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典籍释假
假是一种社会观念文化。假，产生于人类社会生活，活跃于社会实际生活，并应用于社会生活各种场合。在社会生活沃土中，自然也就孕育演化出了假的多种含义。假，既具有语词含义、认识论含义，又有伦理学含义。
“假”是一个中性字，它可以和不同的字组成词语。比如假人、假山、假借、假言、假说、假期、休假、虚假。“假”也可以和几个字组成词组或成语。比如假天假地、假仁假义、假公济私、弄虚作假等。假只有作为语词，才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观念文化。不过，辞书大都不是在观念文化意义上讲假的。辞书对中国汉字的诠释多是从音符与意符释疑和使用汉字的。“假”也不例外，辞书认为，“假”是一个多音、多义字。所有辞书多是侧重“假”的语音讲“假”的含义的。
（一）《说文解字》诠释
西汉许慎撰写《说文解字》，诠释了“假”的语词含义。他强调“假，非真也。叚，借也。”“徦，至也。”三种基本语词含义。正像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指出的：“许慎欲别叚、假、徦为三字。使之各适其用耳。叚，借也。此谓经典训借之假当作叚也。假，非真也。此谓汉代人所用假字是此义。假非真，则是假之非真假之古义。假非真，即真非假。真亦非古义也。徦，至也，此谓易王假有庿（庙）之类当作假，不作假也。”
许慎的《说文解字》从音符兼意符意义上诠释了“假”的基本发音和字义。他总结了汉以前人们对“假”的解释，特别是吸收了汉代人对“假”的理解。司马迁著《史记》，记载了王莽篡汉做假皇帝的史实，即“史记始以真假王对言，故知非真也。汉义也”。这反映了汉代人对“假”的基本含义的使用。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叚，借也。”假是“人”与“叚”的“联婚”。“假”的一边是“人”，一边是“叚”，“假”是由人来假借。在这种意义上，“假”通“借”。这是汉代以前使用“假”字的又一个基本含义。西汉刘向编著的《礼记·王制》篇记载：“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这里讲的杀牲理由，就是假托（借）鬼神、假托时日、假托卜筮，以疑于众而进行的。《三国演义》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也是讲的汉代人用“假”通“借”含义的史实证明。三国时期，汉献帝由西安迁至洛阳，正是河南大旱饥荒之年，洛阳宫室又被火烧尽，街市荒芜，满目蒿草，宫院中只有颓墙坏壁，百官朝贺皆立于荆棘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汉献帝下诏曹操入朝，以辅佐王室。操又听谋士荀彧意见，领兵到洛阳迎驾迁至许都。以后就在政治军事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闹剧。如《三国演义》第十四回所讲，曹操用荀彧之“驱虎吞狼之计”，荀彧让曹操暗地派人往袁术处送信，通报刘备上密表要侵占南郡。袁术听到这种消息必怒而进攻刘备。这时曹操就可以明令刘备讨伐袁术。两边相拼，吕布生异心他去。因而“曹大喜，先发人往袁术处；次假天子之诏，发人往徐州”。这里所用的“假”，就是说的“假”字的假托、假借之义。
曹操在羽毛没有丰满之时，假借汉天子之威以令诸侯，这是弱势小人惯耍的伎俩。《新序·杂事》所载“狐假虎威”成语，更生动地说明了“假”的假借含义。这个故事说，狐狸正在山林中走着，不巧，碰见了老虎。老虎伸出前爪就要扑上去，狐狸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走，立刻向虎喝了一声：“站住！”然后说：“现在，我是大王了。我是奉了天帝的命令的，你可知道！你如果伤害我，那就是违反天帝的命令！”老虎听了，不大相信。狐狸说：“你不信吗？好，你跟着我，看看百兽见我怎样吧。”狐狸一边说，一边就在前面大摇大摆地走去，老虎将信将疑地跟在它的后面。果然，所有的野兽一看见它们，便纷纷逃避。老虎以为狐狸真的是“百兽之王”了，它哪里知道百兽惧怕的其实是它自己。
这个故事，原载于《战国策·楚策》。楚国是战国时代南方的大国，北方各国对楚将昭奚恤相当害怕。一天，楚宣王询问他的大臣们，昭奚恤真有那么大的威名？有个大臣名叫江乙，他同昭奚恤不和睦，便向楚宣王讲了上述寓言，最后说：“今王地方千里，甲兵百万，而专属之于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江乙的用意是一方面贬低昭奚恤，说他借了楚宣王的百万强兵来抬高自己的声望；一方面刺激楚宣王，要他别糊里糊涂被昭奚恤利用了还不知道。后来，有人把上述故事概括为“虎威狐假”四个字，“假”就是“借”。但是，更多的人却说作“狐假虎威”，并且流传后人而成为成语，比喻依仗别人的威势去吓唬人。
（二）《辞源》新注
在现代辞书中，《辞源》继承《说文解字》对“假”的诠释，以书证实用为主，对“假”字的解释从音符兼意符意义上充实了新的内容，以5个发音、13种含义重新注释了假字。将假包含的不真、借、因（凭借）、给予、大（宽容）、坚固、假设（连词）、国名（名词）、姓等9种含义，从字源上一一作了注释。
另外，查新编《汉语大词典》，又比《辞源》增加了一个新的发音，作语助词用。《汉语大词典》以6个发音25种含义，大大丰富了“假”字的含义。
辞书对“假”的诠注释义，着重于语词含义，并仅限于文字学的研究，把“假”诠释为中性的文字，并未超越就字论字的范围。笔者对“假”的理解，不同于辞书对“假”的诠释，其着眼点在于“假”的延伸含义，着重阐述的是“假”的观念文化意义。
二、假的逻辑含义
“假”在逻辑学上的运用，并不是说“假”可以脱离它的语词含义而不顾。事实上，“假”运用于逻辑学时，也是作为语言工具使用的。但它也不只是作为语言工具使用，更重要的是说，“假”也是逻辑工具。“假”作为逻辑工具，它既是逻辑术语和逻辑范畴，同时它还运用于逻辑推理。
（一）逻辑术语中的“假”
“假”作为逻辑术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作为语词含义运用的，这在古代墨家的著作中特别明显。
早在春秋末年和战国初期，伟大的古代思想家墨翟就在《墨经》中，作为一个逻辑术语使用了“假”的概念。墨翟在《小取》篇中说：“或也者，不尽也。假也者，今不然也。”意思是说：或然判断、或然推理，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不尽然、不完全如此；假言判断、假言推理含有假设之意，就是当前不是这样。这种意思，墨翟显然是将“假”作为逻辑术语使用的。
在墨家著作中，“假”作为逻辑术语有以下几种解释。
第一，“假”是逻辑术语。“假”作为逻辑术语，它可用作待证的论题和假言判断。《小取》篇说：“假也者，今不然也。”“假”是当前不是这样。这是把“假”看作假言判断使用的。《经上》篇说：“使：谓，故。”“故，所得而后成也。”这是说，“使”（“使”与“假”古汉语，词义同，“使”即假言判断）分为使、故使两种，故，即原因，由于它而产生结果。
第二，“假”是假言三段论式。“假”作为思维方式，可以当作假设的事物来作论证。《墨辩》篇认为，假言判断所断定的事，不在于它前后事件的事实，而在于前后事件之间的联系。一个假言判断，尽管它前后事件的事实在当前不是这样，但它只要前后事件之间的依赖关系是真的，这个假言判断就得成立。正因为这样，我们就能从这种假设出发，推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来。这种推论，尽管事实为我们所虚拟（“今不然”），但它能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能说明我们用正面事实难以说明的道理。《墨子·鲁问》记载一个墨子和彭轻生辩论的故事。彭轻生说：“过去的事能知道，将来的事不能知道。”墨子说：“假如你的父母在百里之外的地方遇难，预计一天能走到就能救活他，走不到就不能活了。现在这儿有好车良马，又有劣马破车，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哪样？”彭轻生回答说：“坐好车良马可以快到。”墨子说：“怎么能说将来的事不知道呢？”如果亲人在百里之外遇难，则必乘固车良马往救这一假言判断的前件和后件所说内容，虽可以在事实中出现，但也不一定就在事实中出现。我们所断定的不是前后件所存在的事实，而在于前后件之间的条件依赖关系。
《墨子·经说上》说：“令谓，谓也，不必成洁；湿，故也，必待所为之成也。”又说：“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这是说，设定（令）是谓使，它不一定在事实中出现。地湿，是某种原因造成的，它必定是事实中已存在的因果关系的说明。小故，有了它不一定是这样，但没有它一定不是这样，比如构成全体（体）的部分。大故，有了它才一定是这样，比如构成看见的条件（端）具备了就一定能看见。
墨家认为，“如果下雨，那么地湿”是一假言判断，这一判断是事实中已经存在的因果关系的说明。但是，它所强调的仍然不在于前件和后件所存在的事实，而在于断定前件和后件是一种因果联系。在因果联系中，原因有大小两种。小故是必要条件，有它不必产生某种结果，但没有它一定不能产生某种结果。可见，小故是产生某种结果的必须具备的因素，它是这一结果所依赖的部分条件。一结果所依据的条件的总和是大故，大故才是充足的故。大故具备了，结果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了。例如，“见之成见”，需要人的视力、对象、适当的光线和距离等条件具备了，见然后才成其见，才能看得清楚。
第三，“假”，非真，不合事实。墨家在必然判断的意义上阐述了真假关系。墨翟认为，“假必悖，说在不然。”（《墨子·经说下》）“假必非也而后假。狗，假霍也，犹氏霍也。”（《墨子·经说下》）意思是说，假的一定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事实不是这样。“假”必定是指不合事实，不合事实才叫“假”。叫霍（鹤）的狗不是霍（鹤），正如姓霍（鹤）的人不是霍（鹤）一样。墨翟认为，客观事物本身没有真假问题，我们的判断符合不符合客观事实，然后才有真假。可见，墨家是在认识论问题上讨论假的。所以“假”必定是指判断的不符合事实。不合事实才有假，也才叫做“假”。把狗叫做霍（鹤），狗本身不是霍，正如姓霍的人不是霍一样。狗因叫霍而成为霍，人因为姓霍而不成其为人，事实上绝办不到。“假必悖”，非真，即不符合事实，一种带有必然性的否定。这就是墨家运用“假”这一逻辑术语的一种含义。
（二）假是逻辑范畴
普通逻辑学是将假言当作逻辑范畴使用的。在形式逻辑中，假言肢、假言判断、假言三段论和假言推理等是作为重要逻辑范畴使用的。判断和推理前冠以假言，这个假言不仅可以看作逻辑学术语，也可以理解为逻辑学范畴。
假言肢，即组成假言判断的简单判断。例如，“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坚决叫他灭亡。”这个假言判断是由两个肢判断即“敌人不投降”和“坚决叫他灭亡”构成的复合判断。其中表示条件的“敌人不投降”这个肢判断，我们称为假言判断的前件（P）；表示依赖条件而成立的“坚决叫他灭亡”这个肢判断，我们称为假言判断的后件（Q）。把前件和后件按一定关系联结起来的连接词“如果……就（那么）……”，即为假言判断的联结项。在假言判断的形式结构“如果P，那么Q”中，P、Q分别代表假言肢。所以，假言肢，就是构成假言判断的前后件。假言在假言肢中的作用，就是构成假言判断中的连接项“如果……那么……”，是假言判断形式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
假言判断是断定某一事物情况是另一事物情况存在的条件的判断，或者说，假言判断是有条件的断定某事物情况存在的判断。为了理解假言判断这种思维形式，我们不妨先引述一段清朝人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曾经讲的一个“无功就是有过”的故事。大意是这样：
有人梦中到了阴府，看见一个官员在阎王跟前，自称生时为官清廉，所到之处，只饮一杯清水，无愧于鬼神。阎王笑了笑说：“设官是为了兴利除弊，如果不贪钱就是好官，那么在公堂中设一木偶，连水也不用喝，岂不更胜于你？”官员答道：“我虽无功，但总无过吧！”阎王又说：“你处处只求保全自己，对某狱某狱因避嫌疑而不言，对某事某事因怕麻烦而不办，岂不是负国负民？无功就是有过啊！”说得此官无言可答。
在这个故事中，官员同阎王的对话，通过判断表白自己为官清廉，亦无愧于鬼神。阎王听过以后，用“如果……那么……”的假言判断形式来反驳官员“无愧于鬼神”的表白是非常恰当的。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它表达了作者对人世间那种明哲保身、虚与委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场习气的有力鞭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要想表达自己的思想，提出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或者反驳别人的某种观点，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假言判断是非常必要的。
由于假言判断是断定一事物情况是另一事物情况的条件的，因此，对于假言判断来说，决定其真假的，主要是其前后件之间是否确实具有相应的条件关系。如果确实具有这种条件关系，即使其前后件本身都是假的，整个假言判断还是真的；如果不具有这种条件关系，即使其前后件本身都是真的，整个假言判断还是假的。这说明假言判断作为思维形式对识别真假是重要的思维方法，这是其一。其二说明了“如果……那么……”这种假言在确定条件关系上的重要性。条件是事物联系的哲学观点，讲条件关系的假言思维，当然也就具有条件论的哲学思维方式意义。
也正因为假言判断是断定事物情况之间的条件关系的，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假言判断来说，弄清其前后件之间是什么样一种条件联系，就是非常重要的了。不同的条件联系构成不同性质的假言判断。就条件来说，有充分的条件、必要的条件和既充分而又必要的条件。因而，作为反映这种不同条件关系的假言判断，也可分为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和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
（三）假言推理
假言推理，从一个假言判断的前提出发，通过断定它的前后件关系而推出它的前件或后件的演绎推理。这种推理一般是以三段形式出现的，所以又称之为假言三段论。例如：如果金属受到摩擦，金属就生热，金属受到了摩擦，所以金属就生热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假言推理。它是根据假言判断所反映的事物之间的条件依存关系进行推理的。所以，假言推理一般的要有一个前提是假言判断。假言推理根据假言判断的类型不同，分为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和充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
现在，我再用一个猜糖逻辑游戏分析一下充分条件假言推理。故事发生在一个晚会上，一位肖老师请两个学生做一个逻辑游戏。他对这两个学生说：“我这里有三颗糖，两颗是软糖，一颗是硬糖。现在，我分给你们一人一颗，我自己留下一颗。请你们根据自己手上的糖，来推论对方手里是什么糖。”两个学生手里拿着糖时，都先呆了一会，好像推论不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其中一个学生喊了起来：“我猜着了。”
这个学生推论对方手里拿的是什么糖？他是怎样推论的？在这个逻辑游戏中，学生运用了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推理。他推论的过程大体是这样的：根据题目，对方手里的糖或者是硬糖或者是软糖，如果对方手里的糖是硬糖，根据题目（硬糖只有一颗），对方应当立即能够判定我手里的糖是软糖。但是，对方并非如此，而是“呆了一下”。这就意味着对方手里的糖不是硬糖，而是软糖，应该说，这位学生的推论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把他的推理过程完整地写出来，就是：
