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工是指没有或很少有自己的财产和生产资料，主要依赖给别人打工来获得工资收入为生的群体。从劳动性质和雇主对象来看，雇工不仅存在于工厂或手工业工场之中，在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中也有雇工现象，一般称为短工或长工。在商业流通和服务领域，雇工现象也很普遍。店员中大部分没有股份，只是为商人工作，靠工资性收入生活；受雇于富人、官宦家庭的仆役等人也是依赖劳务收入生存，这些都属于雇工性质。[2]从雇工的特点来看，雇工产生很早，几乎和商品生产一起产生。在西周时期，主要使用奴隶从事农业生产，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改为使用雇工了，这时“庸夫”之类已见记载。[3]不过，将雇工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和阶级加以关注与研究，并且关注雇工的权益，是在商品经济有了充分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的事。因为商品经济发展使社会分工日益细致，产业分工和产业内分工逐渐形成，规模化工业生产不断推进，雇工的数量和影响才不断扩大，最终才能形成一个阶层或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典型的雇佣劳动制，使用雇工并利用雇工劳动获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要求。因此，研究中国的雇工来源和性质必须从中国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殖民主义的经济入侵导致中国农村经济衰落，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从而形成中国雇工的苦难生活。
第一节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含义及其存在的条件、起始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理解。[4]学界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什么样形式的生产才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及何种程度的商品经济规模才是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分工与交换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早已有之，在宋明等时期，就出现了社会化的商品生产和市场化的交换，经济活动十分繁荣。马可·波罗等西方游历者都对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市场品种之多、交易之广泛十分惊讶。[5]但是，这种商品生产和交换能不能称为资本主义模式是值得怀疑的。马克思曾说：“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6]又说：“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绝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7]也就是说，光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还不够，还要有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这样，资本才能通过雇佣劳动来获得剩余价值，实现资本主义生产。但是，即便其中某种商品是由单一资本控制生产，雇用大量工人，产品广泛销售，这样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典型的生产交换活动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值得怀疑的。马克思所说的“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的含义，不仅是指世界不同国家会有不同发展过程，而且是指这一历史条件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难把这一历史条件形成过程中的所有时期都看作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
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建立在机器工业化大生产下的生产方式，而不仅仅是单一的资本雇佣劳动的体制
“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8]工业化大生产是在技术发展、市场扩大和权力维护下的一种生产，没有能源、动力、机械、钢铁等产业的发展，机器工业化的大生产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没有机器工业化的大生产，就不可能促进商品生产的规模化和成本的大幅下降，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大量人员集中生产的现象，也有过广泛交换的事实，但是，没有科技发展带来机器工业化的社会大生产，这些生产活动不过是在传统生产方式可以容纳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并不是新的生产方式，只不过具有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的条件。[9]如在商业流通领域，清代山西商人与蒙古、俄罗斯进行贸易，一些大户雇用的员工有七八百甚至上千人。[10]而在生产领域，明清时期的四川井盐业生产中就有大量人员分工与合作的生产，该业在宋代卓筒井的基础上改革了凿井、造井、汲卤等技术，创造出管道运输系统，利用天然气作能源，一套井灶往往雇有固定工人100人，“盐场头号资本家族王三畏堂雇用的固定工人共1200余人，二号资本家族李四友堂三大灶共雇用固定工人500余人。这恐怕是当时最大的工场手工业主了。”[11]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说四川井盐生产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为整个生产所依赖的技术还是传统手工业的技术，只是达到了传统手工业可能有的最高技术水平。
