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前日本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在体制运行中的调节作用
战前日本资产阶级政党在明治宪法体制的运行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即从宏观和微观政策的角度，对体制的运行加以调节。这种调节机能的产生，源于这些政党本身固有的特点。
一
战前日本资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亲体制性。
日本资产阶级政党是在封建制度已经瓦解，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已经站稳脚跟之后，在体制运行过程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在体制之外，作为体制的对立面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日本最初的政党——爱国公党，建立于1874年，即明治政府成立后的第7年。创始人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江藤新平等人，不但都是明治维新运动的骨干，而且都曾在新政府中担任高官。
在创建政党的前一年，新政府内部围绕所谓征韩问题出现严重的分裂。包括上述四人在内的所谓征韩派，由于政见未被采纳，愤而辞去参议职务。他们下野后，不但于次年创建了爱国公党，并且发起了自由民权运动，明确表示斗争的矛头并非对准天皇制政府，而是对准“有司”，即与他们同一层次的在朝派。在他们看来，有司的罪状莫过于专权，而他们这些深受专权之害的在野派有必要，也有责任“让政府知道公议舆论之所在”[124]，为此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开设议会”[125]。但他们也深知，对于一个本无议会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要想达到这一目的，绝不能仅靠几个人的努力，必须借助全国性的声势和力量。而全国性的发动由于维新前后西方文明在日本的深入传播，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充分可能的。这样，他们就把源于政府内部的政争，与点燃自由民权运动的火种，巧妙地接为一体；把下野派对在朝派的不满与抗争，堂而皇之地揉进了开设国会、改革政治的群众性请愿浪潮之中。
另一大政党改进党的诞生与爱国公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政府面对日益激昂的国会开设运动，征求各位参议“关于立宪政体的意见”时，参议大隈重信提出了极为激进的建议，即应该顺应时势，尽早开设国会，并提出了具体时间表，认为最好在第二年即举行议员选举，第三年即可召开国会。大隈的建议遭到否定，大隈也因此被逐下野。翌年，大隈与一同辞职的小野梓等人组建了立宪改进党，并在宣言中称：“政治的改良前进是我党冀望不止的目标。”[126]
从两个最大政党的诞生过程中可以看出，政党的创建者同时也是政府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建党的初衷不是为了推翻天皇制政府，而只是为了抗衡政府中与己不同的政治派别，为了以在野的身份，通过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形式，继续保持对政治的参与和对决策的影响力。至于对其与在朝派共同创建的天皇制政府，他们则始终充满着忠贞不贰的感情，都表示要“常助陛下”[127]，“保持王室无穷的尊荣”[128]。
政党的亲体制性不仅表现在创始人身份上，而且在党员的为官志向，以及政党与官僚的相互融合中也可以看出来。
在政党创建初期，许多骨干都是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当府县一级的地方议会开设以后，许多人成为府县议会的议员。国会开设以后，他们又把当选国会议员作为更高的追求目标。在1890年举行的第一次国会众议员大选中，当选者的2／3有担任府县议会议员的经历。[129]当时的内务省县治局长末松谦澄报告说，议员候选人“并非有某种明确的政论并为了贯彻之，有些人实为初次选举之故，把议员的地位想得格外高，格外光荣”[130]。另一位权威人士的评论更是入木三分：“本邦政党员把政党当作立身的器械，荣运的工场，此类人物甚多。”[131]
这些人进入国会以后，当然不愿再把自由民权运动的精神发扬光大，而要把进入国家权力的中枢与核心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正如爱国公党的后身——自由党的领导者星亨所言：“议会既已开设，就不能只是破坏，而要注意对国民有利的事情，特别是工商业问题，不然政党将为国民所厌倦并失去信用，立宪政体成立之后，如果还只是以国事犯自诩就毫无益处了。”[132]这种与政党创始者一脉相承的亲体制情结，成为党员跻身政界，并最终融入天皇制政府的重要支柱——官僚制的思想基础。许多政党首脑兼政府要员的道路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如自由党首脑河野广中、改进党首脑河野敏钅兼、国民党首脑犬养毅等。
1900年政友会的成立，可以说是政党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政友会是藩阀官僚的鼻祖伊藤博文亲手组建的御用政党，它吸收了自由党以及部分进步党成员。对于这些以自由民权和国会开设运动起家的所谓“民党”来说，这无异于一次全面的“招安”。从此标榜与政府抗衡的民党不但在思想上销声匿迹，而且在组织上也烟消云散。御用政党的产生大大提高了政党的地位，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政党与官僚的结合度。以后出现的一个新动向是，不但政党更加理直气壮地向官僚机构全面进军，而且官僚也开始尝试披上一件政党的外衣，以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政党的官僚化与官僚的政党化使二者最终融为一体，而政党的亲体制性也在这种融合中达到了顶峰。政党的这一特点使它具备了对体制的运行从内部加以调节的可能性。
战前日本资产阶级政党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其组织结构的松散性。
无论是在不同的政党之间，还是在同一个政党的不同派别之间，形形色色的政策主张，以及关于实行这些主张的方式、时机、手段和可能性等的论争，引发了政党间无休止的分化与组合，使日本政党组织处于一种松散和随意的状态。
这种松散性从第一届议会开会前举行的第一届众议员大选结果中就已经充分表现出来。到底有多少个党派参加第一届议会，每个党派的得票率是多少，议席数如何，各大报纸的报道矛盾百出，竟无一个统一的说法，因为许多当选议员究竟属于哪个党派并不明确，因此各大报纸尽可以根据需要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报道。总之，除了爱国公党和改进党等主要政党外，可以说小党林立，有的党派在300个议席中仅占有5席。但所谓大党如改进党也不过50多席，而与之相比，“独立派”则占到70多席。[133]这些独立派或无所属派是流动性极大的一个集团，其内涵随时都在发生变化，有些人分离出来参加到某一党派中去，有些人暂时脱离党派汇入其中，以观望形势，还有些甚至只是出于策略考虑而不亮出自己属何党派，因此无所属派并不是真正的无所属，它只是反映党派松散性的一种暂时现象。
