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族学、人类学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一 学科概念梳理
人们或因学缘关系，或因前期相关学科习得惯性，对“人类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等相关概念，或多或少会出现认识与理解上的偏差。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民族学、人类学与所涉及的姊妹学科及子学科的亲缘关系和隶属关系加以梳理澄清，以便更好地解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19世纪40年代，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人类学在词源意义上的解读，最早见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用于研究人的精神实质和对具有高尚品质及行为的人的描述中。此后古希腊人并未将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展开认真的研究。
人类学一词的拉丁文形式出现于16世纪初期。1501年，德国学者马格努斯·亨德曾把此词用作他研究人体解剖和人体生物学专著的书名。此后德国学者用它泛指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生物学。因此，在法国、德国、俄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以及一些受欧洲大陆学术传统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人类学仅指对人类体质研究的学科。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将以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称之为民族学。在这些国家中，人类学与民族学之间的关系不是上下隶属关系，而是并列的姊妹学科关系。
而在英国、美国以及一些受英美学术传统影响的国家，人类学是一门以人类自身的体质以及由人类创造出来，却又规束着人类自身的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这些国家和地区将人类学划分为4个分支：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
因此，就研究领域界说而言，欧洲大陆国家所指人类学内涵大致等同于英美人类学属下的体质人类学。欧洲大陆国家所指民族学内涵大致等同于英美人类学属下的文化人类学。
关于人类学的界说问题，由于历史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学术传统※的差异，对其内涵的规定不尽相同。因此，这种学科名称和内涵上的差异是不同国家的学术传统使然，并不代表谁比谁优越或更先进。
二 体育人类学是全面认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视角
体育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人类有关体育活动进行全面研究的一门学科。体育人类学综合研究人类的体育问题，是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最佳契合点。就人的基本特征而言，具有两重属性。从生物学角度看，人是一种生物，具有其自然的生物属性（如不同人种的肤色、骨骼、肌肉结构等生物特征）；从文化角度看，人又有别于其他生物，他们创造了文化，并受文化的濡染和规约，从而具有后天习得的文化属性。因此，对人的研究应该是一种综合全面的研究，它必须从生物学角度和文化角度来全面把握人的本质，把人类的体质和人类的文化综合起来进行探讨。
在对体育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过程中，如果只注重体育或体质本身的质性物理研究，而将体育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与体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割裂开来，势必只能构架出一堆毫无生气枯燥乏味的数据骨架，培养的“人才”也不过是一般社会意义下纯粹的“舞棍”或“体育棒子”，缺乏人类共同体所必需的文化积淀的传承和释放，割裂和阻断了灵与肉的结合。
体育人类学将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偏重物理质性研究的体质人类学与偏重文化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体育人类学是将人类学中物理质性研究与人文理论研究结合最为紧密、最为完美的交叉应用学科，成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
众所周知，体育活动能够促进人体的正常生长发育，增强体质，调节情绪，锻炼意志。要实现这些目的，参与体育活动时必须遵循相应的锻炼原则。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参与活动形式，从体育人类学的角度看来，同样满足了现代体育锻炼的原则与要求。
（一）自觉性原则
