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不变；是我们在变。你的衣服可以卖掉，但要保留你的思想。上帝将保证你不需要社会。如果我得整天躲在阁楼的一角，像一只蜘蛛一样，只要我还能思想，世界对于我还是一样地大。[1]
——梭罗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是近年来影响日益显著的“美国19世纪文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2]。美国评论家斯蒂芬·哈恩（Stephen Hahn）认为，“梭罗是19世纪最广为人知的美国作家之一，也许只有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才能与之相比。后人把他们当作那个时代反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3]。梭罗一生著述颇丰，除各种论文、散文、游记外，还有200万字的日记存世。他生前发表的作品不多，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有《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1849）等，出版的著作有《康科德和梅里马科河上的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 Rivers，1849）和《瓦尔登湖》（Walden，1854）。[4]梭罗去世后，陆续经人整理出版的作品有《缅因森林》（The Maine Woods，1864）、《科德角》（Cape Cod，1865）[5]、《野果》（Wil d Fruits，1999）、《种子的信仰》（The Dispersion of Seeds，1993）等。
一 梭罗的体验之路与创作之路
1817年7月12日，梭罗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其祖先有法国和苏格兰血统。[6]父母都是当地的平民，梭罗从小就在田野中劳动，对康科德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父亲靠制造铅笔为生，省吃俭用供孩子们上学。梭罗16岁时考入哈佛大学，大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哲学和古典文学名著，为后来从事写作奠定了基础。1837年8月30日，梭罗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838-1841年，他和他的哥哥共同任教于一所私立学校，但不久他便愤然辞职，因为他不愿体罚学生。因为父亲是一位铅笔制造商，梭罗相信自己制作出的铅笔比当时通用的更好，因此有段时间曾专注于铅笔制造并获得了成功。然而，梭罗并无意通过制造铅笔发财致富，而是想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1838年，梭罗和兄长约翰在家乡开办了一所私立学校，由于办学方法灵活且能够因材施教所以很受欢迎。在此期间，梭罗结识了康科德最有名望的居民——19世纪的美国文坛巨匠爱默生。早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梭罗就受爱默生的影响，可以说，在同时代的作品之中，对他最具影响力的就是爱默生的《自然》（Nature）。《自然》的开篇就深深地吸引了他：“一个人若欲独处，他不仅需远离社会，亦应远离他的家，我在读书或写作时，虽无人与我同在，但我并不算孤独。一个人若欲真正独处，他应眺望天上的星辰。”[7]《自然》可以称得上是梭罗的启蒙之书，书中的超验主义哲学思想在梭罗内心引起了强烈共鸣。在爱默生的影响下，梭罗也开始坚持写日记，这使他的文学修养不断提升，日记的内容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
1839年，梭罗和哥哥约翰出门旅行了两周，从康考特河和梅里马科河泛舟而下，饱览湖光山色。这趟旅程宛如一首田园诗，令梭罗永生难忘。他沿途做了不少笔记，后来据此写就了他的处女作《康科德和梅里马科河上的一周》。1841年，由于哥哥约翰的意外去世，梭罗不再教书办学，而是搬到爱默生家里。当时，爱默生正在创办超验主义刊物《日晷》（The Dial），梭罗帮助爱默生编刊并为《日晷》撰稿，爱默生也对这个年轻朋友寄予厚望。1845年3月，梭罗在爱默生买的林地上建起了一间小屋，并于同年的7月4日也就是美国独立日那天正式搬进了瓦尔登湖畔的林中小屋，在那开始了为期两年两个月零两天的隐居生活。这期间他观察林中春夏秋冬的自然现象，思考问题，阅读写作。1846年梭罗开始写《瓦尔登湖》，在书中梭罗尽情地书写瓦尔登湖边林中静谧旖旎、清新迷人的自然风光，践行他主张的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生活。1847年，离开瓦尔登湖回到康科德时，他根据自己的林中感悟和写好的部分文稿，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正如他在《瓦尔登湖》扉页题词所说：“我无意写一首沮丧之歌，只是想象一只报晓的雄鸡，栖息在窝棚上，引吭高歌，哪怕唤醒我的邻居。”[8]他的演讲很受欢迎，这促使他不断修改和完善自己的书稿，直到1853年自费出版了此书。只是，当时的美国正处于经济大开发之时，人们都忙于各种经济活动，对这本倡导淡泊名利、简朴生活的书反应并不强烈。梭罗去世后，《瓦尔登湖》再版时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至今它已再版两百多次，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声誉与日俱增的散文经典”[9]。