在不到两年后举行的第二次大选中，党派构成包括主要政党在内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后直到最后一届帝国议会，即第92届议会，其间共历时57年，先后举行过22次大选，但每一次大选后形成的党派阵容竟无一次完全相同，[134]其政党结成的随意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分化与组合过程中，两个主要的政党爱国公党与改进党，也都经历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
由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等人创建的爱国公党几经曲折，在1881年开设国会的诏敕颁布以后，改建为自由党，然而仅仅过了三年，自由党便宣布解散。直到1890年国会开设前夕，政党活动再度活跃，而这时自由党由于内部的派系斗争，已分化成三个独立的政党，即由河野广中等人领导的大同俱乐部，由大井宪太郎等人领导的自由党，以及由板垣退助领导的爱国公党。为了在国会中形成强有力的势力，三派经过协商后又重新合而为一，结成了新党——庚寅俱乐部，并进而联络了九州同志会等其他民党势力，于同一年结成了立宪自由党。次年经过了内部变动和送走了大量脱党者之后，再度改称自由党。
与此同时，由大隈重信组建的改进党也几经变动，于1896年发展为进步党。
两年后，自由党与进步党这两大政党第一次联合起来，组成了宪政党。然而宪政党仅仅维持了4个月，就再次分裂成两个党，即以原自由党系统为主的宪政党和以原进步党系统为主的宪政本党。1900年政友会的成立，并未能结束政党间这种不断的聚散离合过程。一部分未加入政友会的宪政本党成员，吸收了其他一些小党派，于1910年组成了立宪国民党。1913年，与伊藤派对峙的山县派头面人物桂太郎组建了与政友会齐名的第二大御用政党——同志会，收编了立宪国民党的大部。至此，发源于民党的两大政党主流都已被收入御用政党。此后，除了一些一脉相承的中坚和骨干人物之外，从政友会和同志会身上再也找不到昔日自由党和进步党的影子了。
然而，经过藩阀官僚化洗礼的政党，并没有改变其组织结构松散的特点，只是把以后的分化组合过程变成了一面继续吸收尚未加入进来的民党派系，一面通过内部的和跨党派的改组，进行两大政党之间的不断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未加入同志会的立宪国民党成员经过组建国民党——革新俱乐部，最后融入政友会之中。而同志会在吸收了另一些小党派后，于1915年改组为宪政会，又于1927年改组为民政党。与此同时，政友会也经历了较大的内部分裂与改组。
以上的概述远远不能描绘出政党间聚散离合的全貌，无数个彗星般转瞬即逝的小党，无数次党派间的分裂与联合，交织在两大政党的离合演化中。每一次政党名称的改变，都包含着吸收和排除的双重变动过程，而每一个分离出去的部分，都有可能同时孕育着一个新党。然而，即使是这样一种以两大政党为主的、粗线条的概括，也足以看出日本政党组织的松散性。
引起政党组织频繁变动的直接导火线，往往只是一些细小的政见分歧，甚至只是某种非常具体的政策论争。例如对内阁的某项政策应该支持还是反对；对某一位国务大臣的有争议演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要不要参加其他党派发起的倒阁运动，等等。
政党组织结构的松散性以及随时可以因不同政策主张发生改组的特点，使其产生一种利用自身的伸缩变动对体制的运行加以必要调节的可能性。随着政党对政治生活介入程度的加深、影响力的增大，以及政党与官僚制的一体化，政府对大的施政纲领的宏观调整以及各项具体政策的微观调整，都可以通过政党本身的调整和变动去完成。政党组合方式的改变不仅可以随时改变议会内政治势力的划分，从而加强或削弱政府的稳定程度，而且这种离合聚散本身就在自觉不自觉地把体制的运行带入国家政治生活中最敏感与最活跃的领域，使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大大小小的矛盾与障碍，在这些最活跃因素的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中，寻求各自的解决途径。同时政党组织的灵活性也在事实上为不断涌现的各种要求提供着廉价的临时代理人。
二
政党对体制运行的调节作用可以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党的存在及其活动，从宏观方面保证了明治宪法体制在既成的框架内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与发展。
明治宪法体制的构筑者在设计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时，确定了立宪政治的大目标，同时把天皇制作为国家政体建设的基石与一切政治行为的出发点，强调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一根本点是不能改变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种种新的要求与新的挑战。其中最强烈、最持久，同时对国家政治方向影响最大的，是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成长及其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要求。这种要求不仅在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新闻宣传与思想理论等具有先行意义的诸多领域内日益突出地表现出来，而且在国家政权机构建设以及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等关键性的领域也有充分的反映。如历届选举中当选议员者的出身经历与社会背景的变化趋势显示，实业家所占的比率稳步上升。1890年第一次选举时为33%，而1898年第六次选举时已上升为44%。[135]一些在国家经济领域内掌握主导权的大财阀甚至已开始通过种种方式直接参与和影响组阁过程。
总之，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国家政治逐步摆脱残余的封建势力的影响，给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与条件，同时他们不希望国家政治因挂着天皇制的标牌而朝着封建专制的方向发展，但由于君主立宪的政体结构以及一部分藩阀势力片面强调天皇大权的绝对性并企图将其推向极端，因而在现实政治发展中确实存在着复古与专制的可能性。在这种体制结构蕴涵着多种发展可能的条件下，最能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推动明治国家向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方向发展的，是政党。政党作为民权运动的先驱和专制政治的对立面，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活动，一方面维护着明治宪法体制的既成框架，另一方面又在这一框架内不断地克服封建保守政治发展的可能性，扩大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地盘。
