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出生在大山里，一个叫磺厂坪的地方
我出生在恩施地区硫磺厂，不是一般的工厂，实为矿冶。这个厂位于川鄂交界的湖北省恩施地区建设县的磺厂坪。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兴起，这个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国营企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只是在这片土地上留下历史的印记。从谷歌地图上已经找不到恩施地区硫磺厂这个名字，或者以后多次更改过的厂名，但这个厂所在的磺厂坪、赵家垭、狮子岩、罗岩、响石窑等，儿时熟悉的地名仍可以查到。
磺厂坪位置偏僻，如果说恩施地区是湖北的最西部，那么这个偏僻的磺厂坪更是鄂西的最西部了。磺厂坪地处高山，应该属于巫山山脉，与四川交界。山上有一块石头为标志，东侧是湖北，西侧是四川。我们小时站在这石头边，自豪地说我们可以一脚跨两省。
厂总部座靠在磺厂坪半山腰上，这个位置海拔1800米位置。如果说，厂总部位置是海拔1800米，那么磺厂坪的最高山峰——钻机包，应该超过2000米，这个海拔在整个恩施地区可能只有巴东的野三关可以与磺厂坪相比。
由于磺厂坪地处高山，四季分明，但更多的是偏冷。夏天凉爽，没有出现过炎热的时候，是避暑的好地方。一些爱美女孩，买回来裙子，也没有机会穿。天晴机会很少，总是阴雨连绵，雾罩蒙蒙，雨伞、斗笠、中统雨胶靴是夏天里经常用的着的。夏天昼夜温差大，白天天晴时，阳光普照，还可以穿短袖汗衫，那时男孩们穿的比较时髦的汗衫是圆领海军衫或者和尚衫；到了夜晚加一件外套不嫌多。记得我哥哥暑假带来一位武汉来玩的孩子，他是哥哥老师家的孩子。晚上睡觉时给他一床被子他不要，非要只盖一床单子。到了半夜，习习凉风来袭，冷得直往我被子里面钻。
金秋时节的磺厂气温秋凉，落叶满地，晚秋有霜、有露，是收获季节。不过，高山上的秋收作物，只是瓣包谷、割白菜、拔萝布。打过霜的白菜和萝卜格外好吃。
冬天下雪一般都能覆盖地面，大雪时足有两尺厚。下雪天，为了防止汽车上马路打滑，厂里会组织机关干部，用矿渣铺洒路面。不过，下雪是孩童们好玩的季节，孩童们堆雪人、滚雪球和打雪仗。从矿井里偷出来的“拖架”滑雪。这种“拖架”是现代溜冰的冰刀鞋放大版，一米多长的“拖架”下面钉有冰刀，经常滑的“拖架”下面的冰刀被滑的雪亮。有一年，我也找到一架“拖架”，崭新的，不敢拿回家，藏在机关自留地包菜田里，到用时偷偷拉出来，但毕竟不能长久，最终还是被发现，乖乖地交上去了。“拖架”可以乘坐几个人，坐在前面的用脚把握方向。另一种滑雪板是木板下面钉两排抓钉，这种滑板只能坐一个人，滑行速度慢，只能短距离滑行，很不过瘾。
要是几个人坐“拖架”，我一定要坐在前面来把握方向，这样才过瘾。子弟学校所处的位置海拔比厂总部要高出100多米。放学后我们从子弟学校出来，拖着“拖架”到坪上马路，从这里沿厂里的马路可以一路坐“拖架”滑到厂底部，足有十里路程。这种滑雪方法比较危险，有时控制（刹）不住会滑进上行的汽车底下或者掉进沟里。据说有位孩童就这样滑向悬崖，还有位孩童滑入车底下。
冬天的积雪经过白天阳光的阳光照射融化，到了夜晚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又会在刚融化过的积雪表面结一层冰。我有一次躺在结冰的积雪上往山下滑，想停又停不住了，无论我用手抠、脚蹬。眼看就要滑向一个壕沟，我急情之下生智，一屁股（减少受力面积）坐破雪上的结冰停下来了。好险，离壕沟只有几米远了。现在想起来还不寒而栗。
冬天里有了积雪是猎人们打猎的好时节。磺厂有几户猎人家，其中一户还合法拥有一支半自动步枪，据说是1963年大练兵时，林彪亲自颁授的。冬天来临，冰雪覆盖，没有了灌木和丛林的掩护，猎物很容易暴露出来，加上冬天食物缺乏，猎物出来觅食，留下脚印。猎人们带着猎狗，一旦发现猎物踪迹，由猎狗打头，追捕和猎杀到猎物。他们每一次进山，准有收获。打回来的有些猎物，如：獐子、野鸡、金鸡等属于稀有动物，拿到现在算是国家保护动物，是属于犯法的。
春天到来，冰雪融化，大地回春，春暖花开，一片生机。不过经过硫磺烟肆虐和有矿渣堆积的地方是寸草不生，感受不到春机盎然的景象。只有进到山里，鸟语花香，潺潺流水，才能真正体会到春天的气息。正是我们进山，采集竹笋、春芽好时机。
磺厂坪不是一块平地，而是层层迭起的山坡。面望对面山峦连绵，山脚下是叫大瓢和小瓢村的村庄，有个叫西瓢湾的大瀑布。有时雨过天晴，可以见到一条彩虹跨过大瀑布。大瀑布落的地方是山凹，有永远化不完的积雪。冬天下雪和结冰，积雪变大；夏天冰雪融化，积雪变小。但还没有等到化完，下一年的冬天积雪又开始。我想积雪下面存在的冰川，一定有千年历史，极具环境研究价值。后来见到瀑布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了，积雪和冰川也随之完全消退了。听说是瀑布上游修建了大坝，挺可惜的。在我见过的大瀑布中，我记忆中的磺厂西瓢湾瀑布应该是最大、最美丽的，瀑布下的积雪和冰川是任何地方的瀑布都见不到的。要是放到现在，那一定是磺厂一道靓丽的风景，极具旅游价值。
西瓢弯在我儿时印象里似乎很远，遥不可及，那是别样的一个世界？是“伊甸园”？美丽而令人神往。这个印象一直深深地植入在我心里。
那时厂区的交通极其不便利，与外界相连仅是条石子和矿渣铺设的马路，通往相邻的建始县。建始县是离磺厂最近的县城，但磺厂与建始县没有行政上隶属关系。遇到下雨天，道路都是淤泥，则寸步难行。
磺厂背面是赵家垭，哪里矗立一坐小山峰，酷似狮子头，因此叫“狮子岩”。从这里可以遥望到建始县城，到建始县城马路距离只有60-70华里。由于没有来往县城的交通车，磺厂人要是去县城只有搭厂里拉货的便车。所以那时的司机非常吃香，常常传出某某司机搞女人、“打皮畔”。另外磺厂司机升迁很快，尤其是为领导开车的小车司机。当那些南下老干部退出历史舞台后，是司机党替补上来。如果搭不上便车，只好靠“11路”步行去县城了。去县城步行起始点就是从赵家垭这里往下行。我后来去建始县读高中，搭不上便车，也是靠走路往返，需要整整一天时间。
赵家垭上面还有一栋孤立的炸药库，炸药库设立在这里是出于安全考虑，目的是要远离厂区，磺厂主业采矿企业，对炸药需求特别大。可是炸药库不远是磺厂的加油站，仍有布局不合理的地方。有一次一位司机加油时抽烟，不小心点燃了油管。火势顺着油管向油库蔓延，很快油库着火，正好是黄昏，熊熊的大火映红了半边天。职工们知道这个消息，纷纷从各个分厂赶来救火。职工们奋不顾身，团结一致，不顾油库可能爆炸的危险，油库爆炸还有可能连环引爆附近的炸药库，誓死要将火扑灭。我那时也受这种场面感动，头脑里涌现出个个英雄人物，黄继光、邱少云、欧阳海、戴碧容……也加入了灭火行列。职工们排成几条队，脸盆、水桶都用上，传递着浇水和淹土。那种忘我的精神十分感人。但也有怕死的，哪些怕死的哭爹喊娘乱成了一片团。有外地司机驾车就往外逃，有怕死的家属带着被褥往罗岩方向跑，跑得越远越好。最后在大家齐心协力下，终于扑灭了大火。
通往建始县城公路是一条盘山公路。汽车在盘山公路上行驶时，相当一段路是一侧是峭壁，另一侧则是悬崖。有恐高症的人乘车面朝悬崖时一定会紧张得背部发紧。
冬天里马路上的积雪经过白天阳光照射融化后，到了晚上再结一层坚硬的冰，磺厂人叫它是“牛光凌”。汽车行驶在结冰的马路上必须在车轮会套上防滑链条。不时听说有汽车翻下悬崖的车毁人亡的惨剧。我14岁那年随母亲去了一趟县城，那是我与生俱来第一次出远门。在建始城玩了几天，又去我哥哥下放的河水坪农村。当我一个人跟车回来的路上，发生过一场惊魂经历。我搭的顺风车车厢里满载货物，我坐在驾驶室靠近司机位置，而靠车门的位置是另外一位磺厂做采购的李姓叔叔。车厢上面还坐着几位搭顺风车的人，其中一位是哥哥下放的农村一位生产队小队长，他是要去磺厂采购化肥。已经是深冬，整个山上是白雪皑皑，只有延绵的马路行车后，露出两条本色。我们的汽车没有带防滑链缓慢爬行。突然车在一段陡坡上，原地打滑后，开始往后滑。靠车门的李叔叔跳下车，我跟着也跳下了车。李叔叔立即将披在肩上的棉袄垫在车轮下，但仍止不住汽车往后滑。坐在车厢上的人也纷纷扔下自己的棉袄，我跟李叔叔一起往车轮下垫。离悬崖只有几米处，汽车终于停下来了，好险！要是车落入山崖，我算是成功跳车逃生，可是车上还有几位人啊。接下来我们一起从周围刨来泥土和石块，往车轮下面洒，司机同时给车轮套上防滑链，才得以回家。这位司机还说，这不是他遇到最险的，有一次他一个人出车，车轮脱落，滚到几百米的山下。他下山将车轮杠上来，一个人再装上去了。看来司机高享受的同时，还有高风险啊。
不知道厂区多少人是原住民。住在山上有几户人家单家独户，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可能是原住民，我记事起常常琢磨，这几家人在没有建厂之前到底依靠什么生活？放牛、“敲”猪（给猪结扎）、做酒曲？
2、恩施地区硫磺厂
恩施地区硫磺厂主要是开采硫铁矿和煤，以及将开采出来的硫铁矿和煤练硫磺的国营企业。据说我们这个厂是当时全国生产硫磺最大的硫磺厂。生产出来的硫磺是用于制造火药的重要原材料之一。
开采出来的硫铁矿一部分用土办法生产硫磺，如二工区就是用这种土办法生产硫磺的工区，其副产品是化肥。这种化肥非常走俏，附近农村排队轮候，或者要找到关系才能买到。土办法炼磺产生的浓烟对环境破坏很大，硫磺烟所到之处寸草不生，二工区背靠的山坡已经没有绿色植物，光秃秃的只剩下散落
的枯树。硫磺烟对人体危害也大，不少硫磺厂的老职工都患有支气管炎。另外，磺厂开采出来的煤虽说是无烟煤，燃烧时也会产生硫磺烟。
磺厂另一种正在试验的练磺办法，是采用现代化高炉生产硫磺。这座高炉是1967年8月开始兴建，所以叫678高炉（厂区）。不过这座现代化高炉经过了十几次的试验也没有成功。
厂里生产任务都是按国家下达的计划去完成。奇怪的是，我那时对磺厂生产效益非常关心，每到年终数据统计出来时，我就会去生产统计科看统计出来的图表。那时统计厂的工作效率不是GDP，而是生产了多少吨矿和煤，练了多少吨硫磺，似乎年年都不尽人意，产量是每况愈下。从经济上看不出为国家创造了多少效益。完成的好的工区，生产科的领导会带领机关干部，敲锣打鼓地到工区送旌旗。我那时也跟在后面，学会了敲锣打鼓。
磺厂职工来自全国各地，主要还是就地招工，因此以湖北和四川人最多。各个地方的口音混杂，形成了磺厂独特的口音。我没出山里以前，以为我们口音是最接近普通话的，见过世面以后才知道，其实是自成一体的最乡土口音。上大学时我还说一口磺厂话，有时说出来让听者不知所云，比如：说“刚才”应该是刚刚发生过的事情，而磺厂人说的“刚才”意思是将要去做的事情。几次被同学笑以后，才改说普通话了。随着这个厂的消失和人员解散，磺厂口音也慢慢消失了，散落到各地的磺厂子弟也很少能讲地道的磺厂话了。当磺厂子弟聚集在一起时还是讲磺厂话。一次一位儿时同学给我电话，说要给我发个信息。发完信息，电话告诉我发了，可她说的是“huada”，我竟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实际上磺厂话“发”和“华”分不清，将“了”说成“哒”。不过仍感乡音亲切。
磺厂职工分五个层次组成，干部一般是南下干部或者转业军人。我父亲属于南下转业到地方的干部。由于磺厂级别属于县团级，许多干部在部队都有较高的级别，如在部队里当过连长、指导员、排长等比比皆是。厂级领导一般是当过团长一级，至少是营长或者教导员之类职位。有的干部是从北方解放区里抽调支援来的和省内其他矿区抽到来的。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传奇经历。随着这些南下干部退出舞台，渐渐有了从工人里提拔上来的，所谓“以工代干”的干部。从工人里提拔起来的干部也有规律可循，常常是做过领导的司机或者秘书，或者是调到机关工作的办事员。跟现代干部晋升有些相似，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当时干部和工人身份界限清楚。我父母亲是厂里少数几对具有干部身份的家庭了，当然是那种地位卑微的干部。
厂里的技术员或者技术工人，不乏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分配来的大学生，甚至还有精英分子，有来自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农业学院，还有中南矿业学院、广西大学、重庆大学毕业的，组成知识分子群。这些大学生，素质高、思想活跃、见多识广，多是本着支援国家建设来的，他们的到来提高了厂里文化气氛。不过，那时知识并不吃香，这些来的大学生照样下井当工人。相当部分大学生知识分子找不到对象，过着单身生活。直到后来才咸鱼翻身，找到各自的归属。还有部分是技术员是从其他矿山抽到来的技术工人，如从湖北黄石的铁矿等地方。
磺厂工人多来自附近农村，或者是从下乡知青里招工来的。能当上磺厂工人也是不容易的，毕竟是铁饭碗，享受国家各种劳保和福利。从下乡知青招工来的工人许多是城市长大的，不少是女孩。到了磺厂有了自己子弟下放后，抽回来当工人的也有一些。
磺厂还有部分属于“地富反坏右”分子，还有“特务”、“叛徒”等，是历次运动都少不了挨批斗一群。每到运动时就会让这些“地富反坏右”分子戴着高帽子，胸前挂一块牌游厂。有女性坏分子还在她胸前挂上一双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一位叫王东平的“叛徒”，右手大母子残缺，据说是在一次接受劳动改造时，让他在矿车轨上垫石头，以减慢矿车速度，被飞驰而来的矿车碾过，压碎了他的大拇指。那时的机械化程度非常落后，矿车减速是靠人拖住或者在轨道上垫石块。王东平很早参加了革命，“皖南事变”被俘时，任新四军教导团长。在国民党上饶集中营被关了几年，是他组织著名的“赤石暴动”（任军事总指挥）逃出的，有电影和书籍为证。遗憾的是他在自白书上签过名，新中国成立后在敌伪档案里被发现。王东平与我父亲是邻县（江津）老乡，在只身逃往家乡的途中滞留于建始。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入党参干，做到科长，被查出档案污点后仕途终止。于是开始流浪，做过中学的敲钟员。他的传奇经历让他有说不完的故事。比如他看过“上饶集中营”电影时，他说电影里许多情节与事实不符。他很早就说过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随从是被身边的叛徒杀害，这位叛徒抢走项英军长所带的财宝，投靠了国民党，直到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释放后，《参考消息》上披露了这一消息。
工余时间喜好聚在一起下棋打牌，谈天说地，东加长西家短的聊天。工厂不大，职工人数1000余人，加上家属和临时工可能到2000人。相互之间都认识。职工之间的感情也好。邻里之间也相互照顾，过年时相互走动拜年。我挺还念那时我们厂区的氛围。
硫磺厂分为厂总部（机关）和四个工区，即201、202、203和678（高炉）工区，后来又新增加了204和205工区。工区是采矿、采煤的，为炼硫磺提供原材料。不过202工区还有土法练磺和生产化肥任务。
678工区是1967年8月开始建的，属于当时国家研制的现代化提炼硫磺高炉。工区负责人是一位姚姓技术员，南京有色金属设计院参与设计。南京有色金属设计院常年派两名技术员住磺厂参与设计和试验。678高炉十年里进行了18次的试验，也没有成功，无疾而终。每次试验，厂里当成一件大事，敲锣打鼓的庆祝。估计是技术过不了关，成本太高，对提供的原材料有特殊要求，比如对煤和矿质量，甚至大小形状等都要配套。另外还要从外地运来焦煤。每次的试验我都会关心地跑到现场，从传输带上看到，从高炉里传输出来一块接一块的金灿灿的硫磺，不是成功了吗？每次试验过后停下来，要等好长时间再进行下一次试验。实行市场经济后，还是恢复到土法炼磺，直到这个厂废弃。想来这位姚姓技术员挺能会忽悠的。据说十几年里，国家投向678高炉是数以百万资金计，能用这笔资金足以建一座小城镇。
改革开放后，姚厂长又在恩施市忽悠了一个棉麻纺厂。国家以扶贫机会，投资数以千万元在恩施建了一个厂，经营不下去，姚厂长接过来改做棉麻纺织厂。尽管这个棉麻坊厂建成之日，也是倒闭之时，可姚厂长将厂里部分职工带到了山下，做了一件对磺厂人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我的父亲和母亲就是这样下山了。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想，至少我们一家应该感谢他。
那时候国营厂矿都是照搬的苏联的模式，计划经济，厂区就如同一个小型的社会，自给自足。生活设施，基本都有，子弟学校、医院、篮球场、工会大礼堂、供销合作社、粮店，从教育到娱乐一应俱全。厂子除了发工资，还供给基本生活物品，工人有劳保，粮油布等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供应，这在当时是很诱人的。周围的城镇居民和农民的生活还是处在困顿中，普遍还在为填饱肚子而挣扎，而在这里生活基本不用发愁。从地理位置上我们是乡下的，但是过着着实连城里人都羡慕的生活。
厂里福利虽好，但井下工人们生命难以得到保障，似乎是提着脑袋下矿井，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没了。中学时，我作为共青团代表下过一次井，体验和参观井下工人的工作，亲眼目睹了矿井下境况。别看矿井外面一段距离光鲜，钢筋水泥，如同铁路隧道，到了里面纵横交错，有的地方用枕木或者石块支撑；有的洞太小，只能爬行才能往深里去。哪有不塌方的呢？
井下常常有瓦斯散发出来，到了一定浓度，稍微遇上一点火星就会爆炸。厂里有专门负责安全的安全科，安全科技术人员定期检查通风状况和瓦斯浓度。禁止携带烟草及点火工具下井，也教育工人们要防止机械摩擦火花引燃瓦斯，特别提醒不能抽烟。瓦斯爆炸时，应立即卧倒在洞里两侧的水沟里。但仍有防不胜防的时候，矿难时有发生，经常有死人。我记忆最多一次瓦斯爆炸死了八人，拖出来的尸首摆一排，惨不忍睹。听说附近一家县级煤矿一次瓦斯爆炸死了20多人。一些曾经熟悉的身影，转眼间就没了，留下好多孤儿寡母。
磺厂还有一种长期在井下作业后，患上“矽肺”的职业病。“矽肺”是由于长期吸入石英粉尘导致以肺部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一种肺部疾病。一旦被诊断出“矽肺”，病情会进行性发展，不管是否脱离了井下作业，从一期到二期，再到三期。到了二期“矽肺”就可以不用工作，而吃劳保了。磺厂不少这样的二期以上“矽肺”工人，大多数二期“矽肺”工人闲不住，觉悟高，仍坚持做一些己所能及的工作。我姨父就是二期“矽肺”工人，仍坚持工作直到退休。
患上“矽肺”后，一般存活时间不长，最后整个肺纤维化，同时合并肺结核、肺炎和呼吸困难而死亡，既是患病者本人的灾难，也是国家的负担。国家对诊断“矽肺”非常严格，有专门职业病医生组成的专家组联合诊断。不过磺厂“矽肺”比较特殊，存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未见病情进展的大有人在。有的“矽肺”工人寿命比周围其他人还长，这可能与在磺厂吸入的石英粉尘毒性小有关。
除了“矽肺”，工伤造成的残疾也可以不工作，享受劳保，当中不乏骗保之人。一位老工人工伤后下肢残疾，长年处着拐棍，靠劳保为生。有一次，他以为周围没有人，扔下拐棍去追一只小鸟，还站在路边撒尿，被我跟另外一位同学发现，我们一阵大喊“打乌梢蛇”（土话，撒尿的意思）。那人恶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立即捡起拐棍离开了，让我为他感到不耻。
由于长期在硫磺烟熏环境，也有不少的患上支气管炎的病人。听说磺厂职工得癌症的也多，可能跟磺厂大气污染有关。
其实那时工人干活并不苦。下井作业是工人们最不愿意去的。而下井工人工资高，粮食供应也高。有些工人下井工作2-3小时后便“偷机”回来睡觉。我有几位好朋友，长得很体面，像个文弱书生，本来不当做井下工人，可又没有别的门路找个地面上工作，极不情愿的下井。每次下去几小时便上来了，一个月只要能挣个生活费就够了。
