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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危机进行曲(二)

第三节 2009年3月

危机不是地区性的而是全球性的,是全球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多种危机盘根错节、相互渗透、恶性转移、愈演愈烈的危机。这又是发生在新自由主义肆虐全球,世界劳动者社会地位和收入普遍地、连续地下降过程中的危机。危机无处不导致对现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质疑和促使它摇摇欲坠,推进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的声音会聚起来。“第二冲击波”正在到来。美国酝酿着以发动攻击性战争来应对21世纪这场大萧条。

危机导致质疑

讨论正题之前,需要首先澄清一个概念,否则我们将寸步难行。这个概念,就是最近30多年来,显然因为西方当局的利益需要和由此形成的政治原因,已经很少使用的“第三世界”。

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出现的第三世界,是近代以来一个事关世界人民命运和历史走向的社会现象。至今可以作为经典性定义的,仍然是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第三世界是一种“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地区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形式的‘独立’国”。他在该书的导言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用来修饰殖民地的形容语通常是‘落后的’,而不像今天这样带有外交辞令的术语:‘欠发达的’,在联合国,甚至越来越经常使用更为委婉的说法:‘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个用法容易使人产生误解”[13]。

瑞典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中提出类似看法:西方使用的“发展中国家”是一种“外交辞令”,同“说非共产主义世界时用‘自由世界’”一样,这“并不是一个不重要的语义疏忽,而是更深偏见的象征”。

他在另一本著作中,对这种语言使用中的“偏见倾向”,进行一番历史考察:在殖民时代,通常使用的名词是一个静态名词:“落后地区”。这个名词说明,其中大多数地区还不是国家。这个名词也不鼓励人们去设想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在非殖民化运动兴起之后,这个名词一变而为动态名词:“不发达国家”。在新的政治形势下,人们很快又觉得这个名词还不够客气。出于外交考虑,通过人们的共同策划,又把这个名词变成几种委婉的说法。其中之一是“发展中国家”[14]。

也是鉴于“新的政治形势”所需要的“外交考虑”,“委婉的说法”中又在增加新的“外交辞令”——“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新兴国家”和中国等“金砖四国”、越南等“展望五国”。这些新的“委婉说法”的出现,固然反映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成就,然而主要的并非出于学术术语的准确性的考虑,而是一种来自西方的主观偏好和需要。

“金砖四国”指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这个提法2001年由高盛公司提出,2003年由于该公司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撰写《与金砖四国一起做梦》而为各国主流媒体所普遍接受,似乎家喻户晓。法国有文章指出,这个概念“从根本上就存在缺陷”,“过于漂亮而难以成真”,“耽误了人们对于当今世界现实的认识”。[15]

还是让我们回到正题。

用“2009年3月”作为题目,说不上是深思熟虑的选择,然而在美国金融危机乃至世界经济危机的研究中,这个月份,好像多少有着某种坐标的意义。

这种意义在于,作为2009年第一季度的最后一个月,它提供危机爆发以来,尤其是2008年世界主要国家的比较系统的经济数据,又在某种程度上可供预测2009年的经济走向;此外,正是这个月里,一方面,关于危机“第二波冲击”的议论充斥各国媒体;另一方面,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和他的政府连续抛出一系列重大举措,紧锣密鼓又有点儿手忙脚乱。舆论的注意力聚焦于4月初在伦敦召开的二十国峰会。于是危机是否已经见底,复苏的岸边是否已经进入视野甚至触手可及,抑或这不过是危机真相的一种掩饰和危机继续恶化的前奏,就成为新的观察视角和讨论热点。

有两个问题,在西方主流媒体中,被有意无意地经过了变色镜的处理,或者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恰恰这两个问题,和当前的危机有着特殊而又深刻的关联,既是危机的必然结果,也将对此后危机的进程和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根本性的作用。

第一个问题,是第三世界和这次危机的关系。关于危机冲击对这些国家所造成的伤害,显然被缩小了。关于在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中,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和即将怎样把第三世界作为转嫁的对象,强制后者变成危机的最终垫底者和最大灾难的承担者,使它们越来越陷入困境的前景,几乎完全被排除在讨论之外。与此相关,关于第三世界当前经济的所谓复苏和复苏迹象,又显然被夸大了。

危机使世界在联合国、西方七国会议之后,出现一个二十国会议。二十国,包括西方七国,再增加若干国家,主要是西方认为经济上比较重要而又在危机中经济有所增长的第三世界国家。其间的思维定式,仍然是大国左右世界,有幸被纳入二十国集团的第三世界国家,仍然无力获得主导地位。4月初的伦敦峰会,是二十国集团的第二次会议。但是会前,已经传出质疑的声音。3月2-6日,哈瓦那举行第11届全球化与发展问题大会,52个国家、27个国际和地区机构的1500名代表出席。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中,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已经抹去或者至多只留下几行间断的文字。这次会议提出,二十国集团不具广泛代表性,其讨论和结论可以成为重建国际金融体系大辩论的参考,然而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应该有世界所有国家参与和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

所谓二十国会议或二十国集团,也是这次危机的产物。事起于2008年9月,金融危机自华尔街爆发,瘟疫一般在美国和欧洲传染开来。为着应对危机,10月10日,在华盛顿召开西方七国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会议。这个会议宣布的五点计划,被美国马里兰大学彼得·莫里奇教授评价为“毫无稳定市场的因素”、“没有实质内容”。第二天,10月11日,就出来一个“二十国集团”财长、央行行长会议,而且有美国总统布什的亲临。新华社当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写道:

金融危机的愈演愈烈,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陷入了流动性紧缩和信贷市场运转失灵的困境。反观一些新兴经济体,居民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雄厚。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对策和经济政策上的协调显得至关重要,对当前世界金融体系加以改革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在这场危机面前,西方七国采取的措施根本“不起作用”,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涵盖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内的更大的国际集团。

看来,第一,二十国集团或者二十国会议,发明权归于那个西方七国财长、央行行长会议;第二,所谓“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对策和经济政策上的协调”和“世界金融体系的改革”,就是基于“一些新兴经济体,居民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雄厚”。说穿了,这些第三世界国家被糊里糊涂地甚或自鸣得意地请进富国俱乐部,承担的主要任务就是为西方金融危机买单。

但是危机的深化,必然会引向对美元作为国际基准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挑战。从西方发达国家到第三世界国家,各种肤色,各种语言,七嘴八舌,议论风生,众口一词,程度不同地涉及同样的问题。4月初在伦敦召开的二十国会议,虽然并不意味美元霸权的世界金融体系的终结,然而至少破天荒一次,把它送上了被告席,为它的葬歌奏响第一个音符。第三世界没有白白地付出。尽管西方主要国家在分食国际金融的主导权,而给予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至多不过是有限的“话语权”,这仍然是美国金融霸权地位动摇、经济衰退和第三世界国家国际地位上升的结果。如果回忆几年前那种美国当局凡事颐指气使、号令世界、说一不二的局面,情况已经发生相当大的变化。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重要的是,主要由于第三世界的努力和成就,对美元霸权地位的清算已经开始,而且事情不会就此画上句号。

第二个问题,危机正在推动西方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广大民众的觉醒和重新走上政治舞台。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美国霸权主义地位的确立,意味着第三世界,同时也意味着国际工人运动的苦难的时代。数百年斗争争得的权益一朝化为乌有,工会被削弱,工人运动遭到肢解,工人阶级也在急剧分化中陷入新的贫困和沉寂。最近的30年,是工人阶级革命性销蚀和弱化的30年。1997年的“西雅图风暴”,作为国际工人阶级新的集结的开始,载入史册。从那时起,工人阶级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争,进行了坚韧的、此起彼伏的斗争。然而这次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中的斗争,无论就规模或是就政治成熟的程度而言,都具有新的意义。

2008年10月,伦敦市民和学生率先走上街头。12月,在经济问题成堆、失业率高达7%的情况下,希腊发生大规模以青年为主的示威。2009年1月和3月,法国两次爆发250万-300万人参加的全国性罢工。在召开二十国会议的伦敦,人民用游行、抗议和带有暴力色彩的冲击,表示着自己的愤怒。游行和罢工遍及欧洲和其他西方主要国家。甚至在美国,布热津斯基也在2月17日的一次电视节目里,惊呼“阶级之间的冲突将会增加,而如果人们失业了并真正受到了伤害,不瞒你说,甚至有可能发生暴动”。人们呼喊着的,已经不是解决眼前局部困境的目光短浅的要求,而是从根本上改造这个太不公正、太不平等的,贪婪、荒诞、道德沦丧的世界。这样一些演说、标语和口号,正在成为我们时代的最强音:

我们愤怒,因为下一代未出生便要背负按揭重担,为的只是挽救银行业

清理全球金融

资本家,你们就是危机

我们拒绝为资本主义买单

让资本主义去死吧

要工作,不要炸弹

要工人政府,要社会主义

人民为先,利润居后

人民就是上帝

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

这是西方当局和他们的主流媒体堵不住,美元买来的谎言不能完全淹没,坦克车、直升机、警棍和监牢吓不哑的声音。危机使西方资产阶级陷入一片惊慌。在他们忙于用本国人民的失业、贫困、欠债和来自第三世界的财富转移实现自我救助的时候,属于人类绝大多数的诉求,却已经在历史中产生,而且必将在历史中转化为物质力量。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无处不导致对现有秩序的质疑和促使它摇摇欲坠,无处不推进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的声音会聚起来。从正在奋不顾身地投入历史创造,但无法事先绝对准确地估计成功机会的人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状况的出现,更能够得到欣慰和受到鼓舞了。

“第二冲击波”

按照美国官方的说法,他们的次级贷款危机,开始于2007年12月。

2008年9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接管陷入困境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在“两房”持有或担保的5万亿美元住房抵押贷款中,大约有3万亿美元为美国金融机构持有,另外1.5万亿美元为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认为,政府接管的措施,是用纳税人的钱帮高管们解套,是“最糟糕的公费资本主义”。此后由华尔街爆炸引发的美国和迅即蔓延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及拯救危机的种种努力,都已经如缩影一般呈现在这里。

一周以后,9月14日,曾经长期担任美联储主席、一向为美国金融和美国经济唱高调的格林斯潘,在ABC电视台节目中说,美国正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很可能引发经济衰退。仿佛在立竿见影地回应格林斯潘的预测,15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美国银行同意以440亿美元即每股29美元的价格,收购美林证券公司。道琼斯指数下跌504点,创“9·11”以来跌幅纪录。全球股市应声下跌。

16日,西方媒体载文论及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和美林易主事件,仅仅一些标题,就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

《都是高管惹的祸》——英国《泰晤士报》

《全球信贷危机新局面》——英国《独立报》

《对傲慢者的惩罚》——法国《论坛报》

《动摇全球金融体系》——法国《世界报》

《美国银行帝国的崩溃》——法国《回声报》

《欧洲将多几百万失业者》——德国《法兰克福汇报》

《滥用无制约》——奥地利《标准报》

《全球金融秩序的终结》——瑞士《每日消息报》

《布什灾难性金融拯救战略》——美国《波士顿环球报》

《华尔街繁荣时代或已过去》——美国《纽约时报》

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到来的金融危机冲击波,后来只是被称为金融危机第一冲击波。但是事情刚刚开始。随着危机的扩展和深化,美国一家和几家银行的危机,向金融危机和整个经济危机扩展,而且变为欧洲的、世界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

一年多的危机之后,“乐观的迹象”似乎仅见于亚洲,主要是中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三个月上升,2月间接近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的水平;韩国出口改善,库存-装运比连续两个月上升;日本大幅减产意味着不再积累多余的存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2月间也在上升;股市有若干回升。[16]香港报纸对比中国和欧美国家的救市措施,说“中国政府大撒金钱的用途,与欧美政府最大的不同,是欧美政府要花相当大部分去为金融机构填补‘毒资产’形成的黑洞,填了又填,拯救它们免于倒闭。中国政府的绝大部分拨款,可以用在刺激经济方面,对经济的调控能力也比较高”[17]。

除此之外,实在很少听到可以让人长吁一口气和面有笑容的消息了。

截至2009年3月,在全球,人们看到了什么呢?

