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修改党章报告》中，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还第一次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地阐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所开创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欣赏刘少奇的沉着、冷静、机智、严密的逻辑思维和高超的理论修养；刘少奇敬重、钦佩毛泽东的雄才大略、非凡气质，智慧超群、博学多才的统帅风度。
毛泽东与刘少奇是只隔一重山，相距80里，同饮湘江水长大的湖南老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们互相支持，紧密配合，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一
毛泽东与刘少奇第一次相会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畔的毛泽东家里。那是1922年4月，刘少奇奉命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任平民女校教员，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当年夏天，因斗争需要，党中央决定派他返回故里，参加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协助毛泽东工作。
毛泽东时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妻子杨开慧是中共湘区区委的机要员兼交通员。毛泽东的公开身份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
通过这次会见，彼此的智慧、气质、性格及远大抱负都给对方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当他们谈都当年参加的五四爱国斗争和开展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时，毛泽东与刘少奇为他们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开怀大笑。
同年9月14日，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成功地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第一次胜利合作，从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翻开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亲密合作的篇章。
1923年4月，刘少奇与他的第一位妻子何葆贞在安源俱乐部结婚，他们的牵线人是杨开慧和毛泽东。主婚人是李立三。
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并被选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出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兼秘书，留在党中央工作，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助手留在安源继续领导安源工人运动，并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校，在安源工人中培养，发展优秀工人入党，壮大党的队伍。在当时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情况下，安源俱乐部的旗帜仍然高高飘扬，被称为“小莫斯科”。
1925年年初，刘少奇也奉命调离安源赴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和领导工作。在这次会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之后，他赴上海筹建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并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7月15日，汪精卫也撕下革命伪装，对中国共产党人实行野蛮的反革命大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在中国革命面临夭折时，毛泽东、刘少奇奋起反抗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他们在武汉，分别发动和领导工人、农民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毛泽东所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讨蒋通电》，愤怒指出“此贼不除，革命民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号召“全国民众及一切革命势力团结一致，共赋国仇，消灭蒋逆”。刘少奇也发动湖北工人纠察队和湖北总工会，发出《讨蒋通电》，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在紧急的汉口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慷慨激昂地发表重要讲话，他提出“秋收暴动，非要依靠军队不可”。并强调中央领导得“必须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而且，他表示湖南的同志，回老家去，有山靠山，有湖靠湖，拿起武器，开展武装斗争。
会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返回湖南，高举秋收暴动，工农武装的旗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唯一正确道路。
而此时，刘少奇奉党中央之命，开辟另一战场，赴天津出任顺直省委书记，着手恢复与发展被敌人破坏了的地下党组织，开始了他的白区工作生涯。一年后，刘少奇又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职务，领导东北地区的党的工作。
1930年6月，刘少奇奉命率领中国工人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留此工作。1931年秋，奉命回国，出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
1932年前后，毛泽东与刘少奇都受到王明、博古“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斥与打击，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上，他们攻击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狭隘的经验论”、“游击主义”；攻击毛泽东革命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在军事上、组织上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王明、博古“左”倾冒险主义更加膨胀，激烈地批判了毛泽东所坚持和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政策与制度，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政委和前委书记等职务，作出“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去前方”的决定，彻底剥夺了毛泽东对党与红军的正确领导。
刘少奇也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撤销了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职务。于1932年冬赴中央苏区担任苏区工运和农会工作。在开展苏区十二县查田运动中，刘少奇协助当时只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认真纠正王明“左”的错误，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
毛泽东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力挽狂澜，大义凛然，同博古、李德等坚持错误的军事指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周恩来、王稼祥、朱德、邓小平、刘少奇等支持下，以压倒多数，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也挽救了党。
1936年初春时节，刘少奇奉党中央、毛泽东之命，赴天津出任北方局书记职务。在那里领导北方局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深入农村，开辟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蒋介石背信弃义，掀起第二次反共的恶浪，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被害。刘少奇奉党中央、毛泽东之命，重新组建新四军，并被任命为新四军政委，与代理军长陈毅一道，担负起重振新四军军威的历史重任，使新四军发展壮大到近10万人，勇敢地战斗在中华大地上。
二
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七大，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合作的顶峰。刘少奇在《修改党章报告》中，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还第一次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地阐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所开创的革命道路。第一次提出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而存在。他说：“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将人类这一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
刘少奇在这里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绝不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而是一种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党内长期受“左”和右的错误思想的控制和影响，党内的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等还存在着，特别是王明对自己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错误，缺乏应有的认识，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态度还不老实，不服气。因此，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解放事业的彻底胜利，全党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是当时革命的需要，斗争的需要，也是增强党内团结，消除派性的需要。
在长期斗争中，毛泽东与刘少奇是互相了解的。从总体说，毛泽东侧重中国农民运动，农村斗争；刘少奇侧重于工人运动，或者白区工作。但是，他们配合默契。
毛泽东欣赏刘少奇的沉着、冷静、机智、严密的逻辑思维和高超的理论修养；刘少奇敬重、钦佩毛泽东的雄才大略、非凡气质，智慧超群的博学多才的统帅风度。
1945年8月下旬，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此期间刘少奇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代理行使党中央主席职务。刘少奇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任务，并在国民党大举进犯东北地区之时，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与批准，为全境解放东北，顺利拉开辽沈战役的序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9年7月初，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派，刘少奇秘密出访苏联，为毛泽东1949年12月6日正式访问苏联做好准备。而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仍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处理国内事务。
三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与周恩来作为毛泽东长期合作者，辅佐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出任国务院（当时政务院）总理；刘少奇任副主席。1954年出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委员长。并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幻。毛泽东决心借鉴苏联、东欧的经验教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毛泽东的助手，刘少奇与毛泽东一道做了艰辛的探索。
1959年，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此后在如何实现国民经济的好转，战胜前进中的困难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不同的意见分歧。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搞的“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他担心赫鲁晓夫的一套在中国重演，他再三告诫全党，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于是，毛泽东亲自策划并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演出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刘少奇含冤赴黄泉的历史悲剧。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命令他的秘书去中南海将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做最后一次话别。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的请求，表示愿意回乡当农民的决心。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请求，长时间的沉默后，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请求。他微笑着劝刘少奇“多读些书，注意保重身体”。并建议刘少奇读德国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
临别时，毛泽东特意将刘少奇送到大会堂门口，再次劝刘少奇“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此后，由毛泽东亲自培养选拔的第一接班人，便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杨瑰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