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海老师的哲学思想讲座可能是最有我们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特点的课程。我们吉大哲学系的学生都知道，高老师是我们吉大哲学学科的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创始人。2004年高老师去世以后，我们哲学系商量决定开设“高清海哲学思想讲座”这门课程，现在已经列入了学校教学计划，我已讲了四五轮。我觉得开设“高清海哲学思想讲座”这门课程，对于我们大家了解我们学校的哲学学科传统，了解我们自己人才培养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了解或者说是思考我们每个同学自己未来的选择都会有一些启发。
我们这些年也都在反省，吉林大学的哲学教育，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成功之处可能最典型地体现在高老师培养了一大批博士，其中有近二十人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知名学者。这样的一个数量可能在国内高校中是很罕见的。大家也琢磨，都说学哲学得有悟性、得有天分，需要比较好的智商，那么是不是好学生都偶然地聚集到了吉林大学？实际按照概率和一般的常识不会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像北大、清华、复旦等等这样一些高校的生源，从本科开始，他们的录取线就比我们要高，而且从地域上也可以说北京上海这些城市更有吸引力，所以不可能说是因为这些高智商的学生都偶然地聚集到高老师身边，所以才培养出一大批知名学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意味着高老师的学生培养肯定有他特殊的成功之处。老师或者学科点的这种传统的独特的教育方式肯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我们最明显地能够看到吉林大学哲学学科、哲学教育的最成功之处。但是可能也有一些失败的地方。我也和很多青年老师做这样的一些嘱托，我今年虚岁六十了，也有一个学术传承的任务，也希望我们的青年老师能把我们学科点的一些好的东西传承下去，能够及时地、不断地反省我们的一些薄弱的环节。薄弱的地方我想可能就是吉林大学哲学学科，印象中从我上大学开始（这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们的哲学教育就比较松散自由。这可能就会出现两种情况，有兴趣的同学、刻苦努力的同学可能最后会取得很好的成绩，成为国内知名学者；而一些不太爱学的学生，在我们这学四年会有多大的收获？这就值得怀疑。所以吉林大学有很多包括哲学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总结，需要思考，怎样把我们自己优秀的东西传承下来，把我们的一些不足尽量地弥补好，这是对学生负责，实际也是对我们这个哲学学科的传统、荣誉、声望负责。
我今天首先想讲一个导言，和大家简要地谈一下我对高老师哲学思想特点的理解，从而也对我们这门课程的意义做一些简要的阐述。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高老师的学术生平。
一 高老师的学术生平
高老师是1930年1月4日出生于黑龙江省的虎林县。1931年东北沦陷，高老师的父亲在当地是一名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组织过抗日义勇队。到了1934年，由于孤军作战，这个部队的形势非常严峻，后来不得已经由苏联境内，转移到新疆。也就是高老师在四岁的时候，跟随父亲的抗日队伍辗转从苏联境内转移到新疆。在新疆，高老师度过了整个少年时期，读小学，读中学，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大约是1945年，一家人开始从新疆回到东北，中间在兰州滞留了两年，而这两年可能对高老师一生都是意义特别重大的两年。高老师的父亲到新疆以后被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收编，是盛世才的部队，名义上是给了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军衔，实际上是把他软禁起来。而到四十年代中后期，高老师父亲身体不好，高老师作为家里的长子在兰州这两年，实际是要承担起维持家里生计的担子。当时可能把家里能够卖的东西也都变卖了，在这两年中高老师做过小工，摆过小摊，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艰难地为家庭去谋生计，按照他传记的说法应该是艰苦备尝。
我想这两年对高老师的特殊意义，第一就是磨炼了他的意志品质——正好是十六七岁的时候磨炼了他的意志品质；第二，在这两年间他博览群书，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基础。按照高老师自己的回忆，尽管生活特别艰苦，高老师可能是把当时身边能够找到的书都看了——他的说法是借书、抄书、博览群书。甚至包括中国一些古典的武侠小说，那是老的古典小说。在这两年期间这样的一种广博的阅读为他后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比较好的文化基础。
大家都知道至少从萨特以来，或者更早一点儿从胡塞尔以来，都特别强调存在哲学，而存在首先是个体哲学家的存在，按照中国哲学的说法，“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1]。传记就是思想，意味着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经历、生活阅历不可能不对他的哲学思想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高老师这两年的艰苦生活对他后来的人格特征，甚至是他学术的发展都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1948年，高老师到沈阳，考入吉林大学的前身东北行政学院，当时是在历史班学习，到1950年，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去学哲学，是读研究生。因为那个时候是建国初期，可能中国的教育也不那么规范，那就意味着高老师读了两年本科，然后到中国人大读研究生，研究生读了两年，到1952年毕业，回到吉林大学（当时学校已更名为东北人民大学）。
高老师在东北行政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期间，好多情况我们并不很清楚，师母偶尔透露一些，这就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高老师的光荣历史。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时候，高老师主修的是逻辑学，当时任课老师都是从苏联来的一些专家，据说高老师还能给专家做翻译，原来不知道高老师的外语还能达到过如此水平。也就是短短的那两年期间，看当时高老师的一些同学的回忆，也显示出高老师在同学中非常鲜明的个性。我看有的回忆文章说，一是高老师不爱说话。二是高老师年龄虽然不大（因为1950年时也刚刚二十岁，年龄在同学中并不大），但是沉稳老练。第三就是在同学讨论中，都有自己的一些独立见解、独立思考。这是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时候高老师的一些同学的回忆。所以他的个性在同学们的心目中留有很深的印象。
