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幸生活在这辉煌的年代，时下最滑稽可笑的事之一，当属所有报纸，不论其政治色调是红的、绿的、还是三色的，都在为道德恢复名声。
道德理应得到顶礼膜拜，而且上帝知道，我们不应当有意去冒犯它。道德就像那位贵妇人！她戴着金丝边眼镜，眼镜后面的眸子奕奕闪亮，长筒袜紧绷在腿上，她从镀金烟盒里抽出烟卷的动作优雅至极，连身旁的小狗行屈膝礼都有舞蹈大师的风采。我们应当承认，以她的年纪，这位贵妇人还相当有风韵，而且从外表一点也看不出她的真实年龄。她确实很赏心，但毕竟已人老珠黄……在我看来，这很正常，特别是当您正值20年华时，您会更喜欢水性扬花、风骚妩媚的小女子，喜欢她一头略卷的秀发，穿着半短不长的裙子，走路的姿势和目光都带着挑逗，面颊泛着淡淡的红晕，嘴角挂着微笑，亲切大方。即使是最讲道德的记者，恐怕也不会反对这一事实吧！如果他们说不，也是言不由衷。想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种事情天天有，特别是对那些有道德的人来说。
我想起革命（我指的是七月那场革命[1]）前人们对那位可怜的、纯洁的赛斯纳·德·罗什福卡特子爵[2]的讥讽，起因是这位爵爷把歌剧院女芭蕾舞演员的舞裙加长了一截，还用他那双高贵的手给所有雕像的下身贴上了一块遮羞布。从那时起，大家讲究道德的程度之高，已经让赛纳斯·德·罗什福卡特子爵先生瞠乎其后，竟至现在己经登峰造极，达到一种无法想象的境界。
我并不习惯盯着雕像的某些部位凝神细看。和其他人一样，我一直觉得世界上最可笑的东西当属主管艺术的官员用剪子剪出来的那片葡萄叶子了。现在看来，我当初也许错了，葡萄树叶现在可能是一项最值得称颂的制度。
有人告诉过我，但我很难相信，因为太离奇了——一些人在米开朗基罗的著名壁画《最后的审判》前，只注意那些放荡教士的图绘，甚至掩面大叫——这是亵渎圣地的可憎行为！
这些人不记得罗德里格[3]的爱情曲，只记得关于游蛇的那一章。绘画或书籍中大凡有裸体女人像，他们就会像猪见了臭泥一般径直扑将过去，全然不顾那些盛开的花朵，也不看一眼挂满枝头的金灿灿果实。
我承认我在这方面并非那么道貌岸然。如果陶丽茵[4]这个不知羞耻的仆人当着我的面显露她丰满的乳房，我肯定不会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去遮盖我不应当看见的胸部。我看着她的乳房，就像看着她的脸。丰润、雪白的乳房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但我绝不会像可怜的达尔杜弗[5]那样用手去摸艾耳密尔[6]的裙摆料子是否柔软，也决不会故作正经地把她逼到桌边。
当下对道德的顶礼膜拜，如果不是这么令人厌恶，本可以一笑置之。报纸上每篇文章都成了说教，每个记者都变成了传教士，只差像教士一样剃光脑袋，穿上硬领的教士服了。现在正是下雨和说教的时节，想要逃避两者之一，您便只能乘马车出门或者只有在家在酒瓶和烟斗的陪伴下重读重读庞大固埃[7]。
天哪！如此暴跳如雷！这么义愤填膺！
谁咬了你们？谁刺痛了你们？你们为何如此狂喊乱叫？这个可怜的堕落者惹了你们什么让你们这样恨他入骨？可他是一个好人！他为人随和、只求自得自乐，从不妨碍别人。向塞尔[8]学学吧，用他对待警察的方式来对待堕落者：相互拥抱一下吧！让一切都了结吧！相信我吧，你们定会从中受益。天哪！说教的先生们，如果没有堕落，还要你们干什么？要是一夜之间人人都变成正人君子，第二天你们就会沦为乞丐。
假如剧院从今晚开始都关闭了，你们靠什么来写连篇累牍的报告？要是歌剧院不再举行舞会，你们用什么来填塞报纸的专栏呢？假如作家们都不再写小说，你们拿什么来做文学批评的靶子呢？因为，如果我们信奉圣母天主教，舞会、小说、喜剧就都成了魔鬼的真正浮华。女演员要是辞掉她的经纪人，你们对她的恭维也许就没有人来埋单了。大家都不再订阅你们的报纸，他们都去读圣·奥古斯丁[9]，去教堂，念玫瑰经[10]。这也许非常好，但你们可能再也捞不到油水了。如果大家都是那么坐怀不乱，那你们抨击这个不道德的时代的文章又置之何地呢？你们瞧，堕落也有用处吧。
但是，当正人君子和基督徒，这是时下的一种噱头，成为人们的一种伪装。就像当年人们把自己装扮成唐璜[11]一样，如今个个全然一副圣哲罗姆拉[12]的派头，面色苍白，身体消瘦，留着圣徒式的长发，行走时双手合掌，双眼盯着地面，一举一动透着虔诚。他们家里的壁炉上都摊着一本翻开的《圣经》，床头上都挂着十字架和圣枝。他们不再诅咒，吸烟也少多了，鼻烟被坚决杜绝。一个个俨然成了基督徒，每人都大谈艺术的神圣、艺术家的崇高使命和天主教的诗歌、拉梅纳[13]、天使流派的画家、塔兰托宗教公议会[14]、进步人道主义以及其他很多附庸风雅的东西。还有些人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中渗入了一点共和主义思想，而他们还不是最为极端的。他们以一种最令人愉快的方式把罗伯斯庇尔[15]和耶稣基督结合起来，以一种值得称道的严谨态度把《使徒行传》和法国第一共和国神圣的议会的法令凑合在一起，这是多么神圣的表达方法啊！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把圣西门思想作为最新的内容也加入其中。这些人是彻头彻尾的基督教共和党人，他们已经登峰造极，没有人比他们更愚蠢，所有普通人绝对无法超过他们……等等。这些都是粗俗的笑话中赫尔克里斯的石柱。[16]
如今，随着追逐女性的伪君子盛行，基督教一下子风靡社会，连新基督教也受到了几分宠爱。这种风气在每个信徒身上都得到了体现，包括特鲁依诺[17]先生。
正经记者当中最为吹毛求疵的一派，是有女性亲戚的记者。
他们对羞耻的敏感程度几乎可以和对吃人肉的极端反感相媲。
他们的表现，乍看起来直率、简单，但却不乏荒唐、极其有趣，我认为值得把这种行为传给后人，正如生活在那个所谓伟大时代的戴假发的老先生所说[18]，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要加入这派记者，首先必须准备几件道具：如两三个合法妻子、几位母亲、姐妹越多越好、一大群女儿，再来些数不清的表姐堂妹；其次必须有一部剧本或一本小说、笔、墨、纸和一台印刷机；也许还需要一个主意和几个捧场的，但只要有许多观点，又有股东资助，这些也可免去。
有了这些，你就摇身变为正经记者了。下面两种文体稍加修改便可用来编撰文章了。
第一种文体：抨击初次上演夜场戏的正经文章。
“在血腥恐怖的场面之后，接下来是污秽的场所、太平间和监狱，然后是偷情的卧室和妓院；下面总还会出现凶杀的血衣，或者淫乱后的脏衣物……（根据需要和篇幅不同，您可以按此格式写6至50行甚至更多）。你们从中看到什么了？这就是背叛神圣教义和荒淫无耻的结果！剧院变成了教人淫乱的课堂，你绝对不敢把自己敬慕的女士带到这里来。你们慕名而来，却不得不在演到第三幕时就拉着窘极的女儿退场。你们的夫人只能用折扇遮掩自己因尴尬而羞得通红的脸庞。你们的亲姐妹、表姐妹……诸如此类。”（你还可以提到其他亲属，只要是女性即可。）
注：有位记者追求道德到了这样的程度，他说：我不会与我的情人一道去看这场戏。我非常欣赏、非常喜欢戏中的那个男人，就像路易十八心里想着整个法兰西一样把他牢记在心里。因为在这黯然无光、充斥着荒谬的19世纪里，他所具有的是一个男人头脑里所能萌发的最绚丽、最伟大、最辉煌并且最卢克斯特埃[19]的思想。
第二种文体：抨击一本书。
方法简明易行，所有有文化的人都能做到：