艰苦工作还可以雇佣临时工（类似现在的农民工）干。发电厂工作是三班倒，每一班有2位工人值班，加煤和清理煤渣都是临时工干。而正式工人坐在炉边无事可做，只是指挥和监督这些临时工干好活就行。
临时工是磺厂一群特殊人群，又叫副业工，类似现在的农民工，按计时或者计件算工资，一些苦活、累活、危险活就让副业工去做，出现工伤等问题，厂里负很少责任，自认倒霉。这些副业工一般来自附近农村，或者从浙江省远道而来。据说浙江是人多地少，许多人忙完农活，就出来打工，甚至是长期靠外出打工为生。能到磺厂这个大山里来，说明他们哪里都去过了。来自浙江的副业工一般有技术，并且有经济头脑，如做泥瓦匠、修理工，还有的自备手拉车。长得也体面。勤劳的副业工赚钱也不少，甚至多过正式职工。我小的时候跟这些副业工接触多一些，还有些羡慕副业工工作，自由、游走天下、靠李双手劳动不求人，而且赚钱多。我立下的第一个志愿就是长大后当副业工，引来周围人嘲笑。
3、职工礼堂和灯光球场
如果说机关是磺厂行政中心，那么职工礼堂和门前的灯光球场是磺厂的文化和体育中心。
职工礼堂是多功能会堂，大约1000个座位，后来加了半层，增加了一些座位。磺厂工会和一度开放的图书室也在里面。
那时文化生活极其匮乏，看电影是职工们最大的享受，职工礼堂会每周六放一场电影，成人票价是1角，孩子是半票5分。一张票还可以带一个更小的孩子，因此有些想看电影又不想买票的孩子会守在门口，等待有熟人将他带进去。
新电影是大家一定要看的。一般新电影拷贝是在县城里放完后，再送到离县城更近一点的一个叫县红灯煤矿放，最后才到磺厂。有些新电影，比如朝鲜电影，等不及在磺厂看，要跑到红灯煤矿去看。我有一次就是为了看一场新电影，记得是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高一脚低一脚地跟着同学去过一次红灯煤矿。
“文革”时期相当一段时间不出电影了，每次放的是《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三战”，还有《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八个样板戏；后来又出了几部新的“革命现代京剧”如：《龙江颂》、《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杜鹃山》、《磐石湾》等。京剧里好多情节让我们不懂京剧的孩童看起来好笑，如：一边是情况紧急，另一边是英雄人物不慌不忙地唱完一段；《智取威虎山》里少剑波到了李永奇家门外唱一段，屋里人浑然不知还有人在门外；有人就在跟前，唱歌的人确旁若无人地唱完他的一曲，明明是在唱他，而他确听不见。
后期，特别是1975年以后陆陆续续上市一些新电影，如：《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金光大道》、《青松岭》、《战洪图》等。将过去看过的老片子翻拍一遍再放，如《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三进山城》等；“文革”快结束前的《春苗》、《第二个春天》、《决裂》、《青松岭》、《闪闪的红星》、《难忘的战斗》等，这些电影具有一定的影射意思。我的一位数学老师邓老师，有点愤青，看过几次《决裂》后，认为电影里靠一双有茧子的手上大学是滑稽可笑，我当时还认为，邓老师思想反动。
电影里面的主题歌和插曲很容易在学生中传唱。我非常佩服我们班有些同学，看过的片子，第二天就会唱了，如“红星歌”、“映山红”等。
老电影的恢复公映，如《东方红》、《洪湖赤卫队》、《秘密图纸》、《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等更是将磺厂的电影热推向高潮，特别是《洪湖赤卫队》，在磺厂连放几场都有人看，是磺厂电影院创纪录满座。
为了满足职工们都能看上电影，中午也加场。我们在学校里上学的同学知道中午有电影，已经心猿意马，无心上课，亟不可待地等待下课铃声，有的同学干脆逃课也要看中午一场电影。可是下了课，赶到电影院，电影已经放到中场，又买不到票，有些同学不甘心地从电影院的天花板上面爬过去，从舞台两边的支撑架下来，然后蹲在舞台上看。我爬过一次，天花板上电线纵横交错，到处是钉子，随时有挂破衣服的可能，而且横过去是长长一段路，很危险。
那时期的外国电影很少。主要有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和苏联的。阿尔巴尼亚电影最早的是《宁死不屈》。电影开始，有人在街上叫卖卖“巧克力”是我第一次听到“巧克力”这个词。电影中的口令是“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成了我们儿时发誓口头语。还有一部是《第八个是铜像》，至今也没有弄明白前面七个是谁。
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悲惨至极，特别是地主向卖花姑娘泼开水一幕，每到这个情节，我就会双手捂住眼睛不敢看。一首“卖花歌”唱得要流泪。《永生的战士》那位被俘的战士为了不让敌人得到口供，竟然咬掉了自己的舌头；《三千里江山》其中一个老汉气喘吁吁地问乡亲们说他刚才见到了金将军；《摘苹果的时候》胖媳妇，挣“六千分”；《看不见的战线》“你拿的是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集？阿里拉（我不知道是“阿里郎”）……都是我现在还记得的情节。
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炮打冬宫；《列宁在一九一八》瓦西里的“面包会有的”。
那时有中国电影是新闻简报；朝鲜电影是又哭又笑；越南电影是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是莫名其妙说法。
那时电影院排位也有潜规则。售票员会利用自己小小特权，将好位置票留下来，卖给自己中意的人，放出来的票，都是一些偏位置。我们家的位置跟我们家在厂里所处的地位一样，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常常是在最好席位的边的位置。如果10排到20排，11-15号是最好位子的话，我们家常常是5-10号，或者是16-20号。那时买票没有排队概念，要挤进窗口，才能买到票，我有经验，应该从侧面挤。磺厂子弟都认识，挤到售票口叫一声“盛叔叔”，便知道是哪家孩子，将相应座位的票递过来。有时，干脆不去窗口挤，直接敲门，叫一声“盛叔叔”，也会将票递出来。后来，母亲调到财务科工作，售票员要到财务科领票，我家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截住，拿到最好位置的票。
那时，孩子受电影里情节影响非常大，电影里的台词、动作会很快被孩子们模仿。记得我们小时放学回家，常常装扮城日本兵，手握一根竹竿，排着整齐的队伍，齐步走回家。
早期电影是24mm，放完一盘，还要倒片，然后上下一盘，中间有几分钟停顿时间。由于那时胶片质量差，或者反复放映磨损，有时不卡片，就是胶片断，也要停顿下来修复后再放。后来有了12mm电影片，两部放映机交替放映，就不再停顿了。
职工礼堂除了开会和放电影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当殡仪馆用。死去的职工会在礼堂入棺材，摆放几天，供人瞻仰。在这里，为死者开追悼会。那时，死人多，为尸体防腐的药水闻多了，至今还能回忆起那种味道。有时，会有尴尬的场面出现，舞台下摆放一具棺材，两旁是花圈，悲痛的死者家属坐在一旁守灵。又同时放电影，灯光闪烁，荧幕上喜愁哀乐的情景，伴随着观众们欢声笑语。
工会门前有一个篮球场，早期是黄泥土平整出来的，木制篮球架。后来，厂里利用抓来的“流窜犯”，将这个球场铺上石子和水泥，装上电灯，成了磺厂唯一一个水泥灯光球场。所谓“流窜犯”是在厂里工作的副业工，一般是从浙江来的。那时没有身份证一说，要出来打工，需要自己所在的村出具证明，可是这种证明不是随便给出的，因此有的人没有证明也冒险出来打工。只要是没有证件，就可以当做“流窜犯”随意抓起来。当要做一项工程，又不愿意付工钱时，就开始找“流窜犯”，抓来免费劳动了。想必铺设这个灯光球场，领导想为群众做项好事，又没有钱才出此策。看着这些“流窜犯”们被周围荷枪实弹的民兵看管下劳动，中间还有些是我经常见到的体面小伙子，他们边劳动，还不时向我抛来微笑，一种怜悯之心悠然升起。估计他们长期在外，已经有思想准备当“流窜犯”了，反正管饭管住，又不是蹲大牢，工程做完了，又可以做回他的副业工。
每到黄昏就能听到篮球场上裁判的哨声和观众的加油声，至今还隐约在我脑海里响起。厂里的那些篮球高手是儿时最熟悉的人。
磺厂会定期举行篮球比赛。球队来自各个工区，我们子弟学校教工组织了一个球队。记得机关队常常是获胜队。如遇正规比赛，我常常被选为计分员，坐在场外做记录或者翻计分的布条，也算是一件荣耀的差事。我小时看过最精彩的一场篮球赛，是四川省万县地区一个球队，跟磺厂职工队的一场比赛。万县球队里有几名队员是四川省队退役下来的。那中锋娴熟的运球，灵活的过人和超准的投篮，技艺超群，让我看的如痴如迷。
4、我的童年
1962年我出生时，尽管已经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了，但母亲还是说我是在荒年里出生的。或许是因为母亲怀我时物资匮乏，据说，我生下来只有巴掌大。先天的营养不良、遗传父亲基因和我与生俱来的“富贵胃”，那时山区里主食苞谷面饭、南瓜、面疙瘩、“合渣”等，是我即使饿死也咽不下去的食物，加上我的扁桃体经常发炎而发烧，因此我生长迟缓，发育延迟，个子始终在同龄孩子中偏矮的。
母亲在厂里是头老黄牛，事业心强，工作兢兢业业。母亲对孩子是只管生，不管养。她生下我的哥哥后，为了赶考，背着哥哥，从建始步行到恩施，足足要走100多里路，将还是襁褓中的哥哥放在马路边，独自去参加考试。考上入学后，把哥哥寄养在学校附近农民家，下课去喂奶时，常见哥哥被房东用绳子拴在脚盆里任其哭哑、鼻青脸肿、满身满嘴屎尿……
母亲生下我也是一坐满月子，就将我交给了我的幺姨带，而自己一头扑在工作上去了。幺姨是我母亲三妹，母亲一怀上我，就将幺姨从乡下接到厂里，也因此幺姨脱离了农村户口，成了厂里正式职工，让母亲的其他兄弟和妹妹好不羡慕。我记事时幺姨已经嫁给了姨夫。
幺姨的成家后，让我成了没有人管的孩子，正好父亲调到磺厂。父亲调到磺厂做的第一份工作是仓库保管员，我成了父亲的跟班，守仓库了。仓库储藏的是工人们用的和穿的，如：工衣、皮鞋、雨鞋、安全帽等。
仓库保管员不止我父亲一人。冬天里生一盆炉火，没有人来领东西时，保管员们便坐在火炉边烤火聊天。父亲让我坐在火炉边，不许我动一下，而且一双眼睛盯住我，像两根钉子，将我牢牢地钉在了座位上，只差没在我脖子上套根绳子了。小孩多动的天性就这样被扼杀，那是极其无聊又无人道的，比坐监狱还难受。好在每隔一会，会让我下楼透透风。仓库前是磺厂车队。出来透风时，喜欢盯着来往车看。
磺厂车队有十几台车，早期是苏联产的“嘎斯”车，后期换上了国产“解放”牌车。车坝里经常摆放几部等待修理的车。我长大了一些的时候，仓库已经搬走，有一次就在我经常透风的位置，牵着我的一个表妹，看着几个孩子爬上一架废弃的车架上玩耍，其中一个小孩叫“小龙驼子”，厂里还有位“老龙驼子”。车架突然倒下，将“小龙驼子”压在车架下面，车架的横杆就压在“小龙驼子”脖子上，附近的叔叔阿姨立即赶来将“小龙驼子”救起，送到医院，结果不治身亡。这是我一生里最早一次亲眼见到的死人过程。
位于灯光球场边的厂里新建的幼儿园落成，让我在上学前的最后一年有机会在幼儿园享受孩童的自由、集体欢快和老师的关爱。我是和弟弟一起上幼儿园的，幼儿园几位老师，其中一位大概是院长的阿姨是我家坎上的蔡家母亲。蔡家有男男女女四个孩子，蔡母有过带孩子经验，因此有她的照顾和关怀，孩子们快乐幸福的生活，让孩子家长放心的多。
跟我一起上幼儿园的弟弟还小，冬天里披着家里唯一一件上档次的披风送到幼儿园。这件披风是绒布做的，至今还被母亲珍藏。一次弟弟怕冷寒战，老师以为他冷，给他披上带来的披风仍止不住他的全身颤抖。老师又将弟弟放进灶洞里。那时公家的炉灶比较大，灶洞是送柴火或者加煤的通道。弟弟坐进灶洞还在发抖。过了一会，见他面色潮红，是发烧了，突然他全身在抽搐，双眼球上翻，不省人事了。好在幼儿园旁边就是诊所，立即找来医生打了一针。这是我上幼儿园记忆最深的一次。那时还是幼小的我只有在一旁干着急，什么忙也帮不上。现在想起来后怕，要是诊所离得远一些，处理不及时，持续惊厥，将严重损害大脑，而留下痴呆后遗症。
刚刚体会幼儿园就“发蒙”上学了。
5、我家木屋
我出生时，我家住在职工礼堂舞台边的两层楼房里，楼上楼下共三间房。领导骗我父母说，我家住的这两层房子，要腾出来作办公室用，让我家搬到靠机关边的一排木板房里。实际上是腾出来是预备给新调来的彭书记家住，但他家未看中，结果被工会主席一位李主席抢占。好在搬出了礼堂，因为礼堂也常常当做灵堂用，隔三岔五的死人，对于我这个怕鬼的人无疑是慢性自杀。
我记事时，我家就住在这排木屋里了。这排木屋原本是住四户人家，后来靠马路侧又接了两间房，给机关烧锅炉的李师傅家。这样这排木房一共住了五户人家，我家正好在中间位置。
我家有三间房间。记事时有一位叫汪奶奶的老人家住我家，占用了中间一间房间。汪奶奶在磺厂是孤寡老人，虽住我家，但跟我家分开开火。不知道汪奶奶是什么来历？为什么会住我家？是不是在我家带孩子？不过不久她搬走了。
这排木板房屋顶是布瓦。尽管经常在换瓦，但雨下大了，特别是雨夹风，雨就会逆向从瓦缝里飘进家来。因此，每到大雨季节，家里的锅碗瓢盆都用上来接漏进房屋里雨水。冬天过后屋顶上积雪融化，也会漏水进来。房子本来低矮，一层天花板是篾席覆盖，极易着火。
木板房很不隔音，左邻右舍发生的什么事情，都能清楚听见。我父亲酒后多话，数落他人不是，也全能让隔壁邻舍人听见。让我们做儿子很不好意思，而且又不敢阻拦；越是阻拦父亲越是说的带劲。想必隔壁邻舍也不愿意跟我家做邻居。
木饭连接不紧密，缝隙大，得糊上一层报纸，才不透光线。每到过年前就是打扫扬尘和糊墙上报纸，年复一年，墙上的报纸越糊越厚。有时想窥视隔壁家的动静，会用手指戳穿糊在墙上的报纸。可能更多的是隔壁家窥视我家的动静。因为我发现墙壁上洞补过后，又有新洞出现。
我家左侧邻居原来是李家，有四个孩子，其中老二跟我是同学，最小的两个是一对双胞胎，叫大虎子和小虎子，这对双胞胎跟他们的小名一样，有虎气，十分淘气，跟人打架常常是齐齐而上，世人都会让他俩三分。不过李家做我家邻居不久就搬到坎下的一排茅草土墙屋去了，我那时很小，只留下模糊记忆。
后来搬来的是胡家。胡家父亲是司机，脸上有些麻子，私下里都叫他“胡麻子”。甚至忘了他本名叫什么。那时磺厂孩子都非常懂礼貌，见人都会叫叔叔阿姨，见到胡叔叔我们也非常礼貌地叫他胡叔叔。胡叔叔是有一定资历的老司机，在厂里货车，走南闯北见过不少世面，有时从外地带回来西瓜、布匹等都是在磺厂没有见过的。他家孩子多，每次出远门回家像老爷一样，躺着家里的一架躺椅上，有孩子们服侍。
胡家妻子是搬运工。磺厂的搬运队是一群职工家属组成，长期的搬运劳动，个个锻炼得力大无比。磺厂每次的拔河赛，只要是这群搬运工出场，一定是冠军莫属。搬运工闲的无聊时，喜欢跟男职工开玩笑，要扒下男职工裤子。由于个个力大无比，说扒谁的就准能将谁的裤子扒下，也不顾及有孩子们在旁边。
胡妻是一位非常贤惠的女人，穿着缝了又缝的千层工作衣。只要有空就回来做家务，养猪、养猫、养狗、种田，什么都做。她家是地炉，炉子上总有口大锅在煮猪食。她家养了一条恶狗，见人就汪。即使我家是它家隔壁邻舍多年了，见到我还是汪。你要是跑，恶狗就追，每次要绕过它家，或者手里拿块石块才能经过她家，成了我小时候的噩梦。
胡家有五个孩子，四个是闺女，只有一个男孩。男孩叫胡传兵，是他家掌上明珠，宠爱有加。非常顽皮，总要粘上去跟人打架，有偷鸡摸狗恶习。我家大门只有两把钥匙，常常将一把钥匙放进门缝里伸手可以摸到的地方，谁先回家，谁取钥匙开门。这个动作被胡家小子观察到了，他竟然将我家这把钥匙偷走，挂在自己脖子上。一次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不经意地撩开衣服被我发现，乖乖地交了出来。上苍也有对他不公平的地方，胡家小子一次发烧住进医院，被诊断出是患上“小儿麻痹症”，自从有了预防小儿麻痹症小儿糖丸以来，其实这种病已经非常罕见，怎么会落在他身上了。病愈后留下一侧下肢肌肉萎缩，跛行残疾。
右边邻居是徐家。徐家父亲是厂里最早的以工代干的干部，即工人身份，行干部职责。不知道那时他具体是什么职务，只知道他最高职位做到了副厂长。徐叔叔虽是工人出身，长期在干部队伍里磨炼，也长见识不少，说起话来条条是道，有些水平。徐母周阿姨是工区食堂炊事员。徐家三个孩子，两个女儿跟我年纪相仿，大女儿比我高一级念书，二女儿跟我是同班同学。两个女儿小时候在我看来是美人，是我处心积虑想接近的对象。他家老三是儿子，跟我弟弟同学。于是我总在讨好他弟弟，以寻找机会接近他的两个姐姐。女大十八变，二女儿长大成人以后，变得不好看了，脖子上一堆赘肉怎么也想象不出小时候的芊芊玉女形象。
徐家搬走以后，搬来的是吴家。由于跟我母亲同姓，成了我家“家门”。吴家父亲在统计科工作，是磺厂老先进，如一头老黄牛般，兢兢业业、不知疲倦的工作。母亲肖阿姨是二工区运矿工人。不幸的是，吴家搬来不久，肖阿姨在一次事故中牺牲，她是被脱轨飞起来的矿车摔出去的。一同还有一位男性工人摔伤，地下谣传那男性工人的卵子（睾丸）被挤出来了，将来无法生育了。
肖阿姨是磺厂第一位牺牲的女性职工，磺厂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其场面之大，史无前例。留下两位未成年的孩子，大女儿跟我同班同学，从大人们的谈话中，我朦胧的感觉到她刚发育。由于她母亲的去世，其他母亲们都自告奋勇地指导女孩经期该如何如何保养。左邻右舍都去他家帮忙，我家父母也日日夜夜守在他家，家里只留下我和弟弟。熟悉的阿姨突然去世，让我这个胆小怕鬼的孩子，心神不定。那时磺厂流传一种说法，死去的人会在死后第7天回来收自己的脚印，让我坚信不疑，更增添了我的恐惧。满脑子充斥阿姨各种收回自己脚印情景。那时电力不足，尽管房间所有灯打开，仍然是昏昏暗暗，仿佛阴魂在空中盘旋。我第一次吵着要跟父母睡在一张床上，而且要求睡在里面，尽管如此，仍控制不住我的恐惧，眼睁睁地盯着昏暗的灯光睡不着。这种恐惧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缓过劲来。
有人说“人间痛苦莫过于中年丧妻”，厂里职工非常同情吴叔叔中年丧妻的遭遇，纷纷要给他介绍妻子和孩子的后妈。没过多久真有一位妇女进了他家门，从此他家又恢复了往日的气氛。
隔个徐家是张姓一家。张家父亲是拥有23级最低级别的国家干部，但不知道具体是厂里具体领导；母亲是食堂炊事员，跟我家是至交，两家大人和孩子来往密切。记得有一年机关的苹果快熟了的时候，住在机关附近的子弟心痒痒的要摘苹果了。大家都不敢偷机关厂坝里苹果，我家坎下一颗苹果树远离机关，沉甸甸的结满了果实。有一个孩子上树了，其他孩子也跟着一窝蜂地爬上树。我爬树非常在行，动作敏捷，爬到了树顶，骑在树杈上，亟不可待地一个一个摘苹果。摘下来的苹果从汗衫领口塞进汗衫里，很快装满汗衫。突然间看见隔壁的张叔叔拿根棍子追上来，树上孩子一哄而散的不见了。而爬树顶上的我也急匆匆要往树下跳，慌乱中我骑的这根树枝被折断，我抓住这个折断的树枝整个人倒栽葱地摔下来，汗衫里的苹果顺着我领口全掉出来，滚到树下的小沟里。其他小孩子已经逃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我还抓住那根折断的树枝头朝下的悬在半空，头快触地。张叔叔跑到树跟前一看是我，什么话也没说，扔下棍子就走了。
张家搬走后，新搬来一家是派驻磺厂的军代表。这个军代表家孩子多。电影看多了，解放军在我心目中应该是行军打仗、秋毫不犯、奋勇杀敌的硬汉，没有想到解放军也是拖家带口，柴米油盐的。那几年，厂里总有几位军代表常驻。当最后一位军代表离开时，打出一幅横幅，好像意思是不欢迎军代表来。总之那一间房子在不停地换人家。