自觉性原则强调身体锻炼的参加者充分理解身体锻炼的目的、意义，自觉自愿、积极主动地参加身体锻炼。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活动形式充分体现了现代体育的自觉性原则。
流传于湘、鄂、黔、渝相邻地区的土家族群众仪式性的集体舞一摆手舞，土家语称“舍巴日”。据有关记载推测，此舞已有近千年历史。表演场地多设在土王祠前被称为摆手堂或调年坪的坪坝上。届时，场地上龙凤彩旗招展，灯火辉煌，男女老少盛装倾村而出。开始时梯玛（巫师）用土家语唱《神歌》，叙述创世纪古歌与祖先的历史，率众举行各种礼仪，然后众人跳舞，男女相携，翩然进退，且歌且舞。由于土家族文化和祭拜活动的向心力，不论男女老少，均把摆手堂视为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场所。他们到摆手堂的主要目的不仅是锻炼身体，还怀着对祖上的虔诚之心和对本民族的归属情感，自觉、主动地积极参与各种民俗活动。大量的祭拜摆手舞活动从客观上达到了自觉地锻炼身体的目的。
新疆南疆地区流传至今的刀郎麦西莱甫，因其歌舞形式具有突出的愉悦功效，深受当地维吾尔族人所喜爱，并得以代代传承。刀郎麦西莱甫歌舞形式与一般体育活动直接增强体质的目的要求不尽相同。参与者是一种无条件的自觉行为，悠扬欢快的歌舞形式使人们尽情投入其中。首先参与者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松弛与愉悦，同时参加刀郎麦西莱甫活动的人们会形成一种共同的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无形中增强了刀郎麦西莱甫参与者的自觉性和约定俗成的规范感，而刀郎麦西莱甫则成为刀郎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寄托。因此，人们每次参加刀郎麦西莱甫聚会，不仅肢体得到活动，身心得到愉悦，同时精神上也会感到欣慰与满足。这种在参加刀郎麦西莱甫聚会时而产生的独特心理体验，由此而引发的复杂而深刻的刀郎人情结，是参加一般体育活动难以体验到的，而其中大量的游艺歌舞从客观上起到了自觉的身体锻炼、愉悦身心的作用。
（二）身体全面锻炼原则
众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属于全身运动，一般参与者往往并不局限于一、二种招式，而是多种形式并用。有模仿狩猎场景或由日常生活劳动生产中自然派生而来的多种形式，如流行于侗族、壮族和仫佬族等民族中的抢花炮运动，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相传起源于广东，后传至桂、黔、湘三省毗邻地区，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传统花炮用铁筒制成，内装火药和一个铁环，点火后发出一声巨响并将铁环抛向空中，待铁环下落后队员蜂拥抢夺。控制花炮的一方运用传递、掩护、假动作以及持花炮奔跑等方法摆脱防守，将花炮攻进对方炮台区并投进花篮得分；而防守一方则采用拦截、追赶、抢夺、搂抱等方法争抢花炮或阻止抢花炮队员前进。其中多种技战术的运用，无疑满足了全身锻炼的要求。诸如此类的回族木球运动、满族珍珠球运动、纳西族的东巴跳活动和维吾尔族麦西莱甫歌舞活动等形式也都是进行全面身体活动的运动。
（三）循序渐进原则
循序渐进是所有运动锻炼的基本原则。运动强度应从低强度向中等强度逐渐过渡，持续时间应逐渐加长，运动次数由少增多。以上这些都要在个人可适应的范围内缓慢递增，不应急于求成。如民族传统体育中现存的刀郎舞由缓至急这一形式，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
（四）因人而异原则
因人而异原则要求运动者，应根据自身的生理特点、身体健康状况等，有目的、有计划、有选择地参与体育活动内容，量身定做，合理安排运动内容，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这一原则在朝鲜族运动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每年一届的朝鲜族运动会可谓朝鲜族人们的节日盛会，青壮年小伙子多参与摔跤、拔河、球类等竞技激烈的项目，姑娘们多参与荡秋千、跳板、顶罐跑等体现妇女优雅含蓄的特色项目，而老年朋友多参与民族歌舞、“穿针引线”等轻缓、运动强度较小的运动项目。一般都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自行调节，没有硬性的规定，但大多数都会尽力而为，基本都是有氧运动的形式。因此，相对他们各自的生理负荷一般来说是比较适宜的。
第二节 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下的民族体育文化
在美国、英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民族学被看作是人类学属下的一个分支，通常被称为文化人类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家经常也将自己视为民族志学者和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广义人类学属下的主要分支学科之一。一个多世纪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产生了众多的文化人类学流派。通过对文化人类学各理论流派基本理论主旨的把握与习得，拓宽了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认识视野，而文化人类学各理论流派则是认识、剖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方法论。
