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久很久以前，他们叫我鲁Sir。
这个名字被叫了很多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父亲告诉我，我会成为一个男子汉，一个有魅力、有品质、有理想的男子汉，顶天立地，就像一个英雄一样，用自己的双手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会从鲁Sir变成鲁先生，受到别人的敬仰，找到自己的生活，甚至抽空可以解救这个世界。他的确是这么说的，说的时候很认真。我也的确信了，因为父亲说话时的神情和语气太认真，谁都没想过这只是一个笑话。在学校里我是三好学生，每次考试成绩都很优异，从思想品德到数理化，从毛泽东思想到斯托克斯定理，学到根深蒂固，换来了无数的小红花和奖状；上课从来不看小说，下课从来不勾搭女生，白天从来不去逛街，晚上从来不看黄片。
那些年是喜爱做梦的年纪，我希望天是蓝的、河流是清澈的、奶是纯的、胸是真的、心是红的、问题还是简单的、童话里还有公主、生活中还有爱情、成长中还有喜悦、年少时还有梦想……
我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来面对这些拗口的书本。在学校里的最后一天，本来交完毕业论文，一切都应该按照人生的故事方向发展，我的一切努力就是让自己成为所有人眼中想让我成为的那个人。我的父母给我画了一张大饼，希望我长大后能当一名老师。这个宏大的目标直接把我给砸蒙了，这张饼太大，我消化不了，毕业后我涂改了自己的梦想，希望自己能做一名警察。经过我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没有成为老师，也没有成为警察，我没有能够去解救这个世界，我甚至连自己都解救不了。
后来我才知道，很多时候，不一定笑着讲的才是笑话，有些笑话讲出来，很多人会哭。
二十年后，走出校门的一刹那，我努力地撒丫子跑向自己的梦想，像超人一样去解救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却用一种粗暴的方式告诉我，别傻了，忘掉那些课本吧，你他妈跑偏了。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事情最让人束手无策：一、最初的时候不得不来；二、最后的时刻不得不走。而另一种生不如死的体验便是：不知所措，就如同我现在的遭遇。事到如今，梦没了，就他妈剩下瞎想了。我迷失了方向，我第一次意识到失败，我把自己的人生搞砸了。更悲催的不是我用十几年的时间来面对那些愚蠢的数字，而是这二十年里，我他妈的连一个女生的手都没牵过。
我找了一份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朝九晚五，兢兢业业地做了很多年。这种生活让我看不到尽头，上班，下班，还永无止境、日复一日地加班。我讨厌我的上司，讨厌我的客户，讨厌我的人生。我看什么都不顺眼，包括我的狗、我的领带、我的拖鞋、我的衬衫等，我觉得他们特别的丑，我像个话痨一样，冲着它们喋喋不休。我的上半生跟穷相依为命，生活拘谨，经济拮据，工作落魄，物质和精神都很贫瘠。那些年我很穷，这句话听上去难免有几分凄凉，更凄凉的是，现在的我依然很穷。
在这个城市里，我穷得甚至连梦想都没有。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是看上去像个人一样地活下去。我只是躲在冰冷的钢筋水泥里的一个小人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城市里的一切标准成了高楼，成了物质，还有那些五迷三道的人脉。
我一直都很努力，认认真真地做好身边任何应该做的事情，但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从读书，到找工作，我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斥着失败，做什么事情都会半途而废，我没有完整地做过一件属于自己的事情，甚至连一件完整的坏事都做不好。有时候碰到心仪的姑娘，我也只是隐隐约约地躲避着，总觉得爱情会成为我成功路上的牵绊，后来我才知道，我人生途中最大的阻碍是自己。我有过几次很疯狂的想法，也只是停留在想想而已，因为我舍不得放弃周围的事物，这些可能一文不值，却可以让你看得见、摸得着。
时间让我彻彻底底成了一个Loser（失败者），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世界，我又何尝是原来的那个我？至于记忆中的那个鲁先生——我也从来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努力地把自己套在西装里，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他们叫我鲁Sir，那就叫吧，也会有陌生人会恭恭敬敬地叫我一声鲁Sir先生。
