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杜月笙这句答复，吴铁城已经很满意了。他心里明白：全市人民抗日怒潮高涨，这个时候劝说人们停止抗日活动，弄不好就是火上浇油。
杜月笙放下电话后，就邀张啸林密议，然后令手下人四处宣传，劝说人们不要有过激行为，要等政府依靠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月28日中午12时，吴铁城按照日本最后通牒限定的时间，在市政府准时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进行谈判。为了取信于日方，吴铁城在谈判席上当场给上海市公安局长下令：“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本诸法治精神，仰该局即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切切此令。”村井仓松满意离去。
下午1时45分，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携带吴铁城亲自起草的《答复日本总领事抗议书》，前往日本驻炉领事馆交与村井仓松。村井又表示满意。当天下午，《申报》专门发布号外：“中日问题和平解决”。
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月28日深夜23时30分，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少将突然发布作战命令，日军海军陆战队近3000人在坦克掩护下，兵分三路，向驻守在闸北的中国十九路军发动猛烈攻击，“一二八”事变爆发。已经就寝的军长蔡廷锴被惊醒了，他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誓死抵抗，寸土必争！”
十九路军很多高级将领都是杜月笙的好朋友，其中包括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错，参谋长赵一肩等。战端一开，杜月笙表示：“但有用得着我杜某人的地方，万死不辞！”
奋勇抗敌的十九路军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日军妄想用恫吓赶走中国军队的阴谋破产了。继首先挑衅的盐泽少将之后，野村中将出任日军指挥官，他见日方兵力不足、死伤惨重，就想用缓兵之计，暂时停火，请国内陆军增援。
日军在租界附近开战，又要主动求和，很怕遭到中方拒绝，在英、美、法面前丢了“脸面”，就想通过非官方渠道先试探一下，于是就选择了杜月笙。
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费尽心机、长期蓄谋，利用间谍搜集中国的一切情报，对杜月笙早有关注。“四一二”之后，日本人就试图拉拢杜月笙，他们在原北洋政府的失意政客中找来一些人，携带巨款参与杜月笙开设的赌局。其中有一个李泽一，就是一个手头阔绰、一场豪赌输10万元也不在意的神秘人物，他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受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指使，对杜月笙投其所好，放长线钓大鱼。
杜月笙也知道李泽一有日本方面的背景，只是没想到，正在中日淞沪大战激烈进行的时候，李泽一竟然能够代表日本驻上海的海陆空军总指挥官，前来试探停火和谈的可能。杜月笙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就说：“请你让我先考虑一下。”李泽一表示理解。
杜月笙招集自己的智囊团进行研究，大家都认为可以试一试，因为这场仗毕竟是在中国的繁华城市打起来的，给中国军民造成的损失十分严重。也有人担心中了日本人的缓兵之计，杜月笙觉得应该向中国官方请示，他马上把事情的原委向官方报告。
国民政府不想放过和谈的机会，又害怕中了日方诡计无法向中国军民交代，就给杜月笙发了一条指示：“是否要和日本军方人员会晤，应由杜月笙自己决定。”很显然，这是同意杜月笙先以私人身份谈一谈。
杜月笙先去找法国总领事甘格林，希望能在法国驻沪领事馆与日本军方会晤。美、英、法等国家为了维护和扩大在华利益，正密切关注日本军方的动向，所以甘格林立刻表示同意。杜月笙此举非常聪明：第一，会谈有旁证，不会留下私人密谈通敌卖国的嫌疑；第二，亮出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和华人纳税会会长的身份，以保护法租界安全的名义会谈，把美、英、法等国也牵扯进来。
杜月笙把会晤地点通知李泽一，李泽一只好转告野村中将。此时的日军急于休战，就同意按杜月笙选择的方式会晤。会谈如期举行，杜月笙身穿狐裘，乘两辆包车，带着保镖、秘书和个人聘请的日文翻译，驶向法国驻沪总领事馆。
日军代表在会谈一开始就大放厥词，杜月笙抗声争辩，双方唇枪舌剑。甘格林为了不让场面闹僵，赶快通过翻译进行调解：“杜先生今天来此，是为了听取日方的意见，请贵方提出条件，让杜先生考虑一下可否代为向华方转达。”
日方代表提出无理要求：“十九路军必须撤出他们驻守的防线。”并且找借口说：“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闸北，事先曾经获得上海各国驻军的谅解，是完全合法的。”
杜月笙向甘格林询问是否确有此事，甘格林对日方的说法表示否定，但甘格林也提醒杜月笙：正式的交涉，原应由官方办理。