——2008年世界金融资产缩水超过5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一年的产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从2月底的零增长,3月19日调低到0.5%-1.0%的年率收缩。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的首次收缩。全球贸易将下降9%,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收缩。

——经合组织2008年11月曾预测该组织30个成员国2009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0.4%,3月间下调到-4.3%,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差纪录。此外,失业率将达到10%,金融危机“正在迅速转变为一场就业和社会危机”。

——美国2008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4488点,跌幅33.8%,为1931年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年。股民损失达7万亿美元,相当于6年的全部收益。第四季度GDP按年率计算下降6.3%,为26年以来最大跌幅;所有行业都在收缩,为27年来最大收缩;银行业整体亏损262亿美元,为25年来最大季度亏损;上市公司亏损总额达上年同期的13倍,为1935年以来首次整体亏损;家庭财富缩水9%,比上季度减少55.1万亿美元;失业率8.3%,为26年以来最高,而且在年底将超过10%。

——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2008年8月30日接受《卫报》采访,承认“英国经济正面临60年来最糟糕的时期”。到2009年3月,变为“7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法国占全国财富3/4的家庭财产,30年来首次减少。至于连续两次爆发近300万人的大罢工,几乎导致全国瘫痪,尤其是危机状况的最激烈的反应,其意义远甚于任何百分比。

——德国对2009年经济的预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

——日本企业2008财政年度总收益下降58.6%,GDP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第四季度按年率换算下降12.1%。上市公司破产数量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高,负债总额达12.94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99日元)。股市下跌创26年来的新纪录。日本政府3月16日经济报告的提法,叫做经济景气继续“急速恶化”。

——意大利经济创1975年来最大跌幅。

关于危机的总体评价,格林斯潘“百年不遇”之外,还有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三十年代以来最深、最广泛和最危险的金融危机”[18];还有日本《经济学人》的说法:“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以历史性的速度走向恶化”。[19]

目前各国舆论关于金融危机评论中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叫做“第二冲击波”亦即“第二轮危机”,或者说第二冲击波已经到来,或者说即将到来。

香港报纸文章认为,所谓第二波危机,是指由于各国政府第一轮拯救银行的举措,没有能够恢复信贷市场的正常运转,“政府必须进行第二轮注资,否则银行随时倒闭,之前的挽救行动将会付诸东流”[20]。

俄罗斯报纸指出,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2月以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衰退,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各国无力挽救工业,“许多国家的工业基础受到损害。每天都从世界各国传来关于工厂倒闭、工业产值和国内总产值创纪录下降的消息。这种下降的幅度让人有理由断言,现在已经不是经济下滑,而是经济衰退”[21]。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2008年12月9日有《新兴国家连续破产将导致第二轮危机》,主要分析东欧国家已经成为危机的“风暴眼”。该刊2009年3月10日又有《美国迎来第二波危机》,指美国经济陷入“双重恶性循环”——房价下跌造成猛烈的“信用收缩”恶性循环和经济加速下滑造成“就业岗位减少”的恶性循环。

3月19日,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参考消息》,发表对美国经济学家、摩根斯坦利公司亚洲区主席斯蒂芬·洛奇的专访。他认为:“我们正在进入第二轮金融危机。”第一轮由次贷危机引发,涉及面广,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由于经济衰退,金融机构的贷款能力进一步下降,从而进一步影响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即使危机见底,反弹也会令人失望”。第二轮危机刚刚开始,将主要冲击全球商业领域,而不是信贷市场。

论者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第二冲击波”这个术语。对“第二冲击波”的密切关注和多种解释,正是危机深重、复杂和带有长期性的反映。

一系列重大危机迫近美国

暴风雨般横扫而来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把一个自封绝对老大、不可一世的美国折腾得焦头烂额。奥巴马“皇”运不济,不得已而临危受命,接手布什留下的烂摊子,成为美国的新总统。2009年3月中旬以来,他和他的新政府马不停蹄,释放一系列新信号,采取一连串重大动作。

最担心的是钱。自己没钱,靠巨额债务混日子,先要守住这点债务,最好继续增加,千万不要让买美国债券的国家撒手而去,扔下自己这个孤魂野鬼般的大乞丐。于是奥巴马带头喊话,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投资者对美国投资安全保持“绝对信心”。

其后是3月15日,伯南克打破美联储主席多年不接受媒体采访的传统,出头发布安民告示,在“非常时刻”和美国人民“直接对话”,宣布美国不会再有大银行倒闭,经济将于明年复苏。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克里斯蒂娜·罗默也表示,美国经济“基本面”是“扎实的”。

17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载文,宣传美国经济下滑放缓,“如果确实如此,这就意味着美国历史上最长的衰退开始见底”。

18日,美联储公布,将购入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的国债与抵押债券。

22日,奥巴马在电视台发表演讲,说美国经济已经露出“曙光”。

23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财政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公私合营”收购银行“毒资产”的新计划,鼓励私人投资机构加入。政府预计,收购能力约为5000亿美元,如果计划实施成功,规模将最终达到1万亿美元。同一天,奥巴马在记者招待会宣称美元“异常坚挺”。

24日,不知道采取何种步调一致的超级手段,包括利雅德、香港、新德里和芝加哥在内的全球33家报纸,同时力挺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的社论,以便“试图在下月举行的全球经济峰会上保住美国稳固的领导地位”。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在力阻中国、俄罗斯提出的“全球货币”的建议,回答23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关于逐步取消美元储备货币地位、代之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一种货币的建议和上周俄罗斯关于建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的建议。所谓“美国稳固的领导地位”,在这里其实是说美元作为世界唯一基准货币的全球霸主地位。

这一番挨着个的演出,延续到4月初伦敦的二十国会议。会议闭幕,全球股市大涨。这真是好日子。

然而不是靠扎实的经济发展,而是靠满嘴跑舌头吹出来的好日子,能够持续多久呢?

一系列重大危机,正在乌云一般向美国迫近。

比如信用卡危机。美国金融系统信用卡贷款余额约1万亿美元,1.73亿信用卡用户,家庭平均负债1.2万美元。随着失业率一路攀升,楼市震荡下调,居民财务状况持续恶化,信用卡资产风险显著增加。信用卡撇账率2006年第一季度为3.1%,2008年第三季度为5.6%,2009年第一季度为7.1%,预计2009年全年将达到9%-10%。信用卡违约率升至最坏的状况尚未出现。一方面是还不起钱,另一方面是信用卡公司、包括接受政府救助的信用卡公司纷纷提高利率。拖欠比率在继续上升。政府救市计划并不包括挽救信用卡债务。由此导致的消费信贷危机,再次冲击美国的核心金融机构,几乎无法避免。

比如实体经济继续恶化的危机。资本为使过剩产品得以消化,已经走到强迫贫困者举债消费,把成千上万的劳动者、退休者、失业者一概变为债务人的地步。这种状况下的实体经济,是一种追求低收入、高剥削、破坏环境资源和践踏道义、推行极端私有化的实体经济,一种沦为赌博筹码的实体经济。它只能通过扩大泡沫得以生存和得到缓解。然而这种泡沫,正是制造引发危机的原因。

美国破产的上市公司,2008年较2007年增加74%,2009年头两个月又从上年同期的17家增加到36家,破产公司总市值也从上年同期的106亿美元增加到665亿美元。倒是破产律师大发破产财,破产顾问费高达每小时1100美元。三大汽车厂家仍然在凄风苦雨中看不到一缕阳光。1月间汽车产量下降60%。也是2009年3月,2008年全球市值第二的美国通用电气(GE),由于资本严重不足、投资受损和最高信贷评级不保等因素,股价一度跌破6美元,为1991年以来首见。一些人已经在为它担忧,会不会走上美国国际集团和花旗的老路,成为又一个破灭的“百年神话”和新危机的爆发点。

比如债务泡沫破裂导致的危机。美国1989年在纽约时代广场悬挂一口“国债钟”,原设计为13位数。当时的美国国债为2.7万亿美元。现在,美国解决金融危机问题的基本办法之一,是大量发行国债。按照2009年2月间的数据,美国政府债务总额为65.5万亿美元,超过世界各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而且每天还在平均以34.8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同时出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本财政年度将激增到1.75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美国软硬兼施地推行自己的国债,但是这种来自海外的需求增长不可持续,何况国债价格上升与孳息成反比,国债价格已经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市场已经出现投机和泡沫。下一个泡沫在哪里呢?——“现在可能要轮到美国债券了”,“美联储在欺骗投资者,将它们带进历史上最大的泡沫中”,“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已经进入泡沫阶段,就像2000年的科技泡沫和2006年的房地产泡沫时期一样”。[22]

比如高科技神话的破产。美国的高科技直接创造的利润不大——制造业中2/3不属于高科技,制造业占GDP比例不过11.7%;信息产业占GDP的4.2%,比例较大的是出版、广播电视,可以直接看作属于高科技的信息与数据处理行业的产值不足GDP的0.5%;专业服务中的程序设计、科技服务,约占GDP的5.8%。但是事实上这种不大的比例,却被金融杠杆“资本化”放大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成为巨额金融资产。高科技企业的利润,绝大多数成为资本市场的炒作题材,成为创造股票、债券、期货等虚拟资本的原材料。微软公司2008财政年度净利润177.65亿美元,这一财政年度的市值则达到2277.62亿美元——此即虚拟经济“利润创造能力”的市场价值。虚拟经济活动利用高科技题材创造货币财富,被说成靠科技直接创造财富。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这种高科技创造巨额财富神话的破灭,只是时间问题。

比如金融衍生品危机。美国和西欧国家流行的“金融创新”,使金融衍生品规模达到600多万亿美元,11倍于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据美国《货币与市场》2009年1月22日文章,花旗银行所持各种金融衍生品金额高达39万亿美元,相当于它拥有的200亿美元总资产的2000倍。摩根大通银行所持金融衍生品,相当于花旗的233%。如果金融衍生品出现百分之几或者千分之几的损失,就足以导致这些金融机构的破产和整个金融业的巨大灾难。

截至目前,美国当局主要的举措都是,政府出面,围绕救助金融业者利益核心制定政策,最终办法归结为“定量宽松”和大量发行国债。

“定量宽松”,即开动印钞机,就是弗里德曼所说的:“只要美联储坐直升机撒钱,就可以解决经济衰退和通胀的问题。”美元这一世界基础货币供应持续上升,只不过在悄然酝酿新一轮恶性通货膨胀——仅仅2009年1月,基础货币结余(MO)就增长107%。用通胀救通胀,用泡沫救泡沫,正在成为美国经济的新神话。等待世界的,不仅是严酷的经济寒冬,而且是漫长的滞胀冰河岁月。

奥巴马的新政府上台,3月18日美联储宣布斥资3000亿美元购买美国长期债务,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应声下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出访亚洲,奥巴马出席二十国峰会,都扮演国债推销员的角色。美国制造的国际储备体制,就是使他国的外汇投资舍美元而别无选择,美元储备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国际货币储备。但是不停地借贷,依赖他国购买外债为其巨额财政预算和贸易赤字提供资金,正表现着债务国政府的疲软和经济前景的渺茫,它既不会为自己的经济复苏和发展建筑坚实的基础,也将损害债权国利益。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一篇文章说得不错:在整个西方,危机四伏的政府将发行越来越多的债券,“但是,当债权国家最终拒绝购买债券时,西方世界将如何应对?美国将作何反应——是顺从、理解还是挑衅?这是世界在今后三至五年内面对的关键问题”[23]。

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简直英雄所见略同。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向银行注资,不过是“助长银行家过度冒险”,导致“亏损社会化而利益私有化”。[24]他在南京大学演讲时,认为美国政府注资银行,是在“救僵尸”,“这是政府治理的很坏的例子”。[25]他把奥巴马拯救银行的新计划,称为一种“两赢一输”的计划:“银行和投资者是赢家,纳税人则是输家。”[26]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说,奥巴马虽然尚未全盘皆输,但是他的“金钱换垃圾”的金融戏法,却几乎确定会失败。它不仅直接剥夺美国普通人即所谓“纳税人”的利益,而且通过各国美元资产的大幅缩水,使全球为之买单。“事实上,我感到非常绝望。”[27]美国国会监督小组4月7日承认,政府金融业救助计划实施效果喜忧参半,“纳税人面临巨大风险”。香港《东方日报》的评论是:“未来的投入,无疑将辗转由全球来付钞,吃亏的并不仅是英美两国的纳税人。”[28]

酝酿战争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刊出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将作何反应——是顺从、理解还是挑衅?这是世界在今后三至五年内面对的关键问题》。细心的读者,从中可以多少闻出火药味。

危机自金融领域爆发而且一路曼延下来,人们越来越清楚,金融是美国的生命线。

战争同样是美国的生命线。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两个论点,成为全球时髦的话题。

一个论点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于是不会再有战争。这种说法把苏联归结为战争的根源,把美国装扮为和平天使,从一出笼就是笑话。

另一个论点是,明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懂得,掌握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一旦爆发战争和使用核武器,将会毁灭地球和人类。因此人类已经永远告别战争。这种理论的鼻祖,是名誉扫地的赫鲁晓夫。

苏联解体以来20年,世界没有一天不发生着战争——尚未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的战争是战争,局部地区的和国内的战争也是战争。最大的战争的发动者和幕后策动者,都是美国。

数年以前,已经有北约理论家发出信号:把中国炸回到石器时代。美国入侵南斯拉夫,就不忘记向中国使馆扔导弹。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又有兰德公司向美国当局进言,与其用7000亿美元救市,不如用它发动一场战争;第一个对象就是中国。中国周边,军事包围圈已经大体构筑就绪,尚在继续加码,美国航母、导弹、飞机、反潜武器、军事顾问,美国指挥和参与的军事演习、侦查系统,围你个水泄不通。中国运送石油、原材料和商品的航线上,布满军事基地。只有3岁的小姑娘,才会认为来者都是口袋里装满糖果的慈善家。

但是枪炮轰鸣、死尸遍地,并非战争的唯一形态。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就是一场美国发动的全球战争。

这场战争,已向西方发达国家国内工人阶级吹响进攻的冲锋号。其后的阶段性成果,是新自由主义扫荡全球——“华盛顿共识”征服拉美,“休克疗法”演变东欧和解体苏联,“经济结构调整”搞乱非洲,一场亚洲金融危机吞噬相关亚洲国家和地区30年的发展成果,直接控制中东、中亚和由此发动所谓反恐战争。其实现手段是,制造分裂,肢解国家,改变政权,硬实力和软实力中的政治干预、政策导向、谈判桌的较力、贸易金融往来的欺诈和不平等、科技专利和市场的控制、文化的传播渗透和价值观出口、大规模抢劫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和社会主义时代、国家独立时代创造的财富,把整个第三世界变为奴隶制性质的血腥工厂。这种包括广泛内容的全球战争,没有一天不在进行着。

私欲如火而目光如豆,甜言蜜语、空洞许诺与虚伪奸诈相纠缠,上面亲吻而下面捅刀子,不断上演着残忍、欺骗、无能和叛卖,到处把法律、学术、教育、权力、良心、尊严、贞操、气节直到肉体,一无遗漏地浸泡在私欲的臭水沟里。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成就,要么被用于奢华挥霍、纸醉金迷,要么被用于盘剥、掠夺和屠杀。绕过生产过程赚钱的狂热,统治了世界。华尔街金融家率领的“蝗虫”,把世界啃得只剩下荒芜大地和枯枝败叶。

世界的财富和贫富两极分化达到空前规模,世界的言辞堂皇和道德沦丧也达到空前规模。这种战争毁灭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破坏现代文化的成就,也在极大地恶化着人类社会存在的条件。于是危机从资本主义殿堂的核心爆发开来,金融、生产力、社会衰退的景象,笼罩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