政党的这一努力在宪法颁布和议会开设以后，表现为以政党为主导的反藩阀势力建立政党内阁的政治过程。
这一过程的第一回合的结果是，藩阀保守势力把政党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企图被彻底挫败，政党自身也在这一较量中站稳了脚跟，争得了地位，开始了从政治舞台边缘向舞台中心推进的尝试。
在议会刚刚开设后的初期阶段，由于藩阀保守势力的强大和政党的幼稚，议会内根本不承认政党的存在。政党为开展活动只能采取院内团体的形式。议席的安排以及议长和副议长的选举任命，也都不以政党为单位，而是采取议员各自为战的方式来抽签决定和选举产生。
与政党的稚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藩阀保守势力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他们对议会与政党的活动始终抱着反感与戒备的心理。在他们的眼里，“政党乃逆贼”[136]，只能遏制，不能放纵。他们采取的包括武力干涉选举在内的种种遏制措施，直接打击的目标是民党，而深层次的目的则在于阻止议会政治的发展和消除政党内阁出现的可能性。
在这种形势下，政党以宪法赋予的预算审议权为武器，围绕议会权限与宪法条文解释等问题，与藩阀内阁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迫使藩阀政府放弃了无视政党存在的漠然态度，并开始试探与政党对话。然而正如自由党在第二届议会开会前夕发表的宣言所说：“现政府尚未摆脱专制的主张，虽然实行了代议政治，但不过是时势发展，不得已而为之。”[137]
正因为如此，政党的奋斗，即其力图打破超然主义，争取进入国家政治舞台的权利的斗争，也就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实行宪政后，国家政治第一次面临重大考验，即究竟是按照藩阀保守势力的意愿架空议会，使其最终形同虚设，还是名副其实地迈出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在这个关系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上，政党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刚刚起步的宪法政治得以继续向前发展。
政党在第二个回合中取得的成果是，在同藩阀保守势力的拉锯战中，一次次打退了专制势力的进攻，不断地巩固着明治维新以来所确定并开始实行的宪法政治的方向。
从1904年第21届议会起，议院的席位改为按所属党派划分，表明政党的地位已大为提高。在行政领域，政党的介入也十分明显，不止一次出现了政党单独或联合组织的内阁。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守势力推行专制政治的企图已不复存在。由藩阀军人、贵族组织的内阁仍一再出现。当以政党为首的护宪运动规模越来越大，声势越来越强时，这些内阁便不惜动用一切手段，直至抬出天皇诏敕，以对抗政党。例如第三届桂内阁为阻止政党的倒阁护宪运动，竟先后三次抬出了天皇诏敕这一尚方宝剑。然而他们恰恰忘记了政党只反对藩阀内阁，并不反对天皇。所以诏敕既不能阻挡护宪运动，更救不了藩阀内阁的命。政党巧妙地把藩阀内阁与天皇严格区分开来，一方面强调自己的“忠君”绝不在藩阀内阁之下，一方面抓住桂内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指出这恰恰是对天皇的亵渎，同时更是对明治以来宪政大方向的反动。政友会议员在议会演说中抨击桂内阁：“他们开口闭口鼓吹忠爱，好像忠君爱国只是他们一家的专利，而观其所为，则常常是躲在玉座背后狙击政敌。”[138]
在此次议会上，政友会提出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指出首相桂太郎“屡烦圣敕，紊乱宫中府中之别……违背立宪之本义，累及大政之进路，此非上保皇室之尊严，下增进国民福祉之所为，如此内阁本院不能信任”[139]。政友会的不信任案对倒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这一阶段的反复较量和不止一次的倒阁护宪运动中，藩阀势力逐渐被削弱，而宪政精神则日益深入人心。
政党在第三个回合中取得的成果是，第一次在维新后的日本建立了政党政治，使国家走上了从未有过的“宪政之常道”。
从1924年起，国家权力中枢——内阁开始掌握在政党手里，由两大政党轮流执政，藩阀贵族内阁不再出现，议会成为国家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明治国家开创者所设计的立宪君主制道路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
诚然，明治宪法体制内在结构的多元性与灵活性为它适应时代的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可能，而新兴资产阶级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也要求国家政治生活作出相应的回答。因此并不是只有政党在扭转乾坤，政党的作用仅仅在于，由于它与生俱来的特点与使命，它最能够代表时代发展的脉搏与要求，最适宜于立宪政治的运作方式，因此它扮演了一个把理论的可能变为现实，对时代的要求作出回答的角色。也就是说，对于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诞生的明治宪法体制的运行来说，政党事实上起着一种必不可少的调节作用。正是这种调节作用的发挥，使得具有多种发展可能的明治国家沿着其本身经济发展所提示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方向前进。
政党调节作用的第二个层次是微观政策制定上的轻重缓急。
如果说第一个层次是对方向的调节，那么第二个层次则是对速度的调节。在国家大政方针确定之后，具体政策的推行经常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而加以调整和转换。这种调整和转换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往往是借助政党的力量去推动和完成的。明治维新后确定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国策，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并非总是和谐无碍，由于国内基础的薄弱与国际环境的严峻，各项发展目标的优先序列，以及实现的方法、时机等都存在着多种选择。从历届内阁的施政纲领与财政政策来看，其着眼点也不尽相同。所谓“消极政策”是着眼于健全财政的施政方针，强调量力而行和适度发展，在各项事业上往往采取带有收缩性质的方针。与之相对应的，则有以扩大事业规模为主要特征的所谓“积极政策”。正如民政党总裁若（木规）礼次郎所说：“政治是要考虑轻重缓急的，因此必要的一定要搞，而那些不怎么急的如果勉强去搞，则势必破坏财政，损害财政的健全。若是积极政策什么都搞，财政就会难以维持。”[140]
若（木规）的话是针对政友会鼓吹积极政策而为民政党的政策进行辩护。事实上，这种通过政党所进行的政策调节与转换从第一届议会起就已经开始了。
第一届议会时，主要政党自由党还是以“民党”的面目出现，对于政府提出的庞大预算案，坚持将其大幅度削减的立场。就在双方的正面冲突在所难免的时刻，自由党内部出现分裂，以林有造、植木枝盛、竹内纲、片冈健吉等人为代表的原爱国公党派和大同俱乐部派的部分议员，转而采取与政府妥协的态度，改变了众议院内的力量对比，使预算案最终得以成立，妥协派议员就此脱党，另外组成了持积极主义立场的自由俱乐部。