1952年高老师回到吉林大学前身的东北人民大学。我没有详细去考证这段历史，应该就是在这一年成立了吉林大学的哲学教研室，因为在这之前，1951年夏，刘丹岩老师到东北人民大学做哲学教授，到1952年可能是成立了哲学教研室，刘丹岩老师做哲学教研室主任，这个时候包括2008年去世的邹化政等老师成为我们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的创始人。1958年在哲学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哲学系，2008年是我们系建系五十年。和南方的一些高校相比，应该说我们的历史很短浅，像北大清华都有近百年的历史，武大、复旦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老大学。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吉林大学能够使自己的哲学学科在国内拥有今天的学术地位，我想确实是和高老师等这样一些前辈学者的努力是密切相关的。我记得在2002年高老师执教五十年庆典上，高老师自己讲话，说他一生有两大幸运：第一个幸运就是遇到一位好老师，这就是指刘丹岩老师。刘丹岩老师好像在1966年就去世了，我们这一辈学者都没有接触过刘老师，但是从其他老师流传下来的一些记录中，我们猜测刘丹岩老师的一些学术特点。比如说刘丹岩老师是1920年考入北大哲学系，他在北大哲学系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哲学教育。北大毕业以后，他在社会上工作了很长时间，当过中学老师、专科老师。大概是在1936年，刘丹岩老师到英国留学，当时他好像主修的是政治经济学，但是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刘丹岩老师就回国了，1938年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做政治经济学教员。这是刘丹岩老师青年时期的学术经历。北大哲学系毕业，受到规范系统的哲学教育，这是他的一个学术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一年多的英国留学。可能这样一些学术经历使刘丹岩老师的治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据舒炜光老师的回忆，高老师的回忆，最突出的就是强调独立思考，抓住根本。
按照高老师的说法，在刘丹岩老师的影响下，到1956年（这在高老师的学术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间），高老师和邹化政老师合写了一篇文章叫《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这篇文章发表在1957年东北人民大学的学报上，据高老师说观点主要是刘丹岩老师的，而刘丹岩老师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说受两位青年教师的推动——刘丹岩老师也在1957年《东北人民大学学报》的同一期发表了内容非常接近的一篇论文叫《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我所以说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学术事件，是因为这两篇文章在国内哲学界甚至是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第一次系统地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从而也是对当时流行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提出质疑和批评。在这前后高老师有几本小册子陆续发表，有《论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剖析唯心主义》，还有就是刘丹岩老师和高老师合作在一些文章基础上编写的小册子，叫《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所以到1957年前后高老师已经有了三本书，当然篇幅都不大。说实话那个时候也不仅是高老师，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我们那一段哲学史，其他老师也出版了很多小册子，我印象中可能出版最多的是原来在咱们这教逻辑学的一位老师，在五六十年代有十几本小册子，那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学术工作方式吧，就是说都出一些几十页的可能最厚的也就是百十来页的一些小册子。
高老师所说的另一大幸运就是，1956年——这在我们吉林大学的校史上传为美谈——匡亚明校长偶然地到高老师课堂听课，他发现高老师的课论证严谨、表达清晰、思想深刻，所以就决定破格提拔高老师为副教授。1956年高老师二十六岁被提升为副教授，我们国内按照现有的学术体制可能很难有二十六岁的副教授。这件事情高老师自己认为是利弊参半。好处就是由于年仅二十六岁就成为副教授，而当时国内哲学界的副教授人数少得可怜，一直到1978年我们入学的时候，哲学系只有两位副教授，没有正教授。想一想可能那个时候我印象中整个吉林大学文理科加在一起教授副教授也就那么几十人吧。在这个意义上，我曾经有一个说法，高老师在二十六岁提升副教授这样一件事使他很早地步入国内资深学者的行列。但据高老师自己回忆说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其实这种压力也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在我们学校的一些场合，我一再有这样的说法，说对青年教师也好，甚至对我们的研究生、本科生也好，如果是人才，那么要及早地给出“他是人才”的信号。什么意思呢？这个谁是人才或者前两年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说的所谓“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大师？我想其中这一条很重要：人才是靠机遇、靠承认、靠压力，才使他成为人才。我读据说是毛泽东枕边书的一本书，宋人洪迈写的《容斋随笔》。洪迈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很有意义，可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我们应该汲取的一个经典案例。洪迈那个时候，正好是徽宗、钦宗二帝被抓到咱们东北来的那个时候，也就是北宋末南宋初那段时期。洪迈说从唐朝的张九龄到他所处的那个年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批而不是一个两个杰出的状元宰相。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状元宰相，洪迈就想，按我们现在通俗的说法，这个状元他怎么就那么厉害呢？按照通俗的道理，第一比第二他不可能真强多少，而且那个偶然性很大，即使和第三第四相比，也未必他一定最出色。后来洪迈总结，根本原因就一条，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道理，那就是一个人一旦当上了状元，他就真的知道自己是人才，知道自己将要承担重任，所以对自己的要求、对自己的期许、对自己的这种自我规范就和那个第二第三的截然不同——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担当重任，所以他就真的能够担当重任。在这个意义上，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高老师的经历可能也类似，学校给予了这种突出的荣誉，那么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大的努力，从而也可以说从面子上说不能愧对提拔他的匡亚明校长，而从自身的尊严说，也要对得起这样一个职称、荣誉。所以高老师治学非常刻苦，刻苦到什么程度呢？我现在手里有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高老师在书上用铅笔写了一些笔记。这是60年代国内刚出版的《马恩全集》，高老师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几乎足不出户通读《马恩全集》。据高老师自己说，读完了以后，从屋里走出来，迷迷糊糊的有点儿散架。据我们所知，50年代到70年代，至少我们学校图书馆的汉译的西方哲学史的文献高老师全都读了，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所以1956年获得副教授职称，对高老师的一生可能也是个影响很大的学术事件。
