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即清光绪八年，农历冬月初九日，瑞雪纷飞，大地一片洁白。这一天，在我国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蒋家冲一家姓蔡的普通农舍里，诞生了一个瘦小的男孩。
接生妇一边给新生婴儿剪脐带、打包，一边高兴地向远远地坐在房门边念佛的蔡老娭毑报喜说：“恭喜恭喜，大娭毑，恭喜您添了一个孙崽。”
蔡娭毑连忙伸长颈根关切地问：“几斤重啊，大姐！”
“四……”接生妇望了望手中瘦小的、哭声喑哑的婴孩，眉头一皱，为了讨女主人的欢喜，便有意添斤加两的说道；“四斤九两，蛮富态的一个伢崽咧。”
蔡娭毑听了，就眉欢眼笑，急忙起身到堂屋里去烧香拜佛、祭告祖宗。
堂屋里烧着旺火。婴儿的祖父蔡国珍与父亲蔡正陵，正陪着一位头戴瓜皮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铜边眼镜，蓄着一嘴山羊胡须的老秀才，在那里吃茶。
听说生的是伢崽，爷爷、爹爹都喜饱了，就恭请秀才先生赐个佳名。
老秀才当然是早已有了准备的，吃了主人家的茶，吃了主人家的红蛋，听到主人的央求，便马上提起笔来，在一张廉价的烫金双喜红纸笺上，端端正正地写了“艮寅”两个大字，然后又在后面添了一行小字：“字松坡，皇清光绪八年，岁次壬午。冬月初九日寅时生。”
这老先生一面写，一面拈着花白胡须，摇头晃脑地解说道：“令孙生于寅正时刻，日出之候，兴隆寇兆也。《书经》、《尧典》云：‘寅宾日出。'《皋陶谟》云：‘同寅协恭和衷哉。’孔颖达疏曰：‘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这就是说，令孙将来如朝阳初升，无限光明，必能协和万方，和衷共济，成就大业也。且此儿出生之榻，面向东北，窗外正对一小山，松林密布，枝叶茂密。夫东北之卦象为艮，艮者，山也。说明令孙日后，必然稳重如山，老成凝重，允负重任，故我名之为艮寅，以载其祥。恭喜恭喜，老员外父子，一生积德，和睦乡邻，可谓积善之家，必有后矣”。
婴儿的两位尊长，虽然不一定都能完全听懂这位老先生文绉绉的每一句话语的含义，但是，主要的意思他们还是能够领会的，听说此儿将来前程远大，有兴隆之兆、成就大业之望，都十分欢喜。他们接过名帖，把它恭恭敬敬地摆到神龛上祖宗牌位面前祭告了祖宗后，就赶紧摆碟子，敬酒茶，下挂面，煮红蛋，打红包，送喜钱，热情酬谢这位饱学先生。
只是，当这婴儿长大以后，似乎对他的祖父和父亲如此郑重地敦请老秀才先生，引经据典地为他取的这个“佳名”，并不太喜欢，却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更响亮、更有劲的名字：蔡锷。
他也懂得引经据典地说：“锷，剑刃也。《庄子·说剑》云：‘天子之剑，以燕谿石城为锋，齐岱为锷。’共和之剑，则将以宪政为锋，民军为锷也。”
一代英杰，勋一位上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时，最早在云南宣布独立，起兵响应；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又挺然独出，力挽狂澜，在云南首举义旗，反对帝制，护国护法，兴兵讨袁，完成了连孙中山、黄兴都未能完成的倒袁任务，被誉为“再造共和”，“功在民国”的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蔡锷将军，就这样诞生了，出世了。
这孩子似乎命中注定了将要与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与宪政运动，以及与东邻的日本等等，发生一些不寻常的关系。因此，在他诞生的这一年，在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就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件。
这一年，1882年3月，法国军队侵入越南，攻占河内，中国的清政府命总理衙门筹商对策并令云南备边。
8月，清廷命云南提督唐炯率兵自云南出兵，驻越北，助刘永福抗法。
12月，清王朝又命云贵总督岑毓英筹商抗法对策督师抗法。
日本政府也正好于这一年，派伊藤博文赴欧美考察宪法，成立了立宪改进党，准备推行宪政，开展明治维新运动。
蔡锷就是在这样一种国际氛围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时代哺育了他，他也回报了时代。
然而，他的一生，却又似乎并不像那位秀才先生所说的那么顺畅。在他的短短的34年的生命历程中，充满了惊涛骇浪、激流与险滩。
他一次又一次地跨过社会的陷阱，一次又一次地从死神的屠刀下闯过。