至此，杜月笙不便再多说，只好表示向中国官方转达日方的要求。他匆匆回到家里，把会谈的详细情况告知上海市政府的两名代表耿嘉基和王长春，耿、王二人听罢就回市政府向吴铁城汇报。
1月31日傍晚，中日停战谈判在英国驻沪领事馆举行，参会的有上海市长吴铁城、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日本海军外遣舰队司令盐泽。此外，英美两国驻沪总领事、上海租界英、美、法防军司令、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总董也参加会议。美、英等国提出一个方案：“日军应退入公共租界，将所让出之地区交由英、美军队代为维持秩序，中国军队亦应向后稍有移动，以免冲突。”中日双方同意停战至2月3日。
停战期间，日军加紧补给增援，中国军队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和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也顺利开抵战场，战区的中国百姓搬迁一空。2月2日下午1时20分，日本侵略者提前发动进攻，战事重开。一个多月后，日军于3月3日宣布停战。5月5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定》。
支持抗日反对内战
“一·二八”之后的淞沪抗战，在英勇抗敌的中国军人身后，是万众一心、不惜一切支援前线的中国老百姓。这其中，杜月笙的所作所为也对得起“中国人”这三个字。
日本海军陆战队约3000人，武器精良，有轻重机枪、野炮、曲射炮和装甲军队。十九路军官兵头戴草笠，脚穿草鞋，身背步枪和手榴弹，最有威力的重武器只不过是轻机枪。日方先后使用了陆军11万、军舰10余艘、飞机数百架，而我方固守阵线的只有十九路军三个师3万兵力，以及稍后增援的第五军等，总兵力始终不到8万人。我军以陋旧武器、劣势火力抵御顽敌，居然能扼守防线，誓死不退，坚持了一个多月，让日本侵略者死伤1万余人，三次更换司令（前后共有4人任司令）。此战一扫国人沮丧、悲观的情绪，令举国上下民心振奋。
战端一开，杜月笙多方奔走，利用“抗日救国会”的原有基础，促进上海各界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他推举上海《申报》老板、著名企业家史量才为会长，自己担任副会长，另一个副会长是王晓籁，黄炎培任秘书长。理事及会员有虞洽卿、钱新之、张公权、陈光甫、沈思争、胡孟嘉、秦润卿、林康侯、张啸林、朱吟刚、刘鸿生、徐新六等数十人，都是上海各界的巨头。这个民间团体不属于任何派系，而是上海全体老百姓的组合。
一时间，上海各报、各电台全面报道十九路军抗击日军的事迹，呼吁后方同胞支持前线，上海市民的响应空前热烈，从百万富翁到穷苦市民都在捐钱捐物，妇女们摘下金镯子、金戒指，黄包车夫、码头苦工将一日所得全部献出，不少小学生拿出省下的点心钱，一些年逾古稀的老人把棺材本也献了出来。
从医药、食物、交通器材到沙包麻袋、砖瓦木石，只要前方需要，人们都会罄其所有送到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上海市民捐献的劳军存款多得用不完，各式各样的物品堆积如山，抗敌后援会借用的仓库实在装不下了，不得不通过报纸电台发出请求：“各界同胞捐赠数量太多，早已超过实际需要，该会已难以代为保管，请大家不要再捐了！”
为了把支前物资送到前线，上海工人还成立了“战地服务团”，分为第一和第二两个团，杜月笙在这个组织中也发挥了积极影响，第一团的团长朱学范就与杜月笙有很亲密的关系（后来成为“恒社”社员）。战地服务团经常穿越枪林弹雨，救护伤兵，运送弹药、慰问品和食物，有时还抢救灾民，有很多人中流弹牺牲。
战事一起，火线附近居民纷纷逃往租界。他们顶风冒雨，露宿街头，饥寒交迫。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到华格臬路专诚拜访杜月笙，希望他邀集上海慈善人士成立组织募款救济。杜月笙以最快速度成立了“上海各慈善团体战区难民救济委员会”，亲自担任筹募组长。
十九路军刚刚开到上海时，国民党政府已经拖欠他们好几个月军饷了，在1931年年底连伙食费都没有着落。蔡廷锴各处交涉，好不容易才领到20万元“军需署期票”，竟然都是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
1932年2月1日，杜月笙特意起了一个大早，会同王晓籁、黄炎培等十几个人，冒着炮火来到蔡廷锴的司令部。他们把抗敌后援会募到的捐款、粮食、罐头和其他用品送到这里。杜月笙说：“前方需要什么，只管通知我们。现在后方同胞捐款捐物已经很多了，我建议贵军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和我们联系。”
蔡廷锴军长十分高兴，于2月6日在法租界设立“十九路军上海办事处”，派范志陆为主任，叶少泉、邓瑞人、杨建平、庄伟刚等人为副主任。4月27日，蔡廷锴召集高级军官会议，当场决定，从1931年8月至1932年4月欠发的九个月薪饷，都从上海办事处所收的劳军捐款中拨出，全部发清。
沪战结束后，十九路军奉命调往福建，蔡廷锴请范志陆开出账目，统计上海市民、全国同胞及海外侨胞所捐款额，经过审核，竟然有大洋900万元。他们只好把用不完的部分暂时存到上海国华银行。他们发表了《征信录》和《感谢书》。蔡廷锴军长动情地说：“35天血战，十九路军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这就是杜月笙先生。”
