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确报道思想到补充、修改
被选入《通讯名作100篇》的通讯《大寨之路》（新华出版社出版、冯健、李烽主编）
署的是莎荫和我的名字，人们却不知道这篇通讯从主题思想确定，到修改、发表都浸透着穆青的心血。
大寨是太行山中的土石山区，耕地散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地块零碎，又不规则。
1953年大寨开始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是合作社社长。土地实行统一经营，分配按土地、劳力投入比例分红。合作社对农业较长远的建设，如整修土地投工不参加当年分配，干部社员怕得不到收益，因此一般都不愿意搞农田基本建设；而陈永贵却认为办起合作社，土地连成片，取消了农户之间地埂、地界，“不再受一家一户磕绊了”，土地可以统一规划，劳力可以集中调派，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绝好条件。他主持制定出“十年造地规划”，带领社员闸沟打坝，垫土造地，整修坡地，建水平梯田，从而蓄水保墒，使粮食产量稳步上升，连年被评为县、地、省农业先进单位。
1963年遭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地毁房塌。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谢绝了上级给的救济款和物资，带领社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了洪灾，夺取了丰收，并着手建设新大寨。山西省委知道大寨的先进事迹以后，马上叫陈永贵到省城给干部作报告，陈永贵大讲大寨的人的风格和自力更生的好处，讲得激动人心。当时，三年经济困难刚过去，国家仍然十分困难，时代呼唤艰苦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大庆、大寨就成为这个背景下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时代需要它们。
新华社山西分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长马明派冯东书和我到北京，向人民日报、新华社领导汇报全面报道大寨的计划，以取得他们的支持。11月11日至14日，我们在两个编辑部“游说”。全面介绍大寨大队的事迹，要占较大篇幅，农村组编辑定不了这个事。穆青听了我们对大寨情况的汇报，他看出了大寨精神的新闻价值，很重视。他说，要着重从政治思想挖掘主题思想，陈永贵这个人物形象比较难写，要下功夫。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何燕凌采访过陈永贵，并写过长篇通讯，他答应为我们将要写的通讯配一篇社论。我们回到太原，在分社记者会上讨论时，大家认为，应集中报道大寨坚持的道路，这就是《大寨之路》这个主题思想的由来。最后确定由莎荫和我担负这一采访任务。
我们到大寨时，山西日报记者张丽泉、郝占敖已写出长达4万字的稿子，已打出清样，全面介绍大寨经验。我们利用已有的材料，又与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委员座谈一次，由莎荫执笔，我充实内容，很快写出了初稿，全篇近万字。昔阳县委用铅字排印后，一份寄给穆青；一份带回太原交分社领导。
穆青看了初稿，于1963年12月下旬坐飞机到太原，他在新华分社记者会议上说，我这次来有两件事，一件是帮助你们总结调查研究经验，一件是帮助你们修改《大寨之路》（他说后一件是主要的）。穆青谈到对《大寨之路》修改意见时说，这篇稿像电影一样有长镜头，短镜头，还有特写镜头，比较形象生动。但主题思想挖掘不深，还得再充实一些内容。只有放在全国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大寨才能有思想深度。
穆青在分析了当时全国形势和报道时说，1964年是“比、学、赶、帮”年，工业战线有了大庆，农业战线还没有典型，为推动农业战线的学比赶帮运动，一定要把《大寨之路》修改好。我和莎荫的信心更足了，劲头也更大了。这时，莎荫重病卧床，无法听取意见，无力动笔修改。穆青要我向他提供了有关大寨资料，全部看过之后，对文章的布局、结构，每一部分的取舍提出具体意见。这时，又感到材料不足，我通过电话向昔阳县委驻大寨干部李锦荣补充了“三战狼窝掌”贾进财扫开雪地，第一个进工地的感人情节。根据穆青意见，我在莎荫病床前，和他一起逐段、逐句修改，写到深夜，吃了莎荫妻子任瑞凤为我们做的鸡蛋挂面夜餐，又苦战了几个小时，才拿出修改稿。