一 结构主义模型理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共时结构与历时发展
结构主义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西方出现的文化人类学理论。结构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结构主义认为各民族的表面社会结构之后都隐藏着一种真正的社会结构。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要用建立模式的方法去分析、说明和揭示这种真正的结构，并进而揭示人类的思维结构。而结构模式的建立有助于直观了解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所以首先应建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结构模型，再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型形象化加以解构，通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型的建立与解构过程，尽可能变文字的理性抽象过程为形象思维过程。
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型建立之前，我们应当对结构主义的方法和来龙去脉有所认识。结构主义者在创立“结构”这个基本概念的时候，并不是以结构主义为核心创立一种能够揭示世界本质的理论体系。结构主义试图为各门科学提供一种普遍有效的方法，依据这种方法，人们可以把自己所遇到的现象整理成系统的整体；结构模型不仅要解决某一系统内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要找出各个系统、各个领域现象之间的关系，打破现象之间的绝对界限，使之成为一个统一整体。
根据以上结构主义的方法原理，首先我们将民族体育文化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实施概念化的形象整体模型建立。
多元一体是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内涵实体，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中国有着多样的原生民族体育文化传统，二是指民族体育文化传统与其他文化因子间的相互依存、矛盾对立的关系。因此，我们可将民族体育文化整体模型作横向分类分割。在图形中可以清晰的建立各类文化因子间的共时生态关系模型，从而显现各民族体育文化之间及其民族体育与各社会文化因子的共时依存关系。这一模型的建立不仅显现民族体育文化整体状态，而且显示整体系统中各系统、各领域间具有的共时生态关系。通过建立这一模型，为揭示少数民族体育的整体文化，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类别间的关系，以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其他社会系统间的文化共生关系提供了方法论。
历时的解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存在状态及其发展过程，就需要我们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整体模型的基础之上，建立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纵向分层结构图形。纵向分层结构模型的建立可以把各文化系统在不同时期的现存状态，及其发展的来龙去脉清晰呈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纵向分层结构图形的建立，不仅为人们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历时发展提供认识模型，同时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水平的层次认识，以及内在相关关系的分析建立形象模型。例如人们借助纵向分层结构图形不仅可以分层次认识不同年代、不同历史时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不同政治、经济背景影响下，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发展脉络。同时也可借助该模型，就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水平，展开民族体质特征与竞技成绩等相关问题的分层次研究。
文化整体动态关系结构模型，是构建某一整体文化事项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依存关系的形象思维模型。整体结构模型的横向分类切割与纵向分层切割的节点，揭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民族体育文化与其他社会文化因子的动态关系。实际是历时性认识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与共时性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互补，同时也是以体质角度研究民族体育竞技差异水平与其他相关问题横向关系的全面揭示，解读多样性对人们竞技能力差异层次形成的意义，用历时或层次的脉络研究揭示民族体育多样文化和竞技水平差异形成的内在关系。