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存在，还要看这种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
从明中叶开始，在苏州、杭州的丝织业，广东佛山的冶铁、锻铁业中，可以看到在资本的支配下从现代来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到清中叶，中国不少地区形成了相对集中的产业群，如江南一些地区的丝织业，陕西南部的冶铁、锻铁和木材采伐业，云南的铜矿业，山东博山和北京西部的煤矿业，四川的井盐业，山西河东的池盐业，江西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制瓷业，还有一些地方的制茶、制烟、蔗糖、榨油等农产品加工业也是相对集中，产业内部有较为清晰的分工和交换。[12]在这些产业集中区里，一些业主从事其中的某一环节生产，规模较大，雇工较多，形成了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模式。不过，这些生产经营活动只存在相对较少的行业，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有限，还没有形成一种具有主导性的生产方式。
三 资本积累是否用于扩大再生产
在传统社会里，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经营中总会有一些人积累了资本，并且试图向上下游产业延伸达到对市场的控制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扩大再生产、追逐利润才成为社会的正当行为；而在传统社会中，资本积累很难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资本经营的方式不能成为社会的主导生产方式。一是社会制度没有提供资本积累不断扩大生产的环境。传统社会重农抑商，财富积累之后不被鼓励用于扩大生产，而是流入传统的农业，通过购并土地，靠土地地租来保持财富的保值增值依旧是这些资本的主要选择。“凡置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市座次之，典与铺又次之。”[13]有人在清朝乾隆年间就曾指出，“近日富商巨贾挟其重资，多购买田地，或数十顷，或数百顷”。[14]由此，这些富商通过购买土地而成为地主，使商业资本流向土地，而不是投资于商业和生产领域，因为地租剥削在封建社会中比商业资本和生产资本获利风险更小。二是生产技术使扩大再生产带来的规模收益不明显。由于没有科学技术的全面进步，虽然某些产业集中了大量的工人，进行了一定的社会分工，但是，分工还没有达到规模效益，也就不会引起资本对扩大再生产的追求。[15]
因此，从明中叶即15世纪以来，中国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生产经营活动虽然已经出现，但是并没有能够发展成为社会主导的生产方式，其原因在于科技发展的落后和社会制度的抑制。这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并没有表现出更大的效率和活力，没有对整个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直到19世纪鸦片战争前，仍只是稀疏地存在，在农业中更是微不足道，未能像西欧那样导致一个工场手工业时代并推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它发展缓慢的原因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续的原因基本上是一致的。
不过，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还很微弱，但在长期发展中毕竟已形成了一种资本雇佣劳动的新经济制度。以致战后外国资本侵入中国时，它所面临的不是像它在某些殖民地所遇到的那样一块“反抗资本迁入”的处女地，而是可以找到现成的雇佣劳动者包括技艺高超的熟练工人和女工，所面对的也是商品贸易流通较为充分的市场环境。中国传统的金融业虽然与现代银行有距离，但是，清代中叶以后钱庄、票号的存款、放款和汇兑等信用业务都有所开展，其发行的银票、钱票和汇票等形式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信用货币市场，具备了现代银行的基本职能。“它是基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而形成的，并没有受到国外银行的影响。”[16]所以，当外国金融资本进入时，中国人对此并不是完全陌生，而是能够根据自身的传统来理解现代的经济组织和运行机制。事实上，中国第一家外资工厂就是在原来中国的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建立的，第一家洋务派的军工厂也是这样。民族资本工厂中，从工场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就更多，在矿业中尤其多。原来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形式的工场手工业，在鸦片战争后发展日益迅速，到20世纪初期，所有重要手工行业，包括棉纺织业，都已有了工场手工业户。工场手工业的产值大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包买商形式也是在战后有较大发展。农业中，经营地主是在战后才见显著，而富农增长更快，已形成一个阶层。不过，这时中国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已不能再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了。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它们在鸦片战争后的发展，仍是萌芽的继承。
第二节 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西方殖民主义的经济入侵
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步十分艰难。在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中国与资本主义遭遇了。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以强势的姿态向中国灌输了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在这种形势压迫下，中国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由于这种资本主义不是在中国原有经济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而是西方列强通过武力胁迫强加给中国的，因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外部竞争和内部官僚体制没有根本变化的困境中的发展也就十分困难。
