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在这“十七年”的时间里，河南的小说创作相对繁荣。创作的主力除了极少数在现代文坛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如姚雪垠、徐玉诺、李蕤等人外，大部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土生土长起来的工人、农民、干部、军人作家。他们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纷纷将笔触指向崭新的社会生活，坚持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出了一批为人称道的中、长、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大多着眼于表现劳动人民在翻身做主之后的由衷自豪感，以及他们对伟大革命理想的追求精神。正如著名批评家孙荪在《文学豫军论》一文中所指出的，它们的主要特点在于：“注重的是故事的动人和人物性格的典型，而且注重在社会学特别是政治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评判，一切都在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中展示。”其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株守于河南地方一隅，固执于中原文化的封闭自足，缺乏一定的开放性，显得底气不足；加之过于紧跟并配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文学作品往往成为一时政策之概念化的图解，致使其文化视野相对褊狭，因时代发展而显得面目陈旧，从而大大地影响了文学境界的提升与整体气度的恢弘。
第一节 短篇小说的一时繁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短篇小说创作而言，这一时期的河南作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转向农村题材。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大都出生于农村有关。他们扎根中原大地，热情地叙写乡土生活，反映农村的新气象。塑造一代崭新的农民形象，表现他们翻身做主后的自豪感，成为当时的写作热潮，例如吉学霈的《摔神》、《两个孩子》，嘉季的《挑拨》，牛健的《婆媳俩》等作品，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在河南农村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其中，吉学霈的作品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现代文坛上早就负有盛名的作家师陀，也于1959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石匠》。小说文笔清新自然，其中绝大多数内容都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鲜明的中原地域文化特色，为当时的读者所关注。
和1949年以前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相比，作家这时在深入透析乡土文化的同时，也较为注重捕捉农民复杂微妙的心理变化。这种变化自然与政治形势的波诡云谲及时代风云的变幻莫测息息相关。从50年代开始，以李凖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坚持现实主义的手法，开始描写在农村社会展开的轰轰烈烈的变革。1953年11月，李凖在《河南日报》上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成名作《不能走那条路》，较早地揭示了农村社会里两极分化的现实。后来他塑造的李双双这个形象，作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中孕育出来的一代新人，有着极为鲜明生动的性格特征，从而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其时，较有影响的小说还有周基的《小汾水河边的故事》、李蕤的《九九归一》、于秀峰的《她开始了新生活》、李文元的《婚事》、姚雪垠的《突围记》等；其他像徐慎的《初春时节》、耿振印的《俺家和俺组》等作品也都有一定的反响；而马炳文的《铁砂》、郑蓝云的《沈师傅回来的一天》、王化幼的《师徒俩》等短篇小说，则是当时反映城市里工人阶级新生活的力作，相对而言，在城市题材与工业题材领域里，苏鹰和郑克西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
李凖的短篇小说写作在当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能走那条路》发表后，先后被全国40余家报刊广为转载。此后，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李双双》和《老兵新传》也引起了轰动。李凖作品的长处在于，他总是善于从充满情趣的日常细节出发，在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展示中表现两种政治理念与生活道路的矛盾冲突。由于作者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所以他往往精于把握农村生活，以十分敏锐的政治眼光捕捉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乡村世界，融鲜明深刻的政治主题与浓郁温馨的家庭生活于一炉。其中所展示的事件，又往往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具体到每一个人物来说，形象也较为饱满，个性鲜明，不完全是一个个简单的政治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独立个体。李凖小说中的语言通俗，大量采用河南当地的地方土语，本色自然，惟妙惟肖。作者自己在这方面显然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以为，文学语言首先是可信，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之上的可亲。所以，他广泛借鉴民间文学语言之长，学习民间戏曲说唱的流畅和明快。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收法国作家福楼拜、俄罗斯作家阿·托尔斯泰等外国经典大师的创作因素，因此几乎他的每一篇作品的出现，都要引起文坛内外不小的震动，如写于1959年的短篇小说《两匹瘦马》，观察细腻，描写十分精到。下文是主人公韩芒种眼中的两匹瘦马的形象：