住在后面的蔡家是机关干部，文化活动积极分子。他家养一只老花猫，凶狠无比，不抓老鼠，却抓小鸡。住在附近养过鸡家庭深受其害，无不痛恨这只猫，恨不得将这只猫砸死。我家养的小鸡被这只猫吃过几只后，让我哥忍无可忍，有一次躲在墙角下，等这只猫一出现，举起石头砸下去，砸得这只老猫翻了几个滚，还是逃脱了。这只猫最终是老死了。
木板房右侧是机关锅炉房和澡堂，是邻家李姓师傅的工作领地。李师傅脸上也长满了麻子，不过李师傅人缘好，不管是当面或者私下没有人叫他李麻子。整个锅炉房和澡堂都归李师傅一个人管理，每天见到他是起早贪黑，任劳任怨地工作。
锅炉房供应机关职工的开水和热水。到了开水开放时间，住在附近人家的提着暖水瓶来接开水。我们家早上和晚上洗脸洗脚的热水也是从开水房里提出来的。在家里打开水和提热水是我的任务，从小提水锻炼出上臂肌力发达，特别是左手。
机关澡堂分男女澡堂。女澡堂只有两间澡盆，窗户较低，很容易被人窥视。后来被刷上一层厚厚油漆，还是有人在覆盖在玻璃的油漆层划上几道痕，仍可以窥视进去。不过贴近窗户窥视是胆大妄为行为，被抓到一定会被打个半死，没人敢冒这个险。女澡堂很少开放，只有跟李师傅关系非常密切才有可能开放一次。男澡堂有两间屋子，外面一间什么都没有，里屋一间有七个水泥做的澡盆，全天开放，是我们儿时常去的地方。见过凌晨下班的工人也来这里洗澡，一位下夜班的工人泡在澡盆里竟然睡着了。
当没有人洗澡时，澡堂成了妇女们洗衣服的地方。妇女要进澡堂时会走进外间，问几声“里面有没有人”。如果听出来是小孩声音，不管有没有人，都要进来洗衣服。有时，是几个小孩赤条条地在澡盆里嬉戏，旁边是几位妈妈若无其事的洗她衣服。
澡堂上面上几级台阶的地方有一个蓄水池，约5米×5米，2米深，供机关生活饮用水用。山里面从来不缺水，从山上引来的水盛满水池，还有多的溢出来。来担水的人可以在池子下面的水龙头接水。可是到了冬天引水管道里结冰，没有多少水灌进水池，水池里水常常低到接近水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勤工人会想尽办法，如：给引水管包一层稻草，或者在水管下面架上柴火烧，让水管里的结冰化掉。这些都是成本高，效果不明显的办法。冬天里依然缺水，水池里水位低接近池底。要担水，得站在水池上面，将水桶丢进池里，用力向下一拉水桶绳子，让水桶沉底，盛满水再提上来。由于经常担水，这种提水方式，我已经不在话下。可是，一次彭家女儿在这里担水，正是数九寒天，可能力量不够或者方法不对，没有将水桶拉入水底，却连人带桶落入水中，幸好被周围人发现拉了上来。家里没有男孩的，怪可怜的。
木板房后面是机关食堂。早餐常常是供应馒头，二两重没有加过糖精的淡馒头，我一次可以吃两个。我发育那年胃口突然增大，一餐可以吃三个。可能小时候吃这种馒头多了，刺激味蕾对这种馒头感觉特别发达，以至我长大成人后，见到这种馒头，止不住的口水只能往肚里咽，可惜这种馒头市场上极少见了。中午和下午供应的是土豆汤、青菜汤，5分钱一碗，打一斤饭，可以一家人吃一餐。隔段时间会打牙祭，供应一次粉蒸肉，不过是凭票才能买到的。
木板房左边两撞相连接的房子是粮店，一幢是储藏兼售粮食的仓库，另一幢是加工粮食的。磺厂粮店应该是建始县粮食部门派驻机构。我们厂的粮食供应就是靠这家粮店。粮店还负责收购附近农村的粮食。每到收获季节，粮农们就会挑着担子、赶着马车来交公粮。粮店工作人员很挑剔，手一伸进麻袋里面就知道粮食有没有晒干。送来没有晒干的公粮的粮农们，只好将自己的粮食摊在粮店厂坝晒干，直到工作人员认为可以为止。粮店还加工粮食，磨过的稻谷经风车分离，分离出来的谷壳倒在粮店前面的坎下。粮店的风车也成了我们孩童们好玩的工具。经过风车的孩子都要走到跟前摇一摇。
与粮店紧邻的是磺厂电话总机和邮电局。那时电话非常落后，总机室一台带有无数插孔的交换机。要打电话到找某人，得先经过值班总机转，电话多时见到总机手忙脚乱地插这插那。
邮电局也是建始县邮电局派驻机构，长年有三个工作人员留守在这里。来往建始县与磺厂间邮件传递是一台专门的摩托车。有去建始不愿意走路的磺厂职工，会跟骑摩托车送邮件的人搞好关系，让他的摩托车后面捎带一下。
那时磺厂职工订的最多报纸是《恩施报》，不是日报，而是隔天一版，要3天才能到磺厂。中央级和省级报刊一般要5-7才能到订报人手中。从省城武汉寄到磺厂的私人邮件要一周以上才能到收到。邮局也是我常去的地方，见邮局工作人员分报纸多了，也学会了怎么快速分报纸。先将一大叠报纸卷一卷，用大拇指指甲刮散，数起来就容易多了。
那时可以订的期刊杂志非常少，我家常年订的是一本《解放军文艺》。邮局工作人员也会也会利用权力开后门，《大众电影》复刊时，非常走俏，不是每家都能订到的，因为只给我们厂四份指标。我家是《大众电影》长期的忠实订户，“文革”前就开始一期不拉的收藏。复刊后的《大众电影》，我家很快接上了。可是有一年没有了，母亲去查询时，才知道是邮局工作人员将我家这份转给了一位青年女孩。
木屋离机关很近。机关是厂部所在地，行政中心。十几年里厂领导换过一茬又一茬，厂领导叫法也在变迁，叫“革委会”时是一位王主任做一把手，办公和居住都在办公室。他的家眷还留在恩施没有搬来，估计他当磺厂是临时性过渡工作。王主任原来是恩施县委书记，见多识广，因为有临时性想法，没有打算把磺厂工作做好。他的一位儿子叫王小弟，每到暑假会来磺厂玩，成了我的好朋友，不过够是调皮的。我小时候见过的一些恶龊玩法，就是跟他学的。王主任在磺厂工作几年后匆匆忙忙地确定了一位接班人，又调到恩施另外一家国营工厂去了。
几位革委会副主任都将家安在磺厂。不过也是来来去去地不断调换。
磺厂机关设有党委办公室、保卫科、总务科、财务科、统计科、生产设计科、安全科等。磺厂广播站设在机关招待所的楼上，是一位李姓广播员。李广播员是从下乡知青里招上的，跟她一起被招进磺厂的还有几位女孩。这些女孩在城里出生、城里长大，到磺厂这个大山沟里当工人，是有点委屈她们了。她们虽然是工人身份，但一个都没有下井的，都被安排到机关行政科室工作了，而李姓姑娘则上广播员。这些姑娘高傲，没有本厂工人敢接近的。只有一位叫黄“挺统”（神经病）“癞蛤蟆吃天鹅肉”地跑进广播室，向李广播表白，被一顿臭骂，赶出广播室。
在木屋住了几年后，听说在基建科工作的于家调到恩施要搬走，他家房子是楼上楼下两间房，外面又搭建两间木房，被我家盯上，同时还有其他几家盯上这套房子。那时厂里分房基本是无政府状态，与其说分房不如说是抢房、占房，一旦瞄准哪家要搬走，就抢先搬进去，因此，厉害的、有门路的人家总能住好房。我家住在木房几年没有挪过，这次是要豁出去了。那位于家妻子跟我家也是世交，在她搬走大部分家具后，出了个主意，让我家孩子先住她家，造成既成事实。于是，我跟弟弟在他家没有完全搬走前，支了一架床，晚上去他家睡，直到他家全部搬走。我们家要搬走时，又有人盯上我们家。到搬家那天，我们一边往外搬，另一家则往里搬，衔接非常紧凑。
这套房子楼上楼下宽敞多了，很有层次感。父母住一楼，我跟弟弟住二楼，木屋是一间客厅和一间厨房。那时没有所谓客厅和饭厅一说。木屋上面是阁楼，父亲做木材采购时，私自卖了一些木料存放在阁楼里。日后，我哥哥结婚时全套家具就靠这些木料打成。
这栋楼有时做基建办公室用，楼上还住着几位单身工人，是我的好朋友，放学后会找他们聊天。他们也没把我当成孩子看待，跟我聊天时无所不聊。跟这些成人做朋友，加快了我成熟，让我提早明白社会事理和男女间的那些秘密。
我家这栋楼后面接的木板房，曾经做过马厩，养的几匹马拉马车，鞭子一挥，马蹄声响起，挺有浪漫情调。不过是我很小时见过，大些以后，这架马车早已被汽车取代。
门前是平整的一块厂坝，支了一对篮球架。两旁是工人宿舍。坎下也有一个洗澡堂。
6、物资供应
那时什么都是计划，什么都得凭票供应，如：肉票、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票等。物资匮乏，有时即使有钱有票也买不到东西。
父母是属于干部待遇，每个月粮食供应是31斤，小孩是27斤。矿井下和做体力活的工人粮食供应可以到45斤。父亲一段时间下放劳动，也是45斤。由于我家饭量都小，因此我家粮食充裕，有时多出来的粮票用来换鸡蛋，最大一次是“文革”结束后，用积攒多年的粮票换来一台黑白电视机。
供应的粮食包括：主食是米，杂粮是包谷面，主粮和杂粮比例一般是7:3，一度倒三七，让我家吃米吃紧。特别是从农村来了一位姑奶奶，我家不得不大米掺包谷面一起蒸，那时叫“蓑衣饭”。我非常挑食，这种“蓑衣饭”我是咽不下去的。弟弟喜欢，可是家人非要给他单独蒸大米饭。我俩只好交换吃。
杂粮也有面粉，如果用来发酵做馒头，我挺喜欢，可是做馒头太复杂，哥哥在家时喜欢将面粉揉成团，做面粉疙瘩，有时还在面汤里面撒几把玉米面粉，难吃至极，我宁愿喝几口面疙瘩汤。
黄豆也当杂粮供应。在山区黄豆用处多多，做豆食、豆腐等都是我喜欢的食物，这只能当菜吃，餐餐吃未免有些奢侈。因此，磺厂人将黄豆经过磨碎后，做成“合渣”，放进去剁碎的青菜，当菜下饭吃，更是我难以咽下的食物。
磺厂每人每月凭票供应猪肉是1斤。掌握分肉的干部非常吃香，多切一点边料就可大饱口福。我家永远都在缺肉，凭每人每月的这1斤肉满足不了我家吃肉欲望，于是每到年底会高价买来半头猪，用盐腌或者烟熏后，挂在干燥地方可以吃半年。
实用油是猪油和菜油。比较起来，猪油更好吃，供应的猪油满足不了我家，碰到有杀猪时，就会买些“板油”回来煎。缺油时，猪大肠也当油用。吃过最差一种油是漆油，不知道是什么植物提炼出来的，进口有些涩。菜油是油菜籽榨出来的，应该是上好的蔬菜油，可是广东人将菜油归为劣质油，是用来冒充花生油的。
好长一段时间磺厂唯一一家商店是供销社，也是建始县派驻机构，日用百货和食品酱料什么都供应。供销社供应的食盐是海盐，不适合山区里做泡菜等腌制品，我们会走到四川靠近磺厂一个小镇去买矿盐，一来一回要走几十里路，就为了买这种矿盐。
供销社后面还有一个小吃馆，但也是因为原料匮乏，小吃馆里能买到的只是一碗素面。父亲喜欢吃肉，要跟小食馆的领导早早地打好招呼，可能会等到一盘青椒炒肉。
厂里肥皂、布匹供应从没有短缺。我家还有多的，父亲让人带给重庆老家的亲戚们。
后来厂里自己开了一间小卖铺，成了磺厂人购物的去处。小卖铺里货物比合作社要丰富得多。开张那天，人潮涌动。我们后来要买的日用品就转移到这里来了。
7、磺厂职工子弟学校
计划经济时代，磺厂就像一个小社会，商店、医院、学校一应俱全。记事起上过短暂幼儿园后，便开始上学了。我的小学到高中一年级都是在厂办的子弟学校度过的。
最早的职工子弟学校不知道在那里。到我“发蒙”时，磺厂职工子弟学校有了一定规模，是在磺厂较高位置平整的一片场地建立起来的。子弟学校是由九间教室的一排房子和一栋两层楼的教学楼组成。一排教室的中间是大教室，原本是用来做学校礼堂的，因为学生人数增加和增加了年级，也当做教室用了。后来在东头又接了两间教室。
学校后面还有一个公厕。
教室前的一块平地是我们全校师生每天做早操和学生下课后玩耍的地方，有一台水泥搭起来的乒乓球台。估计这个地方也挖过矿，因为学校的厂坝是在矿渣上面平整出来的。矿渣碱性强，树木不能在矿渣土里存活，因此我们在教室前的场坝边沿植的树没有一颗活下来。走过厂坝是坡，本来有的台阶到学校。可是，孩童们下课回家不走台阶路，偏要从这道坡滑下去。
教室后面平整的一块地支了两对木制篮球架，是两个泥土篮球场和运动场。我们的体育课和每年的运动会就在这里举行。平整这块地也有我们这一级学生的功劳。我们小学时的劳动课，基本是在这里挖土、担土和平地。我记事时，这块地已经平整了一大半，只剩下中间一个废弃的矿井和与矿井相接的深沟。黑洞洞的矿井里有积水，阴森可怕。我们的任务是担土填满壕沟和废井。有一天这个废弃的矿井边围满了人，都在往矿井里面看，说里面有“私娃子”，有人还看见“私娃子”的两只眼睛在闪烁。我那时不懂“私娃子”是什么，还以为是怪兽，是不是指“私生子”？可是我怎么没看见呢？几年的劳动下来，终于填平了这道深沟，完成了运动场的建设。
教学楼分两层，一楼是用作老师办公室。所有老师都坐在这个大厅里批改作业。大厅里面还有一间印刷室。我们每次的考卷，就是老师出题后，让人写在蜡纸上，那时叫“刻钢板”，在这间印刷室印刷的。我会刻钢板，跟我父亲学的，刻出来宋体字，横折竖笔画清楚、大小归一排列整齐，除了刻考卷，老师也会摊些事我来做。记得一次考试前，一位叫李鸿的同学，带我偷偷地潜入到印刷室，他想从废纸篓里找到印废了的卷子。不过那次是徒劳而返。
我们上体育时要用到的器具也是从这层楼里取。
二楼原本也是教学办公室，可能单身老师多了，改作单身老师宿舍了。先是半层，后来全层都改成了单身宿舍了。
子弟学校不正规，教学不成体系，没有像样的教学器具，体育设施简陋。老师水平参差不齐。早期部分老师还受过专业训练，部分老师是从分配到厂里的大学生抽调来的，有较高素养，多才多艺，厂里文艺和体育活动就是因为有他们的参与，增加了活力，提高了水平。后期有部分老师是从厂里工人中抽调来的。还有部分老师是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来的。看不出不同来源的老师教学水平有什么差别。
我六岁“发蒙”上学。一学期的学杂费是一块五毛钱，报名那一天领到两本新书：语文和算数。算数老师还特意交代，让我们回家准备100根大约10厘米长的茅草秆，以备上算数课用。
小学班主任姓张，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张老师丈夫是地质勘探队的技术员，居所不定，流动性大，张老师也要随她丈夫到处流动。张老师是非常有爱心和敬业的老师，跟孩子们相处几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终究是要走的。终于将我们带到三年级时，要离开磺厂。记得走的那天，张老师来到班上，跟同学们告别，说着说着就哭了。受张老师动情告别的感染，班上所以孩子都哭了，大家泣不成声，舍不得张老师走。可是，我怎么也哭不出来，双手蒙住眼睛，从指缝里偷看周围同学，已经哭成一片。
张老师走后，我们的班主任走马灯似的总在换。向老师是从工人里抽调上来的老师，做过我们一段时间的班主任。可能受厂领导器重，又将向老师派去做知青点领导。接替向老师的是新分配来的赵老师，赵老师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很有文学才华，磺厂召开的批斗大会，少不了有她发言。她每次发言都是以两句诗词开头，“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便开始了她的批斗发言。
赵老师性情温柔，做我们班主任免不了受同学们欺负。她带我们做的义务劳动是在学习后面的山脚下开垦了一片地，让我们找来树枝茅草堆起来，掩上土烧，所谓火烧肥。烧过的土撒在开垦的田里种上土豆。不过赵老师带领我们只管种，不管收。种过的田再也没有带我们看过了，还是我没有事的时候，会跑去看看，的确是烧过的土，土豆长势肥壮。
记得《闪闪的红星》小说面世后，感动了不少人，也感动了赵老师。赵老师自己读过一遍后，又拿到班上给我们朗读。每天下午下课后，她要给我们读一段才放学。每次都是意犹未尽的离开。
赵老师可能出现了感情波折，不安心做老师了，被调到厂武装部做干事。以赵老师柔弱的性格不应该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人。由于做过我们几年班主任，赵老师离开我们后，还记得我们，记得我收藏的两颗子弹，一颗通用子弹，一颗是苏制大屁股小马枪子弹，就是赵老师给的。
赵老师离开学校后，由谭老师做我们班主任了。
磺厂子弟学校有个定式，只有语文老师做班主任。
一年级语文是从教识字开始，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也教拼音。小学时学的拼音我早已忘记，到了高中学英语时，觉得英语音标跟拼音类似，才重拾汉语拼音的，得益不少，因为以后的电脑使用，无不用到拼音输入。算数课是黄老师。见过创办子弟学校时照片，里面就黄老师了，说明黄老师是我们职工子弟学校元老了。
小的时候样子特别憨厚。可能是腹部肌肉太松弛，总像挺个大肚子，连裤子松紧带都挂不住，常常掉到腰部以下，这种肚子磺厂土话叫“屎跨肚”。二年级时一次被老师留下来，以为是犯了错误被老师留堂，我一看留下来的都是好同学。结果是让我们准备一个节目，节目取材于我们语文课学过的一篇课文，被老师改编成“三句半”。我因为胆小、紧张时说话结巴，老师只让我说最后半句。到了表演那天，临上舞台时，我的裤子还提不上，还是班主任张老师帮忙我提上裤子，重新系的腰带。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的节目没有上场。那是我在磺厂唯一一次上台表演节目机会。
学校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全都开齐了，共九年学制，每个年级一个班。学生越往高年级走，人数越少。有时，学校会认为年级人数太少，干脆上下年级合班，于是本来是要上高年级的，被留一级。当我读到高中二年级时，班上只剩下4位学生了。学校让我们这4位同学再留一级，跟下一级同学合班。随着磺厂职工人数增多，孩子也多起来了，低年级一个班已经满足不了增加的学生人数，于是磺厂子弟学校开始一个年级两个班了。
学校有九间教室，每间教室能容纳40人。教室里的窗户玻璃好像从来没有完整过，刚装上，很快会被调皮捣蛋的同学打碎。到了冬天寒风来袭，只好用塑料布代替玻璃。
冬天学校会为每个班级提供煤炭生火。炉子是四块大转头用8号铁丝捆绑而成的，下面再垫几块小砖头，用于通风和掏炉灰，这种炉子简单而容易生火。我那时因为不用做家务，总是第一个到学校，因此，班上钥匙一般由我来保管。我便在同学们没有到学校以前，通火加煤。到了上课时间，同学们进教室时，炉火正旺，教室里的温度已经比室外高几度了。课间休息时间，同学一般围在火炉边。男同学一般闲不住，一到课间休息就将一位同学挤到墙角，其他同学跟着挤；或者是“斗鸡”。“斗鸡”是单脚独跳，另一只屈腿，以膝盖跟对方膝盖搏击。有时斗鸡分两组，一组在讲台上，另一组在台下往讲台上攻，将讲台上一组赶下去为胜利。个子高，腿长的人占便宜，他们的屈腿可以盖过矮个头部。
磺厂子弟学校虽然条件简陋，相对于附近农村学校还算好的，其师资一度强于一般的城市中小学，至少有正牌大学生10个以上，因而吸引了不少附近农村孩子前来求学。这些孩子每天不惜跋涉十几路，甚至有遇到各种不测，如大雨时山体滑坡、大雪封山等，精神可嘉。有这些能吃苦的孩子作榜样，也让磺厂子弟们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有一位来自大瓢杨姓借读生，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学习非常刻苦。他在学校老师办公楼的楼梯下搁一张床，每周回去一趟，备好一周的粮食，主要是土豆和玉米面。初中毕业那年被应征入伍。在部队里表现优秀，很快提干，当上了连指导员。回母校参观时俨然是一名英俊潇洒的小伙，头戴五星军帽，着四个口袋的军干装。全然看不出曾经是端着面糊碗。穿着千层补丁，蹲在楼梯口的布衣少年。学校非常重视，校长亲自陪同他参观学校。欢送他时，学校组织学生夹道欢送，延绵数公里，直到将他送到磺厂与大瓢交界处。他算得上是磺厂子弟学校那时的杰出校友了。
8、我的学习
记得我们那时使用的是天津版教材。那时的教材内容本来就少，还常常一个学期内容上不完。老师留给学生的家庭作业很少，我一般是三下两下就做完了，甚至在学校里就可以完成。平时没有复习功课的习惯，只是每到考试当天会起个大早，临时抱佛脚地复习一下。大人们也从来不问自家孩子在学校怎么样了，只有到了学期结束，孩子交回成绩单时，家长们才知道自家孩子的情况。有一学期，我的考试成绩不堪入目，特别是数学，不敢将成绩单交给大人，自己私藏起来，发誓下一学年要好好学习。我还为此，写了一篇长篇诗，被哥哥看见，他说我写的是顺口溜。哥哥自持自己文学水平不错，对我的拙作不屑一顾，说出来的话酸溜溜的，要把人自尊心伤到底。我后来有什么事情，不再跟他商量了。
我家母亲从不问孩子在学习里表现，孩子作业从来不翻一翻。父亲有时管一管，但他管起来极其让人讨厌，让我以古老方法学习——背诵。他翻开书的课文最后，上面有要求背诵课文，于是，坐下来等我背给他听，“天啦，这不是要杀我吗”，我在如何对付我父亲。好在父亲不是经常管，不会太为难我。见我背不下来，说第二天背，到了第二天，就不了了之。到了学英语，父亲又要管我英语学习。这个好办，就胡乱在他面前朗读一番，反正他听不懂。
