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广袤的田野在诉说，大庆油田高大的井架在诉说，深圳特区崛起的国有与民营企业集团在诉说，上海浦东新区高耸入云的楼群在诉说……
改革开放——最能引发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
改革开放——最能拨动人们心弦的时代音符。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之际、在改革开放30多年带来历史巨变之时，人民群众对时局怎么看、对问题怎么分析、对未来又有怎样的祈望，都将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画好新一轮“改革蓝图”的关键一笔。
第一节形势判断有共鸣
十八大后，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又开始了对民生国运的思考，所有关心中华民族未来命运和热爱这个国家的人，心中都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世界和历史留给共和国一个怎样的机遇？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人们怎样才能成就千秋伟业？
——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仍在，全面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无论位居庙堂，还是身处江湖，不论城乡，不论职业，社会各界对机遇犹存的判断有强烈共识。
综合实际情况总体看来，我国仍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的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机遇大于挑战的基本面也没有改变，改革不能停顿，开放不能止步。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发，中国正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持续释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投资空间，并蕴含着7亿农民拉动内需的消费空间。新型城镇化涉及地产、建筑、建材、机械、环保、汽车、医疗、电气设备等产业，有预测认为，未来10年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将有望达到45万亿至50万亿元，居民消费率将达到50％左右，最终消费率达到60％左右。城镇化将成为最大的增长引擎，而且是未来20年增长的引擎。
未来一段时间，“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很多新兴产业，同时又对传统产业予以延伸拓展。工业化、城镇化前景广阔，服务业发展将成主流，人民生活水平大力提升，内需扩大驱动力强劲，这些都将成为中国发展机遇的具体表现。同时，在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过程中，对中西部地区而言，未来新一轮大开发和承接产业转移也有非常大的机遇。
面对这个需要克服多重挑战才可以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最重要的是冲破体制机制束缚，在主动参与竞争中谋求新发展。
靠改革破解难题，靠改革释放活力。
在基层采访调研，听到的是党政干部、普通群众对改革的热议，看到的是大胆闯、大胆试的高涨热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后同中外记者亲切见面时指出：“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总书记意味深长的讲话，让千里之外的一位“县官”产生强烈共鸣——
河南郑州市委常委、巩义市委书记舒庆，原是环保部规划财务司司长，自2010年参加首批中央和地方干部双向交流任职3年来，他已先后在河南荥阳、巩义两个县级市委书记岗位上任职。
谈起对总书记讲话的理解，这位研究区域经济的博士结合从“京官”到“县官”的工作实践，将近年的思考与研究和盘托出，谈兴不减。
“到基层工作我更加深刻感受到离人民有多近，更加清晰地感知到人民到底在想什么。一些部门行政审批效率低下，导致寻租空间巨大，群众对这些反响很大，要通过改革提升审批效率……”
“从环保角度讲，确实应该下大力气在几个主体功能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干部考核体制改革。只要我们在这两方面做到改革调整，留给子孙后代的绿水青山就一定能得到保护……”
言语殷殷，饱含深情。
一些基层干部群众谈起改革，有欣喜有忧患。他们认为，当前不满情绪弥漫，群体性事件频发，而改革会让更多人看到希望，让更多人心生幸福感，他们期待改革的脚步莫要停歇。
江苏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王天琦，曾在全国首批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县担任县委书记，并在淮安纪委书记任上创设“阳光纪检”网络举报平台。谈起改革，他紧攥拳头、提高声音：“现在的关键是要主动推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这已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
盛夏的大庆，蓝天下作业的采油机遍布油田。
新华社记者走进铁人王进喜工作过的1205钻井队。这是一个英雄集体，刚刚跨越成功打井2000口大关，年轻的石油工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大庆石油工人奋战在采油一线。新华社稿。