国际垄断资本陷入危机,与其说是世界人民反抗和斗争的结果,不如说是它自己打倒自己的过程。它用自己的贪欲,铺设了走向坟墓的不归之路。

危机就是战争——现在人类面临的,是美国垄断资本对全球的战争:压迫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战争、资本对劳动的战争、不同资本集团之间相互厮杀的战争。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方面是仍然在进行的战争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在继续导致烈火硝烟、饿殍遍地的战争。借助发动和扩大战争摆脱危机,在资本主义史和美国史上,都屡见不鲜。这种战争具有两重性。它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已经蹂躏世界30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战争的延续,又是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在陷入困境时发动的自救战争。

支撑美国经济的两大产业,是金融业和军事工业。无论怎样民主自由得长袖善舞、歌喉婉转,美国反正本来早就是一个典型的军事化社会。最近30年来,美国制造业的民用部分,特别是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大批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但是绝不转移军事工业和与其相关的高科技产业,那种捍卫其军事情报和军事技术的敏感,那种“再穷不能穷航母”的执著和坚韧,简直达到病态的程度。

西班牙《起义报》曾于2006年刊文,论述营造战争成为美国一大产业,军事成为美国的工业支柱。截至2006年,美国国防部雇用214.3万人,国防工业特别合约公司雇用360万人,为国防部工作的人达到574.3万人,相当于美国劳动人口的3.8%。此外还有将近2500万老兵。这就是说,有3000多万美国人,直接或间接地从军事预算中领取薪酬。假设每户家庭3人,则有将近1亿人口的经济利益相关于美国军事体系。这同时成为美国统治者制造的一种社会体系。与此相关的,就是关于战争的意识形态、宣传和研究机构。

美国作者约翰·帕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写道,“我们这些经济杀手冲锋在前,若失败了,则后有‘豺狼’(真正的杀手)跟进。当‘豺狼’都无能为力时,军队就肩负起最终的责任”[29]。

在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泥沼里挣扎,为拯救金融巨头竭尽全力,没有一天慢待和放弃军事工业。着实困难,麻烦缠身,有利可图,或者出于打击谁、笼络谁的某种政治的需要,看准对象和实际,可以出售某些民用的部分,但是绝不出售军事工业的核心技术。它一方面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还在扩充航母编队。有什么理由怀疑,一旦它的金融家、外交家的西装革履和彬彬有礼退出舞台,一旦它的花花绿绿的美元形同废纸,就一声号令,航空母舰、导弹和战略轰炸机在轰鸣作响中突然出动、扑向哪里呢?

在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中,即便不说美国,还有德国、日本拨付巨款购买军火,俄罗斯断然决定更新武器,朝鲜穷到吃饭都成为问题却继续坚持“先军路线”、进行发射卫星的试验,西方报刊评论一些亚洲国家的“军备竞赛”,拉美的军事预算在增加。美国积极制造和渲染战争将随时爆发的紧张气氛,以便煽动动乱,大批出售军火以保持军事工业的蓬勃作为就是措施,又寻机加强对外干预的力度。世界看得很清楚,所有这些,显示出来的正是一种把世界拖入战争旋涡的迹象。

舆论经常把今天美国陷入的危机,和1929年的大萧条相比。1929年的危机,最终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得到解决。那么今天的美国,危机深重、经济下沉、社会衰落、国际权威每况愈下,就战争准备而言,却绝不丝毫懈怠。挑起战争,介入战争,发动战争,仍然是由其统治阶级和社会制度本性决定的摆脱危机的重大的,乃至最后的选择。这不是臆想,本来就在进行中。

1999年,美国偕北约发动入侵南斯拉夫、最终导致这个国家被肢解的战争。摆在桌面上的,是拔除“欧洲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堡垒”的政治宣传。这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南斯拉夫的当权集团已经一步一步拱手退让,哪里还有多少共产主义。这更像一场美元对欧元的战争。美国不能允许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对自己构成挑战。那场战争之后,欧元汇率急剧下滑,大量资金流入美国。欧元一日不灭,美国一日不安。这种厮杀,早晚还得再开场。

“9·11”事件,随之而来的股市泡沫破裂,告诉世界的是,美国走向衰落的历史趋势已经成为事实。美国怎么办?黔驴技穷的老手段,无非选择在它看来最好欺负的软弱对手,搬出有绝对胜算的现代化武器,用被压迫者的血,洗自己的战袍。于是悍然发动入侵阿富汗的战争。那片穷山恶水养育的瘦骨嶙峋的民族,却偏偏生就铮铮铁骨。战争长期处在胶着状态。接着又是入侵伊拉克的战争。无论在阿富汗,还是在伊拉克一览无余的沙漠,这都是老虎对兔子的战争。大炮一响,黄金万两,阿富汗、伊拉克血流成河,美元汇率却大涨,美国经济迎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这一周期一直延续到本次危机的爆发。

美国两位顶尖学者,从相反的立场,得出相近的结论,共同预感到战争的迫近。一位是沃勒斯坦。2009年3月15日,他发表《美国发生阶级冲突与内战?》,谈到欧洲流传的一份报告,预测“普遍惊慌”将“导致冲突或半内战”,以及“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发生内战的可能性”。文章特别援引被他称为“反共意识形态使徒”的布热津斯基2月17日的一个电视谈话。布热津斯基说,“巨大财富转向极少数人的这种现象,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有钱阶级今安在?那些赚了成亿美元的人,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如果他们仅仅陶醉于自己的富有,不能自觉自愿地做点什么,“阶级之间的冲突将会增加,而如果人们失业了并真正受到了伤害,不瞒你说,甚至有可能发生暴动!”

这种从不同立场对美国国内阶级矛盾走向尖锐,阶级冲突增加,以至于可能发生内战或半内战的预感,绝非他们个人的想象或者空穴来风。基于这样的背景,就比较容易理解,政治上高度成熟以至于成熟到腐烂的美国统治阶级,为什么会把自己的灾难性经济形势和尖锐的国内阶级矛盾,用对外掠夺乃至发动战争的形式向外转移。世界决不怀疑,干这种事情,美国是世界的第一高手。

2009年2月15日,西班牙一家报纸发表《二十一世纪大萧条将带来的地缘政治》,说2008年在格鲁吉亚和加沙地带发生的战争表明,西方似乎想通过移动自己手中的棋子来挑起世界性大规模冲突,以此作为摆脱金融和货币危机的最后手段。危机发展下去,将意味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生活方式的解体。“如果美联储自己买了国债并据此来印刷货币,就是一种欺诈。一旦美联储采取这样的行为,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山穷水尽,因为其国债找不到买主。”

果然,3月18日,即该文发表之后的一个月零三天,美联储发表声明,宣布在今后六个月内将购买最多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同时进一步购入7500亿美元抵押贷款相关证券和1000亿美元房贷公司债务。西班牙媒体没有充分注意美国的一项深谋远虑的政策,就是多年着手、煞费苦心,在他国发现、培养和扶持“美国鹦鹉”,制造使鹦鹉们在自己的方位内获得权力的种种有利条件。因为这些鹦鹉,关于美国经济山穷水尽、国债找不到买主的说法,需要打些折扣了。但是美联储会走到这一步,该文看得很准。

西班牙文章写道:

目前真正具有利害关系的是,美国正酝酿着以发动攻击性战争来应对21世纪这场大萧条的企图。这么说是因为美国并不是第一次采取类似手段。早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就通过发动美西战争,扭转了当时所处的颓势。20世纪30年代,美国又借二战之机,摆脱了当时的经济大萧条。二战结束时美国出现的经济下滑,则是朝鲜战争的导火索。时至今日,我们再次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萧条,也又一次面临战争威胁。

2月3日,美国前副总统、有战争癖好的切尼,曾经放出一种值得严重关注的信号:奥巴马执政期间,很有可能发生又一次“9·11”恐怖袭击事件。他在提醒奥巴马,要尽快作出决定,以另一种方式筹划新的战争。[30]

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世界不少人寄望这位似乎没有明显财团背景的黑人总统带领美国远离战争。这种幻想既无历史依据,也无现实依据。他还在阿富汗增兵,头上就落下一顶诺贝尔和平奖的帽子。西方一些报刊宣传,这是给他和美国的战争行为的一种约束。这是一个哄小孩子的笑话,对于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不啻是一种侮辱。

美国和战争的血缘关系,丝毫未见疏远。走向战争的车轮,继续嘎嘎作响。

美国军事基地分布于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的亚太和印度洋地区,包括从阿拉斯加、东北亚、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到关岛、澳大利亚、新西兰,再到夏威夷群岛的基地群,仅在日本、韩国等就有225处基地、部署10万兵力,拥有最先进的航母和战机。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披露,设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美军基地,就是监视中国和俄罗斯的侦察中心。

危机和衰落,已经使美国囊中羞涩,不得不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加强阿富汗战线而收缩伊拉克战线。但是奥巴马本人,不是一方面宣布从伊拉克撤军,2009年4月6日在土耳其声称“美国现在以至将来,都不会同伊斯兰世界为敌”,不会同“伊斯兰世界”作战,一方面三天以后的4月9日,向国会提出追加834亿美元,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吗?这里透露出的,不正是至少在近期,美国将更加以军事姿态,盯着涵盖中东和非洲北部这一欧亚非三大洲的交会地带、世界能源的最大储藏地,准备更多地用阿拉伯人民的牺牲,拯救美国经济的重要动向吗?

历史是延续下来的,也还将延续下去。世界人民希望和平,为实现和平而斗争。但是美国这个世界老大偏不答应。前引西班牙的文章就说,布什留给奥巴马的,是一份“战争遗产”,“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将其看作是美国面对这场资本主义世界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的最终回答”。

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

中国人懂得“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重要的问题,在于研究这里的“起”和“兆”,既研究它之所由来,又注意它之所去,从中判断当前危机的性质和深度。

这是一场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在历史上曾经屡次发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过剩了。于是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

和资本主义问世以来从未间断的危机相比,当前的危机,不是地区性的而是全球性的,是全球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多种危机盘根错节、相互渗透、恶性转移、愈演愈烈的危机。这又是发生在新自由主义肆虐全球,世界劳动者社会地位和收入普遍地、连续地下降过程中的危机。无论从怎样的意义上考察,这里都用得上格林斯潘的“百年不遇”。

危机的酝酿,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猖獗的最近30年。30年来,在全球的范围,一方面财富空前增长,另一方面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失业率和不平等空前增长。姑且不论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第三世界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状况,英国《金融时报》就有《回到二十年代,回到一个不平等的世界》,说目前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1929年以来的最高点,英国的收入不平衡也达到顶峰。

“消费不足”吗?

人民消费不足,历来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使这种消费不足达到危险的地步。说今天的危机来自“消费不足”,不过是用存在了几千年的消费不足这一老现象来解释新的冲突。人民消费不足,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生和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当人民大众愈益贫困化和他们甚至被剥夺到丧失维持生存的消费能力,当资本不顾这种状况而继续疯狂地追求最大利润,民众需求不足和资本投资过剩,就双双走向极端,达到过去时代不可想象的极端程度。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喋喋不休于人民的消费不足,完全没有意义。

“监管不力”吗?

目前所谓监管或者加强监管,就是怎样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控制在不危及资本整体利益的范围之内。如果不发生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根本改变,继续排除人民大众,资本集团包括金融集团内部的自我监管,能够设想出现怎样的奇迹呢?澳大利亚就有文章称,“监管者无法规避下一场危机”[31]。

金融危机以来,为了这个“监督不力”,美国政府已经直接管理相当一些大型金融机构,还下达金融机构高管的“限薪令”。但是一方面是政府把来自民众即“纳税人”的钱,作为救援资金源源不断地输入金融机构;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高管继续把这些钱中饱私囊,高层政治集团一并卷入。故事仍然在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内部循环。

美国国际集团“奖金门”东窗事发。2009年4月3日《华尔街日报》公布2008年200家企业高管薪酬:第一位1.044亿美元,第五位3600万美元。4月6日,《纽约时报》援引有关奥巴马政府高官和金融界关系的最新消息,称一位有点名气的经济学家、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去年从一家对冲基金获得超过500万美元,并从受政府援助的华尔街公司获得270万美元演讲费。白宫发言人特别解释说,萨默斯获得的这些报酬,并不违背公众利益。奥巴马平民出身,靠两本畅销的自传,版税进账250万美元。白宫幕僚长伊曼纽尔几年前进入投资银行,现在身价300万美元。难怪媒体文章语带讥诮:政客进白宫,身价三级跳。

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出现银行亏损而高管大分其底薪、花红的情况。英国更出现“报销门”。媒体把问题归结为“道德沦丧”。即便如此,这里提出的,也已经不再是个别人的,而是属于其整个阶级的无可挽救的道德沦丧及其社会制度和政权合理性的问题。

美国当局不断向公众发出各种导向性的预测。但是天晓得有多大的可信度。

伯南克可信吗?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成为事实,他轻描淡写,以为不过是小问题;2008年8月危机如火如荼地爆发,他仍然称其为“孤立的”、“短暂的”、“小规模的”危机。

奥巴马可信吗?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不间断地大开杀戒,他却跑到土耳其宣布,不会同“伊斯兰世界”作战,同时要求国会批准追加834亿美元用于在这两个国家的侵略战争。这位因为战争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是在远离战争,还是越来越走近更大规模的战争,使人不得不画个大问号。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危机不可避免;在危机来临的时候,不去着手救助真正创造财富却陷入失业、贫困、被夺去起码生存条件的劳动者和绝大多数人,而热衷于救助制造危机、深化危机、富可敌国的金融资本家,同样不可避免。但是,涂抹碘酒、红汞,甚至不过是美容霜一类东西,充其量只能触及皮肉,而今天的资本主义却已经内脏腐烂。