梭罗在瓦尔登湖居住期间，曾经因为拒交人头税，被捕入狱一夜。出狱后，梭罗作了题为《论公民的不服从》的演说，反对美国的黑奴制。当时，美国正发动墨西哥战争，梭罗不仅厌恶战争，也一贯反对美国政府的黑奴制，认为黑奴制的存在是号称民主自由美国的耻辱。这次入狱促使梭罗对美国政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一文中，他明确主张“消极抵抗”。1856年，梭罗和废奴主义者布朗结识，从此便成为布朗最重要的辩护人和支持者之一。当人们指责布朗不该诉诸残酷的武力来实现废奴理想时，梭罗却发表《为约翰·布朗上校请愿》（A Plea for Captain John Brown）一文赞同布朗的举措，“那些不断被奴隶制震惊的人们也应该被暴力所致的奴隶主的死所震惊，舍此没有别的办法……我并不认为一个想尽快解放奴隶的人在他的方法上有什么错误。当我说的时候，我是向着奴隶们的，我更喜欢布朗队长的博爱，而不喜欢那种既不摧毁我也不让我自由的博爱”[10]。梭罗认为布朗改变生之困境的行动使他自己成了一个“不自由的国家的自由人”[11]。
梭罗长期住在康科德，其间只有几次短暂的旅行，去过缅因森林和科德角等地，这些经历为他后来写作《科德角》和《缅因森林》等作品积累了素材。1862年，梭罗因为肺结核不治而终，在他的家乡康科德与世长辞，结束了他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
梭罗一生非常喜欢亲近自然，在自然中如鱼得水，自得其乐。爱默生说：“他体格结实，五官敏锐，能吃苦耐劳，他的手使用起工具来，强壮敏捷。他的身体和精神配合得非常好，能用脚步测量距离，比别人用尺子丈量还准确……他能够像牲畜贩子一样地估出一头牛或一只猪的重量……他能够计划一个花园或是房屋或是马厩，他能领导一个太平洋探险队，在最严重的私人或大家的事件上都能给人贤明的忠告。”[12]另一方面，梭罗也是一个反对传统习俗、特立独行、追求自由的人。正如爱默生所说：“他的心灵自由而独立，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人。”[13]梭罗的确是个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人，“学无职业，孑然一身，终身未娶，他从来不进教堂，他从来不参加选举，他拒绝向国家缴纳税款，他不吃肉，他不饮酒，他从不抽烟，虽然他是一个博物学家，但他既不用猎枪也不用钓竿”[14]。梭罗过世之后，爱默生非常痛惜，他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国民，在他看来梭罗在美国所做的工作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同时也认为梭罗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荣誉。但是爱默生觉得梭罗的一生是了无遗憾的，因为他按照他自己的心愿度过了一生。他的灵魂是高贵的灵魂，也只有最高贵的灵魂才能与他相伴。爱默生认为梭罗的文学才华还没有被世人发现，并断言：“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学问，有道德，爱美的人，一定都是他（梭罗）的忠实读者。”[15]
梭罗生前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他的著作销路并不理想，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现在，我的图书室拥有将近九百本藏书，而其中七百多本是我自己的作品。”[16]同代人对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评论家布里格斯（Briggs）称赞梭罗是“美国的第欧根尼（Diogenes），一个伟大的愤世嫉俗者”[17]；美国作家洛厄尔（James R.Lowell）认为梭罗是爱默生的模仿者，并无多大建树[18]；超验主义学者布朗森·阿尔科特（Bronson Alcott）则肯定梭罗是一个自然主义者[19]；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则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梭罗都是一个谜。”[20]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人才开始越来越重视梭罗的《瓦尔登湖》和他所倡导的思想，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高，他的“简单生活哲学”在处于经济萧条时期的美国人中间广为流传。