第一届议会后，自由党内部也开始自我调整。针对脱党者大量出现和改善素质，建设“为政党”的需要，开始由“消极主义”向“积极主义”立场转换。在此基础上自由俱乐部等分化出去的小党派重归党内，完成了一次通过政党分化组合影响政府政策的典型过程。
自由党此后直到政友会成立并融入其中，一直把积极主义作为其基本的政策倾向。在历次选举中，自由党—政友会几乎始终处于第一大党的位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维新后日本国内急于摆脱落后和贫困，要求尽快发展的一般趋势。特别是在国内外条件有利时，新兴资产阶级更是通过各种形式，把这一要求反映给政党。而标榜积极主义的政党则作为这一要求的当然代言人，利用其在议会的巨大影响力和有利形势，尽力吸收各党派的脱党者和党外的志愿者入党，以扩大党势，同时联合所有愿意支持积极政策的党派，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特别是甲午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刺激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这些时期成为积极主义政策的全盛时代，而在积极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方面，自由党—政友会的作用格外引人注目。
例如在甲午战争后的所谓“战后经营”时期，政府制定了庞大的经济扩充计划，财政规模比战前翻了一番，同时制定了与之相配套的大规模增税法案和一系列相关法案。政府对这些庞大的扩充计划能否在议会获得通过并没有把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公然站出来宣布，要与政府合作，“上下一致，共定百年大计”[141]。自由党联系了国民协会等其他党派，控制了议会的多数席位，使政府的庞大预算案和各种重要法案全部在议会获得通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党的后身政友会已经成为执政党。它利用政权在握的有利条件，更是全面推行其一贯标榜的积极主义政策。政友会原敬内阁在执政期间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庞大经济计划与财政预算。它的陆海军齐头并进的扩军计划，以及扩军和扩大经济建设规模并举的超大型政策目标，把国家财政规模提高到了惊人的水平。
然而积极主义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当国家经济形势出现逆转时，在决策圈内最先发出警告并鼓吹调整政策的也是政党，特别是那些一贯主张财政收缩论的政党。例如日俄战争后，以鼓吹积极政策的政友会为后盾的西园寺内阁，在1907—1908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陷入困境。由于举借内外债困难而不得不强制推行的大规模增税政策，引起了包括中小工商业者在内的资产阶级的普遍不满。全国商业会议所组织了非增税同志恳谈会，通过了反对增税的决议，表示不支持政友会内阁，同时向议会递交了请愿书。京阪神银行家以及包括全国365个工商业者团体在内的全国实业组合联合会也纷纷集会，表示不再选举赞成增税的议员。
在议会内，以宪政本党为代表的财政收缩派代表着这一政治潮流，提出了对政府政策的强烈谴责。以往支持政友会积极政策的大同俱乐部等小党派在这种形势下又转而支持宪政本党。以宪政本党为首的反对派提出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提出：“政府制定过大的财政计划，至今难以实行，无视其申明的非增税诺言，把苛重的负担强加于国民，其不负责任到了极点。”[142]虽然这一不信任案以168∶177仅9票之差被否决，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内阁的基础，不信任案提出后不到四个月，西园寺内阁就宣布总辞职。新内阁上台伊始就宣称：“财政必须根据国家需要，适合国力消长，收支相宜……而今财政处于危急之时，绝非姑息弥缝所能救治，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善。”[143]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政府开始大规模调整政策。
从1924年起，政友会和民政党开始轮流掌握政权，这时政党对政策的大幅度调节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往往是这一党的政策行不通时，便通过另一党的上台来进行彻底调整，以求打开危局。最典型的如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大危机时期，通过两党轮换执政实行的全面政策调整。
综上所述，日本的亲体制政党同藩阀、官僚等有着深厚历史传统的政治角色相比，虽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主角，但是它特有的政治潜力与政治作用却使它逐渐压倒藩阀官僚，并在国家政治体制的运行中发挥出无可替代的调节功能。在宏观政策领域，它既是资产阶级立宪政治的产儿，又是这一政治体制的忠实守护神；在微观政策领域，它是形势变化的晴雨表或报警器，时时推动着政策的角度转换和目标定位。
论明治宪法体制下的内阁更迭
一
日本建立内阁制度是在1886年末，从那时起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的1945年8月止，在不到60年的时间里，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的内阁竟先后更换了42次。每届内阁执政的时间平均不到1年零5个月。其中执政不满1年的达18届，占总数的42.9%，这18届中不满半年的又有11届，占总数的26.1%，执政时间最短的仅有五十几天。由此可见，日本内阁的更迭是极其频繁的。
导致内阁更迭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由于内政方面的原因，属于这种情况的有18届内阁，占总数的42.9%。内政的覆盖面很广，细分起来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内阁遭遇某种突发事件，应急无措，或者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陷入执政危机。最典型的突发事件是对天皇的行刺。遇到这种情况，内阁一定要提出引咎辞职，然后等待发落。但更多的情况下，突发事件还是与内阁本身的执政有关。如第14届西园寺内阁碰到的所谓陆相辞职事件，第25届若（木规）内阁遇到的金融危机和枢密院作梗事件，第31届冈田内阁遭遇的“2·26事件”，等等。另一类情况是内阁在处理内政问题上与议会发生了冲突，议会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虽然从法律上讲，内阁可以置之不理，或者干脆解散议会，但实际上这毕竟不是打破僵局的根本办法，因为议会不可能一届届解散下去，而预算和法案则早晚要拿到议会审议，因此内阁在经过多方权衡并分析形势发展可能引起的后果之后，有时并不一定解散议会，而是内阁提出总辞职。也有的时候，议会虽然从形式上看并没有明确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但是与内阁的关系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僵局。此外，内阁也有的出于自身的某种考虑，在外界压力虽然并不明显的情况下，“主动”提出辞职。
