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乌的故事》
寻乌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城市，位于江西省东南端，居赣、闽、粤三省接壤处。1930年，毛泽东在寻乌写下了《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等经典著作。
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毛泽东主持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参加调查会的人里有一部分寻乌县的区乡干部，另外还有一个前清秀才，一个破产的商会会长，一个曾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小官吏，共11人。
这十多天换来了丰硕的调研成果，毛泽东写成了一篇共5章39节长达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报告。从这个报告涉及的内容看，毛泽东对寻乌的调查相当全面，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商业往来、商品种类、货物流向、税收制度、人口成份、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方式、土地斗争等等。寻乌调查给毛泽东以很深的感触，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写完后，党内曾少量印发。1930年8月21日，中共闽西特委把这篇文章翻印成小册子。于是，这本小册子便在红四军和中央苏区的广大地区传播开来。
一贯注重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十分珍视自己的这些调查研究成果，在国民党军几次大规模的“围剿”中，仍坚持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和《调查工作》等材料捆好，一直带在身边。遗憾的是，《调查工作》一文在转战中还是不幸遗失了。直到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茶山公社官山大队农民赖茂基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调查工作》贡献了出来，才使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失而复得。1960年底，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从革命博物馆借来这本小册子。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那里发现了这本小册子，立即要来并送交给毛泽东。当这本纸张已经发黄的《调查工作》小册子送到毛泽东面前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为了感谢赖茂基，毛泽东曾立即派人联系，要邀请赖茂基到北京见见面。可遗憾的是，赖茂基老人已于1960年去世了。
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要求将《调查工作》印发参加广州会议的同志，并把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还亲自加了按语：“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对文章作了少量文字修改。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作用和意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要求公开发表。1964年，经毛泽东同意，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中首次公开发表。收入选读本时，田家英又作了一些文字修订，最后毛泽东审定文稿时，给它改了一个名字叫《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共编入158篇文章，都是毛泽东亲自审定的。1962年，《毛泽东选集》的修订工作开始后，毛泽东指出，第二版不再增加文章。这次修订，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保持原有的篇目，只增加了《反对本本主义》一篇，由此可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
毛泽东对寻乌的调查及由此写作的《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展革命工作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却被一位外国人关注，由此使“寻乌调查”这个观察中国革命的独特视角有了些许巧合的意味，并成为六十年后世界了解毛泽东的一扇窗口。
毛泽东在1930年5月作寻乌调查时的住址，原是美国耶稣教传教士兼医生雪莱·鲍斯费尔德的住宅和医院所在地。鲍斯费尔德，英国人，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后加入美国国籍，在哈佛医药学校主攻医学；青年时代转入上海医药学校，并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1896年，鲍斯费尔德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并在中国与美国姑娘莱莉结了婚。1912年，受美国北美基督教浸信会布道协会派遣，他们来到寻乌。1912-1917年鲍斯费尔德在寻乌县马蹄岗相继兴建了住宅、教堂和一所医院，在此传教行医近二十年。回到美国后，他写下了《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其夫人莱莉写了《寻乌的故事》。这两本书记述了他们在寻乌的岁月、寻乌的风土民情和鲜为人知的趣闻轶事。书中也描述了朱、毛红军来寻乌的一些片断，以及鲍斯费尔德与他们之间的友谊。1986年9月22日，他的孙子小雪莱和孙媳循其祖父的早年足迹，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寻乌，完成了其祖父晚年希望回到中国的遗愿。小雪莱的一位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任教的同学汤若杰从鲍斯费尔德的故事中看到了历史的缝隙，他决定要把寻乌和毛泽东作的《寻乌调查》介绍给美国人，于是进行了艰辛的翻译工作。由于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使用了一些寻乌的地方客家方言，这给他的翻译增加了不少困难。为了能让美国民众对这些词汇有较直观的理解，他在文中导入了6500多条注解和索引。经过三年的努力，他终于完成了翻译工作。1990年秋天，汤若杰横越太平洋，从香港经汕头直抵寻乌。他不但解决了翻译《寻乌调查》时遇到的一些语言障碍，而且在开放的寻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回到美国，《寻乌调查》（Report From Xunwu）这本凝结了汤若杰多年心血的译著终于出版了。该书出版后，很快成为各大学和理论研究机构竞相争购的图书。
汤若杰在《寻乌调查》译著的“导言”中，洋洋万言介绍了毛泽东寻乌调查的背景，评述了调查活动及调查产生的“实事求是”的观点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汤若杰在“导言”中高度赞赏道：毛泽东在1930年5月所写的《寻乌调查》，不仅告诉了我们寻乌县的状况，而且向我们展示了毛泽东如何在实践中探索出他视为关系革命成败的调查方法。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动员人民大众，就在于它对地方权力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深刻洞察，以及对阶级分析理论的创造性运用。
此外，须格外提一下，毛泽东调查的这个寻乌县，在1932年春至1933年4月，寻乌地区的行政负责人正是后来成为毛泽东之后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他当时正在担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兼任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驻扎在离寻乌城45公里的筠门岭，领导中央苏区东南边区军民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邓小平和其他几位领导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从边远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坚持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主张，在作战方针、扩大武装、经济政策、土地分配政策等方面业绩卓著。1993年，汤若杰的《寻乌调查》译著再版发行。该书被许多美国学校作为了解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和鼓励学生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教材。
“高明的学校”
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抗大三大队毕业典礼上，对学员们说：社会也是学校，一切要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也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无字天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
这个思想，在青年时代毛泽东的头脑里就已经萌生。1914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整理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有这样一段话：“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己。”1917年夏，他邀同学萧瑜，利用暑假，以“游学”方式，游历了湖南长沙、宁乡、益阳、沅江、安乡五县农村，广泛接触社会生活。1918年夏，又和蔡和森到湖南益阳、沅江、岳阳、汉寿等县农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实地考察。1919年，他评论戊戌维新时期的湖南思想界，在肯定其进步意义的同时，又指出那时的思想界“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1920年后，当他刚刚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所读的马列主义著作，比起他的同代人如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是较少的。但是由于他注重实践，注重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了解，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能够很好地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毛泽东一生中做了大量社会调查，这对于他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大革命时期，他通过调查研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作出了科学分析。