20世纪60年代以后，梭罗成了世界上许多人耳熟能详的生态运动的先驱。今天，梭罗被诸多美国人所推崇，他的《瓦尔登湖》成了经典。阿诺德在《诗歌研究》中说，“所谓经典作品是指这些作品属于最优秀的著作之列”；罗吉·福勒在《现代批评术语词典》中说，“在现代，‘经典’一词往往标志着某部作品的地位已获得广泛的承认”。B.H.史密斯在《价值的或然性》中说，经典是指“特别出色的、为某一主体群体发挥某些可望和被指望功能的事物或人工制品。在那些条件下也许不仅是‘恰当的、而且是典范的’——即‘其种类中的极品’，于是就具有一种生存的直接有利的条件。因为，在与那时可能有的其他可以比较的事物或人工制品的关联（或竞争）中，它不仅受到更好的保护以免于物质的退化，而且还被更为经常地使用或更为广泛地显示；如果是一篇文本或语言制品的话，那么则是更为经常地被阅读、背诵。抄写、重印、翻译。模仿、引用、评论——简言之，在文化方面被再生产——这样就易于用来为其他主体发挥这些或另一些功能”[21]。《瓦尔登湖》正是如此。
生态批评兴起之后，梭罗不仅被视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而且在生态运动领域被尊为“圣人”（saint），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在比较爱默生与梭罗时写道：“我们提到爱默生的形象就会想到一连串值得纪念的宣言、哲学的辨析以及系列的演说活动……而梭罗，比较而言，已经更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物，像丹尼尔·布恩[22]、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亚伯拉罕·林肯一样富有传奇色彩与历史性地位。”[23]
1941年，“梭罗研究会”（Thoreau Society）成立，从此美国出现了专门研究梭罗的学术团体；1969年，梭罗的塑像被正式安放在纽约的“名人馆”；1985年，《美国遗产》（America Heritage）公开评选出“塑造美国民族性格的10本书”，梭罗的《瓦尔登湖》得票最多，成为塑造美国精神的最佳著作。当代社会，随着环境的恶化，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人们在《瓦尔登湖》中看到了热爱自然和弥足珍贵的生态保护意识，于是《瓦尔登湖》又被人们誉为“绿色圣经”。在最新出版的普林斯顿版《瓦尔登湖》的序言中，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提出，就19世纪美国经典作家霍桑、惠特曼、爱默生、麦尔维尔而言，梭罗对美国的思想与文学贡献最大。[24]
如今，梭罗成为一个不断引起阅读反响的作家，关于他的各种研究机构和学术杂志也越来越多，著名的有1975年成立的“梭罗研究所”（Thoreau Institute），学术杂志有《康科德漫步者》（Concord Saunterer），《梭罗季刊》（Thoreau Journal Quarterly），《梭罗研究会报告》（Thoreau Society Bulletin），《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等。弗兰克·克默德在《经典：永久的和变更的文学形象》中说：“事实上，被我们看重的称之为经典的作品只是这样一些作品，它们就像它们的流传所证明的那样，复杂和不确定到了足以给我们留出必要的多元性的地步。”[25]从这个意义上说，梭罗的《瓦尔登湖》也是一部不断被研究、被阐释的经典之作。
二 国内外梭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第一，国外研究状况。[26]
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国外梭罗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梭罗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梭罗生平和文献整理方面。1873年，梭罗的好友钱宁曾写过一本传记《梭罗：诗人——自然主义者》，其中记载了梭罗的生平。后来，还有人写过梭罗的评传，美国学者沃尔特·哈丁用毕生精力对梭罗的传记材料和作品文献进行整理，其代表作品为《梭罗手册》[27]。在文中，他力图书写还原生活中真实的梭罗形象，而不是人云亦云地评价梭罗，在他看来，梭罗并非一个消极避世的怪人，而是坚持自我、热爱生命的人。与哈丁相反，有人对梭罗提出了批评，如早期的美国学者洛厄尔和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等就对梭罗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梭罗不过是个懒汉。[28]
中期的美国梭罗研究者更关注梭罗的文学作品和哲学思想。如马西森的《美国的文艺复兴：爱默生和惠特曼时代的艺术和表现》[29]，将梭罗作为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家之一来研究。谢尔曼·保罗的《美国的海岸线：梭罗的内心探索》[30]，认为梭罗书写的文字正是自我生活的写照。麦金托什的《作为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者的梭罗：他对自然态度的变化》[31]，提出梭罗属于浪漫主义的自然主义者，与自然心心相印。弗雷德里克·加伯的《梭罗的救赎性想象》[32]一书也认为，梭罗具有浪漫主义风格。亚当斯和罗斯在《正在修订的神话：梭罗主要作品的创作》[33]一书中认为，梭罗从《瓦尔登湖》形成了浪漫主义创作风格。
