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辞官也许与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他长期养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响”。陆炳如此猜测。
正德七年，袁州府知府姚汀开局修志，请严嵩为总纂。不久姚汀又以事去。第二年，徐琏继任知府。到职后，徐琏即飞函请严嵩继续纂府志。经八个月的艰辛，到正德九年即公元一五一四年，严嵩任总纂，是年为甲戌年，故人们称之为甲戌志。后世称《正德袁州府志》。
正德十一年，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对于武宗的其他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关于运楠木北上，他写道：“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
正德十六年，嘉靖帝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
嘉靖四年，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为止，可以说，嘉靖帝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积极参与了嘉靖初期围绕议礼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管他也写过“濮园仪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尽管他在南京任官，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有接触的机会，他与桂萼同是江西人，儿子与桂萼之子同延请一师等等。严嵩与桂萼有诗书往还，多所颂扬，这在士大夫中极为普遍，不能作为加入党争的凭证。
当时反对内阁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赞成皇帝尊崇兴献王的主张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门的官员。议礼一案，给他们创造了改变地位的极好时机。
严嵩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没有与张璁、桂萼等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数翰林官，坚决拥护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的主张，而取审慎的态度。
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
看出此处，陆炳皱了皱眉头，如此看来，这位严阁城府深的很啊！
嘉靖七年，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嘉靖帝派往湖广安陆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
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
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由此可见，这位严阁老不仅仅城府深，而且颇有手腕。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
陆炳在南京的时候，倒是听说过严嵩，只是当时他是钦差，一心在剿灭海盗上。况且他一直觉得南京不过养老之处，对于南京的各级官员并没有多打角度，对于这个当时的礼部尚书，更是没有多了解。
嘉靖十五年，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嘉靖帝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嘉靖帝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
这时陆炳尚在江南，了解不多，但是据严嵩自己说，当时嘉靖帝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陆炳无从判断严阁老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拉虎皮。
嘉靖十七年，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嘉靖帝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嘉靖帝。
勤勉加上温顺，难怪严嵩能博得嘉靖帝的好感。当时在西苑值宿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严嵩作为嘉靖帝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陆炳放下这份密档，有些伤脑筋，这样的人成为亲家，祸福难料啊。
陆炳又打开另外一份密档，是属于严嵩的儿子，严世藩的。
这篇档案内容不过寥寥数笔，而开头，说的却还是严嵩。
说严嵩是个好丈夫，和结发妻子欧阳氏感情很好，二人育有二女一子，其中的一子便是严世藩。
嘉靖十年，严世藩十九岁，时因父亲礼部侍郎三年考满，恩荫进国子监读书，毕业后选授为左军都督府都事、后军都督府经历，现在为顺天府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