而到了1959年，高老师成为批判的对象，从此开始了一段非常艰苦的学术生涯。我过去在一篇介绍高老师的文章里有一个说法，说从1948年高老师进入我们吉林大学，这一生都是在校园中度过的——除了在60年代末有那么两年时间到农村插队，几乎没有离开我们的吉林大学校园。我说和高老师表面上这样一个单纯的平静的学术经历相比，实际高老师的内心，他的精神世界却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几经浮沉的人生。1959年高老师第一次遭受政治批判，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被批斗，再到1989年以后又一次被批判，到晚年还有一次批判，几经浮沉。日常生活表面上看就是在校园中度过，很平静，但是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可能始终是在那种激烈动荡中浮沉，这也是高老师能够取得学术成就的一个有利条件。我和正聿老师常常说这样一些话，说年轻时候吃点儿苦是人生的财富，我的说法是“战胜了的苦难才是财富”。如果你永远在苦难之中，那苦难就是苦难，它不会成为财富，只有超越了苦难、战胜了苦难，苦难才会成为财富。在某种意义上讲，苦难可能最直接地决定着一个人的情感、精神力量和思想深度。
1959年，高老师从哲学原理教研室改派到西方哲学史教研室。这在当时带有一种政治处理的意味，因为哲学原理教研室是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教研室是讲资产阶级哲学，可能只有政治上可靠的人才有资格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高老师自己的说法是因祸得福。有关这段经历邹化政老师过去也有一些回忆，因为邹老师从1952年开始就搞西方哲学史，高老师曾非常虚心地向邹老师学习西方哲学史。也就是1959—1979年的20年时间，高老师阅读了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学校图书馆所存的中文版的西方哲学史文献。所以到1979年高老师主编的《欧洲哲学史纲》出版，标志着这20年高老师西方哲学史研究的这样一个成果。说这是因祸得福，我想这一点儿没有疑问。高老师在80年代以后能够产生重大的学术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20年的西方哲学史阅读。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会有高老师的理论成就，高老师后来把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史论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说叫理论、叫原理，那么理论必须有历史的根据，没有历史根据的理论是抽象的、是空泛的，所以史论结合的这种学术经历成就了高老师的学术思想，也影响甚至奠定了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学术传统。
回顾高老师个人的学术经历，我们可以大致划分这样几个阶段。1950—1959年，这是一段；1959—1979年，这是学西方哲学的一段；1980—1987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出版，这应该算一段；1988—1994年，正是我们国内学界通常说的就是高老师提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这一段；1994年以后高老师进行类哲学研究。大致可以做这样的划分。高老师的学术生平我就做这样一个简单的介绍。
高老师从青年时期就进入国内优秀学者行列。我们说某人优秀不是说全因为自己优秀，而是人类亿万年不断进化的优秀基因偶然地分布在他们身上，不是说通过你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优秀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优秀的人应该珍惜、珍爱自己，这实际上是在珍惜人类的共同财富。罗尔斯正是根据这一点论证一种绝对的平等主义。他认为那些天赋好的优秀的人也没有理由因为他的遗传优秀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回报，原因就是那些优秀的基因不是你自己的，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2]。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的这个论证可能在哲学史上，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一个最彻底的绝对的平等主义论证。当然这里难以说清的就是这个基因和自身的努力到底有怎样精确的度量，如果我们进一步彻底贯彻这个逻辑，说一个人努力的习惯也是基因决定的，那么我们就没话可说了。努力勤奋，那也是基因决定的，这好像就再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实际可能不是这样，努力勤奋、自我的这种规划、自我的完成、自我的完善仍然有着个人努力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主体，人要为自己负责。从高老师的生平我们看到，他的一生是优秀的一生，甚至优秀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优秀成为习惯就使自己不能不优秀。这是我们简略地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材料都很多，高老师去世以后，我们出了高老师的纪念文集，高老师文存后面也有高老师的学术年谱，不用我更详细地去介绍，大家有兴趣都可以随处查到高老师学术生平的这样一些历史。
二 高老师学术思想的特点
我要讲的第二点是高老师学术思想的特点，这可能是有我个人的一些认识。我想高老师学术思想最大的特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超越自我”。这句话成为高老师自觉的治学原则。高老师曾经明确地说，一个人要想在学术上有进步，首先得超越自我。那么按照高老师在1985年写的一个学术自传[3]中，他说我从本体论入手开始学习哲学，这就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从苏联专家那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间经过了对哲学的认识论的理解，这是第二个阶段，主要代表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4]（1985年出版上册，1987年出版下册）。更集中地代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对哲学性质理解的一篇论文，是1983年发表的《论辩证法就是认识论》[5]。这篇文章可能最典型地表达了高老师哲学思想发展的认识论阶段。从1988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下册出版不久，高老师就出版了《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6]。在《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中高老师系统地表达了他的新的哲学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那么到90年代中后期，高老师又提出了类哲学的思想。一直到2000年以后，高老师有几篇重要文章，主要是讨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以及他去世那年（2004年）发表的《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7]，在这几篇论文中，高老师又提出创建中华民族自己哲学理论的任务。可以看出，高老师这样的一些思想历程就是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高老师的想法是每个人的学术成长、学习进步首先需要否定自己已有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超越自我”贯穿高老师全部的学术历程。实际上高老师把“超越自我”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要反驳别人可能比较容易，要否定自己那么需要一种理论的真诚，需要理论的勇气，还需要更深层地对哲学性质的理论自觉。