修改稿贯穿了两种思想斗争，深化了主题思想。第二部分原来是写勤俭办社，后来主要通过写农田基本建设，反映先进和保守思想斗争。在“三战狼窝掌”突出了贾进财的热爱集体、辛勤劳动的形象，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中反映了陈永贵的英雄气概。
穆青把《大赛之路》带回北京，又和国内部一些文字功底较好的编辑一起润色，通讯可读性更强了。2月9日，新华社将《大寨之路》广播。转天，人是日报配了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在一版刊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全国各报几乎都突出登载。后来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还出了单行本。人大新闻系当范文学习。
《大寨之路》发表一个月后，1964年3月28日、29日，毛泽东外出视察，专列停在邯郸，要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汇报工作，陶着重讲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毛对陈永贵和大寨比较赞赏，要他提供有关资料，陶当场将《大寨之路》呈上。时年71岁的毛泽东，读了这篇长达近万字的通讯。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那两位记者的文章，我看了，看来农业要靠大寨”。这就是“农业学大寨”的由来。（这个情况当时昔阳县委、山西省委的领导同志在正式会议上都传达过，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采访笔记。穆青听了很高兴，认为很有价值。临别时要我将陶在大寨讲的“毛主席把《大寨之路》要去了，要看”的讲话记录提供给他。我回来后，将原件复印，寄给了他）。
《大寨之路》发表时，全国正开规划会议，按照毛泽东要求，在16亿亩耕地中建设4亿亩稳产高产田。当时国家财力有限，很难投资搞农田建设，主要靠生产队自力更生。参加会议的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副组长于长钦向我传达说，《大寨之路》在会内会外引起强烈反响，认为大寨是自力更生建设稳产高产田的典范。与会领导对照本地区实际学习，浙江、江苏省委印成小册子，当文件下发。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认为大寨也是科学实验的典范。谭震林副总理在会上说，已向周总理汇报，要廖鲁言（农业部长）亲自到大寨调查，全面总结大寨经验。
毛泽东在邯郸听取汇报，一个多月后，1964年5月，周恩来总理派廖鲁言到大寨和昔阳县调查了20天，新华总社派我随同调查。廖鲁言知道毛泽东是听了省委书记汇报又看了人民日报登的《大寨之路》后正式提出“农业要靠大寨”的，他向我说，新华社、人民日报宣传威力很大。回到北京，他向毛泽东、周总理写出了调查报告。周总理在同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认“大寨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1965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发出学习大寨的号召，“全国所有社（人民公社）、队（生产队）都要像大寨那样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从此，参观学习的人潮水般涌向大寨。
大寨之路
一
大寨生产大队在层峦迭障的太行山中，斜坐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山坡上。
这里穷山恶水土地簿，全村的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就在这贫瘠的山梁上，大寨人在党的领导下，在集体经济广阔的天地中，赶着黄牛、担着箩头，挥着镢头，勤俭创业，发奋图强，开辟了一条发展生产的道路。
从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到现在，大寨人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了11年。