A.如果对方手里的糖是硬糖，那么，对方应当立即能够判定我手里的糖是软糖；对方不能立即判定我手里的糖是软糖，可见，对方手里的糖不是硬糖。
B.对方手里的糖或是硬糖，或是软糖，对方手里的糖不是硬糖，所以，对方手里的糖是软糖。
这是一个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式推演结论。不论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还是必要条件或是充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这种推理都是依据前后件之间的依存关系进行推理的，也就是根据假言这种条件联系进行推论的。
另外，假作为现代逻辑学的概念，还应用于假说。总之，假作为逻辑范畴，在逻辑学中起着普遍性的重要作用。
三、认识之网上的“纽结”
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字符号，它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上纽结。列宁在《哲学笔记》一书中，曾把客观世界比作复杂的自然现象之网，而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概念、范畴，则是“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网”和“纽结”是列宁的生动比喻。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之网的过程中，通过一个个概念、范畴把认识的成果凝结起来，如同打上了一个个结子，这样就能把纷繁复杂的现象之网理出个头绪来，即将事物现象的本质揭示出来。每一个概念、范畴都代表了人类前后相继的认识过程的一个阶段，它既是以往认识的思想结晶，又是认识进一步向前推进的支撑点。“假”，这个认识论概念就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认识史上的思想结晶。因此，解读“假”的认识论含义是完全必要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前边讲的“假”的语词含义和逻辑含义，也是讲的认识论含义。因为，凡属概念和范畴，都是认识之网的网上纽结和结晶。所以，“假”的语词含义和逻辑含义，自然也包容于假的广义认识论之中。为了准确地理解假的认识论含义，笔者将进一步从真假关系上理解和说明假的认识论含义。
在认识活动中，人们使用的假的概念同认识密切相关的有三对概念：一是真和假，二是真话和假话，三是真理和错误（谬误）。真与假、真话与假话、真理与错误三对概念都是认识论范畴。这三对概念在认识论中的使用，既相联系，又相区别。
首先，真与假、真话与假话、真理与错误，是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它们是相通的。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告诫林彪：“我的话，一句只能顶一句。”在这里，毛主席说的是真话，林彪说的是假话。因为林彪是说给别人听的，他自己并不听毛主席的话。这里就有一个真假态度问题。就毛主席说的“一句只能顶一句”，是主观符合实际的真理；林彪说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全是骗人的鬼话，他自己从来就不相信“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所以，林彪说的是谎话、假话。从毛主席和林彪两人关于是“一句顶一万句”还是“一句只能顶一句”的争辩看，就不难看出真与假、真话与假话、真理与错误三对概念在认识论中的一致和相通。把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用语言讲出来，就是说真话，吐真言。敢说真话，就是坚持真理。反之，把不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煞有介事地说成真实，就是歪曲事实说假话，乱说胡诌。
同时，真与假、真话与假话、真理与错误三对概念又是相区别的。“一句只能顶一句”，是符合实际的真话，叫做真理，是真；“一句顶一万句”，不符合实际，是假话，也就是假。真话、假话属于语言形态；真理、谬误属于观念形态。真是事物本身，反之就是假。这说明，真、真话、真理同假、假话、错误之间具有层次高低之分，同时也有个别与一般、具体与抽象之别。真话、假话，真、假是个别的、具体的，是低层次的概念；而真理和错误则是一般的、抽象的，是高层次的认识论范畴。
真与假、真话与假话、真理与错误都是讲的真假关系。因此，只有从真假关系上才能揭示和说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一）假是非真
识别真与假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货比货”。通常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货”即事物本身。真即事物及其规律本身，是求知的对象。同其相反，就是假。假，在认识论上的质的规定性，是非真。
在真假关系上，真不是假，假不是真。为了说明什么是假，我们先拿《圣经》的“创世说”为例。按照《圣经》上的说法，上帝第一天造了光；第二天造了空气；第三天造了陆地、海洋和植物；第四天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第五天造了水中的鱼儿和空中的鸟儿；第六天上帝才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地上的尘土造了男人亚当，在亚当熟睡的时候，上帝又从亚当身上抽出一根肋骨，造了女人夏娃，并让他们俩结合为夫妻。后来，由于他们偷吃了伊甸园的智慧果，上帝一怒之下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从此，他们就在大地上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而成为亿万人类。这是美丽的神话故事，而不是事实，是《圣经》凭空编造出来的“神创说”。奇怪的是，这套“神创说”至今还统治着西方世界。
《圣经》的“神创说”是真还是假？让我们从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神创论”和“进化论”真假辩论看其结论。1860年6月，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召开了一次上千人参加的辩论会，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特地赶来参加，他声称要“粉碎达尔文”；达尔文因病没有到会，由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捍卫者赫胥黎教授到会应战。威尔伯福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茫然无知，所以拿不出任何像样的论据，只好用谩骂和人身攻击来代替辩论。他大骂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圣经》相违背，然后又恣意挖苦赫胥黎说：“赫胥黎教授就坐在我的身边，他是想等我一坐下来就把我撕成碎片的，因为按照他的信仰，他本来是猴子的嘛！不过我倒要问问赫胥黎教授，按照你关于人类是从猴子变来的说法，究竟是你的祖父还是你的祖母同猴子发生了关系呢？”听众哄堂大笑。35岁的年轻教授赫胥黎当场站起来，用大量的科学事实，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这位主教，并且郑重宣告：达尔文的学说是对自然史现象的一个科学解释，他的书里充满了证明这个学说的大量事实，没有别的学说能够比达尔文的学说提供更好地对物种起源的解释。最后，他又重申：“要说我是起源于弯着腰走路和智力不发达的可怜的动物，我并不觉得可耻；相反，要说我起源于那些自称很有才华、社会地位很高、却胡乱干涉自己所茫然无知的事物、任意抹杀真理的人，那才是真正的可耻！”赫胥黎的雄辩，使得主教狼狈不堪，而尊重科学事实的多数听众则为赫胥黎热烈鼓掌。
这就是发生在140多年前的一场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辩论。当时，如果说许多人还搞不清究竟哪是真（真理）、哪是假（谬误）的话，现在我们经过对比“进化论”和“神创论”的辩论，总会认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吧？在人类起源问题上，“进化论”是真，不是假；“神创论”是假，不是真。“进化论”在人类起源问题上，正确地揭示了人类起源的事实本身，所以是真；“神创论”在人类起源问题上歪曲事实，任意捏造，所以是假。假，就是不真。
现代人造假，无奇不有，不仅造假货、假物，也制造假人、假天才。假天才真不了，假天才是人造出来的。据报道，美国有一个“天才儿童”，说是5岁读完中学，6岁读完大学，智商高得无法测算。此事一经披露，在美国引起轰动。然而最近这个孩子异常暴躁，说不想当自己了。医生一查才知道，有关这个孩子的“奇迹”都是他妈妈伪造的。孩子说：“欺骗都快把我折磨疯了。”后来，这位说自己“只是太爱孩子”的造假母亲，连孩子的监护权都快保不住了。
家长对孩子的爱，如今变得扭曲畸形。但是，单靠家长吹牛作假，“神童”们的神话还成不了气候。必得有几个比那些家长还利欲熏心的搞媒体的人出来捧场，“神话”才得以成为“现实”。但只要是造假，不管造的是什么产品，孩子也好，数字也好，商品也好，最终总得露馅儿和现丑。
（二）假与真同在
在真与假问题上，除了认识真与假，还要理解真与假的辩证关系。真与假既相区别，又相联系。
1.真不是假，假不是真
真假二者是相互对立的，二者的本质不同，真不是假，假不是真。这在前边讲识别真假中已讲清楚了，下面我们再说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也是真假相区别、相对立的反映。
真是事物本身。认识事物，也就是把握真，揭示事物质的规定性。这是哲学家长期讨论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韩非子·和氏》篇记载，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叫卞和的人，在山里找到一块璞，拿来献给楚厉王，厉王让玉工辨别，玉工误认为是石头。卞和犯了欺君之罪，被砍去了右脚。后来武王继位，卞和再次献璞，又被砍去左脚。到了文王继位，卞和抱璞在荆山之下大哭三天三夜，泪哭干了哭出血来。文王知道后派人去问卞和：“被砍脚的人多了，你为什么哭得这样伤心呢？”卞和答到：“我不是为砍去双脚而哭，哭的是宝玉被当成石头，正直之士被诬为骗子。”看来，卞和真是真人不说假话。文王便命玉工再次检验，剖开璞，果真获得了天下无双的宝玉，即价值连城的“和氏之璧”。
典故说明：真和假不同，玉和石头不同，正直之士和骗子不同。任何事物都有质的差别，每一个事物都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因此，要认识复杂的事物，不至于玉石不分、真假不分、是非不分，这是至关重要的。
天日昭昭，真的假不了。1142年1月27日投降派宋高宗赵构伙同宰相秦桧合谋以谋反罪杀害了岳飞。1162年，宋孝宗赵眘当了皇帝。赵眘年幼时，就对岳飞等主战派很敬仰，对秦桧很鄙视。他当了皇帝一反赵构对金屈辱投降的态度，积极主张抗金斗争。在朝中大臣和人民的要求下，他宣布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谥号“武穆”，并悬赏寻找岳飞的遗骨。不久，有一隗姓平民说知道岳飞的葬身之地。原来，岳飞被害后，狱卒隗顺敬仰岳飞的气节，用一个死犯人的尸体替换了岳飞的尸体。他乘着夜里人静，背着岳飞的尸体偷偷爬出了城外，在一个果园里慌忙地挖了一个土坑，把岳飞的尸体掩埋了。为了以后能够辨认，他将岳飞佩带的一个玉环放在尸体的腰下，最后匆忙地弄了个坟堆。后来，他又在坟上种了两棵柑树，以便作为后来辨认的标记。隗顺临终时，嘱咐他的儿子，以后要代他年年上坟祭扫。此时，隗顺的儿子听到朝廷为岳飞平反，并寻找岳飞的尸骨，就报告了朝廷。宋孝宗下旨，将岳飞遗骸迁葬临安西湖边的西霞岭下（即今岳飞坟）。宋宁宗于公元1204年追封岳飞为“鄂王”，于1221年又在岳飞墓旁修建了岳飞庙。明朝时期，因为人们痛恨奸贼，就又铸了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四人的铁跪像放到岳飞墓前。后来有人来这里吊唁岳飞时作诗：“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就是指的这件事。
历史是公正的，秦桧是千古罪人，岳飞是抗金民族英雄，这不只是天日昭昭，更是人心昭昭！
在社会生活中，认识社会历史现象需要分清是非，识别真假。从事艺术创作，同样也必须具备识别真假的能力。下面举一个艺术创作中细致观察自然现象的例子。苏联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一书中，叙述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曾到英国伦敦画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故事。他的这幅画，一直是在伦敦常见的雾天下画完的。画面上，教堂哥特式屋顶的轮廓在雾中隐约呈现，无疑这是一幅极其精美的风景画。哪知这幅画展出时，却在伦敦惹起了一场风波。人们看到莫奈把雾画成了紫红的颜色，大为哗然：“我们整年累月生活在伦敦，只见到雾是灰颜色的，什么时候看见过紫红色的雾？去查查历史文献吧，自古以来记载的雾都是灰色的！莫奈这个爱标新立异的法国人，真是胆大妄为！”
然而，当激动的人们走出展览大厅，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抬头望望伦敦上空的雾，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第一次发现，伦敦的雾的确是紫红色的。于是人们很有兴趣地寻找起原因来。终于逐渐弄明白，其原因是由于英国工业发达，伦敦烟囱林立，空气中弥漫着煤气和灰的尘粒，它们在阳光的作用下，就使那笼罩着伦敦的雾呈现出了紫红色。此外，伦敦红砖墙的建筑物比比皆是，也是造成这种颜色的一种因素。遗憾的是，这种现象人们长期没有观察到，而是被注重研究光和彩色微妙变化的印象派画家最先反映在作品里。正是莫奈的这幅画，引导人们开始照他那样来看伦敦的雾。莫奈因此得了一个“伦敦雾的创造者”的雅号。
假的就是假的，假的真不了。但是，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往往是真假混淆，剥削者、侵略者、叛徒、特务、贪污犯、盗窃犯、伪君子……那一个不是惯用说假掩饰自己、以假充真、以假乱真呢？因此，认识事物，必须去伪存真。
据说，美国有一位百万富翁，他的左眼坏了，花好多钱请人给装了一只假的。这只假眼装得像真的一样，乍一看，谁也辨认不出是假的。这位百万富翁十分得意，常常在人们面前炫耀自己。有一次，他碰到美国的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问道：“你猜得出来吗，我哪一只眼睛是假的？”马克·吐温指着他的左眼说：“这只是假的。”百万富翁万分惊异，问：“你怎么知道的？根据什么？”马克·吐温回答说：“我看，因为你这只眼睛里还多少有一点点慈悲。”
这则故事，不无夸张地形象说明了马克·吐温对资产阶级虚伪本性的深刻观察力。资本家、富人对穷人的怜悯都是装出来的，是资本家虚伪本质的表现。
达·芬奇的著名油画《最后的晚餐》，取材于《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6章《最后的晚餐》的一节。在逾越节那天晚上，耶稣预先知道他的死期将近，在和他的12个门徒共聚晚餐的时候，耶稣忽然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一个人把我出卖了。”一石激起千层浪。门徒们听后反应非常强烈，各人表现出不同的表情。