在高老师去世五周年的时候，我曾经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标题叫《中国曾经有过高清海哲学学派吗？》[8]。对于学派的定义，我是指一个学派有稳定的研究纲领，有至少前后相传的几代人在同一研究纲领下连续工作。比如说法兰克福学派，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这一代，到哈贝马斯一代，再到现在的霍耐特这一代，它是以一个鲜明的研究纲领、几代人的连续工作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学术群体。按照这样的一些要求，可能应该说有一个高清海哲学学派，但是如果从有没有一种系统的、稳定的哲学理论体系来看，那么就没有高清海哲学学派。因为高老师自己就不断地否定自己，而这种不断地自我否定恰恰是基于对哲学学科、哲学这门学术本身的理论性质的高度自觉。根据这个高度自觉最后我们可以说哲学是什么呢——哲学就是永无休止的思想。我想这样一个说法可能是包括像德里达这样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也要承认的一个哲学定义。永无休止的思想就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否定的思想。所以哲学不可能给人类、给文明提供一个终极的解答方案。哲学存在一天，那么哲学就要继续思想，用德里达的说法就是，“人类不能停止思想”。也可以说这种自我否定、自我超越就是思想的本性，甚至也可以说就是哲学的本体。过去我和同学一起讨论，怎么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必然进展，实际黑格尔的精神活动性、思想的活动性就是一个最终的解答。通俗地说就是只要我们一睁开眼睛，我们的思想就开始进入到清明状态，我们就必然有所思、有所想。我过去最形象地解释黑格尔逻辑学的存在论的起点，黑格尔的那个纯存在是个什么东西呢？可能就是人一睁开眼睛，脑袋刚开始想事，别人问你，“想啥呢？”“啥也没想”——这个原初状态就是纯思，也就是纯存在。就思想已经有，那么它是有，但还没有想什么，它是无，所以它是有和无的统一。而一旦我们有所思、有所想，就开始有了定在。从纯存在就进入了定在，这就是思想的一个必然的逻辑形式。如果说我们真的意识到哲学是作为人的精神活动性、人的思想本性的一种自觉的理论表达，那么自我否定、自我超越是唯一合理形态的哲学思想——哲学它只能是这样。
如果进一步考虑到高老师特殊的学术思想环境，我们也可以说高老师的这种超越自我、否定自我的学术思想进程或者说学术思想历程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哲学思想的一个缩影。事实上，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社会变革也客观地要求我们的思想不断地超越自我。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超越自我、自我否定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哲学的必然逻辑。什么意思呢？大家想一想，对大家来说可能感触并不那么鲜明，而对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我今天早上还想，似乎每一个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暴发户。从青年时期的物质极度匮乏的生活，到今天相对富裕的生活，是生活剧变。过去有一个词叫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不是夸张，我印象中一直到1970年我十八岁参加工作，在此之前我几乎总是在饥饿或半饥饿状态中度过，吃饱饭的时候很少。十多岁的时候连续几年我家基本都是这个状况，从春天开始再过一段时间，家里就一粒米也没有了，一直得到六月，农历的六月，等到苞米呀、土豆呀下来，这才能吃土豆、吃新玉米——就是总得每年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粮吃，总是在饥饿状态之中。现在呢，我早上起来环顾我住的房子——我为什么说有一种暴发户的感觉——确实是跨越，不是一个稳定的、渐进的过程，我们每个家庭都经历了这个变化。在这样的意义上，物质生活剧变，那么人的思想观念也在相应地、激烈地变化。变化到什么程度，现在我很难说。前两天听说有个网上最流行的歌，《忐忑》，哼哼唧唧的，据说是最好地表达了我们时代的情绪，今天的这个时代情绪就是一种忐忑嘛。
这三十多年来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的精神状态也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学理上更规范的学术评价，我们可以大致这样说，我们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二三百年的现代化历程，所以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想也以高度密集的形式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匆匆地展览了一番。我大学本科时候，男生最爱看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女生最爱看的是《简·爱》。《约翰·克利斯朵夫》是讲一个男主人公的自我奋斗历程，《简·爱》是一个女主人公的自我奋斗历程。和这个小说相伴随的就是萨特存在哲学，那就是自我选择、自我创造，那是80年代大学生的思想的主旋律。存在哲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等在当时影响很大，咱们哲学系车文博老师最早在吉林大学介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据说是，我没有去现场，在北区理化楼的阶梯教室是学生爆满，窗台上、过道里挤的都是学生，可以想象当年那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大学生可能也不仅对大学生，对整个社会的性的观念，一定意义上也包含着性解放的意义都有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各种思想，后来的现象学、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也包括像尼采和叔本华的意志论哲学，这二三百年的西方哲学、学术高度密集地在中国三十多年的思想历史中纷纷出现，也都各自产生各自的影响，所以从学术思想上看也是一个纷繁复杂、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样的一个学术环境和学术背景下，一个真诚的、诚实的理论工作者必然要不断自我否定、不断自我超越。而高老师和他们这一代，甚至一定意义上也包括我们这一代，都要自觉地担当起这种理论的使命。
我曾经在1996年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我的导师高清海教授》[9]。是《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开辟的一个学术人物专栏，当时张盾老师做主编。张盾老师第一个介绍的是赵汀阳，是吕祥给写的，标题叫做《赵汀阳与所有其他人》[10]。第二个就是介绍高老师。我选取了一个非常平实的这样一个风格，标题也很平实，就是《我的导师高清海教授》，高老师看完以后非常满意。高老师的性格呢，对学生包括我们这些几十年在他身边学习工作的老学生很少表扬，也很少批评。我现在对学生大概也是这个特点，很少批评，也很少表扬。高老师对我写的文章好像只有三篇表扬过，这是其中一篇。在我写的这篇介绍高老师的文章中，我有一个评价，那就是高老师是真正的政治哲学家。我所说的政治哲学家是指高老师“超越自我”的那个更深层的内在动力，这就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对民族和人民群众生活幸福的强烈的渴望——对我们民族的繁荣、对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的一种强烈的渴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高老师是政治哲学家。这也就是说，说高老师是政治哲学家意味着高老师的哲学思想的自我超越始终是以我们国家现实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作为背景。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就容易理解高老师的思想历程。