佩克的《梭罗的清晨工作：〈河上一周〉、〈日记〉和〈瓦尔登湖〉中的记忆和感知》[34]和沙伦·卡梅伦的《书写自然》[35]，从哲学思想方面解读了梭罗作品。罗伯特·米尔德的《重塑梭罗》，提出了梭罗的《瓦尔登湖》是上升的修辞，他用精神分析和文本细读的方法研究梭罗如何在作品中重新塑造自我形象。[36]学者们还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出发，探讨梭罗对东方文化的浓厚兴趣。莱曼·卡迪在《美国文学》中撰文罗列了《瓦尔登湖》对中国儒家经典的引用情况。[37]艾伦·霍德的《美国超验主义和亚洲宗教》也描绘了亚洲思想对梭罗的影响。[38]
当前的梭罗研究以生态视角为主。可以说生态批评作为20世纪后半叶梭罗评论的主流，研究数量很大。利奥·马克斯在《闯进花园的机器》一书中提出，现代工业是跑进花园中的机器，他认为梭罗作品“具备美国田园主义的很多特质”[39]，生态批评教父布伊尔在1995年发表了《超验主义文学：风格和视野中的美国文艺复兴》一书，认为梭罗是“田园想象”的绿色文明的倡导者。[40]
第二，国内研究状况。[41]
国内学界对梭罗的研究，最早是翻译和介绍梭罗的作品。梭罗的代表作Walden，最早是经徐迟翻译为《瓦而腾》，1949年10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20世纪50年代香港今日出版社出版了署名为吴明实翻译的《湖滨散记》。在初版33年之后的1982年，年近古稀的徐迟先生对初版重新进行校译，并补写了一篇译后记，交付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书名正式定为《瓦尔登湖》。目前国内翻译出版最多的梭罗作品就是《瓦尔登湖》，已有20多个不同的翻译版本：1996年12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梭罗集》（上、下），包括《河上一周》、《瓦尔登湖》、《科德角》和《缅因森林》；2005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梭罗日记的节选本《梭罗日记》；2009年5月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梭罗作品集，分别是《河上一周》、《瓦尔登湖》、《心灵漫步/科德角》和《缅因森林》；2009年10月，甘肃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梭罗散文集《秋色》，包括《秋色》、《冬日散步》、《走向瓦楚特山》、《马萨诸塞自然史》、《野果》等作品；2005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梭罗的《种子的信仰》；2005年12月，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梭罗的《种子的信念》；2009年，新星出版社出版了梭罗的《野果》；2010年1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梭罗的书信集《寻找精神的家园》。
国内除了各种不同的中文译本外，还有一些英文版的梭罗作品和研究专著：2004年11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英美文学名著导读详注本》系列，在首推的30本原著中选入了《瓦尔登湖》，书中附有孙胜忠为该书所写的前言；2001年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由Joseph Wood Krutch所编的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和国内引进的由Bantam Books于1981年出版的Wal den and Other Writings都附有Joseph Wood Krutch写的序言；2000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Joel Myerson编的外国学者的重要评论集Henry David Thoreau（《亨利·戴维·梭罗》），该书为研究梭罗思想与作品的论文集，收集了欧美学者对梭罗研究的最新成果。另外，还有中英对照节选本，如2000年8月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袁文玲编译的《瓦尔登湖》节选本，为书中的生僻单词及文化典故做了注释；2005年5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田颖、朱春飞编译的中英对照节选本。2011年中国宇航出版社出版了《瓦尔登湖》英文注释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了英文原著影印版Thoreau Political Writings（《梭罗政治著作选》）。
由以上出版状况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梭罗在中国的影响甚微。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界对梭罗的兴趣甚浓，其主要作品《瓦尔登湖》频繁出版并大量行销，并且其绝大部分作品都能找到中文译本，可见梭罗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因为进入9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发展加快，但由于过多地考虑经济发展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致使人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使梭罗在中国被重新发现。
