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家钱中文访谈
丁国旗
唯物史观最能宏观地把握文学的本质特征
丁国旗：钱老师，您好，很荣幸向您做这次访谈。您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新时期之后，因此，本次访谈我想就从80年代初说起。那时外国的各种文艺思想纷纷被介绍到国内，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当时您是如何看待这现象的？
钱中文：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国各种文艺思想被大量地译介到中国，我也是一个热心的介绍者，西方文艺思想特别是现代主义文艺思想的输入使人感到十分新鲜。当时文艺思想活跃，一面拨乱反正，一面争论问题，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争论。一些现代主义文艺思想的介绍者，往往被现代主义文艺思想所介绍，对现实主义文学与理论，采取了排挤甚至嘲弄的态度，染上了爱因斯坦批评现代主义者无度张扬自己主张时所说的那种“势利俗气”。我对现代主义作品觉得陌生新奇，后来在巴黎观看了好些荒诞派戏剧的演出，使我深为震撼，觉得其中的优秀之作，真如诉说人的生存艰辛的悲怆交响曲，但对它的宣传者的一些理论观点则不以为然。比如，说现实主义文学已经落后，只是再现、模仿，不具主观创造精神，今后现实主义文学将会被现代主义文学所替代，甚至将现代化与现代主义等同起来，等等。实际上创作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时期我花了不少气力，历史地、作家专题性地探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理论，并对它们各自的诗学原则进行了细致的比较，提出了一些观点，其中之一是，文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文学替代另一种文学。文学史上不是现实主义文学替代浪漫主义文学，也不是现代主义文学替代现实主义文学。更迭、替代的是文学思潮，而文学创作原则是难以更迭的，文学创作原则一旦形成，同其作品一起是会长期存在下去的。所以现实主义并不会被现代主义所替代，相反它的创作会在不断地综合与创新中丰富自己。在80年代、90年代初文学理论在强调文学应该脱离政治、伦理道德的声浪中，我也及时地提出了文化系统与文学的关系，文学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它与审美文化与非审美文化（如政治、道德等）的种种复杂联系，它们综合而为不同国家互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精神，成为一个国家文学特性形成的内驱力，而贯穿于各国文学的发展之中。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重写文学史”大讨论中，一些人不满过去编写文学史的政治化原则，于是在外国人的影响下，却又提出了另一种政治化原则。我这时在研究了多种中外文学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编写文学史还是应以审美的、历史的与社会的原则更为适当，而不致发生翻烧饼的偏颇。
丁国旗：我记得80年代初您就提出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思想，这一观点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钱中文：80年代初，文学所理论室获得了一个国家项目，要撰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合新时期需要的《文学概论》，我也参与其中。大家确定不能重复过去编写的同类书籍，必须要有超越，为此先要了解我国已有的几十种文学理论书籍的问题所在，以及当今其他国家的文学理论的最新成果。于是我去北京的几家图书馆多次，找到了美国、苏联、荷兰等国一批较新的文学理论著作，其中就有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这些著作对我很有启发，在我的提议下，作为《文学概论》的副产品，以“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为名，组织力量翻译出来，以扩大国内学者的视界。后来丛书加入了不少外国美学、文学理论著作，共出版了14种，在文论界很有影响。
《文学概论》一书的提纲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分成了五部分，即“作品论”、“创作论”、“欣赏论”、“批评论”与“发展论”。将作品的研究作为文学理论的起点，这在当时不失为文学理论的一种新的构成。我负责写作“发展论”，必然要涉及文学本质问题，所以让我颇费思量。过去文学理论把文学看作一种意识形态，或称认识论或反映论文学观。80年代初一些人对这种哲学观、文学观进行了大力批判与否定，一谈认识，必然是机械的认识，一说反映必然是僵死的反映。这时在外国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各种文学观念蜂拥而来。有意识形态本性论、结构主义文学观、稍后的解构主义文学观、文学符号论、文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精神分析论、文学感情论、文学表现论、文学生产论、文学接受论、读者反应论、文学现象学、文学是人学、文学心学论、主体性文学论、文学象征论、文学数学化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文学观等等。上面这些有关文学观念的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随便选择或附和一个观点十分容易。