大家都不用功，又没有额外补习，公平竞争，全凭智力的情况下，可以真正地看出哪家孩子聪明，哪家孩子笨拙。聪明和笨拙孩子似乎是一家一家的。磺厂子弟中有几家学习不错，如两个刘姓家、聂姓家。一些知识分子家孩子少，一般学习也好，只是那时他们的孩子还小，不能跟大孩子相比。我们家兄弟属于学习好的一家，在我家兄弟三人中我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只能算得上中偏上等，而且起伏比较大。
我对需要死记硬背的科目特别不在行。可是，那时的语文一般需要死记硬背，课本里的短篇我背不下来，课外的长篇更让我望而生畏，如那时要求我们背的“老三篇”，“宪法”等，我不管怎么刻苦，就是背不完整。可是老师要求是背完才能放学，我只好采取分段背的办法，背完一段，下去复习一会，再去找老师背下一段。有时老师为了省事，让同学之间互相监督，背给同学听，我是老大，有更差的同学垫底。我很羡慕厂里刘姓一家孩子，背功一流，没看见他们怎么用功，可是学习成绩总是很好。老师要求的背课文，他家孩子很快就能完成，总可以早早地放学回家。全家都能写一手好字，而且人际关系好。要是哪个班有他家孩子，一定是班长。
我语文一直不怎么好。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两句话印在我们教科书的封二，那时“读书无用论”充斥整个学校。教科书是越来越薄，课本内容越来也少。即使这样，教科书内容有时也上不完。老师没有引导和鼓励学生读课外书籍，也没有讲授如何写作文。相当多时间用来写批判稿。写批判稿对提高语文水平没有多大帮助，一般都是抄报纸。那时天下文章一大抄，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所有的批判稿都只有一个来源。因此一直以来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差，词汇贫瘠。记得一次放暑假老师布置一篇作文，题目是“新学期的打算”，让我非常为难，无从下手，整个假期快结束还没有构思出来。还曾经萌发让人代写的想法。直到上大学后，才有机会接触到大量文学书籍和杂志，让我如饥似渴地恶补小时候的文学缺失。
我理解力和逻辑思维强，因此数学一直是我的强项。老师一点就通，可以做到听完一节课，不用听下节课，就能将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希望老师只是点到为止，这样全班就只有我能完成作业了。我对上数学课兴趣非常大，好表现自己。当老师点名让同学到黑板前来演算时，我总会积极举手。但是给我的机会不多，因为我们班有“三华”，即：张玉华、徐建华和谭建华，各属一组，常常是她们代表上台演算。可能是“三华”名字好记，老师叫起来方便。
尽管我自认为数学是强项，老师讲过的内容没有我不会的，由于平时没有做题习惯，一本教科书里作业只是挑一些出来做，加上特别粗心，每次考试出来的成绩并不理想，有一次期末竟然只考到40几分。我那时特别爱出风头，数学考试常常开考没有不久，我就做完，不检查就交卷了。我就是希望让老师看到这些考题对我来说不在话下，而提前交卷。享受一个人走出教室时一刹那别人羡慕的眼光，感到特别风光。屡屡犯错，直到高中才改掉这一毛病，遇到考试，认真审题，细致完成，反复检查，绝不提前交卷。从此再也没有因为粗心留下过遗憾了。
小学数学老师是黄老师，加减乘除、计量换算、公式计算等，用心计算就可以。那时还有一门珠算课，父母都有这个方面的专长，连我背来的算盘都比别人要大些，学起来更加容易。三下五除二，只是提高拨子速度的问题。老师挑出好的同学，带学习差的同学，让我感到那些差的同学连拨个子都不会。班里同学数学成绩差距非常大，有的同学数学不好，老师还要专门点他起来答问题，有一位同学平时测验只得过一次15分，后面全是0，扫一眼记分册还以为他是最高分呢。
初中起，教我们数学的是邓老师。邓老师是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老大学生。他不仅擅长数学，物理也精通，而且动手能力非常强，喜欢摆弄收音机。见过他自己买来零件组装的收音机，虽然没有外壳，但不管音色，收听到的频道不会亚于正规出厂的收音机。我家有一台红灯牌晶体管收音机，是我家唯一一部值钱的电器，像一个病病怏怏的老头经常出毛病。每次都要拿去找邓老师帮忙修理，他毫无怨言，不计回报地帮忙，有时收音机里部件坏了，他还帮忙补上。邓老师还是一位愤青，看过“文革”后期出的电影后，总要发表一些不满言论，让我这个红色少年听起来颇为不满，也同时为他捏一把汗。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邓老师才得以离开磺厂，调到鄂西大学做老师，开始结婚、生子，走向正规生活。
子弟学校每个阶段所设紧扣国家要求，物理、化学、历史、生物、英语初中阶段开始都有了。我虽学过，但全都没有掌握。
我们英语课是新来的校长刘帮万老师亲自教。刘老师也是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恩施巴东县人，一表人才，上唇有一颗痣明显，虽是小县城人，但很有大城市人气息。可能是因为巴东位于长江边，跟上下游城市交往密切，受到城里人感染显得洋气些。刘校长在磺厂不入乡随俗，还是说的普通话，他的洋气与磺厂人土气格格不入。刘老师妻子也是巴东人，据说还是一名文工团的演员，带到磺厂，走在工人中，光彩夺目，特别是带她看电影，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为刘校长增添了不少光彩。刘校长的字奇特，自成一体，总要在最后一笔向上或者向下拖一下，看起来有些别扭。但也有学生欣赏。我们高一年级有位同学就模仿他的字，做刘老师几年学生下来，写出来的字几乎是师出同门。这位同学当刘校长为偶像，不仅模仿字，还学习他的人生，对英语学习产生了兴趣，最后也是步入刘校长的教师行列，成了英语老师，不过是没有文凭的英语老师，在乡下学校任教。
初中要学英语了，对此我充满憧憬，看多了新闻片，接待来访的外国来宾，领导人迎接上去，跟外国人一起谈笑风生，多潇洒啊，殊不知旁边还有位翻译，没有出现在画面里呢。严重低估了学习英语的难度。刘校长非常敬业、“自私”，利用自己校长权力，将我们大部分自习时间用来他教英语。每天的早自习，他都要到教室来带读英语，刘老师带读过的课文我至今还记得“Monday星期一、星期二Tuesday、星期三Wednesday、星期四Thursday、星期五Friday、星期六Saturday and星期日Sunday”和“January一月份、February二月份、March三月份、April四月份、May五月份、June六月份、July七月份、August八月份、September九月份、October十月份、November十一月and December十二月”……可是英语学习仅仅靠课堂显然是不够的。他应该告诉学生学英语的难度，要让学生利用课后时间复习和背单词。上课时不是带读，而是听写单词和背诵课文效果会更好一些。说来惭愧，学了几年英语，一次有人让我帮忙看他手表后面英文是什么意思，我连Made in China都不认识。
以刘老师才华是肯定不安心在山里待一辈子的，家里还有“金屋藏娇”。“文革”还没有结束前，他调回巴东的一所中学任教。即使这样，我也认为是委屈他了。一次偶然机会在巴东见到了他，并去他家做客。
中学物理老师是从磺厂技术工人里抽到上来的。初中到高中一年级讲了三年的物理，一本物理力学部分还没有讲完。
于老师是我们化学老师。他是跟刘校长同一年毕业分配来的。于老师刚到磺厂时活力十足，青春有朝气，属于风流倜傥一族。于老师是左撇子，而且是严重的左撇子，人家左撇子子只表现在吃饭拿筷子时，而于老师整个身体优势在左侧，甚至说话时嘴角也是向左侧歪斜，平常做动作时左肩习惯性耸起。老师的不良动作，很容易影响到学生。我曾经也以左肩耸起为时髦，不自觉的要将左耸起。
于老师多才多艺，体育文艺他都能上场，在我们学生眼里是非常全面的老师。可是，他也有感情不顺利的时候。一次在任培才同学家里发现一封信，是他大学里相好写给组织的，被我们偷看。这封信大致内容是要跟于老师分手，让我们知道风流倜傥也有被抛弃的时候。写信人也很傻，这种事情也要向组织汇报？说不定，会有不怀好意的人，拿出来当笑话呢。向组织坦白，如同向神父忏悔，那是毫无结果的。
于老师教学认真负责，对学生比较严格。书本上要求的内容于老师都教过了，还让我们将元素周期表、金属活动顺序表背下来。有调皮的同学在背金属活动顺序表时候，将最后的铜铁锌几位元素，背成是班上同学家长名字徐德清谐音，更加深了金属活动顺序的记忆。由于平常老师布置作业少，也没有要求复习，化学学完了，也都全交给老师了，每次考试都是低空而过。在磺厂子弟学校期间，度过的最后一年的暑假，闲来无聊，将过去学过的课本翻出来，当小说读了一遍，才知道水、盐、酸碱分子式。开始对化学有些兴趣了。开学的一次化学测验，我竟然得了一个超高分。
全老师也是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的新来老师。由于子弟学校体育老师稀缺，我们的体育课就让全老师给我们上。从他口音和一口黑黄的牙齿判断，全老师像是建始官店人，因为那里水质、煤烟都含有高浓度氟，是氟骨症高发地区，因此从那里出来的人都是牙齿黑黄，表面含有斑点。那里才是真正的穷山恶水，不可能有好学校。体育课不像文化课，支张桌子就可以教书育人，而要培养出有体育素材的人，一定要有好设施，只有好学校材具备这个条件。事实上全老师什么体育项目都不会，给我们上体育课时，就几个动作，而且都是自创的，一种是扩胸，一种是高抬腿。整场体育课就这几个动作。本来同学们一天沉闷的文化课上完后，巴望着上体育课开开心，被他的几个自创动作搞的对上体育课没有什么欲望了。全老师还偏向女生，特别是那些长得好看的女生，让男生们实在看不过去，回到班上后，在黑板上写了几句不满全老师的打油诗。我是从来不惹事的乖学生，本不想参与对老师不敬的活动，还是忍不住在旁边画了一个竖起大拇指的手，被卷入其中。厄运到来，全老师反咬我们是流氓，将参与的男生都全留下来办学习班。我画的手很容易被他认出来，也不例外地留了下来。经过几天学习班学习，在强大压力面前，个个认错，才得以平息。
9、红小兵，红卫兵，共产主义青年团和班干部
我在子弟学习表现是逐年看涨。读小学时，得不到老师重视和看好，一年级就有同学加入了红小兵（红小兵相当于现在的少先队），到了三年级班上大多数同学已经是红小兵了，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位表现不好的学生还不是。我就是少数还没有加入红小兵的学生之一，让我母亲认为老师对我不公，硬拉我去老师那里说理。我可能是最后一批加入的红小兵。红小兵的袖章是长条形，挂在左侧衣袖上。估计毛主席日理万机，不会专门为红小兵题字。袖章上面的红小兵几个字是从毛主席书稿里找出来的。
红小兵里有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职务。大队长一般全校只有一个。那时的学生干部是经过选举才上的。记得住在我家隔壁的吴同学，因为母亲因公牺牲，正好是红小兵大队长选举，她几乎是全票上了大队长。每个年级也就是每个班有一位中队长，一般是班长担任。小队长是组长担任。不管是大队长、中队长，还是小队长都是象征性职位，基本上是没事可做。
到了初中阶段很快成为了红卫兵。红卫兵标示不再用袖套，换成了袖章。红卫兵袖章呈菱形，做工要比红小兵袖章要讲究的多，估计红卫兵几个字是毛主席亲手题词的。因为毛主席自己也带过红卫兵袖套。
每个学期结束，会评出三好学生。所谓三好，包括：思想好、学习好和身体好。往往只要学习成绩好和同学关系好，因为三好学生是要同学提名和投票的。有些家里孩子成了三好学生专业户。我家墙上挂满了三好学生奖状，但属于我的很少。
高中那年我被作为共青团员发展对象，进行考察。上届一位陈姓同学是我的介绍人。对于内心焦急的我，漫长的考察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为了能早日加入共青团，我千方百计地讨好介绍人，对介绍人是言听计从，有求必应。将手头上仅有的两毛钱也借给了介绍人，当然与其是借，倒不如说是贿赂，没有指望他会还。终于在我14岁那一年，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我们班唯一的共青团团员。这种放下身段讨好上级，得以成就事业，是中国的特色。这是我未成年都已经领悟过的道理，到了成人确抛到了脑后。长期以来，我都是一身傲骨，绝不低头，绝不求人，吃了不少苦头。
一加入共青团，正好赶上学校团支部改选，我又进入了学校里团干部队伍，任学校团支部青年委员。有了共青团员这一光荣称号，一些社会活动纷至而来。我唯一一次下矿井就是作为共青团先进代表下工区参观访问下去的。
小学时不被老师和同学看好，只当过小组长，劳动委员和清洁委员。当清洁委员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到校早，离校晚，掌管班上的钥匙，利用我来生火、熄火，保持班上的清洁卫生。清洁委员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每天要安排几位学生清洁之日。我一般都能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对不服从安排而拒不做卫生的同学，自己会代替做了，但要将教室里清扫的垃圾堆在那些该做卫生而不做卫生的同学桌子上，以示惩罚。免不了第二天又要挨老师一顿批评。
到了初中，学习开始有些进步，加上受到班主任谭老师关爱，当上学习委员，成了班主任有力助手。高中时跟谭老师关系更是密切，可以由我指派谁做班干部，本来有机会当上班长。最终因为没有自信服不了大众而没有去当。
10、徐校长二三事
我“发蒙”时子弟学校校长姓徐，是湖北孝感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听说是“文革”时接管《恩施报》到恩施，再下派到磺厂，任磺厂职工子弟学校校长的。在磺厂期间，徐校长住在厂机关招待所楼上一间房子，从没有见过他家属，只见过一个大头儿子跟着他。
徐校长治学严谨，抓过一段时间的教学质量。由他治校的几年里，学校风气比较好，培养的学生思想活跃，参加社会活动能力强。我哥哥那一届就是在徐校长那时培养出来的。他们班人不多，体育文艺样样在行，踏入社会后，都成了各条战线活跃分子。
徐校长处理违纪学生毫不留情。办校几年里仅开除的两名学生都是在他手上。都是因为犯“流氓罪”被开除的。记得一位蒋姓同学，父亲是厂领导，长得一表人才。平时虽调皮，不至于到犯罪的份。突然有一天通知全校各个年级开蒋姓同学的批斗会。据说是因为他猥亵了隔壁家的女孩，定为流氓而遭开除的。轮到我们班时，让蒋姓同学坐在讲台边，同学们挨个发言，历数完他的罪行后（其实都不知道他犯的什么罪），都会套用那时法院布告流行的判词“……蒋同学罪恶极大，激起民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蒋姓同学被开除后，去了厂办农场劳动。如此体面同学，小小年纪跟那些农民一起挑大粪，让我感到人生世事难料，祸福在一瞬间，同情心悠然升起。沦落到这个地步，是要一定勇气生活下去的。要是我，哪有颜面挑担大粪，在磺厂叔叔阿姨和同学跟前走过。
徐校长的严厉是不问青红皂白，带有独断专行色彩，伤及一些无辜。记得一位农民小贩挑一担毛桃到学校卖。奇怪的是徐校长很同情小贩，还让小贩进了教学办公室。有钱的同学都纷纷挤到箩筐边挑毛桃，所谓有钱只不过是口袋有几分零用钱而已。我手里攥着2分钱，选了2个毛桃准备到水龙头处洗，被站在一旁像猫眼一样的他抓到，硬说我是不想给钱就要走，让我有口难辩，在同学面前无地自容。
还有一次中午跟一位李姓同学走在上学路上，那位李姓同学见路边的萝卜熟了，嘴馋拔了一根。所谓熟了是指萝卜露出土的一截呈绿色，这种萝卜剥皮生吃，水分多而且甜。不想被路人看见，一阵高喊“有人偷萝卜”，连带我也被徐校长跟前，被他教训一番。
由于徐校长强硬治校，遭来被处罚过的学生记恨，有一位被开除的谭姓同学扬言要对他报复，要修理他儿子。让徐校长心灰意冷，慢慢地不再管事，辞掉校长职位，最终离开了磺厂，回到他原籍孝感的一所中学。
徐校长走后经过一段短暂的蒋姓老干部代理校长以后，新校长是一位刚从华中师范学院毕业的英语的刘老师。不巧的是，哪位代理校长的儿子就是被徐校长开除的。蒋校长是我父亲老战友，虽为粗人，但非常有爱心，跟学生训话，感到有一种父爱口吻。他为学校做了一件好事，是将学校的教室被打坏的玻璃全部补上。
11、我成了班主任谭老师的朋友
谭清泉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谭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是我在磺厂子弟学校相处最长的老师。谭老师是厂子弟学校老教师，四川人，早年毕业于恩施师范学校。谭老师家还在四川巫山庙宇，自己孤身一人在磺厂教书。有时他儿子会来看他。
谭老师住在教学楼二楼，宿舍也是他办公的地方，是我做他的学生时常去的地方。谭老师宿舍干净整洁。床上被子和床单一尘不染，早上去他宿舍可以清晰见到他床铺上头部、屁股和脚跟三个凹陷，说明他睡觉很老实。
谭老师无心教好学生，上课时感觉是故意拖延时间，大半时间是在抄写课文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他在黑板写，我们跟着他抄，一堂课抄写两段段落大意就结束了，而且是千篇一律的，他一来上课，学生们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很少对课文里的生子、词句和内容进行讲解，没要求背诵课文，从来不布置作文。也没有引导学生阅读课外书籍。
谭老师紧跟形势，有新的两报一刊社论时，他赶紧让我们学，实在没有新的，就让我们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著作。常常一个学期下来，书本上内容上不完。这样的学习方式对老师倒是简单，不用备课，也不用批改作业。学生也喜欢，不用做作业，没有了压力。
那时学习唱歌和识谱不叫音乐课，而是叫红歌课，也是谭老师教。谭老师擅长吹竹笛，每次的磺厂文艺节目，他都会上台吹奏一曲。他教过的简谱和几个歌曲我现在还记得。我那时特别害羞，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和唱歌。可是红歌课考试是要在班上唱一首歌才给成绩。全班同学都上台唱了，就是我打死我也不开口。谭老师让我去他宿舍，没有同学在场让我单独给他唱，我也不唱。他说“你只要唱一句，就给你及格”，仍然撬开不了我那尊贵的口。不过学期结束，我成绩单上红歌还是及格分数。
到了中学，政治课学习也是谭老师教。虽然课表上政治课占有相当多的课时，但没有正规的政治课教材，也是根据形势，发展到什么阶段，就学习什么内容。期末考试不用闭卷考试，老师根据平常表现给个分数，到了后期我跟谭老师成了朋友，他将给学生的政治评分干脆交给我来完成。
谭老师口袋里藏有一本小本子，是记录同学平时表现的。做过的好事，和干过的坏事他都要记录下来。同学干坏事时，生怕被他发现，掏出他的小本本。时间长了，我渐渐发现，他根本是在假记，是在装模作样吓唬吓唬学生的。他那小本本上面什么都没有。
到了高年级，谭老师开始信任我了，一些本该老师做的事情，也会交给我和另外一位刘姓同学做，比如每学期政治课的评分由我来打分。刘姓同学一直是班长，聪明、人缘关系好，能写一手好字，每届老师都喜欢他。那时政治课是主课，但没有专门的教材，也不用专门上课，期末不用书面考试，老师只是根据平时学生的表现打分。我和刘姓同学常常给自己最高分，根据我们的印象给其他同学打分。
应该是班主任写的每学期学生评语也是我和刘姓同学代写。写评语时，给自己尽往好的写。评语里必须要列一条缺点和老师对学生的希望，我会在给我的评语里不写缺点，只是提出一条今后要更加努力学习的希望。而对那些表现不好的同学，则是满纸缺点，甚至将搞阴谋诡计这样的话也写进了同学的评语里面了。
到了高中一年级年级，谭老师有意让我当班长，但我恐怕驾驭不了班上同学，还是要求当学习委员算了。