总之，结构主义结构模型的建立，为人们多角度全面认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整体与内在结构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形象思维的认识空间。为认识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梳理了思路，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繁杂而纷乱的研究系统中，建立了形象的研究模式。
二 群体与隔栅原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的内外部环境分析
在如何认识少数民族体育组织结构这一问题上，我们试图通过对象征人类学学派玛丽，道格拉斯群体与隔栅理论的引入，将民族体育各种组织结构细化梳理，将民族体育现实存在形式与理论相结合，从而使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结构分析更具理论基础。
玛丽·道格拉斯群体与隔栅原理认为，社会各组织结构可分为“群体”（group）和隔栅（grid）两个维度去观察，将有助于其与仪式行为之间关系的认识。这里的“群体”指有明显界限的社会群体或团队，而“隔栅”则指社会中个人与他人交往的准则，包括角色、类别、范畴等。根据这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建构起四个群体社会结构，即强群体强隔栅社会、强群体弱隔栅社会、弱群体强隔栅社会、弱群体弱隔栅社会。这一理论原理为我们认识民族传统体育现阶段开展模式，及其各组织结构的内部环境分析与认识提供了理论依据。现阶段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开展模式，组织结构大体可以归纳为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体育协会、群众体育等组织形式。由于组织团体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发挥自身功用的差异，导致各组织结构内部环境各不相同，其中包括人员构成、规约模式、考量标准等因素。通过群体与隔栅理论在解读认识民族体育组织结构、内部环境的实际运用，认识过程有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使认识结果更为清晰、更具条理。而民族体育竞技赛会模式是当今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开展和播化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模式之一，民族体育赛会活动能否顺利举办，不仅是运动会本身自我建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民族体育文化的整体能否健康可持续发展。对民族体育赛会内部环境的科学分析，有助于我们理清思路、办好赛事，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事业。
玛丽·道格拉斯群体与隔栅原理认为，在强群体强格栅社会环境中，群体与外部世界的界限明确，分类特征清楚；个人角色的规范严格，道德规范系统而全面，对个人有强有力的社会控制。由于竞技体育赛事对最大化成果的追求，锦标思想为其竞技行为的原动力，势必导致这一群体专业化程度提高。其群体组织结构形式完全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说，现阶段高水平运动竞技成绩的获得，势必是由一些特殊的群体，采用特殊的方法（选择方法、组织方法和训练方法），最终获得特殊的成绩。而严谨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专业的角色确定，都与外界其他组织有着截然不同的明确界限，这一组织结构完全可以类比为玛丽，道格拉斯群体与隔栅原理中强群体强隔栅社会组织结构。民族体育赛事活动，同样为竞技体育赛事活动，其组织原则就应追寻着现代竞技体育赛事的组织要求。如果背离了现代竞技体育赛事原则，只有“运动会”之名，而无现代“运动会”之实，势必导致角色确认的模糊和赛事组织的混乱。经过近若干年的努力，民族体育赛事活动逐步与现代竞技体育赛事原则趋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赛会的竞技模式，在竞赛规则文本建设上逐步显现出专业化迹象。从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历时性发展过程，即可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专业化”进程脉络有所把握。在最初的几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一些竞赛项目规则多使用当时国家实行的既定规则，如第二届全国民运会的摔跤与射箭使用的是国家体委审定的中国式摔跤与射箭规则。第三届全国民运会的竞赛项目规则，除赛马、摔跤和射箭采用国家体委审定的规则外，因多个项目为新设项目，在国家体委、国家民委有关部门的组织下，首次以发源地开展的项目规则为基础重新制定，既保留了项目专业特点，又适应在全国开展。如抢花炮规则以广西为主，贵州、云南和北京参与完成；射弩规则以云南为主，贵州和广西参与完成；秋千规则以吉林为主，辽宁、黑龙江和北京参与完成。而在此后的全国民运会比赛前，包括新设项目规则的修改与完善，已逐步由一个地方为主，改变为邀请相关专家参与。