但是通过反复比较，感到这些文学思想与观念，实际上是处在不同的层次上的，我还是认为唯物史观最能宏观地把握文学的本质特性。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是令人信服的，在这个结构里，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态如哲学、政治学、法学等部门有着共同性即意识形态性，也是正确的。问题是后来在阐述文学本质特性时，往往把各种意识形态的共性当成文学的唯一特性，而忽略了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所应具有的审美特性，或是把审美特性当作附属性的、第二性的东西。于是我在不同文章里提出了文学创作审美反映说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说，强调与恢复文学审美特性的研究。先是探讨了哲学反映论到审美反映的问题，提出了审美反映的心理结构，即心理层面、感性认识层面、语言结构层面与实践功能层面。现实生活自然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但在审美反映中现实具有三种形态，即现实、心理现实与审美心理现实。创作主体在审美反映过程中消灭了客体，重塑了新的现实，形成了艺术真实的多样性特征，论证了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回答了不少人把反映论歪曲为僵死的、机械的反映的指责与否定。审美反映论在逻辑上、理论上必然导致审美意识形态论，我将这个问题通过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解决。歌德说过：他在观察事物时，总会注意它们的发生学过程，从而对它们可以得到最好的理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始确立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论，在该书《关于意识的生产》一节中谈到，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都可以“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的。因此在《文学原理——发展论》一书中，我试图寻找文学起源、发展的原点，于是就探讨了原始思维、神话意识、审美意识原型的形成，并将审美意识视为逻辑起点，它在长期发展中积淀了人的生存感受与感悟，先在口头形式中获得表现，成为一种审美意识形式。其后融入了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文字、具有独特节奏、韵律的诗性语言的文字结构，使审美意识获得书写、物化的形式；特别在话语、文字的多种结构的样式中，显示了与生俱来的诗意的审美特性与社会价值、意义、功能的复式结构的基本特征。随着人类社会结构进化与演变，在不同形态的制度社会中与不同社会功利的影响下，最终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显示了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特性。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提出，力图做到论从史出，找回其自身发展所应有的历史感。后来审美反映与审美意识形态观念在文论界流行起来。90年代初，这些观念一度被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受到批判，前几年的批判更为猛烈。不过这些批判是在马克思没有直接说过或间接也没有说过文学是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进行的，或是仍然以政治文学观来进行批判，以为审美意识形态论以审美否定了政治，或是以形式学派中的形式主义文学观否定文学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我力图纠正当时在我国已相当流行的韦勒克的“新批评”文学本体论，它把作品本体内在方面的研究，当成了文学本体，实则文学本体与作品本体各有自身的内在结构，不能互相替代，可惜有的人对于文学本体与作品本体至今浑然不分而来嘲弄别人。这些批判都把问题拉回到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的时期去了。历史地梳理一下60多年来我国文学理论中各种批判与被批判的线索与问题，将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课题。
当然，有关文学的观念，难于定于一说。现在有的学者有感于过去文学观念深受西方文学思想的影响与存在的弊病，力图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讨论文学问题，建立一种大文学观，提出文学科学的“人类学转向”。确是需要探索文学的纷繁的本源，同时也要阐明当今多种人的审美需求与文学形式的变化，以及文学人类学的多种理论范式，这是一个极为宽阔的领域，是值得深入下去、认真研究的。
文学创作日趋多样，文学理论将发展下去
丁国旗：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学习理论，也需要理论的时代。然而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引发了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的重大变化，一时理论与批评都失去了重心，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或许此时更需要人文学者明确而坚定的立场与态度。您觉得一个人文学者在现实社会中应该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观，来为自己的人生和学术安身立命？