“要看这本书，关键是要小心翼翼地躲在屋里看。千万不要把书摊在桌子上，万一你的夫人、女儿看到它，她们肯定会误入歧途。这本书是很危险的鼓吹堕落的书。在克雷比雍[20]时代，在公爵夫人的爱巢里或者与其密友的晚餐上，这本书也许极受青睐。然而，既然现在世道变得高雅了，人民亲手推倒了贵族的腐朽大厦，等等、等等、既然……既然……既然，那么任何一部作品都要有一个思想……一种思想，一种道德和宗教的思想……一种应合人类需要的高尚、深刻的观点。因为，令人遗憾的是，青年作家为了取悦读者牺牲了自己最圣洁的东西，把自己可贵的才华（他们自己认为的）浪费在连那些龙骑兵上校（龙骑兵上校的纯洁是继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最美好的发现）看了都脸红的淫秽不堪的描写上。我们所评论的这本小说使人联想到《哲学家泰罗斯》[21]、《费利西亚》[22]、《玛蒂尤教父》[23]、《色情故事集》[24]”。
这位正经的记者对这些淫秽小说的知识非常渊博，我很想知道个中的奥妙。想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许多诚实正直的实业家竟靠这些只有两种文体的报纸来养活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大批雇工的家庭。
看来我可能是在欧洲或所有其他地方最不道德的人物。因为我看不出如今的小说、戏剧比过去更下流、更无耻，而且我根本不明白报社里那些先生的耳朵，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詹森[25]主义式的敏感。
我认为即使最清白的记者也不敢断言，高·勒勃伦[26]、小克雷比雍[27]、罗维[28]、瓦斯龙神父[29]、马蒙泰尔[30]以及其他所有作家们在不道德方面超过了某人最下流、最淫秽的作品。为顾及他的脸面，我这里不想道出其名。
谁要是不承认这些，肯定是非常的虚伪。
但愿大家不反对我在这里只提及几个鲜为人所知的名字。我没有提及那些大名鼎鼎的要人，绝不是因为惧怕他们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支持我的观点。
伏尔泰的小说，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短篇佳作，除价值不同外，并不比我们那位变态的朋友写的《不道德故事集》，甚至不比那位能说会道的马蒙特尔写的《道德故事》更适宜奖给寄宿学校的女孩子们。
在伟大的莫里哀喜剧中，人们会看到什么？神圣的婚姻制度（这是教义和报纸的用词）在每一幕中都受到讥讽和嘲弄。
剧中的丈夫老态龙钟，丑陋无比，而且体弱多病，假发乱七八糟地套在他头上，穿着过时的衣服，手拄一根弯头拐杖，酒糟鼻子上粘着烟灰，短腿，肚子大得像个毛毡旅行袋；他说起话来嘟嘟囔囔，满嘴蠢话，做事也很笨。他什么都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有人在他眼皮底下亲他的老婆，他却蒙在鼓里，一直到大厅里掌声雷动，在场的所有人都再明白不过时，他才知道自己被戴上了绿帽子。
鼓掌最热烈的人都是结过婚的男女。
在莫里哀的喜剧中，婚姻被称为乔治·唐丹[31]或者斯嘎纳罗[32]。
情夫叫达米斯[33]或克莱昂特[34]，对他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具温情、更富有魅力的名字了。
情夫总是那么年轻、英俊、潇洒，至少是能装出一副贵族气派。他出场时总是向幕后的某人轻声哼着最新流行曲；带着世界上最无所顾忌的志得意满在台上走一两步。他故意翘起小指，用那染成玫瑰色的指甲搔搔耳朵，用玛瑙梳子细心地梳理他那头漂亮的金发，再整整短裤下面那一大堆圆棍形装饰。他身着17世纪男式紧身短上衣和男式及膝短裤，衣裤都用打结的布带掖住，外面的垂饰做工也十分考究。他那双手套散发的香味比安息香和麝香还沁人心脾，帽子上的羽毛每根至少估值一路易[35]。
他的目光是那么炽热，脸庞容光焕发，他的嘴巴总是笑眯眯的，牙齿洁白，手指纤细，洗得那么干净！
他说出的话全都是格调雅致的情诗。他博览小说，通晓诗歌，勇敢豪侠，拔剑敏捷，挥金如土。于是连昂热丽克[36]、阿涅丝[37]、伊萨贝尔[38]这些素有教养或出身名门的贵妇人都禁不住跳上去搂住他的脖子，而那些丈夫，到了第五幕总是会被戴上绿帽子，所幸的只是没有从一开始就受骗。
迄今最有威望的天才之一莫里哀就是这样诠释婚姻的。难道《安蒂亚娜》[39]和《瓦朗蒂娜》[40]中的抨击不比这更厉害吗？
父亲的地位不太受尊重。看看奥尔贡[41]，看看热隆特[42]，看看所有的父亲吧！
看看他们怎样遭到儿子们的掠夺和仆人们的痛殴！人们毫不可怜他们那么大岁数，将他们的吝啬、固执和愚蠢揭露无遗！这对他们是多么大的戏侮、多么无情的愚弄啊！
儿子和仆人是怎样推搡这些死活不肯交出钱财的可怜老头的肩膀，把他们推搡得死去活来的！大家又是怎样大谈父亲为什么总是不死的！又是怎样争夺遗产继承权的！这简直比圣西门主义的所有说教更雄辩！
父亲就是恶棍，就是阿尔戈斯[43]，就是监狱里的看守、就是暴君。他的角色充其量不过是在前三幕中推迟儿女的婚事但最后又让步。父亲又是个十足的荒唐丈夫。但儿子在莫里哀的戏剧中却从不荒唐，他和各个时代所有的作家们一样，都是通过抨击老一代来讨好年轻人的！
那些“斯卡潘”[44]，个个身披那不勒斯式条纹披肩，小圆帽歪在脑袋上，帽子上插的羽毛长得都碰到舞台的顶棚，难道他们不是虔诚的正经人吗？他们不配被视为正人君子吗？监狱里关着很多老实人，他们干的坏事与斯卡潘们相比少真是可怜。特亚夫[45]的诡计比起斯卡潘来说可谓小巫见大巫。还有那些莉塞特[46]和马尔顿[47]之流，她们是那么地放荡！该死的！连街头的妓女也远不如她们那样不知廉耻，对露骨的挑逗那么趋奉迎合！她们那么善于传递情书字条，多么善于为幽会者望风！我敢肯定地说，她们都是些风雅、妩媚的姑娘，而且还多智善谋。
在这些喜剧和闹剧中，骚动着一个诱惑迷人的社会：家庭教师受骗、丈夫戴绿帽、女仆风骚放荡、闺秀痴迷多情、公子淫乐纵欲、妻子偷情养汉，所有这些人与那些赶时髦的作家炮制的悲剧和小说中那些忧伤的男青年和饱受压抑但又富有激情的可怜弱女子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些戏剧中，既没有图穷匕首见，也没有被迫喝下的毒药，结局都像神话故事一样皆大欢喜。所有人，甚至连戴绿帽的丈夫都感到极大的满足。在莫里哀的喜剧中，道德一直蒙受着践踏和羞辱，它就是戴绿帽子并被马斯卡里尔[48]背弃的丈夫，只是在剧尾，它才会化身为一位小资式的人物——勉强出场的低级的皇家警官。
我们上面所说的一切，丝毫无意诋毁莫里哀的声望。我们还没有愚蠢到想用瘦弱的手臂去摇撼青铜巨像的地步。我们只是想告诉那些虔诚的专栏记者们：在他们每天推荐和模仿的古典主义大师的作品中，放纵和不道德的描写大大超过了使他们愤愤不己的新浪漫主义作品。
除莫里哀外，我们还会很容易地想到马利沃[49]和拉封丹[50]，两位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代表着法兰西精神的大作家，还有雷尼耶[51]、拉伯雷[52]、马洛[53]等许多大师，然我们无意为了专栏连载作品的纯洁在此就道德这个主题讲授一堂文学课。
我感到，人们不必如此小题大做。幸亏我们已不再处于金发夏娃的时代了。我们当然也不再像老古董那样纯朴、那样封建，我们不是第一次参加接受圣餐仪式的小姑娘。在玩押韵问答的游戏[54]时，我们连“奶油蛋挞”这个词都对不上来。我们的天真其实还是相当有学问的，我们的贞洁早已尽人皆知。天真和童贞这两件东西，人的一生只能有一次，一旦失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有，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纯洁和幻想消失得更快了。
也许这并不太糟糕。通晓万物肯定好于一无所知，这个问题，我还是留给那些比我更有学问的人去讨论吧。既然人类已过了故作质朴和羞涩的时代，我相信，一个老家伙还要装摸作样地天真无邪，一定会贻笑大方的。
自与文明结婚后，我们这个社会便已经丧失了被称为纯真和正经的权力。它就像那种新娘脸上羞涩的红晕，在入洞房时还有一些，第二天便荡然无存，这位年轻太太可能记不起来她的少女时代了。要是她还在念念不忘，那就不太适宜了，因为这样做会严重损害自己丈夫的名声。