旧社会，大寨700多亩地，4700多块，块块土地都是：土块打不烂，风吹遍地干，地边白草绣成团，地墙荆棘围了个严。一亩地好年景打不下140斤粮。
那时候全村60多户人家，一大半是扛长工、打短工、赶牛放马、讨吃要饭的。大寨人碗里除了糠，就是菜。现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当年一斗黑豆、40斤麦麸、80斤谷糠，就要吃一年。
那时候，这个山村里只有七牛、八驴、一口猪，十份里有七份是一家地主、三家富农的。
11年后的今天，这一切都变了，七条大沟，几十条小沟，在大寨人手里变成了肥沃的洼地。零块土地被大寨人连成了2900块。“沟沟壑壑种地，坡坡洼洼打粮”，人们在土地上得到的报酬，比当年提高了4倍。
11年，大寨变得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了。仓库里储备着粮7万多斤粮，畜圈里拴着11匹大马，6头骡子，12头驴和32头牛，另外还有130口肥猪，240多只羊。
11年，大寨十年受灾，大寨只借过国家一次钱，却向国家交售了1758000斤粮。每户平均2.2万斤。
11年，大寨人用双手把贫困交给了历史，用双肩担来了幸福。
二
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说：“集体化的优越性，说不完，用不尽。”
陈永贵说：“合作化给咱由穷变富创造了条件，能不能变富还要靠自己！”
1952年冬，大寨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第一次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集体。
但是，个体经济移交给集体经济的不是雄厚的家产。700多亩地，照旧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坡梁地照旧是缺边少堰，“三天无雨苗发黄，下点急雨地冲光。”
“拳头镢，撩油锨，破筐篮，硬扁担”——这就是他们的工具。
大寨发展生产的道路在哪里呢？党支部会上争论着，社员会上争论着，农业社办公室争论着，饭场上也争论着。
陈永贵说：山区有山区的好处，沟多坡宽，潜力大，深沟筑坝能淤成“刮金板”，山坡里砌外垫是好堤田。没有长流水，畜住洪水也能种好田。没机器，就靠人、靠扁担。有人担心：靠人、靠扁担，能把大寨的穷山“风水”改变了吗？
大家又想起了贾举元和贾升元修地的事。这兄弟俩旧社会在赵北峪有3亩地。两人就在这3亩地周围的荒坡上，整年累月地开荒、修梯田。修地，累弯了腰，修地，累圈了腿；修地，把贾升元的胳膊砸断了。到底修下10亩好地。
可是，那时候修大寨是地主、富农的天下，贾举元和贾升修下地，却没有种地的本钱，不得不向地主伸手借粮、借钱，结果，他们一点血，一点汗修的10亩地，倒成了地主盘剥的对象。如今地主被打倒了，又办了农业社，60多户人家合成一家，人们说，“难道咱这么大集体，就治不了大寨这点山？”有人问：“山大沟深，满村不过50来个劳力，哪年哪月才能建设好？”
陈永贵说：“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
一次又一次，争论又争论，党员的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社员的思想也统一了。于是，改造大寨“风水”的第一场战斗在1953年冬天开始了。
全村七条大沟之一的白驼沟是他们要征服的第一个对象。白驼沟全长1里半，3丈多宽，需要打20多道石坝。
当时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扛着铁棍上去了。
当时的社主任陈永贵，作为垒坝的好手，也上去了。
当时的支部委员贾进财，背着铁锤，铁錾，担当了破石的战士，也上去了。
土改时期的老农会主席贾承运也上去了。
大寨满共50多个“铁人”，全部进了白驼沟。
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白驼沟和大自然搏斗的大寨人，却人人浑身淌汗。每天天刚亮，他们就出了村，星星眨眼才收工。他们吃在地里，憩在地里。陈永贵领着4个贫农垒坝打先锋，二三百斤的大石头，两人一努劲，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一滴在石块上，陈永贵却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