特别是在1995年以后，为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赛活动规范化、专业化，国家体育总局与国家民委对竞赛项目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邀请与该民族体育项目运动形式相近的现代体育运动的专家参与，如橄榄球运动专家参与花炮规则的修改；篮球运动的专家参与珍珠球规则的修改；射击、射箭运动的专家参与射弩规则的修改等。通过以上具有针对性的工作，对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竞赛规则逐步完善。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竞赛规则裁判方法等技术环节，更多地参考借鉴了现代竞技体育项目成熟的规则成果，使民族传统体育竞技更具相对独立性和专业化水准。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赛会组织模式，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已逐步实现全国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组织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全国民运会经过多年的实践与纠偏，逐渐统一与会者的举办指导思想，避免思想认识上的差距，而造成行动步调的不一致。在举办形式上追求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办成热烈、吉祥、盛大和谐的运动会，体现少数民族热情奔放能歌善舞的特点，表达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意愿主旨。这是大会举办者及参赛者的美好愿景，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要求。在竞赛过程中，特别是在竞赛的组织程序上遵循现代大型运动会组织承办要求。毕竟竞技的赛会模式是近现代由西方传入中国的竞技体育形式，竞赛的“程序”、“规则”“条款”乃至“格局”是竞技赛会的核心部分，其主旨可归结为竞赛的“直接对抗”和规则易于“简洁评判”的“法制化”原则。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赛会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法制化”公平竞技体系和严肃公平竞赛内部环境，是提升赛会水准的基点。
高水准的大型运动会离不开高素质、专业化的组织管理人才，大会组织者应聘用具有承办大型运动会经历、富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根据大赛组委会设置的各个部门及工作流程，经常性的交流沟通检查落实情况，并且做到分层分级责任到人，建立分层次管理机制。
裁判员队伍建设应由下而上逐级培训推荐，并与体育总局联合建立裁判员通级考核制度，建立国家级裁判员人才管理库。再由国家级裁判员以点带面，推动基层裁判员队伍的培养与建设。逐步实现承担全国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裁判人员的技能专业化，形成裁判人员使用的等级制度化，并能满足使用德才兼备裁判人员的要求，真正实现裁判人员使用和裁判员队伍管理的规范化和专业化。在国家及地方财政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提高参赛人员衣食住行条件，以确保比赛的高水平顺利进行。同时建设一批符合规则要求的场地设施，并经常性检查落实。比赛器材应尽可能耐用、便于携带安置，并使用大会统一标准型号的比赛器械，建立公平竞赛的基本条件。
单个竞赛项目的设置，应凸显民族特色，强化民族个性，突出民族特征。同时加强新设项目的审定分析工作，由项目专家组提交项目整体思路、计划、项目分析报告及项目发展规划，并逐一落实。而在较成熟竞赛项目建设中，应大力提倡技战术多样化发展，丰富技战术打法。技战术水平的提高势必要求与之相匹配的裁判规则，而规则修改将促进新的技战术的涌现。因此，竞赛规则的不断完善改革与技战术的提高发展是互补共进的关系，应不间断地加强提高技战术及竞赛规则修改完善的研讨工作。由于项目专业水平的提升，进入门槛值随即提高，具体表现在一些项目裁判的组织工作专业化程度要求高，个别项目的参与选手为专业运动员，日常管理采用体工队专业的管理模式。近年来逐步与现代竞技体育模式靠拢和接近。
制定建立各种规章制度、管理条款，如《裁判员守则》、《运动员守则》。建立比赛监督管理机制，每一赛场都有大会组委会委派的资深比赛技术监督。有条件时尽可能配备必要的现代摄录像技术设备，适时回放，根据项目特点建立复议机制，尽可能降低错判漏判的发生率。要有专业化裁判员队伍、现代化专业器材和严肃和公平了竞赛过程。
建立并严格实施奖惩条例及办法，如建立《教练员运动员违纪处罚管理条例》、《裁判员违纪处罚管理条例》，《教练员运动员文明比赛保证书》、《裁判员公正执法保证书》、《精神文明运动队评比奖励办法》、《精神文明运动员评比奖励办法》等。组委会在组织工作的前期就应加大宣传力度，由对违纪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处罚的他律教育行为，转化为参赛人员树立良好赛风赛纪的自觉行动。大会组委会在赛后组织各部门，如竞赛处、裁判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后勤安全等部门及时总结，由各部门分别从赛前、赛中和赛后逐一入手，总结并提供相应支撑材料，组委会整理分析入档，并提出整改方案，逐步实现全国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建设的良性可持续发展。专业化规章制度的建立，分部门分系统的责任落实与总结，规约了赛会各个参与者的角色认定。而这样的竞赛组织体系，使民族传统体育竞赛形式具有鲜明而独特的外部特征，竞技组织的内部环境也逐步严格而规范。