一 中国的资本主义发端于官僚资本主义
中国虽然存在商品生产与交换深厚的传统基础，但中国的现代工业生产则是从官僚资本的军事工业开始的。官僚资本首先考虑建立军事工业并不奇怪，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洋务派认识到西方列强的强大是由于他们拥有强大的军事工业，为了军事工业的生产，还需要充足的原材料和燃料供给、交通运输与电讯等项建设的配合，因此洋务派在这些领域开始投资。同时，由于战争赔款和国内战乱破坏使政府财政吃紧，洋务派也逐渐认识到，必须要发展民用工业来增加经济实力。[17]正是在这种认识下，洋务派在通过军事工业“求强”的同时，还着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其中包括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以及航运、铁路、邮电等交通运输事业。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还不能摆脱官僚资本的影响，因为他们经营的领域大多是资源或基础设施领域，需要大量资本且影响广泛，没有官僚的支持难以深入开展。当然，这些企业虽然有官方的背景甚至入股，但总体上遵循的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模式，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代表。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和模式并不是由下而上的，不是民间商品生产发展一定程度下通过民间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体系和制度的变革，而是由官方模仿西方的现代工业生产经营体系逐步发展的。因此，其社会基础和影响都比较薄弱，还不能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改造。
二 西方殖民主义的经济入侵
近代中国的经济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入侵，经济入侵成了西方列强军事胜利后的主要手段。西方列强军事入侵的目标就是要获取经济利益，是为了占领中国市场，掠夺中国财富。西方殖民主义经济入侵的主要方式有：
（一）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
晚清以来，中国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海关关税，而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来达到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一方面，控制关税可以保证西方获得中国的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可以对中国商品的进出口加以控制。对海关的控制首先是通过以关税抵偿战争赔款的方式来控制关税的税率；其次是派遣西方人担任海关负责人。[18]外国人在海关任职，尤其是主要的高级职务，表面上看这种“国际性”是为了阻止任何排外情绪的生长，但这种做法不过是为了保障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入侵不受限制。对于一个落后国家来说，关税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是保护国内弱小产业发展的主要手段。在这种不排外的要求下，中国海关只能成为关税收入来源，而为了增加关税，就是放开国内市场任由外国商品和资本在中国大行其道，中国国内的民族资本和弱小产业在西方列强的资本竞争压力下生存更加艰难。
（二）商品倾销和市场控制
在西方列强入侵之前，中国是一个贸易顺差的国家。中国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通过对进口渠道的严格管制来控制商品进口，出口方面则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对外大量出口商品。这样的做法使中国在与西方的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顺差，白银等国际硬通货币从海外流入中国，引起了西方列强的强烈不满。他们通过鸦片走私试图从中国获得贸易好处，在中国对鸦片走私进行打击后就发动了战争。从19世纪60—80年代，西方列强通过战争，与中国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从中攫取了从事国际贸易的种种特权，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中国进口大门打开后，西方向中国输入的商品从鸦片向棉纺制品、金属制品转变，并且很快从出超变为入超，说明西方用非经济手段向中国倾销商品获得了市场强势，中国由此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被进一步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19]
外国商品的竞争力相对于中国的产品主要还是在于技术进步和大规模生产带来的低成本。如棉纺织品，特别是棉纱本来是中国的强项，中国的手工生产由于人工成本低，本来在世界是很有竞争力的。但是，在西方制造技术的发展下，机制棉纺织品在质量和成本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没有关税等进口限制措施，外国机制棉纺织品进入中国后在价格上就具有明显优势，形成市场倾销，从而破坏中国的原有生产体系。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西方棉制品大量输入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在通商口岸附近的许多地区，农民和手工纺织业者都开始使用低廉优质的洋纱织布，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停纺现象。