面临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西方当局计划如云、方案满天,却或者文不对题、语焉不详,或者不过是着意翻腾于污浊深水表面的泡沫。

在总体下跌的过程中,总会找出一些闪闪发光的数据。在关于2009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利好的甜蜜宣传传出之后,4月15日,美联储发布褐皮书,称2009年3月工业产出降至10年来最低点,“经济活动整体上进一步收缩,持续疲软”。“L”没有变成“V”,“L”的底线,依然延伸为看不到尽头的黑暗隧道。也已经出现一种预测,称之为“W”形,即先复苏,而后再跌入谷底,再复苏。反正是预测,看下去就是了。

这让我们回忆起1932年美国危机中的一件往事。

那年5月,2.5万名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开始集聚华盛顿,要求提前发放退伍军人抚恤金。7月28日,当局派出大量士兵,准备了3000多枚瓦斯弹,架起重机枪,强行驱赶这些老兵,造成上百人伤亡,两名婴儿被瓦斯毒死。这时候,人权卫士、自由之神不讲人权、不讲自由了。第二天,美国主要媒体的头条新闻几乎完全一致:“新的繁荣时期的太阳,正在开始穿越经济灾难的云层,冉冉升起。”

“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这成为如今人们喜欢随便什么事情都引用一番,以显示风雅和博学的一种零碎。全球在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折磨中,迎来了2009年的春天。阳光照样回暖,大地照样解冻,青草照样发芽,鲜花照样盛开。但是奥巴马的春天故事,会不会如此温馨,就是今天的信誓旦旦所难于保证的了。

第四节 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到德班

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一场全球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同时带给人类空前的灾难和空前的历史使命。人类社会为摆脱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而进行的斗争仍然在继续,现在却又不得不为摆脱资本对自然的奴役而进行斗争,不得不把这两项任务同时提上人类生存的议程。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的产生、发展和发达,从一开始就基于对人的剥夺和对自然的剥夺这样两个支点。第三世界成为垃圾场。“碳经济”意味着西方在全球发动的争夺新兴产业主导权的战争成为推动全球自杀的战争。走向德班之路,成为第三世界走向团结和在解决重大全球问题上日益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路。资本主义作为全球生态危机的制造者被送上被告席。这是一种历史的终审判决。资本主义是人类绝大多数的压迫者,同时是自然的压迫者。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成为同一过程。这一过程的症结,在于人类的绝大多数从历史运动的客体转化为主体,在于最终埋葬资本主导的世界秩序。

双重危机和双重斗争

40年前,北京居民传言,几个不受欢迎的高层人物,外出时要从北京带生活用水,对之嗤之以鼻,认为那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遭人讨厌的特权而已。30多年前,自己需要加热以后饮用自来水而亲见或听闻外国人直接饮用自来水,第一个反应是多事,认为那也许是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然而他们要购买生活用水,而且有专门的卖水商店,就莫名其妙了。北京人向来不为自己的用水安全担忧。但是今天,北京人却不得不呼吸污染迷蒙的有毒空气,而且经常对自己的用水心怀疑虑,要大量购买瓶装或桶装的矿泉水、纯净水,不再把这作为偶尔享用的奢侈品,而是作为基本的生活用水。

相比于印度,北京人应该感到幸福了。印度人把恒河看作自己的圣母河,每天都有大量印度教徒在恒河朝拜和沐浴。但是几何级数增加的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源源不断地污染河水。印度卫生部统计,经常在恒河沐浴的人中,40%-50%患有皮肤病和消化道疾病。

人和一切生命都离不开水。在水源稀缺的地区,发生争夺水的战争司空见惯。但是在多数地区,人类曾经取之不竭的饮用清澈的河水、湖水或泉水,只要接上管道,就变成自来水的那种美好的日子已经永远结束,河湖干涸,泉眼枯竭。严重缺水,地表水和地下水程度不同地污染,成为全球性现象。水经过令人生疑的净化,装入花花绿绿同样令人生疑的容器,源源灌入人的胃里。与水相关的GDP繁荣昌盛,疑难病症不断发生,水资源争夺到处引发械斗、政坛纠纷直到酝酿大规模战争。历史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倒退呢?

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数百年间,人类对自然的索取、盘剥、掠夺,已经超越了自然自我修复、自我循环的能力。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一场全球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同时带给人类空前的灾难和空前的历史使命。地球母亲在呻吟。人类社会为摆脱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而进行的斗争仍然在继续,现在却又不得不为摆脱资本对自然的奴役而进行斗争,不得不把这两项任务同时提上人类生存的议程。

为此频繁举行国家会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有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峰会,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峰会,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峰会,2010年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6次缔约方会议,然后是2011年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7次缔约方会议。

西方“大一统”的全球化,在新自由主义的乐曲中凯歌高奏。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被迫按照西方规定的话语体系和宣传调子来思考,被迫欢天喜地地迎接所谓“社会主义终结”,被迫接受这种终结以来历史提供的所谓新的发展机遇。

里约热内卢峰会恰恰在热带雨林和亚马孙河的故乡召开。美国总统布什救星一样出现于大会主席台。大会通过《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提出250条之多的建议,从人到自然,从天到地,从空气到水,从鱼到鸟,集中了环境生态问题的最动听的词句。宣言指出: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世界各国应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加强国际合作,为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而努力。总之,甜蜜美好得让人陶醉。

但是已经燃起的希望之火,却遭到来自华盛顿兜头泼下的冷水。洋洋洒洒的宣言、议程、原则、建议,墨香飘逸就已经成为回忆文字。1997年京都会议通过的《京都议定书》设定三种减排机制——其中两种设计排放额交易,已经为西方利用“碳金融”盘剥和控制第三世界提供了依据。即便如此,因为有限制西方工业化国家排放的文字,美国还是拒绝签字。它随后大举武装入侵阿富汗、伊拉克。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自然家园被送进地狱。世界环境在遭遇更快速和更严重的破坏。

西班牙一家报纸揭露,所有气候问题的国际会议,所有西方环保组织和绿色运动,都轻松地放过了美国战争机器,不曾对美国军国主义和长期军事活动看作对环境、人和动物造成影响的责任者,拒绝对其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作出任何限制,不曾把这个问题提上议程。美国军事活动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包括,无限制地使用化石燃料,大量制造温室气体,在空气、水和土壤中散播放射性污染物和化学品。美国每天用于军事用途的石油为32万桶,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承包商、租用或私人设施,以及武器生产所使用的燃料。美国政府80%以上能源需求来自军方。美国国防部制造的废弃物比美国5家最大的化学企业的总和还要危险。贫铀、石油、燃料、杀虫剂、铅和武器装备造成的大量辐射,只是美国军队投入环境的污染源的一小部分。

在美国国内,军事基地是污染区之首,高氯酸盐和三氯乙烯渗入水和土壤。美国西南部和南太平洋岛屿进行的核武器试验对数百万公顷的土地和水造成放射性污染。

西方媒体每天刊登朝鲜人如何饥饿,以至于渲染饿死几百万人的消息,但是恰恰忘记了一件铁一般的事实:美国的侵朝战争在那片不大的土地上扔下多少各种各样的炸弹,使那里数年间寸草不生。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35年之后,二(口恶)英污染仍然高出所谓“安全”水平300-400倍,第三代人仍然苦于出生缺陷、癌症和其他古怪病症的高发。美国侵略伊拉克的战争是2003年3月到2007年12月产生的至少1.41亿吨二氧化碳的主要制造者。这场战争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所有国家排放量的60%。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政策和战争造成90%的土地严重沙化,使这个粮食出口的国家变成80%食品依赖进口的国家。贫铀弹产生的数万公斤的放射性微粒和毒性极高的废料,污染了中东、中亚和巴尔干地区。

在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谈判过程中,美国要求将其在全球的任何和所有军事行动,包括以联合国和北约名义参与的军事行动,排除在限制或减排的范畴之外,把这作为它在议定书上签字的条件。但争取到这一让步之后,布什政府还是拒绝签字。不仅如此,美国国会还通过一个文件,明确保证美国的军事用途可以排除在任何能源削减或限制的规定之外。

西班牙报纸文章不是用理论的阐述、情绪的发泄、数据的排列,而是用成千上万人生命的名义和流淌着鲜血的文字,写下这些所有号称保护环境和生态的官方文件从来没有胆量触及的、无法掩盖的结论:

美国的军国主义是地球上最严重和范围最广的污染制造者。

五角大楼是最大的石油和能源产品的机构使用者。

美国的军事机器是二氧化碳的主要制造者。

我们地球上所有人当中对环境最大的攻击来自同一个机构,那就是美国军队。

美国国防部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源。[32]

京都会议之后,布什干脆拒绝出席约翰内斯堡的峰会。里约热内卢的希望变成约翰内斯堡的沮丧。

所谓“可持续发展”,在西方的设计和操控中,变成以第三世界人民生命和全球生态恶化加剧为代价的可持续资本扩张的发展。西方主流舆论摆弄“可持续发展”的膏药,想要多少掩盖地球的血迹斑驳的创口。此外还有西方的绿色环保运动:它有时候对西方跨国公司破坏环境的行为提出指责,有时候掏腰包作秀于“绿色施舍”,有时候投身西方当局干预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活动,扮演“小骂大帮忙”的角色。第三世界知识界的多数,基本上处于鹦鹉学舌的水平。生态马克思主义无法压抑、无法抹杀地成为引人注目的思潮。在中国,不曾看到名家,倒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博士,对“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定义——“在不危及后代人、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的前提下,满足我们现在需要的一种发展”——提出了简单的和难以辩驳的质疑。他的博士论文写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全球两极分化,绝大多数人被失业、贫困、饥饿、疾病所折磨,这一代人尚且难以存活,满足后代人从何谈起呢?[33]

每次峰会都像模像样,什么都不缺,只是缺了中止全球环境、生态恶化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极个别的和带有偶然性的例子,世界只有坏消息,过去“百年一遇”的自然灾害,正在变成一年数遇。

按照生态科学中最重要的概念“地球环境安全界限”,地球系统中九大安全界限或阈值对于维持相对来说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气候和环境条件至关重要。这就是:(1)气候变化;(2)海洋酸化;(3)同温层臭氧消耗;(4)生物地球化学流动(氮循环与磷循环);(5)淡水利用;(6)土地使用变化;(7)生物多样性受损;(8)大气层悬浮微粒;(9)化学污染。科学界普遍认为,这里(1)、(4)、(7)三大系统的合理性界限已经被打破,人类有充分理由关注全球环境的加速恶化。

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氮等)排放增加导致全球变暖的危害越来越严重。

发达国家难逃其责,也难逃其祸。澳大利亚的一份报告披露,2007年6月间的暴风雨酿成的洪水淹没了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和部分猎人谷,数千人逃离家园,损失超过13亿美元,如果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20年不能削减25%,到2050年不能削减90%,届时大堡礁的存在将只有50%的可能。2011年5月的联合国第三届世界减灾会议提供的数据证明,自然灾害给全球造成的经济损失40年前为5257亿美元,如今达到1.58万亿美元。自然灾害毁灭财富的速度超过人类创造财富的速度,而人类应对灾害的能力却越来越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这次会议上说:“任何国家或城市——无论穷富——都难免发生灾难。”

《纽约时报》载文《地球能支撑更多的美国吗?》,重点不在揭露美国生活方式对地球资源的毁灭性掠夺,而在呼吁千万不能再出现经济规模的大国,“我们已经超越了地球的再生能力”,“这个世界不足以支撑另外两个新的受消费驱动的美国”。[34]此前的2010年奥巴马出访澳大利亚,已经宣布如果超过10亿中国公民过上澳大利亚、美国人现在同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所有人都将处于非常悲惨的境遇,很简单,这个地球根本无法承受”。这里第一,挑拨西方发达国家普通民众和第三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关系;第二,用第三世界发展的恐惧凝聚西方发达国家围绕美国的团结一致;第三,把美国的生活方式绝对化和永久化。

但是不许第三世界发展为美国那样的经济规模,倒是说出一个100多年历史证实的第三世界发展的真理:以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盲目崇拜,第一个反对者和最大阻力,就来自这个目标。

1990-2007年,西方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10%以上。美国排放量2004年比1990年上升16%。2010年,全球碳排放量增加5.9%,5亿吨额外的碳排放到空气中。这一增幅使2010年成为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最多的一年。“表面上看,近年来的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在稳定碳排放上取得了进展。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达国家只是将部分碳排放输出到了国外。”[35]

2007年公布的一份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的评估报告,被作为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的“科学基准”。这个报告提供的,已经是一幅人类灾难空前的画面——

亚洲。截至2020年,将有1.2亿人到12亿人用水紧张。2025年,印度人均可用水从目前1900立方米下降到1000立方米。2050年,南亚某些地方粮食产量下降30%。霍乱和疟疾发病率上升。

非洲。所受打击最为严重。截至2080年,将有8000万到2亿人食不果腹。霍乱、脑膜炎、登革热传染范围和严重程度都将增加。

欧洲。地中海国家严重干旱。高纬度国家出现洪水泛滥和恶劣天气等灾害。地中海地区水力发电量下降20%-50%。大部分植物群落受到危害或濒临灭绝。

美洲。普遍出现更为严重的饮水问题,高温、风暴、传染病和城市烟雾将引发各种健康风险。北美热带风暴和热浪灾害严重程度将上升。南美将有多个物种灭绝并引发灾荒。

大洋洲。物种灭绝风险增加。澳大利亚饮水问题更加严重。

生态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资本主义制造的全球性质的各种危机,同时压向人类。一种危机已经足以使人类陷入灭顶之灾,现在多种危机携手袭来,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存秩序内,一次一次的沮丧之后,对生态问题的解决甚或仅仅是缓解,还能够抱有多少希望呢?

