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工运暗中做后盾
“四一二”之后，杜月笙十分重视工人的力量，对国民党控制的工会很有影响，在上海的历次工潮中都插过手，功过是非交织在一起，情况比较复杂。在1927年英美烟草公司工人大罢工时期，他就有过积极表现。
1927年6月26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古应芬发出通令：从7月1日起，废除原定2．5%出厂税以及其他附捐，实行统一卷烟税，并要求英美烟草公司缴纳50%统一税捐。如果英美烟草公司不再享有烟税优惠特权，那么，他们就处于和华人烟业平等的地位，维持数十年之久的烟业霸主地位将要受到挑战。英美烟草公司摆出横蛮的姿态，扬言根据《中英南京条约》，不能按此新规定缴纳烟税。
为了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7月25日和7月27日，英美烟草公司借口“税捐过重，燃煤缺乏”，先后宣布第一、第二两厂和第三厂停工两个月。他们想造成8000工人失业的局面，试图利用失业工人向政府请愿，让公司继续享有烟税特权。
英美烟草公司敢这样做，是因为与当时上海的各家公司相比，英美烟草公司为工人提供的待遇还是较好的。
当时上海的多数厂家，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一般只有12块大洋，这个工资标准是根据前些年一担白米卖8块银元的价格定出来的。1927年以后，一石米的价格已经涨到17～20元，成年男工的收入难以养家，妻子儿女都要到工厂做工。英美烟草公司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制度，当米价超过每担14元时，对月工资不足15元的工人，增发米贴3.5元；对月工资15～20的工人，增发米贴2.5元，对月工资20元以上的雇员增发米贴1元。
英美烟草公司对工人还有一项比较优厚的待遇，从1922年起就执行一项制度——“华人雇员储金办法”：华籍雇工工作满六个月之后，公司将在五年内，按其月薪5%的金额每月赠送一笔专户存储，如果公司在五年之内辞退这名雇工，这笔赠金要多加一倍。雇工工作满五年之后，赠送储金增加到月薪的10%，华籍雇工可以随时支取储款，只是支取金额不得超过储款全额的1/2。
宣布停工之后，英美烟草公司为了迅速把8000工人推到饥饿的边缘，尽快造成恐慌，又暂停履行原来的“华人雇员储金办法”，不让这些工人领取储金，原来的“工人抚恤养老条例”也暂停执行。
杜月笙听说这件事以后，决心支持工友与英美烟草公司斗一斗，给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帮忙。他看到洋人想利用中国工人向国民政府请愿，就赶快将计就计，反过来把斗争的矛头引向英美烟草公司的投资方。
杜月笙在工人当中有很多门徒，很快，一个消息就在8000停薪工人中间传开了：“公司宣布停工以后，公司里的职员仍然照常拿薪水。”工人们知道了这个秘密，就来质问厂方：“既然是暂时停工，职员与工友就该待遇相同，现在职员照常拿薪水，工友却连储蓄金都不许提，请问这是什么道理？”厂方负责人无言以对。
不平则鸣，群情激愤，人群中开始有人带头呼吁，向公司提出要求，为自己争取合理、合情、合法的权益。
一看又有出现工潮的苗头，以国民党党政军三方为后盾的“工统会”，赶快对表现激烈的工友做疏导工作，劝他们“顾全大局”，切勿在停工期间采取暴烈手段，以免让资方找到借口。
一些朋友也劝告杜月笙，让他不要插手把事情搞大，以免弄巧成拙，吃不了兜着走。杜月笙信心十足地说：“黄浦滩上，有很多中国人自己办的烟厂，吸香烟的人买不到英美烟草公司的强盗牌、红钖包、白钖包，可以买别的牌子过瘾。”
