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之理想，走进了为实现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而努力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必须准确判断国内外形势，制定有利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对内和对外战略。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是对内战略的延伸，对内战略决定着对外战略，对外战略又影响对内战略目标的实施，二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一 中国对外战略的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内外形势。在国内，大陆尚未完全统一，蒋介石的百余万残余部队仍然盘踞在西南、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国家财政经济形势严峻，新解放区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封建生产关系依然存在，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城市存在着众多的失业人口，通货膨胀严重；社会秩序很不稳定。在全国各地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不断进行暗杀、爆炸等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威胁着各级人民政权的安全。新生的共和国需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大陆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没收官僚资本，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恢复国民经济，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条件。
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已经超出了一国的范围，东欧、亚洲先后建立起了多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成为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增添了新的力量。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战争的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受到严重的战争创伤，其基本国力、国际政治影响力严重下降。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只有美国一枝独秀。在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本土并没有直接受到战争破坏，其经济发展也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且军事工业在战争中得到长足发展，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了很大的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占世界总量的2/3，船舶总吨位占世界的一半，且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的法西斯国家被打败，美国这个曾经与苏联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出于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敌视与恐惧，在对外关系上，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并企图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建立世界霸权。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值两个阵营形成、冷战阴云笼罩在世界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不得不在两大阵营中做出抉择，制定符合国家利益、有利于人类和平的对外战略，为百废待兴的国家建设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
“战略”一词是随着军事历史的发展而产生的，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最初关于战略的概念都是指军事意义上的。古代战略曾经专指“军事战略”，战略被理解为军事领导艺术，古希腊文中“战略家”就是军队领导者。“最初的战争只是单纯的斗力，但很快，在斗力之外又加上斗智。到双方都知道斗智时，战略的观念遂开始产生。”[1]孙武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战略家，其战略思想至今仍为学者津津乐道。中国古代曾有关于战略的专门著述。据考证，中国西晋著名史学家司马彪曾经有以《战略》为名的著作。只可惜该著作后来散失。直到20世纪，“战略”概念才在普遍意义上使用。《辞海》对“战略”的解释有两个：一是指“军事名词，是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2]；二是“泛指重大的、全局性和决定全局的谋划”，“是指政党、国家规定的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全局性的方针任务”，“战略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3]。本书研究的对外战略属后一种意义上的，是指关系到中国国家发展、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带有全局性的、长期的、相对稳定的对外谋划，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综合因素。江泽民指出：“国家战略能力，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构成的全部综合国力。”[4]战略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综合因素，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大战略”的概念。
在研究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大战略”时，必然会涉及与战略相关的概念，须厘清它们与战略之间的关系。相关概念主要有：方针、政策、策略等。所谓方针是指“国家、政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达到一定目标而确定的指导原则，有总方针和具体方针”[5]；政策则是指“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内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6]；策略是“为实现战略任务而采取的手段。战略与策略的关系反映全局与局部、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既是有区别的，又是一致的”[7]。通过对以上概念的界定，可见“战略”及其相近概念的特征、内涵。其中，方针与战略都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的含义，它们的内涵与外延是相互交叉的，不能截然分开；战略要通过具体的方针、政策、策略来实现，政策和策略是在战略和总方针指导下制定的，是为实现总目标服务的。战略与方针、政策、策略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有机体，既不能截然分开，也不能混为一谈。作为指导全局的战略，相对于政策、策略来讲，更加具有稳定性、长期性的特征，但是，战略并非一成不变的。在实践中，中国的对内对外战略都曾经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这种调整就是发展和创新，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战略。
中国的对外战略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制定的，通过具体的外交政策、策略，通过各个有关部门来实现。中国的外交工作与其他工作相比，更加具有集中、统一、高效等特征。从已经公开的中共中央文献、外交部档案等权威资料看，中国参与制定对外战略的人数很有限，特别是在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上，毛泽东的思考、决策是起主导作用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更加注重对外战略方针的科学性、民主性，坚持对外方针的统一、集中等优势，“我国外交是总体外交，外交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在中央外交方针政策指引下，无论哪个部门，包括各个外事部门，一定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8]。
任何主权国家，都要制定自己的对内与对外战略，筹划国家的长远发展，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邓小平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际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9]中国根据国家总体目标、国家对外政策目标和国际形势来制定我国的对外战略。对外战略与对内战略是有机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在制定对外战略时，既要考虑到国家总体发展目标、国内社会发展，又要考虑到国际形势、国际格局、国家利益等因素，保证对外战略的科学性、可行性。中国的对外战略是在判断国际形势和本国发展的基础上制定的，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发展谋划。中国的对外战略通过具体方针、政策和策略来实现，通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相关机构以及人民团体来具体贯彻实施。
二 中国对外战略的制定与发展