每当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替代文学评论的说教文章，时而为自己常有的这些低级下流的念头而深感内疚和忧虑，就好像一个欲火正旺，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会为此自责一样。
闲坐在巴黎咖啡馆里的这些波斯维特[55]们，站在巴黎歌剧院前排的这些布尔达卢[56]们，一行千金的卡图[57]们，他们用如此美妙的方法控制着这个世纪的情感。在他们身旁，我感觉自己简直是最令人可怕的恶棍，我玷污了大地的脸面。天知道我犯下的罪恶，不论轻重，要是由最著名的出版商严格按照正规八开本来编印，每天都能罗列成一至两卷。然而，我对此并不在意，因为我不求升腾，也不想争取蒙顿奖[58]或因贞洁美德而被授予玫瑰花冠。
还有，我曾经私下里或以其他方式会见过相当多的道德守护神。想到此，我对自己的评价开始转好，并且认为正是由于我的这些缺点，使他们拥有了在我眼里既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也是世界上最卑劣的东西——我指的是虚伪。
仔细寻觅，人们也许会找到另外一个不道德的小恶行，但这种不道德行为极其丑恶，以至于我简直不敢把它的名称叫出来。请您靠近一些，让我在你耳边轻声说出它的名字——嫉妒。
正是嫉妒，不是别的东西。
就是它，在所有这些慈父般的说教中蔓延扩散，无论它如何小心翼翼地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我们还是从各种隐喻或修辞中看到它那个小扁脑袋，我们会突然撞见它正伸出分叉的蛇舌舔着粘满毒液的蓝色嘴唇，还会听到它在暗处轻声地叫嗅。
你无法容忍别人嫉妒你，这一点我非常了解。同样，一个花花公子炫耀自己交上了好运，也同样令人反感。我没有胆量自称有许多仇人，还被许多人嫉妒。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而且我也可能只是近来才沾上这个好运的，所以我可以像局外人一样直言不讳。
有一点是肯定的，而且很容易向那些不太相信的人证明，就是批评家天生地反感诗人，就像不干事的人反感干事人、胡蜂反感蜜蜂、阉过的马反感种公马那样。
您只有亲眼目睹您确实无法成为诗人的时候，才会当一名批评家。您在屈落到像台球室里或网球场上的球童一样替客人看大衣和计分之前，肯定早就向缪斯女神献过殷勤。您曾试图让她失去少女的贞操，但您没有足够多的精力，您连气都喘不上来，然后脸色苍白，筋疲力尽地倒在圣山脚下。
我想象得出这种嫉妒。看到他人坐在宴会桌上，自己却没有被邀请；看到别人不愿意和你睡觉的女人睡觉，心里是多么的痛苦啊！我从心底深处为那些可怜的太监们打抱不平，他们眼巴巴地看着君王们寻欢作乐。
太监连皇宫最秘密的后院都可以去，可以领着贵妃们去沐浴；在宽大浴池的银白色的水波中，太监看到的是贵妃们光泽犹如珠宝、光滑胜过玛瑙的玉体，连她们最美丽的地方都能一览无遗。她们在他面前丝毫不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是太监，连君王都当着他的面抚摸自己的爱妃，吻她的樱桃小嘴。其实，他的处境非常窘涩，恨不能挖个洞钻进去。
那些批评家与那位太监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诗人领着9个漂亮的姬妾在诗一般的花园里散步，在大桂树绿叶下无所事事地与她们调情。他们很难不在大路边捡起石头隔着墙（如果他有相当的灵巧）打中那个诗人。
没有发表过文章的批评家是懦夫，像修道院里胆小的俗人，明知院长向他的老婆献殷勤，既不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不敢狠狠地揍他一顿。
我认为，这种情况至少与泰格拉斯-法拉撒[59]或者发明又尖又长的翘头鞋的热马戈[60]的故事，以及近一个月来出现的用各种方法诋毁某部作品的事件一样令人奇怪。
这类素材多得足以编印十五六卷对开本书，但我们不忍心让读者受累，只写这么一两行。这样效果更好，因为读者为此永远感谢我们。在大概三个星期前，主要在巴黎和巴黎近郊，开始流行在很远的古代时期就已失传了的中世纪小说。小说中带徽章标记的铠甲倍受青睐，圆锥型发型不再受人蔑视，五颜六色的裤子被奉为时尚，短剑变为无价之宝，翘头鞋成了吉祥物。一时间，处处可以看见尖顶拱、角塔、小圆柱、彩绘玻璃窗户、教堂和城堡，闺女、侍卫、仆人、流氓和无赖、风流骑士和凶残领主，比比皆是。所有这一切当然比社交场上无伤大雅的游戏更无伤大雅，不会伤害任何人。
那位批评家不等第二部小说问世就开始发表他的诋毁文章。第一部小说一出版，他就身披骆毛衬衣[61]，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然后用哭丧着嗓门叫着：“不能又是中世纪！不能还是中世纪！谁能把我从这种不是中世纪的中世纪中摆脱出来？这是名不符实，徒有其表的中世纪。瞧！身披铁甲的铁石心肠的男爵，铁甲里跳动着一颗冷酷的心！瞧！教堂都是一排排圆花窗和绘花玻璃，处处可见花岗岩的花边、镂空的三叶形，像锯齿一样的，还有形如新娘面纱的石祭披。教堂里边烛火通明，圣歌回荡，挤满了身披闪闪发光神袍的神甫们和跪在地上的教徒，管风琴发出低沉的声响，拱顶下天使们展翅飞翔！他们把我们心中如此多姿多彩的中世纪丑化成什么样子！好端端的中世纪竟被他们用一层石灰浆涂没了！涂得是这般花里胡哨！这些无知的蹩脚画家，以为在蓝底上涂红色，在黑底上涂白色，或者在黄底上涂绿色就叫装饰。你只能看到中世纪的表象，但却永远感受不到它的灵魂；穿着你给的衣服的幽灵，它的皮下没有流动的血，铁甲里没有跳动的心，纺织的裤子里没有脚，饰有徽章的上衣里没有肚子和胸脯。这些衣服只是为了显出人形，仅此而已。所以，让这些三流作家们（对，我就是这样称呼他们，三流作家！）为我们所描绘的中世纪见鬼去吧！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中世纪，而是别的东西。”
而公众们，他们看到这些专栏作家肆意漫骂中世纪，立刻又迷恋上他们曾声称要快刀斩首的可怜的中世纪。乘着报纸封杀的东风，中世纪反而侵入到各个方面——戏剧、小说、诗歌、一直到中世纪的歌舞剧，连莫摩斯[62]都在哼着封建朝代的小调。
除了中世纪小说之外，连倍受容易动情的少妇和麻木不仁的厨娘青睐的腐朽小说（一种读起来很轻松的小说）也泛滥起来。
那些专栏作家们立刻闻到了味道，像乌鸦扑向猎物一样蜂拥而上。虽然这类倒霉小说只求在阅览室沾满油污的书架上，平静地从流行到被人遗忘，但却被专栏作家们仔仔细细地骂个够，恶毒地把它们置于死地。他们什么没说过？什么没写过啊？是没说凶杀案、监狱大牢，还是没写刽子手的噩梦、喝醉酒的屠夫和发高烧的狱卒的幻觉！他们总在暗示作者本人就是杀人犯，就是刽子手，他们染上了杀父弑母的恶迹，他们喝过死人头颅里的血，他们曾经用死人的胫骨当作叉子吃饭，用杀人的铡刀切过面包。
然而，他们比谁都清楚（因为常跟他们一起吃饭），这些扣人心弦的血案的作者都是优秀青年，有教养，出身上流社会，常戴白手套和时髦的眼镜，他们爱吃牛排而不是人排，爱喝波尔多葡萄酒而不是少女或新生儿的血。他们非常明白（他们看到并且收到过这些作者的手稿）那些小说是用最纯洁的墨水写在英国造的纸上，而不是蘸着断头台鲜血写在活剥的基督教徒的人皮上。
可是，无论他们怎么说或者怎么做，这个时代还是属于死尸。停尸房比闺房更能取悦他，读者的兴趣全都盯在那具作为诱饵的腐烂成青色的尸体上——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如果你在钓鱼线的末端放上一朵玫瑰花，你会连条小鱼都钓不上，甚至蜘蛛都有足够的时间在你胳膊弯曲的地方吐丝织网；如果你放上一条小虫或一块臭奶酪，鲤鱼、小巴鱼、鲈鱼、鳝鱼会都会跳出水面三英尺来争抢这块饵。人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与鱼存在什么差别。
