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3年——耶稣基督巡游传教并被钉上十字架那一年，一个男婴——即后来的西域征服者——班超降生在关西地区一个儒者之家。这一家的始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宰相）子文。在楚语中，“班”这个字的本意是“老虎”（这可能是因为老虎斑斓的花纹），传说这个家族的始祖子文是被一只母虎喂养大的。这也许暗示了这一族人内在的勇猛弘毅的素质。秦灭楚后，子文的后代迁往北方的边境晋、代之间，从此以班为姓氏。这一家出过很多“任侠雄边”的人物，后来，班固因此不无自夸地说自己的家族“家本北边，志节慷慨”。然而到了此时，这种素质已被掩藏在修身养性的儒家礼仪之下。关西素以民风刚健，好勇斗狠而著称。
班超，字仲升，出生在扶风平陵的一个文学世家。其父班彪深通文史典籍，才高而好学，曾经做过大官僚窦融的从事，劝告过窦融归向光武帝。因为他为东汉的统一事业出了力，所以光武帝叫他做徐令，以后又做了司徒椽和望都长。班彪很喜欢经史文献，曾经续大史家司马迁的《史记》，写了几十篇西汉人物传记，称为《史记后传》，或筒称为《后传》。
班超的大哥叫班固，妹妹叫班昭，他们兄妹三人深受父亲影响，都爱好经史，经常聚在一起读有名的《公羊春秋》一书。该书的作者是春秋时代的公羊高，它同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和谷梁赤的《谷梁春秋》，同为重要的历史著作。它的特点是简明扼要，重视释史，既有历史材料，又有理论分析，很能启发人的思想，增长人的见识。无疑地，班超喜欢研读它，对班超产生了很大影响。
《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迄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公羊春秋》作为家学，最初只是口耳相传，至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人）方与齐人胡毋生（《汉书》作胡母生，复姓胡毋或胡母，名子都，生是“先生”的意思）合作，将《春秋公羊传》定稿“著于竹帛”。所以《公羊传》的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笼统地称之为“公羊子”，颜师古说是公羊高，《四库全书总目》则署作汉公羊寿，说法不一。但比较起来把定稿人题为作者更合理一些。《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经籍，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同时它还是研究先秦至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后世注释《公羊传》的书籍主要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少年时代的班超读书很用功，志向也很远大；他善于辩论，不讲究生活细节，做事却很谨慎小心；还能孝顺父母和参加体力劳动。
在封建社会里，出身于地主知识分子和官吏家庭的子女，孝顺父母是很自然的事，但参加体力劳动却是很少有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体力劳动是一种贱事，因而参加体力劳动也是种耻辱，班超的看法却不是如此，他只要有机会就去参加劳动，不怕劳累，因此得到了身体上的锻炼，长得特别健壮结实。
但相比他那天才早慧的哥哥及妹妹，他被称道的美德只是对长辈孝敬恭谨和不辞劳苦，在学问方面似乎略逊一筹。而他的不修细行、疏朗豪迈更使他成为家族中的另类。
班超的长兄班固，承袭了父亲的文学细胞，九岁便能属文诵诗赋，及长，更是通古博今，博贯载籍。少年的班超对经史的兴趣远不如他的哥哥那么大，倒是对兵法战阵域外地理这些颇感兴趣。
公元54年，班超21岁时，班彪在望都病逝。父亲死后家庭生计陷入困境，班超也只好和一家人一起回到了平陵老家守孝。穿麻戴孝地度过忧悽的岁月。
在此期间，班超的哥哥班固翻阅亡父的遗书和遗稿，心中发出无限的感慨，以感慨之余又继之以追慕，在追慕之中，竟然动起笔来，对遗稿——《后传》进行修改，想使它更加全面、充实一些。谁知他的这一举动却被人告发，关进牢狱。因为《后传》已经被定为国史，不经朝廷允许，不能修改；如果有谁擅自修改，那便是有意篡改，要受到严查法办，年轻的班固哪里知道朝廷的这个规矩呢？
班固被关在京兆郡的牢狱里，家里的书籍全被抄走，班超很着急，怕大哥受到严刑拷打而致死——因为不久前有个名叫苏朗的人，就是因为臆造图谶的文字之罪，受到严刑拷打死在牢狱里。他的母亲和小妹班昭自然也很着急。面对大哥蒙受的不白之冤，班超虽然知道为他鸣冤的行动非常冒险，搞得不好，就会与大哥同罪，但他还是壮着胆子，写了个奏章给皇帝，替大哥申诉冤情。
汉明帝召见了他，听毕了班超的陈述，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又看了下面呈送上来的被班固修改过的史稿，并没有发现有什么有意篡改的地方，反倒是觉得班固才华出众，把书稿修改得很好。班超的冒死上书不但使得哥哥得释，而且也给了明帝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明帝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专门负责管理朝廷的图书。
兰台：汉代中央档案奠基库，位于宫中，隶属于御史府，由御史中丞主管。置兰台令史，“掌图书秘书”。兰台典藏十分丰富，包括皇帝诏令、臣僚章奏、国家重要率律令、地图和郡县计簿等。东汉明帝时任班固为兰台令史，以后一批著名学者先后任兰台令史，他们在兰台管理档案，典教秘书、撰写史书。兰台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由于班固曾任兰台令史，后世称史官为兰台。又因兰台是修史机构，后世把史官机构亦称兰台。因兰台典藏档案最初为监察弹劾百官之用，故后世也称御史台为兰台。