国内这些译本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梭罗及其作品的研究。我们从这些译本的译序或后记中可以找到很多有助于理解梭罗作品的论述，特别是徐迟为《瓦尔登湖》所写的序，对梭罗进行了客观、公正的综合评述，其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仍被学者和读者所引用，比如：“这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其分析生活，批判习俗，有独到处”[42]；“本书内也有许多篇页是形象描绘，优美细致，像湖水的纯洁透明，像山林的茂密翠绿；有一些篇页说理透彻，十分精辟，有启发性。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书，至今还未失去它的意义。”[43]还有王光林为《瓦尔登湖》所写的前言“重新认识梭罗”，也对其进行了独到而深入的介绍。2002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由美国学者罗伯特·米尔德著，马会娟、管兴忠翻译的《重塑梭罗》，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美国学者斯蒂芬·哈恩著，王艳芳翻译的《梭罗》，这两部研究梭罗的专著为国内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梭罗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参考资料，开拓了研究者的视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梭罗研究专著中都附有主要的参考书目，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线索，使他们能够从中得到许多新的学术信息与启示。
国内学术界对梭罗的研究主要从本土的视角出发，侧重中西比较和主题研究，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研究梭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近年来，由于欧美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的成就被系统介绍进我国，国内学者开始从生态批评的角度阐释其作品。
梭罗与中国文化渊源和关系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这方面研究主要从梭罗与儒家、道家等的联系方面展开。如刘玉宇的《从〈瓦尔登湖〉中的儒学语录看梭罗的儒家渊源》（《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8期），程爱民的《论梭罗自然观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何颖的《梭罗对〈庄子〉的吸收与融通》（《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崔长青的《简论老子和梭罗》（《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张建国的《庄子和梭罗散文思想内涵之比较》[《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5期]，冒键的《瓦尔登湖畔的圣贤：梭罗与孔孟之道》[《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于立亭的《梭罗与道家思想》[《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舒奇志的《从孔孟和梭罗看中美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湖湘论坛》2000年第3期）等。
学术界对于梭罗的个人观念和社会政治思想研究评论主要从其人生追求、道德观、政治观、教育观等方面展开。论文有王诺、陈初的《梭罗简单生活观的当代意义》（《烟台大学学报》2009年第7期），陈才忆的《梭罗的人生追求及其现代意义》（《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钱满素的《梭罗的账单》（《读书》1993年第4期），杨金才与浦立昕的《梭罗的个人主义理想与个人的道德良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此外，还有韩德星的《瓦尔登湖与梭罗的个体化“变形”——重读〈瓦尔登湖〉》（《名作欣赏》2009年第21期）。研究界还曾对梭罗的隐逸思想展开过讨论。