民族传统体育竞技赛会活动的开展，就民族体育发生、发展的久远历史而言，不过是近现代的新生事物而已，但其发展脉络同样经历了曲折历程。由于对现代竞技赛事的误读，前些年在指导思想上不够统一，在具体操作中角色确认混乱、专业化水平不高，导致赛事混乱与扭曲。前些年不乏有人这样认为“民运会只要大家热热闹闹，不出乱子，开开心心就好”。单纯注重形式上的“热烈繁荣”，忽视了竞技体育的严肃公正执法与监督，造成不公平或没有共同遵循的游戏竞赛规则，导致赛会组织秩序混乱，甚至导致参与者的分崩离析。虽然早期民运会赛事活动追求同样是一种强群体强隔栅竞技体育模式，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强隔栅"的实际内涵与之跟进，也就是说缺乏规范而严格的内部环境和角色认定。导致缺乏必要的执法监督，未能将竞技体育所要求的“强群体强隔栅”协调统一，致使部分地区民运会唯“奖牌”是图的扭曲发展。2006年云南省民运会“男扮女装”、“赛场互殴”就不乏为力证。因此，全国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的举办指导思想，应抓住两条主线：①形式上要热烈、祥和、团结；②具体组织竞赛过程中要提高专业化水平、严肃公正公平执法、明晰竞赛规则、加强监督机制。只有做到了上述两方面的统一，才能全面提升举办全国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的水准，才能被更多的受众群体所接受，民运会才会有更强的生命力。
三 文明范式论：民族体育西方竞技化的文化易位
中华武术是中国许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宝贵财富，内容丰富多彩。不同民族的武术，风格不同，各具特色。武术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内涵因子之一，孕育着丰富完整的多民族文化特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体系的集中体现。随着武术申奧工作的逐步深入，笔者就武术入奥后的文化缺失问题，在此进行分析与阐述，并就武术发展、传播过程中的多门派、多拳种、多技法等历史事项表达自己的观点，力求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整体文化自我伸张的最佳途径。
中华武术作为中国民族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体育形式，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似乎是许多国人多年来的愿望。中国武术渴望通过进入奥运而全面走向世界，渴望通过进入奥运而实现全球传播化，渴望通过奥运而表达武术文化的自我伸张。因为，奥林匹克体育文化是当今体育的主流文化，奥运会的竞技场是世界体育竞技文化的中心舞台。但奥运会的竞技形式，是否适合武术整体本身？奥运是否是武术本质的最佳传播途径？这样的传播会带给世界怎样的武术文化概念？今后的“武术”是否还是本质意义上的“武术”？奥运将会把武术整体文化带向何方？趋之若鹜地做这项工作之前，我们是否还需要冷静的思索？
（一）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整体观的本体质性解读
对于“武术”整体观的质性解读，就是将武术作为一个文化整体事项完整的来认识，充分体现武术多方位交融的整体观念。就其历时传承特性而言，仅字符表面的现实意义解读，远远不能涵盖其广义本质。历史地把握武术文化的内涵的传承脉络，才是真实解读传统与现实意义武术本质的方法论。“武”自古是关于技击的、军事的或勇猛的。而“术”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方法的、技法的，还是各种能力和知识成果的概括。而方法的、能力的和成果的无不饱含用心的倾注和心路的痕迹，“术”是用“心”来把握，“术”的水平高低取决于“心”的灵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各样的“术”隐含着“心术”的含义，表达了“心”与“术”之间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因此，“心”实际上是“武术”的认知主体，而“术”则是武术中“心”的功能外化。
陆草先生曾在《中国武术》一书中提出：民族传统武术的四个基本思想特征，即刚柔相济、大巧若拙、以意击人、善战不怒。“武术”既有“武”的实际攻守的实战功能，又有一套“心”的体验领悟认知系统，前者是“形”，后者是“神”，形神兼备才被称之为完整的武术，即在有形的动作深层蕴含隐性的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术传承的教化功能远远超越了武术竞技的体育范畴，而对武术精髓思想的认识与解读，必须把握武术文化的整体观。
（二）以文明范式认识武术整体西方竞技化模式后的文化缺失及质变
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范式假说的现实主义解读