钱中文：说到人文学者在当今社会安身立命之处确是个重要的问题。一，20世纪是发生多次社会灾难的世纪，人类生存的底线屡遭破坏，引发了多次社会大灾难。二，理性的无度张扬，暴露了其严重的缺失，人们相当普遍地失去信仰，一些非理性与反理性的哲学思潮，一面丰富了原有的哲学论题，显出了理论的新的生机，但它们往往贬抑人文理性，为文化、精神危机推波助澜。三，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得物质与金钱的追求，替代了过去在政治运动中失去的信仰而成为一种社会理想，人的社会关系被严重物化，人的健康成长与发展遭到严重挫折，引发了人文精神危机。四，文学艺术的感性描写，变成了性感的流行与泛滥，文学艺术普遍地追求描绘人的下部的官能刺激，从伪崇高转向庸俗、低俗与恶俗。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历史处境，理论与批评几无立足之处，我以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不能随波逐流，而应有一个建设性的立足点——反思人文、艺术创造的立足点，因此提出了“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强调以具有自我批判功能与在历史发展中展现自身，置身于全球化语境而又强烈显示本土化特性的、不断创新的现代性为指导，以新的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新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提倡一种可以去蔽的、历史的整体性观念，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新的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一定的价值判断、总体上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并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这几个方面，可以说是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在几十年的历史过程中不断重复、反复出现、因而带有一定的规律性现象，它们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基本方面也是如此。新理性精神意在探讨人的生存与文化艺术意义的关系，在物的挤压中，在反文化、反艺术的氛围中重建文化艺术的价值与精神，构筑人的精神家园。这是以我为主导、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行兼容并包、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此说拓展了我自己的文学理论的思维空间，加强了文学理论人文精神的特性，也是试图使文学理论介入当下社会生活的一种态度。有了这种立足点，我在人生与学术探求中确乎感到有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处。
丁国旗：如果说90年代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引发的理论的困境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措手不及，那么，新世纪以后，理论的危机与反思却已指向了理论自身。记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上发表了希利斯·米勒一篇关于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是否还会继续存在的文章，借助新的电信时代的特点，他提出了“文学终结”的思想。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则在《理论之后》（2003）一书的开篇认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这实际也就是在宣布“理论的终结”，如果我们可以随性地将这两种“终结”嫁接在一起，似乎便可以直观地得出“文学理论的终结”，理论的终结与消亡似乎真的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您怎么看？
钱中文：这些问题，十分现实，也很尖锐。希利斯·米勒提出文学终结论主要是说，在高科技的影响下，一些人把看到的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当作文学自身的终结或死亡了。这与20世纪初一些自然科学家看到微观化的物质以为物质消灭了，是个类似的问题。其实由于科学的发现，物质仅仅改变了其存在的形式而已。审美意识是人的本质属性的一个方面，是人的不可或缺的精神与创造的需要。人需要通过话语、文字、图像的诗意结构，进行审美创造、审美阅读、审美欣赏、审美接受，从中反观自身，观照自己的精神，并提升它。人的审美意识将会进一步发展，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与文学作品将会继续存在下去。纸质印刷的文学作品未来会缩小市场，但通过高技术的多样载体而出现的文学形式会照样存在与发展。人类缺失了以话语为载体的文学与艺术，他的精神世界将会变得空虚、贫困、粗俗与荒芜。所以说优秀的伟大的文学创作与经典作品，是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它维系着民族精神的发展与更新，这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学艺术的一体化是可能的，也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是说在技术层面的表现方式早就同一化了，但在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方面，也即民族文化精神方面，是难以同一与一体化的。未来的文学既是开放的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通过民族性而表现着对于人的命运的叩问与普遍的同情；同时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它那巨大的历史人文内容，又必须融入民族特性之中，而获得充分的演绎。