2009年12月7日,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前,被吹嘘为神乎其神的“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

人们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

会前已经有多国密集地发布减排声明,以图争取主动权。英国《卫报》统计,会议开幕这一天,45个国家的56家报纸,发表了同样议题的社论。西方媒体的宣传,夹杂着政治和商业考虑的作秀味道,什么话都说得很过分,称之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会议”、“改变地球命运的会议”。英国《独立报》模仿北京奥运会的句式,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长德布尔说,“在17年的气候谈判中,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国家,一起作出如此多的坚定承诺”。193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政府代表团,包括联合国观察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的4万名之多的出席者,119位国家领导人和国际机构负责人,相当一些主要经济体和排放国领导人到场。放眼望去,熙熙攘攘,都是允诺的大话和期待的目光,使会议召开之前,就渲染出一种热闹非凡的气氛。

品尝过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的苦涩,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已经不知道该相信什么。第三世界此前没有得到的东西,可能在这次峰会得到吗?西方此前没有做到的事情,可能在这次峰会做到吗?已经有无数事实证明,西方当局的许诺不可信,第三世界当局的亦步亦趋也不可信。哥本哈根会议之后的全球冰雪和地震灾害又提供新的事实:科学家也未必可信。前引那份作为哥本哈根会议“科学基准”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的评估报告,建立在全球变暖的前提上。现在全球却被刺骨的寒冷所劫持,冻得瑟瑟发抖。科学家解释说,这是全球变暖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的波折”。那么好,科学昌明如今日,科学家何以低能到不曾事先预测和警告,减少这种“正常的波折”中灾害突然来临时的损失呢?

还是回到哥本哈根。

此前峰会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还在增加新的问题。此前峰会作出的承诺,一个也没有兑现,而且西方还在持续退缩。不管有多少关于鲜花美酒的废话宣传,哥本哈根面临的局势,不会是问题的解决,而只能是疮疤的揭开,不会是“双赢”,而只能是争吵。

美国一家有点名气的环保网站GRIST,作出一种有点敏感的预测:会议最大的紧张,将是富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立。富国要豪华飞机和私人汽艇、开阔的高尔夫球场、室外和室内游泳池、每个街区的24小时快餐连锁店和星巴克。穷国会说:你们这些人靠烧煤炭200年富起来,现在想要我们放弃24小时供电,凭什么!

大亨开着豪华车,在飞卷的尾气里扔出强迫穷人减排的指令。回答这种指令的,将不再是遵命和腹诽。

《印度时报》说,应该记住,过去几百年,工业化国家把二氧化碳排放到太空,他们的增长形成历史债务,就像不得不还的金融债务一样,发展中国家应该得到补偿。在2009年10月间的第7届全球可持续发展论坛上,非洲国家提出650亿美元的赔偿数额,并要求西方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2020年比1990年下降至少40%。[36]西方照例不会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如果气候变暖,谁将埋单?》,就说西方此类援助资金只能维持在最低水平。它的网站宣传,气候变化是一种自然发生的全球变化,第三世界国家提出赔偿要求,是一种“全球讹诈”。

在催人入眠的小夜曲的温柔里,已经闪烁着火星和冒出硝烟。

第三世界成为垃圾场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延续西方发达国家同第三世界之间在生态和环境问题上的矛盾,成为一次比较集中的爆发。它贯穿会议的始终,决定性地影响着会议议程和几乎每个主要环节。在现存世界秩序的范围内,几百年积累的矛盾不会靠一次或几次会议得到解决;挑开了,私下交易和外交辞令暂且摆在一边,相当规模地争吵一通,继续积累和逐步走向激化就是了。

西方工业国的产生、发展和发达,从一开始就基于对人的剥夺和对自然的剥夺这样两个支点。起初是在几个国家,后来则扩大为一些地区,然后是20世纪末以来,裹挟着新自由主义的旋风和美国的军事霸权蔓延全球。在西方发达世界内部,多少还可以看到温文尔雅、真真假假的绅士风度。在第三世界即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边缘,这种风度往往荡然无存,被一览无余的欺诈、贪婪、残暴、野蛮所取代。

对自然的掠夺,在拉美留下废弃的矿井、干枯的河流、荒芜的耕地、砍伐殆尽的雨林和流血的土地,在非洲留下战乱、灾荒、饥饿、疾病和遍地尸骨。在揭露与此相关的“战胜者讲述的历史”即“被官方历史掩盖和篡改的历史”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两部著作,具有经典的价值。[37]

一部是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切开的血管》。它被引入中国出版的,已经是1984年的第38版。那里举出玻利维亚的波托西,一座丰饶而美丽的山峰,曾经用白银养活欧洲和造就一座闻名世界的、最富有的城市。一切闪光的东西都消失了,留下的是800万具印第安人的尸骨,还有“哭泣过的山”、失业、废石堆和旧巷道。一位当地的老人说:“这个城市给予世界的东西曾经是最多的,但是现在它拥有的东西却最少。”

另一部是英国记者保罗·哈里森的《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作者遍游23个第三世界国家,第一次全景式地揭露了西方对第三世界生态和环境的破坏,把这种破坏摆在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骄阳肆虐:热带的厄运”、“非洲的生态灾难”、“拉丁美洲:生死攸关的土地”,成为这部著作的独立章节。

2009年10月26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照片——世代居住在索马里南部的亚当·阿布迪·易卜拉欣,怀抱两岁的孩子,从家乡逃进肯尼亚一处拥挤不堪的难民营,成为他所在部落第一个离乡背井的人。报道说,他出走的原因是干旱,“我想做难民”。当时全球由于气候恶化被迫离开家乡的难民有1000万人,有一种预测说,2050年将达到2500万人。

德国有杂志刊文,对有关非洲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三本著作进行评论。三本著作,作者分别是英国人和德国人,都认为非洲对全球生态灾难责任最小而受害最大:“首先,气候灾难摧毁着基础设施。其次,气候变化影响着农业以及多数非洲人的生存基础。”争论发生在别的方面:“有人预计这些资源的短缺将尤其在贫穷的国家导致冲突,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至关重要的并非资源的短缺,而是它的分配。”[38]

我们无法判断,是那些英国或者德国教授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把问题说清楚,还是评论文不对题。

在非洲,资本的进入和扩张导致资源短缺,同样是资本的进入和扩张,也导致资源分配方面的种种问题。资源短缺的非洲,曾经是资源丰富的大陆。在自己的土地上享受自然赐予的非洲人,即使前资本主义存在资源分配的问题,也并没有如今天这样,为此发生无休止的灾荒和战乱,以致使一个大洲,永远断绝进入良性循环链条的道路。离开资本统治的历史和现实,争论到底是资源的短缺还是资源的分配成为引发非洲冲突的原因,充其量不过在隔靴搔痒罢了。

美国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用现代化战争技术屠戮平民,同时制造严重的污染和生态危机,山河为之变色,畸形儿、癌症、白血病患者显著增加。《美国公共卫生杂志》2010年2月号载文承认,1993年到2007年的15年间,伊拉克巴士拉15岁以下儿童的白血病发病率,从每10万例中的3例,增加到8.5例,为邻国科威特的4倍以上。

西方征剿和抢夺殖民地的战争,跨国公司的活动,制造了第三世界的山河破碎和畸形存在,形成阻碍第三世界健康发展的现代世界秩序。在保罗·哈里森的著作里,北美和西欧控制着世界矿物燃料进口总量的2/3,金属矿产和钢铁的3/4,有色金属与非金属矿产的4/5。1970年,第三世界生产世界各类矿产的30%,自己消耗6%,4/5出口到西方。1975年,北美和西欧所耗能源超过世界总消耗量的一半。这年的计算显示,美洲人均消耗能源相当于813公斤煤、亚洲545公斤、非洲395公斤,美国为11000公斤,欧洲4000公斤。

也是那个70年代,美国总统福特签署一份文件——美国国家安全备忘录200号,提出美国应该通过各种方式限制第三世界工业化和人口增长,避免其由于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同时要求“美国必须隐瞒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自然资源的真实意图,应让人们觉得美国的计划不是自私的而是利他的,否则有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弹”。

一切都在继续。“限制第三世界工业化和人口增长”在继续。“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自然资源”在继续。“隐瞒”也在继续。岂但在继续,其实是在以更糟糕的方式继续。

第三世界的资源仍然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方。想拿走的拿走了,想留下的留下了。美国国家安全备忘录200号制造的第三世界的灾难,在不断增加新成员。一个是从西方迁来高污染、高耗能和没有发展前途的夕阳工业,另一个是从西方运来他们的工业废料和生活废料。一片痴情,迎上去“接轨”吗?接上的是一个第三世界成为全球垃圾场的“轨”。

西方发达国家的穷人居住区,也成为第三世界一样的垃圾场。在纽约,他们那个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高擎12米的火炬。不远的一个垃圾填埋场占地890公顷,每天接受20个驳车、每车650吨垃圾,垃圾堆最高的超出自由女神火炬25米。

大量欧美地区的垃圾被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运往第三世界国家。

2006年英国数据显示,其国内垃圾处理率只有18%,其他垃圾被运到第三世界。科特迪瓦政府宣布,这一年,来自西方的500吨毒垃圾,倾倒在它的港口城市阿比让,导致17人死亡、10万人健康受损。2012年2月10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巴塞尔公约”秘书处发布对西非5个国家电子电器垃圾问题追踪两年的调查报告,说2009年加纳进口电子电器设备中70%是旧货,一半为电子垃圾;尼日利亚2010年进口的电子电器旧货中,85%来自欧洲。2009年,巴西圣保罗发现的一批英国垃圾中,有使用过的医疗注射器、污渍斑驳的血袋、废弃马桶垫和臭气熏天的尿片。印度是世界最大的电子垃圾场之一。英国的《金融时报》,曾提供这样一幅印度大城市的现代风俗画:现代摩天大楼的周边,是如山的垃圾和在黑色塑料之间翻找残羹剩饭的瘦得像山羊一样的人们。在印度尼西亚,官方承认的国外垃圾沿海非法入境点在2000处以上。菲律宾奎松市的垃圾堆高达20米,附近居民5万人靠捡废品求生,垃圾堆在2000年7月的一场暴雨中倒塌,活埋200多人,使500多户人家无家可归。马尼拉垃圾围城,2009年9月遭遇“凯萨娜”超级台风,垃圾堵塞水道,数百人死亡。

欧洲垃圾出口,一半由荷兰鹿特丹港出发运到第三世界国家。2005年3月在鹿特丹截获一艘前往中国的英国货船,其中54个集装箱,装满各种生活垃圾。英国每年运往中国190万吨垃圾。印度媒体载文,说按重量计算,美国对中国出口最多的,是垃圾。美国媒体也报道,2004-2008年间,美国向中国出口额翻了一番以上,从347亿美元增加到715亿美元。其中“传统三大项”为电子元件、油菜子和粮食,而增幅最快、已经成为第一出口项目的,是垃圾。2000-2008年,中国进口美国垃圾暴增916%。[39]

哥本哈根会议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气候。垃圾同样是造成气候发生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变化的原因之一。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内部,富人制造垃圾而穷人被垃圾淹没。在全球,富国制造垃圾而穷国被垃圾淹没。灾难首先吞噬着穷人和穷国。一个集中的结果,就是气候。哥本哈根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德国观察”公布的一份《全球气候风险指数》,说“贫困国家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1990-2008年间,受极端天气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依次是:孟加拉国、缅甸、洪都拉斯、越南、尼加拉瓜、海地、印度、多米尼加、菲律宾、中国。[40]

垃圾问题,气候问题,以及整个地球的环境生态问题,是目前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必然产物,是深陷资本主义全球秩序永远找不到出路的问题。这种秩序不断地制造问题,每一次解决问题的步骤,都不过在徒然深化旧问题和增加新问题。在西方国家,垃圾处理厂的选址往往涉及政客的得票和丢票。在全球,用垃圾淹没第三世界,已经在引发无法遏止的愤怒和抗议。2006年8月,科特迪瓦阿比让人民对进口洋垃圾的回答,就是几乎乱拳打死批准进口的运输部部长科贝宁。

碳经济

哥本哈根会议没有解决碳排放控制问题,也没有解决西方工业国家对第三世界环境破坏的赔偿和改善环境的技术援助问题。大会吵翻天,可以勉强算作成果的,充其量只有一纸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只是间接地成就了西方鼓噪起来的碳经济和奥巴马的“能源新政”。

西方推出的“碳经济”——碳污染减排方案、排放权交易、碳市场、碳补偿方案、碳货币、碳关税,时尚名词,深不可测而阴险狡诈,意味着西方在全球发动的争夺新兴产业主导权的战争成为推动全球自杀的战争。战争开始已非一日,第一位的对象正是第三世界。

自20世纪80年代起,地球变冷的学说被变暖的学说挤到后面,“暖派”大胜。1988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一次演讲中,把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当做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位高扬劫掠人类财富的新自由主义旗帜的铁娘子,忽然关心起全球变暖问题,不能不令人惊异和疑窦顿生。同样令人惊异和疑窦顿生的是,美国副总统戈尔成为全球环保泰斗。他竞选总统失败,2006年拍摄《不可忽视的真相》,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2007年又因为宣传温室效应对人类的危害而获诺贝尔和平奖。媒体很快披露,他的一处豪宅,每天耗电量是普通家庭的20倍以上。作为“碳经济”的实践者,他大力投资所谓绿色产业,本人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碳亿万富翁”。

1988年,主要来自撒切尔夫人及其战友们的策动,联合国成立了一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人们寄极大希望于这个组织,但愿它在气候问题上采取公正的、科学的态度。但是连它,也不光彩地卷入到碳经济,和金钱蜜月共度相依为命了。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1月31日载文,说这个专门委员会的主席帕乔里的研究所,和一些企业有金融利益关联,他的家里拥有5辆汽车。

从2005年起,全球碳市场规模大体每年翻一番,2008年规模达126亿美元。当时已经有一种预测,它将成为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容量在10年内媲美信用衍生品市场。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全球碳交易市场2009年总额1260美元,2012年将达到1500亿美元的规模,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