他挤进人群，原来大家在看两匹瘦马。一匹是灰色的老骟马，足有五尺多高，可是已经瘦得成了老烟大架子。牙齿已经发黄了，向外面呲着，下嘴唇已经松弛得滴流下来，好像永远也合不拢。只有四条腿，又细又长，配上那个瘦身子，就像一条高脚条凳。另一匹是枣红色的小马，站在那里，眼睛搭矇着，耳朵耷拉着。脊背瘦得像刀条一样，还是个“猫弓脊”，在溜尖的屁股上，还打了个火印“验”字。
这些描写完全源自于真实的生活，作家如果没有对生活认真而深刻的体察，是不可能反映出如此生动的场景的。通过阅读他的小说，读者很容易产生一种感同身受的认同，可以由此窥见20世纪后半叶广大中国农村尤其是河南乡土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并进一步了解中原大地上的农民们精神嬗变的漫长而艰辛的历程。
李凖的小说在题材上较为单一，一直保持着对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黄泛区等几个主题的持续关注。尽管在今天看来，其中的某些作品虽包含着隐性的民间文化结构以及古典的审美趣味，而不乏艺术上的独特魅力，但由于特定的政治氛围与主流话语的影响，这些小说也明显地患上了时代的幼稚病。它们大多主题雷同、情节结构类似、语言风格接近，使本应千姿百态、富于个性特色的小说创作出现了千人一面的共同模式，有一部分作品更是等而下之，甚至沦为政治的喉舌与一时政策的传声筒。
吉学霈（1926—）原名吉清江，笔名吉预兆、耿直，河南偃师吉家沟村人。1948年肄业于洛阳师范，在家乡小学教书时学习写作，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毕业于中央文学讲习所。历任教师、河南省文联编辑、中南作家协会专业创作员、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是小说集《两个孩子的故事》、《有了土地的人们》、《高秀山回家》、《一面小白旗的风波》等。其中短篇小说《一面小白旗的风波》因为塑造了一个农村新型妇女的形象，而为文坛所关注。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主要写妻子叶俊英与丈夫李良玉两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并非来自一般的家庭事务，而是围绕生产队里面的“公家事”展开的。叶俊英是生产队里的社干，主要负责核查队里各组耙地锄草的情况，而丈夫李良玉却马马虎虎、应付了事。妻子秉公执法，决定给丈夫插上一面小白旗，以示惩罚。丈夫一开始不理解，认为妻子有意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不给自己面子，所以发脾气，闹情绪，但最后在妻子的耐心说服与教育下，终于转变了态度，开始认真劳动，不再拖队里的后腿了。小说非常善于把握细节，在描摹人物的微妙心理方面也很有特色，不足之处是语言上还显得不够自然、成熟。由于作品中大量地运用各种叠词，使得人工的斧凿痕迹过于明显，像“一阵暖柔柔的春风吹来，软绵绵的柳条轻飘飘地在河面上划来划去”这样的句子在文中大量出现，给人以刻意为文之感。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内容别致，该小说后来还被改编成戏剧与电影，并被翻译成俄、英文与国外读者见面。
南丁（1931—），原名何南丁，曾用名何铿然，安徽安庆人。1949年结业于华东新闻学院。1950年初由河南日报社调至河南省文联，从事过文学编辑、文学创作、文学组织等各项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从1983年到1991年期间一直担任河南省文联主席。先后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检验工叶英》、《在海上》、《被告》；中短篇小说集《尾巴》等；散文随笔集《水印》；长篇叙事诗《我唱一支歌，为我的兄弟》、《小鹰》等。
1955年1月，南丁的小说《检验工叶英》在《长江文艺》上发表，同年8月，《人民文学》予以转载，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小说塑造了一个先进女工叶英的形象。叶英是机工车间二工段新调来的质量检验员。她积极热情，对于工作认真负责，由于工人们生产出来的许多产品在她那里一检测都不合格，所以工人们多认为叶英过于苛刻，对她意见很大，她也因此和工段里的工人尤其是工段长赵得同志发生了矛盾。赵得是一位老革命，有着光荣的过去，但他总是沉溺在过去的荣誉里而不思进取，工作态度得过且过，致使他所负责的二工段经常生产出大量的废品。经过叶英的据理力争，特别是车间党支部书记唐亮给赵得做思想工作，使赵得意识到自己“落在生活后面了，看过去看得太多了，思想的机器停滞了，必须清除掉使思想机器停滞的油泥”。最后，他们抛弃了种种思想包袱，努力改进方法，严格把关，终于使得二工段甩掉了落后的帽子，迎头赶上。这篇小说在那个时代出现，是当时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一个投影，因此，它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就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所以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小说条理清晰，语言流畅自然，特别是在对人物思想转变过程的展示上显得很有层次感，一点儿也不生硬。小说在描述女主人公叶英复杂矛盾的内在思想斗争方面，也有优长之处，表现了作家洞烛人物心理的高超技巧。
南丁此后还写了《科长》、《被告》等小说，开始深刻触及当时社会现实暴露出来的矛盾问题，对于各种丑恶的现象大胆地加以鞭挞。当时也有好几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涉及了此类题材，如李凖的《灰色的帆篷》、《芦花放白时候》，徐慎的《除夕曲》，白钢的《春天的泥泞》等作，都是抨击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某些阴暗面的力作。
段荃法（1936—），河南舞阳人。1951年肄业于河南漯河市初级中学，同年到漯河市委宣传部工作。1955年冬，在《河南日报》发表处女作《新任务到来的时候》，随后调往许昌地委工作，因发表小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历任河南省文联第二、三届委员，河南省作家协会秘书长、副主席，《莽原》主编等职务。从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并于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雪英学炊》、《天棚趣话录》、《雪路》、《乡音》、《活宝》、《鬼地》，散文随笔集《天棚居随笔》、《布袋子》等。《天棚趣话录》获河南省第二届优秀文学奖。