跟谭老师长期的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同他既是师生又是亲密朋友。谭老师有时家访，也要带着我跟他同行。不过家访时赶上吃饭时间挺尴尬。
谭老师的业余爱好是进山里逛，采集蘑菇、木耳和草药，如“七叶一枝花”、“洋姜”、“党参”等。我因为家里事情不多，如果早下课或者周日休息，就跟着谭老师上山，让我见识了山里的草药，奇珍异果，黄昏时见到野鸡、野兔，让我大开眼界。他教我如何识别可食用蘑菇，那里能找到木耳。跟他山上走一圈，常常收获不少。
谭老师有酗酒毛病，喝多了面部发红，两眼发光，显得有些凶狠。说起酒话不着边际，有失老师尊严。记得一次班会，他喝醉了酒进来，把我大骂一通，数落我种种不是。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一句说我是“扁扁石头推不上坡”，让我在同学面前十分难堪。
那时，我发动全班同学捡废铁买，赚了不少班费。为了账目清楚，让一位同学记账，一位同学管钱。我们利用赚来的班费，买了一个24瓣篮球、两副乒乓球拍和网、一副羽毛球拍。正当同学们高兴之际，谭老师以不让私设账户为由，将余下的钱收缴上来，他来代管。随着同学们的分分离离，成了一笔糊涂账而不了了之。
12、热水池里的惊魂
厂里用电是自己发电，自给自足，不管是生产用电，还是居家用电。那时没有电表一说，根据职工家里电灯数和瓦数扣电费。到了查职工家里电灯那一天，父亲会锁上里屋，只留外屋让他们查看，让我们报里屋的灯瓦数。可能是父亲想贪便宜，少报几瓦。可是，我做不到，我天生不会说谎，坚持如实申报，虽然会惹父亲不快，经过几次后，父亲没再让我虚报了。
厂里先后建了两座发电厂，都是烧煤的火力发电。旧电厂建设年代已久，满足不了全厂用电，又建立了一座新电厂。新电厂的启用大大地缓解了全厂的用电。过去用电高峰期的昏暗，变得亮堂多了。新电厂的烟囱是厂里最高建筑，足有几十米高，是厂里标志。即使现在磺厂已经成了废墟，荒凉的厂区那幢烟囱却依然耸立。
发电厂引出来的循环水排放到热水池。这个热水池长宽约20×20米，深约2米，离水池边两米的地方，还有高约1、5米方形隔。热水池水温适中，虽然还漂浮薄薄一层机油，仍是我们儿时浮澡(游泳）的好去处。即使在冬天，外面还飘着雪花，依然可以在水里嬉戏。水池边是一些妇女洗衣服。
我就是在这个热水池里学会游泳的。在我学会以前，已经有好几位同学会了。靠这些同学拉住手，或者扶在会游泳的同学背上几个来回，就可以站在1、5米隔台上往水池边扑。胆子再大些，干脆头直接闷在水里一口气游到另一侧的隔台上。就这样学会了游泳。不过那只是狗刨。会狗刨和闷水，就可以在水里嬉戏了。
奇怪的是，那时孩子家长并不支持自己的孩子去热水池里玩，我的家人也是。母亲有高度近视，有时会跑到热水池边找我，要是被抓到说不定一顿棍棒打回家。有一次我正在热水池里，看见母亲朝这里走来，孩子们为了掩护我，都赤条条地坐在水池边看着我母亲。母亲一个一个的扫过，就是没有认出我。
就住在热水池旁边的一位叫刘彩云的同学一次偷着在热水池学游泳，被他父亲抓到。他父亲干脆给他腰上绑根绳子，将他扔进水池，让他游个够。见他在水里扑打扑打的不行了，提起来让他吸两口气，再扔进去，如此几下，竟然让他学会了游泳。
可能是厂里领导意识到热水池不安全，便在热水池外围用木杆围了一圈。这并不能阻挡我们继续下水，相反更增添了我们嬉戏时的刺激，因为我们可以爬上外围的木杆往水里跳。一次放学，同学们约好去热水池，几位从没有下过水的同学也跟来了。同学们直奔热水池，一个一个爬上木杆往水里跳。一位叫谷成举的同学从没有下过水，跟着大家也往水里跳，跳进水里却浮不上来了，正好一位路过的工人跳入水中将他救起。
就在这个热水池里发生过至今还令我噩梦未醒的事件。一位李姓同学怀抱一根树桩在水池里学游泳。自己的树桩没抱紧，又去抓人家的树桩，没抓着，自己抱的树桩也没抱住，沉入水里。在一边的我毫不计后果，潜入水中救他。我一接触到他，就被他箍住了脖子。我站在水底用力地将他托出水面，他没有抓住树桩，挎住我的脖子再次沉入水底。他露出水面吸了几口气，可我还在水里。我感到我要憋死了，恐惧的心里爆发出想象不到的力量再次将他推出水面，好在有人抓住了他的头发，将他拖到水池边，他得救了。我也终于可以浮出水面。我躺在水池边，惊魂未定。我那时只有7岁，也只是会“狗刨”啊。
有了这次惊心动魄经历，我寻思着，其实下水救人是非常危险的，常常是溺水的人没有救起，还搭上自己生命。实际上这样的悲剧时有发生，有时为了救一位溺水者，搭上几条生命。社会教育不应该鼓励舍身救人，人家的命是命，自己的命也是命。善待生命也应该包括自己的生命。要是真能用自己生命换回他人生命，还值得。我常常告诫我儿子（我儿子小时是市业余体校游泳队运动员），有人掉进水里，不要以为自己水性好就不经思考地下水救，即使是自己的父母和妹妹。只有在自己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才能去施救。书上看到的好多救人英雄一般是虚构的，报纸上宣传的只是成功的例子。老师更应教育孩子珍惜生命，而且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救人应该讲究科学方法。
后来发电厂的热水池淹死一位诨名叫“叫花子”的儿子后，再也没有孩童下水了。因为厂里人相信，淹死的人要投胎重生必须要找到替死鬼。以后，每当路过热水池时，看到水面上的热气，仿佛是那“叫花子”的阴魂漂浮在水面，为找不到替死鬼在哭泣。
13、我的收藏
小时候喜欢收藏小人书。只要是市面上有的，我都要想办法买到。正常的途径是到磺厂合作社买，但合作社买的小人书品种少，更新慢。磺厂银行一位职工经常来往县城，每次去一趟县城会带些小人书卖。我成了他家常客，每当他回到磺厂，我会第一个去他那里找新的小人书。甚至到了读高中阶段第一次去恩施城，一位跟我父母是故交的阿姨要带我去逛书店，我要买的还是小人书。
到我成人时，已经积攒了数百本了，如：《铁道游击队》、《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武松打虎》、《大闹天宫》、《交通站的故事》、《渡江侦察记》、《狼牙山五壮士》、《杨门女将》、《鸡毛信》、《白毛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小刀会》、《闪闪的红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鸡毛信》、《东郭先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兄弟民兵》、《一只驳壳枪》、《小兵张嘎》等，小人书里人物形象我至今还记得，如：“金训华”、“深山歼敌”，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以及岳飞手拿长矛跟金人的刀光剑影等。
小的时候喜欢“扇烟纸”盒，碰到好的稀缺的便收藏起来。将烟纸盒展平夹在书页里。几年下来收集了很多的烟纸盒，有高档的中华、牡丹、上海等；中档的大前门、飞马等；低档的圆球、游泳、大公鸡、城乡、经济等。其他的有群英、大重九、黄金叶、勤俭、丰收、红梅、金钟、拖拉机、红灯等。那时最大众化的香烟是圆球，价格正好两毛钱一包，零售时，1分钱一根。我那时也赶时髦，跟着同学，要是口袋有1-2分钱就会买1-2根抽抽。
也收集糖纸，包括纸质和塑胶，也是将糖纸展平夹在书页里。
可惜这些收藏被我母亲一次搬家全丢了。
14、我曾经是磺厂最无聊的人
好多同学放学回家还要拾煤渣、捡矿石、打猪草、洗衣做饭，而我家，只有哥哥在家时拾过二煤（发电厂锅炉烧过的）。那时发电厂一天定时会有几次倒煤渣，等候拾煤的人不少，但中午一趟等的人很少。我们哥俩每天吃过午饭后，便守候在倒煤渣的地方，总会拾满一担上好的二煤。自从哥哥离开家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了。
我们家孩子每天下课后无所事事，是厂区最闲的孩子，我又是这最闲的一家人中顶闲的人。没有作业、没有书看，闲来无事变着法来找快活。
我把家里筷子一支接一支烧掉，烧掉的余烬插入土豆堆里。
我一只手拿着盛水的瓢，一只手点燃糊在板壁上的报纸。报纸一着火，将水泼上去浇熄。那可是木板房，要是燃烧起来就要毁掉住有几家人家的整幢房子，甚至是整个片区啊。
我用木盒自制了一个灯箱，灯箱里糊上锡纸反光，以增加灯光的亮度，摆在桌上。受这个灯箱启发，我在想家里手电筒用电池供电，如果接上电线不是可以省掉电池了吗？于是将电筒里的小灯泡取出来，接在电线上，一开闸，灯泡即刻爆炸，好在没有酿成火灾。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大灯泡可以，手电筒里的小灯泡就不行呢？
有时候实在没有什么新鲜的花样，我会越发觉得孤独。虽然厂区人熙熙攘攘，但是各人都有各人的营生。哥哥一帮人有自己的事，弟弟一伙人也有自己的玩法。我们三个虽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是也很少一起玩，或许是年龄差距比较大、性格悬殊的原因吧。
厂里职工所需的物品凭票供给。但是毕竟是物资贫乏的年代，供给量也有限。很多家庭为了丰富饭桌，工余都发展一些副业，如：养鸡、养猪、种自留地，其他伙伴好像有做不完的家务活，我们则很少有家务活干。很多伙伴家里都养猪，放学后他们会上山打猪草。可以想象出我当时是多么的无聊，实在没趣的很，就会跟着他们去帮忙打猪草。父母以为我们兄弟对养猪有兴趣，看着天天给别人家忙乎着打猪草，就干脆给我们也买头猪养。
我们买了的小猪是养在机关食堂的猪圈里。开始很新鲜，每天跟同学上山，或者田间地头去打猪草，权当是快乐活动，不仅可以满足每天的猪食，还有剩下的剁碎和晒干，备冬天里没有猪草时用。床底下已经塞满了晒干的猪草。
春天到来万物更新，草出土，树发芽，打回来的猪草鲜嫩，不用剁碎煮食，直接喂给小猪，像对待小羊羔样。
有时跟同学去很远的地方，去拔一种叫“意张花叶子”的猪草。先是走到二工区，再从这里上山继续前行，那里满山遍野长着这种草叶。到处是我们厂的孩子，兄弟姐妹多可以成群结队相互帮助，而我只是孤单一人。从下午下课后出发，到天黑后才能回到家。
时间一长，开始厌倦了，再提起打猪草，一百个不愿意。连续几天下雨没有了猪食，我穿上雨衣，提着箩筐，去田地里割猪草。由于家家户户养猪，附近已经没有成片的猪草了，只能一根一根的割，割一筐猪草要半天。父母看我们对养猪失去了兴趣，只好处理掉。我记得我们家买回来第一头猪27斤，养了几个月后卖给机关食堂还是27斤，已经是病病怏怏，上午卖完，赶紧拿回钱，下午就死了。可能是我们把猪当成宠物养，过多的让猪生吃嫩草，感染了寄生虫所致。另一头猪买来时36斤，养了几个月后杀掉时候不到60斤。我们家养猪刚好和别人相反，别人家的猪是越养越肥，我们家猪则是越养越瘦。如果说别人家真是为了养猪，我们家小孩则纯粹是为了好玩儿养猪，就当猪是宠物。
15、成长的烦恼
度过一段极其无聊的时期后，开始找项目打发时间。那时学习任务不多，压力不大，每天下午早早放学，长长的寒暑假也都无所事事。
那时的课外书籍很少，最流行小人书，我收藏了数百本，一本小人书内容也不多，翻来覆去地看，所收藏的一天之内可以翻个遍。
有了小说大家相互传读。记得读过的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敌后武工队》、《苦菜花》、《激战无名川》等，其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和冬妮亚、《苦菜花》的王柬芝的妻子跟长工私通一段感情描写，让当时的我着实激动一番。《红岩》、《清江壮歌》的地下斗争的情节扣人心弦，让我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当时市面上唾手可得的像《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小说，似乎假大空英雄形象，远离生活，看过电影就够了。批林批孔期间读了《水浒传》，但只允许读到宋江带领一百单八将被招安前的71回。《红楼梦》那时被当做少儿不宜的淫书，虽然都知道毛主席推荐过，也只是偷偷地看。我家有完整一套，我偷偷藏在枕头下，看过几回后，被母亲收走。《闪闪的红星》成了那时最畅销的书，每天自习时间，班主任赵老师会给我们读一个章节，总有余兴未尽之感。看过小说后，热追起《闪闪的红星》电影。《桐柏英雄》也是“文革”后期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小花》，电影里的情节作了大幅度修改。
我们家压箱底的是一套《大众电影》，历经无数次运动，母亲冒死也舍不得将它交出来，母亲太崇拜电影演员了。反复翻看，已经散页。箱底还有一本大概是50年代某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上面有军衔授予新闻，外交部对外声明，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等。在资讯极其匮乏下，通过这本书让我对五十年代某个年份，有了一点了解。
父亲收藏有成套中医中药书，如《本草纲目》等，极其无聊时翻看一下。不过极其无聊的时候太多，渐渐将这些书籍翻完。对中草药有了一点初步了解，有时将山中采集来的奇珍异草拿回来，对照书中图案，看看有什么药用价值。
我家订了一种《解放军文艺》杂志，我几乎每期必读，每篇必看，特别是有战争情节的。但读多了也知道都是杜撰出来的情节，几乎没有留下有印象的章节。
童年时除了随着学校搞运动，充斥的都是玩，打盖子（瓶盖）、打珠珠（弹球）、扇烟纸（烟纸合）、抓纸板、打弹弓、滚铁环、打得罗(陀螺）等，我都是高手。
打盖子是用右手的大拇指、食指和中指配合将瓶盖弹出去，以进洞或者打中对手的盖子为赢。因为打盖子，收集了各种瓶盖，墨水瓶盖、药瓶盖等等，以墨水瓶盖最为适合。有的孩子是打盖高手，动作优雅，弹射准确，一天下来可以赢好几枚瓶盖。不过更多孩子是笨拙地用大拇指和食指将瓶盖挤出去，挤射既不远又不准，只有输的份。打弹珠也是这种打法，只是将瓶盖换成跳棋的珠珠或者轴承的弹珠。
扇烟纸盒是将烟纸盒叠起来，借助摔下去风力将对方烟纸盒翻起定输赢。摔下去没有翻起对方烟纸盒，再用手扇或者手拍。一般是要看烟纸盒价格和烟盒出产年代，为先手。撕开烟纸盒侧面，可以看到烟纸盒出产年代。由于玩打烟纸盒多了，将新的烟纸盒收藏起来，渐渐地收藏了好多烟纸盒。
抓纸板是将64开书叠成三角板，虽然报纸也可以叠纸板，但报纸质地抓起来明显感觉不好，当是不合格三角板。有不同的难度抓法，一种是将一叠纸板从手背翻起，手掌抓住。有时纸板十几公分甚至几十公分厚，要全部抓住，手腕不够，要用上手腕到肘部。更高难度的将如此厚的纸板翻起来抓住，还要掉出来一张。
打弹弓是磺厂子弟都会的。磺厂子弟弹弓做工讲究，所用的树杈不是简单的Y字形，而是像金杯样呈弧形，这种树杈只有一种映山红的灌木树才能找到。找到金杯型映山红树杈，截断，然后削成金杯型弹弓叉，绑上轮胎内胎切割的胶皮。包石子的牛皮是从废弃的反毛牛皮鞋的鞋帮剪下来的。有位同学弹弓叉极有讲究，是用金属梯从模具倒出来的。一天打弹弓下来，可以打好几只麻雀，做一锅汤。不过也有淘气的孩子用来射人。
滚铁环用的铁环是建筑用的钢筋做成圆圈焊接起来，可大可小，一根较细钢筋做成勾，勾住铁环滚。一般也是人手一个，上学时带上，放学后沿着公路往回家的路上滚。也有各种高难度的滚法。
市场上没有陀螺卖，靠自己找来一支木棍，裁剪成陀螺大小，然后一刀一刀雕刻而成。有关系的孩童会找车工帮忙做。678工区车间，一位吴姓叔叔跟我家相好，我找来上好黄杨木请他帮忙我车陀螺，将裁剪成陀螺大小的黄杨木固定在车床上，设计好大小，在车床上转几圈，一个做工精致的陀螺做成，我一口气让他帮忙做了大小几个陀螺。回到家里，在陀螺尖钻一个眼坎进一颗轴承珠，大功告成。一段时间，打陀螺成瘾，水平之高可以到了不想打了，才让陀螺停下来。
每天放学后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很无聊。厂区背靠的就是山，放了学便跟儿时的伙伴或者独自一人山上山下转来转去，厂周围山上几乎每条小径、小溪我都熟悉，去的最多是响石窖那里的出水洞抓螃螃（牛蛙）。其他孩子们没有发现这里有牛蛙时，这里爬满牛蛙。用竹竿一拍，草丛中乘凉的牛蛙纷纷跳进水里。出水洞出来的水被拦住，引到厂里，供厂里职工生活用水，非常干净。被拦住的池子里的水清澈透底，跳进水里的牛蛙清楚可见，只可惜没有办法抓它。于是，我发明一种像矛一样工具，用八号铁丝，一头砸扁，然后在磺厂车队里电动砂轮磨尖和磨锋利，再用钢锯在磨锋利的两侧锯成倒挂勾，将八号铁丝的另一头固定在竹竿上。带着这种自制的竹竿叉去叉螃螃。水里的螃螃很笨，叉到跟前了也不知道躲避，从背部插进去，腹部出来，连肠子也带出来了，每次总能插到几支。想来这种方法叉螃螃是非常残酷的。随着知道的人多了，出水洞的螃螃也越来越少了。
更多人是在夜间利用手电筒抓螃螃。手电筒强光直射螃螃眼睛，会让螃螃一动不动任其抓它。有人一整夜下来，可以抓到一麻袋。那时螃螃成了一些家里改善生活的一道上好的荤菜。
我发明用蜘蛛网去网知了。在竹竿上扎上一个圈，去厕所或者容易生蜘蛛网的地方，让绑在竹竿上的圈粘满蜘蛛网。刚出丝的蜘蛛网粘性好，很容易粘上知了，让它动弹不得。知了在树上歇的在高，只要竹竿能伸到的地方就能粘上。一天下来也可以粘上数十只知了。不过蜘蛛网只要放几天就会失去粘性。用这种方法也可以粘蜻蜓。每到下雨前蜻蜓低空飞舞，用带有蜘蛛网的竹竿往天上一扫，就可以网上。
我们也会想出各种招数打鱼。如挑一框生石灰，走到很远有鱼的小溪，将担来的生石灰泡连同筐，放进水里上下颠簸框，石灰蔓延出来和遇水后起化学反应，水里的小鱼儿自动翻出水面，我们再用撮箕捞。或者将生石灰装进玻璃瓶中，加入少量水，生石灰与水氧化反应后释放出热量，扔进水里爆炸，爆炸的冲击波和石灰的蔓延，也会让水里的鱼翻出来。但要把握好时机，扔早了不爆炸，晚了会在手里爆炸，炸伤自己。
还有一种打鱼方法是用那时带有两节电池的老式电话机，将电话线一头放在水里，摇电话手柄。虽电话线的电压不高，但足以将小池塘里的鱼电昏，浮出水面。
想来那时对待小动物也很残忍。传说人吃了螃蟹脚会成为大力士，特别是前肢。于是，我们在小溪翻开石头寻找螃蟹。找到螃蟹，拔掉螃蟹脚就生吞下。拔过脚的螃蟹再放在石头下，据说还可以再生出来脚。
看见老鼠钻进洞，我们在洞口点燃硫磺，硫磺烟往洞里熏，会将老鼠逼出洞穴，跑出来乱串。
还记得我对山上一座坟的主人比较好奇。听大人们讲，他曾抱着炸药包，像董存瑞一样去炸地区物资局大厦，不知道结果怎样，他是躺在这里了。坟墓被人掘开过，尸首已经残缺不全，撒落在坟墓周围，一条腿被扔进我们饮水的储水池里。
听说磺厂生产出来的硫磺是用来制造火药的原料之一。当我们知道火药的配方除了硫磺，还有芒硝和木炭，于是找来硫磺、芒硝和木炭，磨成粉混合搅匀，反复试验都达不到火药效果。可是从炮竹里取出的火药积攒起来可以爆炸。可能是我们知道的配方还是不对。
每到春天竹笋出来时，我们会进山里掰竹笋，只有那种刚从土里冒出来的才好吃。自己掰回来的野竹笋细嫩，是市场上买不到的。春天的椿芽树刚长出嫩叶就可以掰下来，或炒鸡蛋或清炒，有多的还可以晾干。不过，油漆树跟春芽树非常相似，两者区别在于春芽树小、树叶小，颜色深，不会认的人将油漆树叶掰回来，不仅不能吃，还惹来一身过敏，严重过敏的人脸肿得两只眼睛成一条缝。野韭菜也一道好吃的野菜。
秋天果实成熟时，要进山里摘果子。一种我们叫做“杨桃”的，实际上是野猕猴桃，如果找到一窝可以摘一麻袋。刚摘的“杨桃”没有熟，回来后放进米里或者棉絮里，几天后逐个成熟，成熟一个吃一个。还有一种是叫做“八月瓜”，九月成熟的果子，成熟的“八月瓜”果壳张开，露出里面像龟缩的一条毛虫的果肉香甜可口，是野果中的极品。可能磺厂孩子能尝到这种果实的不多。还有野李子、野黑桃、野毛桃等，都是我们秋天里，上山采集的果子。
战争电影看多了，特别喜欢枪炮。厂里有武装部，存放有各种武器，什么三八大盖、汉阳造、79式步枪、德国式冲锋枪、苏联产的小马枪、53式半自动步枪、56式全自动冲锋枪、歪把子机关枪等。各型枪配不同子弹，如苏联小马枪，刺刀在枪管侧面，所用的子弹是大屁股子弹，我收藏过一颗。有了国产53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全自动冲锋枪以后，子弹标准化了，不管是半自动、全自动，或者机枪子弹，甚至手枪子弹，都用通用子弹。早期的步枪每射出一发子弹后，还要退出弹壳，压上下一颗子弹。
