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吴开先在杜月笙所派人员的严密保护下乘轮船抵达上海，此时正是深夜，风高浪急，星月无光。洋轮缓慢驶入黄浦江，还没有停下，一艘小汽艇就从远处开到大轮船旁边。大轮船上立刻有人放下绳梯，一个中等身材的胖汉顺着摇摇晃晃的绳梯爬了下来。原来是万墨林来迎接吴开先。
吴开先上岸后，他需要的住处、汽车和保镖，全由万墨林安排好了。万墨林把一个名册交给吴开先，这是杜月笙留在上海的恒社人员，有数百人，名册上有这些人的住址、电话及从业单位。万墨林说：“杜先生交代过了，今后，所有恒社社员都绝对服从吴先生的指挥。”
吴开先在上海住了一年多，从事地下党务工作，身处危机重重的险恶环境却安然无事。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曾经中途请假回重庆一次，路经香港，又与杜月笙见面秘谈。
“启人兄在上海开展工作，最主要的困难有哪些？”杜月笙问道。
吴开先说：“关键是党内各方面人员难以相互勾通。”
“这个情况我也听说了。”杜月笙说，“中央各院部都派人去上海，这些人各做各的事，互相间缺乏配合。如果能设置一个总的机构，全盘负责上海的工作，效果就会好得多。”
“杜先生此言真是高见！”吴开先说，“我到重庆后，一定设法向中央提出这个建议。”
不久，国民党中央就决定成立“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常委有五人：吴开先，杜月笙，军统局头子戴笠，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议的蒋伯诚，三青团骨干、杜月笙的学生吴绍澍。委员有钱新之、潘公展、陆京士、冯有真、吴任沧、童行白等人。
吴开先兼任书记长，杜月笙担当主任委员。吴开先向杜月笙传达了蒋介石的口信：“上海的阵地是不能丢失的，以后请月笙先生多偏劳了。”
五名常委中，杜月笙在香港，戴笠在重庆，吴开先、吴绍澍、蒋伯诚在上海，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沪、港、渝三角无线电通信网。在上海，吴开先把选择开会地点、发出开会通知等秘密任务，一概交给“总交通”万墨林来完成。
当时，国民政府要在西南大后方建立战时工业，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秘密召来机器、纺织、造纸等多个行业的熟练工人，护送他们离开上海，经水陆两路进入四川。上海工作委员会还尽力劝导工商银行界领袖及知识分子离沪赴港，转入大后方，吴开先曾经说：“终汪逆之世，上海所有银行业较知名之士，无一敢冒不韪而参加敌伪之金融组织者。”
蒋伯诚原在重庆工作，因有一娇妾留在上海，才请命去沪，他也取道香港中转，住在圣斯酒店，杜月笙让长子杜维藩、徒弟郭兰馨等人陪他吃大菜。杜月笙还问蒋伯诚：“我这个主任委员是什么级别的官？”蒋伯诚回答说：“见官高一级。比上海市长还大，因为市长管不了当地的党和团。比行政院各部部长还阔，因为部长最怕的是特工，而你则在特工首脑之上。”杜月笙听后颇为得意，哈哈大笑。
助反正密约大曝光
为了协助吴开先等人开展工作，杜月笙在上海安插了两个人：一个是万墨林，他负责联系内部人员，就是联系军统特务、各游击部队、国民党驻沪人员、杜门弟子以及租界警探等；另一个是徐采丞，他负责对外联系，就是联系沦陷区各界人士以及日、伪内部可以利用的人。徐采丞原来跟随史量才，史量才被刺身亡后，徐采丞开办的民生纱厂一度濒于倒闭，是杜月笙伸出援助之手让他渡过难关。
1939年10月，徐采丞从上海来到香港，交给杜月笙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八个字：“高决反正，速向渝洽。”原来，这是指汪精卫集团内部的高宗武想要弃暗投明。
高宗武，浙江永嘉人，早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抗战初期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由于受“和平救国”观点的迷惑，于1938年追随汪精卫、周佛海投敌。
1939年5月底，汪精卫带着周佛海、高宗武等人去日本谈判，商讨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的问题。替汪精卫办理交涉的高宗武得知，日本提出的条件，比以前臭名昭着的“二十一条”严重许多倍，是要彻底灭亡中国。为此，高宗武感到特别苦闷，产生了反正的念头，在返回上海之前，他先向身居日本的同乡黄群表明心迹。
黄群，字溯初，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民国初年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曾经在国会内与国民党对抗，后来在上海经商失败，又去日本从事日语研究。黄群受高宗武之托，特意离开日本回到上海，找到好友徐寄庼。徐寄庼就写了那张字条，让徐采丞转交杜月笙。
叙述完此事的来龙去脉之后，徐采丞又说：“高宗武的要求是，让他平安逃出上海，并且国民政府准许他将功折罪，保证既往不咎。”
杜月笙问：“高宗武反正，能不能把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的密约，复制一份带出来？”
徐采丞回答说：“这当然没有问题。”