比方说，高老师强调认识论的那一阶段，他强调的是什么？我想可能有两个维度。其一，强调的是哲学作为认识论、哲学作为知识史应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之所以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是因为我们多年来把哲学作为政治工具，作为政治论证、作为意识形态的这样一种哲学理解。所以一直到我上大学，人家问“你是学什么的？”“学哲学的”，“啊，学政治的”——哲学就是政治，把哲学作为一种政治论证的工具、作为意识形态，这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80年代中期甚至到今天的最根本的哲学原则。而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认识论，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任何哲学一样，都是人类整个认识史的一个构成环节，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着客观知识的一面，它不单是意识形态。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这就是针对物质本体论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建构认识论的教科书体系，其中的关键就是强调主体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核心就是强调人——主体的能动作用，人不是仅仅服从客观规律的一个玩偶。想一想我们过去对人的理解，世界是一个客观规律体系，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客观规律的进程，那么人无非是被社会关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所操纵的一个玩偶，人没有主体性。而对主体性原则的强调，恰恰表达着改革开放以来个人主体意识的自觉，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人的主体这种意识开始觉醒。后来高老师提出实践观点思维方式、提出类哲学，我们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观点都有着对现实的思考，也可以用现在通常的说法，就是都具有现实意义。在这样的意义上，超越自我、自我否定，用高老师自己的说法是不断出现新的哲学视野、不断达到新的哲学境界。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出版以后，国内外好评如潮。我印象中80年代末，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发表评论，这几句话是金庆老师翻译过来的，翻译过来的汉语表述大致是这样说的，说以高清海为核心的吉林大学学术群体充当了中国哲学改革的先锋。这是在1989年之前苏联哲学界对中国哲学界的一个基本判断。那么到了90年代，日本哲学界明确地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个学派：以北大为代表的物质本体论学派、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实践本体论学派和以吉林大学为代表的实践超越论学派。高老师后来认为实践超越论这个提法可以接受。高老师这样一些重大的学术影响，我想这样一个评价不仅是我们自己，就是说作为高老师这些学生的自我吹嘘，应该是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一个看法，那就是高老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界有最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最后，我想讲讲高老师的学术特点。刚才我们讲到史论结合，实际高老师无论是从认识论变革到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还是类哲学，高老师最重要的几个思想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牢牢地把握住哲学观的研究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我印象中1995年咱们《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封二和封三连续介绍我们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高老师那个介绍是我给写的。因为只有一页，也就是一千多字。大家以后写东西可能就会知道，有时候是越短越不好写，长了反倒好写，所以现在书很容易写，论文不好写。用一千字介绍高老师，我觉得那个是很费力的。在那个小短文里，我概括高老师的学术风格，“高清海教授从青年时期开始就逐渐确立起为学做人的基本信念和学术风格，把对哲学真理和智慧的执着追求与对国家和人民的强烈责任感结合起来，把历史与理论、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独立思考、勇于创新，去掉枝节之论，抓住重大理论问题持久思考以求根本性的突破，使他不断取得重大理论成果……”[11]说去掉枝节之论，把这个枝枝节节都去掉，牢牢地把握住哲学的根本问题，根本和枝节都可以对应的，都是形象的表达。高老师的工作风格、工作路数，把那些枝节删除掉，抓住根本，那么在几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持之以恒地进行长期的理论研究，而一旦有理论突破就是重大的理论突破。
这里所说的根本是什么呢？我们到现在仍然困惑，我学哲学、教哲学几十年，对于“什么是哲学”仍然困惑。我手里至少有几本，好像有一个西班牙人写的《什么是哲学？》，有名气一点的就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和迦塔利合写的《什么是哲学？》。有一天我正在翻这本书，我老伴儿看见了哈哈大笑，“哎呀，你搞了一辈子哲学，你怎么还看《什么是哲学？》？”看到书名，外行人确实是会发笑，你说你吃了一辈子哲学饭，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哲学，还在那看什么是哲学。高老师的这几个最重要的思想阶段实际都有对“什么是哲学”的重新理解。这里所说的牢牢地把握住一些根本问题，持之以恒地进行不倦的探索和研究，那么最后总是表现在哲学观的变革上面。[12]
我们学高老师的哲学思想，关键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个课尽量多读一点高老师本人的著作、他的文本，我讲课可能能做一些介绍，但是代替不了读高老师本人自己的著作。刚才王福生[13]老师说，看高老师这篇文章（《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有一种阿尔都塞的感觉。1956年当时高老师26岁，可能和我们大家现在年龄很接近，我昨天又系统地看了一遍这篇文章，也确实是有很多感觉。按正聿老师的说法，高老师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已经是“成手”了，哲学的“成手”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他26岁的时候，我们无论是从他的文字、谋篇、布局，他的分析方法，他的论证都可以看到深厚的功底。所谓成手，至少可以说是一个成熟的哲学工作者。
坦率地说，我们今天的硕士、包括博士，要和当年26岁的高老师相比，我觉得差距甚大，不是一般的大。我们的硕士论文，无论从文字、从构思、从论证，要和高老师这篇文章相比，可以说都是小儿科。这原因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高老师当时接受的哲学教育，1948年开始，到历史系学两年，1950年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班，也就是读两年，也就是说他正规的哲学教育也就是那两年，从1952年毕业回到我们学校，到1956年四年时间，他跟着刘丹岩老师在一个教研室工作，这篇文章开始也注明了是在刘丹岩老师在教研室讲授的一些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那么从学习哲学到写出这篇文章，也就六年时间，高老师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那么反过来说，我们现在能到什么状态？