除了1925年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以外，1926年6月23日广州还发生了“沙基惨案”，所以，近两年来，全国各处都掀起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怒潮。这一次，英美烟草公司的做法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此时，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会有李长贵、顾若锋、陈培德等负责人，顾若锋与杜月笙关系很好，陈培德是黄金荣的徒弟，这些领头人组织工人集会，提出向南京政府请愿，不是要求国民政府降低统一卷烟税，而是请国民政府对英美烟草公司无故停工影响工友生活，提出严重交涉。他们以“上海烟草公会第五分会”的名义散发文件，指责英美烟草公司“抵抗国税，狼吞储金，意图捣乱革命后方，突使工友失业”。英美烟草公司的英国头头目瞪口呆。
1927年8月15日，英美烟草公司同意工人复工，但仍然心有不甘，想出一个分化、离间工友的方法，故意给进厂不到两个月的新工人增加工资，而对大部分老工人却分文不加。
9月30日下午4时许，英美烟草二厂叶子间工人罢工，要求厂方改善待遇，英美烟草一厂工人闻讯群起响应，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等十九项条件。英美烟草投资方拒绝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英美烟草一厂、二厂数千职工宣布罢工。到10月8日，英美烟草三厂全体工人也加入罢工行列，罢工人数达到9000人。
国民党“工统会”特派员宋澈、陆懋恒及指导员陆华等参加工运，把罢工的领导权抓在手中。同时还利用工人群众的反帝爱国心理，在罢工条件中塞进了“要资本家向政府缴纳烟税”一项。
英美烟草投资方通过英国驻沪总领事巴顿爵士，调派英国士兵200多人在浦东登陆，进驻英美烟草一厂和二厂。英国士兵进厂后在厂房顶上架起机关枪，威胁工人。工人群众极为气愤，大家不顾威胁，继续罢工。
10月12日，杜月笙暗中策划，成立了英美烟草公司罢工后援会。大小华商烟厂和香烟零售商，连同杜月笙和他的朋友在内，纷纷慷慨解囊。南洋烟草公司是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大型卷烟企业，他们非常豪爽，一口气捐了30万大洋，平均分配给罢工工人。杜月笙发动南洋、华成等华商烟厂，每出产一箱卷烟，就抽出5元大洋，作为发给英美烟草公司罢工工人的津贴。
杜月笙还向大家揭露了英商的一项非法经营活动：驻华英美烟草公司调集大批军舰，用军舰载运卷烟，分赴长江沿岸各省，再转运各地，借此逃避一半应纳税捐。罢工后援会要求国民党市党部通电各省，抵制英美烟草公司产品，各烟商一律拒销该厂产品。罢工后援会又通告全国各界，对该厂出品的卷烟采取不运、不贩、不吸的“三不政策”。
英美烟草投资方为了破坏罢工，又在浦西大量招收新工人。罢工工人得知这一情况后，自动组织起来，阻拦新工人进厂上工。一天清晨，数百名罢工工人雇了三艘摆渡船，守候在黄浦江边，不一会儿，厂里三艘小火轮运载新工人从浦西驶来。罢工工人迅即喝令小火轮向摆渡船靠拢。小火轮被迫停驶，罢工工人登上小火轮，向新工人宣传英美投资方欺压工人的情况和这次罢工的原因。新工人知道受骗，不愿再去上工，小火轮被迫驶回浦西。
英美烟草投资方调来大批英国军队，到工人居住地，用枪棍逼迫他们到厂里上班。工人们聚集在一起，高声抗议。英军枪棍齐下，一名工人被英军打死，10余名工人受伤。满腔怒火的工人冲上去要与英军拼命，英军领班见势不妙，便带着行凶的英国士兵仓皇撤离。