第二种直接原因在于外交方面。属于这种情况的有12届内阁，占总数的28.6%。原因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和平时期的对外政策，另一类是战争时期的形势处理。在和平时期，由于对外政策而引发的内阁更迭有时表现为对国家既定外交目标的具体处理不当，如第2届黑田内阁。还有的内阁是由于对某一重大国际事件的处理不当而引咎辞职，如第26届田中内阁对关东军炸死张作霖事件的处理。在战争时期，引起内阁更迭的直接原因往往是对战局的判断，战争对策的选择以及战争后果的估计等时时面临的紧迫与重大问题。在以全面侵华战争为序曲的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内阁的更迭几乎都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种直接原因是由于内阁的不统一，属于这种情况的有7届内阁，占总数的16.7%。内阁不统一，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内阁掌握在政党手里，而政党本身发生分裂，致使内阁无法维持，例如第8届大隈内阁的宪政党分裂。另一类情况是内阁掌握在藩阀手里，但藩阀依靠某一政党的“提携”维持政权，一旦所依靠的政党由于某种原因得不到满足，转而采取对立态度，内阁便出现分裂，导致瓦解，如第5届伊藤内阁和第9届山县内阁的瓦解。第三类情况是内阁中某位阁僚与内阁全体成员意见严重不一致，又以任免权直属天皇为由拒不辞职，致使内阁不得不因阁议不一致提出总辞职。例如第10届伊藤内阁的藏相，第28届若（木规）内阁的内相，第37届米内内阁的陆相，都是直接引发内阁总辞职的关键人物。
第四种直接原因是内阁首相被刺身亡。属于这种情况的有3届内阁，占总数的7.1%。
最后一种直接原因是首相病故，属于这种情况的有2届内阁，占总数的4.8%。
二
从上面的归纳中可以看出，内阁的更迭不但极其频繁，而且原因各异，有时甚至一件非常具体的小事也会引起整个内阁的动摇，并最终导致新旧内阁的交替。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模式，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由明治宪法体制下内阁的更迭机制决定的。明治宪法第4条规定，天皇是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第10条规定，天皇决定行政各部的官制与文武官员的任免；第55条规定，各国务大臣均分别辅弼天皇，并且只对天皇负责。把这些联系起来，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主题思想，即除天皇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对最高行政机构内阁的阁僚去留以及内阁本身进行调整与更替。
这一指导思想的贯彻必然产生两点带动全局的重大效应：
第一点，内阁更迭的无规律性。既然内阁更迭只是属于天皇的权力事项，那么这种权力机制首先便排除了制定固定任期制度并按时换届的可能性，相反却滋生并鼓励了更迭的随意性。宪法中甚至根本不提“内阁”一词，而只提“国务大臣”，把内阁存在的随意性推到了极点。宪法的制定者在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时说：“大臣对国法负有责任，而裁制其责者乃君主而非人民，因为君主拥有国家的主权……故大臣对君主负直接责任，而对人民负有间接责任……政事责任的结果应该是退职或被免职。”[144]
正是这种主权在君，大臣只对君负责的权力机制，使一些本来可以成为确定内阁任期的政治因素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因素中最重要的要数对众议院议员任期的规定。《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众议员的任期为4年，期满后要重新进行选举。假如内阁首相是由经过选举在众议院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担任，那么首相的任期就可以和他作为议员的任期取得一致。也就是说，如果不出现意外或连任，首相的任期也可以是4年。但是，主权在君的更迭机制却把这条可以间接规定首相任期的途径切断了。即使是由选举产生的大党领袖，如果君主不任命，也不能担任首相。相反，只要君主同意，即使是按照常规不宜担任内阁首相的人物，也有可能被任命为首相，例如现役军官，只要天皇特准，照样可以被任命为内阁首相。
内阁更迭的这种无规律性和随意性，对更迭者和被更迭者双方，都产生了毋庸置疑的短期行为心理。对行使更迭权的一方来说，当他发现内阁由于内困外扰而陷入窘境时，他没必要坐待其想方设法挣脱危机，因为他大权在握，他完全可以通过新旧更替使那些属于内阁自身的矛盾自然消失，而那些属于内阁外部的困难则由新一届内阁去探索新的解决途径。因此，任何一个具体事件的发生，只要看起来难以解决，都有可能成为更迭内阁的动因。对于被更迭的一方来说，短期心理就更加突出。内阁一旦在决策中出现失误，造成重大后果，便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引咎辞职”，因此内阁辞职的原因出现千差万别的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在任者有可能随时下台以外，无规律更迭的机制还使所有可能的候选者和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势力之间永远处于一种明争暗斗的跃跃欲试的状态。他们的活动和为入阁所作的种种努力，给本来就有可能出现的频繁更迭，又增添了一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方面，议会的努力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虽然议员的任期有限，但由于内阁的任期无限，因此只要议会倒阁成功，新的政治势力就随时有可能取而代之，这不能不刺激所有的反对派起来行动。在内阁的更迭史上，不论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内政的原因、外交的原因，还是由于内阁的不统一，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有相当大的部分与议会的猎权活动有关。
在藩阀政治时期，议会的猎权有时与冠冕堂皇的正当理由结合得天衣无缝，以至若没有紧随其后的争交椅表演，没有人会怀疑他们旺盛的政治热情是基于对正义的伸张和对恶政的嫉恶。例如通过弹劾内阁的不信任案逼内阁下台、通过组织和推动浩浩荡荡的护宪运动逼内阁下台等。当最后一届藩阀内阁被打倒后，接到“组阁大命”的护宪三派领袖加藤高明向自己一派的部下透露了内心的想法，他说，这次能够奉命组阁，是三派联合的胜利，因此也邀请了另外两派的总裁一起人阁，但他们即使不入，自己也绝不想拜辞组阁的大命，到那时将组成单独内阁，如果他们在议会里反对，就下决心再一次解散议会，但由于两总裁立刻都答应入阁，因此才组成了这个三派联合内阁。[145]