在这个平均年龄只有34岁的英雄井队，队长、党支部书记都是“80后”。支部书记王迎春的父亲也是钻井工人，王迎春说，能来到铁人战斗过的井队工作，大家都感到十分荣幸。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但大家也有一些困惑，比如我父亲得了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上有老下有小，照顾老人感到压力很大，今后一对夫妇要照顾四位老人，新一轮改革中社会保障制度可得跟上啊！
34岁的赵彬彬，虽然买了房、买了车，但贷款22万元，还有10多万没还，感觉压力很大。他说，年轻人最大的苦恼是买不起房，房价只涨不降，小青年靠个人收入根本买不起房，许多人为没有房娶老婆发愁。
石油工人们对社会风气提出意见，有人说，现在“有钱能使鬼推磨”十分危险；有人说，“现在有些人没有信仰，钱多了，可精神垮了”。他们不约而同地怀念起老队长王进喜，一致认为，以王进喜为代表的“铁人精神”应该大力弘扬。
队长赵明涛说，队里的每个年轻人结婚都要到铁人广场上铁人王进喜塑像前拍照留念，以“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为代表的“铁人精神”是建队之魂，无论社会怎样变化，无论社会的诱惑有多大，爱岗敬业、忠于职守、老老实实做人都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国家富强进步，没有精神追求不行。改革要获得成功，必须凝聚起一股精神，有了精神信仰，什么艰难险阻都无所畏惧。
大江南北，大漠边陲，话机遇群情激奋，盼改革热情高涨。
曾分管农业工作12年的陕西省原副省长王寿森一说起改革便滔滔不绝：“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的一系列讲话，使我对深化推进改革，平稳渡过深水区、走向胜利彼岸充满信心。”
天刚刚黑，地处西北的银川城已有些寒冷。冰冷的气温，丝毫不影响宁夏发改委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樊建民谈论改革的热情：“要真正认识在一些政策设计上的缺陷，要敢于直面现实中改革存在的一些不足，通过科学的路径设计进一步推进改革大业。”
社会的转轨和公民意识的提升也给基层管理者带来挑战，他们期待改革能带来解决之道。
安徽省六安市独山镇镇长张伟长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年龄不算太大，但对于基层社会的管理却存在诸多困惑：守旧思想和活跃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国家对群众的普惠制与实际效果的矛盾，加快城镇化步伐与现行土地征迁政策之间的矛盾，这些都让他有些迷茫。
一些乡镇干部表示，新一轮改革要回应这些矛盾。
为官者率真直言，治学者坦诚谏言。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院内一个办公室里，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谈起改革滔滔不绝：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考核让经济发展付出资源、环境代价，经济结构不合理矛盾凸现；收入分配不公，区域、城乡、行业间贫富差距过大……面对现实困局，深化各项改革是唯一途径，“改革之箭”已在弦上！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对改革倾注研究热情的专家学者们，不约而同疾呼。
近年来，高尚全、吴敬琏、厉以宁、常修泽、汪玉凯等专家写文章、搞研讨、思对策，为推进改革鼓与呼、问诊把脉。他们普遍认为：新一轮改革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关键节点，利在当下，功在长远；需迎难而上，耽搁不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多次就改革的话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他说：“民意呼声急切，改革必须抓住‘时间窗口’，重点领域尽快突破。面对一些矛盾和制约因素日渐凸显，改革要与危机赛跑！”
在安徽合肥、四川成都，几位基层专家学者听到新华社记者要谈有关深化改革的课题，分别找来当地对改革“较有研究”的学界人士，以座谈会、邮件作答等形式出谋献策。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吴家华、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等表示，改革虽然没有万全之策，但必须要不断深化，而且没有止境……
身处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商界人士迫切期待深化改革的又一个春天。
在浙江，一位知名民企董事长谈及改革紧迫感、讲到自己创业的艰辛事时，几次掩面拭泪：不改革不行了！
创业需要有一个好环境和好心情。他在经营企业时积攒了一肚子苦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是基于一个深刻的判断，或者说是期望：“未来10年，中国的改革将带来更优良的发展环境。”
一些民营企业家更是感受颇深，认为改革可以带来公平正义，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民企虽与国企同处市场，但在资源配置、市场竞争、金融支持等方面长期相对不公。一些企业持续出走国外、富人移民他国，亟待通过改革化解矛盾，增强他们的安全感。
企业家们反映最强烈的就是政府边界不清导致的乱作为现象，他们对政府自身改革呼声很高，希望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创建真正公平竞争的环境。
“一要求，二要吃，三要送。”一些企业家这样描述他们与一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时的状况。