杜月笙双手一拍，眉飞色舞地说道：“此事非同小可，关系到国家大局。你先在香港住着，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当面向蒋委员长报告。”
1939年11月5日，杜月笙直飞重庆，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的陪同下晋见蒋介石。蒋介石得知高宗武有意反正，指示杜月笙从速返港，秘密联络。杜月笙马上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客机向香港飞去。飞行途中，忽然遭到日军战斗机的扫射攻击。驾驶员为了摆脱敌机的追赶，拼命让飞机向上拔高。
那时的民航客机还没有空调设备，也不备氧气，当飞机爬到8000米的高度时，杜月笙大口喘气，几乎窒息，支持不住昏厥过去。后来敌机终于放弃了攻击，客机才得以平安降落到香港的机场。这场遭遇给杜月笙留下了终生不愈的哮喘病根。
等候在机场的家人用担架把杜月笙抬回家，紧急救治。杜月笙喘过气来之后挥挥手说：“请采丞留下，别人都出去。”他让徐采丞立刻回上海办两件事：第一，请黄溯初先生速来香港面商；第二，转告万墨林等人，提前做好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高宗武和他的家人平安抵达香港。
黄群很快就来到香港，把高宗武的事情写成一个文字报告，交给杜月笙。杜月笙不顾夫人姚玉兰的劝阻，抓紧乘飞机再到重庆。蒋介石立刻召见，还给高宗武写了一封亲笔信，称高宗武为“浙中健者”，让杜月笙设法转交。杜月笙又飞回香港，安排可靠的人把蒋介石的信带到上海交给高宗武。
12月30日，日方代表与汪精卫集团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这是一份空前卖国的密约。高宗武决心等到密约正式签订之后再盗出文件，所以，他要到1940年1月初才出走，而且还把同在汪精卫集团的陶希圣带了出来。
陶希圣，湖北黄岗人，北伐战争时期任武汉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后去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他也是受“和平救国”思想的迷惑投靠汪精卫的，出任伪“中央宣传部部长”。在《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签订之前的谈判过程中，陶希圣得知密约内容，惊出一身冷汗。
日本人把中国划分为“满洲国”、“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华南”五个部分，把海南岛和台湾列为日本的军事基地，一切中国的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武器等，日本都要完全持有或控制。
陶希圣力劝汪精卫不要签字，退出和谈出国隐居，但汪精卫此时已经铁了心甘愿充当卖国贼，一心要成为日本扶持下的“新政府”首脑。陶希圣只好暗中策划出走。
卖国密约签订这天，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不愿意在这样的可耻文件上留下自己的墨迹。高、陶两人的态度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的疑心。丁默邨、李士群主持的“76号”特务机构正策划刺杀陶希圣，然后再开“追悼会”。高宗武也被特务监视，随时有生命危险。
1940年元旦，高宗武来到法租界环龙路陶希圣的住宅“探病”“拜年”，两人商定立即秘密离沪。在徐采丞、万墨林的安排下，1月4日上午，高宗武携带家属，按照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不能带出家属，自己乘车来到南京路国泰饭店，下车后，走进大厦前门再从后门出来，换乘一辆出租汽车直奔码头，也顺利登上“胡佛总统号”。高、陶二人终于逃离虎口，于1月5日下午抵达香港。
在密约临近签订的时候，日方和汪精卫采取了特别严格的保密措施，按照规定，日方由矢荻负责收藏文件，汪方由梅思平负责收藏文件，无论多么小的纸片都不准带出会场。高宗武每次参加谈判时都把会谈结果牢牢记住，离开会场后凭准确记忆逐条整理成文字，交给内弟沈惟泰翻拍成胶卷。这次，高宗武的夫人已经把胶卷带到香港。
然而，由于陶希圣的夫人和五个孩子还留在上海，尚未脱险，汪伪卖国密约的内容暂时不宜公开。万墨林又投入到抢救陶希圣家属的工作中。
高宗武、陶希圣出走后，汪伪集团大为恐慌，他们立刻派人控制了陶希圣的住宅和家属。陶希圣的妻子来到愚园路1136弄，对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请求说：“我决定自己去香港，连劝带拉把陶希圣带回上海。”陈璧君没有允许。
正在这时，陶希圣从香港给汪精卫寄来一封信，威胁说：“如果家属的安全得不到保证，我会走极端。”所谓“走极端”，当然是指全盘公布汪精卫卖国的丑恶内幕。汪精卫十分害怕，让陶希圣的三个大孩子留在上海，允许陶希圣的妻子带着两个较小的孩子去香港，劝陶希圣返回上海。陶希圣的妻子来到香港后，给陈璧君拍了封电报，说：“希圣即可偕返上海。”
汪精卫松了一口气，与周佛海等去青岛，张罗伪南京政府的组织问题。乘此空隙，杜月笙派曾资生到上海，与万墨林取得联系。在万墨林的安排下，陶希圣的三个大孩子也于1月20日抵达香港。第二天，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发表新闻，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公之于世。