在政党政治时期，以倒阁猎权为目标的党派斗争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甚至当这一党的内阁刚刚出现危机迹象，尚未最后宣布倒台时，另一党的影子内阁已在悄悄酝酿形成。例如第27届民政党内阁，从该党总裁浜口雄幸接到组阁任命，到组阁完毕，递上全部阁僚名单，一共只用了短短5个小时。因摆脱了在野生涯，重新执政而显得乐不可支的阁僚们得意地炫耀：“如此快速的组阁恐怕是世界第一。”[146]能够“如此快速”的秘诀正在于前任政友会内阁尚未垮台时，民政党已经以其垮台为目标，设计好了未来内阁的组织蓝图。
在“提携政治”时期，即藩阀与政党从明争转为暗斗与勾结的时期，议会中的大党派势力对倒阁的执著和政权的觊觎都表现得更为巧妙，更为强烈。从表面上看政权在平稳中相互让渡，例如在典型的“桂园体制”时期，内阁在代表藩阀势力的桂太郎和代表议会势力的西园寺公望之间几度更替，但实质上，这是议会势力的一种变相倒阁，一种在内阁刚刚组成之际就已经确定了它垮台时间表的政治游戏，只不过这种游戏的规则把议会势力内心不可遏制的倒阁欲望和政权冲动通过一种妥协的形式曲折地，然而却是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而产生并助长这种欲望和冲动的根源，正在于体制内部的结构特点和它所决定的更迭机制。
第二点，内阁更迭的超宪法不规范性。按照宪法规定，内阁的更迭大权直属天皇，但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并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是由臣代至尊行其责”[147]。也就是说，天皇的意志和权力并不是由他本人直接的发号施令，而是通过某种外在的辅弼方式代为体现和行使，当然出了差错也有人要代为负责，不能归咎天皇。曾经有不止一位内阁首相或国务大臣因为涉嫌向天皇推诿责任而引发了重大政治后果。例如第15届内阁首相桂太郎的所谓“奉优诏”问题[148]，第27届浜口内阁外相币原的所谓“天皇已批准条约”的发言[149]，等等。
既然天皇的权力要由不同的机构、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主体来代为行使，那么内阁的更迭权当然也不例外。所不同的只是，代行更迭权的主体并不是属于宪法之中的任何一个部分，而是居于宪法之外的一个实力派集团。这个实力派集团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在明治时期，他们是创业打江山的一代功勋人物和形成明治政权的核心与实权派，他们从前台退下来后，必然要通过其他方式继续保持对政权的控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向天皇推荐首相候选人，由天皇任命成为正式首相。因此更迭权的代行机制实质上反映的是明治政权的实际缔造者和操纵者对这一政权的延续与巩固所能采取的最有效措施。如果说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宪法是从理论上保证明治国家发展方向的法制体系，那么，以元勋为核心的代行机制则是从实践上维护他们根本利益的人治体系。这一不宜也没有必要写成宪法条文，实际上却是作为明治宪法之父的权力集团，便成为一种超宪法的存在。
明治以后，随着这一权力集团的第一代元老逐渐死去，这个并没有固定模式的群体开始逐步换上了第二代、第三代人物。这些人物曾经是被元老推荐和调教后走上政治舞台中央的前任内阁首相，现任天皇近臣，特殊机构首脑等，不论他们的名称叫什么，重臣也好，内大臣也好，枢密院议长也好，他们作为更迭权代行机制的主体，这一实质是不变的。由元老和元老的接班人代行更迭权的人治机制，使内阁的更迭毫无规范性可言。由于代行的主体不是单数的个人而是复数的群体，因此群体中的派别之争、思想之争乃至路线之争，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首相候选人的推荐问题上，使推荐充满人为的色彩和不稳定性。最典型的如两个最权威的元老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之间的分歧，长期影响着内阁更迭的走向和候选人的确定。有时双方争相推荐自己一派的候选人出任首相，[150]有时看到时局艰难，又有意推荐对方入阁，而对方看明真相也不肯轻易应允，以致竟出现一时无人肯当首相的离奇局面。[151]
人治造成的不规范性在明治以后仍继续存在。元老虽然没有了，但担任首相和其他要职的“重臣”们还在以各自不同思维定式影响和左右着内阁的组成。由于“重臣”的成分越来越杂，思想倾向越来越多样化，因此他们在推荐首相人选时往往强调不同的方面，有的甚至只是出于权宜之计，使有些内阁在建立之初基础就十分脆弱。例如推荐第31届内阁首相人选时，天皇近臣倾向于前海军大臣冈田，陆军则主张推荐枢密院副议长平沼，最后一名元老西园寺公望则对二者均抱有戒心，他把“首相待遇者”即担任过首相的清浦、高桥、若（木规）、斋藤等人都请到重臣会议，意在“让尽可能多的责任者参加”[152]。然而尽管重臣间异议丛生，最终还是推荐了冈田。一年多以后，冈田内阁在军部法西斯分子发动的“2·26事件”中倒台，重臣们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推荐。这一次枢密院议长提出了平沼，天皇近臣则主张近卫，元老西园寺也同意了近卫。但近卫却以健康为由推辞不受，而真正的理由“一是与元老思想不一致，二是对处理军部的派阀关系没有信心”[153]，重臣们期待的近卫内阁终于未能实现。当他们又开始把目光转向他人时。枢密院议长这回漫不经心地提议：“广田怎么样？此人担任过驻苏联大使，也许会搞好与苏联的关系。”[154]广田内阁就这样成立了，后来执政仅9个月。
在内阁更迭问题上，这种没有法律规范的代行机制，使内阁的更迭大权实际上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这些人的超宪法决策往往很容易与宪法内的有关条文相撞，从而产生导致内阁更迭的法定效果。例如宪法中规定的内阁成员一致的原则，国务大臣分别辅弼、直属天皇的原则等。这些原则都要求在内阁成员的甄选上必须采取慎重而客观的态度，以避免因内阁不一致而导致更迭，然而代行机制的人治因素恰恰容易给组阁带来浓重的主观意志和人为色彩。有些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选人标准使内阁根本不可能保持长久的稳定和统一。从原则上讲，组阁应该由首相负责，但元老重臣们不仅决定首相人选，而且常常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干预组阁。他们或是对阁僚的选任施加影响，或是对内阁的阵容设法调整，有时甚至利用天皇侧近之便强行“奏荐”异见阁僚，给内阁埋下了不统一的种子。在导致内阁更迭的千差万别的表面原因中，有许多原因如果深究都可以归于不统一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在组阁之初就已经存在或开始酝酿了。
综上所述，导致内阁更迭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明治宪法体制内部的结构特点，以及由这一特点所制约的更迭机制。这一机制为内阁的频繁更迭提供了内在的根据与可能。一旦引起更迭所需的外部条件具备，这种可能就会立即变为现实。
三
假如外部环境平静如水，那么不管内在的根据多么充分，内阁也不一定会出现如此频繁的更迭。但明治维新后政府所处的外部环境，恰如打开了翻天覆地的时代之门，展现的是一个矛盾迭起、斗争激烈、变化迅猛、前途难料的天地。