在艺术处理上，达·芬奇总结了13世纪以来画家表达这一故事主题的经验教训，加上自己苦心创造，他紧紧抓住“最后晚餐”中最紧张的一刹那：耶稣在餐桌上所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把我出卖了”这句话，在座的每个人都从各自的年龄、性格特点作出不同的反应和表示。气氛是沉重的，也是富有爆炸性的。有的年轻气盛，一下子从座位上跳起，简直不相信竟有这样卑鄙的勾当；有的急不可耐，一只手扶在别人的肩头，一只手举起来，好像要急于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有的血气方刚，紧握着切面包的小刀，好像发誓要保卫老师；有的极度难过，低垂着头，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有的控制着激动的感情，对同伴做耳语状，似乎想探听一点消息……而叛徒犹大，听到耶稣这句话就像触电一样。急转着身体往后躲，慌忙紧抓着出卖耶稣所得的钱袋。耶稣则平心静气地看着各人的不同表情，众门徒眼光都集中在耶稣身上。这是一幕毋需用任何语言就把一桩重大事件表现得淋漓尽致的绝妙哑剧。就这样，《最后的晚餐》这幅油画以结束探索几个世纪的宗教题材而成为文艺复兴古典艺术遗产中最具有纪念碑性的典范作品。这件艺术品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利用绘画艺术，暴露了叛徒出卖耶稣的丑恶嘴脸，鞭笞了叛徒之流的罪恶。假的就是假，画皮、伪装应当剥去，把那些社会生活的罪恶勾当和险恶用心，通通都暴露于阳光之下。
在我国剧坛上广为流传的《窦娥冤》、《十五贯》等十大悲剧，都是抑恶扬善的优秀作品。《十五贯》是一出平反冤狱的好戏。剧中有个名叫尤葫芦的人遭暗杀，身上十五贯钱被窃走。地方官过于执处理这一案件，未经任何调查，仅凭一些表面现象，便断定尤葫芦是被自己的女儿苏戍娟和青年熊友兰所杀。理由是：尤被害后，其女不但没有报官鸣冤，反而在一条乡村小道上与熊并肩而行；同时，还在熊的身上发现十五贯钱。在过于执看来，其女艳若桃花，岂能无人勾引？她与熊友兰情投意合，自然要生比翼双飞之念，必是其父从中拦阻，因而生杀父夺财之心无疑。另一个地方官况钟的做法迥然不同。他先仔细审阅案卷，然后调查了解到男女二人素不相识，熊友兰是去常州买货；苏戍娟是去皋桥投亲，只因迷路，才求熊顺便同行带路。熊友兰身上确有十五贯钱，但那是他代主人买货之款。经过这一番调查之后，况钟又亲自到现场考察，结果在尤葫芦家发现赌博用的骰子和散在地下的钱币。这就进一步证实了熊的十五贯钱不是尤葫芦的那十五贯。接着，况钟又以骰子为线索，调查出娄阿鼠这个嫌疑对象。他便乔装成测字先生，去跟娄阿鼠接触，果然从他口中了解到了真情，还从娄家地窖中抄出死者的钱袋。至此，真相大白，凶手娄阿鼠被绳之以法，熊友兰、苏戌娟的冤狱得到了彻底昭雪。
《十五贯》的案件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事物的本质常常被掩盖在真假难分、是非混杂的现象中，因此分析任何问题，都不能以想像代替事实，务必掌握全面情况，定要对感性材料作出去伪存真的取舍，才能判断正确，获得真知。
2.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真假是相互矛盾着的对立双方，二者是相互依存的。真假双方之间的这种依存性，主要表现为真假相伴，密不可分；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如同有无，有变无时无也有，无变有时有也无；有时候就是真变假时假也真，假变真来真也假。
真假作为矛盾着的对立双方是相互依存的。黑格尔说：“在对立中，有差别之物，并不是一般的他物，而是与它正相反的他物；这就是说，每一方只在它与另一方的联系中才能获得它自己的［本质］规定，此一方只有反映另一方，才能反映自己，另一方也是如此。这样每一方都是自己对方的对方。”这就是说，在真与假对立中，真与假相对立，真不是假，假不是真；假的一方只在与真的联系中才能获得假的本质规定（非真），假只有与真相联系才存在，相比较才显现，另一方的真，也是一样。这样，假是非真之假，真是非假之真。任何孤立的假或真都是不存在的。假离不开真，真离不开假。比如，真宗让画师绘制《泰山神启跸回銮图》一事，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种真假相伴、密不可分的关系。
泰山岱庙中，有一幅驰名中外的巨幅彩色壁画《泰山神启跸回銮图》。壁画长62米，高3.3米，总面积为200多平方米。内容是描绘泰山神出巡时声势显赫的场面。画面上，乘坐玉辂出巡和回宫的泰山神，肃穆端庄，安详仁慧，左右是“炳录公”和“延喜公”（皆为道教中的神仙）乘八抬大轿陪行，前簇后拥的文武官员，还有整齐的仪仗队、乐队和掌管礼仪的太常寺，管警卫的左右金吾仗，管供奉的殿中省，管天文历书的司天监，管牵马的太仆寺等，以及长龙一般迎送的人群，人物多达657名，一个个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壁画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无名画家们卓越的艺术才华。
相传，这幅画是遵照宋真宗的旨意画的。在宋代，泰山属奉符县，县令亲自指挥建造岱庙大殿，并招来最有名的画匠绘制壁画。他让画匠们先画出草图，呈真宗皇帝审批。但一连送上几幅都被皇帝否定了。县令骂画匠们有意给他捣鬼，不拿出真本事来画，宣布如果拿不出皇帝满意的草图，就不给他们饭吃。画匠们饿得东倒西歪。这时，县衙中一个歌舞伎跑去给县令献策：“如果把画匠们饿死了，那你更是交不了差。只有用上等酒席款待他们，才能画出好画。”县今只好照办。画匠们虽然吃了丰盛的酒席，但一个个仍愁眉苦脸，对歌舞伎说：“你救了我们今天，救不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谁也没见过泰山神是啥模样，叫我们怎样画呀！”歌舞伎想了一下说：“当今真宗皇帝封禅泰山的声势和气魄，你们不是都看到了吗？照着这个画就是了。”这句话拨亮了画师们的心，灵感涌上来了，很快就画出草图，果真获得了真宗的批准。画匠们整整画了三年，终于画成了现在这样的杰作。
从这幅画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从人神关系上说，人是真的，神是假的，有真有假。画是真假组合。人画（造）神，是神离不开人（画匠）；人敬神，人又离不开神。神离不开人，是假离不开真；人离不开神，是真离不开假。真假相伴，二者不可分割。
这个故事还说明一些描写神仙鬼怪、天堂地狱的艺术作品，表面看来似乎纯粹是作者凭空想像、虚构出来的，与实际的社会生活无关，其实不然，作者的想像与虚构，也仍然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那些画匠们如果不参照人间皇帝形象，是不可能画出《泰山神启跸回銮图》的。鲁迅先生说得好：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要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这就是有变无时无也有，无变有时有也无。艺术家虚构艺术作品是源于生活的，造假离不开真。《泰山神启跸回銮图》表现的宋真宗封禅泰山的声势和气魄是皇帝的真实威严，但在这个真实故事中，也包含着真宗皇帝假借神威树立皇权的意图。真宗皇帝封禅泰山，有假有真，在真封禅中有虚假动机，绘画造假是离不开真实的。
真假密不可分的依存性，还表现在真假相互渗透的贯通性上。真和假都不是单独存在、纯而又纯的，二者总是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真假的这种贯通性，就是真包含着假，假包含着真，即真中有假、假中有真。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就真假史实来说，有的是真中有假，有的是假中有真，真真假假，难以分辨清楚。个中原因，在于真假相互渗透、相互贯通。传言关于雍正杀弟的口碑，蒋瑞录著文，出版了《由皇帝到公民》一书，谈及康熙遗诏问题，书中说：有一次溥仪和博杰在养心殿西暖阁追来追去闹着玩，碰到墙上一个匾额，匾额后露出一卷纸，便偷偷拿下来，打开一看，他俩吓呆了。原来这是康熙的亲笔遗书，写着：授位十四子。但后来授位的雍正帝却是康熙的第四皇子。过去有人说雍正自己把“十”字改为“于”字，所以由他继承了皇位。作者读到这个真是喜出望外，便提笔给溥杰写了封信。请问他是否真的看见过康熙遗诏。溥杰回信说：“关于《由皇帝到公民》所说的‘康熙的亲笔遗诏’云云，实际上是乾隆供在养心殿东厢房佛龛里的用纸密包的雍正杀害其弟的密诏。乾隆在纸包上写有‘如后世有开看者，便不是我的子孙’（概略如此）的字样。我认为，为什么把这张密诏包在密封的纸包里，又把它放在佛龛里？大概是出于想为其父‘赎罪’和忏悔之意罢？”
后来，作者又登门拜访了溥杰，他说：从当时的情形看来，康熙即便有遗诏，也是用满文写的，不可能用汉文写。因此，所谓雍正帝把“十”字改成“于”字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雍正皇帝》电视剧把康熙传位于十四子的遗诏说成是真的。这个历史之谜，其中有真有假，假假真真，真真假假，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康熙、乾隆遗诏是真的，康熙传位也是真的，是传位于皇四子还是十四子，其中必有一假。这是真中有假。
“桃园三结义”是《三国演义》中叙述的三国时代流传甚广、妇孺皆知的一段古人忠义的真实故事。但是，其中掺杂了许多虚假成分。《三国演义之荒诞》一节另有这样一种说法：关公本是蒲州解梁人，原不姓关，年少时力最猛。一天晚上，他听到隔墙院内有老人和其女儿啼哭声，过去问时，老人哭诉道：“我女儿已经订婚，本县令舅爷要强娶她做妾。我到县尹那里申诉，反受到斥责辱骂。”他听到勃然大怒，闯进县衙杀死县令及其舅爷。逃到潼关，当局捉拿甚急，关前还贴着他的图像。他只好伏在水边，顺便洗了洗脸，面部竟然变成殷红色。于是，他大胆走到关前，守关人问他的姓名，他以手指关说：“关就是我的姓。”顺利过了潼关。为了避免官吏追捕，他一直沿用这个姓氏。他推车行至涿州，正好碰到张翼德在卖肉。翼德有个规矩，只卖到中午，午后就把肉悬在井中，举500斤的大石头盖往井口，并说：“谁能举起这块大石，就把肉送给他。”正好关公路过，举起轻如弹丸，提起肉就走。张飞赶上，两人打得不可开交。适巧刘玄德卖草鞋遇到，从中劝说，两人才住手。三人说话投机，相邀到张飞的桃园饮宴，遂结桃园之盟。
据《清野史》的推断，《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大概来源于此。但两者相差较大，故题为《三国演义之荒诞》。这就是说，《清野史》认为《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是真，关公改姓是假。笔者认为，演义小说，既取材于史实，也取材于野史、传说，再加上作者虚构故事，可见，“桃园三结义”不全是真，也不全是假，其中有真有假。只是这个故事重点讲的是真中有假。
真中有假，在艺术作品中是常见的事。据说唐代画牛名家戴嵩曾画过一幅有名的《斗牛图》，被一个爱好书画的杜处士所收藏。有一天，杜把画拿出来晾晒，被一个牧童看见了，拍掌大笑说：“两牛相斗，用力在角上，尾巴是夹在两股中间。现在画上的牛尾巴高高翘起，完全错了。”此事，《东坡志林》卷九记录在案。类似的例子，还有五代时期黄筌画的飞鸟，脖子和脚都呈伸展状。《东坡题跋·书黄筌画雀》云：黄筌画飞鸟，颈足皆展。或曰：“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双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
苏东坡说大画家画牛画鸟出错，完全是观察事物不认真造成的。所以，他提倡君子务学而好问，求真，才能避免粗枝大叶之误。
上面讲的“桃园三结义”并不全真，也不全假，其中有真。假中有真，多是以虚假的形式出现，内含有真实的内容。笔者为了说明这类假中有真，再讲说一个故事。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某一外宾来我国访问。在上海市参观时，东道主为他举办了招待会。宴会上使用的酒杯是一套价值连城的九龙杯，其形古朴苍劲、玲珑剔透，特别是龙口中那颗光耀夺目的宝球更是巧夺天工。客人被这精美而又珍贵的艺术品深深吸引住了，拿在手上仔细欣赏，赞不绝口，啧啧称奇。也许是由于饮酒过多，他竟将一只九龙杯有意无意地顺手装进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我方陪同人员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觉得直接索要不太礼貌，甚至还影响到两国的关系，眼见客人夹起公文包兴冲冲地离去。有关人员及时将这一情况向当时正在上海视察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汇报指示道：“九龙杯是我国的稀世珍宝，一套36只，缺一只岂不可惜！不能就这样让他轻易拿走，当然追回也应采取最为合适的方法。”当周总理得知这位贵宾将要去观看杂技表演时，思忖片刻，心生一计，便把有关人员找来，如此这般吩咐一番。
晚上，明亮的表演大厅笑语欢声，热闹非凡，精彩的杂技表演令观众如痴如醉。特别是那位贵宾被杂技演员精湛的技艺所折服，一个劲地在热烈鼓掌，台上表演正是高潮，只见一位魔术师轻步走上舞台，潇洒地将三只杯子摆放在一张桌子上，观众定睛一看，原来是奇光耀眼的九龙杯。再看魔术师举起手枪，朝九龙杯扣动扳机，随着一声枪响，转眼间那三只九龙杯只剩下了两只，另一只不知去向，观众的兴趣热烈，既为魔术师的技艺叹服，又都在纳闷：那只九龙杯到底去了什么地方？这时，那位魔术师对观众说道：“观众同志们，那只杯子刚才被我一枪打进了坐在前排的那位尊贵客人的皮包里了。”说完，便轻步走下台来，对那位贵宾欠身道：“先生，能打开您的包吗？”贵宾明知是计，但不好作声，便从包里将那只九龙杯取了出来，当他看到满场的观众都在热烈地鼓掌时，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在这个真实有趣故事里，魔术师放枪打九龙杯是假，巧妙讨回被外宾拿去的九龙杯是真。这里有真有假，是假中有真。这种假中有真的魔术，利用的就是有变无时无也有、无变有时有也无的戏法。魔术这种艺术，就是以虚假的形式表现真实内容的艺术。另外，像隐语、暗语、藏头诗等，也是以虚假形式显示真实内容的艺术。
3.真可化为假，假可化为真
在真和假的关系上，正因为真中有假、假中有真，双方自身都包含对方的因素，因此真与假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真能转化为假，假也能转化为真。在真理观上，就有真理转化为谬误、谬误转化为真理的事。比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是真理；如果将毛泽东的话看作“句句是真理”，这就把真理绝对化了，成为谬误。正如列宁所说：“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所以，真理与谬误的对立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绝不可加以绝对化。像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只有在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关系问题上，才是绝对的，否则二者的对立就是相对的。理论的应用，都是以地点、时间和条件为转移的。真与假的相互转化，也像真理与谬误的转化一样，真作假来假也真，假变真时真也假。
真作假来假也真，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搞艺术的人都懂得作假。作家创作时要忘我，一个好的演员表演角色时也往往如此，达到入戏的境界。饰演《骆驼祥子》中虎妞的斯琴高娃，在谈到如何把握虎妞的性格、追求一个“真”字时说过：“总之，什么都得是真的：要车份，是真的；吵架，是真的；吃醋，是真的；就连死，也是真的。拍虎妞这场戏，我要求导演不要试拍了，一次拍成。拍完，我全身一点劲儿也没有了，心都在绞痛不止，觉得自己真要不行了，也不知死去了多少细胞！”