他的作品多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自己极为熟悉的农村生活，穷形尽相，人物逼真。在当时，他和另外一位后来转向儿童文学写作的徐慎齐名，被认为是描摹农村生活的圣手。段荃法的特色在于：擅长以幽默的笔法叙写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刻画农村人物形象上显得出手不凡，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如其代表作《“状元”搬妻》，写一位叫王二的县劳动模范，一直给队里喂牲口。因为爱队如家，不惜饿死了自己家里养的猪，而把生产队里的牲口喂得又肥又壮。他的妻子也远远没有一般农村妇女的狭隘意识，对他的这一行为不仅不反对，反而积极支持。所以，在劳模会上作报告时，王二多次不由自主地提到了自己的妻子，夸赞她在背后的功劳。大家在听了王二的报告后，都强烈要求将王二的妻子也接到县城来参加劳模大会，从而演绎了一出在新社会里“状元”搬妻的喜剧。小说显示出了作者很强的语言驾驭能力，尤其熟悉农村的口语俗谚，使得人物的言谈举止都十分符合各自的身份，自然本色，譬如描述王二开始作报告那一段话，就十分生动：
我叫王二。我家人口说多也算多，说少也算少。说少，只有我和老婆过日子；说多，加上我喂那四个牲口，整整有六口，欢欢乐乐一大家子。
在农村，牲口就是家庭的命脉。王二的话是长期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小说通过寥寥数语，一个淳朴憨厚的农民形象就跃然纸上，而且把农民与牲口之间的感情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使人久久难以忘怀。这一段描写，也表明了作者对于农民心理的细腻揣摩。他完全是站在农民的角度按照农民的体验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的。
《“状元”搬妻》以其淳朴的语言和幽默的风格，展示了乡情的和谐自然，充满了独特的韵味。
小说中的缺陷也十分突出：作者在描述人物个性的转变中，完全按照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无限拔高人物的精神境界，显得过于突兀或凑巧，使之缺乏必要而合理的过渡。由于小说细节部分违背了生活的逻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艺术本身的真实力量。
此外，郑克西的《杏林春暖》、张有德的《玉厚说媒》在当时都获得了一定的好评。乔典运的《石家新史》、周西海的《葡萄架下》、尚兰芳的《老张举的故事》、樊俊智的《月夜》等作，也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河南的短篇小说创作，无论是在情节安排上，还是在语言运用与形象塑造上都颇有独到之处。像李凖的《芦花放白的时候》和《灰色的帆篷》、丰村的《美丽》、徐慎的《光滑的银丝》、颜慧云的《牧笛》等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当时千篇一律的受特定政治形式与文艺政策影响的局限，政治教条与文艺教条甚少，以迥异于当时刻板的现实生活的视角，相对自由地表达了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这些作品在展示乡土的沉重与屈辱的同时，也不忘鞭挞长期积淀下来的民间陋习的冷酷。作家们怀着“哀民生之多艰”的精神，真实地抒写多灾多难的乡土生活，表现出浓厚的悲剧意识与灼人的现实关切。这和自“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启蒙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在当时几乎都被打成了所谓的“毒草”，直至新时期以后在“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中才重新浮出了水面，获得了公正客观的评价与肯定。
1957到1958年的“反右”运动，给河南文学创作带来了较大的伤害。从1957年6月底开始，河南省文艺界展开了所谓的对“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反击的运动，根据后来文学史家的不完全统计，当时有将近3/4的中青年作家都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或者被划为“右倾”，从而长久地失去了自由写作的权利。加上当时政治上对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认识，作家一度被视为政治上的可疑分子甚至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导致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与社会地位都一落千丈。像于赓虞、周启祥、任访秋、李白凤等一批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蜚声文坛的老作家纷纷遭受迫害。周启祥成了一个木匠，李白凤以拉车为生，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张永江被改造为所谓的“劳动积极分子”，至于王振铎、刘炳善、刘溶池等这些在50年代初即具有一定文学影响的青年作家与评论家，也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这样的政治背景与社会氛围，必然会严重地抑制作家们从事进一步创作的积极性。
第二节 独具特色的长篇小说创作
这一时期，河南作家有几部长篇小说在全国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们是胡天亮、胡天培的《山村新人》，白危的《垦荒曲》，农民作家冯金堂的《黄水传》，以及苏鹰和贾子云的《隐蔽的战斗》等。当然，今天看起来，它们的艺术质量可能不是很高，作品的政治概念淹没了审美品格，明显地打上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