在这样的半殖民地的经济格局下，中国能够在经济上具有优势的只能是原料和初级产品，如茶叶、生丝、皮革等。但是，原料和初级产品附加值低，又面临日本、印度等国的竞争，因此出口难以维持较高价位。同时，我国的出口贸易主要被外国洋行所掌控，国内生产者往往要遭受外国商人的压榨。这些都说明，外国资本在商品进出口和市场控制方面都占据主导地位。
（三）资本入侵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初期主要是输出商品并获取原料，不过由于生产地与市场之间有着长距离的运输，增加了商品成本，也难以适应市场变化。同时，中国不仅存在原料优势，而且人工费用低廉对西方资本家也非常有吸引力。因此，随着对中国市场的深入侵占，西方列强开始把目标转向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入，外国资本争相在中国设厂，这些外资企业都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组成部分。[20]这些外资企业一来资本雄厚，技术先进，加上还有不平等条约和关税优惠，逐渐占领了中国市场，获得了大量利润。
在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过程中，列强还在中国陆续设立了一些银行。[21]这些外资银行在中国不仅从事国际汇兑，为外国资本在中国获利提供信用中介和支付担保。同时，他们凭借着资本雄厚和技术优势，在中国代理发行中国纸币，还向清政府发放贷款，是当时中国金融市场的主要力量，成为西方列强对华经济掠夺的重要工具。
商品输出为主转向资本输出为主，这种转变不是本质性的，而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和对中国财富的掠夺需要。商品输出是一种直接的市场开放，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市场，是为了达到倾销其产品的目的，扩大其产品的市场范围，同时也可以加强原料、劳动力的控制和剥削。再进一步，为了适应市场需要，增加资本收益，在华列强又通过生产技术和金融资本的输入，在生产和资金上加大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这既符合资本逐利的需要，又是中国殖民化不断深化的表现。
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入侵一方面摧毁了中国传统经济体系，使传统产业中的大量人员失去了工作，被迫在列强所办企业中谋求生存，加深了中国雇工的苦难处境；另一方面，也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使中国在不自觉不自愿的情况下步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中，被迫在这样的世界格局里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
三 民族资本主义的弱苗和挣扎
中国民族资本家创办的工业是在极其困难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从19世纪6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的20多年间，中国陆续出现了一些近代民办工业企业，这些工业企业总体上投资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产品主要集中于日用轻工业产品。从整个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占主体的社会中看，近代民族工业企业是汪洋中的小岛，发展十分缓慢，而且在西方列强用武力压迫下艰难发展。民族工业起步晚，在经营上存在着许多困难，大多数经办者对现代生产、管理和市场经营缺乏必要的知识，企业管理上还较为传统，盈利能力差，市场开拓面临巨大的困难，资本缺乏，技术创新难。
此外，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还面临着外部的不公平竞争和内部制度环境的缺乏。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辟了多处通商口岸，操纵了中国的海关，降低中国进出口税率，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把中国变成了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不是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进行的。外国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支持和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还凭借种种特权限制和打击这种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无论在产品销售或原料收购方面，都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巨大竞争压力。当这些初生企业的产品出现在中国市场的时候，外国资本就会采取降价倾销的办法来打击中国企业的产品。中国企业所需的原料，也受到外国洋行抢购的竞争。外国洋行通过中国买办商人，在原料产地广设采购站，力量薄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企业无法与之竞争。事实证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扼制和打击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很难得到正常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企业还受到国内封建势力的压制和摧残。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式的生产经营，尤其是工业生产与经营在中国还是个新事物。虽然中国有传统的工场手工业，也有广泛的商品交换市场，但是传统统治者对新的生产方式还不能理解和接受。在他们眼里，新式的工厂不过是人们追逐利益的一种新方式，而在传统的理念中逐利是被认为不好的。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商办企业始终没有取得清政府的正式承认，在设厂、经营和产品销售方面都没有任何法律的保障，完全听任地方官吏随意处置摆布。[22]而许多地方官吏既不对民间企业加以关心和扶持，又会因这些企业有所赢利而想尽办法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大大加重了这些企业的负担。