《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讲“群英会蒋干中计”一事，把周瑜描写成了对抗曹操的沉着、坚决、机智、勇敢的英雄。反之，却把蒋干说得同周瑜相比有天壤之别。当周瑜听到蒋干到来，便重重设计，步步为营。蒋干则随着周瑜的部署，亦步亦趋，任人摆布。表现了蒋干只会说大话，既无辩才，又无真才实学，是个浑浑噩噩的凡夫俗子。但从《三国志》的《江表传》描述来看，蒋干去游说周瑜原是曹操的主张，在赤壁战前，不是自己请求的。蒋干很有辩才和学识，并不是自诩，而是为时人所公认。蒋干到江东后，看到周瑜具有很高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是治国大器，威胁利诱难以动摇，故绝口不再谈游说之事，这正是蒋干明智之处。他回去见曹操，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对周瑜的看法：“瑜雅量高致，非言词所间。”正说明蒋干为人正直豁达，明智知人，很有见识。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把蒋干写得愚蠢、昏庸，就如同造假。然而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写，目的是为了更加突出周瑜指挥若定的雄才大略和风流潇洒的英雄气概。作者基本上沿用了《江表传》中的原文，而蒋干的面貌却判若两人。两相比较，“群英会”中的蒋干虽然是个小丑，但人物形象、性格却刻画得栩栩如生，比原来更有血肉和生命，文章内容、情节也更为增色。这使造假更为逼真，其效果更突出。正因为蒋干的愚蠢和曹操的一时糊涂，才中了周郎之计，错杀了蔡瑁、张允，并为赤壁之战大破曹兵奠定了基础。
在《群英会蒋干中计》中蒋干偷书一节，将直言明智的蒋干写成面目全非的小丑，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和真实感。可以说，这种创作手法达到了真变假来假也真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手法，在历史小说和史剧舞台上的运用比比皆是，如把白脸书生包拯写成黑脸包公，把年轻有为的诸葛亮写成老谋深算的有胡须的长者，都是突出的例证。
艺术如此，就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也常常是将错就错。比如，《焦点访谈》节目中的新闻，大部分都属于“曝光”新闻。
真作假来假也真，有时是故意弄虚作假造成的。据《郑州日报》2001年12月27日载文，说都盛县很穷，穷得已三个月发不了教师的工资。县财政局对公务员增发的工资也发不下来，弄得群众意见很大。县领导班子想申报贫困县脱贫。如能批准都盛县为贫困县，不仅可以减税，而且国家每年还可以拨给都盛县几千万甚至几亿的扶贫款。因而，都盛县的县委书记在全县的县乡两级班子会议上说：“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县被评为贫困县。到时省里评估考核小组到哪个乡考核，哪个乡就要做好接待，在哪个乡出了问题，就撤那个乡的书记、乡长的职。”于是全县自上而下就忙乎起来。各个乡党委书记、乡长一回乡，就把各个村的村委会主任召到乡里开会，传达县委指示；村主任回到村里，又召开村民大会，传达乡党委指示。几天后，都盛县的村民都穿着破烂的衣服，家里有彩电、冰箱的人家，都把电器锁进房里，晚上电视也不敢看。柳树村有一户先富起来的人因装了空调，村主任下令：“把空调拆了。”那人先是不同意，村主任一下就断了他家的电。他去乡里告状，乡长说：“你该顾全大局。”他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得拆了空调。他问乡长：“我那一栋三层楼房不要拆了吧？”乡长说：“说不准。如果县里要求拆，那就拆。”
考核小组考核的结果认定，都盛县不够定贫困县的条件。全县人白忙乎了两个月。杨书记就对刘县长说：“刘县长，我们定不了贫困县，那我们就申报富裕县吧！”刘县长说：“来得及吗？”杨书记说：“来得及，申报富裕县的材料我早让张秘书写好了，明天我就去省里送材料。”刘县长说：“可，可……这合适吗？”杨书记的手一挥说：“合适！”刘县长还是有点担心：“如定为富裕县，上缴国家的各项税收就只能加重，县财政更吃紧。”杨书记却说：“暂时顾不了那么多……我们也是没办法，如定为贫困县，县里的百姓为我们叫好，定为富裕县，我们可讨领导的好，这对我们今后的仕途有利。如果我们县既评不了富裕县，又定不了贫困县，我们的工作做得再好，也没人注意我们。许多人宁愿做鸡头，也不愿做牛尾。就是这个道理。”刘县长说：“行，就依杨书记说的办。”两个月后，都盛县真的被评为富裕县了。
都盛县先是申报贫困县，不成；又申报富裕县，还真的被评为富裕县。这种穷变富、富变穷，穷又变富，真像变戏法。这种“戏法”完全出自“县太爷”的实用主义考虑，全不顾事实。所以，才有假假真真，真真假假，真作假来假也真。
不只是真作假来假也真，就是假作真时真也假。从前，有个卖肉的小贩，他搞了一条鹿尾巴，于是，便将鹿尾巴放在驴肉担子上，如同挂羊头卖狗肉一样，就天天到处吆喝：“卖鹿肉！卖鹿肉！”真的有些人上了小贩的当，买去驴肉当鹿肉吃了；但后来终于被人识破了。这样，一传俩，俩传仨，很快大家都知道了。从此，谁也不再买小贩的驴肉。甚至小贩挑上真鹿肉，也再没有人前来买肉了。这是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假作真来真也假。
《东周列国志》第二回“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也是讲的假作真时真也假。西周末年，周宣王驾崩，幽王继位。周幽王暴戾寡恩，喜怒无常。听信谗言，纳奸去忠。贪爵慕禄的虢石父和尹球之流，讨好幽王好色之欲，进献如花似玉之容、倾城倾国之貌的褒姒。好色的幽王自得了褒姒，荒废政事不问朝政，而且宠着褒姒陷害东宫太子和皇后。将申后打入冷宫，废太子宜臼为庶人。立褒姒为皇后及其子伯服为太子。但是，那褒姒虽篡位正宫，有专席之宠，却难得开颜一笑。幽王欲取其欢，召乐工鼓乐弹琴，令歌舞演出，褒妃全无悦色。褒妃好听撕绸缎声，就让司库每日进献绸缎百匹，使宫娥撕之，以悦褒妃，依然不见褒妃笑脸。幽王问：“卿何故不笑？”褒妃说：“妾生来不爱笑。”幽王决心让褒妃一开笑口，便下诏：“不拘宫内宫外，有能致褒后一笑者，赏赐千金。”虢石父献计说：“先王过去因西戎强盛，恐其入侵，就于骊山设置烽火台20多墩，又放置大鼓数十架，一旦敌寇入侵，便放起狼烟，烟冲霄汉，附近诸侯看到，便会发兵来救，又擂起大鼓，催赶诸侯前来救援。现在，天下太平，烽火已熄。君王若要王后开口言笑，您必须同王后游戏骊山，夜举烽火，诸侯必然派援兵来，援兵到来看到无敌人来犯，王后必然发笑无疑。”幽王说：“此计甚好。”于是，幽王与褒姒同游骊山，夜晚点燃烽火，狼烟大起，火光冲天，又擂鼓如雷。畿内诸侯，怀疑镐京敌兵进犯，一个个领兵点将，连夜赶到骊山，但闻楼台管乐之音，幽王与褒妃饮酒作乐，还令人对诸侯说：“幸亏无外寇进犯，不劳跋涉。”各路诸侯面面相觑，卷旗而回。褒妃在楼上，凭栏望见诸侯忙来忙去，并无发生什么事一样，不觉拍手大笑。幽王高兴地说：爱妃一笑，百媚俱生，此虢石父之功也！遂以千金赏之。这就是俗语相传的“千金买笑”典故的来源，昏君幽王“烽火戏诸侯”也流传至今。可悲的是幽王烽火戏诸侯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当幽王要发兵消灭申侯国舅之时，申侯先发制人，他借兵犬戎，许人家破镐京之日，府库金帛，任凭搬取。犬戎遂发兵15000人，分兵三路，浩浩荡荡，杀奔镐京，出其不意，将王城围个水泄不通。这一下急坏了幽王，派人到骊山烽火台点火，诸侯无一发兵救援。盖因前次被烽火所戏，以为这次也是戏弄诸侯，所以谁也不发兵来救。犬戎追杀幽王到骊山，一刀结果了昏君幽王的性命，看褒姒美貌年轻饶她不死，犬戎也就将之带回氈帐取乐。
烽火戏诸侯，昏君幽王假戏真唱，真的到敌寇进犯，再点烽火也不起作用了。这就是假作真时真也假、无作有时有还无。
幽王烽火戏诸侯，是坏人干坏事。安史之乱时，真源县令张巡以少胜多，巧胜敌人是正当防卫，都是假作真时真也假的典型事例。安史之乱，附近州县纷纷投降了安禄山。真源县所属的谯郡太守杨万石也投降了叛军，并逼迫张巡相从。张巡是唐代真源县县令，他率兵一千余人奋起反抗，讨伐叛军。叛将令狐潮率兵四万余人攻打雍丘，张巡坚持反抗两个多月，拼死奋战，大大小小战斗经历了数百次，雍丘城仍自岿然不动。可是，毕竟是孤城无援。粮尽弹绝之时，愁坏了张县令。他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了草人借箭的妙计。张巡借月光朦胧，用身穿黑衣的草人充当士兵沿绳索往城下滑，以此骗得令狐潮数十万支箭。后又以真兵偷袭敌营取胜。
这个草人借箭的妙计，也是上演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作有时有还无。老子说：“有无相生。”“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就是无中生有的辩证法。无中生有，稻草人变奇兵。把狂骗变成真实，由虚无达到实在，极端的虚假便成为极端的真实。
四、假是情理中之事
伦理学含义的假，是虚假。假这种不真实的东西，一旦为人们所使用，就会变成社会伦理概念的虚假。官场上讲的官话是虚假，战场上的阴谋诡计是虚假，商场上的假冒和诈骗是虚假，在情场上以甜言蜜语玩弄感情，也是虚假。虚假都是人装出来的，它有其目的、手法和表现。以下作者就虚假主体、目的、手段和实质，分别对情理中之假作些简要说明，以便揭示假的伦理学含义。
（一）假是人所为
在汉字这种象形文字里，“假”和“伪”的偏旁都有一个“人”字。由假、伪组成的词语虚假、虚伪，当然也离不开人。没有离开人的虚假。凡虚假皆为人所为。虚假是属社会主体人的，只有社会主体的人才有虚假。自然界就不存在虚假，所存在的东西及其变化只是自然现象而已。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或者以真相从正面反映事物的存在，或者以假象从反面歪曲地表现事物的存在，都不属于虚假。虚假只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因为，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同时也是虚假的主体。
在社会生活中，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特别是处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生活的人们总是在各种需要和不同利益的驱动下，充当虚假主体。虚假主体，有善意虚假主体，也有邪恶虚假主体。华子良装疯卖傻属于善意虚假主体。《圣经》里讲的“犹大之吻”所暴露的犹大是邪恶虚假主体。
《红岩》里面有一个疯子老人，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就是华子良。1946年10月18日，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中共四川军委负责人车耀先牺牲那天，身为华蓥山根据地党委书记的华子良只是个嫌疑犯，敌人不知道他的底细。在去刑场的路上，罗世文估计到国民党狱卒押华子良去，只是陪杀场，为的是考察华子良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因此，罗世文指示华子良伪装疯癫，长期隐蔽，欺瞒敌人。枪声一响，华子良就假装变成了疯子，好几个月说不出一句话。他的这种受惊吓的举动果然迷惑了敌人，得以在监狱里比较自由地行动。当时罗世文给他的任务有两条，即让敌人确信他精神失常后，与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并完成越狱突围任务。从此以后，他就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儿；当同志遭枪杀或毒打时，他仍然无动于衷，那么冷酷无情。他头发雪白，满脸花白的胡须又浓又密，像刺猬的箭毛一样遮住脸庞，只露出一对滞涩的眼睛，手神经质地颤抖着，每天放风时糊里糊涂地沿着院坝，用一双枯黑的脚板，机械而神经质地独自跑步，对任何外界事物都毫无兴趣。天晴这样，下雨也是这样，刮风下雪还是这样，甚至院子里积满了水，周身湿透也是这样。一回到牢房，就闭着眼一动不动地坐着，活像一尊泥塑木雕的怪物。于是，敌人确信他疯了。他利用给犯人送饭的机会给多处犯人秘密通风报信，还可以进出中美合作所。这时，不了解他的同志对他印象很不好，甚至鄙夷他，认为他是胆小鬼、不觉悟的普通群众；然而，当时机成熟，他出现在正商量大事的同志们跟前，一个同志捡起石头准备除掉他的时候，他却沉稳地说了声：“慢着！”疯疯癫癫的神情举止从他身上一扫而光，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当他与唯一知道暗号的齐晓轩对上暗号并取得了信任后，这位受同志误解、鄙夷的战士，才赢得了同志们的尊敬。这种忍辱负重的毅力和胆识，多么可贵啊！直到他逃跑，敌人才判断出他是共产党的头目，可是已经晚了。华子良一直活到新中国建立后，这个革命老人的传奇人生，重重涂抹了善意虚假主体的进步作用。
在邪恶的冲动中，往往故意弄虚作假。《圣经》里讲的“犹大之吻”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故事。犹大表面上对耶稣很顺从，暗地里却干出了出卖耶稣的交易。吻，是亲密友好的表示，犹大却用来当作出卖老师的信号。“犹大之吻”这种笑里藏刀的出卖行径也活活画出了邪恶虚假主体的嘴脸。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虚报冒领、造假账偷税漏税，是要动脑筋做一番手脚的；造假药、假酒，办假公司，也要“殚思竭虑”，还需要防备查究。造假是提心吊胆干出来的假事。还有一种假事，却不妨堂而皇之地去做，那就是假装着干什么，其实是为着别的，正如常言所说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是，假装着参观学习，其实是为了游山玩水；假装检查评比，其实是吃吃喝喝。假装出国考察、假装招标、假装开会、假装培训干部、假装接受批评监督、假装查处、假装依法公开审判、假装煞公款吃喝风、假装整顿、假装培养“接班人”等，总之，不论属于哪一种虚假，都是人装出来的。人是虚假的主体。一些人装假、瞎说、虚伪、欺骗等均是人的虚假的外化。在人生征途中，每个人都面临着虚假，或说假，或造假，或识假，或反假，都必须在真诚和虚假之间作出痛苦的选择。
人是穿着不同衣冠的社会主体。人讲诚信，恨虚伪，但又往往纠缠于虚假之网中，装假、虚伪、瞎说、欺骗、弄虚作假，一些人因虚假而辉煌，一些人因虚假而身败名裂。虚假主体的人，在花花世界的舞台上演出了有声有色的一幕幕人生戏剧。
（二）装假在于欺骗
社会生活中的虚假是人装出来的。人装假的目的在于欺骗。《三十六计》中有一计叫“假痴不癫”的计谋。此计指出，“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知妄为”。意思是说宁可装作糊涂而不行动，也不可冒充聪明而轻举妄动。
“假痴不癫”，用在战场上常作为老成持重的谋略，能而示之不能，知而示之不知。三国时，蜀、魏大军在五丈原对垒相持。司马懿料定蜀军劳师伐远，粮草不足，宜速决不宜持久，须采取坚壁不战的策略。诸葛亮为此派人送妇女的首饰、衣服给司马懿，以激怒他出战。而司马懿却欣然接受了这些东西，仍然坚壁不战，并装作不能自作主张，上表请命，借以安定军心，拖延时间，疲劳蜀军。部下以为他软弱无能，实则是足智多谋。“假痴不癫”，用在政治上是一种权术。当处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时，当事人表面上都会表现出碌碌无为，装疯卖傻，以掩盖内心的政治抱负，避免政敌对自己的警觉。乾隆皇帝时的太子颙琰，在羽毛未满时，他接受前朝的教训，就采取了这种韬光养晦的策略，直等到乾隆皇帝70多岁才登上了皇帝宝座。所以，古人认为当时机未到时，要沉着镇定如同发呆，否则就会暴露自己的意图，遭到对手的攻击和陷害。
可见，假痴不癫，装疯卖傻，装聋作哑，装腔作势，装模作样，如此种种都是虚假的伪装，即虚伪。虚伪既可以掩饰自己，也可以欺骗他人。自我掩饰是自欺，欺骗他人是他欺。自欺，他欺，都是欺骗。
1.自欺
自欺，是自己欺骗自己。用自己都难以置信的话或手法安慰或掩饰自己。安慰自己，掩饰自己，靠的是伪装。
