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各族人民的领袖。他的诗词也写得极为出色，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爱与赞美。革命家和诗人，在毛泽东身上是统一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肩负着党和人民委托的重任，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可是，他始终没有丢下诗。可以这么说，他写诗，关怀诗，与革命实践同始终，也是和他的内心活动密切联系着的。全国解放以后，外国人常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有着坚强的马列主义信仰，有着坚韧不拔的革命斗志，同时，他心中充溢着诗的感情，他有一颗炽热的诗心。
青年时代，他追求进步，寻找革命真理，努力学习，博览群书，对于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5年就写出了《沁园春·长沙》这样非凡的词章来。可能在这之前他就和诗词结缘了，否则，像《长沙》这样成熟的作品，不会是一蹴而就的。1925年之后，随着岁月的流迁，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他不顾戎马倥偬，环境险恶，昼夜运用心机，与敌周旋，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还牢牢地抓住诗！他，以诗抒豪情，表壮志，征途无纸笔，就“于马背上哼成”。诗，不只是他的兴趣所在，而且是他真实的心声的表露。没有随着战火化为灰烬，而今幸存的他的诗词集里的一些作品，以革命家的壮怀、诗人的热情，在我们跟前展开了一幅革命历史的大画卷。读了之后，令人振奋，令人鼓舞！这些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是高度统一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语言是新鲜活泼的。它是高尚的艺术品，不但从内容上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在艺术方面，也可以使我们得到美的享受。
毛泽东，还有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像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等，都能诗，而且各具特色。这不是偶然的。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读了万卷书，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走了何止万里路，经验丰富，表现能力强。毛泽东在谈话中对我们说过：词中小令，这种形式，像工具，运用惯了，所以写一些。运用惯了，足见他写作之勤，更可以见出，他读这类作品一定甚多。毛泽东在文章和谈话中，常常引用一些典故和成语，连我这个大学文科毕业了四五十年的人，也得去查书。真像他批评的：“文人也不文。”毛泽东对古代典籍涉猎的范围我不清楚，他对古典诗词的知识是丰富的，用力是极深的，这方面，我约略知道一点点。在见面谈话当中，他说：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来，我觉得李攀龙有些诗写得不错。他不详读，怎能单独提出个李攀龙来？由此可见，他写诗词，不是专靠灵感，而是既有极为深厚的生活底子，又肯下苦工夫，求得艺术表现能力。他学习古人的长处，又不受古人的局限，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终于形成了个人独特的风格。
对自己的作品毛泽东要求是极严格的。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千锤百炼、一改再改而成的！“跃上葱茏四百盘”，后来将“盘”字改为“旋”字；“金沙水拍云崖暖”，“水”原作“浪”，“云”原为“悬”。这仅是三例，但足证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是精益求精的。毛泽东不是闭门造车，孤芳自赏，而是不耻下问，广泛征求意见。1957年1月，他约我和袁水拍去作了两小时长谈。以后，每有新作，必先寄我一份。我了解他的平等待人、真诚相见，所以敢于坦率地表示个人意见。《词六首》在《人民文学》发表前，我看到了，这六首词有个很有情味的小序，一开头说：于某某年，于马背上哼成的。我替他勾去了第一个“于”字。他1962年4月24日回信给我，信中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你看，越是伟大的人物，也越平易近人，越谦虚。
毛泽东的谦逊美德，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他的《毛主席诗词》出版之前，先出了个征求意见本。遵照他老人家的意见，开了一个有二十余人参加的会议，好多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文艺方面的领导人都出席了。毛泽东同志用大粗铅笔写了张条子：“请同志们一议。”大家对他的诗词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我用便条写了23条意见，这些意见曾与葛洛同志商讨过，会后托田家英带转。《毛主席诗词》出版了，到手之后，我兴奋地即时拜读一遍，其中13处采纳了我的意见，有标点、个别字、小注中的字句，还有整个句子的调换。我心里激动而又感动，感动而又钦敬！
1960年夏天，周扬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在作协一次大会上说：我这篇文章，原有一大段论毛主席诗词的，毛主席审阅此稿时，把这一大段一笔勾销了。这说明，毛泽东是很谦虚的。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因陈毅请他改诗，回了一封谈诗的信。这封信，写得非常诚挚，如见心肝，令人感动。一开头就坦率地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扬人之长，道己之短，虚怀若谷，精诚如金，这是何等胸襟！
我个人所以不避嫌疑，对毛泽东的诗词勇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完全是他伟大的胸怀和品格使我诗情激荡，觉得与他同在一个诗的世界里。
任何一个人，对文艺作品总有自己的偏爱。毛泽东在古代诗人中比较喜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这是众人皆知的。我看，他的创作也多少受到这几位诗人的影响。李白斗酒诗百篇，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的基调是革命浪漫主义的。细味《毛主席诗词》，就会觉得，他立足于现实，但着重于革命理想，有些作品用的现实主义手法，如开卷头几篇：《井冈山》、《蒋桂战争》、《元旦》；革命浪漫主义气味浓重的作品就更多了。特别惹人注目的是《蝶恋花·答李淑一》，这样悼念烈士的表现手法，古往今来是绝少的，堪称创格。每次读这首词，我总是想到李太白和李贺的诗格与诗风。读毛泽东的诗词，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力避平庸，注重展开想象，使作品幽深而又新颖，这可能是受到李贺、李商隐的影响。在他的某些词作中，也可以感到一点辛稼轩的味道。