作品主要有程映红的《瓦尔登湖的神话》（《读书》1996年第5期），汪跃华的《两个瓦尔登湖》（《读书》1996年第9期）和石鹏飞的《文明不可抗拒》（《读书》1996年第9期），何怀宏的《事关梭罗》（《读书》1997年第3期）、曹亚军的《特立独行：在中国现代语境中接受梭罗》[《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倪峰的《梭罗政治思想述评》（《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全面述评了梭罗的政治观，文中论述了梭罗的“公民不服从论”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及其影响，资料翔实，观点鲜明，很有见地。[44]有关梭罗教育思想的研究，如王彦力的《创意人生源于生活教育——梭罗教育思想解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年第4期]。有关梭罗作品的语言特色和艺术特征的论文，有陈凯的《梭罗的〈河上一周〉一书中的跨文化比较和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1期），翁德修的《论〈瓦尔登湖〉的篇章结构及象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张建国的《梭罗〈瓦尔登湖〉的语言风格探析》（《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陈杰的《浅析梭罗的文风观》（《当代文坛》1999年第4期）。
近年来，国内对梭罗的生态思想和自然观的研究的论文数量众多，如李静的《从梭罗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陈茂林的《“另一个”：梭罗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解构》（《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6期），陈凯的《绿色的视野——谈梭罗的自然观》（《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苏贤贵的《梭罗的自然思想及其生态伦理意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严春友的《澄明的瓦尔登湖》（《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我国学者所写的梭罗研究专著还不多见，目前有台湾学者陈长房的《梭罗与中国》，由台北三民书局1990年出版。此外有陈茂林的《诗意栖居：亨利·大卫·梭罗的生态批评》（英文），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此外以梭罗研究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上公开发表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有30余篇。博士论文两篇分别是谢志超博士的论文《爱默生、梭罗对四书的接受——比较文学视野下美国超验主义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4年）和李洁博士的论文《论梭罗与中国的关系》（复旦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有33篇，其中以生态、自然为主题的有26篇。[45]它们分别是金涛的《梭罗自然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郑慧的《走向瓦尔登湖：人与自然的道德精神家园》（山东师范大学，2010年）、施继业的《梭罗与沈从文的生态共鸣》（重庆师范大学，2009年）、王继燕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梭罗的生态思想与中国“天人合一”观念比较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年）、陈政武的《〈瓦尔登湖〉和梭罗的生态伦理解读》（英文，南京理工大学，2010年）、武云的《论梭罗的自然观念及其生态伦理意蕴》（山东大学，2008年）、杜新宇的《论梭罗〈瓦尔登湖〉中的儒家与道家思想》（吉林大学，2008年）、孙益敏的《自然是一首失传的诗——爱默生超验主义自然观与华兹华斯、梭罗自然观比较》（苏州大学，2009年）、陈慧的《天人合一——论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所蕴含的环境美德伦理思想》（英文，厦门大学，2009年）、胡友红的《回归自然——梭罗的环境伦理思想研究》（南京林业大学，2007年）、张伟的《梭罗的〈瓦尔登湖〉中蕴含的深层生态学思想》（中国海洋大学，2007年）、池云玲的《对亨利·大卫·梭罗〈瓦尔登湖〉中自然观的研究》（英文，哈尔滨工程大学，2007年）、陈初的《梭罗的生态思想研究》（厦门大学，2007年）、吕志君的《试论梭罗的环境思想对梭罗〈瓦尔登湖〉的思考》（山东师范大学，2008年）、徐明的《〈庄子〉中的自由思想与梭罗〈瓦尔登湖〉中的自由观的比较研究》（英文，浙江大学，2008年）、方萍的《欣赏的和谐——以梭罗的自然观反思中国环境教育》（武汉理工大学，2008年）、李存安的《重访梭罗——生态批评视角下的〈瓦尔登湖〉研究》（武汉理工大学，2008年）、张建静的《追求理想