好多同学都担心工作的问题，我和正聿老师对多届学生讲，这已经讲了不少年，社会肯定有一些不太好的社会风气，或者用规范的说法就是家庭的社会资本，包括权力资本，甚至包括金融资本，对我们以后就业都会起到一定影响。家里的社会资源，社会关系网络对就业肯定都会有影响，但是长远看，我们自身的发展最后可能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特别是我们出身于比较贫寒家庭的孩子，我想，到老年的时候，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也许会有另一番感慨。如果完全是靠自己个人奋斗取得比较好的生活境况，那么应该说有更强的自我成就感。而家庭条件好的，可能一段时间内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好像是丘吉尔的儿子就有过抱怨：做伟人的孩子实际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一辈子笼罩在父亲的阴影下，这一辈子也没有成就感，无论自己怎么优秀怎么出色，别人都说“那借他爸的光，跟他自己没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家境好也是利弊参半。而我所说的相信自己、珍惜自己、刻苦努力的这样一种自我奋斗精神，在高老师这一代学者身上可能体现得最为鲜明。
上次课我们讲到，高老师从十六七岁起就成为一家之主，要养活全家，做小工啊，卖香烟啊……我不能想象高老师当时摆香烟摊是什么格局，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些小车，估计也就是挎个筐、挎个篮子卖香烟，我们可能在旧社会的电影镜头上能够看到这个场景，应该说是艰苦备尝。那么经历了这番磨炼，他到大学学习的时候——这是据师母张树义老师的回忆（高老师自己没有讲这段历史），就是从1948年到东北行政学院学习，家庭生活状况仍然非常窘迫。到沈阳，家里仍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高老师又要去读书，他作为长子又要养家。张老师写这段历史是要论证高老师对党的感情，是党帮助高老师安排了家里的困难，按抗日爱国将领家属的待遇，把家迁回了原籍，迁回虎林，从而家里的生活有了一个初步保障。张老师回忆这段历史是说高老师是热爱党的，是论证这样一个情感基础。实际从我们看来，就是说他从青少年时期的那样一个艰苦经历，确实成为终生的人生财富。
三 高老师治学的基本原则
我上次课讲高老师哲学思想的特点，我第一点强调的就是高老师的超越自我，超越自我已经成为高老师的一种非常自觉的意识，这可能是高老师到老年阶段，回顾自己的一生学术经历，他感触最深的就是这种不断的自我超越。第二点我说，超越自我的过程，高老师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又是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社会变革的一个理论表达，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的精神历程。
对于哲学思考，高老师过去总是强调这么几点，一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二是史论结合，三是要有独立思考的这种“笨想”。这些可以看作是高老师治学的几条基本原则，或者说是基本经验。
首先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我们共产党好像很早就提出三大学风，其中之一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是共产党党史上的，作为一个传统传承下来的东西。但是理论到底怎么和实际结合？很显然，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无非是一种高老师所批评的教条主义的结合：先有一个理论的教条，然后把它套到现实生活的实际上，或者说用现实生活的实际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这样的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意义不大，只能是做一点理论宣传、理论普及，并没有理论研究的意义。那么真正的理论和实际结合，可能还要关系到和时代精神相结合。高老师也引证这个说法，这是马克思1842年，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提出的一个到现在大家还认为是很经典的命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14]那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求理论把握时代精神。但是我们国内哲学界怎么把握时代精神呢？按照高老师的看法，就是又陷入到了另一个极端——只是从某些经典作家的论断出发，抽象地讨论，或者说论断时代精神。我们讨论，我们现在是不是仍处在列宁所判断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样一种抽象的时代论断，实际仍然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讨论方式，仍然是以某些经典文本作为时代的标准和尺度，而没有深入到时代精神变化的本质维度中。
那么高老师怎么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呢？高老师给自己限制一个很有限的目标：就是要在自己的实际生活和理论思考中，真实地提出我们的现实问题。从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实际思考中，高老师的说法，可能我们不能做出一种时代精神的概括，但是我们只要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那么我们就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我觉得高老师的这些讲法，即便在今天，作为哲学理论研究仍然有着典范的意义。我们既要避免那种教条主义的观点加实例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形式，又要避免那种教条主义的抽象的时代论断。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际上就是要求以理论的目光去把握现实问题。
比如说高老师曾提出的一个问题。对于过去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包括高老师在内的一代人，那种勤奋学习的态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认认真真地去读哲学原理教科书，对每一条原理，每一个概念都要有非常深入、细致的理论思考。问题就在这里，那个时候人们还能认认真真去学教科书，而为什么到80年代以后，无论从课堂还是机关还是老百姓，为什么再也没有了那样一种学教科书的理论兴趣呢？高老师认为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变化。这个变化表明人们的实际的精神需求在发生着变化。高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大家不会有什么深刻的感触，因为你们不知道在五六十年代，7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二三十年，那个时候哲学、哲学原理教科书在中国具有的那种特殊神圣的地位。70年代我已经工作了，那个时候哲学在一般的机关干部的心目中还是非常神圣的。我印象中是1975年左右，县里要写一篇经验材料，这篇材料是用辩证法指导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写材料的人就遇到一个问题：辩证法的共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想大家现在也未必有人深入地思考类似这种非常浅显的哲学问题。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矛盾论》，包括我们哲学原理教科书都有一个提法，叫共性寓于个性之中，通俗地说就是住在个性之中，特殊性之中。这干部们就不明白了，共性是大的，而个性和特殊性是小的，这大的怎么能住在小的里呢？你们想没想过这个问题？相反的感觉都应该是个性寓于共性之中，因为共性大啊，特殊性小，大的怎么能住在小的里呢？应该是小的住在大的里。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实际上，这可能表达着哲学思维和常识思维的一个根本区分，或者说这种大小的量性规定实际是一种知性思维，实际用知性思维根本无法理解辩证法。我举的这个例子只是说，一直到我已经参加工作的70年代中期，那么在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还具有非常经典的神圣地位，所以那个时候干部学哲学，好像都带着一种非常虔诚、恭敬、崇敬的心态去学哲学，认为是高不可攀的东西。
