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贾谊主要生活在“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汉文帝时期，然而贾谊本人却是一个才华出众、奋发有为的人。也许正因为他的性情与时不合，才决定了他一生的坎坷遭遇。
贾谊青年时期就以出众的才华在家乡洛阳崭露头角。年少时，他曾跟着秦博士张苍学习《春秋左氏传》。18岁时，因博览群书、善写文章而扬名于郡中。当时河南郡守吴公听说他才学优异，就把他召到郡府中，并且非常器重。汉文帝即位不久，河南郡守吴公入朝担任廷尉，向文帝推荐贾谊，说贾谊通晓诸子百家之书，于是汉文帝便召贾谊入朝为博士。
汉初的博士，掌管文献典籍，是朝廷的咨询官。贾谊担任博士时只有20多岁，是诸多博士中最年轻的一个。但当时汉文帝每次交下来的咨询的事项，年老的博士们说不出什么来时，只有贾谊能—一对答。于是诸博士皆认为贾谊才能超绝，汉文帝也非常喜欢他，连续越级提拔，一年之内就将贾谊提升到了太中大夫的重要位置上。
贾谊担任太中大夫后，成为汉文帝身边掌管议论的一名高级顾问官。这时，他春风得意，尽心国事，针对汉初形势和流风时弊，写下了许多著名的奏疏和政论文。其中《过秦论》最为有名。《过秦论》又分上、中、下3篇，其上篇实际上概括了3篇的思想，其主题是总结秦朝兴亡的原因，指出不行仁政，失去民心，导致了秦朝由强盛而迅速灭亡，表达了贾谊提倡仁政、反对暴政的进步思想。《过秦论》3篇，特别是上篇，很富于艺术表现力，是汉初政论文中的杰作。它名为《过秦论》，却不是直接评论秦王朝的过失，而是寓论于史，开创了我国散文体裁中史论的先河。这篇文章气势豪放，感情充沛，铺陈夸张，文采飞扬，具有战国纵横家文章铺张扬厉的风格。贾谊的《论积贮疏》也很有名。《论积贮疏》论述了发展农业生产和积贮粮食的重要性，建议执政者重农抑商，扭转当时“背本趋末”的社会不良风气。全文层次分明，语言朴实，说理透辟，逻辑严密，也是汉初政论文中的名篇。
汉文帝二年（前178），正当贾谊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的时候，一次沉重的打击却落到了他的头上。原因是这样的：贾谊担任太中大夫后，认为汉朝开国已经20多年了，天下和平，应该修订历法，改变车马服饰的颜色，订立法令制度，确定官职名称，振兴礼乐。于是他起草了上述各项礼仪法度的草案，“色尚黄，数用五”，官职名称全部改变秦代的旧制。虽然汉文帝谨慎从事，没有完全实行贾谊的改革方案，但各项法令的修改审定，让列侯都住到自己的封国去，这些主张都是由贾谊提出的。于是汉文帝和大臣商议，想进一步提拔贾谊担任公卿的职位。但贾谊的得宠却触发了朝中群臣对他的不满和忌恨，特别是绛侯周勃、颖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人，他们公开诋毁贾谊，批评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这样一来，汉文帝也渐渐疏远了贾谊，不久又将贾谊贬谪到边远的南方去做长沙王太傅。
然而仕途上的贬谪却进一步促进了贾谊在文学上的成就。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市）。沅湘一带，原是大诗人屈原晚年被流放过的地方，那里辞赋之风盛行。贾谊辞别朝廷到长沙去，郁郁不得志，想到屈原忧国忧民，却遭谗被逐，这与自己的遭遇是何等的相似。于是在渡越湘水的时候，他无限感慨，模拟楚辞，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这篇赋借凭吊屈原，抨击楚国统治集团贤愚不分、是非颠倒的腐败政治，抒发了自己遭贬后的悒郁悲愤心情。在体制上，这篇赋带有明显的模仿楚辞的痕迹，它继承了楚辞的比兴手法，用鸾凤、骐骥、神龙、鳣鲸等比喻屈原和屈原那样的贤者，用鸱枭、蹇驴、蝼蚁等比喻奸佞小人，这与《离骚》“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东汉］王逸《离骚经序》。的写法是完全一致的。再者，这篇赋篇幅短小，语句清丽，通篇带有语气词“兮”字，句式整齐而不板滞，也很接近屈原的某些短章。但这篇赋毕竟与屈原的楚辞又有所不同，它已经大大散文化了，具有从楚辞向汉赋过渡的性质。它是一篇典型的骚体赋作品。
贾谊在担任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天一只猫头鹰飞进他的屋内，停在他的座位旁边。楚地人把猫头鹰叫做“鵩鸟”，认为它是一种不祥之物。贾谊因受贬谪居住在长沙，郁闷不乐，这里又低洼潮湿，贾谊自认为不服水土，寿命不能长久，因而感到悲痛伤感，就又写了一篇《鵩鸟赋》来宽慰自己。《鵩鸟赋》假借自己与鵩鸟的问答，依据老庄“万物变化”、“祸福相倚”的观点，说明了吉凶难测和“化为异物，又何足患”的道理，借以自我排遣，表示自己要看透荣辱祸福，“纵躯委命”，“知命不忧”。这篇赋的调子是比较低沉的，在旷达之中未免有些消极悲观。作品运用排比铺陈的手法，罗列历史典故，铺排自然事物，进行说理和抒情，也是一篇很著名的骚体赋。与《吊屈原赋》略有不同的是，这篇赋偏重于说理，在说理中跳动着作者哀愤的脉搏。