厂里年青工人一般都是民兵，民兵里再有基干民兵，武装部会定期对他们进行训练。训练结束前一般安排打靶。知道打靶那天，跟着这些民兵到打靶场。等打靶一结束，赶紧在草丛中寻找弹壳，和泥土里挖弹头。我收藏的弹壳、弹头，可以拼出好多子弹。
我知道子弹由弹壳、底火、发射药、弹头四部分组成。发射时由撞针撞击底火，使发射药燃烧，产生气体将弹头推出。我曾经用自制火药，装进弹壳，装上弹头，用一种火药粒作底火。撞击底火，并不能引燃弹壳里火药，更不能将子弹头推出去。
家里摆满了各式自制木枪，手枪、驳壳枪、长枪。这些枪是我找来木板，让木工锯成枪样雏形，然后用刀，一刀一刀雕刻而成。再刷上黑色油漆。雕刻出来的枪，仿真程度，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上高中那年，体育课改成军训课，每天下午进行军事训练和射击训练。教官是厂武装部派来的。子弟学校老师也有转业军人。有一位袁姓老师参加过抗美援朝，给我们作报告时绘声绘色地讲抗美援朝战争情景，让我听得如痴如醉。我们的射击训练，是他做教官。讲解完枪械结构，射击原理和技巧，便进行瞄准训练。袁姓老师拿一个教官专用的瞄准镜，可以从他的瞄准镜里看到学生瞄准情况，其原理是三点成一线。奇怪的是，袁老师是将瞄准镜放在表尺前面，怎么能做到三点成一线呢？让我对他的神话产生了怀疑，他大概不会使用瞄准镜，只是凭他印象，谁瞄准了，谁没有瞄准，他特别青睐几位同学。结果实弹下来，我中靶环数是全班最高。而他青睐的那几位同学，要差得多，甚至有没有中靶的。
我小时特别胆小，害怕黑夜、怕死人、怕鬼。职工礼堂和机关会议室，常常停放尸体，我会经常梦到那里有鬼出没，晚上从不敢一个人经过那里。
直到14岁之前，我一直都在这里生活和学习，就这么无忧无虑的童年。
要是那时家长有先见之明，稍稍利用点时间学点外语，文艺等，将对我今后的人生产生多大帮助啊。
16、刘姓一家人
磺厂有一刘姓大家人，祖孙三代加起来十几口人，有兄弟姐妹8人。他家老六叫刘体东，跟我是小学到高中同学，说他家还有两位孩子早先夭折，如果在世，就有10个孩子了。
他家孩子管父亲不叫爸爸或者爹，而是叫伯伯，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叫法。我问刘体东，那叫爸爸的应该是什么人呢？
刘家父亲是铁匠，是高级别那种，叫八级钳工，是工人中顶级级别了，厂里高级技术员和一般干部都拿不到像他那么高的工资，可想，那时对工人阶级的重视。他家母亲是保管工人供矿灯电的电瓶和为电瓶里添加硫酸的工人。爷爷是退休老工人。
刘家家风纯朴，人缘极好，家里高朋满座，人来人往，俨然成了磺厂人第二俱乐部了，每到工余时间，聚集在他家的人打扑克牌，要开几桌才够，父辈的、不同年级的同学等。
刘家全家人都能写一手好字，都跟他爷爷一个体。由于他家爷爷能写会画，他家打的扑克牌都是他家爷爷自己画出来的。那时，物资匮乏，连扑克牌也买不到，大家都找他爷爷画牌。我家的两副扑克牌就是请他家爷爷帮忙画的。他爷爷画多了，干脆雕刻了一个花纹印章，扑克牌背面就盖印，正面用红黑毛笔画出桃杏梅方，画工考究，不输市场上买来的扑克牌。
他家在后院搭了一个猪圈，自家养了几头猪，猪圈里还做了两个蹲位的茅坑。周围人都喜欢上他家蹲厕所，因为他家自制了一个卷烟器可以自己卷烟。上厕所前，跑到他家，将烟丝散进他家自制的卷烟器槽里，在卷烟纸上涂上一层糨糊，一拉一根烟出来，点燃就去蹲厕所了。我家那时离他家有好几百米远，要大解，也要跑到他家厕所，点上一支烟，上吸下排，神仙般的享受。
他家孩子虽多，但个个争气，学习好，从不在外面惹事，家务活都是孩子们做的，洗衣、做饭、割猪草、拾煤、捡矿，无所不做，有做不完的家务活。所以，他家父母是很有福气的，不用管孩子，孩子一大堆，自己确成了甩手掌柜，任孩子成长，所谓“多子多福”，在他家充分体现。
我跟刘体东是同学，早上上学时会弯过去，跟他结伴而去。放学也是要找他玩，可是每次找他时，他有做不完的活，为了让他快些做完手头活，只好帮他。我家养猪，就是受他影响，吵着家人让买的。
刘体东学习好，背功一流，体育文艺全面发展，跟他爷爷一样能写一手好字。在班上，他做班长，我做学习委员，我们配合默契。小时候有多动症（短暂抽动症）的毛病，不自觉的口角要扯一下，同时使劲地眨一下眼睛，再用手在鼻子下面擦一下。要是他爷爷在旁边，他做这个动作，会招来一记耳光，被他爷爷打过几次耳光后，终于改掉了这个毛病。其实，多动症（抽动症）是孩子发育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是孩子大脑发育不完善所造成的，过一段时期后，会自然好转。有这种毛病的一般是聪明孩子。
可惜这个聪明的刘姓一家子，恢复高考后，没有反应过来，眼睁睁地看见周围人考上大学，自家人一个没有考上。若干年后，再次见到刘体东时，那磺厂乡土习气一点没有改，到了大城市，见到警察就躲，还跟我打招呼，万一被警察收留，让我去取他出来。
有聪明基因，他家第三代一定更有出息。
17、见过一次特大暴雨
那是1973年的一个夜晚，一场特大暴雨席卷磺厂。洪水泛滥、山体滑坡，冲垮了道路、堵塞涵洞、掩埋房屋，给磺厂产生和生活造成极大损失。我幺姨家是住在我家坎下没多远的一幢木板房里，被山体滑坡掩埋了一半，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受灾的职工都被安置在机关会议室。
暴雨过后一片狼藉，道路中断、泥水淤积、一些房屋倒塌，亟待整修。其中几乎所有引水的涵洞都被暴雨带来的泥石流堵住，当务之急是疏通涵洞，以便再一次的大雨到来时引流通畅。抢修道路和疏通涵洞就承包给了磺长子弟。哥哥和他的另外一位同学组成一组疏通涵洞，顺利完成，还赚了一笔外快。
往678高炉厂区的马路下面的涵洞堵住后，从山坡上下来的几条小溪水汇集到了这里，无法继续往下流，形成了一条河，如再有暴雨袭来，有冲垮道路的可能。承接疏通这个涵洞是另外两位子弟。他们先是坐在水桶上面用竹竿往水里捣，没有效果，再从涵洞出口进去，在涵洞里面捣，涵洞是捣通了，可是如溃堤般汹涌而来水将他俩冲走。人们沿水流方向走到十几里以外，才找到他们的尸首，已经面目全非，无法辨认。
山里面打雷、闪电经常发生，而且离的是那么的近。有时一道闪电将上山的树折断。离我最近一次将我家屋檐掀翻一个角。
那时，咒骂那些做了坏事的人，要遭雷劈。因此被雷劈倒的人是不被同情的。
18、职工医院和受扁桃体炎折磨
磺厂自办职工医院，住院部设在响石窑，大约有几十张床位，有简单的手术室，配有最好的设备是X光机。职工们可以不出厂，可以做透视和照X光片，生了小病住厂里自己的职工医院，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包括简单手术、生孩子等。磺厂有职业病诊断权，矽肺病和疾病分期在厂里医院可以作出诊断。在机关和二工区分设了两个门诊。
医院医生有的是正规医学院毕业后分配的，其中一对是武汉医学院65届毕业生，男的叫许医生，是湖北沔阳人，大学学习成绩优秀，还是班上学习委员，是一位高材生；女的叫皮医生，是恩施地区巴东县人。这对大学生自命不凡，眼高手低，在小医院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打一开始就没有准备在磺厂好好工作。虽说是正规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可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淡薄，在职工中口碑不是很好。对于我们寻常人家眼里，那时的医生是高不可攀的。记得我母亲一次半夜犯病，平常家人很少跟医生交道。父亲鼓足勇气，去敲这位许医生家门，被他以冷漠相对，父亲只好泱泱而去。或许母亲的这种病医生见多了，对这位许医生来说，已经见怪不怪。要是医生有个问候、道一声关怀、哪怕动手摸一下，将是给病人极大安慰。
这对自命不凡医生，主要是男的许医生，在磺厂一耗就是十几年，直到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许医生终于有了机会，凭他优秀的才华和扎实的功底，一举考上了研究生。不过许医生妻子皮医生是位好医生，至少没有架子，长期坐门诊，找她看病有亲近感，没有心理压力。
听说职工医院还有一位五十年代武汉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磺厂，又去了哪里？
而没有很高学历的刘炳坤夫妻两人作为磺厂医生，很有亲和力，是磺厂职工信得过的医生，人际关系和口碑好多了。同样是支援山区的外地人，确安心于本职工作，跟工人们打成一片。刘医生在有限的条件下，钻研业务，医院里唯一一台X线放射设备就是刘医生操作的。可能是刘医生人际关系好，深受领导的喜欢，被提拔为厂职工医院院长。
我虽生下来弱小，但身体一直很好，不知道生病是何感觉，跟医院无缘。有的孩子稍有不慎就拉肚子，比如喝“生水”（没有煮过的水）、吃“甜梗”（玉米秆），可是我吃什么都大便如常；有的孩子一有气候变化，就风寒缠身，可是我风里来雨里去，从来不犯感冒。有时风雨到来，还故意在雨里淋。
得过一次麻疹，那时土话叫“出夫子”，是每个孩子都逃不掉的。“出夫子”会发烧，甚至高烧，身上出皮疹。土办法是让孩子留在家里四门不出，家里门窗紧闭，寒战、高烧时用棉被捂住，出一身汗就会好了。尽管这些土办法，有孛科学，但没有听说过孩子因为出麻疹而毙命或者留下残疾的。在磺厂小孩中还流行一种叫腮腺炎的传染病，那时土话叫“抱耳风”，可能是患腮腺炎时一侧或两侧腮腺围绕耳朵肿大吧。发生“抱耳风”时，用蜂蜜糊在肿胀的耳朵周围。
时有孩子淘气或者跟人打架，打断胳膊摔断腿的，或者皮开肉绽，要去医院缝合，或者接骨。常常听到这个孩子缝了几针，那个孩子缝了十几针的。我因为自小胆小，从不惹事，也未曾在我身上发生过。有过两次轻伤，一次一位同学站在教室里门口，往天花板上扔砖头。我正好要出教室，站在门口迟疑了一下，心想“这扔不进去的砖头不会掉下来砸到我吧”，正想着，还是继续往门外走，恰恰一块砖头落下来砸在我额头上，在我的额头上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凹陷。再一次学校运动会，我报名参加了跳远项目。我那时有个坏习惯，喜欢将舌头伸在外面。当我助跑，用力起跳，跳进沙坑一刹那，下颌磕到膝盖上，险些把我舌头咬断，含着满口的血往医院跑。医生说舌头血液供应丰富，很快会好的。没有做任何处理，几天后伤口愈合。
磺厂医院防疫工作做得好，疫苗接种、吃糖丸都是按时按点一次不拉下。每到打预防针时，成了孩子们一桩痛苦事情，没见过打针，见到打针和抽血就会晕倒。
在左臂上划痕接种起的泡往往要好几天才能好，留下疤痕，那时的男孩女孩个个左臂上都有两个疤。医生给孩子接种和皮肤划痕等往往只用一根针，划完全部同学，只是划下一位同学时，用消毒棉球擦一下针头。划过千百次的针放进消毒盘里泡起来，第二天再划，会不会因为消毒不彻底，虽预防了接种的病，又传染上别的病了呢？
预防接种确实有效，接种过麻疹、风疹、腮腺炎三联疫苗后，这三种病的确减少了。吃过糖丸后，得小儿麻痹症只见过邻家胡公子一个。在大人中经常见到的麻子，在年青一代的孩子里再也见不到了。
每到传染病流行季节，职工医院就会派人到公共场所，往经过的人口腔里喷预防药，喷出来的预防药有点甜。例如放电影时候，有护士守在检票口，凡是进电影院的人挨个张开口，接受护士喷药。有时医院会让学校煎有“预防”作用的草药，学生们自己带杯子，进教室前必须喝一盅。不管有不有效，磺厂职工医院这种认真和负责任的精神可嘉。
父亲因为慢性支气管成为职工医院设在机关诊所的常客。父亲只相信中医，从不吃药打针，每次支气管发作时就要去诊所抓几付中药，回家煎服，加上我后来生病，家里火炉上的药罐不断。估计父亲年轻时对中医有过兴趣，研究过中医，或者做过中药材生意，因为家里书架上摆放了好几本中医中药书籍，如：《本草纲目》等。磺厂中医是一个叫雷叔叔的医生，不是科班出身，所学中医是祖辈家传。磺厂关闭前，雷叔叔调到恩施医学专科学校教授中医学，在一次车祸中不幸遇难。
父亲煎药很在行，火候把握适中，第一道药只要水一开，便逼出来，再加水煎第二道，到第三道，逐渐延长煎药时间。第三道才将药渣倒掉。
曾几何时开始受化脓性扁桃体发炎折磨。第一次犯急性扁桃体炎，只是单纯发作，吃药打针几天后没事了，几个月以后，又再次发作，逐渐有了规律，是每1-2月就会发作一次，扁桃体肿大，医生说扁桃体上面有了化脓点，每次发作就是高烧，一般到39-40度，精神不振，咽喉肿痛，吞咽困难，吃不下饭。要去诊所打几天青霉素和链霉素针才能好转。即使发作间歇期，肿大的扁桃体也没有消退。常年打针让我屁股肌肉几乎结成板了，要用热毛巾敷才能松弛下来。有时一连打几天针，也退不了烧，再改煎服中药，因此我对中药的蝉壳、地苦胆、黄连成分有了一些了解。有人说“黄连苦”，一点不假，苦的难以咽下，咽进胃里也会反胃呕吐出来。咽喉肿痛，声音嘶哑，医生常常开一堆蝉壳，蝉壳是蝉自幼虫变为成虫时所脱下的壳。在李时珍《本草纲目》里解释“凡用蜕壳，沸汤洗去泥土、翅、足，浆水煮过，晒干用。”以我的理解，更多原因是因为夏天里的蝉叫起来声音大，让患有咽喉炎发不声的嗓门大起来吧。
长期反复生病不仅折磨我本人，还连累了家人。长期吃药打针，估计病菌在我身上产生了耐药，一般剂量的打针是起不了效果了。即使这次犯病好了，但保证不了下次的再犯，我甚至连一种长效青霉素都打过了，每个月打一针。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摘除扁桃体。正在这时，厂里医院进了一套扁桃体圈套器。刘医生作为职工医院院长，几乎成了全能医生，除了掌管职工医院唯一台X光机外，这套新进的扁桃体套圈器他也要尝试使用。刘医生让我到他办公室，将我带到一个光线好的走道上坐下，他手里拿着医院刚买来的套圈器，让我张开口，尝试着将我扁桃体用圈套器套下来，摆弄了几下，可能觉得没有把握，便放弃了。
我们厂有常年派驻恩施医学专科学校的工宣队，一位吴姓老工人因为姓吴，跟我家是“家门”，沾点亲，是工宣队负责人，小时候我找过他帮忙车过陀螺。母亲将我托付给他，让他在恩施地区医院找人做手术。正是1976年的春夏之交，我搭上一辆领导座的吉普顺风车去的恩施，这辆吉普车是送一位领导去恩施。那是我第一次去恩施，吴叔叔将我安排在学生宿舍住下来。这间宿舍住着二十多位学生，陌生的环境，外面狗的哀嚎，让我怎么也睡不着，听说这些狗叫是那些医学生们解剖过的，想起医学生们拿狗来做实验，给狗开膛破肚，血流满腔，越发让我恐惧。
第二天吴叔叔把我带到恩施地区医院一位五官科专家家里。这位专家让我张开口，煞有介事地为我检查了一番，说我咽炎严重，摘掉扁桃体会加重咽炎，我将信将疑，失望而回。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这家医院，好像是五官科的孙主任那时为我看的病。摘掉扁桃体会加重咽炎？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没有这一说法。
回家后，化脓性扁桃体发炎还在不停地折磨着我。那年暑假，母亲再次把我带到建始县医院，是直接奔医生那里，要求做手术的。那天医生简单地问完病史，便将我收进了病房。是一间大病房，里面住着十多个病人，五花八门什么病人都有。
母亲将我安顿好后，以为没有事了，便离开了医院。母亲前脚走，后脚就有医生将我带到手术室，已经有好几位医生等候在那里。手术医生让我坐在手术椅上，用压舌板撬开我的口，麻药也不打，就将扁桃体圈套器放进我的小口里比划。这种扁桃体圈套器正是磺厂医院刘叔叔想用而不敢用的器具。估计是找到了扁桃体，医生用他手里的扁桃体抓钳夹住扁桃体，死命牵引，我清楚地感觉到圈套器套住了我的扁桃体，医生开始收紧圈套器，将扁桃体用力拉出来，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没打麻药，那个疼啊，撕心裂肺，好像是我的手臂活脱脱的被他们扭下来了一样。
医生往我口里塞了几个棉花球止血。旁边站的好几位医生估计是来观摩手术的，见手术医生拉出圈套器，甩出几团血糊糊的东西，以为是套出来的扁桃体，在托盘里没有找到，是不是夹飞了？医生们又满地找。突然，有位医生喊道“找到了”。拿到灯光下一看是棉花球。于是再找，最后是不了了之，将我送回病房。估计这家县医院是第一次拿我做试验用这种方法摘扁桃体的，难怪这么顺利收我住院的。这次雷人的手术，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至少让我两年以内没有发病，为赢得高考和我发育最关键时期有了身体保障。
母亲回到医院时，我已经做完手术，回到病房。中午我便开始进食，吃了一个馒头。下午母亲为我办完手续出院，整个手术加住院费是1元92分。回厂里再报销一半，花费才9毛6分。那时医疗费真便宜。两年后在大学里，我的扁桃体发炎再次反复，而且更加严重，显然是建始县医院这次手术没做干净。
小时我还染上了口吃（结巴）毛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说话开始结巴的，有人说是学结巴人说话学来的。我们厂子弟还有好几位这样的结巴。结巴起来常常被人嘲笑，造成内心压抑，性格内向。似有满腹的话语，就是表达不出来啊。越想表达越结巴，内心痛苦只有自己知道。结巴了不敢在大庭广众下发言，不敢跟人讲话，限制了跟人交往。我的事业上就是因为有结巴毛病大打折扣。现在我的口吃毛病好多了，我会明显感觉到天气变化时，尤其是要下雨前，我的口吃明显。
19、1976年9月9日
1976年对中国人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可以概括为“天崩地裂，惊心动魄”。1月8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9月9日零时10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久病不治，离开我们。自然界的天灾也接踵而至。年初的云南地震刚过，唐山大地震又来，而地震几乎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1976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也是历史大转折的开始。记忆最深刻的是毛主席逝世。
1976年9月9日那天下午4点，放学回家的路上，厂里的广播突然响起，一阵哀乐后，播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听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让我陷入了极度悲痛和恐惧，因为从小受教育毛主席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只有毛主席才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毛主席去世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在追悼毛主席期间，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包括放电影、打篮球等。广播里循环播报关于吊唁毛主席的新闻。不过也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在悼唁毛主席期间仍聚众打牌和吃喝等娱乐活动，当然是要被抓起来。
职工礼堂布置成吊唁毛主席的灵堂，中间摆放着毛主席照片，两旁是各个单位和个人送来的花圈，从磺厂基干民兵里挑出来英俊威武民兵持枪站在毛主席遗像两侧，场面庄严肃穆，来灵堂吊唁的人络绎不绝。
花圈是职工们自己编织的。由于磺厂矿难不断，经常死人，扎花圈成了经常性工作。花圈用的支架和中间的大小两个圈都是用竹竿做，周围扎上松柏树支，再扎上纸花。纸花有不同大小，是用两层到三层白纸叠起来，中间扎根线，拉成花瓣样形状。一种皱的花瓣是用皱纹纸套在筷子上往下一压生成的。