因祸得福的班固，当然很感激汉明帝，同时也很感激自己的弟弟。班固在工作之余，与别人合作，写成了有关汉光武帝的传记，篇名叫《世祖本记》汉明帝知道以后，要去看了一遍，认为班固很有学问，便于永平五年（公元62年），提拔班固为朝廷校书郎，负责校对秘藏古书的工作，班固的这二次任职，都给班超创造了很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
因妹妹班昭已经出嫁，班超同母亲随着哥哥一道来到了东汉帝国的都城洛阳。哥哥做校书郎所得的俸禄微薄，全年只有一百石谷子。而洛阳的物价水平却很高，为了缓解家庭紧张的经济状况，班超只好凭借大哥的关系，“为官佣书”，即接受官府雇佣，从事抄抄写写的工作，用抄写的薄酬来添补家用，以减轻大哥的负担。抄书的工作不过是依样画葫芦而已，毫无创造性，并没有什么意思，心有大志的班超深感苦闷。一日，班超在抄袭了冗长的文章后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郁闷，奋而辍笔起身感叹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与他同抄书的左右诸人都窃笑，以为他在说大话。班超对左右的嘲笑并不放在心间，只是笑着对左右说：“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张骞（约公元前164～前114年），汉族，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中国汉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等。
经过一段时间后，班超大哥班固又写成了28篇历史著作，上奏给汉明帝，明帝非常满意，便叫他完成所要写的全部历史著作。此后，班固便花了20多年的时间，写成了西汉时期的国史——《汉书》，后人称之为《前汉书》，被列为二十四史中的一部。班固也就因此而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共100篇，后人划分为120卷，共80万字。
不久，班超听说洛阳城内有一位善相面的老者，便赶去拜访。老者注视了班超许久后对他说：“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班超赶忙问老者为什么这样说。老者指着班超的面容徐徐地说：“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
又过了一阵时间，明帝去兰台察看班固修撰史书的情况，看到班固，明帝突然记起了当年冒死上书陈述班固冤情的班超来，就问班固：“卿弟安在？”班固如实地将班超在官府抄书养家的事情告诉了明帝，明帝想了想，就对班固说，“那就让他做兰台令史，管理国家的图书吧。”
班超的兰台令史没有当多久，就因为被其他的事情牵连而免官。在这以后，班超在家赋闲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倍感空虚，彷徨。他也反反复复地想了很多，他觉得他不能再在笔砚间消磨时间了。
碰巧在这个时候，东汉政府因同北匈奴关系紧张，正在边境上招兵买马，屯积粮草，准备进行反击战争。班超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很想前去充当一名保卫边疆的士卒。
生活在历史家之家的班超，当然很熟稔历史，他知道早在秦始皇以前，在奴隶主控制下的匈奴就是中原的劲敌，经常入侵我国边境，杀掠人畜，抢劫财物，为害很大。所以秦朝统一中国后，要出兵反击，要修筑长城，要派兵驻守。汉高祖曾被匈奴围困过七天七夜，后来不得已才采取和亲政策，嫁送公主给匈奴单于，使双方的关系缓和了一些，但还是不济于事。汉文帝时期发生过边郡太守被匈奴杀害的事件。汉武帝时候，为了解除匈奴对我国的两面包围，派遣了使者张骞到西域去联合大月氏国夹击匈奴。这一目的虽未达到，但多次派出的大军，都把匈奴打得大败，迫使匈奴退出河西地区，使那里成为空地。汉朝政府就在河西地区开荒种地，积储军粮，派军驻守，使之成为国防要地。长期受到匈奴奴役的西域各国，看到形势的变化有利于恢复它们的独立和解除它们的痛苦，便纷纷派遣使者到汉朝来观光，对这个具有先进经济、文化的东方国家表示仰慕。汉武帝为了巩固大好形势，发展东西方的友好关系，也陆续派遣大批使者西去，还把公主嫁到乌孙国以推行“断匈奴右臂”的政策。汉宣帝时在西域设立都护，派出少数汉军，在那里主持联防，以打击匈奴保护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
班超尤其熟悉东汉的历史。他知道匈奴由于内部矛盾而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归向中国，而北匈奴则继续侵扰我国。汉光武帝执行“安南定北”之策，让南匈奴入居中国境内，同中国一起抵御北匈奴，公元45年，有18个西域国家因不堪北匈奴的奴役剥削，派遣王子到洛阳来请求东汉政府派出都护，帮助它们赶走侵略势力。王子们流涕叩头，非常恳切。公元52年，北匈奴第二次到洛阳来试探东汉政府的意向，班超的父亲曾替政府写了义正词严的答词，答词的每个字都几乎刻在班超的心坎上。公元62年，北匈奴入侵中国，以致河西地区的郡县白天都要关上城门。
从历史的回忆中，班超深刻地认识：反击匈奴是保卫祖国的正义行动，西域国家也迫切希望从北匈奴的奴役、剥削下解脱出来，班超自己的凌云壮志可以在保卫祖国和解放西域的事业中得以实现。于是，他毅然丢下笔杆，到边境上去报名参军，充当一名保卫祖国的战士。这正是“投笔从戎”这个成语的典故所在。在大汉帝国的军队中，班超学习得很快，逐步成长为一名出色的中级军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