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举步维艰，困难重重。许多企业为了生存，免遭破产，往往要么寻求外国资本的庇护，要么借助官僚势力的支持，而这些支持和庇护都要支付很高的经济成本。这种情况表明，中国民族资本既有其社会历史的进步性，又有其先天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第三节 中国农村的衰落和农民流落
近代以来，由于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衰落加剧，农民流落失散，成为雇工阶级的主要来源。
一 中国农村衰落和农民流落的内因
一是土地兼并。土地兼并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导致农民流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富商与官僚们在积累了财富和权势后，通过经济或非经济的手段大量购入与侵吞农民土地。一些拥有少量土地的自由民由于家庭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只能变卖和转让土地，富商、地主和权贵利用自身的条件大量兼并土地，自由民往往变为佃农，而佃农在自然灾害、地主的双重压迫下又往往流落社会，靠打工来维持生计。
二是内战不断，民不聊生。晚清时期，由于政治腐败和西方殖民侵略，整个社会经济十分萧条，许多农民无法维持生存，走上了造反起义的道路，加剧了社会动荡。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相互利用和勾结，对广大参与起义的群众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许多城乡市镇在战乱中受到了严重破坏，整个社会经济在这样的破坏中不断下滑，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更是生存艰难。[23]
三是自然灾害频发，灾民流离失所。[24]自然灾害虽然是天灾，但是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则与社会制度有关。晚清以来，由于政治腐败，统治者对社会的管理能力下降，在灾害防治和救灾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弊端。自然灾害带来的不仅有天灾还有人祸，对社会的破坏尤其严重。自然灾害使许多人家破人亡，许多灾民连自己的生命都难以保证，社会更加动荡不安，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四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不断加重。晚清的农村在自然灾害和战乱的破坏下经济凋敝，残破不堪，不仅处于底层的农民受到严重摧残，农村地主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损害。地主为了维持已有的生活，不可能在这样的经济困局中帮助佃农渡过难关，还要加强对农民的剥削，这些都使农村旧有经济模式受到破坏，农民只能放弃土地而走向更加无助的流落之路。
五是统治阶级为了解决其财政压力，不断地增加农民税负，加上各级官吏的贪腐，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农民被迫放弃耕种田地走上流落的道路。
二 中国农村衰落和农民流落的外因
一是外国产品倾销使中国农村传统生产中断，失业加剧，农民只能走上流落的道路。外国商品从19世纪4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销售，其销售有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先是主要在沿海的通商口岸地区，然后逐步向内地渗透。外国商品具有技术优势，加上工业化规模生产，成本大幅下降，其售价低廉，质量明显比手工生产出来的产品高，自然受到大众的喜爱。而传统手工业及其依赖的行业都受到了冲击，其中以棉纺织业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在上海附近，“松、太利在梭布，较稻田倍蓰。……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25]在福建厦门等地也出现了同样情况：“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门运入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26]在广州附近，“（顺德县）自西洋以风火水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女工几停其半”；“（佛山）1854年后……纺业停顿”。[27]
二是西方资本的入侵使以传统自然经济为主转向以商品经济为主，加剧了农民流动。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影响下，中国被迫陷入世界经济循环之中。中国出口的茶、丝等原料性农产品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而这些出口使得一些地区的农民开始放弃粮食生产转而从事桑茶产业，他们将茶叶“卖与收购商贩，收购商贩或将茶运到通商口岸去出卖，或在当地卖与茶商，洋商又从茶商之手购买”。[28]中国的丝茶出口虽然有了较大增长，但这种依赖国外市场，依靠原料和农产品等初级出品的经济结构只能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对外国资本和市场的依附。随着西方资本的大量涌入，通过收购原料、加工生产和流通贸易等方式把中国的农村与城市联系起来，农民在这些新的行当中寻求生存机会，大量从农村向城市加工产业转移，工作性质不断变化，身份也更加多样。
晚清以后，大量农民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走向雇工的道路，这既有经济因素，也有社会政治因素和自然条件因素。但是，从总体上看，主要不是由于城乡经济差距而使农民流向城市寻求雇工工作，而是这些人在农村经济衰落的情况下不得不走向流落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工作的要求十分低下，其工作环境和待遇更无从谈起，他们只是在生存的路上苦苦挣扎。
第四节 中国雇工的身份——工人与农民的结合
