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1895年—1934年），原名恒立，别号世五，1895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的一个贫苦的农家。就在这年，正逢清廷甲午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它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与之相应，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浪潮也更日趋高涨。
吉鸿昌的家乡吕潭镇位于贾鲁河畔，当时是豫东皖北远近闻名的水陆码头。明清以来数百年间，这里一直是一个舟车辐辏、商旅云集的繁华所在。父亲吉筠亭，因家境贫穷，将仅有的十亩地也典押出去了。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在镇上开了个小茶馆，养家度日。他还粗通医道，常为穷人看病，分文不取，因而很受乡里尊重。人们有什么解不开的结、断不了的纠纷，都愿意找他来评理，他总是仗义执言、公平处理，并时常对大家说，“处事为人秉忠良”。由于吉筠亭性格豪爽，为人急公好义，从年轻时就对镇上的土豪劣绅不买账，镇上一些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都视他为眼中钉，一次他们纠集了一帮人，带着凶器找上门来，筠亭在几个乡亲的帮助下才得以脱身。
由于吕潭镇是贾鲁河上南通北达的商业中心，外界的消息和各种思潮很容易流传到这里。加之吉筠亭天性豁达，平日茶馆里来客川流不息，经常接触到一些南来北往的爱国志士，有时在一起交谈，他虚怀壮志，不知疲倦。经常耳濡目染，使他痛恨清朝廷的腐败，深感中日甲午之战战败之耻，因而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做官即不许发财”、“不媚官长、不畏豪强”、“处世为人秉忠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等种种教诲，对幼年的吉鸿昌以至他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久天长，在吉鸿昌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国思想的种子。
吉鸿昌6岁丧母。由于家庭的贫穷，他只能在劳动之余，到乡塾里旁听先生讲课，认了不少字，也能读一些书。他爱读历史书及民族英雄的故事。他经常给街坊邻居讲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故事，他经常是言词慷慨，情绪激动。
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吉鸿昌很小就参加劳动，经常帮助父亲拾柴火、拣庄稼，提着篮子上街卖烟丝，农活忙时还当上半拉子主角。稍长，就去帮助父亲照看茶馆，帮助父亲捉蝎子、做药膏、替穷苦乡亲治病。他从不向贫困低头，更不向仗势欺人的地主恶少俯首，看到地主恶少对穷人孩子寻衅欺凌，他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吉鸿昌身上所特有的这种“人穷志不穷”、“人少志不小”的气质，幼年时代就常常受到乡邻的称道。
1909年春，家里已难苦撑，吉鸿昌便离家到扶沟县城松盛楼首饰店做银匠学徒。虽然如同进了牢笼一样，失去了自由，但吉鸿昌有一股子倔强脾气，既进店门，学不到一点技术他是不甘心的，硬是偷着学会了识别银子的成色和制作麻花手镯和耳环等首饰。但是好景不长，吉鸿昌不会偷工减料，拒绝以次充好，经常受到店主的训斥和责骂。
一天晚上，外面刮着刺骨的寒风，仅有的薄被难抵寒冷的侵袭，吉鸿昌不得不靠近炉灶和衣而卧，当他昏昏沉沉地进入梦乡时，竟把棉絮烤焦，几乎酿成火灾。吉鸿昌因此遭到责骂，一气之下，他借口回家取衣服，告别了银楼的学徒生涯。
1911年春天，吉鸿昌来到离家一百多里路的周口镇增盛合杂货行里当学徒。然而，杂货行的学徒生活并不比首饰店好。老板见他长得粗壮有力，除让他干学徒应做的事情之外，又增加了担水、劈柴、刷锅、喂猪等很多繁重的体力活，受尽了老板的辱骂欺凌，这些他都忍了，但是掌柜的“生意经”和掺假的“学问”让吉鸿昌十分反感。尤其是掌柜逼着他往酒坛、醋缸、酱油桶里掺水，他讨厌这骗人的勾当，因而一次次招来了掌柜的非难和辱骂。这些使吉鸿昌大有所晤：为富不仁，为官盘剥，为商必奸，这大概就是老百姓穷苦的根源吧。
早年这种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苦难生活，奠定了吉鸿昌对劳动人民浓厚的感情，他看到了社会的黑暗，也使他更加同情劳苦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