文帝七年（前173），贾谊又被召到京城长安去朝见皇帝，他的政治生涯重又出现一线希望之光。当时汉文帝在未央宫的正室（宣室）里召见贾谊，两人一直谈到深夜，汉文帝听得入神，还在坐席上移动身体靠近贾谊。但遗憾的是，汉文帝当时刚刚举行过祭祀天地的仪式，头脑中还盘旋着祭祀的事情，因而向贾谊发问的只是有关鬼神的问题，没有涉及到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这使贾谊未免有些失望。唐代诗人李商隐在《贾生》一诗中曾不无讽刺地描写此事：“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然而，文帝还是又一次被贾谊的“才调”打动了，结果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揖，是汉文帝的少子，雅好《诗》、《书》，深受文帝宠爱。贾谊从偏远卑湿的长沙，来到地处中原的梁国，虽然没有回到京城长安，但毕竟向皇帝大大靠近了一步。这使他遭受创伤的内心多少得到一些安慰。
贾谊在担任梁怀王太傅的几年中，曾多次向皇帝上疏，陈述自己对政事的意见，最后写成了《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一篇长文。《陈政事疏》是贾谊政论散文中的又一名篇，它是贾谊多年来对现实社会观察、认识的总结，较全面地表述了他的政治主张。其主要内容是主张削减诸侯封地，加强中央集权，积极抗击匈奴，消解边患，以及健全封建等级制度，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等等。从后来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陈政事疏》里的许多主张都是正确的，表现了贾谊确实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但令人遗憾的是，贾谊的这些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执政者足够的重视。他的许多建议，到了汉景帝、汉武帝时才陆续被采纳实施。
然而，更加令人遗憾的是，汉文帝十一年（前169），贾谊在政治上又遇到了一次意外的更大的打击。这年六月，梁怀王刘揖在前往朝见皇上的途中，不慎坠马而死。贾谊自感作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有负于皇上的重托，因而终日哭泣，一年后竟忧伤而死，年仅33岁。
贾谊的生命是短暂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也遇到了过多的挫折。但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却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他是汉代著名的辞赋家，《汉书·艺文志》著录他有赋7篇，今天仍有4篇传世。他又是汉代最著名的政论文作家，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称赞他的政论文是“西汉鸿文”。他所著述的58篇文章，曾被刘向编为《新书》传世。明人张溥还把他的赋和文章辑录在一起，编为《贾长沙集》，收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编辑出版了更为完备的《贾谊集》。贾谊若地下有知，应该感到很欣慰。
贾谊作为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也非常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和培养。贾谊的子孙也都聪颖好学，文才卓著。他有两个孙子曾经担任过郡太守，其中贾嘉最好学，曾与大史学家司马迁有书信往来，可见其文才非凡。在汉昭帝时，贾嘉列为九卿，贾氏家族再一次显耀起来。
贾谊有一个曾孙叫贾捐之，字君房，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文学家。汉元帝初年，贾捐之曾上疏皇帝，议论朝政得失，皇帝曾让他待诏金马门。初元元年（前48），珠崖郡（今海南岛琼山以南至崖县及其以东之地）反叛朝廷，汉元帝准备发兵征村，贾捐之上《弃珠崖议》，力陈关东民众久困，国库空虚，不宜出兵远征，主张放弃珠崖。元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贾捐之与当权的宦官石显不和，受诬陷下狱被杀。
贾捐之承曾祖遗风，在文学上以政论著名当时。他的政论文现存《弃珠崖议》、《荐石显奏》、《荐杨兴奏》3篇，均载《汉书》本传。其中以《弃珠崖议》较好，文辞畅达，深切著明，很受班固、刘勰的称赏。
西汉洛阳贾氏家族，诗书传家，名人辈出，影响后世深远，自当名标青史，受万世敬仰。
主要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班固：《汉书》卷四八《贾谊传》、卷六四下《贾捐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贾长沙集》，清光绪三年滇南唐氏重刊本。
（原载《中国文化世家·中州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