《列子·周穆王》讲了一个“蕉鹿自欺”的虚假故事。有一个郑国人，一天在野外砍柴，忽然看见一只鹿慌忙跑过来，大概是被猎人追累了，也许是受了伤，跑得不快。这人乘机赶上去，一扁担就把鹿打死了。他恐怕猎人追来发现，就把它藏在一个坑洼里，上面覆之以蕉，即大麻。藏好以后，就若无其事地继续砍柴。天黑该回家的时候，准备把死鹿连同砍得的柴一块合挑回去。可是，这时他却忘记了死鹿藏的地方，只记得上面是覆盖着大麻，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最后，他想：“哦，恐怕我根本没有打过什么鹿，也根本没有把它藏在什么大麻下面。对，一定是我做了一个梦吧！”砍柴人用假话安慰自己。
这个蕉鹿自欺的虚假，其欺骗对象是自我。它使自我麻醉，自我欺骗，自我陶醉，就如同抽大烟、喝白酒自我麻醉、自我满足一样。鲁迅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塑造了一个中国人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阿Q典型。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蕉鹿自欺式的人物。阿Q是一个十足的穷光蛋，但他打肿脸充胖子，和别人吵架瞪着眼说：“我先前比你阔多啦！”他头上有疤，人家取笑他，他却说：“你还不配。”仿佛他头上长的不是癞头疤而是一种高尚的光荣花环。阿Q被人打了，他无力抗争，只有气愤，他说是儿子打老子。阿Q通过生死轮回观来制造蕉鹿自欺的虚假。当阿Q要被杀头时，他说：过20年又是一条好汉。他用佛教生死轮回观制造虚假，安慰自己，糊里糊涂地被砍了头。
人世间，这种蕉鹿、阿Q式的自欺虚假，包括那些自我吹嘘虚荣者，酒不醉人而自醉，都应当引以为戒。有些虚荣心极强的人偏偏掩真有术，千方百计弄虚作假，掩饰自己。传说古代有一个爱漂亮的国王，但他自己却身有残疾，瞎一目外加残缺一条腿。有一次，这个爱漂亮的国王心血来潮，非让画师给自己画像不可。第一位画师是个老实人，他规规矩矩地画出了国王的本来面目——又瞎又瘸。国王看后，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骂道：“这个可恶的画师，竟敢把我画得如此丑陋，真是该杀！”于是这个老实本分的画师被砍了头。国王杀了老实本分的画师后仍不甘心，便又找了第二个画师来给他画像，这个画师知道了前边那位画师的悲惨结局，再也不敢照实描绘国王的缺陷了。他在画布上画了一个双眼明亮、两腿矫健的国王，心想这下国王该满意了吧。哪曾想，国王一见画师，大发雷霆，骂道：“他妈的！这难道是我吗？”结果，第二个画师也没有逃脱被杀头的命运，这下国王的画师们都不敢再给国王画像了。没想到，有个小画工自告奋勇地说，他要给国王画像，这可把画师们着实地吓了一跳。小画工画啊画啊，终于把国王的肖像画完了。国王一见画像，满意地笑了，直夸小画师聪明。
原来，这个机灵的小画工，既没有像第一个画师那样把国王的缺陷全表现在画布上，也没有像第二个画师那样不顾实际妄加涂彩。机灵的小画工画的国王是这样的：侧身骑在马上，残缺的那条腿隐藏在马鞍的后面，双手举着猎枪，眯着一只眼在瞄准，而这只眼正是那只瞎眼。这样一安排，画面上则是一个英姿勃发、骑马打猎的国王，看不出任何缺陷，可谁也不能说像第二个画师那样改变了国王的本来面目。那挑剔残暴的丑陋国王，这次还毫不吝啬地奖励了那个小画工。
自己欺骗自己，有趣的是有人自欺之后，不但心满意足，而且还能找出一大堆自欺的理由！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有自己欺骗自己的天性。一群酒鬼，在酒桌上比酒量，直喝得个个脸发白，舌头发直，还一个比一个逞强，高喊着醉话：“喝！我没醉！喝！喝！喝……”又比如，在大街上买卖西瓜。一车瓜，挑来挑去，买瓜的一个接一个来，又捡、又挑、又拍，买西瓜的人，都以为自己买到了最满意的西瓜。就是剩最后一个西瓜，卖瓜人让价一半，买瓜人也自认为捡到了便宜，高兴得屁颠似的，连跑带颠回家吃西瓜。大凡人在穷困潦倒之时，最容易犯头晕转向、崇拜金钱的错误，像卢生一样做黄粱美梦，一枕黄粱，一生荣华。人贵有自知之明。人在有理智的精神状态下，才有自知之明；反之，在感情用事时是盲目的。在非理性支配下，人也往往会做出蠢事，自己欺骗自己。
2.他欺
他欺，是使他人上当受骗，坑害别人。所以，他欺是以主体自身之外的他人作为对象实施的欺骗。
欺骗主体为了使他人上当受骗，往往在虚假中“说梅”。“说梅”现象是由“望梅止渴”典故演变而来的虚伪欺骗手法。《世说新语·假谲》记载，曹操领兵赶路，天热又找不到水喝，士兵又累又渴，几乎都走不动了。曹操心生一计，传令道：前面有座大梅林，咱们赶到那里，大吃一顿酸甜的梅子，就可以解渴了。士兵们听说有梅子吃，嘴里都自然地流出口水来，于是精神为之大振，继续前进。曹操说梅，梅林是假，骗人是真。士兵们正是在大梅林这一诱惑下，信以为真。这纯属弄虚作假者的“说梅”诡计。
《三国演义》引述了这个故事。有一次，曹操和刘备两人在后花园喝酒谈天，偶见枝头青梅，曹操想起这个故事，就向刘备讲述了一遍，并且说这是南征张绣的行军途中发生的事。以后又为文人墨客所传诵，后来就演变成了“望梅止渴”这一成语。这一成语，以空想安慰人，或者答应人家的要求，仅仅给人以希望，却不能兑现。
利用“说梅”，在政治、军事上是阴谋，在经济领域是诈骗，在情场上是玩弄感情。在时下彩风中，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广西风采”，“中原风采”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大河报》有篇署名“东方”的《“中原风采”缘何销量稳升》的文章，摘要如下：“因为她是真正的‘百万富翁生产线！’因为她信誉高，33选7的玩法简单，对奖不分前后顺序，头等奖出现概率为427万分之一，复式投注的玩法多样，趣味性强，奖级设置合理，头奖积累快。因为彩民……选号已向理智性转变，……很多人还摸出了出奖‘规律’。‘中原风采’以其高达51%的返奖率回报着彩民，彩民们用自己的执著支持着‘中原风采’。……相信在全省彩民的大力支持下，‘中原风采’一定能风采中原！”新闻报刊用“百万富翁生产线”、“快乐投资”和“心理按摩”等，用虚假的精神价值远远高于投入，诱惑芸芸众生，似乎任何人都可以花2元钱，一夜之间便可变成百万富翁，多么大的诱惑呀！还有篇署名“阿景”的《买彩票随想搞笑版》的小文，也摘录几句：“雪碧：come on，come on，给我中彩的感觉。……大宝：彩票？天天买！李宁：我中彩，我精彩。联想：假如不能中彩，世界将会怎样。……步步高：人间自有公道，买彩总有回报。”这就是大小报纸给彩民的许愿、诱惑。所有那些报纸，也像曹操“说梅”欺骗士兵一样，时下用各种各样的手法弄虚说假欺骗芸芸众生，可谓新时代“说梅”一大发展。
（三）虚假手法
虚假欺骗是通过人们说假实现的。作为说假主体的人的社会角色有三六九等，各色人等其说假欺骗手法，也不尽相同。大体归一下类，不外三种方式：通常人说假是瞎说，艺术家说假是虚构，思想理论家说假是杜撰。
1.瞎说
通常人们说假，叫做胡说八道，也就是瞎说。瞎说，在语言传播中制造虚假。人是社会的人。人们从事社会活动，都要借助于语言传播工具进行交往。语言传播，有真实，也有虚假。虚假的语言传播，就是瞎说。瞎说，有三种主要形式，即胡说、谎言和谣言。
（1）胡说。胡说是没有根据的乱说，乱说包括传言。
传言是传话的一种形式。传话是把一方的话转告给另一方，带话给别人。传言是指辗转流传而不可全信的话。比如韩信创制象棋的传说。在英华书院2001-2002年度期刊中记载有这样一个传说，说韩信帮助刘邦打下江山后，便遭到了吕后的迫害，被关进了大牢，其中有一个狱卒非常敬重他。有一天这个狱卒对韩信说：“将军能否教授我兵法，这样你打仗的才能也可传给后世，将军也可扬名。”韩信婉言拒绝了，但这个狱卒并不死心，对韩信死缠硬磨。韩信经过仔细考虑，最后答应在三天后再谈。
狱卒三天后准时来到韩信面前，只见地上画了一个大方框，分敌我两阵，各画有32个小方格，中间一条界河，界河内写着“楚河”、“汉界”，一边摆着16张小红纸片，上写“帅”、“仕”、“相”、“车”、“马”、“炮”、“兵”字样；另一边摆着16张小蓝纸片，也分别写着“将”、“士”、“象”、“车”、“马”、“炮”、“卒”字样。狱卒看了一会仍弄不明白韩信摆出这些小纸片是做什么用的，就问：“你这是搞什么名堂？”韩信回答：“你可不要小看这些方格和纸片，它们可以容纳千军万马的战争哩。这16张小纸片各代表一方，用兵时只要文武结合，上下一致，通盘筹划，配合有方，就会千变万化，百战百胜。狱卒见韩信这样说，便扑通一声跪倒在韩信面前，算行了拜师礼，之后整天整天地学习兵法。
不久韩信被害，狱卒毅然地辞去了公职，潜心研究兵法，为了方便，他把棋盘划在纸上，并削木代替纸片。因为这东西是木头做成的，又因为用棋子布阵，打仗不是实战，所以就称它为“象棋”了。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这个传说一点都不可信。其实在战国时期，对象棋就有了明确的记载，但当时的象棋和现在的象棋差别相当大，每一方只有六个棋子。一直到北宋时，象棋上还没有河界，“鸿沟”在南宋时才正式“跳”上了中国象棋盘，这在宋代《事林广记》中的棋谱上可清楚地查到。可见，传言（传说）并不一定可信，这也是虚假。
无意识的胡说，是指无意识的胡言乱语。这种胡话和下意识的梦话均属胡说，有意识的胡言乱语、强词夺理、信口雌黄一类说假也是胡说。精神病患者的疯话是胡说，或因大脑受重伤而昏迷不醒的病人也会东一句西一句、上言不搭下语地乱说些胡话。还有一种喝醉酒的人说的醉话，也是胡言乱语。
下意识的梦话，同无意识的胡说有近似之处，但下意识不同于无意识。下意识属于潜意识，即不曾意识到的意识，与显意识相对立，它是潜伏于脑海中的意识因素。霍布斯说：梦是“睡眠的思维”，或者叫做“梦态思维”，这种思维是潜意识最典型的活动形式。人夜里做梦就说梦话。人说梦话有不真实的，也有真实的。试看曹雪芹说梦，他写的《红楼梦》以梦为主题和引线，自始至终说的都是梦，最为引人深思的是《红楼梦》第五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和第八十二回黛玉病潇湘痴魂惊噩梦。单说宝玉做梦。一日，贾宝玉被侄媳秦氏引入卧室小憩，触景生情，那宝玉刚合上眼，便恍恍惚惚做起梦来。犹似秦氏引导，悠悠荡荡到了一个仙境，忽听女子歌声，随声望去，只见一仙姑飘然而至，宝玉喜得忙来作揖问话，仙姑自称是“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随后，宝玉便忘了秦氏，随仙姑到了“太虚幻境”。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披阅“金陵十二钗”上、中、下各册，会见清净女儿之境众仙姑，饮茗液，听词曲……警幻仙姑授云雨之事，又被警幻推入房中，将门掩上，“儿女之事，难以尽述”。直弄得宝玉“与可卿难解难分”，二人携手游到迷津，“荆榛遍地，狼虎同群，迎面黑溪阻路，并无桥梁可通……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许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惊得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可卿救我”一句梦话，引得秦氏纳闷：“我的小名这里从没人知道的，他如何知道，在梦里叫出来？”引于《红楼梦》第五回。令秦氏蹊跷不已。
“可卿救我”是宝玉下意识的一句梦话，并非真实之事，只是曹雪芹笔下的艺术虚构情节，但也不能说毫无根据。生活在荣府大观园中的贾宝玉，他终日与众姐妹在一起，久而久之，便在宝玉的脑海中滋生了儿女情长的潜意识。虽然在人们头脑里的潜意识和意识之间好似存在有一堵墙。但是，梦里的语言可以从这堵墙渗透、过滤和解密出来。宝玉的梦话就是证明。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对于梦的心理生理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他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把梦的世界说成是“一条通往潜意识的路”，是我们心灵的一部分，在我们清醒的思想里被压抑的幻觉或心理扭曲进入了这部分心灵之中。弗洛伊德认为，当人们睡着时，被禁锢在潜意识中的愿望通过梦来“进入潜意识，并由此再进入意识之中”。弗洛伊德以自己对亲生小女儿梦呓的观察，记下了这一珍贵材料：“当我最小的女儿，只有19个月大时，有一个早上，吐得很厉害，以致整天没给她进食。而当晚，我就听到她口齿不清的梦呓：“安娜·弗（洛）伊德，草莓……，野（草）梅，（火）腿煎（蛋）卷，面包粥……”她这样子用她自己的名字一一引出她所要的东西，而这些菜均为她最喜欢吃的东西，而这些均为目前健康上所不允许的，而且护士也曾再三叮咛不准吃这些含有过多养分的食物。因此，她就在梦中发泄了她的不满。这就是《梦的解析》所作的释梦。可见释梦是将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挖掘出来并解决情绪问题的一个工具。弗洛伊德小女儿的梦话，也是下意识的梦呓，不过它是带有真实性的下意识梦话。
有意识的胡说，最讨厌人的就是诡辩。诡辩这种胡说，也就是有意胡搅蛮缠。有些人玩弄诡辩这种手法，他明明知道自己错了，非但不认账，还故意找借口把罪责强加给对方。例如，一个小姐下了电车不交票就要溜。乘务员发觉后，向她要票，她边走边掏，边掏边走，企图磨蹭时间，溜之大吉。乘务员看到这种情况，立即下车截住了她，让她补票。她反倒火冒三丈，说：“你太不尊重人了！还讲不讲‘五讲四美’？”
真可恶！明明是自己乘车不买票，想占便宜，行为不美，反倒打一耙，说人家不讲“五讲四美”；明明是自己拖延时间，影响电车正常运行，浪费乘务人员和乘客的时间，反倒说人家“不尊重人”！这不是无理搅三分、胡搅蛮缠还能是什么呢？
《历代笑话集》也讲了这样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匠人装门闩，误装门外，被主人骂为瞎贼。匠人曰：‘你便瞎贼。’主人：‘我如何瞎？’曰：‘有眼，叫我这个匠人。’”
这位匠人和那位主人戗嘴，明明知道自己错了，但不认账，还强词夺理，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可见诡辩说谎，为着解脱自己，他可以不顾事实，乱说一通；也可以捏造事实，编造证据，甚至引经据典，依据自己需要信口雌黄。
（2）谎言。谎言是骗人的假话。在性质上，它是不真实的虚假语言。谎言是用来骗人的手段。运用这种手段，有时表现为言语谎言，有时表现为手势谎言或体态谎言。
言语谎言是利用嘴巴说出来的假话。用嘴巴说假话，又有巧辩和诡辩之分。首先，讲一个巧辩的故事。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楚围攻吴国。吴使率人前去慰劳楚军。楚将喝道：“捆起来，杀掉，用吴使的血涂抹战鼓。”接着又问已被五花大绑的吴使：“你来时占卜了吗？”答：“占卜了。”问：“占卜吉利吗？”答：“吉利。”又问：“现在要杀你，吉在那里？”吴使答曰：“这正是吉利之所在。吴国派我来，本来就是试探将军的态度。如果将军发火了，那么吴国就将深挖护城河，高筑城墙；如果将军态度和缓，那么吴国的防守就会松懈。现在将军要杀我，吴国获悉后一定会加强警戒，死我一个而保全了国家，这不是吉利又是什么？”
在这段对话中，楚将所说的“占卜”、“吉利”都是对吴使一个人而言的，这一点吴使也是清楚的，但他故意曲解成“为国占卜”、“对国家吉利”。如果站在吴国的立场上看，吴使的回话，实在巧妙，可谓之巧辩；但若是站在楚将的角度看，就是地地道道的曲解法诡辩。由此可见，巧辩和诡辩的分别，不是逻辑问题，而是个价值情感问题。吴使的巧辩，确实是站在吴国立场上对国对民的一片深情大义。
《水浒传》中有一个正话反说的谎言故事。晁盖、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又在石碣村大败官兵之后，投奔到了水泊梁山。不料，梁山寨主白衣秀士王伦嫉贤妒能，心胸狭窄，担心众豪杰入伙之后危及自己所坐的第一把交椅，竟不愿收留。梁山内的好汉林冲对王伦愤愤不平。智多星吴用窥破其中隐情，便决定唆使林冲火并王伦。
次日，吴用在与林冲交谈中表示：既然王伦不愿收留，只好另投别处，劝林冲不必为新兄弟而与王伦翻脸。林冲是一个性情耿直的汉子，经吴用这么一激，反倒生出火并之意。
那天，王伦以“粮少房稀”、“一洼之水难容众多真龙”为由，对晁盖、吴用等人下了逐客令。林冲再也按捺不住了，直言痛斥王伦笑里藏刀、言清行浊。吴用又乘机劝林冲“不要火并”，并派人看住山寨其他首领。林冲骂得兴起，顺势一刀斩了王伦，随即提议晁盖为山寨之主。晁盖表白自己“强宾不压主”，但盛情难却，还是坐上了山寨的头把交椅。