中国雇工由来已久，但是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农村，是为地主做工或从事第三产业，如佣人、雇员、扛夫等，手工业中的比重较小。这就决定了中国雇工与传统农村社会的联系十分紧密，还没有完全摆脱农村社会生产、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影响。这种分散就业的形式也使中国雇工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工作的稳定性差，收入低，社会地位低。
关于雇工的性质及与奴仆、现代工人（无产阶级）等的关系，学界历来也有许多争议。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雇工在法律上是不同于奴仆的，但是也不等同于现代的工人。“雇工”一词的含义是受雇于人，以此收入为生，与今天的“打工”一词极为相似。雇工与奴仆的区别在于，奴仆与主人之间是一个长期的主仆关系，依附于主人，主人可以支配使唤奴仆，这里不仅有雇佣关系，更有超经济的对人身的支配。而雇工则是依据订立的契约与雇主之间建立经济联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法律制度不健全，雇主对雇工经常克扣工钱，对雇工任意使唤，雇工有冤无处申诉，只能是在合约到期后离开了事。在合约期内，雇工的身份往往与奴仆的身份并没有本质区别。[29]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雇工所处的如此地位，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决定的：
一是其从事的职业在传统社会中都是被称为贱业的工作。如扛工、杂役等，工作多是临时性的体力活，脏、累、苦、险，工作时间长，一般人不愿意做。
二是雇工往往是走投无路，生活无着，只能是给人做工来维持生存，所以无法与雇主在工作环境与工资待遇上进行谈判。
三是没有法律的保护。雇工从事的工作都是没有人愿意做的贱业，所以社会并不关注雇工的生存，反而认为是雇主为雇工提供了生存的机会，应该感谢雇主。所以即便有涉及雇工的法律，往往也是维护雇主的利益。
四是社会宗法观念严重。雇工既被看作社会的底层，再有受恩于雇主的社会氛围，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就超越了经济关系而成为具有宗法等级的主仆关系，在合约期间，雇工基本上听命于雇主，雇主对雇工可以任意处置，甚至包括人身。
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雇主与奴仆和自由人之间，在合约期内与奴仆区别不大，在合约期外则又是可以支配自己劳动的自由人。
由于传统雇工从事手工工场的人数较少，所以他们与现代工人还是有很大区别，虽然从一无所有到出卖劳动力两方面看都有相似之处，但是，与现代工人不同之处在于：一是人身自由不充分；二是劳动场所不集中；三是不处于现代工业化大生产的领域。这些因素决定了传统雇工与现代工人阶级之间有着本质区别，只是在形式上有相同之处。[30]
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产业工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是伴随着两个方面的产生而产生：一是资产阶级的形成；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现代工业的建立。由于官僚资本和西方列强在华设立的工厂要早于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的工厂，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要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近代工业大部分不是建立在传统工场手工业基础上的，而是从国外输入机器设备或是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而形成的，因此中国的工人正是在这种工厂和建筑工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破产的农民和家庭手工业者被吸引转入这些工厂做工，到甲午战争前夕的外国资本所开设100多家的工业企业里大致有雇佣工人3万—4万人。而在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夹缝中生存发展的民族工业里，“在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和中国近代民族企业中，工人的人数也日渐增加。至1894年，除了码头工人缺乏统计数字之外，产业工人共有10万人左右。在约10万工人中，外国资本企业中的工人约占35%；洋务派经营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工人约占37%，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的工人约占28%。”[31]
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帝国主义利用1895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中的“利益均沾”特权条款，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合法化”了，纷纷到中国设立工厂，中国工人阶级群体也有了较快发展，人数大致在100万—120万人。同时，中国民族资本在这时期也有了初步发展，国人在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提出要抵制美货、“设厂自救”等实业救国运动，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在民族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数量也有了较大增长。据当时北京政府农商部的统计，“完全是中国自营的有7个以上工人做工的工厂，在1913年有21754个，工人总数为656723人”。[32]
从1914—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这一期间，中国工人数量增长更加迅速。一方面，由于第一世界大战爆发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减轻了外部压力，并且外部市场为其产品提供了较广阔的销路，因此民族工业得到了迅速扩张，被称为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由于企业利润有了显著增长，许多国内工商业者和华侨商人乃至军阀官僚也都愿意把资金投入到工业生产中来，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33]