社员们见陈永贵他们干得卖力，都恨不得一个人使出两个人的劲来。贾金元，已经是71岁的人了。社干部见他上了年纪，要他留在村里。可他硬是跑进沟里，整天价和年轻人一起干。胡须上结了冰凌，他还咧着嘴跟周围的年轻人说：“我爱修地，可一辈子没修下地，如今不挣工分，白干也乐意。”
大寨人就这样一口气干了一个半月，把白驼沟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耕地。
深沟变良田，大寨人高兴得合不扰嘴。给白驼沟起了个名字，叫“合作沟”。大寨人佩服了集体，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闸住了白驼沟，大寨社员们又乘胜前进，1954年冬天到1955年春，把后底沟闸住了，赶牛道沟闸住了，念草沟闸住了，小北峪沟也闸住了。
但是，哪一颗树不经过风吹雨打？哪一条船不经过浪击潮颠？大寨人在战斗的第六个回合——闸狼窝掌的时候，就一连失败了两次。
狼窝掌，是大寨大队最大的一条沟。社员们叫它“黑老山沟”。三里长，两丈多宽。每到暴雨季节，山洪像脱缰的野马，肆虐横行。
1955年冬天，58个劳动力上了狼窝掌，他们干了一冬一春，筑下25道坝，填了好几万方土，狼窝掌终于变成了层层簸箕形的梯田。不想，第二年夏天，竟被一场洪水冲了个干干净净。
1956年，他们总结了头一年失败的教训，又重整旗鼓向狼窝掌进军。这次，他们针对第一次失败的原因，把坝基扎得更深了，用的石头也更大了，怕洪水冲击，还在上游修下个1亩大、两丈深的水库。工程做完后，人们说：“这下可放心了。”不想，1957年的雨更大，山洪更猛，水库冲塌了，25道石坝又冲了个尽光。一冬一春的劳动又白搭了。
一些本来就不愿意闸沟的富裕中农，这一下抓住了“有把烧饼”。有人说：“千日打柴一火烧，一冬辛苦一水漂。”有人说：“卖豆腐置下河湾地，浆里来，水里去！”有人说：“跟上你们白白挨了两冬冷，往后守在家里闲一冬，不挣工分也不闸这条沟了。”
阶级敌人也乘机煽风点火，他们散布流言蜚语：“人有人道，鬼有鬼道，水有水道，要把这么大的沟闸住，水往哪里流？”“人不和水斗，猫不和狗斗，有人有多大本事，还能斗过龙王爷！”
在那些困难日子里，大寨还有谁比陈永贵难受？这个领导大寨人冲锋陷阵的党支部书记，8岁上，因为穷得没活头，父亲把他母亲、姐姐、弟弟一齐卖给了人。后来父亲又被地主逼得吊死了。他曾给地主当了十多年长工。地主动不动要他下跪，还往他脸上吐唾沫。他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如今，他满心盼望着把全村的生产搞好，却偏偏在狼窝掌一连失败了两次，给大伙一次又一次地泼冷水。
他每天一有空，就一个人默默地蹲到狼窝掌的山坡上，含着烟袋思谋：“难道必须撤退吗？”他想到了地主、富农的狞笑的脸，也想起了旧社会穷哥儿们苦难的遭遇，心里一狠：“不能……”
陈永贵回到村里就开党员大会，把自己拿定的主义说给大家听，让大家讨论。在难苦奋斗中成长起来的大寨的共产党员们是好样的，他们说得同陈永贵讲的是一个调：我们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怕摔跤的还能爬山！不能从狼窝掌撤退，不能挫伤人们的革命锐气，不能让阶级敌人高兴，不能给共产党、集体经济脸上抹灰！
贫农、下中农座谈会也开得火热，他们说：“我们属龙的还不如他们属熊的？”“怕吃苦的是谁？是地主，是富农！”
大寨的党支部腰杆更硬了，陈永贵噙着感激的眼泪说：“要退东吴兵，还得自己人。”
大寨人检查了狼窝掌每一道大坝，观察了每一条沟，摸清了毛病，找到了办法。第三次大战狼窝掌的战斗又开始了。
这次任务更艰巨，全沟要筑32条大坝，最高的大坝是两丈五，灌浆用的石灰就要6万斤。打坝用的石头要从山上开，要从山上运下来。几万方土被冲走，几万方土又要重新垫起来。
这样巨大的工程只能靠人的两只手、两个肩膀来完成。计划一公布，社员们都争着要上“前线”。开工那天，全村17对夫妻一起进了沟，7户社员全家上了阵。当时，只有60多个劳力的大寨，就有70多个人出了工。
大寨最老的共产党员贾进财在旧社会扛了半辈子长工，他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还吃不饱肚子。农业社成立，他头一个扎到社里，恨不得把全身的劲都使出来。他担负着开凿石头的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着家具上了山，严酷的冷风把他的双手冻裂了。手上的血染到石头上，头上的汗珠滚到石头上，而他还是干得那么欢。