的生活》（英文，山东大学，2007年）、王喜绒的《在自然的沉思中相遇——陶渊明与梭罗的自然观比较论》（兰州大学，2007年）、周雪松的《亨利·大卫·梭罗的双重性》（英文，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2007年）、韩海琴的《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试析梭罗矛盾的自然观》（英文，河南大学，2007年）、粟孝君的《论梭罗的文明观——梭罗思想与道家观点之比较》（英文，湖南师范大学，2006年）、张群芳的《绿色荒野的生命体悟——论梭罗的自然观和生态思想》（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黄丹的《从星空到大地——论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笔下的“自然”主题》（南京师范大学，2005年）、曹蕾的《瓦尔登湖畔的生态学哲思》（大连理工大学，2006年）、李静的《论梭罗的自然观》（南昌大学，2006年）、王姗姗的《诗意之生存——论梭罗自然、人生与社会观》（山东大学，2006年）、程爱民的《〈瓦尔登湖〉：重探梭罗的深层生态学思想》（南京师范大学，2004年）、童慧雁的《对亨利·梭罗〈瓦尔登湖〉的生态解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5年）、吴琼的《从异化观的角度解读亨利·戴维·梭罗的自然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5年）、王萍的《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比较陶渊明与梭罗》（天津师范大学，2005年）、张伯菁的《回归自然——重访梭罗和他的世界》（英文，陕西师范大学，2003年）、李小重的《世界存在于自然之中——论梭罗的环境意识》（华中师范大学，2001年）、黄珊的《回归自然——陶渊明与梭罗的自然哲学》（英文，广西师范大学，2001年）。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档案室还可以查阅到有关梭罗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如程爱民的《论梭罗的自然观》（英文，南京大学，1994年），韩德星的《上升的修辞：从人格学角度看梭罗的个人主义和生命诗学》（南开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有何山石的《自然·人性·文化：从生态批评视角看梭罗对爱默生的超越》（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王聪的《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分析〈瓦尔登湖〉的几个译本》（北京外国语大学，2006年）。
综上所述，虽然梭罗研究已经是美国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且国内外的研究者在这个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目前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比如，目前国内外从诗学角度去研究梭罗作品的论文和著作还没有见到。国外论述梭罗写作修辞技巧的有美国学者罗伯特·米尔德、Richard J.Schneider等。米尔德在《重塑梭罗》一书里提到梭罗所用的一些修辞技巧，他在第二章“《瓦尔登湖》和上升的修辞”中这样写道：“梭罗是这样不露声色地开始了他的《阅读》这一章的。但‘领略’一词用的非常奇怪，值得注意；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它有点过时的字面意思（‘深信’），然后又想到它的双关义（‘感到有罪’，《圣经》的智慧这样指责我们），但至此时我们仍不能肯定我们是否穷尽了梭罗要表达的含义。”[46]Richard J.Schneider在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David Thoreau（《剑桥文学指南——亨利·戴维·梭罗》）中“Walden”（《瓦尔登湖》）一文中对《瓦尔登湖》的语言特征做了初步分析。[47]Melissa McFarland在Pennel Masterpieces of American romantic literature（《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名著》）中对瓦尔登湖进行了简要导读分析。国内与此选题相关的有徐明的硕士论文《〈庄子〉中的自由思想与梭罗〈瓦尔登湖〉中的自由观的比较研究》（英文），涉及梭罗的自由观问题。文中比较分析了庄子自由思想和梭罗自由思想的异同，认为庄子哲学的重要概念是“真”、“诚”、“伪”和“游”，并且以此来阐述庄子“自由”思想的实质，同时通过追溯梭罗思想的渊源，也就是爱默生的超验主义理论，阐释梭罗的“自由”思想，包括思考文明的得失、“孤独”的生活方式以及简单食谱的选择等。[48]此外，研究《瓦尔登湖》的修辞技巧的，有翁德修的《论〈瓦尔登湖〉的篇章结构及象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张建国的《梭罗〈瓦尔登湖〉的语言风格探析》（《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等。