据国务院新闻办2010年底发布的《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公布，从2001年到2010年，国务院各部门已先后取消和调整了2000多项行政审批项目，地方各级政府也取消和调整了7.7万多项审批项目，均占原有总数的一半以上。201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已取消和下放242项行政审批事项，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的成效正在显现。但是，现在审批领域的问题依然突出，政府公权力异化和寻租的事情时有发生。
南方一家大型投资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感慨直言：“我们在香港上市了多家公司，根本不知道是谁批的；而在国内上市了几家公司后，我连收件员、预审员是谁都知道。期盼改革削减烦琐审批的‘特权’！”
然而，虽然有的部门名义上减少了审批，但为了“创收”，却千方百计变相收费，一套程序走下来，弄得企业身心俱疲。
在东部一个省会城市的咖啡馆里，我们见到了先在北京马连道批发茶叶，现在一家外资零售企业开设茶叶专柜的茶业经营商钱建军。他说现在最愿意和外资打交道：“他们看效益、重规范，不像我们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不规范的东西太多……新一轮改革一定要大力推进政府放权让利，而且要抓紧改。”
一般来说，中小型民营企业不论在资金、人才、创新还是研发方面都有不足与缺陷，创新的风险无人共担也成为中小型民企头疼的事情。
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全国高铁工程建设放缓，生产空压机设备的陕西咸阳秦渭空压机有限公司面临严重压力。企业由300人减员到100多人，产值不到4000万元，利润更是堪忧。
董事长王军说，企业都很现实，最关心金融体制改革。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撤出资金做小贷公司，七八个人融资几千万资金，一年收入千八百万，很是轻松。然而像我们做实体的，投个几千万，还要背着银行贷款，整天吃不好睡不好。但对下一步改革我还是抱有信心，希望能进一步完善金融体制改革。
位于沈阳西南部的铁西区是中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
在铁西区七路街道工人新村，谈起改革这一话题，老工人代表们争先恐后，反复强调要通过改革还社会一个公道：“分配不公问题必须解决，否则是一个大隐患！”这些老工人对改革的殷切期待让人印象深刻。其中一位名叫孙永华的老教师曾是企业学校的教员，为了求得与社会中小学教师的同等待遇，她和同事们8年来不得不连续上访。
改革的脚步坚定前行，但改革涉及的利益调整能否跟得上？事关重大，利益调整也牵动着群众的心。
随着城镇化进程，大批农民涌进城市从事体力劳动，成为城市新的居民——农民工。这些外来流动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社会服务管理难题交织爆发。
50岁的江西农民袁义军到苏南打工已有13年。在他看来，当前最难的事情就是农民工子女上学，虽然上面有政策，但要真正把子女送进公立学校读书还是很困难。
他说：“8岁的孙女在老家，想让她来自己打工的城市读书，但学校名额有限、人满为患。没有医保，农民工看个病得自己掏钱。你说这些不合理的东西该不该改？！”
“十二五”期间，我国流动人口将保持在2亿以上，并由单向集中向多元集中转变，将给社会管理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普及，网络动员能力更趋强大，一些即时通讯软件短时间内就能集合成千上万的人。从实现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考虑，改革亟待创新社会管理与服务，真正形成工作合力。
不同的群体，对改革有着不同的需求，但归根结底还是利益的调整与兼顾。工人有工人的想，农民有农民的盼，改革带给人们太多的希望与憧憬。
“改革千万别忘了我们农民！”在革命圣地陕北延安，曾因自然环境封闭和生产条件落后而闻名的安塞县沿河湾镇方塔村，近年通过种植苹果使群众的生活有了较大改变。这些陕北农民直言30多年的改革给农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新一轮改革还要多听听农民的意见。
淳朴的农民兄弟们连说了“三个盼”：“成立了苹果合作社，但没有资金支持，盼金融改革。”“孩子上学太远，陪读成本太高，盼教育改革。”“农村人才流失，大学生‘村官’3年到期也准备走人，盼农村改革。”
2012年十八大召开前夕，新华网和《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了大型问卷调查，集纳了全国5万多名网民和来自31个省区市政、商、学界近2000名社会精英的观点、看法。调查结果显示，有37.50％的人认为改革难了……“盼改革”成为时代最强音。
呼唤改革、期盼改革，中华大地回荡着一个时代强音：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第二节破解难题聚共识
“我们认识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是因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在全国干部群众中产生强烈共鸣。
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表明，我们走过的并不是一条平坦大道。
在安徽合肥的一个普通住宅区，精神矍铄的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陆子修深情话改革。