人们也许会说，记者们已经成为素食者，不是公谊会教徒、就是婆罗门教徒、毕达哥拉斯学说的信徒或者是公牛，红颜色和血使他们特别敏感，特别恐惧。人们从未看过如此的软心肠，如此温柔，状如奶油和乳清。他们可能只接受两种颜色：天蓝和苹果绿。玫瑰色让人不舒服，而且如果公众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恐怕会领着公众们与阿玛丽丽丝[63]的羊羔一起在列农河[64]畔吃菠菜。他们也许用自己的黑燕尾服去换雪拉同[65]或西尔旺德[66]的斑鸠夹克来穿，并在帽子上的鹅毛周围挂些绒球蔷薇和细缎带，看上去像根牧羊人的牧杖。他们的头发剃得像孩子一般乱蓬蓬的，模仿玛丽蓉·德洛姆[67]装出一副纯洁无瑕的样子，他们就是靠这副模样取得了与她一样的成功。
“汝不可谋害人命。”他们把宗教十戒之一用到了文学上。
戏剧中连小小的谋杀都不能有，第五幕戏不可能再上演了。
他们认为匕首太可怕，毒药太恐怖，斧子太让人讨厌。他们本来想让剧中的主人公与玛士撒拉[68]一样高寿。但众所周知，自古以来所有悲剧的落脚点，都是在最后一幕安排一位可怜的伟人无可奈何地死去，就像所有喜剧旨在安排两个年近60岁的愚蠢可笑的男主角结拜一样。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烧掉了两本绝佳的中世纪剧本（像往常一样抄一份副本之后），一本是诗歌，另一本是散文，在剧情发展到高潮时，两个剧本的主人公被分尸后投入开水中煮了。这种剧本肯定从未出版过，一定会颇受欢迎。
为了迎合他们的口味，我后来创作了一部五幕古装悲剧，题为《黑利阿加巴卢斯》[69]，剧中的主人公没有被杀害而是掉进了茅坑。这种安排非常新颖，好处在于能给剧场带来一种从未有过的布景。我还写过一本胜过《安托尼》[70]的现代戏剧——《亚瑟》或《宿命人》，在这个剧中，天意化为斯特拉斯堡的鹅肝酱，让主人公在犯下几宗强奸案后把它吃得一干二净，加上他内心的愧疚，使他死于严重的消化不良。这出戏的寓意（如果有的话）在于证明上帝是公正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对于弄神闹鬼的题材，他们的处理方法你一定很清楚。他们让汉·伊斯兰[71]扮演食人僧、阿比布拉[72]扮演魔术师，让加西莫多[73]扮演敲钟人，而特里布莱[74]只能以驼背人的形象出场。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它们在我的好邻居[75]的小说里，全都被刻画成在原始森林里和教堂中上窜下跳的酷似巨型癞蛤蟆的上帝造物。无论米开朗基罗的大手笔，还是加洛[76]的高雅的独到，或是戈雅[77]式的明暗效果，都还未能获得批评家们的欢心。他写小说时，他们让他去写颂歌；他写剧本时，他们又让他去写小说，这是喜新厌旧的记者们惯用的伎俩。不过，他已经很幸运了，连专栏作家们也承认他的所有作品中都彰显出一种卓越，当然不包括他们已经称赏过但只写过一篇神学论或一本菜谱来取悦他们的作家。
悲悲切切的伤感小说，热灼痴迷的爱情小说，都是以德国人维特[78]为父，法国人曼侬·莱斯科[79]为母。我们曾在本序言的开头抨击过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们打着宗教和良俗的幌子，死盯着这类小说不放。批评家像叮人的虱子一样，不叮死人咬活人。批评家现在不再叮中世纪小说的尸体了，转而冒着磨坏牙齿的危险去叮皮肤坚硬、富有生命力的活人。
虽然我们对现代传教士十分敬重，但我们认为，这些被称为不道德小说的作者们，尽管不像那些道德记者们那样都结过婚，但都有母亲，而且其中许多人都有姐妹，还有许多女性亲戚，不同的是他们的母亲和姐妹们并不看小说，更不会去看不道德小说，她们干的都是缝补绣花一类的家务活。普拉纳尔[80]先生说：“她们穿的长统袜白得都能从她们的腿上看得出来，她们全不是青衣修道女。”克里萨尔[81]绅士恨透了那些有学识的女人，让菲拉明特[82]博士以她们为榜样。
在我看来，这些先生们的太太们（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太太），无论她们的丈夫多么纯洁，她们也应该略知一些这方面的事情。但实际上，很可能丈夫什么也没有给她们看。于是我彻底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丈夫们竭力保持他们的太太一直处于这种假装的一无所知的状态中。真主是伟大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先知！女人生性好奇，但愿老天和道德能以一种比先母夏娃更合法的方式来满足她们的好奇心，不要让她们再向蛇求教问题！
即使她们上过寄宿学校，也未必看过这些书。
如果一个男人仅仅因为描写过狂欢纵乐的情节，就被人说成是一个酒鬼，或者仅仅因为描写过荒淫的故事就被骂成放荡的人，那么，仅仅因为一个人写过宣扬道德的书就被认为是正人君子，也同样荒唐。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恰恰相反的现象。说话的人是作品中的人物而不是作者本人。他的主人公是无神论者，但这并不能说明作者本人也不信神；他描写的强盗象真的强盗一样说话、做事，也不能因此断定作者本人就是强盗。按照他们的逻辑，莎士比亚、高乃依[83]以及所有的悲剧作家也许都应被送上断头台，因为他们犯的杀人罪比芒德汉[84]和卡图什[85]还多，但人们却没有这样做，而且我相信即便将来文学批评家更纯洁、更道德，人们在很长时间内也不会这样做。用作者来代替作品，或者借重名人显贵为他们拼凑的拙作带来可怜的轰动效应，这是那些胡写乱编作品的小傻瓜们的怪癖之一。他们心里很明白，如果作品中只有他们自己的观点，肯定无人问津。我几乎想象不出这些争论有何意义，这些愤怒和谩骂有什么用处，谁让这些下等的若杰鲁瓦[86]先生们扮演道德卫士堂吉诃德和文学治安警察，谁让他们以道德的名义挥动大棒随意打压书中所有类似歪带小圆帽或裙子提得太高的情节？简直莫名其妙！
其实归根结底一句话，这个时代是个不讲道德的时代（我们极度怀疑不道德这个词是否有意义），我们只要看看这个时候所出版的不道德书的数量以及这些书所产生的成功效应就能理解这一点了，并不需要其他证明。书是社会道德的写照，而社会道德则不是书的追随者。克雷比雍是摄政统治[87]的产物，但这种政体并不是克雷比雍造就的。布歇[88]油画中的小牧羊女之所以打扮得花枝招展，袒胸露腹，那是因为侯爵夫人们擦脂抹粉，半裸着身体。画是临摹模特画出来的，但模特不是画家画出来的。我不晓得谁在什么地方曾说过，文学和艺术能左右社会道德的价值取向。言此论者必定是个疯子。就好像有人说是豌豆发青催绿了春天，其实是春天催生了豌豆发芽，是夏天让樱桃成熟，是果树承载果实，而不是果实支撑果树，这是永恒定律和万变中的不变。世纪更迭，每个世纪结出不同于前一个世纪的果实。书就是各个世纪风尚的果实。
这些说教的倾盆大雨，犹如夏季暴雨过后的某个公园，不仅培育出了这些道德记者，还在圣西门露天流动戏台的地板缝里，催生出一长列奇形怪状的新品种小蘑菇，我们现在来谈谈它的自然史。
它们就是功利主义批评家。这些可怜的人，鼻梁短得连眼镜都架不住，除了自己的鼻子什么也看不到。