开工的第十天，一场大雪下了尺把厚。贾进财像往日一样，早上起来，拿了一把扫帚进了山，把工地上的雪扫开，打碎冰凌，又叮叮当当干起来。太阳升起来了，上工的社员给他捎来饭，揭开一看，已经冻成了冰疙瘩。贾进财拿起来就啃。有人又劝他点火烘一烘，他说：“这算得了什么！咱这苦里生，穷里长大的人，没那么娇嫩！”社员们听了，更感动了议论说：老贾，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为你立个碑。贾进财却笑着说：“狼窝掌二十多条大坝，哪条坝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
在那些日子里，大寨人谁不往前闯？第一生产队队长梁变良和原来的党支部书记贾来恒等4人，在没膝的大雪里抬着石头从山上往下走，一路不知摔了多少跤，4个人滚成雪人，却天天超计划完成定额。
大寨人在冰天雪地里，大干了27天，比计划提前3天完成了任务。狼窝掌，大自然给大寨人设置的一个最顽固的碉堡，终于被大寨人攻克了。
狼窝掌工程成了维护集体经济的大堤，它经受了几十次洪水的考验，仍然稳如泰山。
从大战白驼沟到闸狼窝掌，整整过了五个冬春。在这五个冬春的短暂的时间里，大寨人把7条沟的“命”革了。在那里垒起了总长15里的180多条大坝，修下了两条盘山渠，两个水库，3000多个鱼鳞坑、畜水池；把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把4700多块地修成了2900块，还新增加了80多亩好地。
十一年，大寨人开凿了多少石头，移动了多少土方；他们没有统计过，现在也计算不出来。不过，只要看看大寨人的那一百多只手就足够了：这一百多只手上结满了老茧，被厚厚的死皮裹起来。
这是铁掌！
三
大寨村早先流行过一句话：“这块好，那块好，哪块也不如贾承恩（富农）的掏银垴（地名）”。那时光，掏银垴一亩地能打二三百斤粮。如今，大寨块块地都强过了掏银垴，有些社员议论变了，明里不说，暗里嚷嚷：
“再增产，就要出神仙！”
真的增产到顶了吗？
陈永贵想起了一件往事：互助组时候，他有半分大的一块地，种的是玉茭（玉米）。因为草多，他就狠着心深锄了一次，不是用锄，是用的镢，刨了七八寸深。没想，这一刨，倒刨出名堂来了：半分地打下120斤玉米穗。现在，要增产就得深刨。
社员的想法不一样。生产队让深刨，他们憋着气，狠着劲地刨，嘴里喊着：“刨呀！刨呀！”背地议论着：“苗活一条根，刨了这么深，伤了根，增产？秋后喝西北风吧！”
大寨人在前进途程上又遇上了新的课题：要前进，就要推广新技术，要推广新技术，就要卸包袱，卸保守思想的包袱，卸习惯势力的包袱。让新技术的根子扎在人的脑子里！
这又是一场艰苦的革命斗争。这场革命既不能拿刀弄仗，又不能开会斗争。
只有一条路：一点一滴去实验。
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告诉陈永贵：白发病的谷苗不能喂牲口，牲口吃了拉下粪，上到地里要传染。社员半信半疑，祖祖辈辈都用这种谷草喂牲口，也没把谷子都变成白发病，事情一到他们口里，就悬乎了！怎么办？试验。陈永贵弄了8分谷地，专门上了白发病谷草沤成的肥，苗苗长高了，果然是白花花一片，100根谷草就有82根“害”了白发病。社员们看着，伸伸舌头，说：“敢情新技术顶事！”
按新技术，作物要适时播种，说适时，就是要地温合适。大寨是山地，谷子宜迟不宜早，玉米宜早不宜迟。可老年人说：“小满玉茭，不迟不早”，“小满谷，不如不。”谁对？不知道，怎么办？试来试去，新对，旧的不对。“芒种”种上谷子，二伏吐穗，既防了旱，又不怕“雾花”；“谷雨”前后种洼地玉米，能躲过大头风，又不怕水浸倒伏，社员们看了说：“要增产，还得靠这新套套哩！”
大寨人心里开了窍。他们说：“再有保守思想，就要扯革命的后腿了。”
于是，深刨的新技术推广了！
防止白发病的新技术推广了！
适时播种的新技术推广了！
……
但是，大寨人相信了新技术，却没有吃透新技术的复杂性，在新的革命进程中，他们又栽了几个跟斗。
听说把灰渣粪下到玉米地里，效果很好。他们不管土质，不问地性，拿来就干，给麻黄沟的7亩丰产田玉米全上了灰渣粪，结果，钾性大的沙土地里又上了钾质肥，把丰产田种成了低产田。
听说化学肥料能增产，就买回一大堆磷肥来，一股脑儿往里上，因为方法不对，使用不当，春天上到地里，秋天还是灰面面，没作用！
提倡密植，他们不管合理不合理，1亩玉米留下4000苗，末了，增产措施起了减产作用，好年景弄了个平产，少打下8万多斤粮。
……
失败，这本是前进中难免的事，不想，有些人的守旧思想又抬起了头。他们说：“庄稼没巧，上粪就好！”说：“能耕巧种，不如懒汉上粪！”他们有意无意地要回到旧道道上去。
更多的人不这样想，他们说：“小孩子学走路，摔跌是常有的事！”他们却从失败中找到了一个理：再好的技术，要让它在咱这地方服水土，都必须用自己的双手去实验。
大寨的技术实验从此跨进了全面开花的新阶段。