2009年4月15日,法国总统萨科齐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联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呼吁在欧盟边界设立碳关税。6月,美国通过一个《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哥本哈根会议在为别的事情大动肝火、争论不休的时候,出于并不说出的原因,唯独放过了这个法案,不曾传出任何质疑的声音。这个法案,正是保证美国成为世界碳关税收费站和新能源中心。奥巴马正在借助碳经济实现其“能源新政”,从资本主义衰退和世界经济危机中,拯救美国的全球霸业。哥本哈根会议,带有认可西方此前行动和促进它继续如此行动的性质。

澳大利亚一篇《哥本哈根——富裕国家在推动全球自杀的协定》[41],解释这个“碳经济”。

——“碳污染减排方案”在为包括污染企业在内的资本家争取利润,资金没有用于拯救生病的地球,而是“浪费在那些导致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企业上”。

——“排放权交易”。英国《地球之友》2009年11月公布的研究报告《危险的痴迷》谈到欧盟,排放权交易计划涵盖的行业的排放量没有下降,在2005-2007年以每年1%的速度增加,仅仅因为经济危机而在2008年有所下降。

——“碳补偿”。《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CDM)允许西方公司和政府通过资助第三世界国家的项目,作为其“减排”目标的一部分。这种碳补偿成为虚构的商品。在这种机制内,印度按照西方标准新建化石燃料电站,“复制和锁定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西方发展路径”。这一机制鼓励第三世界国家新建冷剂厂。这种冷剂厂的副产品除破坏力巨大的温室气体,还有工业废料。印度一家公司花费22万美元引进相关设备,污染了附近的水源,使附近居民呼吸困难,50%的庄稼毁于化学品。

1997年《京都议定书》以来,西方一些企业,即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展二氧化碳减排合作。所谓合作,就是由于议定书规定第三世界国家在一定时期不承担减排义务,于是被鼓励用二氧化碳减排额度,向发达国家购买环保技术和设备。用每吨几美元的价格购买的碳排放权,被转手用数倍的价格在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出卖,而且由此形成产业标准和技术垄断,使第三世界国家长期受制于人。

这让人想起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他关于所谓“新经济”的见解。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此论“新经济”:“盛行于二十世纪后半期的金融创新、放松监管和花样百出的金融工程,被认为能够更好地管理金融系统的风险,带来巨大的财富,让所有人享受到繁荣与富庶,然而2008年这场危机让经济学家们描绘的美好蓝图破灭了。”[42]

人类尚未走出危机,而导致危机的怪影,却改换行头,身着“碳”油彩,照样标榜着“带来巨大的财富,让所有人享受到繁荣与富庶”,再次登堂入室了。

碳经济也属于斯蒂格利茨所说的“新经济”。一如其他在金融领域转让的期货,碳交易不过是通过各种金融衍生工具运行的虚拟资本的交易。世界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是怎样保证社会在同自然的协调中可持续地发展。第三世界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是怎样保证自己的人民主宰自己的山河、资源以及自己和后代们的生存条件。现在的事实是,离开这些迫切问题的认真研究和解决越来越远,只是忙于摆弄碳经济的魔术棒,造出污染权自由买卖的碳交易市场。对于第三世界,这是一种“卖碳翁”的新身份和陷阱密布的大泡沫。对于西方金融资本垄断集团,这是一块大肥肉。西方由此将继续控制,甚至更严密地控制第三世界:这是血淋淋的事实而绝非泡沫。

其实已经足够。但是紧随其后,又来了“科学”。

先是传来气候研究被操纵的消息。这不奇怪。官儿不可信,政府不可信,法律不可信,警察不可信,媒体不可信,教授院士不可信,亲娘老子不可信,老婆孩子不可信。我们生活的时代,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不被操纵、最终操纵权集中于资本,为此终年制造、传播、迷惘于各种谎言,不间断地用新谎言代替旧谎言的时代。

哥本哈根会议之前,有人对似乎已成定论的世界变暖之说提出异议。法国地质学家克洛德·阿莱格尔2006年发表于法国《快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就称气候是否变暖仍然属于未知的领域,而且不一定由人类活动所引起,倒是生态问题成为某些人赚钱的工具这一状况值得警惕。后来他又出版《气候的骗局或是虚假的生态》,指气候变暖之说为“伪命题”,直接批评此前颇具权威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此说一出,舆论哗然。2010年4月1日,法国十多家著名研究机构的400多位气候学家发表公开信,对他进行严厉驳斥。

这里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生态问题成为赚钱工具。岂止赚钱工具,而且是西方权势集团盘剥压榨自己人民和第三世界的工具,而且是继续制造第三世界乃至整个地球环境破坏、生态恶化的工具。这是世界绝大多数人生存条件的问题。可惜争论一方涉及问题却擦边而去,另一方,400名家阵容浩荡,则干脆置若罔闻。

第二,地球变暖之说是不是伪命题。地球变暖了,变冷了,总之在变。这种变,有待于科学家们抛弃私利和门户之见,继续进行研究,在平等讨论中逐渐接近真相。这里用得上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敏感的问题在于,这种变和人类活动的关系——和哪一种人类的哪一种活动的关系。400人的一派力主变暖、认为这同人类活动有关。质疑者认为,“人类活动尚不足以影响地球气候环境变化”——那么好,人类在生态、气候、环境问题上的忧虑皆成庸人自扰,为此进行的任何努力和奋斗一概毫无意义。在既成的资本主义秩序的范围里,会不会导致一种更加不可收拾的局面,由此论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顶层压榨下层、中心盘剥外围的可持续性呢?富人们放马由缰、随意挥霍,继续纸醉金迷吧,穷人们照旧在废弃的矿井边饮用污浊的河水等死吧,别无选择!

但是天公不作美,大自然似乎有意安排。哥本哈根会议闭幕不久,即有冰岛火山爆发,火山灰使欧洲上空成为死空间,并且影响到遥远的亚洲,一时空中交通为之断绝。一些专家称,冰岛火山碳排放与欧洲中小国家等量。英国文章认为,正是全球变暖,增加欧洲天空的阻塞事件。[43]在这种成千万人不得不放弃或改变外出行程的悲剧中,人类活动的作用无法逃遁。

人类活动尚不足以影响地球气候环境变化吗?让玻利维亚波托西废墟的800万具印第安人的尸骨告诉你吧,让墨西哥、里约热内卢及是孟买贫民窟里守着污水的奄奄一息的老人和孩子们告诉你吧,让矿区烟尘中用生命换取妻女生活费用的矿工告诉你吧,让失去青山绿水的家园、不得不在垃圾堆里挣扎的随便什么人告诉你吧。

当撒切尔夫人宣传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成为人类面临重大挑战的时候,她所说的人类活动,指第三世界人民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资源摆脱贫困的活动。当一些人宣传人类活动尚不足以影响地球气候环境变化的时候,又成为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最新赞歌和这一制度天然合理的最新证据了。

我们看到的,是科学沦为资本仆役的最新案例。——庄严神圣的科学,在这里走向反科学。

冒出一种浑浑噩噩的乐观:有人宣传,西方总是诬称中国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相比而言,目前科学界的这种争论对中国比较有利。

谓之浑浑噩噩,是因为只能用事实,而不能用“人类活动尚不足以”之类回答西方对中国的诬陷,不能一味把不幸诿过于老天爷。用假科学的旋律跟着高唱这种“尚不足以”的资本主义赞歌,用它来回应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造自然新陈代谢断裂的理论,用它来参加世界历史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未免可悲。

科学是对客观规律的发现,尚且被塞进这种污浊政治的私货,技术——作为客观规律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手段的发明,则尤其成为理论混乱的广袤天国。比如一个螺丝,姓社还是姓资?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其实和直接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样无知。但是螺丝的原料、设计、制造、运输、销售和使用,没有一个环节可以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即便一个螺丝,用于轰炸阿富汗老百姓婚礼的美国作战飞机,和用于抢救受难矿工的手术台,显然有天壤之别。

对第三世界的技术援助吗?西方国家已经掌握环境生态问题上的若干重要技术,包括碳捕捉技术。然而作为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技术的进步往往不仅归结为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归结为掠夺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技巧的进步,被用于扩张碳市场和充盈资本家的钱柜,不会用于援助第三世界。西方对第三世界进行技术援助的合理性,在于西方对过去不光彩历史的赎罪和对受害者的补偿。现在不然,只是作为一种资本输出的途径罢了。因此,它一方面意味着新的利润手段,另一方面“意味着污染的出口以及危险性产品的出口——既有生产资料的因素,又有消费资料的因素。从北部国家转移到南部国家的不仅仅是资本和技术,而且还有一连串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44]。

1992年,美国空军、陆军和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局,开始资助研究“改变气候模式”的技术。西班牙报纸揭露,这种技术,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改变外部气候,可以破坏全球农业和生态系统”,“它的能力范围包括制造洪水、飓风、干旱和地震等”。[45]

2003年10月,美国全球商业网络咨询公司(GBN),在其网站发布《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这也是美国国防部出资委托的项目。该报告预测:“中国南部地区在2010年前后将发生持续整整10年的特大干旱。2010年以后,中国北方水患不断,南方一片干旱。”[46]

有人猜测,2008年中国四川地震、新近海地地震和中国西南地区的干旱,同美国使用气候战技术有关,或许并非完全属于空穴来风。无论如何,美国已经为军事目的掌握气候战技术,已经使用这种技术于他们认为同“美国国家安全”有关的领域,应该不是妄言。

技术只有在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时候,才获得进步的性质。而资本和技术的结合、技术屈从于资本,只导致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就是毁灭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和劳动者。

气候问题之进入国际政治领域,不是谁的话语权选择的结果——比如只是一种载体,可以选择气候,也可以选择比如公共卫生、食品安全、贫困问题,等等——而是事情本身的性质使然。它昭示人们这样的事实:这里有着不同社会力量权力和利益争夺的尖锐对立。在第一个层次,看到环境、生态的恶化或是改善。在第二个层次,看到一方赚钱了,另一方成为赚钱的条件和对象。在第三个层次,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这不是一个直接等同于政治的领域,尤其不是一个和政治无关的领域。

第三世界走向团结

里约热内卢会议提出“共同但又区别的责任”,第一次把环境生态问题作为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确立为大规模高规格国际会议的经常性议题。京都会议,14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通过《京都议定书》,相比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鼓励西方国家减排,变为强制减排,具有法律效力,是一种进步。接着的巴厘岛会议通过巴厘路线图,要求在长期合作行动中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

从里约热内卢起步,世界各国为解决环境生态问题走出的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纠缠着多种复杂的利益关系,敌而友,友而敌,分分合合,曲曲折折,旧问题没有解决,还不断出现新问题。但是在总体上显示出的,是利益关系两极化、阵营两极化的趋向,贯穿着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斗争。全球环境生态在现存世界秩序中持续恶化的事实,第三世界——其中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困地区、低收入人群、有色人群和移民——的不间断斗争,形成强大的国际压力。如果没有这样的压力,利令智昏、数百年目空一切的西方权势集团,不会走到谈判桌前。

人们看到,一方面,西方内部的利益冲突在扩大;另一方面,在对付第三世界的时候,他们又总是结成压迫者的同盟。第三世界内部也存在矛盾,然而历史却使他们日益认识到团结的意义。进步不是来自西方的恩赐,而是斗争的结果。然而在这样的世界秩序范围内,问题一次一次提出,进步却往往具有表面的或局部的性质而始终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西方完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诚意。他们的原则是,要么硬顶,要么软磨,要么欺骗,要么把暂时似乎有所退让的协议改变为攫取和洗劫的新机遇,不会听任任何漂亮的协议捆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手脚。

美国2004年比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16%,压根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从1990年到2007年,西方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10%以上。英国《地球之友》2009年11月公布的《危险的痴迷》写道,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5%,却制造了全球3/4的历史排放量。美国人均排放量超过中国的4倍,是印度的20倍。

巴厘岛会议期间,人们对美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只是要求美国“不要挡道”。奥巴马声称,美国不会加入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美国还以“环境整体性”的理由,提出打破气候问题上的“柏林墙”。西方力主取消《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欧盟则提出种种先决条件。但是那次会议的最后时刻,美国还是被迫收回了反对巴厘路线图的立场。如果说哥本哈根会议和后来的一系列会议,第三世界走向团结和力量显示越来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话,那么这也使西方进一步明确,他们的对手在哪里。于是2010年10月,在天津举行的第4次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美国就带头鼓噪“参与国太多,阻碍谈判进程”,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试图剥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发言权,分裂瓦解第三世界的共同立场。

这年11月有墨西哥的坎昆会议。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组成所谓“伞形集团”,会前即密谋扼杀《京都议定书》。他们再次落空。然后是拟议中将讨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程序问题的2011年德班会议。比较一下里约热内卢会议很有味道:当时西方主要国家首脑人物纷纷到会和竞相出风头,这次会议却可以说踪影全无。这不是西方示弱、从他们原有立场倒退的证明,他们想怎么干还会怎么干,然而看得出来,西方当局的自信在掉价了。他们已经不再认为可以在国际会议上继续压服第三世界,或者有效施展分裂瓦解第三世界的阴谋了。

在德班会议上,早已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美国,宣布将把“说‘不’进行到底,不加入有约束力的协议”。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重提废除《京都议定书》。然而会议仍然在日本、加拿大拒绝签字的情况下,194个与会方通过决议,同意从2013年起,延长5年议定书的法律效力。

西方的阻挠,使德班会议未能完成巴厘路线图谈判。正如绿色和平国际执行总干事库米奈所说:“美国等气候谈判的阻挠者已经成功地为自己保留了一扇‘后门’。如果此门不被堵上,美国可能将我们急需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无限期拖延下去。这对于人类赖以共同生存的地球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这不是一次尽如人意的会议。第三世界没有实现全部要求。目前国际秩序下,也不能想象开出令世界大多数人满意的会议,开出实现第三世界全部要求的会议。但是一向感觉自己在天上发号施令、说一不二的西方权势集团,却已觉窝囊。搞鬼照旧,阴谋继续,然而派来的几个虾兵蟹将,似乎也在对自己一手遮天主导全部会议进程的能力,多少失去了自信。