“鲁Sir”我懂，“先生”我也懂，但“鲁Sir先生”，我真的不懂，这算他妈哪门子的名字！在这个都市里生活，无论把自己假装成谁，都会显得格格不入。我努力了很多年，却忘记了如何去做自己。名字只是个称呼，又何必太认真？跟生活过不去，为难的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生活不会感觉到为难，它反而会让你过不下去。或许有一天我会成为先生，名副其实的鲁先生，谁又知道呢。
我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太久的鸟，有人用几张洁白而华丽的纸张给我安插了最漂亮的羽毛，却忘了告诉我该怎么飞。想飞得更高，但高处只能看到死得更惨的人。在这个都市里，尸横遍野。现实就是一道闪电，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晴天霹雳打在了我的身上，雷得我外焦里嫩，不知所措，于是另一个故事开始了。
所有的故事都需要英雄，但这个故事里没有。我试着连标点符号都找遍了，却没有找到英雄的痕迹，或许我可以冒充一下。
我的故事从一只鸟开始。这一切都不关我鸟事儿，关乎邻居家的鸟事儿。邻居家的鸟儿被大咪吃了，连渣儿都没剩下，剩下一只鸟笼。从此，我的人生开启跑题模式，就像一辆无人驾驶的公交车。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在失去温度，呼吸变得越来越弱，四肢失去知觉，我拥抱着死亡和一只倒霉催的狗，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两个错误的地点，和三个错误的人，面对多个错误的问题，当场我就蒙圈了，然而事实却给出了一个看上去好像正确的答案。
清晨，6点钟起床，我一如既往地玩着手机，一如既往地蹲在马桶上刷牙，一如既往地便秘。根据我现在的处境，“一如既往”这个词儿真他妈奢侈。提起裤子，把牙刷扔到窗台上，擦干净嘴上的泡沫，洗脸，听着剃须刀吱吱啦啦刮掉稀疏的胡子茬儿，熨平衬衫上的褶子。衬衫的衣领已经泛黄，洗了几次变成了米黄色，这是牌子货，是我当初咬了牙才买下来的。这说明，无论多么贵的衣服，无论什么牌子，穿脏了都会像一坨屎一样。什么东西都会改变的，只有屎不会变，它永远都保持着脏乱差的姿态。6点45分，我准时出门，要尽量避开上班高峰期。在这时间之后，四惠站的地铁会让我有重生的经历，脚步不会接踵，只会叠加。没有挤过上班高峰期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人像蝼蚁般涌动着，举步维艰，踩踏只是常态，这都不是我担心的，我担心的是我的皮鞋是新买的。
从起床到现在，我总觉得死寂沉沉的房间里有些不对劲儿，在我手忙脚乱地捋直笔挺的领带的时候，我发现大咪不见了。大咪是一只狗，是一只拥有一只猫的名字的狗，这个童真而倒霉催的名字是我给它的。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它是我的狗，至少它属于我。此时，它应该卧在窗户边打盹儿，金灿灿的毛发在弥漫的雾霾中依然能透出耀眼的光亮；抑或躺在沙发上撕咬泛黄的皮革，现在皮革上还有它的齿痕。
我不能没有大咪！莫非我今天起床的方式不对？我潦草地脱下了衣服，穿上睡衣，又躺回了被窝里。然后，我把表回调了二十分钟，像往常一样睁开眼睛，打了哈欠，夹着拖鞋去卫生间洗漱，一边刷着牙，一边给大咪倒上狗粮。可我把牙龈都刷出血了，还是没有见到大咪屁颠屁颠地探出脑袋来吃食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个狗日的大咪可能真的不见了。
我找遍了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最初还抱有期待，以为它在跟我躲猫猫。沙发底下、保险柜里、柜子里、高压锅里、门后等，每一扇门后都是希望，每一个角落都可能是它的栖身之地。大咪确实不见了，房间里的门窗都密封着。
静谧的小区里，人们刚刚开始起床，我沿着绿化带寻找，墙角、狗洞、花丛，都没有大咪的踪影。
今天早上，小区里的人似乎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的脸、鼻子、耳朵、嘴巴都算正常，就算粗糙的发梢有点儿暗黄，脸上长了几枚粉刺、暗疮，也不应该会吸引到路人的目光。我的穿戴虽然潦草，但还算得上整洁有序，这种异样的眼神让我觉得好像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而这件事除了我，大家都知道。我有一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直觉告诉我，他们在看热闹，我当时就机智地决定，这一切不能被人察觉，我点头微笑，做了个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手势。我继续揣着糊涂，假装明白，一如既往地寻找大咪，沿街找了一遍所有它可能去过的地方，都没有找到它的痕迹。公司里打来的电话响了十几遍，对于我这样一个时间观念特别强的人，去到公司里时，所有人都已经下班了。在空旷的办公楼里，我翻箱倒柜地找了两遍，甚至连老板的桌子底下都没放过，可除了一枚避孕套、一件女式的情趣内衣和李秘书的一只耳环外，一无所获。