但是后来，很快人们就把类似的这样一些辩证法的观点叫做变戏法，高老师还用了一个说法，叫魔法，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程度上是威信扫地。所以我上大学本科，好像大一时，高老师给我们哲学系的师生做学术报告，那也是我第一次听高老师的学术报告，这篇报告后来也收在高老师的文存里，实际就是恢复辩证法的权威。高老师那个时候就已经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经过极“左”政治的多年的曲解，已经变得威信扫地，所以要恢复辩证法的权威。我印象中高老师的讲座中有一个很精当的例子，到现在我觉得也还是很精彩。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辩证法我说是做极“左”政治思潮的扭曲，扭曲到什么程度呢？扭曲到背离了辩证法的基本形式，或者说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宣传辩证法，从而把辩证法也变成了极端的形而上学。变成什么样的形而上学呢？比如说当年有一首歌好像叫一把钥匙打开千把锁，或是万把锁，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以用辩证法指导种花生，可以用辩证法指导种土豆，可以用辩证法指导提高战士的射击成绩——我说的都有文本根据，当时解放军有三位比较出名的学哲学的先进典型，而且出过专门的文集，介绍他们学哲学、用哲学的经验，其中就有怎么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提高射击成绩，原来能打八环，现在用辩证法让他打九环、打十环，辩证法变成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高老师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论证，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很朴素，但是也很有启示——高老师的说法是如果真的有一把能打开千把锁、万把锁的钥匙，那么也就意味着锁的存在是不必要的。那你还锁它干吗？有一把万能钥匙都能把它打开，原因就是一把钥匙打开一把锁，这才是锁所存在的意义，要是有那么一把万能钥匙，像高明的小偷有一把万能钥匙，那么锁对他来说是无意义的存在。所以高老师是用这个例子强调辩证法的一个朴素，也可以说是基本的常识，那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一个普遍的公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具体科学和经验知识。
我回忆这样一些历史，是想说一个道理，那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去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可能需要有一个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我看上次课大家复印的《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是80年代中期，四川出版社出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编译了这本书（那时候是编译的，不是现在大家手里拿的这本），后来我也听说有人反映这个书编译得不好，但是毕竟在那个时代，“走向未来丛书”确实在中国起到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我印象中当时还有一本我比较喜欢的，讨论悖论的，叫《GEB——一条永恒的金带》[15]，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找一找，这个GEB分别指三个人，G是哥德尔，E是埃舍尔，B是巴赫，这三个人又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知识门类，哥德尔是一个数学哲学家，有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对形式化或者叫公理化方法哥德尔有重大贡献。我们学科学哲学，或者说学科学史的都知道这段历史，至少从弗雷格以来创立了所谓现代逻辑，到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当时罗素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也可以叫逻辑纲领，罗素有这样的说法，大家想一想有没有道理，他说人类的知识只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感知的直接知识，或者说亲知，另一种是间接推理的知识，罗素也把它叫做摹状知识，按照他的看法，直接经验到的亲知是当下自明的，没有错，下雪了，这个桌子挺凉，等等。当下亲身知道的知识，是当下自明的。除了亲知以外，所有的所谓摹状或间接推理的知识都是运用逻辑，所以把推理和逻辑搞清楚，整个人类的知识就都是明了的。这就是罗素雄心勃勃的逻辑研究计划。这个计划开始就是和他的数学导师怀特海写的三卷本的《数学原理》，想把当时所达到的数学知识全部还原为逻辑，以后可能还可以把物理学、化学，所有的这些所谓间接推理的知识都在逻辑的基础上重新构造、重新阐明。这也正是科学史上和哲学史上著名的公理化方法，中间经过希尔伯特到哥德尔，哥德尔提出了著名的不完全性定理。用我个人的术语说，实际等于宣告公理化方法的失败，或者叫终结，不可能对人类的知识完全实现公理化和形式化，这是哥德尔。埃舍尔好像是一个画家，他居然能画出看上去一个台阶比一个台阶高，最后又回到了起点。巴赫可能是著名的微分音乐的创始人，据说他的音乐也有这样的特点，用微分音乐可以构造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一个音节比一个音节高，最后最高的那个音节又回到了起点的最低音。
哥德尔也好，埃舍尔也好，巴赫也好，之所以把他们叫做一条永恒的金带，把他们连起来的是什么？就是自我相关的悖论。这个悖论可能最直观的表达就是某某同学在教室里个子最高，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话去说，某某同学比我们教室里的所有人都高。但是可能精细的逻辑分析就会提出，他比不比他自己高？因为这个表述表面上没有什么问题，某同学比我们教室里所有人都高，但是某同学也是我们教室里所有人的集合的一个分子，这个分子就会出现一种自我相关的悖论，他比不比自己高？哲学史上，大家经常引证的悖论，比如说谎者悖论，乡村理发师悖论，乡村理发师说我要给全村所有不能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最后就会出现他应该不应该给自己理发的问题。类似的说谎者悖论、理发师悖论说的都是这种自相缠绕、自我相关的悖论。罗素解决这种自相缠绕、自我相关的悖论的办法，就是著名的罗素的类型论。区分元语言，对象语言，把刚才悖论性的话就改成这样一个表述：某同学比我们教室里所有的同学（除了他自己以外）都高。这就避免了这种自相缠绕的悖论，把他自己拿出来，“某同学”成为元语言，“我们其他同学”成为对象语言，这是罗素的类型论解决悖论的办法。这些知识我觉得也还有一些意义。