胡天亮、胡天培的长篇小说《山村新人》创作于1965年，1976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在当时有不小的影响。在创作时间上，它与浩然当时盛传一时的长篇农村题材小说《艳阳天》同时，在内容上也大同小异，都是反映基层农村的阶级斗争与党内路线斗争的。按照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分析，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是这样的：“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一步步严重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够按原定计划进行，到1965年胜利完成。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但是矛盾暂时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了。”可以说，《山村新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小说主要反映了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年轻一代时刻不忘阶级斗争，最终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经历。
白危（1911—1984年），原名吴钦宏，又名吴渤，广东兴宁佛子岭人。他在中学读书时是青年改造社社员，后加入共青团。1929年曾入上海市东亚同文书院学习。20世纪30年代，白危积极参加左翼新兴木刻运动，曾在鲁迅先生的指导帮助下，编译了中国版画史上第一本反映木刻的书——《木刻创作法》。鲁迅对此十分重视，后来还亲自校阅并写了序言。白危后来曾担任兰州市《战号》旬刊主编，重庆育才学校教导主任。1937年秋，在谢觉哉的直接指导下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主编过由毛泽东题写刊头的《战号》周刊。1938年5月，他由兰州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参观访问，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会见，在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写了50万字的报告文学《延安印象记》，反映了他对延安到处都呈现出新面貌的热情赞赏。白危于1952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度荒》、《过关》，短篇小说《夏征》，报告文学《青年拖拉机手》等。196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垦荒曲》第一、二部，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此同时，他很有影响的优秀特写《被围困的农庄主席》，却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的著作才得以重新出版，《被围困的农庄主席》也被选入《重放的鲜花》一书，与广大读者见面。1984年10月白危到浙江宁波地区访问途中，因脑出血突发逝世，终年73岁。
白危的《垦荒曲》共两部，由作家出版社在1963年11月出版。它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文坛第一部反映农垦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本人为此自1953年开始在黄泛区农场体验生活达10年之久。全书结构宏伟，共分为75章，约55万字。小说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黄泛区的实际情况，以生动的笔墨如实地描写了当地人民如何埋头苦干、一心奉献的艰苦创业精神。人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依靠从苏联购买的大型拖拉机与收割机以及其他的先进农机具，在一片荒芜的黄泛区实现了机械化，建立了农场以及在当时的全国尚属唯一的万亩苹果园，最终使之成为中原地区农业机械化的一面旗帜。白危的小说有着现实生活的真实的影子。因为小说中反映的黄泛区农场，其实就位于黄泛区的腹地，是当时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于1951年1月正式创建的。小说在展示这个开垦荒地、建立国有农场故事的同时，集中笔墨塑造了主人公赵辛田的英雄形象，展示了他公而忘私、一心报国的崇高品格。小说在语言上也很有独到之处，其中运用了不少的俗语、谚语、歇后语等，如：“人总是希望越过越好，像‘矮子登楼梯，步步高升’才美哩”，“我连忙拿给学堂的先生看，可是他念到后来就泄了气啦，说这是去年的报纸，隔年的皇历，不管用啦。叫我空欢喜一场”，等等。这些生动活泼的语言的运用，使得小说通俗易懂，质朴自然，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故事的生动性与趣味性。
冯金堂（1922—1968年），河南扶沟人。历任村文书、村业余剧团团长、县人民委员、河南省文联常委等职务。他从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1958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其代表作品除了著名的长篇小说《黄水传》外，还有短篇小说集《春花》以及小说《黑妮种棉》、《挖塘》、《春花当选》、《换地》；剧本《改嫁》、《结婚的时候》、《追闺女》、《到处是春》、《铁水奔流》、《眼往远处看》、《过五关》、《一笔贷款》等。20世纪60年代中叶，他还参与了戏曲片《买牛》的编剧工作，该剧在内容上并无创新之处，主要是反映了农村基层组织要坚决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依靠贫下中农的方针政策。
《黄水传》于1960年开始在《萌芽》杂志上连载，起初定名为《黄泛区的变迁》，196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正式更名为《黄水传》。它是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第一部由农民出身的作家写的长篇小说。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黄河素有“母亲河”之称，可是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这条“母亲河”在历史上屡屡泛滥成灾，淹没良田，使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经常流离失所，不仅衣食无继，而且时时有性命之虞。《黄水传》这部小说题材相当特别，它以1938年6月抗战期间黄河的花园口决堤为背景，并以黄河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为中心，主要描写了黄泛区人民的斗争生活，反映了在其后长达十多年、惨绝人寰的“黄灾”中当地人民求生的艰难困苦状态与顽强意志。