患、责任和坚韧不拔的人格力量。诗评家朱先树指出：“王绶青的诗重在关注历史和人物的描写，从中提取出一种精神理想的诗意内容，写出一种民族的精神力量和充满希望的东西。”《生命入诗灿烂了五十年——著名诗人王绶青文学生涯五十年研讨会昨在郑州召开》，《大河报》2005年5月28日。
在形式上，王绶青的诗歌追求的是民族化、大众化，注重古典传统和地方民歌的有机结合，讲求炼字、炼句、炼意，如“天生傲骨四方方/不讲棱角身内藏/喜时化作升华笔/怒时挺起万杆枪”（《咏方竹》）；“夹岸翠竹夹岸花/轻舟摇摇至酒家/举杯贪品山与水/昔日醉酒今醉茶”（《擂茶》）；“爆竹声声传喜讯/一曲凯歌震古今/燕子衔泥日/渡桥初砌墩/雏燕出飞时/桥栏雕入云/燕子垒窝我垒桥/一片青石一片心/剪来晴空万朵霞/为我渡桥镶花纹/挽取银河半槽水/为我英雄洗胸襟！”（《斗天图》）等，都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他的诗充满激情，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是对社会生活、自然景观、人情世事、历史沧桑的审视、思考与感悟。他用真情描绘祖国的锦绣河山和多姿多彩的时代画卷，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忧患意识和人格力量。著名诗人雷抒雁曾这样评价道：“绶青先生的诗，洋溢着中原汉子的正气、大气和豪气……绶青先生是个忠厚的诗人，人品诗品，相为表里。不追时尚，不改初衷，不求闻达，不惊宠辱，数十年如一日，痴于诗歌创作，口碑甚高。”《生命入诗灿烂了五十年——著名诗人王绶青文学生涯五十年研讨会昨在郑州召开》，《大河报》2005年5月28日。
《斗天图》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当然和那个极端年代的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抓革命、促生产”，“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旨意在诗中反复出现。所谓“太行山/矗起千座批修台/望水沟/伸开百丈防修沟”，“与天斗/与地斗/斗鬼魅/斗帝修/斗出千里愚公渠/斗出百万红旗手！”，等等，正是当时的“批修防修”等主流话语的显示。其中的人物也是严格按照积极与消极、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等二元对立的方式来划分的。围绕修水库事件，一场尖锐的阶级矛盾得以展开。最后，革命的一方战胜了反动的一方，兴修水库的伟大革命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全诗的主题可以《大山不挡愚公路》中钟源有的一段话来概括，那就是：“大山不挡愚公路/险峰不遮愚公眼/困难不屈愚公志/重担不卸愚公肩/同志们/关山前/要踏稳每一个步点/险峰上/要走稳革命路线！”这种充分发挥“与天斗，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其根本目的在于：“要斗个帚到灰尘除/要斗个水清石头出/咱不只为斗成一条愚公渠/咱要为社会主义江山斗千秋！”
如果抛开这一切外在的因素，从形式着眼，就诗论诗，作品的艺术性还是很高的。奉行当时的“两结合”原则，《斗天图》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得正视困难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不畏艰险的浪漫主义情怀相互配合，诗中类似“铁小伙，托出一轮轮明月；石姑娘，敲落一簇簇星辰”这样的语句处处皆是。在语言表达方面，作者将中国古典诗歌与民间歌谣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展示具体的生活场景时，做到了语言的典雅流利、清新自然，例如，为了衬托革命群众的豪情壮志，作者巧用民间俗谚，有意正话反说：“支书办事最坚决/为的是人民千秋业/鸡毛撞钟钟要响/风地点灯灯不灭！”或者直接引入俗谚，使之嵌合得天衣无缝：“捉猴要待猴上树/看戏要看幕布后/孟家礼究竟是啥角色/还要让他表演够！”诗中有一处描绘断云壁上妇女们洗衣服时的欢快场面：
一行雁，
掠过水中天；
汤河曲，
荡满断云湾。
姐妹们夜战下了班，
笑嚷嚷沐浴晨风前。
章改水，
挎着洗衣篮，
漫步走下汤河滩。
只听她，
一声喊！
十姐妹，
呼啦啦跑来洗衣衫。
脚蹬汤河石，
手下涟漪满。
青石板上水花溅，
滴滴河水珍珠圆，
歌声脆呵笑声甜！
揉碎了云，
揉碎了山，
揉碎了疲劳揉碎了汗！
此外，诗中还巧妙地化用古代寓言故事，像“要学愚公改山河/不当智叟守家门/愚公移山我移水/旱山窝定变聚宝盆”，“万丈高楼万丈桥/哪一寸不是人民造/智叟不智最愚蠢/愚公不愚智慧高”等诗句就化用自然，颇似信手拈来、毫不费力；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描绘自然场景时，并没有为描写而描写，写景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写人，例如诗中有意突出自然环境的险恶，以衬托出革命群众的坚韧不拔气概，《在险峰》一节，就十分详细地描写了一座名叫“小鬼脸”山的险恶山势：“一块块/紫石斑斑/一楞楞/褐石镵岩/四道眉/八道坎/白雾缠腰/流云遮面/阴森森/好一副/霸山霸水的‘小鬼脸’/风在耳边嘶/树在眼底闪/山在面前晃/鹰在脚下旋……懒汉到此腿发软/懦夫到此心胆寒！”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从整体诗意到具体的句式结构，此处是受了李白那首有名的《蜀道难》的影响。再如《出征歌》一节，作者有意借鉴了中国古典历史演义小说的长处，精描细画，大肆铺排渲染，让一个个新时代的“英雄好汉们”纷纷亮相：“沟东来了突击手，一路战歌挟风雷/沟西来了爆破手，一路春风火药味/沟南来了巧石匠，一路飞闪开山锤/沟北来了老铁匠，一路铁花扑地飞/一排排，一队队/铁打的身腰铜铸的臂/大智大勇/无私无畏/能闯山/能探水/龙潭虎穴任往回！”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作者本人良好的古典文化修养与对于民间文化的深厚了解。由于化用自然，贴切细腻，所以不着一丝人工的痕迹。