科学哲学也给我们从理论和实际结合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解释。比如说，正聿老师经常引证科学哲学的一些基本结论，没有纯客观的观察，观察渗透理论，观察总是受到理论的污染。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那种脱离理论的纯粹实际和纯粹事实，没有脱离理论的观察者。或者说不同观察者已有的知识背景，可能会看到不同的世界，所以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绝不像我们一般理论宣传想象的那么简单。什么实际？什么现实？实际和现实在一定意义上总是理论构造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哲学家的理论目光，他已有的理论资源，已有的——高老师所说的思维方式，就成为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具有不同结果的根本。（所以我们准备在第二讲专门讨论高老师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从超越自我到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高老师始终紧扣一个元哲学主题，也就是紧紧围绕着哲学观。我上次讲课说，去掉枝节之论，牢牢地把握住哲学的根本问题，持之以恒地进行思考，这是高老师致思的最大特点。大家如果认真地看高老师的这篇《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16]，就会有一个清晰的印象，26岁时候的高老师，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已经显示出，刚才福生的说法，类似于阿尔都塞那样一种科学风格，科学精神，实际就是一种非常系统的理论思考——系统、深入，牢牢地把握住哲学观的根本问题，持之以恒地、系统深入地进行思考。所以在这本书里[17]，高老师把1956年写的这个文本收入到哲学创新里，他起了一个名，叫“体系改革思想溯源”，他把他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工作追溯到这篇文章。表面上看，高老师也说，当时的理论论述、理论观点，到八九十年代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是他思考的主题一直没有根本改变，那就是我们上次讲课说的一句话——什么是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分别讲了高老师哲学思想的这三个特点，如果我们要谈高老师哲学思想的意义，那就是我后面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可能最直接的意义就在于他奠定了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的学术传统。
看看这篇文章，为什么说它有一种奠基的意义？高老师把八十年代教科书体系改革的思想溯源，追溯到从这篇文章开始。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些特点，就是高老师哲学思想的特点，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的特点。比较典型地接续下来的，就是正聿老师的《哲学通论》。正聿老师的《哲学通论》，按照他自己的概括，他说就是一句话，“哲学不是科学”。实际也可以说，他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同样的问题，也即“什么是哲学”。从刘丹岩老师到高老师到正聿老师，吉林大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哲学主题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西方的一些最重要的哲学家，也可以说每一个原创性的哲学家，都有对“什么是哲学”的不同理解。比如说我翻看德勒兹和迦塔利的《什么是哲学？》[18]，我大概能知道他们理解的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创造新概念。这就是德勒兹和迦塔利理解的哲学，创造新概念[19]。他们感慨地说，我们今天的哲学可能不是很理想，创造新概念的任务成了广告商、广告制作者的任务，他们每天都在创造新概念[20]。我看《读书》最近一期[21]开篇的漫画就是炒概念，广告商也好，营销商也好，他们为了推销产品，每天都在创造概念，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概念就是房产商的广告，引用海德格尔的一句话，叫“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就是创造概念嘛，一个住宅小区要真的能让人诗意地栖居，那么显然是很有感召力的。我那年去辽宁，坐车看路边的广告，也是在创造新概念，“超速是生命旅程的缩短”，也很有味道。表面上说，限定你是每小时开120公里，实际你每小时开140公里，本来应该是三个小时到沈阳，结果你两个半小时就到了，你缩短了半个小时的生命旅程，实际它的更深的意义是超速有风险，超速对生命有危险，本来你应该活到80岁，结果出了车祸，只活了30岁。德勒兹的说法，现在反倒是广告商在创造新概念，哲学可能失去了，或者说至少没有充分实现创造概念的思想能力。
类似的表述，我认为罗蒂对哲学的理解也很接近。他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文化观理解文化的自然演进。按照他的看法，哲学可能和其他文化领域有类似之处，那就是说出一个新词。[22]按照他的看法，人类文化的演进就像自然的演进一样，可能某条偶然的宇宙射线对某一个生命基因形成干扰，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新基因、一个新物种，就出现了生物的进化[23]。人类文化进化可能也由于某种偶然的机缘。他有一本书就叫《偶然、反讽与团结》。特殊强调偶然，偶然的机缘我们说出了一个新词，有了一个新概念，按照他的说法，有了一个新语词，就有了新概念、新观念，进而就有了新行为。他是用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理解文化的演进。所以德勒兹也好，罗蒂也好，可能都给哲学规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尝试说出某个新词，创造某个新概念。这样看来，哲学的任务貌似很简单，但是可能又最为复杂，大家知道，哲学史几千年的传统，浩如烟海的哲学文献，已经使我们说出一个新概念变得异常困难。
在《高清海哲学文存》里有几篇文章非常重要，一个是收在第一卷里的《走哲学创新之路——十年哲学思想自述（1980—1990年）》，一个是我们提到过的1985年写的学术自传。包括后来2002年庆典的讲话，高老师只要回忆他的学术思想，就必然要提到刘丹岩老师。首先，他认为刘丹岩老师给予他的最大的帮助，或者说启蒙，那就是摆脱教条主义学风的影响。我觉得高老师这一辈子都在非常自觉地和教条主义做斗争。高老师总说，刘丹岩老师给予他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这就是最早在同辈学者中摆脱教条主义学风的影响，开始了符合哲学本性的独立思考，这是高老师念念不忘的刘丹岩老师给予他们的影响。
其次，就是刘丹岩老师倡导学哲学要重视思想。我上次讲课说，不管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哲学家，包括德里达，包括哈贝马斯，甚至也包括罗蒂，不管怎样主张后现代，海德格尔就更不用谈，谁也不能否认哲学是思想的事业，人类不能停止思想。大约是2006年，我评国家级教学名师的时候要求写点人生格言之类的东西，我说了那么几句话，我们今天的大学生，不能指望外星文明教给我们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人类的风险，我们怎样获得一个人类文明的精神的导航图，没有别的捷径，只能是靠人类积累的已有的思想。比如说现在日本的核泄漏，这怎么办呢？我们能不能指望外星人来帮我们解决这样的挑战和风险？不能，只能是靠人类已有的思想史的智慧给予我们应付挑战、引导人类文明航向的这样一种思想能力。刘丹岩老师当年的说法很朴实，就是叫“抓根儿”，我印象是在舒炜光老师的回忆里用的这个说法，就是要追根究底地掌握住哲学的精神实质，不是要记僵死的概念和语录，要理解它的精神实质，抓住根本。我想刘丹岩老师的这样一种学术导向，可能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吉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