老板曾当着我的面夸赞过大咪，因为大咪在他面前很矜持，尾巴夹得很紧，他说有时候狗比人聪明，懂得怎么样夹着尾巴做人。大多数人的尾巴招摇过市，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像狗一样活着。
我找了大咪三个月。第二个月的时候，老板打电话给我强调了大咪的重要性，让我一定要找到它，表扬了我乐于助人的举动，顺便提到了我一腔热血帮他在地上捡起来的避孕套、情趣内衣和耳环。我并不是那么浮夸的人，做好事也从来不留名，那天我留了张纸条给他，署名雷锋。老板说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我写的，因为整个公司能把字写得这么难看的人实在找不出第二个。鉴于我的热心肠，以后我都没有必要再去公司了。老板的话说得太委婉，以至于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失业了。失业跟失恋从理论上说差不多，都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并不大，直接影响到我的生活的，还是大咪。我和大咪一起生活了四年，久到我都已经忘记了大咪是何时、以怎样的方式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的。我在电脑里只找到了一张大咪的照片，是它小时候我抱着它的合影，口耳眼鼻捉弄在一起，相当难看。我把照片给楼下复印打字的小店里，打印了一百份寻狗启事，张贴在小区的墙壁上、街头的电线杆上。只是短暂的几分钟，返回的路上，我看到我张贴的寻狗启事已经被各种租房信息、刻章办证的纸条所掩盖，隐约地露出来一张照片，是一个人抱着一只狗。居委会的老太太戴着老花镜，全神贯注地盯着信息墙，转脸问我，说：“这是你贴的？”
我点头说“是”，这世道虽然乱，但好人还是多。老太太看上去除了热心肠，老得全身已经只剩下喘气儿了，笑起来露出仅存的两颗牙。在这个小区附近我见过她很多次，我不认识她，但是我认识她的门牙。她喜欢较真儿，长相还算慈眉善目，笑起来整张沧桑的脸被皱纹分割得泾渭分明。我以为她能够提供给我一些大咪的信息。
老太太盯着寻狗启事，又转身盯着我，比照着问：“小伙子，是人丢了，还是狗丢了？”
我指着照片里一个小小的角落上的大咪，说：“大咪丢了。”
老太太“哦”了一声，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说：“原来是猫丢了。”
我不想再跟她多费唇舌，在她这里应该找不到我需要的信息，聊下去只会耽搁时间，以她的眼力见儿，八成连自己的孙子和大咪都分不清谁是谁。我想走开。老太太拖着瘦骨嶙峋的身子，叫住了我，说：“这不让贴。”
“别人都在贴。”我奇怪地问。
老太太颤巍巍地、缓慢地迈着小碎步，说：“别处地方我不管，你把这个贴在我们家门上，就是不让。”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那里贴满了我寻找大咪的寻狗启事，拨开纸张可以看到一扇门，已经找不到门牌号在哪里。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在课堂上朗诵诗，另一个就是找东西。未知的东西找不到，已知的东西也会丢，到头来剩下只身一人，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丢了什么。大咪失踪的一段时间里，我总是丢东西，钱包、钥匙、手机、自行车、衣服和工作等，最终连身份证也丢掉了，我试着去寻找，却一无所获，问题是我永远都不知道东西他妈的丢哪儿了。
我总是要一遍又一遍地向别人解释，试着让别人明白我所说的一切，可说得越多，错得越多，有些时候语言能把一件简单明了的事情搅和得鬼都搞不明白，我的口舌有点儿干燥。为了证明大咪真的丢了，我把大咪丢失的详细经过写在了寻狗启事上，贴遍了街头的巷子。
喘息的气流炙热地从我鼻孔里流淌出来，很快没了知觉。我迈着沉重的脚步，心想，这次找到大咪，我一定要打断它的狗腿，免得它以后到处乱跑。
我气喘吁吁地抱着一沓寻狗启事，张贴了几张后，我向几个穿着城管制服的人求助，他们微笑着向我走过来，敬礼。我抑制住自己的喘息，压低了声音说：“大咪不见了。”
穿制服的男人点了根烟，看了我一眼，问：“大咪是谁？”
我说：“一只倒霉催的狗。”
他嘬紧了牙花子，抽了口烟，又问：“你叫倒霉催？”