这场后来被称做“花园口事件”的黄河大决口，是国民党政府出于阻止日本军队沿陇海西取平汉而南下的目的而造成的，在当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军事效果，但却给周围的河南、江苏与安徽三省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改变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自然面貌，使得周边地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苏北、皖北与豫东地区制造了一个包括44个县在内的5.4万多平方公里的黄河泛滥区，即今天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的“黄泛区”。黄河水在当地持续为灾达9年之久，89万人丧命，更多的人流离失所，中原大地饥荒连年，饿殍遍地。《黄水传》便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展开的。在冯金堂写了《黄水传》之后，许多作家都对同类题材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像后来李凖的《黄河东流去》、梅桑榆的《花园口决堤前后》、邢军纪的《黄河大决口》等一系列作品均以此背景。
由苏鹰和贾子云执笔的长篇小说《隐蔽的战斗》，叙写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员们不畏艰险、坚持斗争的故事。其主要作者苏鹰，原名李淑英，素有开封文坛“坛主”之称。他的创作成绩颇丰，先后结集出版的有报告文学特写集《友谊》、《战胜时间的人们》、《力量的源泉》等；另有长篇小说《贾鲁河边》、《万紫千红》，长诗《老监督岗》、《瓜田曲》等多部。《隐蔽的战斗》这部小说的大致内容由标题即可见一斑，描写了当时的地下党员们大智大勇，和敌人顽强斗争的故事。他们在严酷恶劣的社会环境里，冒着生命危险，长期隐藏在地下，与敌人周旋，最后取得了胜利。小说描摹细腻，情节设计曲折，扣人心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令人扼腕的是，这部作品及其作者的命运后来却极其曲折。“文化大革命”刚一爆发，该书即被作为“大毒草”、“汉奸文学”在全市与全省范围内遭到批判。苏鹰本人这时更是面临灭顶之灾，多次被公开点名批判并揪出批斗。遭受百般屈辱的苏鹰，于1966年8月27日在开封铁塔附近愤而自尽，含冤去世。
第三节 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的收获
河南儿童文学的发展，与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及时代氛围密不可分。1955年9月16日，由于《人民日报》刊发了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和发行少年儿童读物》，开始从文化战略的高度全面重视儿童文学创作，从而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儿童文学创作的高潮。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河南作家们积极参与其中。不仅有过去专写成人作品的作家，如苏金伞、青勃、李凖、李季、王绶青、段荃法、郑克西等在这一期间纷纷涉足儿童文学领域，同时还涌现出了一批专业的儿童文学作家，如姚奔、余非、余辰、郭玉道、叶文玲、张清河、吉学霈、徐慎、张有德等。这些新老作家们大多采用现实主义笔法，或回眸刚刚逝去的革命战争年代里儿童们与成人一样可歌可泣的斗争经历；或反映1949年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代新人的茁壮成长，都无不以清新自然的笔触，描摹了一群生动机敏的儿童形象。这些作品既具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又充满了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的童真谐趣，从而为河南儿童文学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作品有：张有德的《妹妹入学》，徐慎的《换了人间》、《红军洞》，张永江的《星期日》，余辰（张凤礼）的《新同桌》等。
张有德（1934—），河南武陟人。1952年参加工作，1955年毕业于河南开封师专，历任温县西关小学教师、校长，武陟县第二中学教师，河南省文联编辑、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著有儿童小说集《妹妹入学》、《小刚的红领巾》、《空信封》、《一场大战》、《王小香和傻大哥》；小说集《张有德小说选》等。其中，《辣椒》获1978年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妹妹入学》获全国第二届少儿文艺评奖一等奖；其短篇小说《晨》曾长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
张有德从走上文坛伊始，就以创作儿童文学作为自己的主业。1951年张有德做了小学教师，在工作生活中和孩子们的大量接触使张有德积累了大量的儿童文学创作素材，并且决定了张有德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明显特点：立足于现实，取材于生活，描写新中国少年儿童的新生活、新形象。在这些儿童文学作品中，张有德塑造了许多具有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助人为乐，爱护公物等高尚品质的儿童形象，歌颂了党培育下的健康成长的一代新人。