至于说到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我以为他所说的理论，是针对20世纪欧美80年代前兴起的“文化批评”或“文化理论”而说的。文化理论到了90年代和新世纪已难以为继，于是他说在西方盛极一时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的种种主义已风光不再。相反，吸引人的是性。”“在研读文化的学生中，人体是非常时髦的话题，不过通常是色情肉体，而不是饥饿的肉体。对交欢的人体兴趣盎然，对劳作的身体兴趣索然……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们在图书馆里扎成一堆，勤奋地研究着像吸血鬼迷信、挖眼睛、电子人、淫秽电影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这种变了味的文化理论怎么办？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理论的终结”，而终结之后怎么办？所以叫做“理论之后”。虽然在西方，文化理论把文学理论也包括了进去，但实际上，在研究与课堂上却往往脱离开文学，而大谈泛文化现象，诸如伊格尔顿所说的那些现象。上世纪末，文化批评的始作俑者之一萨义德就进行过深刻的反思，认为文化批评研究把文学理论架空了，把文学讲授、研究中所应获得的精神、价值掏空了，于是他呼吁仍应回到文本，回到细读，当然这已是一种新的回归。这样说来，我以为即使如西方的文化理论或批评随着回归而可能改弦更张，在改变自己的形式之后还会发展下去。
其实，文学的发展不可能没有理论思维的，不少大作家也写思想精深的理论文章，如歌德、席勒、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等。他们的理论著作都是各个民族的精神财富，展现了各自民族文化的发明创造与灵魂，滋润了各自的民族文化精神。对于大作家来说，深刻的思想理论，帮助他们切入了具有巨大震撼力的人的命运、价值与人的生存处境艰辛的终极思索，理论与创作总是相得益彰的。
泛文化研究难以解决文学理论面临的困境与问题
丁国旗：今天，在信息化、全球化、消费符号化的社会背景下，文艺理论的处境的确举步维艰，它的不断扩容、越界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它发展了，但另一面我们似乎也看到它正在被自身所消解。其实从后现代思潮兴起以来，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价值的被颠覆、中心的被消解，一切的一切都被裁入到平面化之中。现在很多学者都在撰文谈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向，您是怎么看文艺理论界的文化研究热这一现象的？
钱中文：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消费符号化的背景下，常常谈到文学理论的危机，理论死了，或是将陷入凋零与绝境，我以为这多半是指文学基础理论而说的。这一部门，思想纷繁，见解多样，争议最多，现在谁都可以就文学现象说上一通，并且利用不同背景、不相为谋的知识，立刻否定、瓦解他人的观念。预计文学理论今后会是一种多元化的格局，可能会有主导的、但不会再有统一的文学思想。其他理论部门，虽然各有各的问题，不过态势似乎比较缓和一些，因为相对来讲，它们研究的对象比较明确，争议较少，互补性较多。80、90年代初，我就提出了主导、多样、综合、创新的文学理论发展的方式。
文化批评思潮在我国流行开来，到新世纪更为活跃。它的反本质主义、反独断论、去中心化、不确定性，很有影响，它的合理成分毕竟扩大了我们的知识，使我们获得了思想上的某种扩容，这是最重要的方面，而且这个局面还会延续下去，这也是理论的活力所在。但是中国学者接过来后，他们自己的独断性、盲目性也很明显，如把文学现象本质的研究，当作本质主义加以批判，一时“反本质主义”呼声大作。对于本质研究要做具体分析，事物现象的本质研究与本质主义是有联系而又不同的两码事。前者在于揭示丰富的现象后面隐蔽着的最具特性、确定现象性质的因素，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功能，等等。追求对于事物本质的理解，是人的高级认识能力的表现，何主义之有？“本质主义”则是一种自我定义为永恒真理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它把预设的东西都当成亘古不变的真理，是导致思想僵化的理论，因此，怎么可以把两者等量齐观呢？其实很多事物本质的东西，我们现在不是研究的太多，而是难以研究！既然文学研究可以去探讨文学的各种现象，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探讨文学自身的本质特征呢？你说本质特征说不清楚，那么其他诸如象征、修辞、隐喻、形式、体裁、流派、思潮都已经被你说清楚了吗？对于文学本质与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都不可能得出终极真理，事物的真理性只能被不断地接近与认识。在我看来，文学理论不仅需要提供知识，也应该提供思想的。当然，连思想可以买卖的今天，对于一些人来说，思想不思想也是无所谓的了。