毛泽东在阅读《词综》时，曾经把自己喜爱的作品，用三种颜色的笔在题目上画大圈，在字句上浓圈密点。这个本子曾经复制过。我从友人处得悉详况，也照样标志在自己的《词综》上。他圈得较多的是辛稼轩、张元干这样一些爱国主义词人的豪放作品。田家英曾在电话中告诉我：毛泽东的某首词的起头，是有意仿照稼轩《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他也圈了岳飞、文天祥，以及一些思想内容并不现实而艺术表现却颇动人、名字颇为陌生的词人的作品。对于蒋捷、李清照，他也颇为欣赏。在作家和作品方面，他虽然有个人的偏爱，但在评论作家和作品时，却不摒斥与己不同的东西，不全凭个人好恶来决定优劣。在艺术欣赏与借鉴上，他是眼光放远，一视同仁的。“人莫圆该”，他这种气度与胸怀是难能可贵的。1957年，他在和我们谈话中，曾毫不掩饰地表示过他对杜诗不甚喜爱。但他在成都杜甫草堂参观时，在给陈毅的信上，都以评论家的态度对杜甫作出了公允评价。
毛泽东没有系统地发表过关于诗词的理论，但从他的创作实践中，从他的一些书信及其他言论中，都可以见出他对诗词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来。他在给陈毅谈诗的信中，一方面大力肯定陈毅诗的“大气磅礴”，同时又指出：“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这几句看来很平常的话，却触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经做了深刻的论述。在同一信中，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创作上的重大问题，即“形象思维”问题。这个问题，古代理论家、作家都提出过，而且用自己的创作示范过，但毛泽东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有着现实意义的。他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他强调“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几十年来，新诗的散文化倾向是严重的。抽象的说教，直白的道情，使诗失去了鲜明的形象，减却了引人入胜的魅力，读作品时，不能使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从诗的散文化，他引申出对唐诗与宋诗的看法。他对韩愈“以文为诗”提出了意见，并评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这样讲法，似乎不太公允。宋人以文为诗，是有其历史背景、时代要求的。反晚唐情调，戮力独辟蹊径，同时也与宋初的古文运动有关。唐宋诗的长短，至今评价不一，但宋代诗坛上是有大家、名家的。许多优秀作品传之后世，咏诵不衰。今天单凭一本《宋诗选》也可以看出宋诗的轮廓。像北宋的苏东坡，南宋的陆放翁，不能说他们的作品没有形象，“以文为诗”。虽然在评论唐宋诗问题上似乎有欠公允，但毛泽东为了救时弊，为了加强人们对诗的形象化问题的注意，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是重要的，也是及时的。
毛泽东是写旧体诗词的，对于新诗他看得少些。但是，他很关心新诗及其发展情况。那次他约我们去长谈，结束时，他送出勤政殿正门，立在那儿，向我们挥着大手告别，并遥呼：“把你们的作品送一份给我啊。”
1957年1月，《诗刊》创刊，他应邀允许把十八首诗词发表在上面，一时排队买《诗刊》，成为佳话。在创刊号上，还发表了他给我和编委们的一封比较长的信，祝《诗刊》成长发展。另外还谈道：“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看，他自己写旧诗，但不主张青年人学写旧诗。他对新诗看得不多，也从来没写过，但他主张现在写诗应以新诗为主体。这种不凭个人意气与偏好的科学态度，大大值得我们学习。他在与我们谈话中，虽然没有正式批评新诗的缺点，从他的口气中感觉到他对新诗的散漫，太自由化，是不满意的。相反的，对于民歌则大有好感。他说，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个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他说新诗应该精练、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应该在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求得新诗的发展。他还说过：新诗改革最难，至少需要50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一种新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形式的定型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个性。同样的形式，千多年来真是名诗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
对于新诗的问题，毛泽东在给陈毅谈诗的信中也谈到了，可见他对新诗的现况及其发展前途是极为关注的。信中说：“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从毛泽东这些话中，我个人觉得他注意到了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广大读者”，也就是诗歌的群众性，要新诗挣开知识分子的圈子；另一个是他一而再地赞扬民歌，这与民歌形式的比较齐整、口语化、大众化有关。总括他老人家的意思，是希望新诗的形式民族化——从古典诗歌和民歌中吸取营养与形式，在思想内容方面反映时代精神与社会主义伟大现实，最终达到新诗的大众化、民族化。你看，他说“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獉獉獉獉”，而不说“新体诗”，添了一个“歌”字，大有意味可寻。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他用自己的诗词，抒发壮志与豪情，鼓舞起我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斗志。他探讨、评论古典诗词，留心新诗的现况及其未来的发展。念兹在兹，用心良苦。他一生与诗结下不解之缘，虽日理万机，而胸中始终有个诗字在！
（臧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