1952年10月，张有德在《河南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儿童故事《小刚的红领巾》，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月光下》、《小队长取经记》、《西瓜的故事》、《我爱我的红领巾》等一系列深受当时少年儿童所喜爱的作品陆续问世。由于早年有过较长时间小学教育工作的阅历，整天和儿童打交道，张有德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儿童文学素材，而且熟悉了儿童的生活习惯及其心理状态。只要仔细研读其作品，就会发现其儿童文学创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尽可能从真实的社会生活出发，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以求真求善求美为主旨，重点表现新中国建立以后那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少年儿童们的新风尚、新形象，展现他们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像小说《土坯》，写李保国和张道修两位同学冒着大雨，拿着油布前往学校去盖好公家的土坯的故事。《西瓜的故事》则叙述一个叫小光的小男孩在去姥姥家探亲的路上，看到了玉米地里长着的两颗野生的西瓜，于是经常前往守望并精心照料，但这颗西瓜也被另外一个小朋友发现了。于是围绕两颗西瓜的得失，两个少年相互留言，最后两个小朋友在协商的基础上平分了西瓜，而在这个过程中，小光自己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使他由以前只挂念个人利益而逐渐过渡到开始关心别人，心灵得到了净化。《五分》中写石凤英和张福珍两位女同学在一个星期六为了帮助社里种玉米，而放弃了前去观看男同学刘保元钓鱼的计划。传诵一时的小说《晨》的情节其实也很简单，只是展示了一个乡村小学的五十名学生与几年来他们朝夕相处现在却要调走的李老师难舍难分的送别场面。作家的笔触十分细腻，通过描摹早晨车站送别的那一幕感人场景，真切地表达了一位热爱教育事业的老师对孩子的挚爱。小说的语言朴素自然，不加一丝粉饰，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儿童的心理，同时也从侧面表现出了老师的高尚品德。例如文中提到了小女孩秦小芸写给老师的那封信：“亲爱的李老师：听说您要走了，我真的想哭，可是我记着您的话‘女孩子要克服爱哭的习惯。’我把眼紧紧闭住，不叫泪流出来，可是，后来还是流出来了。但是，我没有哭。”明明流出了眼泪，却说自己没有哭。这是一个拥有纯真无邪心灵的儿童才会说出的话语。它符合人物的真实身份与小说自身情感发展的逻辑，因而感人至深。另外一篇短篇小说《妹妹入学》也很有特色，它塑造了一位叫郑小星的小学三年级男生，由于自己的妹妹马上要进入小学，他生怕她在考试时过不了关而影响入学，便整天拼命给妹妹灌输自己所学过的那点儿有限知识，结果都没有派上用场，老师只是简单地问了妹妹一两个问题，就轻松让她入学了。小说写于1957年，带有很明显的时代印痕，主要体现了兄妹之间的相互关照，颇富童趣。不过，站在今天的高度，如果换一种眼光来审视这篇小说，就会读出一点“涩”味来。它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教育现状对孩子心灵深处的某种灼伤，从而也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真实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张有德的儿童小说，虽是以儿童作为主人公，但反映的往往是大人们的故事，可以说是儿童视野里的成人世界。这一独特的观察视角，也使得其小说敷上了一股清新明丽的色彩，例如小说《寒假》、《送信》、《王小香和傻大哥》等，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一特色。《寒假》即是通过一群小朋友张罗着要给生产队里的劳动模范郑大爷画像的事情，从侧面反映了郑大爷一心奉献、公而忘私的崇高道德品质：“瞧，这一张是在雪地里打的草，在屋子里改的，名字叫‘下雪天’。在下雪天，郑大爷把社里的什么东西都要收拾好，多感动人！这一张叫‘老不闲’，你没看见吗？他坐下休息，还给社里结绳子哩。”模范主人翁的先进业绩就这样以人物对话的方式表达出来，有效地避免了纯粹歌颂先进人物作品生涩突兀的弊端，并最终起到了对少年儿童进行“写英雄，画英雄，学英雄”的教育效果。
就整体而言，张有德的儿童小说创作能够抓住少年儿童在特定成长阶段的心理特点，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由童真无邪一步步地向前发展最后走向成熟的全过程。在这些作品里，作者着力营造一种幸福美满、甜蜜温馨的社会氛围，歌颂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健康成长的一代新人，塑造了一大批具有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助人为乐、爱护公物、拾金不昧等高尚品质的少年儿童形象。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他特别注意细节的展示与心理的刻画，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儿童世界的淳朴与善良，有些地方还不乏令人会心一笑的童趣插写。
由于和儿童接触较多，张有德的小说往往能够抓住儿童独特的富有童趣的举动和特征，把儿童的天真情态极为生动地表达出来，例如《五分》中对张福珍的描写：“张福珍掐着指头算：语文五分，算术五分……劳动又是五分。她愉快地抬起头，大家都在看她，她害羞地笑了。”小说中的这些动作，比如“掐着指头算”、“害羞地笑”都细致地刻画出少年儿童天真无邪的神态。这些生动可爱的小主人公形象，也集中体现了张有德在创作方法上所遵循的典型的求真求善求美的现实主义传统。另如小说《小煤矿的秘密》写一群天真的孩子为了支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居然异想天开地自己开矿挖煤，结果挖出了富农王四喜私自藏下的粮食来。小说中的两段人物对话极为生动传神，使人忍俊不禁，也极为恰当地表现了儿童的性格特点：
王治龙简直给弄糊涂了，他又挖了两锨，还是麦子，而且把锨往里一插，插进很深，麦子还不少哩！上面还苫着油布。他把麦子放到嘴里咬了咬，一点不错，是真正的麦子。可是他仍然没说话，他惊迷了。
王小阳把王治龙那把铁锨看了看，好像忽然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说：“治龙，一点不错，就是麦子，这跟这把铁锨有关系。一点不错，下午我就是用它挖出煤的，现在你又用它挖出了麦子。这把铁锨，恐怕……”他附在每个人的耳朵上小声说：“恐怕是宝贝，是宝贝。”