随着反本质主义的传播，事物的不确定性、平面化、拼贴化思潮自然流行开来。文化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与随意性被奉为文学理论研究的创新，而反本质主义又使事物失去了质的规定性。原有的文学常识及其质的规定性一旦被颠覆，那么文学是什么，它的边界又在哪里？于是宣布今天的文学是什么还未有定论，不少生活现象还未装入进去。这样，一时要以文化批评代替文学理论的呼声大为高涨。这种理论使得文学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的探讨，一时处于变幻不定的状态，而日益走向后现代主义的碎片与拼贴。不少审美文化现象并不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如果真要这样扩容、越界，那文学理论本身就真给掏空了，它原有的那些命题与价值，都会被被诸如时装设计、时尚打扮、服装展览、香车美女所替代。针对当今的种种文化现象，现在一些朋友出版了好几种有关审美文化的著作，写得实在而有分量，也有前卫性。设置审美文化的课程，倒正是适应了文化课程扩容、补充的需求。
一些学者认为，既然文学本质观念永远也说不清楚，那就多做看得见、摸得到的文学现象研究即可，于是一些浅表性的实证主义式的研究，或“新批评”式研究，得到了一些专业杂志的过分重视，使得有的偏重于形而上研究的学者，惊呼当今已把文学理论研究推向了绝境，再次凸现了理论的“用”与“不用”的矛盾。也有学者认为，在信息化时代老师的责任不在于给学生以观念、定义与规范，只需传授各种知识即可。但是对于知识不予系统的梳理与综合，不予概括与定性，那么它们可能只是一些毫无联系的散乱现象，一堆知识的拼贴，而使知识失去有序化与应有的深度。由于文学中的泛文化研究的转向，放弃了理论的一般定性与归纳，以致连文学本身早被碎片化、拼贴化了。例如2009年哈佛大学出版的一部1000多页的《新美国文学史》，其别开生面之处，就是它把小说家、诗人与拳击比赛、电影、私刑、控制论、里根、奥巴马等社会文化现象、政治人物和歌手，都当作文学史的写作对象，这种写法可能有着他们的理由（见《文艺报》）。目前在我国尚未出现这种现象，但说不定哪天我们也会看到这类著作的。
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在于回应时代的问题
丁国旗：我也觉得，文学理论应立足于文学，向外看一看，扩大一下眼界，并没有问题，但必须要守住自己的根，否则就会迷失自我。那么，您认为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合法性究竟在哪里？我们该从何处给它找到合适的定位？这个定位又会是什么？
钱中文：在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的盛行之中，也存在当代建构性的一面，比如近期出版的几种文学概论一类的著作就是。这些著作普遍地就文学现象论述文学现象，建构各种关系，改变了原有文学理论的面貌，普遍地描述了文学的多种新形态，进行了理论知识的扩容，吸取了近30年来的某些理论成果，力图有所出新，显示了文学理论的多样与进步。但这些著作大都有意避开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所以也显出了平面化的特点，大叙事化倒是去掉了，而小叙事的出彩地方不算很多，不易达到理论的深刻，这可能原本就不是它们的追求，而正是它们力图削平的。此外还有马工程教材中的《文学理论》的出版，还有经过长期打磨而不失其权威性的文学理论著作。值得一提的是文学理论中的“文化诗学”的出现，它以审美为中心，通过过细的文本分析与历史语境分析，力图介入现实、回应时代新问题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新诗学，并在实践中已取得了不少成绩。同时审美文化、网络文化、生态文学理论研究以及不少理论的专题性研究，都是很有成绩的，它们凭藉文学基础理论而获得借鉴，或以自身经验又丰富了文学基础理论。基础理论在艰难中行进，显示了它的存在与价值。
近几年来，我国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的7大卷“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丛书就是实绩之一。这套丛书，应该说是对20世纪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就、问题的一个总体性的详尽描述与综合性的理论总结，是一部20世纪全景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这样全面性的介绍、大规模的综合研究，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也属首创。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命题，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多样性、当代性与开放性等特征。此外，还有四川大学推出的多卷本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形态”等专题性研究丛书。这几套丛书很有新锐精神，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思路，从而也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独创性、中国气派和强大的生命力。
文学理论中的消解现象是存在的，但是要看到建构也是存在的，而且卓有成效。文学理论不是随时去追赶外国人的时髦，自然需要了解他人的经验，但要努力研究我国文学创作中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形式、新问题、新倾向，总结我国文学自身的新经验，介入现实生活，提供适度的理论概括与规范，改造自己的原有理论形式，回应时代的需求，促进文艺的进程，我想这就是文学理论的定位，它的存在的合法性理由吧。但是不要期望今后文学理论会像过去那样产生什么轰动的社会效应才好，需要守住这一底线，否则只会堆积起新的学术泡沫。