山后的试验田搬到山前来，赖地里的试验搬到好地里了；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有试验田；大队长贾承让有试验田；两个生产队长有试验田，社员也有试验田。坡地有坡地试验田，沟地也有沟地试验田，梁地有梁地试验田。他们试验各种作物、各种技术，真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大寨人在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中大踏步前进着。
新技术的果实累累：
密植，哪个数据是合理的？到地里去试验，一块两千株，一块一千五，再一块又是一千株。土质不一样，株数也不一样，一次看不清，就再来一次，于是，密植成了玉米大增产的手段！
庄稼有几十样，哪一样庄稼没有几个品种，大寨光谷子就有十种，哪种最好？他们就搞试验，试来试去，定下两种，一种叫大寨谷，一种叫毛植红，因为他们的产量高。
磷肥怎样使？试验。第一年失败了，第二年再干，“事无三不成”，第三年，他们把磷肥和成泥汤汤，和农家肥拌起来，发了酵，再配上5%的氨肥。嘿，上到哪里，那里的庄稼长得好。
大寨有个老传统：河沟地、肥地种玉米，坡地种谷子，梁地簿地种豆子和高粱。按过去大寨的气候、地力、土质，这布局是合适的。可全大寨满打满算也不过二百来亩沟地、肥地，要扩大高产作物就得往坡上、梁上挤。这一挤，谷子少了，豆子也少了。社员们有意见：“庄稼种成青一色了，想吃也调剂不下。”
又要产量高，又要花样多，怎么办？他们就动手试验带种、地区间作。先试几分，再试几亩，先试一种，再试几种。在革命的大寨人民面前，没有过不去的河，没有攀不上的山。几年功夫，他们摸下个套套叫“四不专种”、“三不空”。所谓“四不专种”就是：黑豆不专种，菜不专种，瓜不专种，麻不专种，都带在玉米地和谷子地里。所谓“三不空”就是地边不空，地头不空，地角不空。“四不专种”加上“三不空”，高产把稳了，品种也齐全了。社员们高兴地说：“这是大寨一件宝。”
人们的认识变了：
“再增产，就成了神仙啦”——大寨人不承认神仙，是用革命思想和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大寨人却真的成了使这山沟增产再增产的活“神仙”！
大寨人在革命的斗争中，又取得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
四
1963年，大寨人又经历了一场严酷的考验。
遮天盖地的暴雨，从8月2日一直下到8月8日。大寨这片土地上，7天落雨的总量等于1962年的全年落雨量！雨大风急，山洪暴发，除了狼窝掌，大寨人十年来经营起来的100多条大石坝被冲塌了，层层梯田被冲成了大沟壑，好端端的土地冲成了红石板，庄稼毁的毁了，倒的倒了，苹果树也斜过躯干，把根子高高翘起来。山流了，路断了。在村里，满村140孔窑，塌了113孔，125间房，塌了77间。
但是，大寨人再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了，他们已经在集体经济的土壤里生了根，已经变成了大无畏的巨人。
在狂风暴雨的七天七夜，大寨人在泥里、水里搏斗。共青团支部副书记贾吉义领着一帮年轻人，刚刚把23头大牲口从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到大队长贾承让喊：“抡救粮食呀，仓库快塌了！”他们又直奔仓库。夜黑得像一片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片塌下来。危险！但是，贾承让冲进去了，贾吉义冲进去了，陈明珠冲进去了。年轻人，老年人都冲进去了。他们冒着塌窑的危险，扛得扛，担的担，奋战两小时，三万斤粮食刚运出窑洞，突然，轰隆一声，窑顶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塌下来。
七天七夜，大寨人很少合过眼。
大寨三百多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房子冲毁了，大家就挤到一起住。社员贾货小房子塌了，全家五口人没着落，贫农贾承禄把自己房子腾出来，还帮他们砌火炕，修房间。陈永贵的儿媳妇刚生下娃娃，房子本来不宽裕，可他们宁肯自己人受累，还是把好房让给别人住。
大雨刚停，陈永贵跨过滔滔松溪河，滚得满身泥，从城里开会回来了。和暴风雨搏斗了七天七夜的大寨人，一见陈永贵，仿佛会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涌围上来：
“永贵，咱们庄稼冲了！”
“庄窝也塌了！”
“往后，这日子咋过呀！”
……