中国的对外战略是关于国家发展、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带有全局性的、长期的、相对稳定的对外谋划，可以表述为：在独立自主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谋求世界的和平，反对战争，维护中国的独立和国家主权，为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对外战略是长期的、稳定的，指导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当然，稳定不代表停滞和僵化，中国的对外战略是不断演进和发展的，根据不同时期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战略重点的调整，中国对外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也要做适当的调整。
中国的对外战略与国内发展战略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对内战略决定着对外战略，对外战略又影响着对内战略的实施，对内对外战略共同指导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对外政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主要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但也不排斥需要同情中国革命国际力量的帮助与支持。中国从不拒绝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0]。新中国建立后，在未来的经济建设中同样需要国际的支持、支援和合作，中国要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新中国的对外战略就是：“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11]显然，中国对外战略目标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进步为基本内容。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中国的对外战略内涵不断充实和完善，而基本的指导思想始终没有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战略目标下，制定了外交方针，这个方针一般形象地表述为：“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其中，“一边倒”是核心。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战略重点的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虽然经历了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但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战争、促进人类发展的基本目标始终如一。1956年，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之中。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与援助，中国“一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离不开苏联的技术支持和物质援助。苏联在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当然，也存在着偏差与失误。中国为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在学习苏联的同时，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独立自主的探索，引发了苏联“老大哥”的不满。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发生了激烈的论争。两党分歧和论战，直接导致了中苏国家关系的紧张和恶化。中国的对外战略重点随之做了调整。
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在争取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前提下，改变了“一边倒”的对外方针，对外战略的重点为反对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方针，进而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毛泽东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12]中国要在世界上联合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的广大国家，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强调联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发展国家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矛头主要指向苏联。当然，不可否认，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犯了“左”倾错误，对外战略与策略上也出现过“僵化”、“绝对化”的偏差，如：对战争的危险做了过高的估计，认为“永恒的和平共处是不可想象的”[13]，要准备打仗，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为了准备打仗，大搞“三线”建设，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也使外交工作出现失误，影响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而做出的，中国领导人认为，世界的主题已经从“战争与革命”变为“和平与发展”，国际形势的发展总的来说是好的，战争是可以推迟的，争取较长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提高综合国力，对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此，中国果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邓小平多次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仗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说要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4]他认为中国应该抓住难得的机遇，加快国内的经济建设，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综合国力，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中国强调继续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新时期的对外战略为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对内发展目标指导下，中国经济获得了连续30多年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为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更有效地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进入21世纪，中国特别强调：“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15]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与任何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结盟，开展全方位外交。中国的对外战略更加理性、科学、全面，在这个对外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改善，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
总之，中国的对外战略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人类的共同发展这一主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的战略重点也有所调整，但是，基本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反对霸权主义的大方向也没有改变。正是在对外战略总目标指导下，“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中国外交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但是仍然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中国与日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与多数发达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实践证明，中国的对外战略是有利于人类和平和共同进步的，而不同时期对外战略重点的调整，正体现了中国把握国内外形势的能力不断加强，领导外交能力和水平逐步提高，中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三 中国对外战略与对日战略
对日战略是中国总体对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对日战略可以概括为：在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和日本战后政治走向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总体内外战略的需要，以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为宗旨、以维持稳定周边环境为目标，实现中日两个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长期和平友好、互利互惠的对日谋划。探讨中国对日战略以及如何实现对日战略，对于全面了解中国对外战略、客观认识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克服两国关系中的不利因素、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制定对日战略与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总任务、国际格局演变、日本政局变化、日本对外政策与对华政策、中日两国民众的态度等有密切关系。