杜月笙在“一·二八”之后的抗日行动，还让他失去了法租界公董局华董的职务。此事起因于日军想利用法租界攻击中国军队。
2月24日以后，日军新任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亲自指挥，以江湾跑马厅为炮兵阵地，攻击我十九路军六十一师江湾阵地。在部署这一次大规模攻击以前，日军本想从法租界借道通过，绕到我军背后进行攻击。2月24日至26日，好几千名日军乘黑夜先后登岸，潜入法租界，分散住进日本侨民的商店及住宅，企图由法租界冲入沪西，袭击我军右翼。
杜月笙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通知吴铁城和蔡廷锴。十九路军紧急加强江湾、庙行后侧防务，吴铁城十万火急呈报外交部。2月2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法国公使，请法租界当局驱逐潜伏在法租界内的日军。
杜月笙不等外交部的照会抵达就提前向甘格林询问。甘格林承认确有其事，但他害怕激怒日军，不敢去驱逐他们。杜月笙向甘格林建议，邀请各国领事和中日双方的高级代表开一次会，甘格林听后答应召集会议。
各国驻沪总领事当天就来到法国总领事馆，中国方面由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出席，杜月笙也以法租界华董的身份参加会议。
甘格林宣布开会，公开提出日军潜入法租界的问题，提请各方讨论。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厉声咆哮、大放厥词，威胁恫吓与会各方，各国领事都不愿激怒日方，不敢发言反驳。
杜月笙拍案而起，高声喝道：“好，东洋兵可以进租界、住租界、利用租界打中国人。如果大家通过这个议案，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之内，将租界全部毁灭！大家一道死在这里！”说完就转身离开会场。法国领事甘格林知道杜月笙手下有一帮亡命之徒，对他也有些顾忌。
会后，甘格林认为，具有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身份的杜月笙，如此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军队抗日，有可能让法国人得罪日方，他对杜月笙说：“杜先生，你的言行超出了一个法租界公董所应有的职权范围，已经难以行使公董的职责，我想，你还是自行辞职吧。”2月15日，杜月笙致函法租界当局提出辞职。29日，法租界当局批准杜月笙辞职。
1932年3月，“上海市抗敌后援会”改为“上海地方维持会”，6月7日又改为“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还是史量才，杜月笙、王晓籁任副会长，黄炎培任秘书长。8月17日，上海市政府遵照行政院训令，成立临时市参议会，聘请市参议员19人，史量才当选为议长。
“一·二八”事变后，史量才一直积极推动杜月笙抗日。黄炎培也利用他与杜月笙的同乡关系，对杜月笙做过不少工作。
史量才生于1880年，是晚清秀才，1912年接任《申报》总经理，1921年参加创办中南银行，还发起设立民生纱厂，帮助扩大五洲药房，协助复兴中华书局。1927年他又收买了《新闻报》股权，成为上海报业大王。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聘请李公朴等进步人士参加《申报》工作，经常登载主张抗日的文章，还刊登巴金的《砂丁》、茅盾的《林家铺子》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史量才参加了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人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二八”事变后，史量才为十九路军捐出了巨款。
黄炎培生于1878年，上海浦东人，上海南洋大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曾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辛亥革命时期任江苏都督府教育科长。黄炎培受聘担任《申报》设计部部长之后，允许《申报》及其副刊《自由谈》登载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文章，还发表《剿匪评论》，公开反对蒋介石军队围剿红军。
史量才、黄炎培两人都对杜月笙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1932年8月，杜月笙、张啸林、陈亚夫、朱学范、王晓籁，联合李公朴、史量才、刘湛思等人，发起组织了“废止内战大同盟会”。该会的宗旨是“集合全国人民为废止内战之运动”，其章程规定：“如有政治纠纷发生足以引起内战时，本会应劝告双方信任民意机关调处之。正式国民代表机关未成立之前，法定民间职业团体可替代之。任何一方绝对不得以武力解决。……不幸内战竟发生时，本会团体会员及个人会员应一致拒绝合作，更得采用非武力之适宜方法制止之。”杜月笙是“废止内战大同盟会”办理日常事务的5个常委之一，他还是该会经济委员会10名委员之一，专门负责筹集反内战的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