1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和《告友邦人士书》，对内指出汪精卫卖国之严重，对外强调“日汪密约”将损害英、美、法等国的在华利益。于是，英、美、法等国纷纷发表声明，坚决维护《九国公约》，否认汪伪政权。2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贷款3000万美元，3月7日再由联邦进出口银行对华贷款2000万美元。
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也在1月23日发表社论，严正声明：“我们向全世界人士宣布，汪精卫汉奸及其他投降分子，自其发表‘艳电’之日起，即已成为中国抗战和中华民族的叛徒和罪人，这些民族叛徒没有权利和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我们坚决不承认汪逆以及其他投降分子与日寇所订的任何条约，我们誓死反对任何卖国条约和任何方式的向敌投降。”
为了表示酬劳，蒋介石拨款20万元给杜月笙。高宗武领到国民政府奖赏的一笔美元，去了美国。陶希圣留在香港，后来又辗来到重庆，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当了一名“笔杆子”。
汪精卫对杜月笙恨之入骨，说：“我跟他有什么过节？他竟这样来对付我！”汪精卫命令“76号”特工总部副主任李士群，派杀手到香港行刺杜月笙，由于杜月笙防范严密而没有得手。汪精卫再派人到香港警署，密告杜月笙是“流氓”，要求把杜月笙从香港驱逐出去。
时任中央信托局局长的俞鸿钧，以非正式政府代表的身份，向香港总督送上一份备忘录，说明杜月笙是国民政府正式委派的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又是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还兼任国有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国家控股的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汪精卫的报复没有得逞。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等汉奸不顾国人唾骂，在南京成立伪政府。4月26日，德、意、日三国驻上海的外交官，在日伪军随车保护之下，乘专列赶往南京，参加汪精卫的“还都典礼”。当列车驶近浒墅关时，忠义救国军预先埋设的炸弹轰然炸响，汪伪“贵宾”和日伪军死伤数百人。杜月笙在香港得到捷报，点头微笑说：“我们送的这串鞭炮，实在很好！”
忠义救国军有一小股人马，留在家乡上海打游击。这些人本来是浦东的地痞、盗匪和盐枭，但民族意识比较强烈，抗日助奸不含糊，剽悍善战，杀人不眨眼。
惩汉奸刺杀两巨头
抗战期间，戴笠不仅重视情报工作，还在上海建立“行动小组”，由他亲自指挥，专门在沦陷区刺杀各类日伪组织和机构中的头面人物。戴笠请杜月笙推荐一位能够独当一面的骨干，杜月笙就把自己的得意门生陈默介绍给戴笠。陈默担任了军统局“上海行动小组”负责人，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枪有枪，直接受戴笠指挥。
陈默，字水思，中等身材，抗战前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任经济组组长，曾经在军校高级班受过专门训练，是杜门中后起之秀。这是一位狠角色，辣起手来不次于老将顾嘉棠，但头脑精细，胸中学问远在顾嘉棠之上。
陈默早在1938年就开始暗杀行动了。这一年的1月14日，正准备担任上海伪特区法院院长职务的范罡，走到威海卫路家门口，迎面碰上一颗枪弹，当即倒地毙命。这就是陈默就职以来的第一件得意之作。
随后，伪“上海市民协会”主席顾馨一、负责人尤菊荪、委员杨福源，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日本人中本达雄，都先后饮弹毕命。
从1938年1月至1939年年底，陈默的行动小组共刺杀日本人和大汉奸62名。日本宪兵补充队长高英三郎，生病住进自己的野战医院，居然被人下毒药毒死。伪“上海市政府”顾问池田正治和喜多昭次是两名日本间谍，在大白天里双双被枪杀在闹市之中。
陈默等人胆子奇大，就连停泊在江心的日本军舰，他们也敢摸上去破坏爆炸，杀人放火。日本运输舰“卢山丸”号在杨树浦瑞镕造船厂修理，刚刚修好，又被他们放一把火烧。他们焚毁的日本运输舰，还有顺丸、沅江丸、南通丸、音户丸等。日本人作为水上运输工具的军用小汽艇，也被陈默他们烧毁20艘。
上海行动队神出鬼没，使得上海敌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整天坐卧不宁。
在一些伪职人员中，难免包括杜月笙的旧友，他们也被陈默铁血除奸、“大义灭亲”了。
自从杜月笙出走香港之后，日本人就把眼光盯在“上海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身上。他们多次派人登门拜访黄老板，百般引诱，可是，黄金荣绝对不愿意以老年之身落水，干脆来个托病不出，闭门谢客，搞得东洋人也无可奈何。于是，日本人退而求其次，开始重视早已经亲日的张啸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