中国周边国家众多、环境复杂，与中国领土接壤和不接壤的国家有几十个。拥有稳定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睦邻友好是中国对外战略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彻底结束了中国被侵略的历史，为中日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日本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不仅给亚洲邻国造成了灾难，本国也遭受到巨大损失。尽管如此，日本仍然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其工业基础、科技水平仍高于亚洲其他国家，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点之一。新中国政府从战略的高度关注中日关系，着眼于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中国提出，在对日问题上，要严格区分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发动战争的是日本政府，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都是爱好和平的，中日和平友好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中国对日战略的目标就是要在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交流的基础上，力争早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实现两国长期和平友好、互利合作，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做贡献，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对日战略随着国内中心任务、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国内情势的发展而有所调整，但是，基本的战略目标是一贯的。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中国对日战略重点、对日方针和政策有所调整，这种调整本身就是一种战略。纵观中国对日战略和中日关系的历程，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2年，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对日战略的重点。中国严格区分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认为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日本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在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保持警惕的同时，认为战后日本国内的主流是要求和平、民主，这是中日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相处的重要条件，中国制定了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战略目标。日本属于资本主义阵营，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在外交上追随美国，适应美国远东战略的需要，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与中国台湾发展官方关系，阻碍着中日关系正常化。冷战形势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员，并不完全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为了促使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政策，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并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积极推动“民间外交”的发展，中日两国间形成了经济、贸易、文化、体育、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两国先后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议（定），开启了民间友好交往的大门。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后来发展成为具有半官方性质的“LT（廖高）贸易协定”，为两国关系向官方发展起到了先导作用。在中日“民间外交”发展过程中，中国根据“民间外交”的不同阶段和特点，先后提出了“官民并举”、“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政经不可分原则”、采取“积累渐进”方式推进两国贸易等一系列发展中日关系的策略原则，推进两国“民间外交”向更高层次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两极格局下的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苏、美两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其对华政策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着中国与美国、苏联的关系，而且制约着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把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建设成为具有崭新面貌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虽历经艰难曲折，但成就巨大，国际地位不断上升，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20世纪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包括法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1949年以来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政策破产。
中国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仍然严峻。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严重恶化，甚至发展到两个领土接壤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边界珍宝岛局部热战的严重事件。为了捍卫国家主权，保证领土安全，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作为外交的最主要任务，准备实行联美制苏。中国调整了对苏、对美政策。中国对外战略调整，必然影响紧随美国的日本，引发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与转变，进而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一直奉行敌视、封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开始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出现了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迹象。中国关注美国对华政策的微妙变化，开始主动求变。毛泽东指示四位老帅研究中苏、中美关系。老帅们得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的结论。中国开始将“两个拳头打人”变为以联美抗苏为重点，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1971年4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交往的大门，成就了轰动全球的“乒乓外交”。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由于美日两国在改善对华关系上曾达成采取一致行动的默契，而尼克松访华事先没有与盟国日本商量，日本人把尼克松访问中国称为“越顶外交”。“越顶外交”对日本朝野的影响是深刻的，很多人认为这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标志，也表明美国以往封锁中国政策的破产，是日本在亚太地区外交瓦解的前奏。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日本国内也出现了空前的要求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热潮。1972年7月，日本新一届内阁将恢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常邦交作为最主要的任务。中国抓住中、美、日共同防御苏联的有利战略态势，认为迅速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对田中内阁的对华态度予以积极回应，并通过日本在野党转达中国对邦交正常化的原则、立场，加快与日本恢复邦交的步伐。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中日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联合声明》。中国的对日战略经过一步步的策略推进，终于结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硕果。