他幼为神童，捷才震惊乡里；十几岁投身维新革命活动迭遭险难，不得不背乡离井逃亡东洋；二十几岁参加辛亥革命，被举为云南都督，福民安邦，威播边城；三十几岁，拍案而起，带头推倒了清末民初中国政坛上最跋扈、最显赫、最强暴的大军阀袁世凯——康梁维新派、孙黄革命派、清末的摄政王，宣统母子和满族的宗社党等等都败在他手里——粉碎了袁氏复辟帝制的美梦再造了共和，重铸了民国；他多次弃官不做，带头减薪，服务人群，蔑视利禄，身许国家，不谋私利，为后代军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他是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熊希龄等所办湖南时务学堂的高材生，秦力山、范源濂等文、武名人都是他的同学，黄兴是他的挚友。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军事学家中的佼佼者，与蒋百里、张孝准并称为“日本士官学校的三杰”他曾与段祺瑞合署共事，与曹锟、吴佩孚、张敬尧、冯玉祥打过仗、交过锋，曹、吴、张、冯都曾是他手下的败将，有的同他打完仗又换帖，成了好朋友。李宗仁是他的学生。朱德、杨森都是他的部下。他当总司令时，朱德是他麾下的一名支队长，杨森更是他麾下的一名普通的排长，连长。他去世时，梁启超、熊希龄、范源濂为他写祭文；孙中山为他写挽联。他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亲身经历了戊戌维新、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护国讨袁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每一次都站在正确的前进的方向，并与维新党、革命党，甚至与北洋系以至后来共产党军队的领袖人物都有过较好的关系，真的应验了那位老秀才所说的“协和万方”、“和衷共济”的预言。
1895年，即清光绪二十一年的春天，湖南学政江标，到宝庆举行岁试。在那里，他惊喜地发现了两名少年俊才：一个名叫石陶钧；另一名就是蔡艮寅——蔡锷。
石陶钧，字醉六，青鬓白面，丰神俊秀，是一个十足的美少年，诗文也好，最为江标所喜爱。后来江标竟为这个孩子，与长沙文绅叶德辉相互争夺，强龙难压地头蛇，最后终于被迫去职还乡，回到他的江西老家，悒郁而终。
蔡锷这一年才13岁，面色微黄，身材瘦小，远不及石陶钧那么韶秀，但是，他的文章才情，却一点也不比石陶钧差，某些方面，甚或过之，因此，也深为学政大人所器重。
那天，考期临近，江标带了几名随员，到考棚来巡视，只见考棚外，生员云集，万头攒动。有各种年龄的来报考的生员，有送生员来赶考的亲长族人或僮仆，还有不少兜售文房四宝、经史书籍，及各种吃食的摊贩商贾，热闹得很。
江标见身边有一个年龄大约才十二三岁的孩童，头上梳着一条分三股编成的乌油闪亮的小辫儿，身上穿着崭新的袍服马褂，骑坐在一名中年男子——显然是这孩童的父亲——的肩膊上，便含笑问道：“你也是来赶考的吗？”
这孩童就是蔡艮寅。
他第一次走出家门，参加乡试，就见到了这样一位前簇后拥、雍容华贵、很有风度的学政大人向他问话，就连他的父亲也感到了十分的紧张，可是，他却一点儿也不怯场，挺挺小腰杆睁圆大眼睛，不卑不亢地回话道：“是的，大人。”
江标心里欢喜，便想试试这孩子的捷才，他低头沉吟了一会儿，说：“呵，小小年纪，童关甫过，就来赶考了，很难得嘛。本官现在就想考考你，即景出个上联，你能对上来吗？”
蔡艮寅自信地点了点头，两只眼睛也就睁得更大更圆了。
江标见他从容可爱，便随口念出了五个字的上联：“儿把爷当马。”
蔡艮寅听了，略一思忖便冲口而出，对道：“父望子成龙。”
江标听了，暗暗惊喜，觉得这孩子真不错，兴致也就更浓了，还想再考一考他。这时，他偶然瞥见这孩子的衣袋里斜插着一枝盛开的山桃花，显然是他们从农村来时，在路上新折的，便即景生情，又出一联道：“小生员暗藏春色。”
小艮寅也不示弱。尽管由于紧张的思维他的小脸蛋已经涨得通红，但是他并不畏缩，只见他眉头一皱，立即接嘴答道：“大主考明察秋毫。”
如此机警敏捷的才思与应对，把那位温文尔雅、饱读诗书的大学台江蒹霞先生和在周围围观的老少群众，全都惊呆了。人们发出了一片啧啧的惊叹之声。
这一科，蔡锷和石陶钧都考取了秀才，并且名列前茅。
考试完毕，发榜之后，江标又特意把他们两人，接到驿馆中去，同他俩进行了长时间亲切的谈话，进一步予以诱导。
江标问他们：“你们宝庆府，有一位极有学问的先贤魏源、魏默深先生，你们都知道吗？”
蔡锷、石陶钧这两个青衿学子，对故乡的先贤，鼎鼎有名的学者魏源先生，当然是十分熟悉，十分敬仰的。但是两个乡村少年，才十二三岁的孩子，面对这位比州县父母官还要清贵尊荣得多的学台大人，难免不有一些局促与紧张。因此他们都只是崇敬地睁大了眼睛，望着这位恩师，点了点头，却不敢多赘一语。
江标望了他俩一眼，又继续语重心长地说下去：“今日的中国，内忧外患，处境已极危险。有志青年，都应该像魏先生那样，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寻觅救国图强之道，切不可再埋头于八股试帖之中。世道将变，今后功名也必将不复在科举之中矣。”
这次谈话之后，第二天，江标就回长沙去了。随后不久，朝廷又改派翰林学士徐仁铸为湖南学政，江标就离开了湖南，回到了江西，从此再没有仕进，豹隐而终。
在蔡锷的生活历程上，江标与蔡锷似乎就只有这么一次短短的接触，然而这短短的接触，谆谆的话语，却无疑地在这个初出茅舍的农家孩子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