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渭渠
关于世界文明的基础研究，在我国仍是草创阶段。多年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教授主持下，不仅将这项基础研究作为中国社科院的重点研究课题，而且列为国家社科研究的重点项目提上了日程。如今，经过参与这项课题的专家学者的努力，作为第一阶段的成果—— 《世界文明》普及本和图说本开始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与读者见面。第二阶段的《世界文明史话》、《世界文明史》学术版研究编写工作即将展开。这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工程，也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盛事。
作为《世界文明》总主编，汝信教授责成我主编《日本文明》分卷，我深感才学疏浅，难以胜任。幸好承蒙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唐月梅教授、世界历史研究所汤重南教授、日本研究所高洪副教授和南开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王家骅教授鼎力合作，始释重负，承担了这项艰巨的工作。
长期以来，我们有关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偏重政治学科、经济学科而忽略文化学科；而世界文化学科研究，包括翻译和介绍，重西方而轻东方，存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多年来，社会科学界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为改变这种状况从各方面扎扎实实地工作着。据我所知，其中有两项大事业，一项是汝信教授总主编的这套《世界文明》和《世界文明史》，其中东方文明就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一项是我国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总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凡五百种。内中“日本文化编”也令我负主编之责。这两项都是极其重大的世界文化、文明的基础研究，是跨世纪的学术工程。我相信随着它们的进展与完成，对于改变目前的局面将会起着开拓和推动的作用。
我们社会科学界的这种努力刚刚起步，就引起国外舆论界的关注。日本共同通讯社发表的一篇供地方报纸刊用的专稿《亚洲》第二章《大国文化的走向》中说：中国学界“出现了重新编写迄今用西方的语言和思想所编写的历史的动向”，并以《东方文化集成》为例，强调这是中国“集东方个别史大成的事业，以取代迄今以欧洲中心来编写的文化史、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项为了在文化方面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基础研究”（见日本《德岛新闻》1997年3月15日）。
读了上述文章，引起了我这样的思考：迄今某些西方学者在编写世界文化史、文明史，尤其是在编写东方文化史、文明史的时候，无论使用的语言和指导的思想，往往带上几分傲慢与偏见，总是给人一种西方文化、文明优越的感觉。不可否认，西方有过古希腊的文明传统，在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文艺复兴，创造了人类的现代文明，但绝不能忽视世纪末思潮也给西方文明带来诸多消极的因素。同样，我们也绝不能抹杀东方有过比西方更古远的中国、印度、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更加辉煌的人类文明的事实。只是近代以来，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推行殖民主义的结果，致使东方近现代文化和文明暗淡了昔日的光彩。但随着今天东方人民的觉醒，东方国家摆脱西方殖民的统治和压迫，走向政治的独立、经济的繁荣，面向21世纪即将迎来文艺复兴，创造出属于世界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更辉煌的东方文明。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一个历史的任务就落在我们中国学者、崛起的东方各国的学者的肩上。我们的确要用自己的语言和思想，编写出客观、公正、平等、科学的东方文明史、世界文明史，批判和克服迄今以欧洲中心主义所编写的文化史和文明史所存在的那种傲慢与偏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在东西方文化、文明交流的调和中，东西方将会共同创造人类文明的光辉的未来。
日本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拥有千余年融合东亚大陆古代文明的悠久历史，又具有百余年调适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新鲜经验，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有过自己的光辉时代，也出现过“汉风”和“欧化”的思潮，乃至一度陷入文明的黑暗时代。它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最后建立了以“和魂汉才”、“和魂洋才”为指导思想的“冲突—并存—融合”的模式，从而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明，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一起为丰富和发展世界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编写世界文明史的时候，日本文明这一部分是应该占有它应有的位置的。同时在日常的政治概念中，一般将日本划入西方的范畴；或者将日本文明视作西方化的文明。实际上，日本文明的生成是以本土原始文明作为根基，而与外来文明的长期交流、重新整合而发展起来的，它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性质。日本文明无疑属东方文明体系。我们设计这个研究课题，正是从上述认识出发的。《世界文明书系》的本分卷《日本文明》编写的构想，在绪论中已经谈及，在此恕不赘言。
我们第一阶段研究《日本文明》（普及版）的结束，将是第二阶段研究《日本文明史》（学术版）的开始，任重道远。为了做好这项富有意义的工作，本书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仁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在此谨表谢忱。
1998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