这位时任滁县地委（即今滁州市，下辖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副秘书长的80岁老人，经历过当时“分与不分”的思想斗争，对当前一些影响改革的“负思潮”深恶痛绝：这些社会思潮都企图裹挟民意、影响决策。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导和应对，对进一步深化推进改革开放大业非常不利！
一些政府部门借改革之名行部门私利之实，或者消极执行改革政策，从而导致部分领域的改革改而无效、改而效微。
人们视之为“假改革”。“假改革”表现之一就是有不少部门只做简单合并，领导职位不减反增、人员数量也并未减少。
以加强监管之名，审批不减反增。一些学者指出，有的部门在审查规模、价格等多个环节强化了审批权，中间多了不少“收钱”环节。一方面政府减少审批，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增加审批。
一些以获利官员群体和相对垄断行业群体为主的既得利益群体，担心改革触动现有利益格局，不愿改革也不敢改革，从而形成推进改革的“拦路虎”和“绊脚石”。
舆论普遍认为，由于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有自由进出的“旋转门”，有权力寻租的市场，有高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保障，一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改革甚至抵制改革。
还有“怕改革”心态，即一些领导干部担心改革风险大、难度大，担心自身能力不足导致失稳、失权、失信，宁可维持现状，不少基层的改革探索因此被缓、被停，甚至惨遭扼杀。
江苏省昆山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宣炳龙论及改革创新的体会时直言，基层最怕领导不表态、不同意。
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闯深水区”，当人们已经习惯如此形容改革面临的攻坚时，理清“到底有多硬（深）”“到底硬（深）在哪儿”已变得尤其重要。
首要的是行政体制改革不彻底，人民群众对政府职能仍期待根本性转变。政府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过度干预市场、社会等行为，抑制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成为人们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之一。
这一方面阻碍了市场自身活力，限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也增大了权力寻租空间，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家们满腹委屈。
“改革要革掉‘与民争利’，真正实现‘为民谋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滥政”现象痛心疾首：“一些政府部门管得太宽、管得太滥，表面上是‘为民服务’，其实是在用公权力攫取私利！”
有了事前审批争权，就会有事后监管推责的“懒政”。在个别地方，办事效率低下、监管职责缺位成为基层政府部门的常态。多起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事件的直接原因就是行政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严重影响了党委和政府形象。
中部地区一家高新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逃避监管责任，省环保部门居然一再下放对企业排污在线监测的管理权限。该系统的一些官员甚至放话，“因为没有直接监测，一旦出了事故责任就不会算到我头上！”
由于政府决策过程公开程度严重不足，完善的追责体系尚未建立。“科学决策”在一些地方成为空谈，导致“拍脑袋”决策的“庸政”现象大行其道。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表示，“庸政”极大破坏了党委政府的公信力，一些地方接连发生涉环境群体性事件、房地产调控政策遭人诟病，就是“庸政”的典型恶果。同时，“庸政”现象还正在消解广大群众对时局的信心。“如果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多一些科学论证，群众的支持度就能提升很多。”
最令人感到不满的是行政乱作为现象。
个别地方出现行政乱作为，强拆房屋致死、城管暴力执法等现象不断击穿人们的心理底线，并持续降低社会“燃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显示，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约10万起，其中征地拆迁引起的约占50％。
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现象，反映出我国行政体制仍存在诸多问题和弊端，“能不能着力破解深层次难题，将是这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地方利益、垄断利益、部门利益盘根错节、相互交织，虽有时互相指责，但深层结成“利益板块”，形成“彼此助长易、外部打破难”的格局。一些经济领域的改革方案甚至由主管部门自己设计，这就如同“让猫设计一条不吃鱼的政策”，根本无法避免“部门利益固化”的现象。
既得利益群体的“固化”与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使得市场化改革面对着结构性利益壁垒。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学者认为，构建合法、合理利益得保护，非法、不当得利受打击的利益均衡新格局，既需要勇往直前、大刀阔斧的果敢，也需要利弊权衡的毅然决断和如“烹小鲜”的细致考量。