除了这些在资本主义工厂或企业中做工的工人之外，在传统行业，如农业、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等第三产业中工作的雇工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雇工没有土地，主要依赖打工所得的工资性收入维持生活。[34]但是这些人的农民身份依旧明显，主要表现为其主要的亲友还在农村，在农村农忙时还可能要回去帮忙劳动，农村的思想文化和风俗人情对其影响巨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年代里，几乎所有中国新式工业和运输业的工人都是来自近年涌进城市的农民。他们对城市新环境还不太习惯，仍然和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35]
因此，“雇工”一词比起“工人”、“无产阶级”而言，可以更广泛地反映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过程中那些从农村出来，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这样一个社会群体。雇工既包括传统的各种雇佣形式的劳动者，也包括近代的产业工人。与“无产阶级”一词相比，“雇工”一词更能体现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也反映了受雇人员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这一本质特征。不过，“雇工”一词也有缺点，一是由于把各种不同行业、不同雇佣性质的工作之人都包含在内，容易与现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雇佣关系相混淆；二是容易与传统雇工相混淆，从而不能发现近代雇工的变化与发展。当然，为了论述统一，本书主要使用“雇工”一词，包括农村中的农业雇工和城市中各行业的雇工，也有部分地方使用“工人”一词，主要是指现代工人群体，还有些地方使用“无产阶级”一词，主要是从政治角度理解这一阶级的政治地位和角色。
第五节 中国雇工的性质——无产者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对雇工的剥削与压迫相互叠加，广大雇工在政治上所受的压迫、经济上所受的剥削以及悲惨的生活状况，是特别严重和举世罕见的。[36]
政治上无地位，政治自由深受践踏，人身权利毫无保障。尽管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给予雇佣工人所谓的“民主”、“自由”完全是空泛的和形式上的，但近代中国企业中的雇工连这种表面的和虚伪的政治权利都不能享有。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之一，1912年8月，中华民国参议院通过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对公民的选举权作了种种限制，规定妇女无选举权，只有年满21岁以上、具有小学毕业以上受教育程度的男子且在选举区内居住2年以上、拥有500元以上的不动产和年纳2元以上直接税者才有选举权。显然，这些规定实际上剥夺了广大雇工的选举权。
法律上无保障。在中国，在封建社会里的雇工身份始终是不自由的，到了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时期，虽然对农业雇工的人身奴役出现了松动，雇佣劳动者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从司法实践中都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是，其根本性的人身自由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在实际生活中，雇主与雇工仍然有着明显的人身隶属关系的痕迹，从法律上摆脱了雇工对雇主的人身依附的雇佣劳动者并没有同时摆脱雇主的家长制统治。晚清以后，随着近代工厂不断设立，工人寻求通过组织化的罢工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罢工是工人阶级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政治斗争手段，但近代中国“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37]1912年3月10日公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规定：“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0元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30元以下罚金。”[38]1914年公布的《治安警察条例》严厉禁止工人罢工。事实上，反动军阀连以上的法律条文也不遵守，他们对工人罢工的镇压手段极为残暴，工人罢工的参与者尤其是组织领导者，经常遭到军警包围、殴打、拘捕、刑讯、监禁、游街示众，甚至杀头枪毙。在企业内部，中外资本家与封建把头、地痞流氓和其他黑暗势力相互勾结，利用包工制、包身工制和养成工制，甚至“死工制”等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对雇工进行“超经济剥削”。他们制定了名目繁多的厂规、矿约，压迫和苛待雇工，甚至私设刑堂，对敢于反抗的雇工，轻则打、骂、罚款，重则逮捕、刑讯和杀害。如山东德华矿务公司坊子煤矿雇工劳动时，竟然有人持枪督工。中国民族资本企业虽然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但他们与反动势力如出一辙，明文规定可以鞭笞雇佣工人。如上海德大、厚生两纱厂规定厂间普通罚例共计92条，各车间另有罚例计42条，举凡“工作马虎”、“误时迟到”、“损坏物件”等，都成为罚款、鞭笞甚至开除的借口。