德班成为西方自私的展览场地。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大国,2009年清洁能源投资346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9%。美国同年清洁能源投资186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3%,已经失去道德高地。中国在德班大放光彩。一家日本报纸说:“借用毛泽东的游击理论,中国在温室气体问题上已走出后退和持久战阶段,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47]可以感谢它的善意,却只能说:过奖了。中国仗义执言,成为会议明星,每有声音,都吸引世界竖起耳朵倾听,每一句话都占据媒体新闻的头条和引发各方的分析评论。中国代表团团长坦率地对西方国家拒不履行各项承诺提出批评: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言。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已经做了。你们还没有做到。

英国一家媒体也不客气,说西方国家控制主导权的地球首脑会议“注定失败”[48]。走向德班的气候之路,是西方发达国家失去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内部矛盾深化的路,是第三世界走向团结和在解决重大全球问题上日益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道路。

终审判决

一切涉及环境、气候、生态的问题,都属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

自然按照它自己的规律生生息息。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创造人,人也改变自然。人不是自然及其变化的消极的承担者,也不是自然的奴役者和盘剥者。自然资源无论作为生活资料或是作为劳动资料,它自身,它和人之间,都存在一种通过物质、能量、信息变换以维持生命过程的关系。这里的人不是孤立的和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人的社会、人的世界。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具体的;于是在资本主义时代,问题不能不归结为资本和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两个方面:把自然作为奴役和盘剥的对象,同时把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人的劳动力也是自然的力量——作为奴役和盘剥的对象。

人类同自然的关系,由前资本主义的原始共生的阶段,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对自然寄生的阶段。

人在自然的规律中生存和生活,向自然索取,同时也给予自然。人类对自然规律尊重,以保障自然按照自己规律运转作为给予自然的尺度,自然资源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然而面对疯狂盗贼般贪得无厌的资本,自然资源的丰富性、无限性和固有的生命运转能力正在处于销蚀中。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作为私有财产、作为资本、作为利润来源,沦为供资本奴役和盘剥的似乎无穷无尽的免费礼物。人所消费的自然的组成部分,不能作为自然按照自己规律正常循环的有机部分回到自然,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人一方面不能预测和抵御自然对人疯狂掠夺的报复,另一方面在追逐利润的断头台上丧失数千年在劳动中积累起来的辩证思维的能力。正像形成越来越多的绝对意义上的废物和垃圾,这些废物和垃圾也在按照物质不灭的规律转化为穷人的生活环境甚至穷人的身体,让他们用自己的贫困、战乱、疾病和缩短寿命,来滋养富人的安宁、奢侈、健康和长寿。

自然界的存在,对人而言,本来没有绝对的有害或者绝对的有利。在一定条件下,害于此而利于彼,反之亦然。雷电交加,暴雨倾盆,送来丰沛的水,成灾则房倒屋塌、人畜溺亡。春花烂漫,农作物生气蓬勃,害虫一道生长。二氧化碳过量排放对人类生存造成负面影响,但是二氧化碳也属于制造肥料的原料。现在缺少的,主要不是实现这种变害为利的技术,而是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归资本所有和利用,于是不仅成为压榨盘剥人的手段,同时成为压榨盘剥自然、造成更大破坏的手段。

在人和自然这对矛盾中,人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就人而言,资本,无论对雇佣劳动者的奴役和盘剥,还是对自然的奴役和盘剥,都在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视贪婪和私欲为生命的人类少数数百年来对环境和生态进行破坏,他们用技术手段包括号称解决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手段造成更大的破坏,正在走向无可挽回的极端状态。

马克思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49]

被吹嘘为现代化目标的城市化如何呢?“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50]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的判断,已经为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全部历史所证明,并且成为认识今天世界历史走向的科学方法论的原则。

资本在继续自己的压榨和盘剥,被生活唤醒的人却越来越多。

1997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出版《自然的理由》,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理论,揭示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即它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是在地球的环境方面,都在日益暴露出无法掩饰的不可持续性,失去存在的依据。资本的积累和扩张及其全球性的不平衡发展,对人的压迫和盘剥走到极限,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也走到极限,导致自然修复能力的消耗与衰竭,使这种消耗和衰竭成为不可逆转的过程。

美国学者约翰·H.福斯特,在《每月评论》2010年1月号发表《为什么要进行生态革命?》,引述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主任、著名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的话,把我们这个世界持续恶化的生态状况,称为“通过放大反馈加剧形成的引爆点”。2009年9月,这位学者因为反对破坏环境而遭当局逮捕。福斯特认为,世界面临经济帝国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的现实,“生态革命时代的主要历史代表和发起人,要从极可能最早被即将来临的灾难所打击的第三世界群众中寻找”。

社会主义具有了新的意义,被赋予社会革命和生态革命的双重使命。世界看到比如古巴农业的代谢恢复。美国刊物载文,分析这种代谢恢复的两重含义:一个是调节人与自然的交换特别是养分循环;另一个是调节社会代谢,把土地和土地的管理、经营和产品分配交给土地上的劳动者。古巴农业正在从苏联解体和美国制裁的灾难中得到恢复。文章把古巴的探索称为“可持续农业的典范”[51]。

主张“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发言说,比较所谓:“生活得更好”和“生活得好”:“生活得更好就是去剥削人类,就是抢劫自然资源,就是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承诺中,没有团结和互助,没有互惠。因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正在尝试思考其他生活方式,而且是生活得好而不是更好的原因。生活得更好总是以某些他人为代价。生活得更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

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人的《生态裂痕:资本主义对地球发动的战争》一书认为,未来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可行的社会制度。一篇评论该书的美国杂志文章写道:“几百年来,资本主义一直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它将带领我们走向人间天堂。现实却是,地球越来越不适合我们生存,而且冒着被毁灭的危险。我们不知道实现全球社会主义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无法继续维持下去。”[52]

历史和现实把资本主义这一全球生态危机的制造者,送上了被告席。受到最大伤害的人们,成为最严厉的审判官。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范围内绞尽脑汁,由此产生的任何方案,结论终究是没有出路。这是一种历史的终审判决。

在哥本哈根会议的会场之外,聚集着十数万示威游行的人们。他们不信任会议的讨价还价会有什么结果,高呼着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口号。民间组织在同一城市举行自己的“人民气候大会”,通过《制度改造——不是气候变化》的宣言,拒绝目前世界秩序下的市场主导和科技为中心的解决方案,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人民气候大会拒绝纯粹市场主导、以科技为中心的,结果却是深化剥削和加剧环境灾难的解决方案。人民气候大会的宣言,被称为《制度改造——不是气候变化》。2010年4月,又有在玻利维亚召开的“世界人民气候变化大会”,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万名代表出席。大会提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破坏性的发展模式”。

随着人类和地球陷入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它所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随着危机的日益加剧,拯救人类、拯救地球的历史任务,以从未有过的紧迫性提上日程;它的目标不能不归结为最终埋葬资本主义体系,唯一的推动者是人民运动。

在资本主义对地球发动的全面战争中,资本主义的反人类、反生态性质,正在由其历史进程显现在世界面前。资本主义是人类绝大多数的压迫者,同时是自然的压迫者。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成为同一过程。这一过程的症结,在于人类的绝大多数从历史运动的客体转化为主体,在于最终埋葬资本主导的世界秩序。

人类从现存世界秩序下的解放,既是人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解放。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战胜这种压迫造就的双重危机的,只能是双重解放。解放的旗帜,将从现存世界秩序的最大受害者那里,从失去苦难之外再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的人们那里,飘向全世界。

德班的事业在继续和扩大。2012年1月23日,在7万名来自世界各地——最新的参加者为西班牙“愤怒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人们和智利学生运动代表——的欢呼声中,新一届世界社会论坛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开幕。它从开创以来,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本届论坛的口号为“资本主义危机、社会和环境危机”。论坛的一份声明说,本次论坛的议程之一,将是准备6月间举行一次“人民峰会”,“以便让那些抵制打着环保旗号进行掠夺性开发的人有话语权”。

2012年5月,智利一家网站报道,2012年6月21-22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及“里约+20”峰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届时还将举行“里约+20争取社会和环境正义峰会”。已经有来自世界65个国家的2.3万人报名参加这个峰会。峰会的组织者认为,转基因作物、农业有毒物质、生物颜料、纳米技术、合成生物学、人造技术、地理工程学和核能都被视作突破自然的局限和多重危机的技术解决方式,但是导致这些问题的真正原因却没有得到正视。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正在以新的统治方式应对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并指出这种危机导致了饥饿、营养不良、森林减少、生物和社会文化多样性降低、化学污染、饮用水短缺、土壤荒漠化、海水酸化、土地囤积、城市和农村生活商品化。[53]

我们手中没有预言未来的水晶球。然而世界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就是魔鬼的每一次跳跃,都无法挣脱衰退和崩溃的噩梦,都在打造和加重自己项上的枷锁。任何历史创造活动,都只能从脚下起步。资本主义吞噬人类、毁灭地球的新的危机,展示开来的,正是人民历史创造活动的新的沃土。

第五节 经济复苏和失业

在美国官方关于危机过去、经济复苏的宣传中,失业问题未见实质性好转。在国际垄断资本的俱乐部里,一个银行家,一个军事工业和军火商,钱包都鼓起来了;这成为世界主流判断经济形势的风向标,而且是第一位的甚至唯一的风向标。第三世界的出路一如漆黑漫长的隧道。最沉重的打击落在第三世界。失业问题成为目前经济危机阶段的主要问题。世界经济为此仍然处于垂危状态。

美国劳工节的沮丧消息

大体上自2009年8月以来,仿佛指挥棒划出一道弧线,西方主流媒体关于本次世界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中经济萎缩、衰退和美国模式走向崩溃的热热闹闹的议论,渐次弱化,关于危机触底、反弹、止跌回升、复苏甚至走出危机和开始增长的宣传,调门提高。但是失业问题和下层民众的贫困问题,却始终是这种欢快旋律中抹不去的低沉晦涩的音符,组成一个不愿涉及却又躲避不开的乐段。

白宫2009年8月6日郑重宣布,美国经济“拐点开始呈现”。7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非农业部门就业岗位7月份减少24.7万个,失业率从6月份的9.5%降到9.4%。根据这个其实没有多少意义的0.1%,奥巴马信心十足,“在我们将经济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同时,我们也开始为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基础”。到9月15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出文章,引述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讲话,宣布“从技术角度说,衰退很可能已经结束”。

这种拐点、衰退结束和所谓经济增长的新的基础,可以恰如其分地用之于银行家、资本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的钱柜。普通劳动者的灾难没有过去。保证资本收益的颂歌,从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结束和为新增长奠定基础的欢乐乐曲中流淌出来。然而几乎是同时,就传来美国人口普查局收入、贫困和医疗保险覆盖率年度报告“令人沮丧”的消息。[54]伴随资本庆贺的欢快鼓点的,是劳动者的呻吟和绝望。

9月7日是美国劳工节。和奥巴马的男高音同时响彻天空的,是美国工会组织的一项调查报告:美国失业率从7月的9.4%,再次上升到8月的9.7%,达到26年来的最高水平。此外还有所谓“不充分就业率”——包括打零工或者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接近17%。报告起草者之一卡尔·樊霍恩教授说:“调查发现,60%以上的受访者,在没有任何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失业。换句话说,他们在最后一刻,被告知自己已经失去了工作。80%的失业者得到的通知短于两个星期。只有大约15%的人获得了遣散费。”

樊霍恩说,和前几次经济衰退引发的失业相比,目前的失业人口中熟练工人比例更高。“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是第一次失业。40%的人在他们的岗位上已经工作了三年或者更长时间。这些熟练工人也成了衰退的牺牲品,而不只是年轻的、缺乏经验的工人。”此次失业浪潮区别于前几轮衰退周期的另外一点是,高收入、高学历的失业人口比例增加。首次失业的人口中,40%失业前年收入在7.5万美元以上,接近美国年人均收入水平的两倍,将近25%的人至少有大学本科学历。

美国年青一代劳动者的生活,远低于10年以前。1/3 35岁以下美国年轻劳动者不得不和父母住在一起。1/3的人没有医疗保险。超过一半的人年收入少于3万美元,低于美国人均年收入。1/3因为经济困难而推迟生小孩的时间。40%的人推迟读大学。

新学期开始,大量学龄儿童因家长失业、住所被查封或拍卖,不得不住进收容中心甚至居无定所。全国无家可归青少年教育协会政策主任芭芭拉·杜菲表示,因为刚开学,尚无美国全国统计数据,但过去两年,许多学区的无家学童人数暴增75%-100%。2006-2007学年,美国共有67.9万名学童无家可归,今年春季已超过100万人。

2009年10月是一个多事的月份。一方面是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刊出《一年来道指重上10000点上方》,说这“标志世界股市复苏”。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去年濒临破产、得到政府200亿英镑救助的苏格兰皇家银行发放巨额红利,最高层20名管理人员能够拿到100万-500万英镑。美国主要金融机构今年有望支付员工1400亿美元的创纪录薪酬。另一方面是法新社援引美国官方数据报道,9月,美国失业人数攀升至26.3万人,失业率又从8月份的9.7%提高到9.8%。《纽约时报》网站文章称,“年底前实现大幅增加就业的希望已十分渺茫”。16日美国财政部公布,2009财政年度赤字1.42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分摊4700美元。同时有《今日美国报》刊出《糟糕的经济状况和低通货膨胀不仅导致数百万普通工人的工资在减少,还将造成数百万退休人员无法领取更高的退休金》。文章写道,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截至9月,私营部门员工周平均工资的下降幅度,为1991年以来最大的一年。