他的身体在晃动，光就照射在我的脸上，在我的视野里只看到一团黑影。我擦干净了额头上的汗水，焦躁地解释着。我一开口，背后就传来讨厌的汽笛声，排放出来的尾气让我头晕、恶心、想吐，那种混合着一氧化碳、夹杂着氮氧化合物的微尘颗粒，弥漫在空中。我说：“我叫鲁Sir，大咪是我的狗，我的狗不见了。”
他点了点头，这次他听懂了，我的脸上露出了喜色。他说：“哦，懂了，你的狗叫大咪。这跟倒霉催有关系吗？”
我说：“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咱们不说这档子倒霉催的事儿了。”
他把烟屁股扔在地上，漫不经心地踩了两下，都踩空了，最后狠狠地踩着烟头，踮起脚碾灭了它，在地上留下一道乌七八黑的痕迹。接着，又漫不经心地从我手里拿过去一张寻狗启事，认真地瞄了一眼，转身又指着不远处停靠的一辆车子，车身上写着“城管”的字样，挡风玻璃上贴满了寻狗启事。他说：“那好，咱们现在说说正经事儿，这不让贴传单，你把公家的车子贴成这样，严重妨碍了执法，扰乱了……”
这几个人不像善茬儿，无论从面相、语气和尴尬的场景上，我的肢体和大脑都在告诉我一件事情——赶紧逃。看着他们正要围过来，我撒丫子就跑，已超越了机动车最低限速的我，逃跑中甩出去了一只鞋，光起了脚丫子。从余光里，依然可以看到他们兢兢业业地追赶，看来如雷贯耳的城管并非浪得虚名，从专业的步伐、销魂的跑姿、有节奏的摆动着的手臂、歇斯底里的叫喊声中就可以看出。就在他们英勇无畏地呵斥着停驻的路人时，我计算了那只鞋子的价值和要付出的代价后，果断地放弃了回去捡鞋的想法。
跑出两条街，我开始感觉到腰酸腿疼，身体长期缺乏锻炼，跑起来骨骼嘎吱作响。这些年我唯一参与的体育运动，就是挤地铁。我和体育的关系，就是坚持每天买双色球。
这个都市里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在熙攘的人群中，有人奔跑，就有人会看，更何况还有一群城管在追。我一只手拎着糨糊，一只手抱着传单，好事儿的路人聚过来看热闹，显得更加的热闹。城管们虽然跌跌撞撞，但依然不离不弃地紧跟在我身后。
拨开人群，一位算命先生坐在马路牙子上，戴着一副墨镜，捻动着花白的胡须。我叮叮当当地跑过去，打扰了他的清修，冲他微笑示意，算命先生也面带微笑着说：“这位兄台，请留步……”
我跑出几步，总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就又跑回去，从怀里拿出一张寻狗启事，冲着寻狗启事吐了口唾沫，“啪”的一声贴在了算命先生的脑门儿上，然后继续逃命。
在我把自己跑丢以后，终于再也看不到身后城管们的身影了。
徒劳的一天之后，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中。在房东催缴房租之前，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时，我真有点儿庆幸房租是押一付三的季付了，我的钱包如月光一样皎洁，被偷的时候跟新买的一样。我没有任何挽留和惆怅，取光了银行卡里的余额，一半的钱买了泡面、鸡蛋和一包狗粮，万一大咪回来，被饿死了，那就是我的责任。
我还有一张信用卡，是工作的时候办理的，每当我想起这张卡可以透支五万块钱，就有一种想携款潜逃的冲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张卡里的钱总是进进出出。几年前，不知道哪个孙子四处散播谣言，鼓吹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这个谣言造成的后果是世界末日没来，我的末日却如期而至。
2012年的冬天，记得是在12月21日，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之际，我一次性刷爆了信用卡，某一段时间里长期保持着借贷关系，还款日期总是要拖延几天，谁又会知道几十天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遗憾的是，几十天以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依然要面对着银行催促还款的电话，电话里那个充满磁性的声音用法律的武器胁迫我缴纳欠款。我想过潜逃到国外去，但回头想想，有出国的钱，也就不用潜逃了；又或许可以藏匿在某个村庄里，最好连电话都不通，从此改头换面，隐姓埋名。在房间里憋了一个礼拜后，我觉得这事儿越想越没谱，饥肠辘辘，口干舌燥，处处都在提醒着我，这样下去姓没隐，名没埋，我就要直接被埋进土里了。我的人生应该还有机会，我决定打电话借钱。但我打遍了手机上所有的号码，借到的钱却寥寥无几，加在一起还不够缴电话费。
月底的时候，我廉价变卖了房东的液晶电视、冰箱和微波炉，以及房间里能移动位置的所有家具，缓解了一时之急。我摆脱了银行，却没能摆脱房东，我用了两年的时间才还完欠房东的债，从废旧市场买回那些发霉的家具。