十几年，大寨人竞竞业业，修地打坝，不知化了多少心血，如今，谁不心疼！陈永贵也难过得翻肠绞肚。然而，他，这个战斗里成长起来的党支部书记知道，气可鼓而不可泄。于是，他问大家：“人怎么样？”社员们说：“人都在。”陈永贵说：“人在就是大喜！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了人，一切都会有！”
大寨人痛心集体经济遭到的损失，但他们并没有泄气。在大寨党支部的带领下，大寨人懂得路该怎么走。
遭灾以后，县上、公社，又打电话又慰问，又给物资又给钱，大寨人感动得落了泪。但是他们却没有接受那些支援。这倒不是他们执拗，而是因为他们在灾害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十一年壮大起来的集体经济，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物资，能战胜这场自然灾害；十一年中训练出来的干部和社员，有足够的力量能战胜这自然灾害。
于是，大寨人决心把国家的支援让给受灾的兄弟队。
头一天，公社打电来话，给他们拨下80元医药补助费。
大寨干部说：“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兵员。”
第二天，公社又打电话说，又给大寨拨下100元安置金。
大寨的干部们回答说：“我们能安置得了，把钱给别的队吧！”
第三天，公社担心他们没房住，拨给大寨50令席。
大寨干部们说：“大寨有苇子，要用自己编，把公社的席子给别的队吧！”
公社打电话说：“你们的灾情重，国家拨给你们1000元救灾费！”
大寨人说：能走过去的路，就不让人扶。能克服了的困难，就不能伸手向国家要钱！
村里，田地里被冲倒的玉米，一棵一棵地在根部培上土，扶起来。斜躺着的谷子，杆细立不直，大寨人把几棵捆扎成束，扶起来。葱绿的秋菜也在失收的土地上长起来。
大寨人在这大灾年收得了粮食40多万斤。除了口粮种籽和饲料，他们又决定把大部分余粮卖给国家。
灾后的大寨村里，凿石的人，拉锯的人，熙熙攘攘，运送木材的，拉砖送瓦的车马，来来往往，不到三个月40间人字架的瓦房修起来了，20孔大石窑砌起来了……
人民公社撑着腰，集体力量壮着胆。就在婉言谢绝公社、国家支援的那些日子里，英雄的大寨人立下宏伟的志愿：拨出3万元现金，提取3万斤储备粮食，恁着自己的双手，大寨人要在两年内把洪水冲坏的土地恢复原样！要把大寨变成更富裕的新农村！
五
在向自大自然进军、向科学进军的年代里，大寨人干下多少惊天动地的事啊！
但是，创造那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的大寨人，却不是天生的英雄好汉。他们也像任何革命人民一样，是在党的抚育下成长起来，在阶级斗争的熏陶下成长起来，在革命的熔炉中冶炼出来的。
大寨村当中的大柳树是大寨人成长的见证。
大柳树，在大寨村中的小广场。旧社会，大寨人把它叫做“苦人树”。那时，大寨是地主、富农的天下，大柳树下是他们拷打穷人的刑场。穷苦人李喜吉的女人，就是在这棵柳树上被地主吊了半天以后死的。
解放了，革命的红旗插遍了太行山。大寨人在这棵大柳树下，挺身斗倒了封建地主阶级，宣布自己是新世界的主人。
1952年，也是在这棵大柳树下，大寨人举起拳头，响应了党的号召：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光明大道，第一次挂起了大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金字招牌。
大柳树再不是“苦人树”了，它成了大寨的“乐人树”。大柳树下，成了大寨人吃饭、聊天、议事、受教育的好地方。
在这里，革命教育着大寨人：“不要忘记过去！”
在这里，革命教育着大寨人：“把个人溶于集体！”
在这里，革命教育着大寨人：“不要在困难面前低头！”
在这里，革命教育着大寨人：“创业要艰苦！”
初办社时，党支部要求社员把集体经济当成自己的家业，偏偏有人不当回事。四十多岁的社员赵小和，曾经是一个私心比较重的人，社员们背地叫他“爱家迷”。队里让他放羊，他把羊赶到山坡上，自己去割荆条，编筐子，把集体的肥羊放成了瘦羊。大伙看着不顺眼，把他请在大柳树下，比古论今数划他：“旧社会单门独户，你爹一辈子没穿过一双新鞋；你给地主放了半辈子羊，没吃过一顿饱饭。如今，集体经济的好饭食把你喂饱了，你翻了身，咋还有私心？”
批评、规劝，赵小和终于悔悟了。赵小货成了大寨的“爱社迷”。
党支部号召大家勤俭创业，又偏偏有人不当回事。富裕中农贾承云，头一天卖余粮，第二天就把钱花了个光。贾承宝，一家七口人，两个劳力，社里年年给他救济款，他天天叫喊没钱花；年年救济给他衣裳，他常常叫喊没衣穿。