塞缪尔·亨廷顿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学者，也是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文明范式的理论，也就是从文明的角度看世界文化的一种方法。假说的内涵大体归结为世界中的整合力量是真实的，而且正在产生对文化伸张和文明意识的抵消力量。而当今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分为二的，主要区分存在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东西方文明间的整合、冲突与交流，是一个远远没有终结的漫长过程。因此，主导整合力量的存在唤起了人们对西方与非西方文化因素的注意与剖析，警醒人们文化交融时冲突危险性的存在。具体到体育事项的现实与未来，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竞技体育主流文化对非西方民族体育文化的整合力量是长期存在的，而处于边缘化的民族传统体育存在着被西方竞技模式化“化”掉的可能性。因此有学者认为：东方体育长期处于濒危性劣势，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武术盲目被改造成单纯的西式运动项目，其文化内涵有可能将丧失殆尽。然而，任何文明范式的假说都不是自我实现或非自我实现的，假说的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在文明的抉择问题上，人们是可以根据自我的意志，能动地作出选择，这是人类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性区别。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依据怎样的理论，依据怎样的观念来进行价值判断，能动的作出自我意志的选择。依照塞缪尔·亨廷顿的假说理论，“警醒”或许是为了防止这种假说理论的现实再现。
2.武术整体西方竞技模式化后的文化缺失与质变
武术的本质是交战时发挥人的生理和智力的最大潜能，保卫自己而击败对方。要调动全身心的力量与心智，必须用“心”来调节，心路恰恰是暗含的、隐性的，甚至是无边的。而现代奥运的竞赛“程序”、“规则”乃至“格局”是奥运会的核心内容部分，其主旨可归结为竞赛的“直接对抗”和规则的易于“简洁评判”原则。武术集肢体的显性活动与深层的隐性活动于一体，武术中显性的“术”是可以用文字、语言、肢体语言表述的“术”，隐性的“术”是人们实践活动中直接起作用的固有的程序化知识。融入武术技能中的“心术”，是需要靠悟性把握的。文字记载和肢体语言表达的武术，是了解和掌握隐性的“术”的入门和向导，不可否认它们是帮助人们领会和掌握隐性武术的工具。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掌握武术，有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最初的习得阶段，能够按照书本上记载的要点和武术传授者的指点，简单模仿、反复训练，逐渐熟悉操练方法和动作要领；至操练比较自如、动作方法已经熟练时，遂可以逐渐减少对书本知识和传授者的依赖，形成动作的自动化。此时习武者自己可以体会到应如何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和动作，逐步接近心术的纯熟，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或者说是武术的“由技至道”的过程。这样，武术的裁判问题就发生了与西方竞技体育规则的矛盾。成文的标准化的竞技规则难以涵盖“术”乃至“道”的全部意境，发生了奥运竞技最忌讳的仲裁难题，此为奧运竞赛形式所不容，除非改变奥运现行竞赛体制，让裁判员在奥运竞赛场上感悟武术的隐性活动。但单凭此时武术项目在奥运的实力和身份，恐怕难以实现改变奥运竞赛方法与规则的愿景。而进入奥运的最有效途径是武术对奥运规则的无条件适应。设想为了适于“简洁裁判”，其中一条途径为：将武术的技击实用性和哲理化忽略，只规定其动作格式化标准与难度，在方便竞赛即时打分评判的同时，势必导致武术成为一种失去了“武神”的体操。重形而不重神，向“舞化”的方向发展，与强化“武”的手段与击技方法事与愿违，同时导致了隐性技术“心术”与意境哲理化的缺失。这也从根本上反映了两种思想的认识隔膜，几乎是两种不同质性的认识事物的体系，繁衍出的两种具体的文化事项，生拉硬扯的结果最终将导致武术质性的变化，当武术失去了东方文明哲学的依托，也就失去了武术文化传承和存在的根基。
（三）武术发展范式的再思考
1.武术申奥应剥离出竞技体育与传统武术中的普适性成分
当西方文明试图伸张它的价值并保护它的利益时，非西方社会面临着选择，或试图竭力仿效和加入西方文明，或“搭车”，或抵制或均势平衡。双方都有向对立面反方向运动的趋势，而某一极又为另一极所牵制，因而在对立的两极中，必须形成一种张力平衡。具体到体育事项，其效应就转化为武术发展的内部动力。正是在这两极运动中，武术文化自身才不断调节推陈出新，向着更为完美的高级形态演变。而武术的申奥竞技形式必然为奥运现有竞技范式所牵制，明智之举应是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形成合理积极的张力平衡。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与武术内涵中剥离出普适性部分，将武术中符合“简洁裁判”部分，加以提取并冠以名副其实的称谓，如搏击、手搏、散手等，既保留武术中“武”的起码要求，又使之成为一种能够说得清道得明的具体项目。其现实意义在于，使武术的竞技规则部分，在借鉴迁移了奥运公平竞争原则之后，某一部分适于奥运竞赛要求，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法制化竞赛项目。