惨案发生后，近万名工人自发组织纠察队，不停地在上海租界以外大街小巷巡查，发现出售英美烟草公司卷烟者，立刻没收其货物送西门公共体育场当场焚烧。华商烟厂数万工人也积极参加这一行动。短短几天内，英美烟草公司在上海租界外建立的巨幅广告牌均被拆除、捣毁。在车站、码头，通往外地的交通要道，到处都是纠察队的足迹，他们严密检查，竭力防止英美烟草公司的卷烟外运。杜月笙一系列的徒子徒孙，这次也与工人纠察队站在一起一致对外，英美烟草公司损失巨大。
英国总领事通过外交渠道向国民政府提出警告，国民党当局开始动用军警大肆逮捕“反抗最强烈的工人”。12月1日凌晨，浦东春江路一队驻军搜查了工会执行委员李长贵的家，并逮捕了李长贵的妻子，接着又逮捕了包括李长贵在内的工会成员，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朱静保、叶惠炳以及英美烟草公司女工魏云春等六人。
1928年1月11日，国民党政府改组完毕，宋子文（宋美龄之兄）任财政部部长。他与驻华英美烟草公司密谈，达成了捐税问题的协议，规定：“凡一切进口的卷烟及以烟叶制成的货品，于缴纳进口正税及二五附税后，应按照海关估价复纳卷烟统税的20%，凡一切在本国境内设厂制造的货品，概应由主管机关以海关估价为标准，征收225%（每百元征收225元），准其行销各省，不再重征他项税款。”
宋子文把国民党上海各机关、国民党控制的英美烟草公司工会、英美烟草资本家三方的代表请到他家里，开始正式谈判。1月17日，英美烟草公司工人在国民党当局的软硬兼施和反动军警的严密监视下，被迫进厂复工。
1928年，杜月笙在插手工人运动方面，还得到了一个最得力的助手。这个人就是陆京士，生于1907年，江苏太仓人，他曾就读于上海法学院，1924年考进上海邮务管理局当邮务生，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四一二”事变后，陆京士在国民党的支持下，取得了邮务工会的领导权。
杜月笙对陆京士十分赞赏，让手下人给陆京士传话：“杜先生想见见京士兄！”陆京士一听喜出望外，就选好时间，一个人来到杜公馆拜访杜月笙。杜月笙亲自出门迎接，几乎是“倒履相迎”。两人一见如故，倾心交谈。不久，陆京士等11人给杜月笙递了门生帖子，成为杜月笙的“学生子”，被人们称作“十一股党”。这个小团体后来又扩大为“五十股党精诚团”，新增加的39人，分别拜金廷荪、顾嘉棠、马祥生、谢葆生等人为“老头子”。
杜月笙的门徒遍布各工会，还安插到国民党负责劳工事务的各个机关。陆京士在《立报》上发表文章，夸大其词地说杜月笙是“全国工运萌芽的保姆”。
争赔偿平息人命案
在弱国无外交的年代，杜月笙身在法租界，当中国百姓与法方发生冲突时，他既要劝说中国百姓妥协让步，也要尽量为中国百姓争取权益。对吴同根被杀惨案的处理就是如此。
1928年9月16日，离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还有12天。这天深夜11点的时候，法商电车公司司机吴同根收车回厂。空车子驶到法租界霞飞路萨坡赛路口，忽然，有5个喝得醉醺醺的法国水兵拦住了电车，强行攀登上来，喝令吴同根开车带他们兜风。
电车公司有个规定，收车回厂时不得搭载乘客。吴同根是个老实人，家里有一个妻子和9个孩子，担心违反公司规定砸掉饭碗，就不开车，苦苦向5个法国兵解释说明，请求他们下车。街上的行人见这里发生争吵，也聚过来观看。
双方语言不通，一名借酒装疯的法国兵发怒了，他从身上抽出一把弹簧刀，猛然刺向吴同根的左眼，吴同根惨叫一声倒在车上。刀尖经过左眼刺入大脑，吴同根当场死亡。
当街行凶杀人之后，这5个法国兵跳下电车，扬长而去。在现场目睹这一惨案的中国同胞义愤填膺。第二天，上海各家中文报刊刊载新闻，如实报道了惨案发生的经过，引起广大市民的震惊和愤怒。人们纷纷发出怒吼，声讨帝国主义者任意残害华人的暴行。