按照当时出台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具体要求，“歌颂哪一个阶级、塑造哪一个阶级的英雄人物、哪一个阶级的人物在文艺作品中居于统治地位，是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焦点，是区分不同阶级文艺的界限”。这些背离文学创作基本规律的清规戒律，不可避免地也给《斗天图》一书打上了深厚的极“左”意识形态烙印。所以，《斗天图》的重头就是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浓涂重抹的笔触刻画钟源有这样一个公而忘私、一心奉献的英雄人物形象。他根红苗正、苦大仇深，革命意志坚定，一旦认准了就毫不犹豫地扑下身子去干，并且他明了大是大非，在与敌人斗争时有理有节、毫不妥协。诗中集中描绘了他为修水库而凿石开路的生动场面：
他抡的那柄愚公锤，
锤路正，
锤点稠，
竖打雷落地，
横打风卷头。
沉甸甸震天动地锤，
快当当点石成金手——
雕一副葵花向太阳，
雕一副禾苗承雨露，
雕一副万马战犹酣，
雕一副百舸齐争流，
雕一副万里东风扫残云，
雕一副遍地红旗舞神州……
磊磊宝石雕画图，
浸着心血渠上甃。
火烧云中留笑影，
百丈冰崖挂汗珠！
钟源有既要和以前曾经做过阎锡山的匪军军官、暗藏的阶级敌人孟家礼以及作为封建地主余孽的袁家婆作斗争，还要与地区里的冷专员、村里的队长赵守安作斗争。前者是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后者是同一个营垒里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固然残酷，但路线斗争也丝毫不能放松，所以作者不惜运用大量笔墨，详细地展开了钟源有与赵守安之间围绕修水库而进行的争论，以极力描摹出积极肯干的一方与消极退避的一方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在全诗的第四节《愚公愿》里达到了高潮：
钟大叔越说越带劲，
大伙越听越动心。
赵守安走到老钟前，
满脸皱纹罩疑云：
老钟啊，我要问——
汤河恶浪谁敢碰？
扔个鹅毛也要沉！
老钟烟锅叩鞋底；
晃开身子舒舒筋。
手掌一横比大坝；
从容回答笑吟吟：
“筑坝截流上高山；洪水恶浪得服人！”
“险峰恶岭怎么过？——”
“逢山凿洞山开门！”
“深沟大涧挡去路哇——”
“遇沟架桥把水引！”
“哪里来的开山机？——”
“一锤一钎出乾坤！”
“山高沟险坡又陡；修渠物资怎么运？——”
“百里开条引汤路；肩挑马驮车辚辚。”
“哪一辈子能修成？何时流到咱们村？——”
今人不欠后人债；
亲手造福为子孙！
守安哪，
艰苦奋斗为根本，
自力更生是方针。
你怎么，
光看困难不看人？
说得赵守安无言对，
张口不语汗津津……
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的一番辩论，最终以积极一方占了上风而告终。于是，在钟源有的领导下，耿山秀、小水宝、石长生、章改水等正面人物，组成了英雄的群像，他们一个个抖擞精神，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精神，“工地上成立除险队/英雄接班赴险境/看悬崖绝壁上/闯过来一支飞将骑兵！”
由于受“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的影响，《斗天图》一诗中也出现了丑化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讽刺所谓的不抓政治只注重业务学习的“白专”道路，例如，全诗花费不少的笔墨塑造了一位叫杜亚斋的水利专家的形象。他在诗中完全是一个反面的落后的典型人物，一味相信所谓的“专业”、“业务”而忽视人民群众巨大的历史创造力。围绕修水库，他与英雄主人公、“又红又专”的典型钟源有在水库的路线建设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议，他被钟源有指责为：“一张名利纸/遮住你的眼/挡住你的腿/有眼不见山河宽/有腿难向高处飞！”诗中的第十三节《一线之争》便是反映这一场斗争的。这条“线”既是水库的“路线”，也是政治斗争的“路线”。所谓“一条线，莫看轻！这不是你我个人事，革命利益千斤重”。当然，这场激烈的路线斗争最后还是以钟源有的胜利而告终。他力斥专家观点的错误：“天上掉不下设计图/咱木尺墨斗量河山/不信天才信实践/专家路线行不通/群众路线宽无边/咱有这么多土石匠/人民的智慧高过天！”而杜亚斋也在人民群众所取得的丰功伟绩面前瞠目结舌，最终甘拜下风、心服口服。像这些明显的不足之处，注定了《斗天图》一书只能是时代风气的产物。当这个特定的具有浓郁政治色彩的时代氛围渐行渐远成为模糊的历史背景之后，曾经如日中天、煊赫一时的《斗天图》也便逐渐地为人们所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