工资水平非常低下，遭受残酷剥削。中国传统社会的雇工生活状况非常低下，首先就表现在酬劳问题上。在清代，雇工工钱中有3/4甚至4/5都被雇主以提供伙食的方式给扣除了，其余的部分往往也不以现金方式支付，而是用布、鞋、烟等实物的形式折算给雇工。这种以伙食和实物支付工钱的方式使雇工根本不能自己支配收入，加重了雇工对雇主的依附。雇主掌握和支配着雇工的生活，他们随意压低和克扣工钱，具有很大的伸缩性。[39]这样，雇工所得的可支配工钱根本不能养家糊口。由于伙食由雇主供给，并在工钱中扣除，雇主为了减少雇工工钱，往往又在伙食上打主意，给雇工吃的总是只能维持其生存和劳动的基本需要的东西，雇工在饮食上也只能是听从雇主的施舍，有时不得不忍饥挨饿。而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的需要，如衣服、鞋袜、医药等都很难保证，更别说养家糊口、娶妻养子和接受教育。这些状况决定了雇工在旧的经济制度体系下难以保证自己的劳动收入，其对雇主不仅存在着一定的经济依附，还有人身依附的一面。在我国近代工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外资本家为了从雇工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肆意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但雇工的工资收入非常微薄。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工资与美国、日本两国工人工资相比较，日本比中国高出4.1倍，美国比中国高出14.8倍。在纺织行业中，外国工人的工资甚至比中国工人高出25倍。而煤矿业差距更大，正如周恩来在1921年《旅欧通讯》中对中英两国矿工工资收入的描述：“相差之巨直达四十倍以上。”[40]剩余价值率最能反映出资本家对雇工的剥削程度，以美国为例，本国工业企业的剩余价值率为84%—94%，而在中国开办的工业企业，剩余价值率高达300%—400%。中国官办工业中，如江南造船厂在1922—1926年间剩余价值率高达227.6%。民族资本工业中，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5年的剩余价值率高达404%。这意味着中国工人相比外国工人而言，承受了更为残酷的剥削和压榨。
生活上无来源，生活条件极为艰辛。与广大雇工低收入相伴随的是生活的极端贫困。雇工吃的，南方多是米饭菜汤，北方则是窝头咸菜，饮食的营养成分很差。一位外国人对中国工人伙食研究的结论是，从数量到质量，工人的卡路里都是不足的，70%缺Va，80%缺Vb，40%缺Vc。[41]雇工的住房条件更差，大多数是贫民窟式的工棚。如开滦矿工住的房子，“讲究的猪窝，也比它好。屋内窄狭污秽，臭气蒸人，有睡在地上的，也有睡在土坑上的，他们没铺的，也没有盖的，枕头是用砖头来代替。”[42]由于雇工的生活开支主要在食品方面，衣着费用所占的比例少得可怜。普通工人很少添置新装，家庭负担较重的工人，穿的往往是破烂不堪。最贫穷的工人，多是仅穿一条裤子，半裸过夏，有的简直鹑衣百结，无从蔽体。
工作环境异常恶劣，文化生活极其贫乏。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旧中国的资本家为了获取最大利润，无视雇工合理正当的劳动权益，迫使他们在极为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劳动。纺织企业车间终日尘土飞扬，纤维障目。缫丝厂劳动状况更加不堪入目，年幼、瘦弱的女工终日将双手泡在热水之中皮破血流。矿场工作环境更为艰险，矿工们不仅从事极艰苦的劳动，还经常面临着塌方、透水、起火的危险，生命安全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恶劣的工作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是雇工的身心健康遭到严重的摧残。终日在中外厂矿劳动的雇工，由于劳累过度，营养不良，往往鹄形鹄面，颜色枯槁，失去了人生本来面目，全无人生乐趣。如天津裕元纱厂的工人患病率竟然高达99.8%，其中腿疾占12.8%，咳嗽占13.5%，头痛占10.5%，内热占8.5%。二是工伤事故频发，雇工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由于机器缺乏安全装置，工人劳动强度又极大，因此，劳动事故频繁发生，造成工人大量伤亡。本溪湖煤铁矿从1912—1924年，受伤者26044人，致死者853人。湖南各矿工人共计12184人，伤亡达2277人，占工人总数的18.7%。工伤死亡的抚恤金少得可怜，如唐山煤矿，因公致命给40元抚恤金，而每匹骡子价格为140元，人命竟不及骡价的1/3。此外，由于工作太苦，根本没有娱乐的机会，雇工的烦闷情绪无从发泄，他们普遍抽烟、喝酒，甚至嗜赌、嗜嫖。如汉口江岸的苦力工人，十分之四“皆力大如牛，肥壮无病，虽三四百斤重物亦能背负而行，得钱则饮酒赌博，无储蓄心。”[43]
因此，虽然明清时期中国就有了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雇工有向现代工人转化的迹象。但是，中国雇工与西欧封建社会晚期的农村雇工在经济地位、社会自由身份和生活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在英国工业革命前夕，不论是手工工场中的雇工，还是在农村地区中农业雇工，他们的地位已经达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经济上有了可支配的较多收入，文化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精神生活也有了较大发展。[44]这些都使他们的经济活动成为西欧封建经济的否定因素，是农村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而经济上的独立与人身上的自由为英国工业革命所需要的雇佣工人提供了充足来源，极大地促进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
而中国的雇工阶级却从未获得像西欧农村雇工那样的经济盈余和生活自由，仍旧带有人身依附关系的严重残余，挣扎在糊口的死亡线上，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冲破传统的封建经济营盘，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将其当作自己的前提予以维持。尽管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但由于对自身地位的自卑及长期以来受帮会、基督教会等组织的思想影响，他们对自己的悲惨命运常自艾自怜，对自己受苦受难的根源又缺乏认识，因而总是哀叹自己生不逢时，天生命苦。在工人较为集中的煤矿行业工人中就传唱着“背拖煤其重沉沉，饥寒交迫牛马逊，茫茫苦海苦无边，童工日夜盼晴天”的民谣[45]，这样的民谣真实地反映了被压迫阶级的苦难生活，希望能够得到改善的心情，但是他们对于未来却又孤立无助。由于中国传统雇工受教育程度低，政治觉悟不高，社会长期隔绝的状态使其不团结，处于受压迫的无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