磺厂追悼会是跟北京追悼会同步举行，礼堂里的观众座椅早已经搬出去了。工作人员在礼堂里划定了大小不等的方格，是各分厂职工所站的位置。追悼会那天，职工和学生们早早地站在了指定的区域，大家都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安静地等候追悼会开始。几个小时后，一阵哀乐声后，追悼会才开始，大家正安静地听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突然听到一位妇人近乎撕裂般地哭出响起，引爆了整个会场，人们对主席真挚的感情瞬间爆发，哭声一片，几位支持不住的妇人被扶出场外。那时，磺厂妇人哭死人，不止是哭，还要唱，将死者生平一桩一桩地唱出来。
那位引爆会场的妇人叫苏老妈子，是磺厂的孤寡老人。体型消瘦，眼睛突出，脖子粗，有人说她脖子里长的是鸡胃，食物到了脖子就很快消化了，因此特别能吃，一餐可以吃几个馒头。其实她的粗脖子，情绪激动和能吃的毛病就是现代医学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20、最后一次暑期工
磺厂子弟课余时间一般都要做副业工（临时工），以减轻家里负担。那时国家政策是鼓励多生，人多好办事，家里孩子少的2-3个，多的有十几个，有的家里母亲和女儿一起坐月子的大有人在。双职工家庭的可能负担会少一些，可是许多家庭只有一个人工作，显然单靠工资是养活不了众多孩子的，必须以打工来养家糊口。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一说，以生育多，贫穷为荣。家里孩子多的、家庭穷的会享受到厂里补贴。
一位吴姓老工人家里孩子多，因为他给我们做过忆苦思甜报告，控诉过磺厂老资本家，估计解放前他已经是磺厂工人了，有丰富的探矿经验。他家男孩子长大一点，便成了家里的劳动力，老工人手里拿支烟斗，像工头样坐在现场，指挥和监督他家孩子们挖矿。在没有经过勘探地下有没有矿，也没有安全保障情况下，他家几个儿子盲目地往地下挖，几年工夫竟然挖出数十平方米大小，几十米深的一个大坑，挖出来泥土和矿渣堆成了一座小山包。当他家是现代版愚公移山，一点不夸张。
在磺厂可以做的临工有许多，捡矿、锤矿、拾煤是最常见的。其他还有搬运石头、砖头，砸石子、梯片石，糊炸药袋，帮食堂刮洋芋皮等。
我小的时候零零散散的做过一些暑期工。如搬运砖块到几公里之外，按每块砖一厘算，一天下来可以挣到几毛钱。剃石片是我喜欢的工作。石片是盖房子砌墙时用来垫石缝的。磺厂有种石头质地纯而脆，用扁的铁锤可以像切土豆样切成片。砸石子也是我另外做过的工作。
随着磺厂老矿井可以开采的资源耗尽，需要寻找新的矿源，于是，决定在罗岩的葛麻包再建一个新工区。这里早已不是处女地，在这之前，是磺厂农场，早期的老干部下放劳动，所谓“蹲牛棚”就在这里。后来是磺厂子弟学校首届高中毕业生作为替代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这里建立的“新建队”农场。这个“新建队”在磺厂只存在一年，被其中的热血青年认为在这里接受再教育不够，非要到真正的广阔天地——农村接受再教育，要跟农民们战天斗地，同甘共苦才算下乡，于是全部知青又转移到建始县农村。
知青们离开后，这里成了废墟，当年知青住过的宿舍只是断壁残垣。哥哥在“新建队”劳动时，我是常客，有时不想回家，就跟哥哥挤一个床铺住下来，因此那里的一草一木我都熟悉。
知情们将机关院子里的苹果树转移到这里，大半已经枯死。没有枯死而存活下来的几棵小树结的苹果少而小。想当年这些苹果树在机关时，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成了机关里的一道风景。每到摘苹果的季节，成了我们机关孩子们的目标。厂领导知道守不住，每年不到苹果成熟就摘下来，分发给职工。尽管是酸而涩，那也是自己劳动的果实。偶尔遇到没有摘的苹果，成熟以后摘下来水多而甜。
要在葛麻包建新厂，“大军未到粮草先行”，磺厂基建科提前进住到这里，开始为新厂开工准备宿舍和开凿矿井的前面的入口。正值暑假，施工员为我和弟弟的到来准备了两份工作，将这栋新建的工人宿舍楼门窗刷油漆包给了我们，另外还让我们砸石子。
每天一大早我和弟弟就到了工地做工，中午收工后就在工区临时饭堂吃饭，全是包谷面饭，饭堂还是知青们以前用过的。吃过午饭小憩一会再做工，下午收工回家。
新宿舍是一排平房，大约2000平方米，十几到二十几间房间。我和弟弟开始时信心满满，老老实实，一间一间地刷油漆。我们每刷完一间，要出去玩一会。夏天里的知鸟在叫，野果成熟，让我们兄弟俩忍不住要去抓，要去摘。炎热的夏天，潺潺水流，我们又想去小溪游个游泳。如此做一做玩一玩，工期进展非常缓慢。施工员忍不住再叫来一位磺厂职工家属来帮忙。我们没有觉得有人竞争，抢我们的活做，仍然是工作一会玩一会。那位家属很快完成了分配给她的任务，又将属于我们的任务抢去做了。最后整栋楼刷下来，她完成了一大半，按件取酬，我们只分到一小部分工钱。
我们接着砸石子，也是砸一会，玩一会，整个假期没砸多少，我们砸的石子分成两堆，到暑假结束时，让施工员验收结账。不知道施工员是数学太差，不会计算体积，还是有意送我们一个人情，在测量完我们两堆石子后，竟然是将一堆石子长与另一堆石子长相加，两堆石子宽相加，高相加，再来长乘宽乘高，如此计算出来的体积，比实际体积要多数倍。这样我们整个假期通过油漆门窗和砸石子，让我们赚了几十元钱，我用暑期工赚来的这个钱买了一双我朝思暮想的回力球鞋，以前穿过的球鞋是工人穿的劳保鞋和解放鞋，底子薄鞋帮深，很不好看。另外做了一套的确卡的上衣。那时化纤衣料刚流行，的确卡衣服笔挺耐磨，穿在身上很洋气，我们兄弟俩焕然一新，顿时，看起来洋气多了。不过，我跟弟弟做工穿的一套衣服不能再穿了，因为衣服上都是油漆，没有办法洗掉。
这里住着一户屈姓人家，单家独户，过着惬意生活。我以为这一家是磺厂原住民，实际上也是建磺厂初期从外地调来的干部，也是因为长年的井下工作，得了矽肺，而且是二期。到了二期矽肺，一般是吃劳保，可工作可不工作了。磺厂像这种二期矽肺在的工人还不少。
我不明白屈家为什么选择在这里落户，上不靠天，下不落地，买个日用生活用品要走好几里路。估计屈家是要享受这里的广阔空间，做点自己私事。他家人特别勤快，老老少少齐齐上阵做私活。他家是养猪大户，种田能手。猪栏里长年几头大而肥的猪，自给有余，生活过的特好，酒肉不断。而且他家人缘特别好，特别爱巴结领导，几乎成了磺厂领导们的公用食堂。领导们路过他家，都会到他家小憩一会，免不了要招待一餐。我在他家蹭过一餐，梅菜扣肉，扣肉膘肥的年肉，只两块足以让我吃腻。
他家还会做曲子（酵母），用来做劳糟（米酒）发酵的引。凡是磺厂人家要做劳糟都会去他家买。
21、春节习俗
“小孩盼过年，大人盼种田”，每年的春节是孩子们期盼的节日。
进入腊月，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年货了。我家将每年存的回老家的盘缠，都花在买肉上面去了。父亲是重庆人，自从参加革命后就没有回过老家。老家的兄弟姐妹日日夜夜都在盼望父亲能回来一次。于是，父亲每年的春季开始存钱。父亲用钱非常节省，进出都要记账，一分钱要掰成两分钱用。让我打一瓶酱油，给钱时，要在手里搓几次生怕多夹一张，1毛8分钱一瓶的酱油，有时只给1毛7分钱，让我哪去找这差的一分钱呢？为此，少不了被母亲一阵骂。母亲从来不管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还以为家里有很多钱似的，用起钱来大手大脚的，总以为父亲在抠门。可是一年存下来就这点钱。
到了年底凑不够回老家的盘缠，父亲等不到凑足的那一天，到了腊月就将钱全部取出来，储备下一年的生活，主要是肉。那时，磺厂职工每个月每人供应一斤肉。每个月靠政府那点供应，只能过清汤寡水的生活了，吃一餐肉，只能算打一次牙祭。不少家庭是靠自家养猪，改善生活。
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东西，到了年底时要找门路才能买到计划外的猪肉。好在有些来自农村的职工，知道我家嘴馋，会将农村亲戚带到我家推销。父亲每年年底会以高出国家供应1倍多的价格买半头猪，包括猪杂碎和一个猪头。将买来的半头猪肉切成块，用烟熏或者盐腌制起来，挂在门后，想吃时就割一块，可以维持到下半年。而买来的猪头加上作料跟萝卜炖煮。炖熟后的猪头放起来，当是回锅肉慢慢吃，可以过完整个春节。
每年我家也会打一板豆腐，抹上佐料，送到磺厂的锯木车间，用他们锯木时产生的锯末将豆腐寻熏干，叫“干豆腐”存放起来，每次切半块用作父亲下酒菜。
做劳糟（米酒）和磨汤圆粉也是在腊月间做。劳糟是将糯米蒸熟，放进发酵的引子“曲子”跟糯米饭搅匀，放进盆里用棉被包裹起来发酵，有米酒香味飘出来就算熟了。在家时等不及，每天要揭开被子闻闻里面的酒香。将糯米辇成糯米粉加上水揉成糯米团放起来，随时做汤圆。春节期间的过早，一般就是劳糟煮汤圆。
春节前两天是最繁忙的，家长们已经无心工作了，白天仍上班，到了晚上开始忙碌起来，连夜炸疏肉和肉丸子。
大年三十那天虽说还是上班时间，大人们已经给自己放假了，给家里进行大扫除，扫地、擦窗和扫扬尘，用报纸糊墙。母亲会在这一天起个大早，将全家衣服和被褥洗个遍。
孩子们一年穿的新衣，就是过年时做的。孩子们穿上新衣服，将大人们给的压岁钱用来买鞭炮。
大年三十的中午，就有家里率先团年了，鞭炮声逐个响起。我家一般是晚上团年，父母们这个时候没有脾气了，全家欢欢喜喜，和和睦睦，围着桌子吃团年饭。这时刻是父亲一年中最高兴的。准备好年饭，父亲会亲自点响一挂鞭炮，鞭炮声一过，就开始吃团年饭，我家的孩子们滴酒不沾，父亲在这个时候也劝起我们喝酒来。团年那餐饭是不会走人家的。
大年三十晚上，家长们允许孩子们守夜，只要能坚持住，家长也不催孩子睡觉。初一起早床，能起多早是多早，但忙碌了一整夜，已经没有精神起早床了。初一这天可以挨家挨户串门，讨要压岁钱。
春节一连三天，走家串户，礼尚往来。走过的人家，下一餐一定要回请。平日里，母亲是那种事业心强的工作狂人，可是每当有客人来我家时，又俨然是个贤妻良母，下厨做饭。吃饭时也不上桌，很给父亲面子。母亲非常封建，骨子里充斥男尊女卑和男主内女主外思想，女人永远是外来人，包括她自己。儿子稍微大些，是儿子上桌，她跟媳妇们要等客人走后才上桌。平常时候，母亲从农村带来的亲戚，在我们男主人吃饭时，也是守在厨房里，等我们吃完饭，离开了饭桌，才让她们上来清扫残羹剩饭。
晚上是大人和小孩各自跟自己同伴，嗑着瓜子聊天、打牌，三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春节家家户户还准备有瓜子糖果。纵然平常再缺吃的，到了春节都能吃个够，直到吃厌。我一般只是在大年三十那天饱吃一顿，接下来是见到肉就腻，再也不想吃油腻的东西了，春节的清汤煮大白菜是我的最爱。
孩子们买的鞭炮都舍不得一次放，都揣在自己口袋里一颗一颗的放。有一位孩童，放在口袋里鞭炮露出的引信被人点着了，整串鞭炮在口袋炸完，留下一个大洞，好在没有伤到人。
22、永不得志的父亲
父母都是厂里一般干部，是少数几对具有干部身份的双职工之一。母亲在恩施地区财校毕业后，先到磺厂做财务工作。父亲是南下转业干部，为了与家人团聚，随后从建始县也调到磺厂。
由于磺厂靠近四川，父亲又是四川重庆人，厂里职工来自五湖四海，以四川人居多，四川人习气较重。要是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说是恩施人吧，磺厂远离恩施，说是建始人，磺厂跟建始没有隶属关系，而说是磺厂人更是无人所知，因为这个厂在改革开放后已经不复存在，我一般更倾向介绍自己祖籍地——四川人。
我家有兄弟三人，这在当时与其他家庭比较算少的。那时没有计划生育限制，许多家庭兄弟姐妹好几人，有的家里更多达十多个孩子，甚至有母亲与女儿同时生孩子，坐月子的。不过挺奇怪的是，厂里知识分子家庭生孩子似乎挺有计划性，一般是男孩和女孩各一个。我家没有女孩，挺羡慕那些有姐妹的同学。对自己心仪的女同学，我会有意讨好她家弟弟来接近那女孩。
我的记忆里，父亲是磺厂一位极其普通的干部。感觉他应该有满腹故事，但从没有听见他说起过，只是长大后从哥哥那里知道父亲一二。
父亲虽是南下转业干部，其实他是重庆人。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被国民党抓来做壮丁，充实国民党军队时，他还在重庆朝天门跟他那些拜把子兄弟们跑码头。参加国民党军队只几个月，刚开拔到河南就逃了，路上参加了解放军（当时还叫新四军），是李先念、陈大脚的队伍，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因此他是解放时期干部。他跟随大部队转战南北，一路打到恩施，留下一堆军工章和纪念章，但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只是每年的“八一建军节”组织来慰问，才会受到一次尊重。
父亲出身贫寒，用他的话说是“上无片瓦、下午寸土”。打小他就失去了的父亲，他的母亲改嫁到曹姓家里，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随之改姓曹。因此我父亲一度是“曹”姓，参加革命后才恢复戴姓，因此父亲曾用名戴发有、曹庭疏。参加革命后，自己取名叫戴荣良，乃当时革命青年的最爱。解放后，除了二叔仍旧曹姓以外，父亲的其他兄弟姐妹都恢复了戴姓。因此让我家妯娌们不解，我家叔叔怎么跟父亲不是同一个姓呢？
我不知道父亲算不算是文化人。他读过几年私塾，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四书”和“五经”。还常常运用这些经书里的经典词句于生活和敲打我们兄弟，如：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父亲常常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入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大学时我才知道，小时候父亲拿来教训我们的这些熟悉的谚语是来源于《增广贤文》等，于是从街上的小摊位，找到了这本书反复阅读，觉得这本书是把社会诸多方面的阴暗现象高度概括，挺有哲理。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包括毛笔字、钢笔和钢板字。父亲的毛笔字擅长楷体和行书，写出来跟字帖差不多，而钢笔字和钢板字却是宋体，写出来字大小一致、工整协调、排列整齐。宋体本来应该是印刷体，用笔写出来是有一定难度的。他常常教育我们要好好练习写字，字是“打门锤”，会让人见字如见人。父亲有一支毛笔是用狼毛做的笔头，一直舍不得用，珍藏在他的一个小盒子里。父亲的这个小木盒，似乎藏有秘密，跟他生命攸关，总是锁在他的抽屉里，驱使着我们想看个究竟。终于被弟弟打开，除了那只狼毛毛笔，里面还有他获得过的奖章、个人材料和证明材料。弟弟是父亲掌上明珠，对弟弟的要求从来就是有求必应，这支毛笔被我弟弟用来学写毛笔字，几天之内被他破坏成像扫把。而那些攸关他生命的珍藏，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父亲还有一门理发手艺。年轻时父亲在理发店里做过学徒，也结交了些师兄师弟，听说他结交的这些师兄师弟后来挺有出息的。他的弟弟就是靠理发为生。我不明白的是，父亲既然读过私塾，知书达理，又能写得一手好字，为什么还要去做理发学徒呢？我们小时候从不去正规理发店理发，都是父亲亲自动剪刀和推子，为我们理发。父亲为我们理发是在精雕细琢，一理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他如此喜欢和细致地为我们理发，是不是想找回他年轻时期曾有过的快乐时光。其实我们未必喜欢父亲理发，因为得有极大耐心听他喘着粗气唠叨。
父亲有文化，能写一手好字，在革命军队里当属栽培的对象。的确，参加解放军后没有受多少苦，只当过三个月兵，便提成干部了，从团宣传队到师政治部宣传科，再到恩施地委，一直是跟随在当时解放湖北解放军某师政委彭天奇身边，做秘书，并跟彭政委转战南北，南下解放湖北，从襄樊，到宜昌，直到恩施。解放恩施后，彭政委留下来任恩施地委书记，父亲也止步于此。当时我父亲还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作为调干生，带领一批青年学生，进一步深造；二是带领工作队下乡进行土地改革。如果选择了前者，他便可以在仕途上扶摇直上，至少可以留在机关大院里工作。然而他却选择了后者，去到建始县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任乡土改工作队队长，背着一把盒子炮，指挥一帮人，打土豪分田地，比在机关工作威风多了。从此父亲跟农村，跟基层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人说差之分毫失之千里，这句话在我父亲身上得到印证。
父亲带领土改工作队几乎走遍了建始县所有乡镇。当到高坪区某乡，磺厂老干部蒋伯在这里任区位书记，是他的顶头上司，于是他俩成了日后生死战友。他那时工作非常认真，喜欢记笔记。在他做土改干部的几年中，记了大量笔记，包括自己在土改过程中的一些感悟和关于农村调查报告等，积攒了厚厚的几大本。从他留下来的笔记里看到，父亲字写的漂亮、整齐，条理清楚，说明他年轻时是做事认真，要求上进的人。可惜他的这些笔记没有保存下来，只是依稀存在我记忆中，我和弟弟将他的笔记折叠成弹弓子弹了。
小时候曾听过一个叫武装孩童的爸爸讲过一匹马经过十几次交易，愈换愈差，最后换回一筐烂苹果的故事。从父亲的履历看，他从前就是一匹马，从地委秘书——乡土改工作队长--区食品公司经理——县药材公司采购——磺厂采购——保管员——出纳……最后变成了大家都嫌弃的烂苹果。
据说父亲年轻时水平高，开会发言是有条有理，会写文章，这些只有我哥哥见过。他年轻时做过什么，没有人来证明，组织上没有对他做过评价，直到父亲去世也没有过评价意见。父亲从不跟我们讲他过去，即使同他出生入死南下来的战友和跟他一起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的工作队同事，他也从来不提及，而且跟他们老死不相往来。我在恩施做医生几年，有不少领导向我说起跟我父亲是战友，有的是我父亲的部下。一次父亲住院，靠我的关系住进高干病房，和州经委主任同一间病房。这是一位老干部，南下到恩施时是解放军教导员，跟我父亲是战友。还是这位经委主任说跟我父亲是战友的，可我父亲跟他同住一个病房却似乎不认识。
父亲是因为要与家人团聚半道调到磺厂，以前的历史全部抹去。我记事时，父亲是仓库保管员、“五七”干校下放干部、木材采购员、厂里财务科出纳，不像我哥哥说的有水平。父亲虽然长期在基层工作，大小也当过主任，至少也是经理，会计工作应该是他下属，因此喜欢有人叫他“主任”。可在磺厂，偏偏人家叫他“会计”，让他气不打一处来。
可能是看到昔日的战友、自己的部下都事业有成，父亲内心里不平，总是跟人过不去，与人为敌，似乎天下人都负他，成天郁郁寡欢，与酒相伴。待在家里喝闷酒，喝完酒就骂人，而且挺有规律，开饭前，他和蔼可亲，俨然是位好父亲；可是酒杯一端，第一口酒下肚，眼睛就开始寻找他骂人的对象了。我们家三兄弟，哥哥跟我相差6岁，很早就下乡离开了家。弟弟是他掌上明珠，疼爱有加，加上弟弟性格好，本身讨人喜欢，不可能成为他出气的对象。当然是找我出气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给予我的爱抚远远少于言语上的辱骂和呵斥。回味童年，我始终认为我是父亲的眼中钉，无论我做什么他都感觉不顺眼，记忆中好像从没有做过一件令父亲感觉舒心的事儿。终于在我14岁那一年，实在忍受不了父亲对我的态度，离开了家。我至今还记得，母亲简单的为我收拾了衣物行装，装在一个用过的炸药箱子里。让我揣上20元钱，搭上同学一路去县城读书行程。离开家，是我十几年来饱受歧视的一次最大解脱。当时读书是没有用的，孩子们没有去思考前途，找不到奋斗的目标。早些读完书，也只是为了早些下放农村，减轻家里负担。不过上苍是有眼，眷念那些有准备的人。正是那次出走，让我有了机会参加恢复高考的首次高考，上了大学。真正实现了知识改变命运，高考给了我们这些寒门子弟出头机会。过后想起来后怕，要不是那次的出走，我便赶不上高考，可能跟留在厂里跟其他工人一样提着脑袋下矿井了。我常常告诫自己，当你总是遇到不幸和坎坷时，不要抱怨，不要气馁，继续努力等待机会，相信上苍。