如果某位作者在这些可怜的人的写字台上放一本书，不论是小说还是诗歌，他们只会懒洋洋地半仰在向后倾斜的扶手椅上，晃来晃去，趾高气扬地发问：“这书有什么用？它能帮助最广大穷人阶级提高德性和改善福利吗？什么？社会需求只字未提？为什么不写文明和进步的内容？为什么不对人类进行概述，不通过历史上各个事件追溯改革和启蒙思想的发展，却创作这些毫无价值的诗歌和小说呢？这些东西能推动时代向前发展吗？作家不热情关注如此重大的题材，形式、风格、韵律有何意义？我们能为自己做什么？难道仅是风格、韵律，还有形式？这才是最重要的（可怜的狐狸，葡萄太酸了）！社会在遭难，它的内心像撕裂般地在流血（意指没有人再订阅实用主义的报纸了）。现在全靠诗人去发现并治愈它的病。诗人治病的方法是实现诗人自己的心灵与人性的共鸣。（慈善家诗人，这个称呼多么罕见，多么迷人啊！）我们一直在期待这个诗人，我们真心地呼唤他。他一出现，人群就会向他欢呼，献上棕榈枝，给他戴上桂冠，将他拥入殿堂……”
好极了！不过为了能让我们的读者们不会在读完这篇圣书般的序言之前睡着，我们不得不中止这种功利主义风格的忠实模仿。这种模仿实质上只是一种催眠曲，其催眠效果比安定药和法兰西学院的演讲还要好一些。
你们这些笨蛋，你们这些愚蠢的人、你们这些甲状腺患者，你们大错特错了！
书著不是羹汤做成的，小说不是一双没有缝合的靴子，诗歌不是连发注射器，戏剧也不是铁路，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应当推动文明，促进人类进步。
以过去、现在和将来各位教皇的名义起誓，不是，绝对不是。
“借喻”不能把棉布当贝蕾帽戴，“比喻”不能把拖鞋当鞋穿，“对比”不能当雨伞撑，更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在肚皮上写几句花哩胡哨的诗便当作背心穿。我深信，将颂歌当冬天的衣服穿实在不能御寒，用希腊田园诗人品达《颂歌集》的前三部分做服装，与诗中犬儒学派的太太把美德当遮羞布而一丝不挂的行为相比，简直是不相上下。
然而，声名显赫的拉·卡尔普雷奈德先生[89]曾经有一套衣服，每当人们问他衣服的质地是什么布料时，他回答说：“西尔旺德”。西尔旺德是刚刚成功上演的一幕戏剧的名字。
这样的问答让人们高高地耸起肩膀，耸得比格洛斯特公爵[90]的肩膀还高。
某些自命为经济学家并且妄想重建这个世界的人，严肃地发表了相似的无稽之谈。
如果可以用“功能”来评价小说的话，那么一部小说可以有两个功能：一是物质功能，一是精神功能。小说的物质功能，首先是写书的作者有几千法郎进帐，肥得连魔鬼或狂风都想把他带走；对于读书的书店老板，正如《费加罗报》所述：一部小说就是一匹名种骏马，拖着用乌木和钢材造的马车四处奔跑；对于做纸生意的商人，一部小说就是在某条河上新建一座工厂，往往成为破坏名胜景点的一种手段；对于负责印书的印刷商来说，一部小说每星期都会耗用成吨的洋苏木，把他们的水槽染得五颜六色；对于公共阅览室，一部小说就是一堆散发着穷人气味的发绿的大铜板，如果收集和使用得当，就是一大块会让捕鲸成为多余的油脂。小说的精神功能在于阅读小说能起到催眠作用，免得人们去看那些功利主义的道德说教和进步报纸，或是读那些难以理解、愚蠢之至的滞销书。
看了以上这些，他们还能说小说对文明不具有促进作用吗？我甚至不会提及烟草店的新伙计、杂货店老板和炸土豆条的商贩了，小说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小说使用的纸张的质量通常要好过报纸。
其实，听了共和派和圣西门派的功利主义的理由，你一定会忍俊不止。我首先想弄清楚这个充斥着报纸的专栏并作为圣事术语的词——“功能”的确切含义。
功能分为两种，因此它的含义也是相对的，即是说对某种事物有用时肯定对另一种事物无用。您是补鞋匠，我是诗人。写诗时第二句要押第一句诗的韵，因此，一部韵语字典对我来说用途极大，而您则不会用它来帮助您缝补破靴子。同理，您的削皮刀对我写诗也毫无用处。我这样说，您会不赞成，您会说鞋匠的功能要大于诗人，因为没有鞋匠比没有诗人情况更糟糕。我无意贬低鞋匠这一崇高的职业，而且，我尊其为立宪君主，但我不得不坦白，我宁愿让我的鞋子张着口也不愿诗不押韵。对我来说，没有鞋匠不要紧，但不能没有诗人。因为我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靠脑子比靠脚进步更快，我的成功所磨损的鞋，比那些四处跑官、有道德的共和主义者要少得多。
我知道，有人喜欢磨坊甚于教堂，因为面包用谷物比用心灵制作更具食用功能。对这些人，我无言以对。无论在人间还是天堂，他们都称得上经济学家。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和我们的生活中，有绝对有用的东西吗？首先，我们来到这个地球上生活的用处就很小。我要质问他们中最有学问的人，如果不订阅《立宪报》[91]，也不订阅其他报纸，我们还有什么用处？
其次，就算我们存在的用途是先天注定的，那么哪些东西对维持我们的生存真正有用呢？每日两餐吃一块肉、喝些汤，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对填饱肚子已经足矣了。人死后只需2英尺宽、6英尺长的棺材用以安息，活在人世时其实也不需要更大的空间。一个七八英尺的立体空间，开个小洞用于呼吸，像蜂箱里的一格蜂房，就足够我们栖身避雨。一床被子合适地裹在身上，其御寒效果胜过典雅考究、剪裁合体的斯托布[92]服装。
有了这些，人可以就是在字面意义上的生存了。据说一个人每天只需25个苏[93]就能生活。然而，活着并不是死不了。我看不出住在一个按功能组织起来的城市中的人比住在拉雪兹公墓里更不舒服。
凡是美的东西，没有一件属于生活的必需。没有鲜花，世界并不会因此遭受物质上的痛苦，但谁又愿意真的没有鲜花呢？我宁愿没有马铃薯也要玫瑰，而且我相信世间只有功利主义者才会做出为种白菜而拔掉整花坛郁金香的举动。
女人的美丽有什么用？女人只要身体健康，有繁殖能力，对经济学家来说已经相当好了。
音乐有什么用处？绘画有什么用处？有了卡雷尔[94]先生谁还会喜欢莫扎特？有了白芥末的发明人，谁还喜欢米开朗基罗？
真正美的东西都是毫无用处的，所有有用的东西都是丑陋的，因为它是某种需要的代名词，而人的需要都是那么坑脏，那么令人恶心，就像他可怜、怯懦的本性一样。一所房屋最有用的地方就是它的卫生间。
无论这些先生赞成与否，我属于那种认为没有用处的东西才是必需的人，而且我对物品和人的喜爱程度与它们对我的用处大小成反比。我不喜欢有某种用途的花瓶，却喜欢画有龙和中国人的中国花瓶，因为它对我毫无用处。而且在我的所有才干中，我最引以自豪的是我在猜字游戏方面的才能。只要能看到一幅拉斐尔[95]油画真品或一个裸体美女（比如卡洛瓦[96]绘画时摆模特姿势的鲍格才公主[97]或走进浴室时的朱莉娅·格里希），让我放弃我作为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我都会心甘情愿。就我本人来说，倘若查理十世那个食人魔王能从他的波希米亚城堡给我捎来一篮子福尔明葡萄[98]或德国约翰尼斯伯格[99]出产的上等葡萄酒，如果选举法比大路窄，但比其他东西宽，我会非常愿意回到他那个时代。虽然我不是业余艺术爱好者，但我喜欢巴斯克鼓的鼓声和蹩脚提琴师的琴声甚于主席先生的铃声。我会卖掉我的裤子去换钱买戒指，为了买点果酱我会卖掉面包。在我看来，文明人最得体的职业是无所事事，再不就是细细地品味雪茄或把玩烟斗。我对英国九注游戏的玩家和优秀诗人同样尊重。你看，我们的原则与功利主义相距甚远，除非皈依，否则我决不会当正经报纸的编辑，那样做是会贻笑大方的。
我不会设立蒙顿奖来鼓励修德，但我会像那位人们很难理解的伟大哲人萨丹纳帕路斯[100]一样，重奖发明新的快乐的人，因为享受快乐对我来说就是生活的终极目标，是世界上唯一有用处的东西。上帝也是按照这种人生观设计出来的，上帝创造了女性、香味、阳光、鲜花、美酒、骏马、猎兔和安哥拉猫，但上帝没有对天使言：“要有道德！”而谓之：“要有爱！”并且上帝赐予我们一张比其他器官更敏感的嘴去亲吻女人，赐予我们可以仰望的眼睛让我们去注视阳光，赐予我们灵敏的嗅觉让我们去嗅闻花蕊的芳香，赐予我们强健的大腿夹骏马的两肋，而无需凭借铁路和机就能任思绪一样奔腾，赐予我们纤细的手去抚摸猎兔的长脑袋和安哥拉猫的背茸以及荡妇裸露的肩膀。最后，上帝把饮酒、钻石取火和四季都当做爱这三种光荣的特权只赐给人类，用它而不用阅读报纸和制定宪章来区别于其他动物。