或许我应该去找一份工作，除了卖保险、售楼之外，做一个文字编辑也不错。虽然中文系毕业后，除了睡中文系的小女生，我跟“中文”两个字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工作以后，除了维持生计，我还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死皮赖脸地逗留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只要待在这里，就有可能会找到大咪。我跟大咪共同的特征就是方向感不强，我相信以它的智商很难走出这个城市。
在卖保险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城市有多么的危险，多么的生猛，但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这座城市，而现在我竟然萌生了这种念头。这些年里我都没能说服自己给自己买一份保险，事实上我的薪水根本买不起保险，但也要考虑进去。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售楼，看着那些攀升的数字，我精确地意识到自己这辈子可能都买不起“一席之地”。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无论春夏秋冬，我的床上都没有铺过席子。
第三个月的时候，我意识到大咪可能遭遇了不测。每一天，我都会去一家陌生的狗肉馆，看着那些无助的流浪狗瞬间倒在血泊之中，那股刺鼻的血腥味儿让人无法想象，我吐得双眼翻白，却始终没有嗅到大咪的味道。
没有大咪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我几次产生了幻觉，觉得房间里似乎传出了大咪的叫声。几次从睡梦中惊醒，看着空旷的房间，我感觉狗叫的声音好像是从隔壁的房间里传出来的。
凌晨3点，我义无反顾地拍响了隔壁家的防盗门。门前楼梯上的灯光是声控的，伴随着拍打铁门的声音，昏暗的灯光亮了又灭，一个腆着大肚子的胖子才披着睡衣打开门。
他叫三胖，是我的邻居，一张脸被岁月摧残得只剩下一堆横肉，印堂发黑，像锅炉里钻出来的。我们见过几面，是在楼梯口遇到的，没有说过话。此时他探出来一个脑袋，像扔垃圾一样扔出来一句话：“你有病呀！”
我想告诉他，我的狗不见了，可他没有给我机会，甩手关上了冷冰冰的铁门。我知道他一定躲在这扇门后，透过猫眼看着我。这个死胖子跟大咪有仇，有一次，我亲眼看见大咪冲着他叫，他手里提着超市里买来的东西，驱赶着大咪，他骂大咪是狗娘养的，虽然是实话，但这句话让我很不爽。现在大咪不见了，他逃脱不了干系，他一定有责任，保不齐大咪这会儿正在他的锅里炖着呢。
第二天深夜，我又敲开了那扇门。这次他没有开口说话，只是睡眼惺忪地看着我。我怕又没有机会开口，看见门缝洞开，就立即开口说：“我没病！”
他深恶痛绝地看着我，打了个哈欠说：“你大半夜里敲开我家的门，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
“大咪不见了！”我说。
“大咪是谁？”
“我的狗，”我说，然后又补充道，“你们认识！”
“我们先捋一捋：大咪不见了，大咪是你的狗，你半夜里闯到我家里。我想知道的是，这一切关我屁事儿？”
有些东西，丢了就是丢了。某一段时间我感到自身心理的变化，好像对大咪的感情变得淡薄，甚至都会怀疑自己对大咪的情感，我和大咪可能只是相互陪伴，一切刚好习惯了而已，我们之间，丢掉的不一定是大咪。此时此刻，大咪很有可能已经在某些人的牙缝里。我做了一个噩梦，梦到大咪最性感的时候，竟然是被摆放在餐桌上的时候。
房东来催过我几次交房租，月底的时候我决定离开。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一些细碎的变化，对于那个不厌其烦的三胖，每次遇到他，他都会嘲弄着问我两句“大咪回来了没”。
三胖那一坨便秘的表情，仿佛全世界人民每个人都欠了他一个大耳刮子。有一天碰到他，他手中拎着两瓶二锅头和张灯结彩用的婚庆用品。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喝得忘记了自己姓什么。三胖的青春已经被他的肥胖给毁了，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肥胖把婚姻也毁了。这三年来，他相亲相到全世界都是亲人，精神层面上已经被毁得没剩下什么东西了，他决定用物质取胜。这招绝对好使，他很快就结束了相亲的职业生涯，邻家是他刚买的新房，父母拼凑出了首付，他自己用了三年的工资置办家电，准备结婚。自从有了房子，他腰板也直了，腿脚也变利索了，说话的底气都硬邦邦的。结婚是大事儿，一定要选一个黄道吉日，我带着三胖去见了那个一见如故的算命先生，三胖甩出五百块钱后，先生掐指一算，天天都是黄道吉日。于是三胖拿起电话，通知了新娘，黄道吉日就在第二天，新娘在电话里哭得泣不成声。
结婚这种事儿就是要稀里糊涂地趁热打铁，但凡理智清醒地考虑一下，百分之八十都成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