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黑格尔这位最了不起的哲学家的神的观念，十九世纪最宏伟的思想，第一次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一阵幸福的战栗在我身上掠过，宛如从晴空飘来的一阵清新的海风吹拂在我身上；思辨哲学的深邃，宛如无底的大海展现在我面前，使那穷根究底的视线，怎么也无法从海上移开。
——恩格斯
从伦巴底旅游回来后，1941年9月底，恩格斯搭乘一辆邮车，一路颠簸前往柏林旅行他服兵役的义务。风华正茂的恩格斯身材修长，相貌英武，因此被录入近卫军炮兵旅第12步兵连，不久提升为炮手。
恩格斯的身份是一年制志愿兵。只有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富家子弟才可能作为一年志愿兵服役。条例规定，只要不与值勤相冲突，一年制志愿兵在服役期间可以在他的职业上继续培训。恩格斯无疑是会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的。
被分配到连队后，恩格斯同其他新兵一起，首先进行步兵队列操练和持枪操练，接着在火炮阵地上进行步炮训练和火炮操作训练，此外还要上理论课。
恩格斯对自己的军服很满意。入伍的第一天晚上，他就给妹妹玛丽亚写信炫耀道：“我的军服很漂亮，它是蓝色的，衣领是黑色镶两道黄色宽条，袖口是黑色镶黄条，上衣下摆镶着红条。此外还有镶白边的红肩章。”
尽管军服很漂亮，但是军事训练还是很艰苦的。如果值勤马虎草率，恩格斯会遭到连长的“吼叫和训斥”。连队经常要冒着倾盆大雨在泥浆里训练。有时候一天下来，累的腰酸腿疼，但毕竟是年轻人，很快又蹦蹦跳跳的活跃在操场上了。
恩格斯对军事训练很感兴趣。一年的军事学习，使他掌握了今后革命斗争有用的军事知识，并且引起了他对军事科学的兴趣。后来他深入研究军事科学和军事史，成为无产阶级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
柏林是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城市。恩格斯利用军事操练的空隙，漫步柏林街头，望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感受着大都市的繁华；仔细欣赏着随处可见的名胜古迹，了解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柏林又是普鲁士的首都，集中着各种政治派别、学术观点的代表人物，思想政治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
闻名世界的柏林大学是德国学术活动的中心，也是争夺德国舆论统治权和政治统治权的重要阵地。这里有许多著名的教授，代表着各种不同的政治和学术派别，“任何大学都没有像它那样屹立于当代的思想运动之中并且像它那样使自己成为思想斗争的舞台。”
为了了解各种派别的政治和学术观点，对当代的各种倾向进行比较，21岁的志愿兵恩格斯以旁听生身份走进柏林大学的讲堂，旁听一些著名教授的讲课。
40年代初期，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重新高涨。斗争主要是在哲学领域进行。黑格尔的左派学生们，力图从导师的理论中作出革命的结论。为了压制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对付领导着“向旧世界的宗教、思想、政治开火的理论家大军”的青年黑格尔派，普鲁士政府把老朽的著名哲学家谢林请到柏林大学，以便“降伏黑格尔哲学这条喷吐不信神的火焰和晦涩难解的烟雾的凶龙。”
1841年11月15日，谢林到柏林大学演讲，这是德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一时间，知名教授和无名小卒一齐涌向柏林大学第六讲堂，其中就有恩格斯。人们交头接耳，声音嘈杂，大家都盼望着这位重出江湖的大师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
可是，谢林的演讲却令恩格斯等人大失所望。他竭力为基督教辩护，甚至把基督教神秘化，这就否认了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更让恩格斯愤怒的是，谢林肆无忌惮地对自己青年时代的老友、杜宾根神学院的同窗黑格尔大加攻击，说什么这个世纪的哲学的全部发展，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都是依附于他谢林的思想的，而且都是错误的发展。
柏林大学严肃的学术探讨，活跃的辩论气氛，为争夺德国话语权而进行的激烈搏斗，扩大了恩格斯的视野，激励着他的战斗精神，促使他拔出热情之剑，教训老朽的谢林。
谢林在柏林大学演讲后不到一个月，被谢林的反动谬论深深激怒的恩格斯，在《每日电讯》上发表了第一篇批判文章《谢林论黑格尔》；1842年春天，他又分别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两本专著：《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这个勇敢、坚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用锋利无比的天才之剑，指向哲学泰斗谢林。