第二个时期，从邦交正常化到20世纪90年代，以实现中日长期和平友好、互利合作为重点，不断推进中日关系向纵深发展。中日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中国采取一系列积极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发展的政策、措施，不仅将中日“友好”视为手段，更是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目标。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将一系列民间合作协定上升为政府间协定，并在1978年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规定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关系，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的“蜜月时期”发展到新水平。当然，中日邦交正常化并不意味着两国没有矛盾、摩擦和问题，但是，两国领导人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对于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采取“搁置争议”、待未来时机成熟再解决的方式，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积极学习、引进和利用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管理经验，中日合作进入互利互惠阶段。1983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访问日本，使对日友好合作的战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日两国确立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原则，为开创中日友好的新世纪创造了条件。中日两国成立了“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形成了发展中日友好的新机制，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当然，中日关系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日本不甘心做经济大国、“政治侏儒”，要加强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确立了“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日本认为要做“政治大国”，就要改变国际形象，不能再搞“谢罪”外交。日本国内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否定近代以来侵略战争的性质，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国正视中日两国之间的困难和问题，理性看待中日之间的不利因素，回击日本国内否定侵略战争的翻案逆流，同时，努力加强中日战略对话与民间交流，增进相互了解、扩大友谊，克服了两国关系发展中的困难。1992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日本，重申发展中日长期友好合作是对日的基本方针，主张中日两国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精神解决两国分歧。1992年10月，日本天皇和皇后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日全面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日邦交正常化到20世纪90年代，中日关系虽有过矛盾、摩擦，经历了艰难曲折，但是，总的来看两国关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第三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以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为核心。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中日两国签署了《关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日两国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日两国关系首次以“伙伴”形式出现，标志着中日关系发展的新阶段，也为21世纪中日关系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断发展，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如何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制定符合实际的对外战略，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它不仅决定中国对外战略，也关系到中国国内工作重心，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冷静观察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新变化，认为尽管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矛盾，甚至是局部热战，但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题，在可以预见的时期，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中国将继续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越发展、越开放，与世界的联系越紧密，就越需要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促进世界与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16]，中国要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不同文明的和谐相处做出贡献。中国更加关注中国周边的安全，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睦邻友好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21世纪，中日关系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中日“双赢”、“战略互惠”的战略目标，真正开始了用“战略”表述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目标。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为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日本曾经连续11年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军事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不断发展。中日两国领导人确立了高层互访机制，两国关系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历史任何时期。2006年，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共同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将友好互利合作关系推向了新的阶段。
中国认识到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大趋势的同时，也不回避矛盾和问题。当前，中日两国在如何认识侵略战争历史问题上，在关系到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油气田等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东海油气田、钓鱼岛争端等问题上，中国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两国有关部门研究共同开发切实可行的方案，遵循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友好协商的方针，通过平等对话和谈判，力争和平解决争端，不让它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应该说，这是具有远见、切实可行、富有诚意的决策。
21世纪之初，因日本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遭遇邦交正常化以来从未有过的“冰冻”时期。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坚信中日两国共同战略利益是主要的，和平友好、互利合作是大势所趋，应客观看待中日关系中的困难和问题，两国政府、媒体都要负起责任，引导民众理性爱国，坚持发展全方位的中日友好往来。在中日关系遇到严重困难的形势下，中国重视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坚持官民并举，以民促官，通过与日本各个在野党的往来、交流，促使日本执政党正视历史、妥善处理分歧。在中日官方关系遭遇严重困难时，积极推动民间交流，期待“民间外交”继续发挥促进政府关系回暖的作用。2006年10月，中日关系终于走出低谷，日本新任首相访问中国，开始“破冰之旅”，中日两国确立了建设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两国将携手在地区安全、区域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做贡献。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的“暖春之旅”，把中日关系推向新的高度。胡锦涛访问日本期间，中日两国领导人签订了《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声明》，“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双方将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扩大互利合作，使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共同开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美好未来”[17]，确立了未来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指导原则。中国始终认为，正视历史是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政治基础。中日两国同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关系到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日两国应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克服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共同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2012年12月，日本自民党重新执掌政权，日本政治正处于调整期。中国关注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关注不同政党执政对华政策的微妙变化。自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以来，中日关系出现新的波折。2012年9月日本政府的购岛闹剧，使正在好转的中日关系重新走入低谷，中日关系“修复”更加困难。在新的形势下，冷静、理智地看待中日关系中的分歧和问题，加强两国各个层次的对话，增进互信是解决分歧的唯一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