跆拳道、柔道与武术之间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一种直接明了容易裁判的具体项目，而后者是一种三言两语难以说得清道得明的文化。这也是跆拳道、柔道之所以被奥运接纳，而武术至今申奥未果的原因之一。武术要进入奥运就势必要变通，建立有利于立法的竞赛模式，摆脱以“舞”为主要尺度的立法体系的尴尬。争取公开即时的对抗裁判，避免所谓“专家”的“讨论”“权衡”。赛前、赛后的暗箱讨论，无意中滋长了多重标准。而一件事物的双重或多重标准，“成全”了别有用心者的心仪，导致了不公平的产生。而不公平和没有共同遵循的游戏规则，最终将导致共同参与者的分崩离析。因此，提取武术中适于竞技的直接对抗成分或分支项目，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或公平竞技体系，是武术项目中求得奥运竞技化发展的契合点。
2.以文化的生物多样性共生理论认识武术的门派多元繁荣发展模式
将武术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文化事项，从共时性横向分类的角度分析，武术文化同样表现了强烈的文化的生物多样共生性，具有文化的生态系统特征。文化生态系统犹如生物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内的各因子是各生物链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文化因子不仅构成整体文化系统，并且使整体系统充满活力。若其中某一文化因子缺失，必然将导致该文化体系活力的损失。历时性纵观武术发展的各个时期状况，明、清、“中华民国”初期应当是武术的全盛时期。不同风格流派的拳术、器械套路都有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武术门派之多，是过去所没有的。宋以前，中国的武术基本上是以刀、枪、剑、棍、拳分类，进而十八般武艺在明代已有了具体的名称内容。《五杂俎》记载：“一弓、二弩、三枪、四刀、五剑、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锏、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靶头、十七棉绳套索、十八白打。”朱国桢在《涌幢小品》里，又称为“武艺十八般”。自明代起，武术不仅以刀、枪、棍等分类，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诸多风格迥异的流派。中国武术开始形成了流派或门派，即拳法和每一种器械中，有了不同风格、特征与内容的若干派别，或者说每一流派武术中，都有着自己的鲜明独特的拳械方法和内容。不同风格与门派的林立，也极大地促进了武术理论的形成。唐顺之的《武编》、俞大猷的《正气堂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何良臣的《阵纪》、郑若曾的《江南经略》等武术名著，正是在这种门派繁荣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因此，此时的武术实践与理论的研究都达到相当水平，标志着中国武术体系的形成。“中华民国”初期由于国术馆体系的建立，带动了民间拳社的迅速发展。在乡村中，多数拳社组织则完全保留了传统的组织形式和名称。在城市中，当时上海的武术活动尤为蓬勃，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较大的民间拳社就达30多个。其中著名的有“中华武术会”、“致柔拳社”、“武当太极社”、“益友社”、“汇川太极拳社”等。除此之外，北京体育研究社、天津中华武士会及各地精武体育分社在抗战开始前传播武术活动都十分活跃。由此可见，以上历史时期武术之所以空前繁荣，众多技法和门派的丛生林立是其中最大诱因。有学者认为：中国武术的帮派林立和门户之见，导致了中国武术的一蹶不振，急剧衰落。而历史事实证明正是由于上述不同派别的“争鸣”和“辩论”，才极大地刺激了武术的发展，出现了当时武术的繁荣景象与活力。
3.武术历史繁荣期播化模式的借鉴
在明代，军队武术家与民间武术家之间，民间各门派之间，中国武术与日本文化之间都有着广泛的交流切磋，尤其是交流引起了中国武术家对日本刀法的关注，并且中国武术在这一时期深刻影响了日本柔道和空手道的创立。此时的交流，对抗性的比武形式有其独到之处：“正规的比武，叫作打擂台。台称‘献台’，裁判称‘布署’。比赛时‘不许暗算’，先败下台者为输。比武不同于作战，为安全起见，器械比武时还把武器锋芒裹起来，或去掉枪头，各用毡片包裹，蘸上石灰，互相用枪干厮搠，白点多者当输。”可见此时的武术对抗已形成自身独特的竞技模式。武术理论在清代有了重要的发展，多方面地交融“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以完善武术的整体观念。清代武术门派林立，名目繁多。出现了以传统哲学名词命名、并以哲学阐发拳理的拳术和拳派。清晚期，以太极学说立论的太极拳，以八卦学说立论的八卦掌，以五行学说立论的形意拳等哲理化拳派相继问世。同时，这一时期武术的交流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不再拘泥于技法的切磋与对抗，更注重武术立论的解读与布道传授，通过密切的交流，以及在交流过程中武术哲理的播化，和武术特有的对抗形式，最终实现了武术的繁荣传播。而极端发展西方竞技化“大一统”的模式，最终将导致武术哲理化整体观的萎缩。因此，武术的门派和哲理化的传授模式，应是保留和播化武术文化整体观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