陈永贵把他们的事看在眼里，向大寨社员挑明了：“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没心思过光景，能不能办好社？”一场大争论在大柳树下展开了。老年人，年轻人，男人，女人，七嘴八舌，嚷成一锅粥。末了，大家得了结论：家业要自己挣铺张浪费是败家子门风。于是，贾承云和贾承宝成了大寨人的一面镜子，勤俭成了大寨人的光荣。
李傻小，他的年龄比大寨解放的年代只长三年。他在幸福和欢笑里长大。说艰苦，不知道艰苦是怎么回事，三六九进城，进城就要看戏、下饭馆。几个老党员把他叫到大柳树下，脸对鼻子跟他说：“不要忘记过去！那一年，你妈拣了地主家一穗玉茭，地主就在这大柳树上把你妈吊了半天。连病带气，一年以后就死了！”句句话都像“千斤锤”打在李傻小心上，他哭了。以后，李傻小把混身劲用在劳动上，成了模范社员。
老党员，就是这样用政治用劳动哺育着年轻的一代。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去年中学毕业回了乡。刚回家，陈永贵就天天催他早上工，教训他干活要卖力。陈永贵老伴疼儿太辛苦，就说永贵心太狠，不疼自己这根独苗苗。陈永贵却说：“疼爱儿女不是让他们当少爷，是让他们革命。好儿一百个不多，赖儿一个也不少！”陈明珠，这个党支部书记的独生子，中学生，在父亲严格教导下成了队里的好社员。
十一年，革命的风浪，不停息地涤荡着大寨的每一个人。一个大浪涌过来了，大寨人就把旧时代背来的包袱扔一批；一个大浪过去了，大寨人的社会主义思想财富就多一批。就这样，大寨人在巨浪的漩窝里一天一天成长起来。
十一年，大寨的党支部在革命的巨浪中锻炼成坚强的革命司令部。一个支部，七个委员，十九个党员，在建设集体经济的大厦中，他们哪个不是时刻紧守在劳动岗位上！哪个不是时刻站在斗争的最前沿！
说劳动，什么活儿他们都拣重的干，大寨人说他们的干部是“铁汉子。”
说工作，他们披星星戴月亮，不知在办公室的方桌旁渡过多少黑夜，不知多少次熬红了眼。
十一年，大寨的贫农、下中农成长起来了。四十户贫农、二十几个扛长工、打短工出身的社员，成了集体经济里三层、外三层的“台柱子”。
在医治洪灾带来的创伤的日子里，冒生命危险抢救集体财产的英雄是谁？是穷里生，苦时长的赵大和。
提出不要国家支援，靠自己建设新大寨的是谁？是老贫农贾根元。
拿出自己的八百元存款支援集体抗灾的是谁？是老贫农李庆喜。
领着大寨妇女，在冰天雪地里和男人一道征服大自然的是谁？是女英雄宋立英。
陈永贵说，搞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变思想。人的思想变了，土地、技术才能变，变得好，变得快”。
大寨就是这样变的。
大寨人的思想就是在不断革命的风暴中变的。
就是这样的大寨人，结成了坚强的战斗整体，在太行山上树起了一面革命的红旗。
六
十一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而大寨人却挺着艰辛，迎着困难，开拓出一条走向胜利的康庄大路。
这条路，是大寨人靠集体的劳动和智慧，征服大自然的路。
这条路，是大寨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扫除旧思想、旧习惯，使农民革命精神昴扬的路。
这条路，是组织千百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以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创业的革命精神，夺取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胜利的路。
今天，大寨人正满怀信心地前进。大寨人坚信：再走几年，机器和电将送到这里，水，将从虎头山下抽出来……“那时候啊，”大寨人说：“现在说不来，反正比现在更甜！”
大寨之路越走越宽。
在太行山上，在汾河两岸，在更辽阔的远方，人们纷纷议论着：
“学大寨精神！”
“走大寨之路！”
（新华社1964年2月10日电）
（新华社总社评为好稿，评语：这是一篇思想性很强的稿子，它以大量的事实反映出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难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它对广大读者起很好的思想教育作用。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个学习榜样。《今日新闻》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