美国官方承认,失业率2009年10月达到10.2%,创27年来最高,2010年1月为10%,3月以来高唱复苏之歌,却仍然高达9.7%。

2010年6月13日,奥巴马给美国国会领导人写信,呼吁国会“迅速批准”向各州及地方政府提供大约5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资金,“防止教师、警察和消防队员大量失业”。事实导致的困境使他无法回避:“失业和丧失房屋赎回权,已经造成各州及地方政府税收收入锐减。这反过来可能造成各地教师、警察和消防队员大量失业,并导致各地方政府采取破坏性的预算削减措施。”他担心,由于金融危机引发的长期经济破坏,“已造成各州及地方出现日益严重的就业危机”。

失业梦魇一样纠缠着世界

跨入2010年,关于本次全球经济危机是否已经探底,甚或已经复苏和走上增长之路,世界主流舆论差不多是一个调子。欧洲一些国家,自己当局说好话多,传播开来的坏消息——特别是与债务危机有关的消息——也多。至于美国,自己当局好话连篇也就罢了,其他地方跟着文过饰非,调门还要更高些——主旋律是美国金融危机过去了。

危机袭来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动用国内生产总值的1/4救助银行。白宫预测,救助大银行的资金,从曾经设想的7500亿美元中减少了2000亿,而且美国金融机构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赢利。所谓危机过去了,这就是主要的根据。

宣传家齐步走,共同回避另一个根据:不管危机到怎样的程度,2009年全球军费开支,比2008年实际增长5.9%,达到1.5万亿美元的新水平。其中美国实际增长7.7%,创造661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占全球新增军费的一半,6倍于中国。墨西哥一篇文章写道,全球金融危机没有阻止军火商销售额5年内增长22%,没有阻止“欧美军事企业利润以几何级数增长”[55]。

总之,在国际垄断资本的俱乐部里,一个银行家,一个军事工业和军火商,钱包都鼓起来了;这成为世界主流判断经济形势的风向标,而且是第一位的甚至唯一的风向标。

关于危机已经过去的宣传,在主流媒体不胫而走,自己把自己树为权威然后连续吹嘘。但是主张和信服这个风向标的人,在全球人口中占一个怎样的比例呢?我想终归不是多数。

2010年6月11日,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波士顿咨询集团前一天发布的报告说,全球百万富翁家庭2008年减少14%,降至980万个,控制全球财富的36%;2009年增加大约14%,达到1120万个,控制全球财富的38%。所谓百万富翁家庭,指除房产和艺术品等财产外,可供投资的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它们占全球家庭的比例不足1%。

这个不足1%,应该欣然接受关于危机过去了、经济复苏和增长了的宣传。正如他们操纵着世界的权力和财富,他们也操纵着世界的绝大部分媒体,他们的声音很容易就被传扬开来,被认为是全球的声音。

倒是奥巴马,在论及支撑他竞选总统的医疗改革的必要性的时候,面对中期选举,面对来自富裕白人人群的沸沸扬扬的抗议,没有忘记,仅仅在美国国内,还有一个“每天在医疗体系下默默挣扎的数千万”[56]。

在今天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默默挣扎,没有发出声音的权利和机会,只有在哭泣、呻吟、穷困、疾病、流离和战乱中等待死亡的人们,何止数千万。全球百万美元家庭增加到1120万个,它们控制的全球财富增加到38%的同年,全球饥饿人口首次超过10亿,绝对贫困人口新增2亿,就业者中的45%即14亿人,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57]

失业梦魇一般纠缠着世界。国际劳工组织2010年1月发表的就业趋势年报称,2009年全球失业人口2.12亿,2010年仍将维持高位,“不稳定就业人口在全球劳动力中所占比重已经接近一半,高达15亿人”[58]。英国《经济学家》估计,2010年将会再增加6000万名失业者。[59]

2009年9月16日,经济合作组织(OECD)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失业率,从2007年的5.6%,攀升到2009年7月的8.5%,达到战后最高水平。30个成员国共流失1500万个工作岗位,预计2010年年底以前,高收入国家将有至多2500万人失业。未来是一种“无助于就业改善的复苏”。用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9月23日发出警告时候的语言来说就是,由于失业率还在上升,需要警惕“虚假的黎明”,现在预言经济全面复苏为时过早。

截至2010年3月,欧元区16国平均失业率为10%。在失业大军中,到处是15-24岁的年轻人。全球衰退导致失业率上升,几乎所有地区和群体都不例外。年轻人受到的打击尤为沉重。其失业率上升速度远远快于成年人。在经合组织29个富裕国家,1500万名年轻人失业,比2007年增加400万名。和两年前相比,2009年第四季度,西班牙成年人失业率从7.4%上升到16.9%,年轻人则从19.1%上升到39.6%。[60]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存在的,是物价上涨。

贫困和失业之风摧折着西方国家的所谓中产阶级。美国制造世界对自己盲目崇拜的主要依据,“美国梦”的主要标志,即中等以上的稳定收入、住房和汽车。美国一位软件工程师驾驶自己的小型飞机,撞向奥斯丁市税务局大楼,象征美国中产阶级愤怒的爆发。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载文《美国中产阶级的绝望》,说消失中的美国中产阶级,正在由失落陷入走投无路。美国中产阶级自由落体般走向解体和下坠的过程,使这个梦首先在美国,而后在全球化为泡影。

曾经以“1亿中产阶级”傲视全球的日本,现在最流行的畅销书是《2010年中产阶级消失》和《愤怒吧,日本的中产阶级》。在欧洲,债务危机以来,回答各国政府削减预算政策的,是连续爆发数万、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英国《经济学家》有《仔细瞧瞧,到底谁在欧洲罢工》就说,现在抗议的主角,不是久经考验的下层民众,而是公务员、国企员工、公共部门职员等中产阶级——他们“根本承受不了失去这份工作”。

第三世界的出路:漆黑漫长的隧道

最沉重的打击落在第三世界。过些日子就公布一回全球失业状况数据的国家劳工组织,2010年1月的《全球就业趋势》承认,新增加的失业,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这种现象相呼应的,还有第三世界贫困人口、饥饿人口、女工、童工、女童工的不断增加。2008年10月,它预测2009年全球失业人口将达到1.9亿-2.1亿。3个月以后,2009年1月,这个数字增加到2.3亿。5月以来,又变成2.39亿。

在全球两极分化的加剧中,第三世界的出路一如漆黑漫长的隧道。阿富汗拥有价值上万亿美元的丰富矿藏,把美国和它联系起来的是它的战略地位和富饶资源,这成为灾难的源泉。美国和阿富汗的关系,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关系。在第三世界国内两极分化加剧中产生的富裕的上层,成为西方权贵的延伸和附庸。所谓新兴国家的中产阶级,曾经被吹嘘为经济成就和先富起来的标志,而且深信自己的居住区必定会成为“华盛顿或者伦敦的郊区”。比如在巴西,他们现在仿佛突然发现,30%的人在非正规市场谋生,收入很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体系,创业机会极为有限,许多人只是通过借贷,才达到较高生活水平,“53%的中产阶级说自己生活在对失业、收入锐减甚至破产的恐惧之中”。“这些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新特征,在许多方面与明显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61]

甚至韩国这样的国家,如中新社2009年9月22日根据韩国教育开发院调查的报道,大学毕业生中约一半找不到正式工作,四年制大学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而当兵的学生,增加近4%。临时工的就业率从2008年的18.8%,上升至26.2%,增加了7.4个百分点。

美国高盛公司费心制造了一个美妙的词“金砖四国”。被封为“金砖”的国家,同属第三世界,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特点和社会制度,正在为摆脱危机进行着艰苦的努力。但是甚至美国也有学者看出,西方媒体出于别样的考虑,鼓噪所谓“权力将从西方转向东方”、“亚洲的资本主义更有活力”、“中国将主宰亚洲”,等等,出现“夸大的宣传或歇斯底里”。[62]这种夸大宣传的依据,主要是“GDP”、股市和楼市,很少给出失业人口的准确数据。印度2008年年底七大关键性产业25%劳工遭到解雇,巴西失业率2009年5月间为8.8%、6月仍在8.1%,居高不下,俄罗斯7月间失业人口从220万增加到260万,诸如此类,已经多少透露出所谓崛起中的阴郁的一面。

洗劫民族工业,消灭充分而稳定的就业,制造巨额债务和失业率的急剧上升,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给予失去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的最大礼物。东欧演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波兰,被认为“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小”,在2009年5月欧盟平均失业率为8.9%的时候,它达到10.8%,正在向12.5%“高歌猛进”。据说德国“转轨最快、代价最小、复苏最快”,但是西部失业率7.7%,东部13.7%。匈牙利号称“新自由主义的优等生”,贫困人口从1989年的66万,增加到2009年的300万。20世纪“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失业率达到35%,最高的就业领域为色情业。

罗马尼亚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罗马尼亚从社会主义过渡到经济危机》,所列“过渡”的第一贡献,就是“大规模失业”。2009年适逢柏林墙倒塌20周年,这一地区多次民意调查的共同结论是,对社会主义时代失业率为零的普遍怀念。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指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促使人们“重新发现社会主义”。发现了什么呢?——发现那是一种“保证充分就业”的社会制度。[63]

失业成为经济危机的主要问题

2009年10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召开年会,会内会外,围绕失业问题议论汹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放出的是悲观的信号:“失业有可能上升。”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说,“经济能否复苏,特别是保障就业的私人经济能否恢复,没有任何保障”。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失业问题成为目前经济危机阶段的主要问题”。集有这些言论的俄罗斯报纸文章的题目干脆就叫做《世界经济仍处于垂危状态》。[64]

10月14日,联合国发表《粮食不安全状况调查》,说全球饥饿人口40年来首次超过10亿。在非洲,8月间已经有埃塞俄比亚百万人面临严重饥荒的报道,10月间又有东非2300万人遭受饥饿威胁的报道。对于这些身陷死亡边缘的人们来说,甚至连提出就业失业这样的问题,都成为一种“何不食肉糜”式的奢侈和空洞。

在诚实的声音中,我们注意到日本信州大学教授真壁昭夫的《世界经济的两个风险》:“其一是全世界的失业率仍处于上升趋势,其二是目前的经济恢复是由各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所支持的。”文章说,虽然许多企业的业绩恢复超出预料,“但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在裁减员工、削减成本,从而保证收益的情况下完成的”[65]。

在一个号称文明的时代,失业不仅意味着饥饿和贫困,而且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低下和丧失人的尊严,意味着灾难的可持续发展。美国一家报纸文章[66]认为,失业的影响比想象的更可怕。犯罪率大幅上升,心理疾病成为顽症,沮丧和与社会隔绝的情绪迅速蔓延,同时导致仍在工作的人们减少了社会活动的频率。经济危机过去了和经济复苏的童话不属于他们,仅仅是他们这种地位愈加恶化的结果。

无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还是无法遏止的失业和贫困现象,都来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经济危机这种生产过剩的瘟疫,同时是人口过剩即失业的瘟疫;在一国如此,在全球亦如此。在这一社会秩序的范围内,所谓解决危机,不过意味着大量毁灭生产力,夺取新的市场和更加彻底地利用旧市场。毁灭生产力,主要就是大面积增加失业和强化对在业工人的盘剥,即前述日本文章所说“裁减员工、削减成本”,以此作为资本“保证收益”的手段。“裁减员工、削减成本”和“保证收益”,互为因果,而且反比例地增长。

隐瞒真相是资产阶级当局的痼疾。

美国次级贷款危机久已成形和向社会蔓延开来,眼看金融风暴临近头顶的时候,美国官方却在2007年夏季,宣布危机即将结束。言犹在耳,狂风大作,才不得已而承认,危机自2007年12月开始。仅仅过去几个月,2008年春季,它再次宣布,危机即将结束。然后是海啸铺天盖地,急风暴雨扫荡世界。2009年第三次宣布,闹出一堆“拐点开始呈现”、“衰退很可能已经结束”一类的提法。每次的宣布,都面对断绝劳动者生路、折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失业和贫困现象,要么轻描淡写、看得无足轻重,要么在不经意间抹得无影无踪。资本家的收益,是他们判断经济形势的唯一标准。

1995年9月,500名被称为“全球智囊团”的国际垄断资本的最高领袖及其最主要跟班,从布什、撒切尔、舒尔茨、布热津斯基到戈尔巴乔夫,聚会于旧金山费尔蒙特大饭店,提出“20∶80”这个21世纪“新的文明”的公式——世界20%的人养活80%的人。按照这一公式,西方国家“将不再有数量上值得一提的中产阶级”,“很快就会再度有人为了少得可怜的工资去清扫街道,或者作为家庭帮工住在十分简陋的栖身之地”。[67]至于第三世界的穷人,则任其自生自灭。但是14年之后,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厚重阴霾中,现在喧闹着的,却是第三世界“拯救西方”,却是“发展中国家看来显然将代替美国开支,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68]。

不要把这看作惊慌失措中的语无伦次。这种穷人拯救富人、穷国拯救富国的故事,曾经意味着什么,现在和将来又意味着什么,只要看看它们怎样在第三世界制造贫困和饥饿,怎样轮番使用“裁减员工、削减成本”作为资本“保证收益”的手段,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世界的绝大多数人,不会把银行家和军火商的钱袋,作为衡量经济形势的风向标。他们有自己的风向标,这就是他们的地位、处境和命运,这就是他们的贫困和失业。他们的可预见的未来,仍然阴霾漫天。他们没有或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报纸、刊物、电视台、广播网、互联网、出版机构。他们被今天社会的主流所藐视、所压抑、所抹杀、所淹没。但是他们的声音,仅仅因为数量的绝对上风,就终将获得历史的巨大优势和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资本主义用劳动者的汗水、贫困和生命,书写自己的光荣历史。但是历史反复地、愈益深刻地再现的,却是一个它不喜欢的真理:

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给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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