吴用智激林冲杀王伦，用的是激将法，即正话反说的谎言。这个谎言，也是具有伦理价值的情感问题。
另外，再引述一个诡辩说假的谎言故事。古希腊有个叫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家，曾提出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辩证法命题。可是，他的学生克拉底鲁曲解老师的观点，说“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就是，真理再往前跨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在克拉底鲁看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瞬息万变，毫无静止可言，不可捉摸，因而“什么也不能说”，这就使他成为著名的相对主义诡辩论哲学家。偏偏是这个诡辩论哲学家又将相对主义诡辩论传授给了无赖学生。
古希腊有位喜剧家将克拉底鲁的相对主义诡辩论搬上了舞台，其剧情梗概是：无赖学生借人家的钱硬是不还，借钱给他的人只好到法院告官。这一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官开门见山问无赖学生：“你借人家的钱为什么不还？”无赖学生答道：“我借钱交了学费。我的老师教导我说：一切都是变化的，人连一次都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世界上的事物瞬息万变，毫无静止可言。从我借钱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现在的我早就不是借钱的我了。还钱的我应该是借钱的我，而不应该是现在的我。”法官是个糊涂虫，听无赖这么一说，觉得似乎有理，于是宣布无赖无罪，草草了结此案。
借钱给无赖的人越想越憋气，一气之下把无赖学生打得鼻青眼肿，头破血流。无赖倒打一耙，又把债主告上法庭。法院又开庭审理，法官问：“你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什么动手打人？打了人是要受法律惩罚的。”借钱给无赖的人答道：“法官先生，我知道打人是犯法的，要受到法律惩罚。但是，按照借我钱的人不还钱给我的同样的道理，现在的我已不是打人的我，要治罪的我是过去打人的我，而不应该是现在的我。现在的我是不应该负任何责任的。”糊涂法官一想，“对呀！”于是宣布无罪释放。
喜剧演到这里落下幕布，全场观众无不捧腹大笑。正在这时，观众中有人认出了坐在贵宾席上的克拉底鲁，便站起来指着克拉底鲁大声说：“大家看，那个赖账不还的学生，交学费拜的老师就是这位克拉底鲁先生！”于是，全场观众都一下子又把眼光转向克拉底鲁，弄得他惊慌失措，无言以对，只是又习惯地伸出手来摇动着大拇指。他这一举动，更引起人们笑得前仰后合。
手势谎言，又叫体态谎言。这种谎言是通过眼睛、嘴巴等面部表情以及手势和身体动作表达出来的谎言。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挤眉弄眼、撅撅嘴、摇摇手、抬抬腿都传达着人们的不同情感。作为面部表情的哭和笑，更是丰富多彩。哭有真哭，也有假哭；笑有真笑，也有假笑；有甜笑，也有苦笑；有善意的笑，也有恶意的冷笑、嘲笑、淫笑、奸笑、狞笑、狂笑等。作为身体动作的手势也是丰富的。手势这种体态语言，可真可假。前面说的克拉底鲁摇大拇手指，就是一种体态谎言。
克拉底鲁鼓吹“人连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的相对主义诡辩论，引起了人们的责问：“河流是这样，那别的东西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克拉底鲁说：“我是哲学家，哲学家讲的都是世界的普遍性，既然一切皆变，这里说的‘一切’当然适用于任何事物。”问：“你坐的是什么？”答：“是椅子。”提问题的人立即接着说：“不对。按照你刚才说的理论，你坐的‘是椅子’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它已经变成不是椅子了。你怎么能说出来你坐的是椅子呢？”
这件事，使克拉底鲁感到自己给人家捉弄了。但他仍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后来，他怕再出自相矛盾的洋相，干脆不管任何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不作回答，只是把大拇指摇动一下。意思是我不能把事情说出来，因为话还没有说完，这个东西已经不存在了。在这里克拉底鲁运用的就是手势谎言，借以摆脱相对主义诡辩论的自相矛盾困境。
笔者再说一个暧昧法手势谎言。从前有三个秀才进京赶考，到了京城，三人先去算了一卦。算卦先生故弄玄虚地摇了一阵子，最后伸出一个指头，什么也没有说。结果，三人只考中一个。他们三个暗中称奇，觉得老先生的卦算得真灵。其实，他们哪里知道，算卦先生伸出的一个指头——这无声的语言，有四种含义：如果考中一个，那么“一个指头”则表明他说的是三个秀才中有一个人考中；如果考中两个，“一个指头”则表明他说的三个秀才中只有一个人考不中；③如果考中三个，“一个指头”则表明他说的是每一个秀才都可高中，一个人也没剩；如果三个秀才都没考中，那么“一个指头”则表明三个秀才一个人也没有考中。这个例子说明，“一个指头”作为一个数量词是明确的，即指“一个人”；但作为一个句子，由于缺少必要的部分，其语义就暧昧不清，属于暧昧法诡辩。算卦先生的“一个指头”，是算卦人的手势谎言。因为这“一个指头”掩盖了他对三个秀才投考结果的无知，但又表明了他的有知，即他的神算。由此可见，有时手势谎言比言语谎言更具有欺骗性。
（3）谣言。谣言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言。造谣是瞎说，谣言也是瞎说。在这种意义上，谣言就是胡说、造谣种种瞎说的再传播。事实上，凡对人对事散布的无根据的传言、胡说、谎言，都是造谣。造谣这类瞎说辗转流传开来，就是谣言。
谣言是一种常见的欺骗人的诡辩手法。人总不能怀疑一切，什么都不相信。否则就无法在世上生活。一些用心叵测的人，就是利用人性的这种弱点有意无意地制造谣言的。
谣言制造者，以“听说是……”为公式，以讹传讹，造谣生事，散布流言飞语。因为，“听说是……”这类传言，乃至谣言，一方面很具体，另一方面又不能立马确证。这就是它的特征。比如特异功能传言，开始听人们说：“听说河北宣化有个小姑娘，今年9岁，坐在那里不动就能把隔壁的苹果吃了。这称之为‘意念做功’。”学者们在学术会议上，查证了这是一起虚假传言。问在宣化工作过多年的老同志，他告诉大家：“宣化没有这事，听说是云南的。”在云南工作的同志说：“不是你们沈阳的事吗？我们听说沈阳市皇姑区的一个小学生，坐在那里不动，很多人监视她。据说正赶上总理到沈阳视察工作，也兴致勃勃地前去观看。小姑娘坐在那里一动没动，但出了一身大汗，不一会儿告诉在场的人说：‘苹果我吃了一半，回来时把一只鞋还掉在那里了。’大家赶忙跑到距离100多米外的一间房子一看，原来放在那里的一个完整的大红苹果真的剩一半了，而且的确还有一只鞋子。”故事虽然讲得活灵活现，但在坐的沈阳同志，却哈哈大笑说，没有这回事。事实胜于雄辩，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特异功能意念说的肥皂泡，终于在学术会议室的科学家面前破碎了。
笔者再说说关于“8”的传言。自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一股由广东引发、波及全国的崇拜“8”的传言。“8”，广东人念“发”，意即“发财”、“发家”等。人皆神往不已。于是，电话号码、门牌号码、车辆牌照等，许多人不惜走后门、出高价，非弄个带“8”的不行。据悉，杭州市有一个“大哥大”“901888”的号码，拍卖时经过9个回合的激烈竞争，最终被某公司代表以12.9万元买走。关于“8”的传言，在中国大江南北形成了一种民俗文化，人们开张营业、结婚办喜事，也要选在“8”这一天。据说，有些地方的报纸，凡带“8”的日子。
果真带“8”就能“发”吗？世上恐怕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唯心地对“8”的企求，显然不过是封建迷信的花样翻新罢了。
现代人有现代人的迷信，经济谣言、政治谣言……爱情谣言，有造谣者，也有谣言传播者。现代谣言像蚊子般叮在人们身上，吸吮人们的血。谣言可以利用人们的好奇心，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具体，越传越丰富。谣言又可以“听说是……”为诡辩手法，使人无法澄清事实，终止传言。
2.虚构
虚构造假是虚假的基本手法。虚构手法，古已有之。其依据有二：一是“向壁虚构”成语，二是“子虚乌有”典故。
“向壁虚构”成语出自《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序》提到“乡（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礼常行，以耀于世”。清朝人段玉裁注道：向壁虚造，是说人们不信孔壁中的古文书（即《古文尚书》），是好奇的人故意把字写得古里古怪，来冒充古物，其实是向着孔氏之壁，凭空捏造出来的。这里指的是孔安国整理的《古文尚书》。说是在汉景帝时，在孔子旧时讲堂墙壁里发现的一批竹简，经孔子后代孔安国整理成书。在这之前的汉文帝让伏生讲述，晁错记录整理出的尚书称之为《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今文尚书》等《尚书》均属伪造。因此，才有“向壁虚造”之说。这和现代说伪造如同杜撰、胡诌和不真实的记录是一个意思。“向壁虚造”作为成语，也叫“向壁虚构”。
中国古代还流传有一个“子虚乌有”的典故。出自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司马相如是汉初成都人，他在《子虚赋》中描绘了楚王派子虚访问齐王，齐王率领全部游猎能手陪同子虚作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猎活动。随后，乌有先生和子虚谈起游猎的事情来，子虚竭力吹嘘楚王的游猎盛况，用许多瑰丽的辞藻把楚王游猎的场面和气魄描绘得很雄伟宽广，借以贬低齐王。乌有先生则为齐王辩解，向子虚提出责难。不过，文章中的子虚和乌有先生都是虚构的。人无其人，事也无其事。于是“子虚”和“乌有”后来成了“虚无”的同义词，“子虚乌有”也逐渐演变为成语典故。虚构也成为编造虚假的基本手法。
虚构是凭想像说假骗人的手法。据说，作家狄更斯在一个星期天到河边钓鱼，半天也钓不上一条鱼来，一个陌生人走过来和他攀谈，狄更斯说：“今天运气不佳，昨天在这里一下子钓到15条鱼。”陌生人说这里是禁止钓鱼的，并自称是负责看守的，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来，要对狄更斯课以罚款。狄更斯急中生智，说道：“我是作家狄更斯。我刚才说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虚构故事正是我们作家的职业。”这件事荒诞色彩并不浓，看起来很合乎通常的推理规律，因而，也就具有保护自己、欺骗他人的实际效用。在这里，狄更斯的机智超出了幽默感。不过，机智归机智，这种虚构还是骗人的。
虚构手法的重要性不在于骗人，而在于它是艺术家塑造艺术形象的主要手段。艺术家塑造艺术形象是凭借想像虚构的。
（1）想像虚构。凭想像虚构有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主观任意的想像虚构，一种是自觉的形象思维想像虚构。所谓主观任意的想像虚构，它是不自觉的、盲目的胡思乱想，胡编乱造。它只凭主观意志而不根据客观事实去虚构。有些相声段子就是这种主观任意想像的虚构。比如有一个相声段子说：周瑜的妈妈姓季，诸葛亮的妈妈姓何。何以见得？因为《三国演义》中明明白白写着周瑜曾喟然长叹：“既（谐‘季’音）生瑜，何生亮！”相生段子讲的“关公战秦琼”，这种虚构，也是主观任意的想像虚构，把关公和秦琼硬是捏合在一起，形成“关公大战秦琼”的情景，这还不是瞎编胡侃，把无说成有，把有说成无？
（2）形象虚构。所谓形象虚构，是凭想像塑造艺术形象的手法，它是艺术家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形象思维虚构。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具体的单一性形象想像，一种是具体的多样性联想想像。前者重点在于形象，具有形象性；后者重点在于思想，具有思想性。前者多用于艺术虚构，后者多用科学幻想虚构。
形象想像属于艺术虚构，产生艺术形象。当托尔斯泰讲到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虚构时，他曾强调说：“一般地说，虚构得愈多愈好。”“没有虚构，就不能进行写作。”整个文学都是虚构出来的。”《诗经》中有一首《河广》诗，算得上形象想像艺术虚构的典型。诗曰：“谁谓河广，一苇杭（同航）之！谁谓宋远，跋余望之。”“河”，指的是黄河。一位卫国女子嫁在宋国，离婚后又回到卫国，中间隔着黄河。这首诗写的就是卫女十分怀念离别了的儿子，急不可耐地要渡河去看望。为了烘托出卫女思子心切的情绪，诗就夸张地写道：谁说黄河宽，一叶苇草也可以渡过去；谁说宋国遥远，踮起脚来就可以望见它。读了《河广》诗，谁能不为卫女思子之情和黄河苇叶之舟的画景所感染呢？这就是想像虚构的形象思维的作用。
艺术创作为什么要形象虚构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读者。读者在欣赏文学艺术作品过程中，谁也不想看到没有想像和情感、只有事实和过程的“实则实到底”的作品。没有情节和灵感的作品，是不受欢迎的。明朝文学家谢肇淛在《五杂俎》一书中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虚实相伴，方为游戏三味之笔，亦要精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清代金丰在他为钱彩的《说岳全传》写的序中说，写历史小说也需虚实相生，虚构与真实相存，这样才会有起、有伏、有变。否则“事实皆实，则失于平庸”。这就是说，艺术创作是需要形象虚构的，也只有融入虚构的作品，才合谢肇淛“游戏三味之笔”，不然就成了不受读者欢迎的“平庸”、“近腐”作品了。
可是，在文学评论中竟然有人进行史据考证，指责小说《红岩》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小说《红岩》的全部情节是1948年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为背景展开的。有人说：一些人习惯于把四川地下党1948年大破坏叫做“《挺进报》事件”，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并非由于《挺进报》收抄传递新华社广播消息，编印、发行出了纰漏才酿成大破坏事件。整个重庆和川东地下党大破坏事件，是由一连串叛变事件组成的，主要是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造成的，应正名为“刘、冉叛变事件”。刘、冉二人是当年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他们二人的叛变又引起一系列叛变事件。而小说《红岩》中叛徒甫志高，其身份只是一个沙磁区委委员。这样一个小角色，造不成全局性大破坏，不符合历史事实。
其实，小说《红岩》是一部颂扬革命英雄主义的艺术作品，艺术本身是允许虚构创作的。也只有艺术虚构，才塑造出了江姐、许云峰的伟大艺术形象和甫志高一类叛徒小丑。《红岩》的伟大教育作用，应归功于它的艺术形象虚构。