弗里德里希·威廉·谢林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客观唯心主义者。早年他推崇自由与法治思想，宣传辩证自然哲学，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随着欧洲复辟势力的胜利，他转向封建专制制度，成为宗教的拥护者、基督的哲学家。当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的时候，谢林以哲学为幌子，攻击黑格尔，攻击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和革命结论的青年黑格尔派，为普鲁士王朝的反动政治需要服务。因此，批判谢林，反击谢林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进攻，就是间接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反对普鲁士王朝。
恩格斯鲜明的指出，谢林的启示哲学，迎合了“普鲁士国王的需要”。
普鲁士是个基督教君主专制的国家。基督教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支柱。德国革命民主派人士，以黑格尔哲学为武器，从批判基督教出发，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制度。青年黑格尔派的许多著作，如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施特劳斯的《教义学》、布·鲍威尔的《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等，对宗教作了尖锐的批判。基督教的全部原则以及凡是被称为宗教的东西，都在理性的无情批判下崩溃了。以基督教为思想支柱的普鲁士专制制度动摇了。预感到人民风暴即将来临的普鲁士王朝，在加强对人民的暴力压制的同时，把制止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救世主谢林身上，确信他是铲除黑格尔哲学，战胜青年黑格尔派的最适合人物，幻想通过他的“救世的力量”、“革除不信神的咒语”维护根基动摇的反动统治。谢林启示哲学的反动本质就在于此。但这个企图已在实践面前完全破灭。
为了反击普鲁士封建专制王朝对革命民主派的进攻，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年轻的恩格斯满怀战斗激情地写道：“我们将血战一场，我们将无所畏惧地直视敌人冷酷的眼睛并且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旗帜在群山之巅飘扬吗？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同志的刀剑在闪闪发光，没有看见他们战盔的翎毛在悠悠颤动！他们的队伍从四面八方开来，在号角声中，他们唱着战歌从谷地，从群山向我们涌来。伟大的决胜的日子，各族人民战斗的日子来临了，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的哲学家》这三部笔锋锐利的论著，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轰动。卢格在《德意志年鉴》上发表评论，认为《谢林和启示》是了不起的作品；极端保守的柏林《福音派教会报》，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论著击中了正统派的要害。由于第一篇文章是用弗·奥斯渥特的笔名发表的，后两部著作出版时又没有署名，人们对作者猜测纷纷。有人以为是《每日电讯》的主编谷兹科夫，有人以为是著名政论家卢格，有人以为是俄国流亡革命家巴枯宁，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些把自称为学术大王的谢林驳得体无完肤、威信扫地的论著，竟然出自一个年仅21岁的哲学新兵之手。
恩格斯“教训”谢林的文章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热烈欢迎，他们十分赏识这位热情奔放、勤奋好学、思路敏捷、笔锋锐利的年轻志愿兵，热烈赞扬他批判谢林的战斗檄文。当时这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是批判神学、批判宗教、批判反动国君的激进分子。
其实，恩格斯来柏林不久，就和青年黑格尔派有了接触。他们经常在柏林城的各个啤酒馆聚会，在那里恩格斯结识了麦克斯·施蒂纳、爱德华·梅因、卡尔·费里德里希·科本等人，他们组成一个号称自由人的团体，成天醉心于哲学争论。这些人中有的是大学讲师，有的是中小学教员，其中不少人是马克思在柏林大学读书时的朋友。马克思是1841年3月在柏林大学毕业的，4月份他回到了家乡特利尔。恩格斯虽未能与马克思谋面，但他从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那里听到了不少关于马克思的事情。