这是儿童的头脑里才会产生的思维逻辑，虽不合理却十分合情，也充分地体现了作者本人的细腻观察与对儿童心理状态的深入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本人在写作的时候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即主动担当起用文字为党的事业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光荣职责，决心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栽下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种子，所以他的小说几乎都蕴含着极为深刻的教育意义。他在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正面少年儿童形象，毫无疑问，就是为年幼的读者们树立一个个良好的楷模与榜样。作者在写这些故事时，主观上想做到使小读者易于接受、乐于接受，并从中受益。这种追求达成一定教育效果的功利化创作，使得张有德的小说成为当时的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最佳课外读物，但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使得某些地方不免显得概念化、公式化，情节模式单一，人物形象也略显静态化、固定化，缺少对儿童性格成长与发展的细腻的过程描写。在情感与意志方面，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只是缩小了的大人，大大地降低了其艺术表现的形象生动性。但不容否认，张有德的小说在当时整个文坛不大讲求技巧的情况下，还是有自己的长处的。他笔下的故事都保持着结构的相对完整性，在情节的交代上有头有尾，而且线索单一，从不显得枝蔓不清；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上，也尽可能地追求通俗化、大众化，许多地方在采取书面语的同时，也辅之以浓郁的河南农村地方方言或者俗谚、民谣等，使得小说不仅自然流利，而且灵活有致，妙趣横生。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他深受民间传统文化的浸染以及对于中国古典小说基本技法的积极借鉴。
余辰，原名张凤礼，曾经担任过开封市作协主席。其主要著作有《王琳的故事》、《新同桌》等，并曾多次获得过省儿童文学奖。《新同桌》自问世迄今已经四十余年了，但直到今天看来，它并不显得落伍，依然是一部十分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它主要讲述了在一所小学里，由于作为少先队员的“我”和同桌华乐亭经常调皮捣乱，互相说话而影响学习，最后少先队的小队会上决定，把“我们”两人的座位调开，给“我”派了一个叫马玉霞的新同桌，给华乐亭也派了另外一个积极上进的女同学。“我们”一开始都非常反感自己的新同桌，总觉得她们处处和自己过不去，于是多次暗暗和华乐亭商量，要整整她们，以便让她们知难而退，最终达到“我们”俩还能重新坐在一起的目的。可是，每次的办法都不奏效，反而使“我们”弄巧成拙，十分狼狈。“我们”的新同桌，尤其是马玉霞，很有耐心，丝毫不在乎“我”的一次次有意挑衅，反而更加热情地帮助“我”。最后在她们的耐心说服与教育下，“我俩”渐渐地发生了转变，最后都成为成绩优秀、听话懂事的好学生。这篇小说的优点在于，它细致入微地展示了少年儿童的心理活动，许多地方的描述生动有趣，尤其善于把握细节，使人读后忍俊不禁，也极富启发意义。
徐慎（1933—1993年），河南临汝人。1949年毕业于开封中学。历任《奔流》杂志编辑，河南省电影电视家协会秘书长、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等职务。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初春时节》、《金银花》、《红军洞》、《难判的离婚案》、《鸡鸣镇风云》、《夺不走的孩子》、《徐慎小说选》、《黄犬奇案》等。他1955年完成的短篇《初春时节》，反映了其时在农村开展的入股入社活动，重点反映了高利贷者宋运发、社员大虎、社干玉兰及其老公公雷老庚之间围绕参股入社而产生的矛盾纠葛。从政治上讲，小说人物形成了三个阵营：反对派、赞成派与观望派。小说最后以反对派宋运发的狼狈失败与赞成派终于说服了观望派参与入股而胜利告终。今天看来，小说的主题已显陈旧，带有明显的图解政策、配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印痕，不过在人物语言的表述上，展示了作者一定的艺术功力。小说大量采用当地的俗语谚语，运用自然，丝毫不觉得生硬。他的另外一篇儿童小说《换了人间》，曾荣获全国第二届少年儿童作品奖。在题材的处理上，这篇小说没有多少新意，主要写一位女孩“我”与自己的继母之间的关系由隔阂到融洽的全过程。难得的是，作者在展示这一转变过程的同时，也旁敲侧击地抨击了当时社会习俗对“后娘”的偏见，例如周围邻居们的冷言冷语、有意挑拨“我”与继母之间的关系等，从而使得这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意义，而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自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徐慎的其他作品像《老虎布袋》、《宋月霞之死》等，也很有特色。可以说，徐慎是一位善于讲故事的作家，其作品大多情节生动曲折，善于巧妙地设置各种悬念，从而引人入胜。
当时较有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还有张永江的《星期日》，主要是写母亲和两个孩子互相帮助的故事。母亲在旧社会本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小姐弟俩为了节省母亲的时间以便她学习，就在星期天帮助母亲做饭。作者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反映了新社会里的新风尚，而以写成人短篇小说而著称的吉学霈，这一时期也写了不少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他的《败家子——圈娃》堪为代表。圈娃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小男孩，他喜欢动脑筋，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所以家里的玩具经常被他拆得七零八散，为此没少挨父母的责骂。父亲给他买了个皮狮子回来，捏一下就响一下，引发了他的好奇心。他于是把皮狮子剪开，想看个究竟，结果又因为破坏玩具而遭到了父母的责备，被斥为“败家子”。最后是以父母对孩子的警告结尾的：
爸爸拉着妈妈的胳膊，看着他问：“你以后还敢不敢这样了？”
妈妈气得满脸通红，气呼呼地盯着他。
“不……不敢了。”圈娃揉搓着裤腿，讷讷地回答。可是心里想：“……为什么只能响一下？”
通过这样的对话，小说有意展示了儿童好玩好动的心理特点，也同时反映了父母与儿童稚嫩心灵世界的隔膜，从而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我们应该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尽量鼓励而不是压制孩子好奇的探索精神。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这篇小说迄今为止依然是有其现实警示意义的。