在井冈山时期，通过农村调查，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三十年代初，通过寻找调查，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城镇商业和地主、富农的情况，提出一些解决富农问题的政策。通过兴国调查，得出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占有情况的基本概念，解决了贫农、雇农的问题。通过一系列农村调查，逐步形成了一套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正确政策。他还做了其他方面的一些调查，包括革命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调查研究做得少了，但是为了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曾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做了一次系统的经济问题调查，写出《论十大关系》。六十年代初，为了纠正工作中的错误，解决经济困难问题，他亲自组织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做农村调查。在这个基础上，于1961年3月召开广州会议，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为继续扭转困难局面、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在这次广州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一段他在战争年代做调查的故事。他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反对第二次“围剿”兵少的时候，很不好办。那个时候，我跟彭德怀两个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山上一看，看到了左平，看到了很多地方。我说，彭德怀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一军团打正面，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
毛泽东在总结他做调查研究的经验的时候说：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做周密的调查，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又说，他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到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毛泽东在“向社会做调查”这个大学校里学到了许多无法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
实践的精神
毛泽东常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产生了打游击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正如他后来所说的：“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军事家，并不是因为他读了多少兵法书，最主要的是他有丰富的领导革命战争的实际经验。他是从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人民战争的规律的，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毛泽东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怎样写出来的呢？如果他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中的胜利和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长征，能写出来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为了系统地总结战争经验，军事理论书籍是不可不读的。他曾说，因为要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倒是逼他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从一些材料来看，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一些军事理论书籍，包括《孙子兵法》等，主要是这个时候。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不仅是他个人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全党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他曾说过：1921年建党后，经过了十四年，牺牲了多少党员、干部，吃了很多苦头，才懂得了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学会走群众路线。不经过那些斗争，我的那些文章也是写不出来的。
毛泽东在他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引证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反复说明一个道理：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一定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实际的知识，这是最丰富最生动的知识。
他常讲《史记》中记载的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说明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实际经验是不行的。战国初期，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自幼读了不少兵书，谈起兵法，头头是道，连他父亲都难不倒他。但是赵奢认为赵括只可参谋军机，而不能为将。知子莫如父，后来赵王以赵括为将，赵括照搬兵书，结果四十万赵军被十万秦军围在长平，全军覆没，赵括自己也被射死。毛泽东还说，刘邦为什么能打败项羽？因为刘邦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再如屈原，如果继续当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因为丢了官，才有可能接近下层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知识往往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才得来的。毛泽东还进而说明，仅仅从读书不读书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他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当然，毛泽东也强调了要努力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也讲过吕蒙读书的故事，要求我们的军事干部都要读书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
毛泽东认为，社会和自然界是一个大学校，那里面的东西——无字的书，多得很，学之不尽，取之不竭。他说，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他的三民主义，不是从学校的书本里学的，而是在学校外面的大学校里学的。马克思的学问也不是在学校的书本里学到的，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处观察、参与社会生活而学的：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和英国劳工运动，还了解了中国革命，后来写了许多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毛泽东在1958年1月28日的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说：“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水经注》作者（郦道元）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称赞徐霞客和郦道元？除了他们的文章写得好，主要是因为他们经过亲身游历和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并且有新的发现，敢于否定书本上已有的定论，提出自己的科学论断。特别是徐霞客，二十二岁出游，三十年间，足迹遍及十六个省区，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越过千山万水，克服千难万险，对祖国的山川源流、地形地貌、岩石洞壑、动物植物，直到民情风俗等等，做了大量调查和观察，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地理资料和知识。他关于“金沙江是长江的源头”的发现，否定了《禹贡》的“岷山导江”的定论，推倒了陈陈相因的旧说。徐霞客这种追求真理的实践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就在1961年3月召开的那次广州会议上，在讲到做调查的时候，毛泽东说，他很想骑马跑跑两条大江（指长江、黄河）。1964年，年逾古稀的毛泽东，真的准备要去实现他的这一愿望，骑马沿黄河而上，直到黄河源头，对黄河两岸做一次系统的社会调查和自然考察。他还准备组建一个智囊团随行，吸收一些科学家参加，有搞天文的、搞地理的、搞地质的、搞历史的等。这件事后来虽然没有实现，但却说明了毛泽东追求实际知识、在广阔天地里读无字之书的强烈愿望，至老不衰。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送毛岸英上劳动大学的动人故事。毛岸英长期住在苏联，对中国的社会情况不大熟悉。他回国不久，毛泽东让他跟一个劳动模范一起劳动，学习农业生产知识。后来，又派他去参加土改，学习阶级斗争知识，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又让他参加抗美援朝，接受战争考验。毛泽东一方面鼓励毛岸英用功读书，一方面鼓励他广泛接触社会，接触实际，接近群众，经受锻炼，学习实际知识的本领，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对毛岸英的这种要求，实际上也是对广大青年的期望和要求。
早在四十年代，毛泽东在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又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践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毛泽东提出的“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也就是学习不能光在书本上下功夫，一定要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