在政治领域，围绕国家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以及发展远景的斗争，在决策层内部始终存在。即使在宪法发布，议会开设之后，这种斗争也丝毫没有减弱。统治集团内部始终有人发出停止宪法，关闭议会的呼喊，[155]政党和议会势力越是活跃，这种呼声就就越是强烈。他们对议会政治的前途持怀疑态度，同时千方百计利用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和影响，阻止国家政治朝着议会民主的方向发展，从而在政治舞台上掀起了一阵又一阵波澜。
然而，明治维新所规定的基本方向和明治宪法的实行所带来的政治现实，却使否定宪政精神的企图越来越明显地变为历史的逆流。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以及这一运动的思想和理论武器——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和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贯穿在这些运动和学说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民权”。民本主义的两大纲领“一是政治必须为一般民众而行，二是政治必须根据一般民众的意向而行”[156]。天皇机关说强调“统治大权决不是天皇个人的私事，决不只为天皇个人的利益而存在，而是为整个国家的目的而存在”[157]。显然，“民权”的提出，是对君权的挑战，它是议会民主势力与君主专制势力之间激烈的政治较量。民权思想、民权运动以及民权势力的存在，是影响日本政局变化的第二个举足轻重的因素。
与“君权”、“民权”并列的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国权”。国权的本意是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平等的追求，它反映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国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正如自由民权派所说：“内张民权，外张国权”[158]，国权与民权之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然而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却别有用心地把“国权”的解释推向了极端，使之与侵略主义的强权政治和对外扩张的国家主义融为一体。一些在战争刺激下尝到甜头的大资产阶级和思想混乱的自由民权派随声附和，甚至一些很有影响的思想家也提出了“对内主张民权，正是为了对外申张国权”[159]，把民权置于国权的从属地位。而“国权”的变质和有意被歪曲又使统治集团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君权提到国权前面，使之成为“伸张国权”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即所谓“朕即国家”的国体论与天皇国家观的正统化。这样一来，本来是顺乎宪法精神的民权，在“国权”的作用下似乎成了赘疣，而宣扬君主专制政治的君权，反倒经“国权”的洗礼得到了其存在的合理性。
“君权”所代表的强大、顽固，然而却逐渐遭到历史遗弃的政治势力；“民权”所代表的非主流、柔韧，然而却方兴未艾的政治势力；以及“国权”所代表的复杂、极端，然而却极有市场的政治势力，这几大势力在明治维新后的政治舞台上交汇到一起。它们之间或是对抗，或是妥协，或是时时变换主从上下的角色地位，使明治维新后的政治领域充满了险恶风浪。很显然，能否在这一风浪中把稳政局，使内阁维持长久的稳定，对任何一个执政者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棘手问题。
在经济领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殖产兴业的口号下，很快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轨道。日本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跻身世界强国之列，采取了国家权力为主导的一系列发展经济的强力措施。在创造出罕见的高速度发展的同时，也酿出了惊人的经济大破坏惨剧。这种大起大落的强烈反差不只一次地冲击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仅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两个时期为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好比给日本经济注入了一支强心剂，1914—1919年的5年间，其年平均增长率高达7.3%，远远超过1885—1940年3.4%的平均水平[160]。战后日本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黄金储备5年间翻了近六番[161]，进出口贸易总额增加到3.5倍，[162]工业生产总额增长率达391%[163]，对内经济各部门的投资1918年为1913年的7倍，其中矿山业增加20倍，加工工业5倍，海运业6倍，贸易业14倍，银行业3倍。[164]然而这一黄金梦正酣时，却被随即而来的战后危机击得粉碎。从1920年年初起，股市开始暴跌，接着是商品市场暴跌，对外贸易逆转，钢铁工业由于停战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造船业迅速萎缩，拥有1000吨以上造船能力的工厂数目从1918年10月的53个锐减到1927年6月的13个。[165]此外，包括纺织业、电力工业、化学工业在内的几乎所有主要产业部门也都陷入了深刻长久的危机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又开始出现飞跃，从1931年到1936年的5年间，年平均增长率再一次远远超过平均水平，达到6.3%[166]。然而在此之前日本刚刚经历的空前经济大危机，对经济造成的致命打击却远远超过一战后的那次危机。致使整个日本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面临着从根本上调整的大问题，日本经济领域中这种罕见的大起大落现象不可避免地波及政治领域，并最终与政局的走向产生强烈的共振。
在社会领域，同样充满了复杂激烈的矛盾和震撼政局的冲突。从左翼到右翼，在动荡不安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危机中转嫁的沉重恶果面前，都不满足于坐而论道，而要把思想和政见付诸改造现实的直接行动。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超常规发展，无产阶级也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壮大。1914年工人阶级的人数为307万人，20年代末猛增到857万人。[167]1922年7月日本共产党成立，提出了“废除君主制”等21项行动纲领。早在1918年群众自发掀起的震撼全国的米骚动中，就已经有人提出了要求内阁辞职以谢天下的政治性口号，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有组织的工农运动，更是把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冲击作为当然的政治目标。