当时以创作儿童文学著名的还有余非。余非（1933—），原名矫桂棠，山东烟台人。曾在胶东公学、华东化工专科学校学习。历任河南大学校报主编，《开封日报》副刊主编，河南省文化局文艺处长，郑州市文联职业作家等。他从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篇儿童小说《新伙伴》，另有评论集《李凖新论》、《诗歌王国漫步》等。他后来创作的童话歌舞剧《不听话的小黑鸡》，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然，河南的儿童文学发展也有曲折。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一些颇有识见的儿童文学创作主张，遭到了粗暴的批判，诸如“儿童文学的特殊性”、“童心论”、“人性论”等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正确的见解，在当时都被一一清算。这使得此后的儿童文学创作日渐流于政治化、概念化、公式化。作品中所塑造的儿童形象也从此失去了儿童固有的天真纯洁，而一律是成人的缩小化，缺乏儿童文学所应独具的魅力。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相对单纯素朴。他们人小志大，以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为中心，力争上游，有着远大的理想，一心想望着将来长大以后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但其不足之处也同样十分明显，那就是小说中有意迎合当时意识形态的特色十分明显，在儿童们的身上过多地赋予了成人们才会有的思想理念与行为模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深刻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诚如茅盾在《60年代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里所指出的：“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这一情况到了1963年前后才开始有所转变。随着国家当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大政方针的提出，文化领域里也积极予以贯彻执行，相应地，儿童文学独特的风貌又开始呈现，一些较为优秀的作品也相继出现。可惜为时甚短，不久“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这一正在逐步好转的创作势头也就随之而消歇。
在民间文学方面，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河南省文联先后创办了诸如《豫苑》、《故事家》、《翻身文艺》与《传奇文学选刊》等刊物，另外还有像《中州民俗》、《河南民间文学》这样内部发行的杂志，都刊发过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河南民间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河南人民出版社也推出了《河南民间故事》、《河南民间故事丛书》等书籍，向全国集中展示了中原民间文学的魅力。当然，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空前繁荣，也与紧锣密鼓的政治动员密切相关。根据《文艺报》1958年第19期刊发的当时由河南省商丘县委宣传部撰写的《全党、全民办文艺，生产文艺双丰收》一文披露：这一时期的商丘县，“从县委书记、县长到乡、社基层干部，从工人、农民到学生、店员，从六七十岁的老人到十几岁的孩子，能动口的动口，能动手的动手，编快板，写诗歌、学舞蹈、画壁画，自编自画，自唱自乐，处处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新气象。特别是8月8日毛主席来访我县后，文艺创作与文艺活动又飞跃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全县61万群众中有618个创作组，17000多人参加了创作活动，创作出大大小小的快板、诗歌、短剧、小说25万件。随着文艺创作的‘大跃进’，又大大促进了文艺活动的大发展，各种文艺组织如雨后春笋，已有歌咏队440个，17600人；舞蹈队560个，14320人；民间音乐舞蹈班238个，3500人；艺术学院22所，1500多人；美工组100多个；画壁画约5万幅，其他画15万多幅”。这些数字在今天看起来，都不免让人吃惊。一个小县尚且如此，遑论全省！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河南的民间文艺创作十分繁荣，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是《河南红色歌谣》，只可惜内容相对单调，题材范围也过于狭窄，今天看来，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已经过时，缺乏永久而恒定的艺术价值。
与当时的时代氛围相关，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创作题材，基本上集中在革命英雄传奇一类。河南省的大别山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作为革命根据地。当时的革命领导人带领着群众在这一带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因此当地便流传了许多相关的革命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故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整理与加工。《豫鄂边的红旗》即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篇，讲述了红军长征以后，留守在这里的革命志士继续坚持斗争，几年后终于成长为一支所向无敌、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革命队伍。故事鲜明生动地反映了早期共产党人顽强不屈的革命斗志。另外，像《破冰捕鱼》与《吉鸿昌就义前后》两篇，则分别反映彭雪枫与吉鸿昌两位烈士英勇的革命斗争精神。前者写彭雪枫将军在1939年除夕与战士一起下河捕鱼，然后将捕到的鱼分给当地的贫苦老百姓，表现了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后者则展示了吉鸿昌将军大义凛然、慷慨赴义的悲壮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