在这种情况下，法租界当局竟然对这一惊人血案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中国官方向法国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要求道歉、惩凶、赔偿，并且保证不再有类似事情发生。当时的法国总领事范尔迪只是轻描淡写地敷衍一句：“肇事水兵已经被拘禁了。”
肇事水兵的姓名是什么？他要负何种法律责任？由谁来执行？法租界对吴同根的家属有什么样的赔偿和抚恤？对这些关键问题，范尔迪装聋作哑，来个一字不提。
就在中法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杜月笙带了一名翻译来找范尔迪，以私人身份和法方交涉。杜月笙与范尔迪私人关系不一般，所以范尔迪只好客客气气地接待他。
“杜先生，你何苦管这件事呢？”范尔迪无奈地苦笑着。
“我并非多管闲事。”杜月笙十分诚恳地说道，“第一，我是中国人，当然应该管中国人的事；第二，我在公董局当顾问，也有责任调解租界内的纷争；第三，我也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给你帮忙，帮你避免一些麻烦。”
“我已经答复中国官方了，还会有什么麻烦呢？”范尔迪又拿出洋人一贯的傲慢。
“请你先看看这个。”杜月笙把近几天的报刊拿到范尔迪面前，让翻译念给他听。一篇篇文章都是中国人的怒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外国租界”、“讨还血债”等激烈言辞也见诸报端。
“报上的言论总是这样，可最后解决问题，还是看中国官方的态度。”范尔迪说。
“总领事先生，激怒中国百姓不是一件小事。”杜月笙说，“五卅血案以后，英国人在中国的利益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你应该知道吧？如果吴同根案件不能妥善解决，肯定会引起很大的麻烦。近几年，中国人反英、反日，还算没有反法，为什么要因为这一件事破坏两国的交情呢？”
听了杜月笙这一番话，范尔迪清醒多了，他委婉地说：“杜先生，你应该知道，按照法国的法律，醉酒的人犯罪，应该减免刑罚。现在，我们已经拘捕了那名肇事的水兵，以后自会按照敝国法律处分他。这总可以了吧？”
“事实并不是这样，那个杀人凶手并没有抓起来。”杜月笙说完，就拿出一份法文报告，上面详细列举了凶手的姓名、职级、杀人之前的活动、杀人过程、杀人后逍遥法外的行踪以及目击证人。
范尔迪一看杜月笙是有备而来，只好以商量的口气同他讲话：“好吧，杜先生，依你之见，这事应该怎样解决呢？”
杜月笙开始讲条件了：“请你答应中国人的五个要求。第一，向中国人正式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情；第二，按照法国法律惩处杀人士兵；第三，从优抚恤死者家属；第四，取缔法租界内外国酒吧间；第五，取缔法租界内只许外国士兵出入的妓院。”
在上海还有外国租界的年代，想要由中国的司法机关直接惩治杀害吴同根的凶手，确实难以做到，所以，杜月笙才利用自己的个人影响提出这些条件。
“不对不对。”范尔迪摇着手说道，“取缔酒吧间和妓院这两条，与本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杜月笙一拍那份连篇累牍的调查报告，说道，“你们那5个水兵，当天晚上就是在法国人开设的酒吧间里喝醉了，又跑到专门接待外国兵的妓院里消遣，然后才借酒装疯杀死了吴同根。如果不把酒吧、妓院清除掉，你怎么向中国政府保证，以后不会发生外国兵肇事杀人的事情？”
范尔迪一看事情越扯越多，只好谈点实质性问题了：“杜先生，按照你的意思，对吴同根的遗属，我们应该赔多少钱？”
“吴同根有一个老婆、9个孩子，遗属共有10人，总不能赔太少吧？”杜月笙没有直接说出数额。
“好吧。法国总领事馆可以赔他们1000块钱。”范尔迪似乎感到这已经不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