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表示，目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玻璃门”“弹簧门”难以真正打开，金融、行政审批等改革滞后，民营企业家投融资皆碰壁。
重庆民营企业家协会一位负责人说，其实很多企业呼吁的，不是政府给多少优惠，而是通过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市民营企业家协会所有会员单位，几乎都不同程度遇到营商环境的问题。这需要加强顶层设计。”
金融改革之所以不到位，除了利益分配的考量，还有立法的滞后。一些情况下，部门法规本身就为部门利益的滋生创造了空间。
天津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委会副巡视员孙津说，立法滞后，不是我们的法律工作者不努力，而是立法体制尚不完善。建议胆子再大一些，在一个框子里允许试点。可以框好一条线，比如滨海新区，既然作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就允许有实验。出了问题加紧规范，也别过于大惊小怪。
试点期间，有关部门参与进来，跟踪规范指导，防止出现大的问题。“国家的作用，应该是修高速路，修新路或返修新路，地方政府和企业是上路跑车。通过试点大浪淘沙，精华就出来了。”
构建利益均衡新格局，前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完善，不规范甚至违规违法操作带来不当利益逐步固化，也带来社会管理领域的改革压力。
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新村（上图为旧貌）。新华社稿。
在进城务工人员眼里，城乡二元的体制壁垒使得2亿多农民工生存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他们的生活待遇和保障水平低下，缺乏安全感、稳定感。
“我们不生气别人有钱，只生气自己付出这么多为啥得到的这么少？”
“都说城市离不开农民工，都说农民工很重要，但为啥常常把我们当下等人看？”
农民工们的发问刺痛着这个时代。
河南淮阳县四通镇叶老家村1600名劳动力中有超过一半在外打工，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追踪采访他们时，他们不断发问：我们干的是比城里人更加艰苦危险的工作，为什么没有与城里人平等生活的尊严？
在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新村，69岁的叶成柏说着说着就动了情：“沈阳工业的多个‘第一’都是老工人干出来的，那时只谈奉献不谈钱，但现在，退休金每月只有1000多元。”
社会保障不公，影响到全国超过6000万名企业退休职工对社会公平的看法。而就业升迁机会不公，则让部分青年人感到无助、无奈甚至无望。“我们马上就要面临就业，很担心到底能不能有公平机会？”南京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2010级本科生陆鸿裕有些迷茫地说，现实生活中的“拼爹”现象，让即将或刚刚走上社会的青年人感到失望。
一位学者对此感到焦虑：“我80年代上大学时同学中什么地方来的都有，很多农民子弟现在事业有成。利益‘世袭’现象亟待在新一轮改革中予以消除。”
第三节路径选择谋共赢
2012年12月15日至16日，十八大后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要坚持有效的改革路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尊重实践、尊重创造，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允许摸着石头过河。
一时引起舆论热议。
新一轮的改革究竟从哪里入手？突破口在哪里？
归纳各界看法，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全面深化改革究竟包括哪些改革？二是改革的重点突破口是什么？三是改革秉承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立新表示，一说起改革大家都从各自的利益和角度提出问题，自然岔头多、交集少，看法不一、各抒己见。
据新华网网络舆情监测系统截至2013年7月22日的采集数据显示，在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话题中，关注“社保制度”改革的群众最多，超过22％。其次是“城镇化”“土地制度”和“国有经济”改革，均占到10％以上。“金融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呼声也比较高，约占到8％到9％。
改革代表着利益重新调整，利益变动背后的声音也自然存在交锋。在过去30多年已然形成的较为复杂的利益格局下，“纯加法”的改革已经不多，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加”“减”“乘”“除”甚至更复杂的运算方式混合交织。
在农村土地制度如何改革上，有人认为必须尽快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改革土地流转和征地补偿制度，否则就是对农民的最大不公；也有人强调，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会变成“流民”，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源头，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不能改动。
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一些人主张大幅提高一线职工待遇，抑制垄断性国企高管的高薪；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高管人才如果得不到高待遇会严重外流，过度干预可能会对分配关系形成新的扭曲。