（3）联想虚构。联想虚构也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方法。所谓联想是指由某事物或观念而想到另一事物或观念。联想是想像的有机功能和思维机制。它在想像实际运作中有重大的影响作用，联想能够为想像提供思维活动的倾向性、方向性和飞跃性，它可以使想像从一事物或观念朝着另一事物或观念转移和提升。艺术创作之所以需要联想虚构，阿·托尔斯泰认为：“这是因为生活就是分散在平面、表面、空间和时间上的……（虚构的作用）就是要把分散开来的生活、把分散开来的物质收集起来、集中起来。”所谓收集起来，就是以联想的方式概括起来。在托尔斯泰看来，假如一个作家能从25个到50个，以至成千上万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每个人身上，把他们相关的最有代表性的阶级特点、习惯、嗜好、姿势、信仰和谈吐等抽取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的身上，那么这也就是运用了联想虚构的创造方法，创造出典型的艺术形象。这种艺术形象是多样性统一的艺术形象。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所塑造的贾宝玉，不但具有其自身的个性特点，而且概括了千千万万个官宦子弟相关的特征。在《水浒传》中，施耐庵笔下的李逵也不只是有其自身鲁莽个性，而且具有千千万万农民起义领袖人物英雄好汉相似的品德。
联想虚构的艺术形象，不仅个别典型人物是概括的多样性的统一，就整个作品来说，更是联想虚构的多样性统一。以吴承恩《西游记》为例，这部小说通过幻想的神话世界，用联想虚构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描写了美猴王孙悟空大闹天宫地府和协助唐僧取经、荡妖除怪的故事。《西游记》想像丰富、奇特瑰丽、情节曲折、形象动人，是多样性统一的联想虚构的不朽杰作。尤其是塑造了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形象，使美猴王成为了《西游记》的灵魂。下面单就美猴王出世和孙悟空得道，说说《西游记》的联想虚构手法。吴承恩从神话传说入手，说在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顶上，有一块石头，高三丈六尺五寸，粗二丈四尺。由于天长地久，日月照射，石头就有了灵气。一天，石头突然爆裂，露出一个圆球似的石卵。石卵被风一吹，就变成了一个石猴。石猴在花果山上同众猴玩耍，并跳下山涧洗澡。众猴顺涧爬山，发现一股浪花飞溅的瀑布，便一齐拍手叫好，兴奋地说：“哪一个有本事，钻进去寻着瀑布的源头，又伤不着身体，我们就拜他为王！”石猴勇敢地跳了出来高喊：“我进去！我进去！”石猴闭目蹲身跳进瀑布中，经过一番周折，发现了大书“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的圣地。石猴从洞中出来，又带领众猴重游水帘洞，群猴喜出望外，在水帘洞实践前言，便伏地拜石猴为首领，称作“美猴王”。美猴王和群猴在花果山水帘洞嬉戏玩耍，不胜欢乐。
美猴王想到长生不老，就产生了出外访仙学道的主意。美猴王经过千辛万苦，到了“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拜菩提祖师为师。菩提祖师命名石猴姓孙叫悟空，在方寸山三星洞住了七年整，祖师才问悟空要学什么道。悟空开始说凭老师教导，但当祖师先后问悟空是不是要学术、流、静、动各门里的道时，孙悟空都回答说：“不学！不学！”这就惹得祖师生气发火。手拿戒尺，朝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进里面，把中门关了，扔下众徒弟而去。众徒埋怨悟空不提，单说那悟空却一点儿也不恼，只是满脸赔笑。原来他已猜到师父的意思：打他三下，是叫他三更时候留心；倒背着手走入里面，把中门关上，是叫他从后门进去，秘密传道给他。孙猴的机灵醒悟，就在于联想的结果。悟空倒床假睡到半夜，便起床来到师父住屋的后门进来，来到祖师床前，见祖师正在沉睡，便在祖师床前跪等。过了一会，祖师翻了个身，口中还吟了一句诗。悟空便叫道：“师父，弟子在此跪候多时了。”祖师听声音是悟空，就披衣坐起，喝道：“这猢狲！你不在前边睡，来我这边做什么？”悟空说：“师父昨天用戒尺打我头三下，我是按师父的指示前来学道的。”祖师听了，暗自寻思：“他果然是天地生成的，不然怎能猜出我的意思呢？”于是对悟空说：“你既然猜破了我的暗谜，说明你有缘，我也欢喜。你近前来，我传你长生不老道法。悟空叩头谢了，跪在床前，十分用心听记祖师传授口诀。过了三年，悟空又向祖师学了躲灾避害的七十二般变化。这猴王掌握了口诀，自修自练，将七十二般变化学成了。过了几天，祖师又教授悟空筋斗云口诀，一个筋斗云翻十万八千里。美猴王出海求仙访道学成后，才回到了花果山水帘洞。
美猴王孙悟空是联想虚构的一个艺术形象，它具有传诵千古而不朽的内在魅力。
3.杜撰
杜撰是凭主观意志臆造的一种更高级的虚假形式。它是臆造的理论虚假。所谓臆造，指的是思维主体为了某种目的而任意组合已有知识和观念的思维。臆造不但创造形象、故事情节，而且创造理论观点，制造证据，编造逻辑。臆造的虚假，表现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领域。下面分别说说艺术杜撰、学术杜撰、宗教神学杜撰三个基本类型。
（1）艺术杜撰。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反映社会生活并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一种精神活动的独特领域，由于表现手段和方式的不同，它囊括了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文学、戏剧和电影诸形式。现以文学为例说说艺术杜撰。
《聊斋志异》中有一个故事《寄王如水》。故事讲了一个瞎子，虽不能阅读文章，但他能辨别文章的好坏。他的办法是将文章烧成灰，用鼻子闻一闻，就能对文章的优劣作出准确的评价。故事中写有一词“大江东去”，感叹：“天道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官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蒲松龄写这个故事，借以发泄心中不平之气。因为，他一生仕途坎坷，科考屡次名落孙山，始终得不到主考官的赏识。因而对科举制度的黑幕有了清醒认识，便写了《寄王如水》，讽刺那些昏聩的考官，有眼的还不如一个瞎子。自然这种“鼻鉴”之事，出自蒲松龄的杜撰，现实生活中是根本没有的。
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虽然是光辉的现实主义巨著，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实际作了深刻而精细的描绘，但是《红楼梦》也是曹雪芹杜撰的故事，虚构的梦。《红楼梦》的作者，在书的冠首就明言：“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情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难怪脂砚斋也评论道：“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是梦，秦（可卿）之家计长策又是梦，今（香菱）作诗也是梦，一并《风月鉴》亦从梦中所有，故《红楼梦》也。余今批评亦在梦中，特为梦中之人特作此一大梦也。”据有人统计，全书写梦的地方多达30多处。
人生如梦。不仅曹雪芹虚构的梦的故事是杜撰，而且一些所谓红学家的评论也是杜撰，以红学家周汝昌的一段幽默评论为证：“胡适派认为不能用猜谜的方法，这方法太可笑了，小说里的男女老少一家子，却是朝廷里的一群官僚，宝钗是高士奇，妙玉是姜宸英，等等。猜来猜去，发展到极端，刘姥姥那两个外孙男女，一个是一捆韭菜（青儿），一个是一个铜板（板儿），就是铜钱，老制钱儿。……小说里谁借给谁一笔银子，他就挖空心思，查出来历，说在历史上某一个大官某一个名人借过一笔银子，这一笔就是书里写的那一笔。这实在太穿凿附会了，实在是令人没法接受；用这个办法不能探讨《红楼梦》的实质、真义。”文学作品是作家的虚构，评论作品就不能再去杜撰。这种杜撰的考证评论好像很实，其实是虚假的。捕风捉影，胡乱猜测是不允许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不实之实”，非用真实去猜测“不实之实”，那还不弄到荒唐可笑之极处？
（2）学术杜撰。学术是有系统的、专门的学问。学术有科学学术和非科学学术之分。非科学的学术是伪科学。所谓“伪科学”是假科学，它以假借科学的名义编造歪理邪说。伪科学主要是指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诡辩论、方术、星象学、颅相学、宗教神学和邪教等。
在学术杜撰这个题目下，笔者只着重说说哲学领域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杜撰。唯心主义的哲学观念都是主观捏造、货真价实的学术杜撰。唯心主义哲学家都认为自己的哲学是站在其他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他们编造了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像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朱熹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轮回转世说”、柏拉图的“理念论”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论等哲学，都是学术杜撰。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目的论，把天和人的关系说成目的论的关系。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顺命》）“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为人者天》）他把天看成是有目的、有意识产生万物和人类的主宰。天之所以生人类，是为了实现天的意志，人是天的缩影。他把人看作与天同类。人与天既为同类，就可类比，又提出“人副天数”。他说：“人之形体，化天而成。”（《为人者天》）他认为，天是什么样，人就是什么样，天有什么，人就有什么。如天有366日，人有366个小骨节，“副日数也”；天有12个月，人有12个大骨节，“副月数也”；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副五行也”；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副四时也”；天有昼夜，人有视瞑，“副昼夜也”；天有冬夏，人有刚柔，“副冬夏也”；天有阴阳，人有哀乐，“副阴阳也”；天有度数，人有计虑，“副度数也”；天有天地，人有伦理，“副天地也”。总之，天完全依照自己的模型塑造了人类，人类的形体、精神、思想情感、道德品质等，都被说成天的复制品，与天相符合。董仲舒依据这种观点，又杜撰了封建的等级关系和伦常关系理论，并主观臆造出了政权、族权、夫权和神权封建统治者束缚人民的四大绳索。
在中国，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人副天数”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杜撰具有代表性，它对后来的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以陆王“心学”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都有显著影响。董仲舒能够被后代儒家学派奉为先师，不能不说他的学术杜撰极富有迷人的哲理色彩和诱人的伦理情调。
在西方，毕达哥拉斯的学术杜撰具有开山鼻祖的意义。他的宗教神秘主义哲学有两个突出点：一是“灵魂不死”和“轮回转世”说。毕达哥拉斯把灵魂和肉体截然分割并对立起来，认为灵魂是精神性的、神圣的、不朽的东西，并和宗教迷信因果报应的轮回说结合起来。他认为人的灵魂，拥有和神、宇宙灵魂本质血缘相通的不朽性。因此，只要人的灵魂得到净化，就有希望回到神那里去，得到最后的解脱。他所进行的哲学探讨、科学研究和宗教迷信活动，都是为了达到灵魂的净化。二是神秘的“数”和“四元图”。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的本质不应当是某一种具体的事物，应为一切东西所共同具有的“数”。数”是一切事物共同的本质。一切事物都是由“数”构成的。事物本身就是数；事物由模仿数而存在；数先于具体事物，具体事物以数为范型而派生出来。这样，毕达哥拉斯及其门徒就站到了数本体论的唯心主义立场上。不仅如此，毕达哥拉斯学派还杜撰了一个宇宙永恒性根源的“四元图”，作为自己学派的标志。
这个“四元图”，由1、2、3、4所组成的一个等边三角形，无论从那一个角度往下看，都体现了1-4的序列。“四元图”的1这个数是“统一”，是“整体”。2，是1的分裂，即所谓“一分为二”，2与1相对立。3，有全的意义，它象征圆满。3即有空间的量的规定性，又有时间的量的规定性。3既可以静态地表示一个物，也可以动态地表示一个过程。因此，只有3才是全体，才能圆满地体现事物发展的过程。“四元图”中的1+2+3+4＝10。“10”这个数是一个圆满的数，它包含了数目的全部特征。这就是说，1、2、3、4……10不是简单的数目概念，而是有丰富内容的哲学范畴。由1、2、3、4构成的“四元图”，变成了宇宙永恒性的象征，也成了一个具有“神符”意义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标志。如同佛教的神符标志“卐”一样，具有神秘性。
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学术杜撰，对后世哲学家，特别是对柏拉图的“理念论”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哲学杜撰产生了深远影响。黑格尔创立了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现象学三个部分。他的哲学更具有臆造杜撰性。他编造了一个“绝对理念”辩证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在地球、自然界产生之前是这个“绝对精神”超时空、超自然、超社会的自我发展阶段；二是“绝对精神”体现为自然界的发展阶段，这时“绝对理念”在背后操纵着自然界的发展；三是“绝对理念”体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人的思想、意识就是“绝对理念”的表现。虽然，黑格尔在概念辩证法中猜到了事物的辩证法，但他的辩证法是和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的，是头脚倒置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
学术杜撰有高低档次之分。唯心主义哲学学术杜撰是高档次的学术杜撰，方术、巫术、鬼道和伪气功等则是低档次的学术杜撰，也是伪科学。
方术，始见于《庄子·天下》，本指学术、治术。到了汉代，就成了一切神术的总称。《后汉书》“方术传”讲的方术，指的是阴阳推步之学和数往知来之术。用来占卜算命和相面测字，后来又有了星象学、颅相学等伪科学。
中国古代的方术，都是破译既定的信息与符号同人事对应关系的伪科学。不同的方术，其取得信息和符号的途径也不尽相同。如占星术，它是根据星辰的运动，来推算人的命运的算命术。这种术数的信息来自星位的变化，它特别注重于行星的位置及其与各星座的关系，术士们可以把狮子、宝瓶、金牛、天蝎等星座，说得神乎其神。其实，术士们根本就不知道，实际的宇宙空间星座是否存在，哪来什么与星座名称相对应的人事关系呢？什么文状元是文曲星下凡，武壮元是白虎星下凡，纯属胡诌，一派胡言！星座只是一种表观现象，是为了便于识别星体而把星空人为地划分成一些大小不等的区域。恒星离我们非常之远，彼此之间也相距甚远，单凭我们的肉眼是无法辨认它们孰近孰远的，古人把无任何联系的恒星在天球上的投影想像成各种图案，这就是星座。以狮子座来说，在它的几颗主要亮星中，最近的离我们43亿光年，远的达340亿光年，即约3000万亿公里。其余宝瓶、金牛等星座及其主要亮星的情况，莫不如此。如果说那些遥远的星座能够主宰着地球上的人事，足以说明星象说家们连起码的科学常识也就不顾了！