我的上帝啊，这种已经把我们的耳朵听出茧子的所谓的人类的完美，原来是这样一种愚蠢的东西啊！有人说，人实际上是一架可以不断改进的机器，要是把一个齿轮咬合得更好一些，平衡锤的位置改得更好一些，它会运转得更自如。要是人能有两个胃，他就能像牛一样反刍；要是在脑袋后面再添一双眼睛，他就可以像两面神杰纳斯[101]一样看见在他背后吐舌头的人，就可以不至于像臀部线条优美的维纳斯那样，以一种尴尬的姿势观察自己的卑鄙行为；要是肩膀上能插上翅膀，就可以省去每天乘公共马车的6个苏了。总之，所谓人类的完善，实际上就是上帝在合适的时候为人类创造一个新器官。有了这些改进之后，我们比挪亚时代之前新会做哪些事情？哪些事情做得比他们好？
我们比愚昧、野蛮时代（过去通常的叫法）的人更能喝酒了吗？俊男赫珀哈斯辛[102]的两面派的朋友亚力山大[103]，虽然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实用知识报，却从来没有喝坏过身体。而且我不知道哪位功利主义者能一口饮尽亚力山大称之为“赫拉克勒斯[104]”的大杯酒，而不会因此比小勒潘特[105]或河马那样肿胀，巴松皮埃尔元帅[106]曾为13个镇一气喝下一长靴的酒，这位元帅在我眼中是同类中的佼佼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已故的米隆·德·克罗顿[107]一顿能吃下一头牛，哪个经济学家能把自己的胃撑得像他那么大？在我眼里，与特利马尔西翁[108]晚餐的菜单相比，英国咖啡馆（或韦富尔咖啡馆）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厨艺高超的餐馆的菜单实在太素太简朴。现在有谁能点到一盘装有一头母猪及其12头仔猪的主菜？谁吃过海鳝、七鳃鳗烩人肉？您会相信布里亚-萨瓦兰[109]的厨艺比阿匹西乌斯[110]更精湛？专吃下水的大胖子维特利乌斯[111]是在舍韦咖啡馆[112]学到用野鸡和凤凰的脑髓、红鹤的舌头和鸡肝来填塞他那著名的密涅瓦[113]盾吗？你们罗舍·德·康卡勒咖啡馆的牡蛎真的与意大利卢克林湖的牡蛎一样受吃客青睐吗，那可是人们特地造海养殖的！与在拜亚、卡普里和提沃利等地[114]的古罗马贵族的别墅相比，巴黎近郊的一幢幢侯爵小宅实在太寒酸，这些用巨石垒成的华丽的永久建筑，都是那些奢靡至极的人们为了一时的享乐而建造起来的，我们难道不该对古代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以至于把“完美”这个词从我们的字典中永远抹去吗？
是我们又发明了一大死罪吗？不幸的是，神学中过去似乎只有七大死罪，这是一个正义的人在一天中所犯的罪的数目，这个数目太少了。我甚至认为，经过一个世纪的进步，在我们正在进入的时代中，这种效率会使任何一个情人都能完成赫拉克勒斯的第十三项工作[115]。现时的男人讨心上人喜欢的次数能比所罗门时代更多吗？许多著名的学者和贵妇人都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这种殷勤正日渐减弱。要真是这样，进步何从谈起？
我知道你们会对我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上议院，又有一个下议院，相信不久所有人都会当上选民，议员的人数会比现在增多两三倍。你们难道没有发现国民议会的法语错误和做这种强制苦工的人已经够多了吗？我实在不明白把两三百位土头土脑的外省议员圈在一间由弗拉戈纳尔[116]绘制的天花板的木棚里，让他们胡编乱造那么多荒谬、残酷的法律有什么用处？军队、教权或国家，由其中哪一个来统治你们有那么重要吗？不论谁来都是指挥棒。我惊讶的是，这些进步人士为什么倾心于争论选择什么棒子来敲打他们的肩膀，而不是把棒子折成几截让它们见鬼去，这样才会更进步、更经济。
你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具有常识性判断力，此人集疯子、天才、傻子于一身，也是一个超凡、其天才在拉马丁[117]、雨果和拜伦之上的诗人，他就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傅立叶，他是唯一一个既有逻辑又敢于把逻辑推论到底的人。他断定人很快会长出一条15英尺长的尾巴，尾巴末端还有一只眼睛。这肯定是一种进步，因为它可以让人们做出无数过去做不到的漂亮事情，如不用打枪就可以杀死大象，不用秋千就能像猴子一样轻松自如地在大树之间荡来荡去，仿效松鼠（它从来不用大雨伞）把尾巴盘在头上当羽毛来挡雨遮阳，还有太多的优点以至于无法一一列举。几位傅立叶主义者甚至声称，他们已经长出了小尾巴，如果他们活得更长一些，那条尾巴就会变得更大一些。
就其空想出的动物物种数量而论，查理·傅立叶能与伟大的自然学家乔治·居维叶[118]齐名。他曾空想出比象大3倍的马、和老虎一般大的狗；他空想出来的鱼比耶稣-基督的鱼够更多的人吃，而那些鱼又是伏尔泰派无神论者在愚人节想象出来的，而且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个动听的寓言；傅立叶空想出来的城市让罗马、巴比伦[119]和蒂尔[120]看上去简直像坐落在乡间的低矮小屋；他能把好几座巴别[121]的通天塔罗叠起来，耸入云霄，塔中的梯子比约翰·马丁[122]所有版画的还要多。他空想出来的建筑的式样不计其数，还有许多新装饰材料。他设计的剧院用罗马帝国的标准来评判都堪称壮观，开列的宴会菜谱连卢修斯或诺曼塔鲁斯[123]用来宴请朋友也觉得绰绰有余！他夸口要创造一些新奇的娱乐来开发人所有器官的感官；他发誓要让女人更漂亮、更放荡，让男人更强壮、更有精力；他保证你们都会有孩子，并建议减少世界的人口，让每个人住得更宽敞。这样做比鼓励无产者多生孩子挤满大街被炮轰死更合理，没有面包就只能用子弹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实现进步的惟一道路，其他道路都不过是苦涩的玩笑、一场低级趣味的闹剧，连那些张着嘴傻看的白痴都愚弄不了。
傅立叶幻想建立的社会主义基层组织与“德兼美修道院”[124]相比，确实是一种进步，而且把人间天堂永久地降级为一堆过时、旧的东西。《一千零一夜》和奥诺伊夫人[125]的《故事集》是惟一能与傅立叶相媲美的幻想。这种幻想多么有想象力、创造力啊！足以作为三千大车的浪漫、古典诗歌的素材。而我们这些蹩脚的诗人，不论是否是院士，与傅立叶这位独出心裁的幻想家相比，均属平庸之流。把人们至今一直设法压抑的冲动利用起来，这种想法太高明、太诱惑人啦！
你们说我们正在进步！倘若明天巴黎蒙马特高地有座火山爆发，喷发的熔岩像历史上维苏威火山[126]吞没史塔毕亚、庞贝和赫库兰尼姆[127]一样吞没巴黎，几千年之后，那时的考古学家在挖掘这座死城的废墟时，会有哪座建筑仍耸立未倒来见证这座被埋葬的伟大城市的壮丽呢？难道不是歌德建筑风格的巴黎圣母院吗？如果清理拉封丹先生曾装饰过的杜伊勒里王宫，人们一定会对我们的艺术产生真正美好的印象。路易十五大桥两侧的雕像如果运到那时的博物馆，肯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卢浮宫里弯弯曲曲的艺术长廊中陈列的古代名流派的绘画、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像，以及安格尔[128]绘制的屋顶，绝对不会让人相信巴黎过去曾只是一个野蛮人的营寨，从威尔士族或印地安人居住的村庄遗址中所能挖掘出的奇珍异宝，充其量不过是国民自卫队的点火器、消防队员的头盔或残缺不圆的埃居硬币。而中世纪的大都市本应在大片的城堡或墓穴废墟下面给我们留下雕刻精制的漂亮盔甲，或者装在伊特鲁里亚[129]花瓶中和铺在罗马建筑地基下面的金属勋章。至于我们所有可怜的镶木家具、所有表面没有任何装饰、丑陋不堪的柜子（他们称之为抽屉柜或写字台）以及所有式样不整而且容易破损的用具，但愿岁月会照顾我们的面子让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