认识虽有分歧，但“改革”呼声较为一致。一些人士认为，新一轮改革必须妥善处理好这些意见分歧，不能任其久争不息、久议不决、久拖不断。应当以多数人能受益或接受、有利于国家未来发展、符合社会进步方向的标准，寻求“最大公约数”，亮出感召公众的改革旗帜，集结强大推动力。
当下社会对全面深化改革抱有极大期望，需要因势利导，倍加珍惜。通过在凝聚共识上下功夫，防止因争议撕裂社会，确保改革的风险可防可控。
不同群体的改革期盼存在差异，但“改革”两字始终是最大交集。回首过去30多年的改革历程，争论与分歧从未中断过，但中央都能以群众反响最强烈的问题为突破口，以体现社会进步的鲜明理念为旗帜，凝聚改革共识，动员改革力量，这是中国改革实践有目共识的成功经验。
作为千头万绪、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新一轮改革推进过程中，还需要把握具体的操作原则。
——“突破式”与“渐进式”并举。渐进式改革是实行由易到难、逐步过渡的策略，最大程度降低了改革风险。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改革面临的阻力会逐步加大，应在坚持总体上推进“渐进式”改革同时，力求在一些关键环节上进行“突破式”改革，以适应深层次改革之需要。
——“开放式”与“互动式”并举。近年来，开放式改革已具雏形。如新医改方案广泛征求意见，最终基本达成共识。开放对改革的各种思考、各种意见、各种争论，让民意民智“给力”改革。同时，还应与广大群众产生互动，积极探索“点菜式”改革，形成“开放式”与“互动式”并举的良好改革氛围。
——“求速效”与“夯基础”并举。新一轮改革初始，宜有节奏推出成效明显的改革举措，以提振信心、凝聚民心。同时，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直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其他领域建设相对滞后，出现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贫富差距较大，以及在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等基础领域欠账较多的情况。“求速效”的同时，更要立足中长期成效，着力“夯基础”。
分歧间存有共识，争论中求同存异。
寻求和选择当前的“最大公约数”，是攻坚克难凝聚共识的首要任务。
有学者指出，新一轮改革宜实施“一核双轮五维”方案：即以行政体制改革为核心，以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平正义为双轮驱动，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为五维，全方位推出相当长时期内的一揽子改革计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
选准突破口，往往可以推动生成各相关领域的内在改革动力，并逐步逼近关键环节，最终解决核心问题。
在具体操作上，转变政府职能要以“四个分开”为重点，即加快推进政资、政企、政事和政社“四个分开”，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职能边界，校准政府角色定位，纠正“错位”“越位”和“缺位”。管理上政府要更多扮演“教练员”和“裁判员”，服务上政府要更多扮演“运动员”，从而让放错的“手”归位，让迈错的“脚”抽回，形成“强政府、好市场、大社会”的良性格局。
此外，城市与农村之间“二元”掣肘，体制内和体制外差距的拉大与信任度下降，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等问题，这些重大关系中的失衡、失范、失序，是滋生很多矛盾和乱象的根源，更应该是新一轮改革必须着力突破的难点。
一些学者强调，改革还要关注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年轻一代的诉求。如果改革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可能无法有效动员一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民意呼唤改革，民意推动改革。新一轮的改革还需充分尊重民意、体现民意。
基层一些地方的改革探索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管理改革，促进了对难题的有效化解。因此，只有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才能及时调整不当政策、改善执政行为，才能真正把民意变成执政法宝。否则，漠视民意甚至背离民愿，将导致失信于民。
当前的社会管理改革要明确民意导向，培养具有公信度的第三方民调机构，在重大公共事务决策中积极开展民意调查。在适当范围和时间公开民调结果，有力制衡既有利益群体。发动群众当家做主，积极表达民意诉求，把改革风险降到最低。
基层社会管理改革还要注重体现“群众主体地位”，转变“政府是唯一主体”的传统思路，有效有序扩大群众的参与和主导，真正实现人民对社会事务的“当家做主”。
当前，基层社会管理改革要在四个重点领域转向：主体由政府唯一到政府、社会（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方式由命令与服从的单向管治到各主体协商决策、依法管治；秩序从单纯强制性到强制性与自治自律性并重；权力配置由政府集权到为社会放权和为群众增权。
社会领域的改革艰巨复杂，进一步深化还需自上而下、系统整体推进。有关部门要建立基层社会改革的专门机构，指导和帮助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建立完善基层改革试错机制，以宽松政策鼓励基层领导干部探索推进；适时总结经验教训，对经实践检验正确的给予肯定，错误的予以纠正，从而形成有利于社会管理改革的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