早在1839年初，恩格斯在不来梅开始研究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最早对恩格斯发生重大影响的，是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它帮助恩格斯摆脱乌培河谷信仰，促使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发生兴趣。此后不久，恩格斯开始钻研黑格尔哲学著作。1839年11月，他写信告诉友人，自己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他像当时为数不多的年轻革命者一样，冒着风险走进黑格尔哲学的迷宫，发现了深藏在沉默的山底的熠熠生辉的珍宝，感到无限的幸福。他满怀激情地写道：“当黑格尔这位最了不起的哲学家的神的观念，十九世纪最宏伟的思想，第一次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一阵幸福的战栗在我身上掠过，宛如从晴空飘来的一阵清新的海风吹拂在我身上；思辨哲学的深邃，宛如无底的大海展现在我面前，使那穷根究底的视线，怎么也无法从海上移开。”在已经分裂的黑格尔派中，恩格斯态度鲜明地拥护青年黑格尔派，反对老年黑格尔派。他指出，谁也不像黑格尔那些保守的学生们那样多地损害了黑格尔；只有少数人，即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家，才无愧于自己的导师。
青年黑格尔派虽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初期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反动性，在这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派别身上有着鲜明的表现。他们在哲学上坚持唯心主义，宣扬“精神创造众生”；在政治上美化普鲁士王朝，散布对新上台的普鲁士国王威廉第四的幻想，鼓吹与封建统治阶级妥协。正当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迫近的时候，青年黑格尔派却动摇、倒退。因此，恩格斯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不久，就与他们发生分歧。
促使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发生分歧的原因，是他这时已逐渐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在柏林的时候，他积极研究哲学，大量阅读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1841年，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唯物主义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主要著作《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恩格斯认真研读了这部著作，受到深刻的影响。费尔巴哈指出，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在自然界和人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上帝；上帝不过是人的本质的虚幻的反映，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这些深刻的见解，拨开了笼罩着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迷雾，使恩格斯大受教益。他说，这部著作的问世，“宛若光辉的、自由的古希腊意识从东方的晨曦中脱颖而出，一个新的黎明、一个世界历史的黎明正在出现。太阳升起了。……我们从沉睡中醒来，压在我们胸口的梦魇消失了，我们揉揉眼睛，惊奇地环顾四周，一切都改变了。在此以前一直同我们格格不入的世界，像幽灵一样以它隐蔽的力量使我们担惊受怕的自然界——现在同我们是多么亲密，多么接近啊！在我们看来曾经像监狱一样的世界，现在显露了真实的形态，犹如我们大家——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都可以出入的宏伟的王宫。”
许多年以后，恩格斯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
作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在政治上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他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中指出，冰冷的普鲁士官僚国家、监督制度、开动着的国家机器貌似强大，其实都不稳固、没根基；人民反对贵族特权，但贵族特权却得到国王的保护，人民痛恨教会盘剥，要求政教分离，但国王却顽强地力图重新把基督教直接灌输到国家里去，按照圣经道德的戒条制定国家法律；人民要求出版自由和代议制，难道反动派能长期压制吗？一旦争得这两样东西，普鲁士下一步将怎样发展呢？毫无疑问，下一步的发展将像上一世纪法国发生的情况一样，用革命的风暴推倒封建王朝。在这里，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揭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性。这篇刚劲有力、击中要害的文章，远胜于青年黑格尔派那些不着边际和软弱无力的空洞议论。
1842年9月，恩格斯服役期满，从普鲁士王国军队退役，连长韦德尔上尉在恩格斯的品行证书上写道：“持证人一年制志愿兵费里德里希·恩格斯……现年21岁零10个月，服役已满1年，服役期间品德和值勤均表现优异，特此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