理论研究需要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需要真诚与诚信
丁国旗：您的文学理论研究前后跨越了50多年，一定会有许多个人的体验与感悟，你对当前文学理论研究有些什么建议？您觉得文学理论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您对文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又抱有怎样的态度呢？
钱中文：面对新的世纪，对当下文学理论处境确实存在焦虑与不安，但也有期待与展望，文学理论界需要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文学理论需要加强它的实践品格与时代特色，面对现在普及的网络文化，复杂而多样的文学现象，文学基础理论确实身处窘境。如果我们肯定自己要在这块园地工作下去，那就需要有前沿性的问题感、现实感与时代感，去理解社会的转型，文学的转型。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需要共建某种联合的议事体制。理论具有预言的功能，但它的常态则是去阐明已经发生的现象，确立相对稳定的范式，这是相当困难的工作。这需要我们以科学的发展思想，努力去了解中外文学及理论的历史与现状，培养那种高屋建瓴的综合能力。当然，面对当今琳琅满目的文学现象，也有一个不断认识、梳理、消化与积淀的过程，看来这个过程是会不断变化与进步，急功近利的做法已有很多教训。
在外国文论的吸收中，需要反省我国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本土意识与国际视域的关系。当今，外国文论的介绍十分普遍，有些国别文论、文论家的个案研究很有特色，相当深入。但是也要防止出现那种介绍者被外国文论所介绍的现象。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文学理论看成是外国文论的各种拼贴，任由感觉漫无选择的泛滥，跟在各种外国学者之后，变幻无定，拿他们的观点来引领我国文学理论的潮流，这极有可能成为各种无选择的理论的狂欢。我们阅读外国比较优秀的文学理论著作时总会发现，它们都是针对本国的文学或是文化渊源相近的文学传统而展开的。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本土资源十分丰富，不少学者已提出了值得思考的建议。因此建设当代形态的文学理论时，既要在本土视域也要在国际视域中进行。
在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中，需要反对我们的著述中那种迎合媚俗与自私的思想，检验它们是否具有历史感、真诚与诚信的品格。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历史感就是对于问题的历史总体把握，就是论从史出，就是重视问题产生的现实性，它的历史文化语境、历史生成及其发展，它的历史传统。缺乏深刻的历史感，就会使问题失去科学性与理论性，失去真诚与诚信，而难以取信于人。对于文学史来说，历史感就是尽可能地在总体上把握史实，展现历史事实、人物的真实面貌而不受外力的左右，任意涂改，同样需要论从史出，使之史论相映。对于学者来说，真诚是一种应有的道德品格，缺乏真诚，就有可能利用外力与话语权，遮蔽历史真相，另有所图。缺乏真诚的不良风气，当今已经成为我国社会风习，所以严重导致历史失实，历史感缺失，以致社会诚信丧尽，不信任感弥漫。某些关于新时期文艺学史的著作，看似史作，实则缺乏历史感，让人感到尚未翻过的一页历史，似乎不是他们写的那个样子。
丁国旗：“真诚与诚信”对于人文科学研究来讲，的确十分重要。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现实的？学术研究如何才能获得良性的发展？
钱中文：学术的良性发展，需要良好的环境。当今学术领域功利主义盛行，浮躁与学术不端行为相当普遍，这是一些人的德性、学术体制、评估系统使然。不久前我就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做了初步研究，主张人文科学各种学科的基本性质是对话的理解，而不是自然科学的独白解释（自然并非绝对），目的在于增加人们对于人文科学本质特性的认识，改变现今的学术体制和以量化为主的评估系统。学术在于求真求善，需要说出真话，要使真诚融化于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之中，那样才会产生具有原创性的、独创精神的、有价值的文化产品。有的人把学术研究当作重复的宣传，这把学术研究置于极为难堪的境地。不过我在这里要重复一下自己说过的一段话，它也适用于文学理论：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然要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最终昭示于世人、传之久远的，则是其充溢着民族文化精神的文化创造。生产这种精神财富，应该在文化、学术中，从发出自己的声音做起，进行原创性的创造。要坚持自己的声音，坚持那种具有学理精神的原创性声音，因为学术认同的只是独创。学术回应时代，也坚持自身的需求：学理的深化、完善与丰富。但是这种回应，应是绝对的个性化的，而不是重复与雷同。
当今文学理论介入的领域实在太多，中心问题是文学理论中的“国际视域”与“中国问题”。我国的文学理论，在国际视域、传统资源与中国问题的相互激荡中，是会不断地出现动态的、多样的理论新形态的。
（原载《文艺报》2012年9月26日（个别段落稍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