从以上研究状况来看，“梭罗自由观诗学研究”是一个新论题。我们认为这一论题的提出是基于以下认识：梭罗的散文叙事是其全部文学创作的主体，它不仅蕴含博大精深的自成体系的思想，而且在诗学品格上也有着极为鲜明的个人化特质。梭罗的思想体系不能单纯从“生态”角度上来阐释，在我们看来，对“人的全面解放”的深刻关注才是梭罗思想的核心，“人的全面解放”问题与“自由”问题在梭罗的思想中是统一的，而在具体的叙述中他更多地使用了“自由”这个词语。因此，解读梭罗叙事的关键词是“自由”，他从三个层面对自由展开了思考——自然层面、社会层面和宗教层面。在自然层面，他主张顺应自然法则，并在精神上要超越自然法则，人才能获得自由；而在社会层面，梭罗倡导的是道德良知，不主张政府的强权政治，他认为个体是自由的，个体的权力高于政府的权力，同时他主张个体应最大限度地淡化物质欲望，而追求自由的精神境界，这样才能获得社会层面的自由；在宗教层面，梭罗认为，人的最后的精神解放基于宗教的解放，而宗教的解放则有赖于人的想象力的解放，人有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完全取决于他的宗教想象，人必须把自己可怜的宗教意识转化为神话式的想象，也只有在这种神话式的想象与叙事中，人才能成为神的造物并最终抵达真正的神性（自由）。所以说，自由思想贯彻于梭罗的所有叙事，抓住了“自由”这个关键词，才有可能真正解读梭罗叙事。而梭罗的诗学追求也极为独特，这不仅表现在其独特的文学观上，也表现在他的诗性智慧和神话思维上，在这个意义上，梭罗叙事是散文的，更是诗的。梭罗叙事将散文可能的张力发挥到了极致，他打破了散文和诗歌、小说的界限，其想象力出神入化，谈古论今也能点铁成金而不落窠臼。梭罗的散文堪称叙事文学的精品与极品，其美学价值有待研究者不断的发掘与探究。遗憾的是，梭罗的诗学追求长期以来被研究者所忽视。
本书主要研究梭罗的“自由观诗学”。笔者认为，梭罗终生都在探求生命与精神的自由，由荒野世界中的自由-浪漫主义诗学，到道德社会中的自由-现实主义诗学，再到宗教性体验中的自由-超验主义诗学，形成了其丰富而复杂的自由观诗学体系。梭罗的自由观可谓博大精深，但他毕竟首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自由观必然要通过文学的方式来传达，这就涉及诗学问题。梭罗的诗学思想，是基于个体生命体验的生命诗学，梭罗所理解的生命既是自由的，又是能够自觉承担使命的。因此，梭罗的自由观诗学也必然要兼容与汲取多种诗学的给养，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诗学理念。
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任何文学研究的展开都要以特定研究对象的特质为前提。梭罗生于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同时受到欧洲文学与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这就决定了在梭罗的创作中，首先与西方的整个文化与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梭罗受到了以爱默生为代表的美国超验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而超验主义哲学又与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关系密切，这一切都决定了对梭罗的研究必须有宽阔的文化批评视野。另一方面，作为散文家的梭罗在表述自己独特的自由思想时，会形成自己的叙述风格与美学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关注梭罗创作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同时，还能够立足于梭罗的文本本身揭示其叙述的内在审美结构。鉴于此，本书以当代学术批评的理论为主要方法，将文化诗学与形式主义诗学的理论方法相结合，融合哲学、宗教、思想史以及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对梭罗的自由观及其诗学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和阐释。
在具体的论述中，本书整合了文学审美批评和历史-文化批评的理论资源，将宏观的历史文化观照与微观的文本细读相结合，力图在观察梭罗的创作现实与文化传统、时代特征的互动中，揭示梭罗自由观诗学的历史与现代意义。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瓦尔登湖》的版本较多，英文注释最为详尽的是耶鲁大学版本[49]——Wal den：A fully Annotated Edition。国内译本的侧重点和文风各不相同，本书在论述中主要引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徐迟译本。同时，为了更准确地阐释本书的观点，笔者也采用和参考了苏福忠、王光林、许崇信和林本椿等人的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