曾几何时，我们突发奇想，要建造一座宏伟壮观的建筑。开工之初，我们曾无奈借鉴古罗马人的建筑图纸，但还未竣工，我们的先贤祠就像患佝偻病的孩子一样双腿打颤，像烂醉的残疾人一样身体摇晃，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用石柱把它支撑起来，否则它会可怜巴巴地在众人面前倒塌下来，让世界各国贻笑百年。我们曾想在我们的某个广场上竖立一座尖顶方碑，为此我们被迫到卢克斯特[130]去干偷窃的勾当，并花了两年的工夫才把窃得之物运到巴黎。我们在道路两侧栽杨树，而古埃及用尖顶方碑来护路，它建造这些石碑易如菜农用胳膊夹住几根芦笋一样，在花岗岩的山城上雕塑一座独石柱比我们做牙签或牙勺还容易。几个世纪前有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如今我们有了保尔·德拉罗什先生[131]，这一切表明我们在进步。我们的歌剧院让我们引以自豪，而罗马马戏团就有十座这样的歌剧院用来表演萨拉班德舞[132]！即使马丁先生[133]亲自领着他那只驯服的老虎和那头像《法兰西公报》订户那样睡眼惺忪的狮子上场表演，与古代斗牛场面相比，简直就是杂耍！想象一下过去那些百年不止的竞技，我们那些持续到凌晨两点的义演算什么！还有那些真的战船在真的海上进行真实的战斗，成千上万的人被真地打得落花流水，啊！英勇的弗兰哥尼[134]，您在发抖，您前面的大海突然变成一片沙漠，那里咆哮的狮虎也只能担当吓唬人的配角（而且只有一次出场机会），主角是一位来自达契亚[135]和潘诺尼亚[136]的体魄健壮的运动员。观众常常为是否请这个主角在演出结束时再次出场感到窘迫，原因是他的情人竟是一头漂亮的三天未进食的努米底亚[137]母狮。那头走钢丝的大象不比乔治小姐[138]素质更高吗？你们认为塔里奥妮[139]小姐的舞跳得比阿布丝库拉[140]更好吗？芭蒂勒[141]的舞跳得不如帕罗[142]吗？我相信，博卡热[143]的演技无论有多么优秀，也超不过罗歇斯[144]：卡莱里娅·科皮拉[145]年过百岁还扮演天真活拨的少女，而我们年轻的女主角中，准确地说，其扮演者年龄最大的也没有60岁，而且玛尔斯小姐[146]在此方面根本算不上进步。他们所有信奉的神有三四百位之多，而我们只有一位还根本不尊崇她。但这也算一种奇特的进步。主神朱庇特[147]难道不比唐璜或者其他勾引女人的人更有高招吗？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发明什么了或者完善了什么。
继进步派记者之后，厌世派记者粉墨登场。作为进步派记者的反衬，厌世派记者通常只有20或22岁，他们没见过世面，至多和家里的女佣人睡过觉；任何事物都使他们烦恼、疲倦、厌烦；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心衰力竭，无动于衷；他们能提前知道你们要对他们说什么，一切能看到、感受到、体验到、听到的，他们都看过、感受过、体验过、听过；人的心灵中的任何隐私都已被他们曝光于世，他们斩钉截铁地告诉你们：“人的心灵不是这样的，女人们不是这样的，这个特征是一种假象。”或者说：“怎么！为什么不是爱就是恨，不是男人就是女人，就不能对我们谈点别的吗？”然而，自从巴尔扎克参与进来后，男人的话题老掉牙了，女人的话题则更过之！
“谁能把我们从男人、女人的话题中解脱出来？”
“先生，您认为您的寓言是新的吗？大概是新桥[148]意义上的新吧？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平常了，您的寓言我还在幼儿园或者不知道什么地方时就读过，从10岁起我就听过无数遍了。至于其他作品，先生，我告诉你我没有不知道的，一切对我都是陈词滥调，即使您的思想像圣母玛利亚那样纯洁，我还是坚信我确实看见过最蹩脚的作家和最微不足道的学究在街角出卖肉体。”
这些舞文弄墨的人就是《黑猩猩》、《绿妖怪》、《迈索尔[149]狮子》以及其他创作的炮制者。
他们没完没了地抱怨被迫看书和看戏。评论一台恶作剧的滑稽剧时，他们都大谈开花的杏树、芳香的菩提树、春天的微风和嫩叶的芳香，他们从未走出巴黎，连白菜和甜菜都分不清楚，却效仿青年时代的歌德，以大自然的情人自居。如果是冬天，他们会对您大谈室内的温馨、那燃烧的火苗、壁炉中的柴架、拖鞋、还有白天做梦和打瞌睡等等。他们还会提到提布卢斯[150]的诗句：“让人们躺着倾听狂风，该是多么美妙啊！”以此来装出一付最迷人的醒悟加无知模样，摆出一种不会再为任何人的作品所动的姿态，无论戏剧多么富有情感，他们都像削尖笔的小刀那样冷漠，那样无情。然而，他们对你却像让·雅克·卢梭[151]那样感叹道：“长春花开啦！”他们公开表示对剧中那些健身房里的上校、美洲来的大叔、表兄弟、表姐妹，以及易动感情的老卫兵和小资情调的寡妇憎恨至极，为了竭力劝我们不要去看这种滑稽剧，他们每天在报纸专栏上发表连载文章，证明并非所有法国人生性狡桀。其实，我们并不对此感到难过，相反，我们很高兴地了解到，取缔滑稽剧和法国喜歌剧（法国风格的）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福祉之一。不过，我很想知道，这些先生们会创造一种什么样的文学来取代它。我敢肯定，他们创造的那种文学一定更差。
还有一些记者抨击假装高雅，他们翻译了塞内加[152]的悲剧。随后，他们干脆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批评家阵营。他们的评论方式是迄今为止一个批评家所能想象的最随便、最粗放、最草率、最专横、最极端、最武断的，连古希腊[153]人齐卢斯都不会感到无用之地！
至此，倘若他们想贬低某部作品，或使某部作品在天真无邪的读者眼里分文不值，他们一定会拿出歪曲篡改或故意断章取义的伎俩，通过他们的删节断句，连作者本人都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愚蠢可笑的人。这些人把他书中某段文字与一些毫不相干的古代或现代的某作者的短文硬扯在一起，再给他生生扣上一顶莫须有的剽窃帽子。他们用厨娘的口吻蛮不讲理地责备作者不懂得自己的母语，歪曲拉辛[154]和伏尔泰的法语。他们煞有介事地断言，说他的作品宣扬吃人肉的行径，读了这种作品的人不是变为吃人肉的野人，就是狂犬病患者。然而，所有这一切指控都极其拙劣、不合时宜、厚颜无耻、腐朽陈旧。报刊专栏文章和《杂文报》文章又臭又长，致使对不道德的抨击一直形不成气候，无人问津，只剩所谓纯洁、进步的《宪法报》还在以绝望的勇气孤军奋战。
因此，人们发明了对将来出版的作品进行批评，即预测批评。第一次听到它时，您会感到它的魅力和想象力吗？我可以告诉你，其实没有什么奥妙。将受到人们青睐的好书，还没有问世，而已经出版的肯定是让人讨厌的。未来的书都是优秀的，但我们总是还在今天。
这种批语让我们想到理发师通常在招牌上书写的一句话：
明日本店免费剃须。
这样的招牌让所有穷光蛋都期待着第二天那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免费剃须，为此他们说不出的高兴和得意，而且下巴上的胡子在这幸福之日的前一夜直长出了半英尺长。然而，当他们脖子围上毛巾时，理发店的伙计却问他们是否带钱了，是否咬牙破费一次，否则就像打核桃的打手和摘苹果的摘手那样侍候他们；这位伙计还发誓，要是不付钱，就会用剃胡刀割断他们的喉咙。这些既可怜又可鄙的穷光蛋，此时还援引那招牌和上面那被认为是不可违背的几个字。“嘿！嘿！”理发师说：“你们不是知识分子吧！你们恐怕需要回学校补补课。那招牌上写得清清楚楚，‘明日’，我还没有傻到今天就为你们免费剃须的地步吧！我的同行会说这样只会丢饭碗了。下次或者下辈子再来吧！那时你们一定比现在满意，我以一个诚实的理发师的名义发誓，如果我不免费给你们理发，我就是吝啬鬼，就让我得麻风病！”