在方术中，占卜算卦更玄。他们以《易》卦符号所显示的信息，通过卦象和签诗进行破译。术士采用语言、文字、线条、图形、色彩等符号的变化任意演绎。当一种符号、一个信息不足以解答问题时，术士们（测字、算命先生等）就可以选取或组成新的符号，得到新的有关符号与人事的信息，直到他们认为可以圆满地解决问题时为止。所以，符号和信息在术士们那里通常是一个无解方程式，术士们根据需要任意演示，视其对象来确定这个方程式的“解”。测字、算命先生故弄玄虚，依据生辰八字推测人的命运。他们为了让人摸不着头脑，把话说得神秘兮兮。如果有人表示怀疑，他便拿些“诚则灵”、“信不信由你”的话语推卸责任。其实，术士们无论怎样说大话、耍滑头，也是无法破译人之生命“语言”的，因为这种“语言”本身就不存在。把不存在的说成存在，只能是胡编乱造。
现代方术，打着科学的旗号，大肆贩卖古老的“新神话”，煽动《易经》热，什么鬼道、占卜算命、巫术特医，什么伪气功、“自然中心功”、“万法归一巧”等，五花八门，谁也难以说清有多少歪门邪道。在这些使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方术中，吵得最热、欺人最甚、历时最长的要算伪气功了。伪气功起初是以特异功能面目出现的。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之交，吵得沸沸扬扬。1979年四川省报纸报道唐雨“耳朵认字”，一夜之间使唐雨特异功能闻名遐迩。四川医学院派人下乡调查，查清唐雨是个只有十多岁的孩子，他有个不好的习惯，喜欢抽烟。一天走在街上，他对人说：“叔叔，我耳朵能认字，如果我能认得出来，你给我一包烟。”调查证实，唐雨是骗人的。《四川日报》也承认了报道不实。唐雨“耳朵认字”真相大白后，事情本该到此结束。可是偏有人说：这是儿童“超常感知”，《四川日报》的检查是不对的。于是，四川方面听了之后，就把这件事“翻”了过来。结果，四川不仅又发现了30多个小孩都有特异功能，接着全国各地都报道，发现了更多的具有各种特异功能的小孩，不只是“耳朵认字”，连腋窝乃至屁股都能认字。特异功能，不仅能认字，还能“意念”取物。主角由小孩让位于大人，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取得了更大的进展，诞生了许许多多的气功大师，辽宁有张宝胜、吉林有张小平……代表人物是“后起之秀”严新。特异功能，从单个人活动，发展到有组织的活动。不仅如此，它还以假借科学之名研究人体生命科学，在北京成立了伪科学研究院——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著名作家柯云路自任院长，其妻罗雷柯任副院长。还封了一批“院士”级的“大气功师”。专以研究气功修炼为己任，还办刊物，出版著作。比如《气功修炼的奥秘和误区》、《走出心灵的地狱》和《柯云路人体宇宙学》等。柯云路组织“健康万里行报告团”，在深圳举行盛大报告会和演示会，在全国各地兜售伪气功学。猖狂的伪科学活动，招致了以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何柞庥为首的三院士向全国政协提交了《请政府认真查处“伪科学院”——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为理由的政府提案。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是一个非法的伪科学院，随之昭告天下，遗臭万年。
（3）神学杜撰。神学是关于神的理论学说，它是为神（“上帝”）的存在以及宗教的“科学性”作论证的虚假学说。神学杜撰是主观臆造神、宗教的理论虚假。神学杜撰有高低层次之分，宗教哲学是神学杜撰高层次的理论虚假，邪教歪理、封建迷信是低层次的理论虚假。
宗教哲学，是神学哲学。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世界三大宗教都有自己的宗教哲学。以基督教为例，它的宗教哲学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是在基督教教父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基督教教义作论证的更高层次的神学。虽然它比教父哲学更加理论化、哲学化，但它以“上帝”和《圣经》作为研究和论证的对象，以不存在的东西论证为存在，就必然更具有神学的杜撰性，更无聊，更荒唐，更虚伪。
在经院哲学中，“上帝”就是一个虚伪的杜撰。尽管《圣经》中对“上帝”说得有鼻子有眼，有根有据；经院哲学家对不存在的“上帝”做种种存在的逻辑证明，就必然是神学杜撰。不论是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还是托马斯·阿奎那的宇宙论证明和目的论证明，都是把想像的思想的东西混同于客观现实的东西，抹杀了思维和存在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的区别。还有霍士珀斯的宗教体验证明和奇迹证明，更具有神学的虚伪性。霍士珀斯硬是强词夺理说，我体验到了“上帝”，所以“上帝”存在。他还把《圣经》里讲的一些奇迹，说成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奇迹的存在，反过来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这些论证听起来像是振振有词，实际上却是证明了不存在东西的存在。
经院哲学更为荒唐无聊的是讨论这样一些问题：“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大象能不能钻过针眼去？”“天堂里的玫瑰花有没有刺？”等等，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争论不休。
事实上，不管是教父哲学、经院哲学讲的天使，还是基督教讲的《圣经》宣扬的“上帝”，全都是虚假的神学杜撰。美国威斯康辛州马克特大学考古学教授汤普逊在《以色列人早期史》一书中指出：《圣经·旧约》的前十本书纯属杜撰。亚伯拉罕（犹太人的始祖）、雅各、摩西、大卫王、所罗门等人物根本不曾存在。他以史实说明，《圣经》里描述的许多事情没有任何考古证据或历史证据。历史上根本没有以色列人被放逐埃及，再从埃及逃亡回到“希望之乡”这回事。据说，公元前10世纪，是大卫王国、所罗门王国昌盛的年代，但考古没有发掘出任何证据来证明朱迪亚和耶路撒冷当时已有定居居民。事实证明了《圣经》的谎言，不只是基督教的“上帝”是虚构，就是佛教的“菩萨”、伊斯兰教的“真主”、道教的“玉皇大帝”，通通都是神学杜撰的、不可信的、不存在的虚假。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高层次的世界三大宗教作为宗教的“正规军”危害性如此，低层次的封建迷信、现代邪教作为宗教的“杂牌军”，毒性更甚。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鼓吹“世界末日论”的邪教组织空前活跃。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20世纪末，全世界邪教组织有1万多个，信徒达数亿之众，其活动遍布全世界。美国有1000多个邪教组织，被称为“邪教王国”。西欧和南欧有1317个狂热教派。英国有604个，法国有邪教团体173个，西班牙全国现有200个具有破坏性的邪教组织。在这些邪教中最为嚣张的有美国的“人民圣殿教”、法国的“太阳圣殿教”、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在中国危害最甚的是“法轮功”邪教。
“法轮功”是冒用宗教、气功等其他名义煽动起来的邪教。“法轮功”还滥用科学术语、概念拼凑了一整套“法轮大法”的歪理邪说。李洪志一方面滥用科学术语，歪曲科学真理，以伪科学做包装为其妖言邪说遮丑，欺骗群众；另一方面，又明目张胆地诋毁科学，嘲讽主张从猿到人的达尔文进化论是“笑话”，说什么现代科学、人类知识已经“走到了极端，到顶了”，再不能发展，再发展也解决不了人类社会的问题了，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各类名人、学者、专家“都很渺小”，只有靠他这位“大师”给大家“开天目”、“装法轮”、“往高层次度人”，人类才能转危为安。李洪志以佛教“法轮”一词为其功法命名的“法轮功”，而且还为之精心设计了一种佛道混合的标志。他滥用“末日说”、“法轮说”、“法身说”、“消业说”等宗教术语，装扮自己，将他臆造的妖言邪说披上宗教的外衣。
邪教就是邪教，它制造人间悲剧更甚于宗教。从20世纪至今，邪教制造了一系列令世界震惊的恶性事件，给人世带来了悲剧性的灾难，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一大瘟疫。1978年，美国“人民圣殿教”914名教徒，在教主吉姆、琼斯的煽动下于圭亚那的热带丛林集体服毒自杀；1993年，美国“大卫教派”在教主大卫·考雷什的指挥下，与警察对峙了51天后，86名教徒放火自焚；1994、1996、1997年，先后在瑞士、法国、加拿大有74名“太阳圣殿教”教徒随教主儒雷、迪蒙布洛集体自杀；1995年，日本“奥姆真理教”在教主麻原彰晃策划指挥下，蓄意制造了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事件，死亡12人，5500余人中毒受伤。2000年3月，乌干达“恢复上帝十戒运动”邪教组织530名教徒集体自焚。2001年1月23日，正值中华大地普庆新世纪第一个新春佳节之时，5名“法轮功”痴迷者，在邪教教主李洪志“升天圆满”妖言的蛊惑下，在天安门广场点燃汽油自焚。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1年1月份，因痴迷“法轮功”邪教而自杀和拒医致死的人，已超过1600多人。
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邪教甚于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从来没有那一个邪教不肆虐于世。邪教犯下的一桩桩一件件残害生命、涂炭生灵的滔天罪行，是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的。
（四）虚假的伦理实质
虚假的实质是虚伪。虚伪是人的行为，人作假就是虚伪。人性具有说真话、办实事真诚的一面，也有说谎、作假虚伪的一面。人性虚伪，就是人性本质的一种虚假表现。正是人性的虚伪，才如实地暴露出了虚假的社会伦理实质。
社会上有各色人等，有正人君子，也有伪君子。伪君子的社会本性，就是虚伪。法国著名戏剧家莫里哀在《伪君子》剧本中，区分了伪君子和正人君子，并塑造了伪君子典型。他把伪君子答尔丢夫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伪善性及其骗子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答尔丢夫的典型特征是伪善。他鄙俗卑劣，却伪装成崇高清正，平日谦谦君子，彬彬有礼，对主子和颜悦色，百般讨好，为了显示他的忠诚，为了维护主人的名誉，谁跟主人的太太做一个媚眼，他都告诉主人，他所表示的醋劲比主人还大，就是这种虚伪行为骗取了主人奥尔恭的信任。奥尔恭把骗子看做圣贤，把揭露真相的儿子逐出家门，把自己的一切秘密都交给答尔丢夫保管，把女儿嫁给他，还把全部财产赠送给他……奥尔恭谁也不相信，只相信答尔丢夫一人。甚至说：“你得更多地亲近她（指妻子欧米尔）。让大家全气得发疯，我才高兴呢。我要他们看见你时时刻刻和我的太太在一起。……我谁也不要，只要你一个人做我的继承人，把我的财产全部赠送给你。”就是这么一个人面兽心的答尔丢夫，欲置奥尔恭于死地，他在王爷那告秘，并要将奥尔恭一家扫地出门时，奥尔恭才大彻大悟地感叹道：这歹徒“表面假装虔诚，万分动人，内里却包藏着一颗万分阴险奸诈的心”。答尔丢夫对女色平时装得道貌岸然，他见到女仆桃丽娜穿着袒胸露背的服装，竟扭过脸去，掏出手帕要桃丽娜遮住胸部，答尔丢夫说：“哎哟！天啊，我求求你，把你的胸脯遮起来，我不便看见。因为这种东西看了灵魂就受伤，能够引起不洁的念头。”实际上，答尔丢夫是条色狼，他不但想占有玛丽雅娜，而且试图染指欧米尔。一听说欧米尔要见他，他激动兴奋得“连脚都软下来”，感激欧米尔。答尔丢夫不仅好色，而且贪食贪财。平时答尔丢夫装出对金钱不屑一顾的样子，实际上他一见到金钱两眼就发出绿光，处心积虑地要吞噬奥尔恭的全部家产。当奥尔恭说“我这就用正式手续把我的财产全部都赠送给你”时，答尔丢夫毫不谦让地说：“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应该遵从。”莫里哀笔下的答尔丢夫，就是这样一副宗教骗子的嘴脸！
莫里哀塑造的伪君子答尔丢夫，是社会生活中千千万万个伪君子的典型。在社会生活中，到处都有这种伪君子。《乔家大院》剧塑造的乔家顾问孙茂才就是答尔丢夫式的伪君子。他乘人之危要占有乔家的店铺和家产，直至娶乔家大奶奶为妻。中国艺术家刘海粟在1914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设人体模特儿写生课程。1917年学校举办成绩展览会，有几个陈列室陈列出人体素描习作，当时一些人看了大为惊骇。一天，一位能画几笔中国画的某女校校长，同他的夫人、小姐来参观，看到人体素描，如临大敌，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是教育界的蟊贼”！公然陈列裸体画，太伤风化，非惩戒他不可。第二天，他便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丧心病狂败坏风化之展览会》，投给《时报》，首先发难，为封建卫道士们攻击美术教学中的模特儿壮胆，随之激起社会攻讦。1926年，上海县县长危道丰下令严禁该校画裸体人物。大军阀孙传芳亲笔致信刘海粟，说什么“生人模型，东西洋因有此式；惟中国则素重礼教，四千年前，轩辕衣裳而治，即以裸裎袒裼为鄙野”，以此施加压力。因刘海粟声言：“我拥护艺术，坚持真理！决不为威武所屈！我反抗！”并骂封建卫道士们是庸人，更激起了孙传芳恼羞成怒，密令“通缉刘海粟”。孙传芳、危道丰之流，在人体模特事件中，完全暴露出了封建卫道士的伪君子嘴脸。难怪鲁迅先生要对这帮伪道学家们给以辛辣的揭露和讽刺。他说：“这是真的，要证明中国人的正经，倒在自己以为正经地禁止男女同学，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
假正经这种人性的虚伪，不是伪道学家们的专利，也是资产阶级政客惯用的伎俩。下面讲述一个兼有伪道学家和资产阶级政客双重人格学者的虚假政治表现。
蒋介石是伪君子，汪精卫是伪君子，他们一样走的是信仰三民主义、背叛三民主义、背叛孙中山的由革命到不革命再到反革命的路。吹捧蒋介石的学者，也是同类伪君子。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被吹捧为所谓“中国现代儒学大师”的钱某。钱某其人，最早为香港新亚书院创始人。他以学者面目问世，历来表白自己超然政治而清白。其实不然，自他1967年跑到台湾投靠蒋介石，就蜕变成了蒋介石羽翼下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御用学者。钱某写《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我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无之大任，所必由公胜之也。”肉麻兮兮，反动到如此地步，怎称得儒学大师？蒋介石死后，钱某应《中央日报》之约还写了一篇《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他厚着脸皮告白：“我平日素所崇仰之人，就是蒋介石一人。”
这个钱某其人其事，在李敖笔下活脱儿地呈现出了两面派本来面目。尽管他想做一个政治清白的学者，到晚年他却堕落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御用学者，肉麻地把中国历史的罪人蒋介石吹捧为“我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的人。
通过对“虚假”主体、“虚假”目的、“虚假”手法和“虚假”伦理实质四个方面的探讨，所谓伦理学意义上的虚假，是主体的人以欺骗为目的、以虚构为手段、以说假为形式再现于社会生活中的虚伪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