父亲总是找我出气，不代表他内心不爱儿子，他只是把他对社会的抱怨发泄在我身上而已，当我是他出气的对象，舍我其谁？我离开家后，我解脱了，可我母亲开始遭殃了，他又把出气对象转移到我母亲身上了。我从没有怪父亲，我理解父亲那时的心情。上大学后彻底改变了父亲对我的态度。
父亲平淡一辈子中最令他骄傲的是他的三个儿子。儿子在他眼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要是在他面前说他儿子不是，他会跟他急。要是他儿子跟别人打架或者吵架，对方告到他那里，一定讨不到好果子吃，将是更严厉的训斥。记得跟一位同学吵架，正是下雨天，那位同学撑一把油纸伞，我撑的是塑胶伞。吵着吵着开始动手了，互相用伞钉，他的油纸伞当然抵不过我的塑料伞，被我戳了好几个洞。他哭着跑到我父亲那里告状，被我父亲一顿训斥，将他赶出了办公室。
父亲慈祥的一面，表现在当儿子需要的时候。我小时候经常犯扁桃体炎，叫“化脓性扁桃体炎”。很有规律的每月发作一次，不管我怎么小心防范。或许是经常发烧，让我耐受了身体不适；也是因为我经常生病，不愿意添家人麻烦，即使发烧到39-40度，照样上学、玩耍，回到家里假装没事。只有我父亲细微之处观察到，每当我不愿意出去玩、精神萎靡、胃口不佳时，父亲就会问我哪里不舒服，用手心摸我的额头，几乎都能被他发现。发现我生病了，父亲陪我去医院。严重时走不动了，父亲还拖着他瘦小的身躯，背着我去卫生所。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天气，都会这样做。
我那时是医院常客，医生也无计可施，除了给打青霉素和链霉素针，就是服中药。父亲亲力亲为的为我抓药和煎药，尤其是为我煎药的时候，真是仔细，第一道会煎的时间短些，第二道、第三道，父亲都能非常准确地把握火候。必汤药的时候一粒药渣滓都不会漏过。父亲怕我吃药苦，让我一杯汤药喝下去，接着一勺白糖喂进我口里。每当我生病时，我就无比的痛恨自己，怎么那么没出息，连累家人呢。
父亲晚上睡觉非常浅，轻微的动静也会惊醒他，便起床查看。记得小时候半夜起来尿尿，害怕黑夜，不去厕所，就在自家墙脚下解决。可是不管我多么轻的动作，都会惊醒他，他都要起床为我照手电，即使是严冬。在墙角根撒尿，本来是件偷偷摸摸的事情，可父亲在一旁照手电，怎么尿得出来呢？细微之处见深情，感谢父亲对我无私的爱，为我没有能够报答，深感内疚。
父亲始终蜷缩在这个工厂，“文革”后才随厂搬迁而迁到恩施市。而他依然郁郁寡欢，喝着他的酒，骂着他认为该骂的人。多少年来，父亲节食省用供他三个儿子上大学，却过早的离世，没有来得及享受到好生活和儿子们的孝顺，没有来得及看到儿子的事业和儿孙们可以带来的喜悦。
父亲在生时最大愿望是希望死后能土葬。可是父亲是国家干部，又不是当地人，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得到满足，还是火化了，火化后的骨灰孤单的葬在他人田地里。说来奇怪，这块地就是他生前看重的。20年来，我时常梦见到父亲还活着，梦见父亲孤单地从墓穴里爬出来，又回到他的墓地。我们兄弟不忍心父亲一个人还留在恩施，趁当地征地需要迁坟之际，将他的骨灰转移来深圳，为他在深圳找到了一块永久安身之地。
父亲是我们兄弟的一面镜子。我常常告诫自己，不要犯我父亲犯过的错误。首先要选对行业，站对队伍，差之分毫会失之千里；不要抱怨社会，不管社会有多么不公，都要振着起来；失意时，要开辟新的道路；绝对不能饮酒，将贻害终生，因为我们身上带有父亲酒后失态的基因。我似乎感到在我身上有了父亲错误的苗头。
23、母亲是头只管拉车不管问路的老黄牛
母亲是建始人，出生于地主家庭，是地主家大小姐。说是地主，其实只是解放时她们家省吃俭用，储藏比别人多的苞谷和洋芋，当然有些山地和几幢土房子。解放前夕，外公知道解放大军已经挺进鄂西，非常识时务，主动将他所有的土地和房子分给了农民，被划为开明地主，而没有被镇压。那时镇压地主反动派很容易，土改工作队队长掌握着土豪劣绅的生杀大权，只要有人控诉，土改工作工作队队长批准，就可以拉出去枪毙。外公一辈里其他不识时务的地主亲戚，就有好几位被镇压。没有被镇压的解放后也成了历次运动被批斗和劳动改造的对象，至今政策还没有落实，只将母亲家房子退还给了母亲家的兄弟，那些房子早已破旧不堪，而大片农田依旧被他人所占。母亲家的祖坟，包括外公的坟墓，成为别人家的地方，给家人上坟，还得跟他人打招呼。
外公再上一辈，也就是我的曾外公，也曾是当地土豪，在1933年贺龙领导的工农红军在建始官店口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乡、县苏维埃政府时被镇压。
外公除了有几分薄田，做一些商务贸易外，受一位来自比利时传教士的影响，还信奉天主教，是一位天主教教徒，在乡下担任商会会长和天主教会会长。他将他家房子一半给了这位传教士做教堂。
说外公开明，除了解放时主动将土地和房子分给农民外，还在他对子女的教育，尤其是对母亲教育方面。那时乡下重男轻女严重，外婆只让他家唯一男孩，我的舅舅读书，可是舅舅成绩并不是很好。而外公仍然坚持让我母亲读书，母亲没有辜负外公的期望，学习成绩一直优秀，在乡下念完高小后，外公又将母亲送到宜昌一家比利时办的教会学校继续读书。母亲跟来自各地的教子们共同学习，沐浴着“上帝”带给她们的阳光成长，在教会学校里母亲还有个教名，叫“雅加达”。虽然后来母亲信奉共产主义，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毕竟小时候有教会背景，受过天主教教育，是受过洗礼的教徒，骨子里还是摆脱不了上帝影响，我们小时候，母亲经常给我们讲圣经里面的故事，教育我们要与人为善，真诚做人，乐于助人，广施仁爱。2010年春节，我带着家人去以色列旅游，重走上帝之子耶稣的传教之路，寻找母亲所讲的圣经故事里所发生的地方。
解放前夕，外公知道外面兵荒马乱，便将母亲接回老家，母亲从此中断了接受西洋教育的学业。外公既是地主，又是商人，在当地算是有钱人，让母亲骑着一匹骡子回家时，俨然像位公主，招来不少羡慕的眼光。由于外公是天主教教徒和教会会长，一路有人照顾，每到一处都有当地教会安排食宿。
解放后，母亲家里财产和田地已经分给了贫苦农民，包括外公自己都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失去了家里的经济支持的母亲不得不独自出来闯天下了。因为读师范不要钱，母亲选择了读建始师范学校，毕业后做过一段时间老师。结婚生下我哥哥后，母亲又顽强地考上了恩施财经学校，毕业分配当上了干部，作为财会工作者工作了一生。
母亲跟父亲是在组织婚配下结合的。那时南下干部一般由组织出面，跟当地学生结合组成家庭。有些老干部抛弃乡下妻子，或者跟乡下妻子离婚不离家，再娶当地女子。父亲的许多战友就是二婚干部。
母亲工作起来像个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她几乎天天加班，总有做不完的事情，不是在办公室做账，就是去工地巡视。家里做饭任务落在父亲身上，父亲做好饭后，找她回来吃饭，是我那时最烦恼的事情，因为不知道正要吃饭的工夫，她在哪个工地？我那时还在想要是发明一种定位工具就好了，可以知道她在那里，直奔她工作的地方。
母亲一辈子就是盲从、傻干，绝对服从领导和组织安排。哪里任务艰巨，就将她派往去哪里，她毫无怨言。我家后面是木材仓库。为了防止有人来盗木材，每天晚上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拿根钢钎，要在仓库周围巡视几次。来偷木材的一般是厂里熟人，免不了跟熟人翻脸。一次是弟弟的班主任扛一根木料走，弟弟是班长、优秀学生，深受班主任宠爱，被母亲追上，硬要他送回去。又是一场争吵，让弟弟在班主任面前无颜相见。
家里的家务分工是父亲生火、掏炉、做饭；母亲平时不动手，到了周日会起个大早，将一周存的脏衣服、被褥、床单洗个遍，还要打扫家里卫生，要忙一整天。父亲说她这是在算总账。她对孩子教育也是，平时不闻不问，小事就过去了，一旦犯大事，就将过去发生过的小事情一并算起来，算起总账来很是吓人，拿起竹篾片就抽。有一段时间，我好久没有挨过母亲的鞭（竹篾片）子了，甚至刚穿的一条新裤子，因为爬树，从树上滑下来时挂上树枝，划破一条很长的口，以为会挨母亲的片子，回来以后竟然没事，逃过一劫；再犯事时，被母亲狠狠抽了一顿，打得我在地下翻滚着求爷爷告奶奶的向母亲求饶。因此我们兄弟都怕母亲。
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一般照顾少，她只管生不管养，我们兄弟都是亲戚和保姆带大的，对我们在学校里情况不闻不问。有母亲给我们的宽松环境，让我们兄弟在无忧无虑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才会发生我们小时候很多难以忘怀的事情。母亲始终认为她是外戚，自家兄弟姐妹多，侄子侄女一大堆，对她侄子侄女关照比我们要多得多。
由于平时不张扬，对工作认真、负责和勤奋，尽管她是地主成分，但都能逃过历次运动的劫难。而且每次评先进都有她，母亲不仅是厂劳模、地区劳模，还当过省级劳模。我们小时候参加过无数次批斗“地富反坏右”的斗争，对“地富反坏右”是恨之入骨，可身边就有地主，直到长大一些后才知道母亲家就是地主成分，可想母亲的地主身份隐藏之深，她平时是多么的为人低调。
母亲低头干活不问路让她吃了不少亏。磺厂高山艰苦，像母亲这么勤恳做事的人，想去哪里，都会有单位要，而且母亲是出了名的劳模。周围同事稍微有点门路的人都纷纷下山，有的进了局机关，有的谋一份好工作。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母亲才离开磺厂，是最后一批下山的。多亏筹建新厂的领导，看在母亲勤奋的份上，带着她等一批人下山的。我在恩施做医生期间，有机会接触领导，向他们推荐我母亲，可惜为时已晚，母亲过了年龄。
母亲退休后十几年里还在打工，所到之处深受老板的赏识。她想一直做下去，但毕竟年龄不饶人，不得已只好自己经营一个书店。
父亲去世后主要跟我住，现在已经看不到她当年的影子了。
24、哥哥是我的标杆
我们家兄弟三人，相貌相似，但性格迥然不同，都具有A型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我们兄弟三人后来的人生起伏、事业走向，跟各自的性格息息相关。我在家排行老二，承上启下，哥哥执著，弟弟乖巧；相貌也是，看他俩不像兄弟，可是将我放在中间，就知道我们是兄弟三人了。
哥哥无疑是我和弟弟成长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我们成长的标杆和人生的指路人。
作为老大，不免要承担更多的家庭义务，有长子如父，哥哥跟其他家孩子一样，拾煤、挖矿、疏通涵洞，他都做过。
哥哥有强烈的社会和家庭责任心，做事雷厉风行，说干就干，跟我拖拉性格截然不同。我常常是将事情拖到最后一刻，没有办法了，才去做它；而哥哥心里装不得一点事，一有事情，马上办完，而且是要一气呵成，不留尾巴。哥哥的勤奋和执著，在没有好的家庭成长氛围和长辈的指引下，独立行事，历经坎坷，仍能每做一桩事成一桩事。
在学校里，因为聪明和上进，学习成绩好，深得老师们喜欢。也因为聪明过度、爱出风头，招来老师的不满，而有意要捉弄他，考试时要专门为他出一套考题，仍难不住他。哥哥也因为淘气而出名，小时候打架斗殴，飞檐走壁，他都干过。可是每次有人说他小时候淘气时，都要加上是那种好的方面淘气。淘气还有好坏之分？
我知道有一次哥哥将家里菜刀拿出去，砍一棵“杨奶子”树，将这棵“杨奶子”树拖回家时，手上拿的菜刀已经刀锋卷刃，几个大大的缺口，肯定不能再用了。还有一次，跟一个人去钓鱼，一场暴雨带来的洪水，冲断了他们的去路，被淋成落汤鸡似的跑回来已经半夜。他也不管家人着不着急。不过，哥哥的优点远远多过缺点，厂区里父母的同事对他总是赞不绝口，在同龄人里也很有号召力。
哥哥爱好广泛，体育、文艺无所不及。酷爱打篮球，因为个子不高，进不了校队，他便另外组织一个球队，自任中峰，跟学校球队分庭抗争，一般中锋是穿九号球衣，他所穿的球衫都印的是九号。喜欢跳高，经常在长板凳上支根竿，练习跳高，从跨越式、滚式、俯卧式，最后到背越式，到了学校运动会这个项目的奖牌成了他囊中之物。
哥哥有文艺方面才能，自小自学拉二胡、吹竹笛；到了高中以后将厂里工会一架手风琴长期保管在家中，每天练习几个钟头，最后能拉一手好风琴；到了大学将又学校的弹扬琴搬到宿舍，每天弹唱，也能上台演奏扬琴了。高中和下放时，写剧本，自编自导节目，将美丽而经典的音乐，引入到他们自己生活中。
哥哥特别爱看书，嗜书如命，社会上能够找到的书，他一本不拉地找来读。哥哥如饥似渴地读书，常常忘掉手头上正在做的家务，甚至险些酿成事故。母亲反对他如此痴迷地看书，一次将他从工会借来的20多本小说，一咕隆咚全部扔到坎下，还是我偷偷地把扔的书捡回的。有时母亲将哥哥正在看的小说夺过来，扔进火炉火里烧掉。
哥哥常常将他读过的小说讲给我们，如：法国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小说主人公于连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年轻英俊，意志坚强，精明能干，从小就希望借助个人的努力与奋斗跻身上流社会；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围绕欧也妮的爱情悲剧，葛朗台家庭和欧也妮对葛朗台倾心相爱到背信弃义的痛苦；巴尔扎克另外一部小说《高老头》以巴黎大革命时代为背景，高老头和拉斯蒂涅的故事；雨果的《悲惨世界》围绕主人公获释罪犯冉·阿让试图赎罪的历程；美国小说《教父》里的意大利西西里岛黑手党；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等。
哥哥口才好，记忆力惊人，给我们讲小说，里面的人物、时间、地点，都能准确表达出来，并且是有思想的批判性讲解。由于他小时候看书多，为他以后文学创作打好了基础，曾一度走上创作之路，1979年他发表第一篇小说时才21岁，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后来接连再发表了几篇小说，成为了当时被关注的青年作家。
1973年底，哥哥所在的年级作为磺厂子弟学校首届高中毕业生下乡，先是到磺厂自己办的农场，叫做“新建队”劳动。一年后，他们“新建队”知青觉得在磺厂农场接受再教育不够，集体要求到艰苦的农村去，跟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而转移到了建始县三里坝公社一个茶场插队落户。哥哥发誓要干出一番事业出来，在农村起早贪黑，风风火火，吃了不少苦，甚至春节队友们都回家了，而他却坚守在农场继续劳动。凭他的吃苦精神，赢得领导的信任，在队友里竖起了威望，因而当上茶场场长。多次被评为知青的先进，出席县和地区级先进知青代表大会。他曾留下誓言，要扎根农村60年，可是下乡两年期一到，就报名上大学，正赶上跟张铁生交白卷时代，取消了入学考试，改为推荐上学，低不过公社干部子弟，只推荐上了中专学习。后来，哥哥仍不断努力，继续读完本科、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成为他那时所在政府单位唯一一位博士。
我的童年基本上都是生活他的影子里，厂区的人总是对照哥哥，看我和弟弟。这令我又是骄傲又有压力，因为我没那么优秀。哥哥非常爱护我们两个弟弟，当我们跟同学有过节，达到要大打出手时，有哥哥在场，勇气大增。
他让我学打乒乓球，让我独树一帜握横拍，那时握横拍打球的人很少，市面上找不到横拍，于是他在一次打球中找来一块直拍，将这块直拍手柄拉长，反面贴胶，自己做一块横拍。我用这块横拍，学会了打乒乓球，成为小时候乒乓高手。虽然我自己赚钱买了一块正规横拍，但哥哥为我做的那块横拍被我永远珍藏。
哥哥在我心目中似乎无所不能，近乎完美。不过也有高看他的时候，记得他们班级一次长跑，是从子弟学校操场出发，跑到二工区，再折返回来，大约十几里路。以我对哥哥的崇拜，他一定是第一位到达目的地的人。我守在终点，等待哥哥第一个冲刺，结果第一个跑回来的不是他，第二个也不是，第三、第四……都不是他，他是跟另外一位学习好的同学扫尾，倒数第二名跑到终点，跑回来时还捂着肚子。
25、人见人爱的弟弟
弟弟出生时正是父亲调到磺厂家人团聚的时候，因此，一出生就跟父亲在一起，没有像我们跟父亲有些陌生。弟弟是父亲掌上明珠，疼爱有加，他要什么，父亲都会满足。父亲在单位上发的糖果，饼干之类舍不得吃，都要带回来给弟弟。
弟弟喜欢吃白糖，在父母印象里我是不喜欢的。家里常年准备两灌白糖。有一次，我偷偷揭开一个瓶子舀了一勺，不小心将瓶子盖打破，吓坏了，忐忑不安，只等大人回来一顿骂。可是父亲回来发现瓶盖打破，什么话也没有说。估计他以为是弟弟干的。
弟弟没有白被父母的宠爱，学习从不让父母操心，学习成绩始终在班上名列前茅，年年被选为做班长，深受班主任喜欢。他也从不在外惹是生非。
恢复高考后，我们意识到不能让弟弟继续在磺厂子弟学校读下去了，将他寄放在给县城里一位好友家里，读县城中学。他小小年纪，特别懂事，每天早出晚归，待在学校里，从不在寄住家里吃一餐饭，生怕打扰人家。成绩优秀，初中毕业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地区高级中学，让寄住家人羡慕不已。
但弟弟读高中一段时间里正是社会最乱的时候，一同考上地区高级中学的有一些同学，经不起诱惑，跟社会上问题少年交上朋友，开始抽烟酗酒，打架斗殴，更有的调戏妇女。还好弟弟没有没有受其影响。1983年一次严打，那些问题少年因为犯罪的纷纷被抓，或被判刑，或被劳教，严重的被判极刑。所幸的是弟弟毕竟还是好孩子，跟社会孩子交往不深，可是在如此大环境下，学习已经大不如以前。临高考前，班主任到我家来家访，才引起家人警觉。弟弟也才意识到该用功了，于是，开足马力最后冲刺，可是为时已晚，只有不到半年时间，虽每次的模拟考试一次比一次考得好，但高考成绩出来的成绩离重点大学只差5分，而与之失之交臂。不过，好在他功底扎实，大学一毕业就考上研究生。工作后继续学习，直到拿到博士学位。
弟弟乖巧性格既讨家人喜欢，也讨厂里叔叔阿姨喜欢。要是厂里有人结婚，一般要请我母亲带上弟弟闹新房，让弟弟在新人床上滚一下，以图吉利，来年生个有出息的贵子。
小时候，父亲再怎么找出气的对象，也不会找他。弟弟从不跟父亲顶嘴，弟弟可以做到，父亲唠唠叨叨，数落他人时，似乎跟他无关。父亲一边骂人，弟弟一旁做他的事情，用现在的话叫“淡定”。他的这种性格也成就了他的事业，在他毫无关系背景下，能在政府里立足发展，受到上级和同事的好评。
26、磺厂的衰落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磺厂的这种高成本、高污染、低技术、低效率，逐渐走下坡路。没有了国家投资，磺厂难以为继。已经试验了十七次的678高炉，停工下马，开始全面实施土法练磺的路。虽然高产，但销不出去，结果生产出来的硫磺堆积如山。据说日本生产硫磺是从空气里提取，成本低污染小，竞争不过日本。不过我想不会这么简单从空气里提取硫磺吧。
对磺厂最致命打击是1979年鄂西南的一场暴雨。连绵不断的暴雨给受灾地区造成了巨大损失。据说宜昌的一家厂矿，因暴雨引起的山体滑坡遭到整个被掩埋，仅少数人逃生。于是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排查。经上级专家对磺厂的检查评估，说总厂背面的山体有裂缝，有滑坡可能。于是磺厂机关整体搬迁到山顶上的，重建总厂。人才也开始流失，知识分子几乎走尽，有门路的职工也大量出走。昔日风光不再，磺厂最终解体。从网上得到信息，如今的磺厂是残埂断壁，只有那发电厂的烟囱还高高的耸里在那里。还一些零星采煤活动。
随着我家搬迁，我再也没有去过磺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