读到一篇用描写未来的方式来批评现有作品的文章时，作者总以为自己正在写未来的书。他们尽自己所能迎合批评家的观点，极力把自己装扮成社会的、进步的、道德的、转世论的、神秘主义的、泛神论的和无产阶级的作家，以为这样可以免遭众人的唾骂。可是他们的读者却与理发师的顾客有相同的遭遇——今天不是明天的前一天。人们翘首期盼的明天不会来到这个世界，因为这种批评方式太方便了，批评家肯定不会这么快就放弃。任何一本书，如果让他们嫉妒、让他们想把它置于死地，他们会极力贬斥它，但同时却竟然无耻到以最宽宏的公正者自居。他们表面上装出巴不得觉得这本书很好，值得夸赞，但却从来没有这样做。这种伎俩比人们称之为“怀古”的手法胜出一筹，因为怀古的手法是通过贬低人们十分关注而且会直接伤害自尊的现代书来吹捧那些没有人再看但不碍任何人事的古代作品。
在开始评论这些批评家先生之前，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有很多材料，多得能编十五六卷，但我们只需引用几行文字即可，我担心的是这几行文字每行会长达两三千托阿斯[155]，与那些厚得连炮弹都打不穿的巨著差不多，而且定名别有用心，称为“革命之语”或者“某某之语”。歌剧女主角莫班小姐的所作所为和浪漫经历极有可能被忽视，人们会觉得仅一卷书不足以歌颂这位布拉妲曼黛[156]美人的奇遇。因此，尽管我们很想继续为威震当今的阿里斯塔克斯[157]唱赞歌，也只能欲言又止，仅对老实巴交的阿波罗[158]式同行们的好脾气发表一点感想。我们的同行们愚蠢得像古罗马哑剧中的卡桑德拉[159]，像傻瓜一样一动不动，等着挨哈利昆小丑[160]的木刀和巴亚斯小丑[161]来踢屁股。
他们模仿击剑教练，在攻击时倒背双手，露出胸膛任凭别人刺击，连闪避动作都不做，就像在法庭辩护中只许检察官讲话，或者像一场不允许反驳的辩论会。
批评家有权说三道四。批评家摆出大人物的架势，毫不留情地批评这部作品不伦不类，那部作品毫无特色，反正都荒谬、拙劣、不合情理。每出戏上演时，批评家都要去观赏，结果发现与他所构思的风马牛不相及，于是便在自己的专栏连载文章中采用偷梁换柱的伎俩，换成自己的剧本。他不惜笔墨，大肆卖弄学识，把前一天晚上从某个图书馆现学的知识全部抖搂出来，把别人视为无知，而这些人都能算得他的导师，连其中最差的都比他强得多。
对此，那些作者们非常大度地忍受了，他们的度量大得不可思议。这些被人视为真正的神之子的金口玉言的批评家究竟何许人也？其实，他们不过是我们旧时的同窗，他们的学习成绩明显比我们差。他们没有本事创作，便只能像斯廷法罗斯湖的怪鸟[162]那样靠别人的作品生存。
这不就是用来批评批评家的一个好把柄吗？因为这些令人讨厌的大人们即使再傲慢，再难对付，也不会像罗马教皇一样无懈可击。这种事足以写满一份最大开张的日报。他们历史课和其他课方面的愚蠢错误、捏造、法语语病、剽窃、语无伦次、插科打诨、思想贫乏、傻乎乎、连最简单的常识都不知道（竟然把比雷埃夫斯[163]认为是某个人，把德拉洛奇先生当作油漆匠），所有这些都为作家们提供了充足的把柄去回击这些批评家。这种回击只需用铅笔勾出那些段落原样抄录即可。这是因为，当批评家并不一定会使您成为作家，批评别人语言和情调上的错误不足以保证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这个道理每天都被我们的批评家所证实。如果人们对夏多布里昂[164]、拉马丁一类名人的批评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我可以理解。但让那些Z先生、K先生、Y先生、V先生、Q先生、X先生或从A至W其他任何字母打头的先生们充当小昆体良[165]并以道德文学和高尚文学的名义训斥你们，我会愤愤不平，甚至感到无比愤怒。我希望有人能颁布一部治安条例，严禁某些名字与其他某些名字重名。猫可以盯着主教看，罗马的圣彼德大教堂再宏伟也无法阻止未开化的原始人用一种奇特的办法在底下把教堂弄脏，这些都是事实。但我并不以为因此可以在某个建筑名胜下面竖一个这样的牌子：
此处禁止扔垃圾。
只有查理十世明白这个道理，他下令禁止发行报纸，为艺术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报纸是艺术家和百姓、国王和臣民之间的狡黠的掮客，许多事情都是这些掮客挑起的，这点众人心知肚明。报纸对艺术无休止的叫骂窒息了艺术的灵感，在人的心灵和精神上投下一种对诗人或政府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从而使王权和诗歌这两种世界上最伟大的事物失去作用。这是人民的大悲大哀，人民不惜放弃自己的幸福，甘愿每天早晨能看到几张用劣质的纸张和油墨印刷、用劣质的文笔攒出来的劣质报纸。尽管尤里乌斯二世[166]时期根本没有文艺批评，我也没有见过评论皮奥博[167]、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吉贝尔蒂[168]、切利尼[169]的文章；但我认为，对于这些没有报纸看、从来不熟悉艺术和艺术术语的人来说，上面列名的那些人肯定个个才华横溢，绘画职业技艺精湛，报纸上看不到真正的学者和真正的艺术家，犹如一个人平时纵欲无度、精疲力竭地上了缪斯女神的卧榻一样，这些难侍候的女人，她们想要的情人必须是精力旺盛的猛男。报纸扼杀书籍，就像书籍扼杀建筑，大炮摧毁人的勇气和体力一样。我们相信报纸会夺走我们的娱乐，报纸会夺去我们一切的纯洁，它使我们一无所有，甚至连一本仅属于自己的书也不会有；报纸提前登出戏剧的结局，夺去它的悬念。报纸还会使我们之间的闲聊、造谣、嚼舌、诽谤变得枯燥无味，甚至没有兴趣再把一条小道消息炒作到一周之内上流社会无人不晓的地步；报纸不管我们是否接受，把既定的评价强加给我们，强迫我们对本来喜欢的东西产生反感。报纸能让那些卖火柴的小贩或者那些记忆力好的人，像外省的科学院院士那样放肆地胡扯一通文学；报纸不允许我们有自己天真的想法，从早到晚整天向我们灌输那些犹如一面生一面焦的煎鸡蛋那样难以消化的文章，还用三四个小时前发生的连吃着奶的三岁孩子都知道的旧闻让我们不得安宁；报纸剥夺了我们的味觉，让我们像喝了加香料的白兰地酒的酒鬼一样再也品不出醇酒的沉香，像贪吃酸橙和葡萄渣的人一样再也闻不到鲜花的芳香。倘若路易-菲力浦一次性永远取缔所有文学报纸和政治报纸，我会对他感激不尽，并会当场创作一首美妙的疯狂抒情诗献给他。我用自由体交叉韵来做并属上我的名字：“您最谦恭、最忠实的臣民×××”。千万不要认为人们从此不再热爱文学了，在没有报纸的日子里，一首四行诗能让巴黎人欣赏一个星期，一场首场演出会让他们议论半年。
然而，我们为此失去了30苏一行的广告和吹捧文章，作品的知名度从此也不会如此迅速和突然地提高。不过，我们已经想象出一种非常聪明的办法来取代炒作。如果从现在开始到这部杰出的小说问世之前，仁慈的君主下令取缔报纸，我一定会充分利用这点并为自己创造一个奇迹。在那天到来之际，会有24个骑着马的吆喝者，背上印着出版商的地址，手持两面都绣有小说书名的大旗，鼓手号手各一名开道，走遍全城，每到广场或十字路口便停下亮开嗓门喊：“令人赞赏的无与伦比、好得不能再好的小说《莫班小姐》只今天卖啊！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包括玻利尼西亚）热切盼望了一年多的，著名的戈蒂耶的杰作啊！一分钟就能卖出500册，半小时就再版一次，现在已经到第十九版了！商店门口站满了治安警察，他们正在控制人流，维持秩序。”您看，难道不比《辩论报》和《法兰西邮报》上只有松紧带、硬衬领、有耐用奶嘴的婴儿杯、雷尼奥[170]牙膏和治牙病药方一类广告的三行新书广告强得多吗？
写于183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