与罢工和农民运动相呼应的，还有无政府主义者以刺杀天皇为主要标志的“直接行为”。他们公开打出“无政府共产”的红旗走上街头，向当权者示威，他们呐喊“唯一的手段在于炸弹”[168]，“必须先制炸弹，投向天子，使人民得知天子也与我等同为血肉之躯，从而破除人民之迷信”[169]。他们秘密试制炸弹；策划行动方案，设想“如果杀死天子，则人心浮动，可乘此机会掀起小型革命”[170]。无政府主义者的直接行动对政府造成了巨大冲击。
除了左翼运动之外，形形色色的右翼团体掀起的所谓“国家改造运动”构成了另一股震撼社会的强大势力。他们发端于一战以后，蛰伏于20年代和平与民主高涨的浪潮之下，猖獗于30年代空前的经济大危机之中。他们或者以民间恐怖团体的面目出现，搞刺杀从政党领袖到政界要人的所谓“一人杀一人主义”，或者与军队中的法西斯分子合流，搞武装兵变，流血政变，以及形形色色的夺权阴谋，把政坛推向强烈的震荡与不安之中。
要而言之，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为内阁的频繁更迭准备了最充分的条件。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所孕育和爆发的接连不断的严重事件，任何一件都可以成为更迭内阁的导火线。专制派官僚可以借无政府主义者之手取代政党内阁，理由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危险思想“取缔不严”。政党势力可以借工农运动和民主潮流冲垮专制政权，理由是“维护宪法”。军阀势力更可以借刺刀开路入主内阁，理由是“维持国内秩序，保证东洋和平”。
论日本财阀战时改革
一
20世纪30年代初期，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经济危机，把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推上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这场危机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卡住了日本经济的咽喉：（1）体制上。危机前，日本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统一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和统一世界市场的基础上的，而危机爆发后，随着集团经济的形成和不同经济集团之间的抵制和对立，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被彻底打破，严重依赖海外市场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遭到了致命的打击。（2）结构上。危机前，日本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以纤维产业为基轴，以生丝出口为主干，而危机引起的利益对立和备战趋势的加快，对产业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上人造丝等化学工业的发展对生丝市场的排挤，使日本“一根生丝维系命运”的轻工出口型经济结构遭到了致命的威胁。
就在这场空前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的1931年秋，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武力侵华的“9·18事变”，并进而把战火烧到整个中国大陆，企图从这里找到摆脱困境的突破口。它的基本战略设想是：建立“自给自足型”日满华经济圈，以抗衡英镑集团、美元集团、法郎集团，打破集团经济造成的体制性危机；通过战争带动产业结构的提高，再通过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去改变以往既被动又落后的轻工型经济结构，彻底消除结构性危机。
这一由国际协调向战争道路的转折，引起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一系列重大变化。其表现之一是，位于日本经济核心地位的垄断资本——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为代表的大财阀，从事变发生后不久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前的整个时期，开始陆续不断地进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活动。这些改革不仅直接决定了财阀自身的发展，而且通过财阀对日本经济的巨大影响力而与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考察战时日本经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从1932年上半年起，各大财阀一反以往唯利是图的做法，开始不断地、大规模地向社会捐款。1932年3月到1936年5月，三井财阀共捐献了6000万日元，几乎是同时期的全部收入。三菱财阀捐献了1500万日元，也几乎是同期全部收入。[171]与此同时，财阀宣布在组织机构和人事制度上进行改革。如三井财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财阀家族成员陆续从直系事业的首脑部门引退，不再直接担任各公司的总经理，而委托代理人出头露面；废除管理人员，包括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终身制，实行退休制。三井财阀的首席常务理事池田成彬于1936年4月任满时率先引退，以表明改革的决心。紧接着三井总公司和下属直系公司的大小首脑三四十人在一两年内全部引退，实行了三井首脑部的全面更迭。三菱财阀也于1934年3月发表了《三菱精神纲要》，表明要刷新人事制度，实行“人才第一主义”[172]。在事业经营方面，财阀属下部分公司的部分股份开始向外界公开，给传统的家族式经营添上了几分社会化色彩。1933年7—10月，三井财阀属下的王子制纸、东洋人造丝、东洋高压工业以及三池尿素工业4家公司的部分股份先后对外公开。1934年8月，三菱财阀也开放了其所属的重要公司三菱重工业公司的大量股份，使三菱对该公司的持股率下降到51%。[173]
“卢沟桥事变”前后，随着日本经济逐步转向战时体制的轨道，财阀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前一阶段仅仅是序幕和准备阶段，那么从这时起到太平洋战争前，则是高潮和实质性阶段。改革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运作方式的改变；二是事业经营重点的转换。
日本财阀资本的组成形态好比一个大金字塔，下面层层扩大、渗透到各个部门的直系和旁系子公司、孙公司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康采恩式的企业集团。这一集团的中枢统辖机构是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控股公司，如三井合名会社、三菱合资会社、住友合资会社、安田保善社等。这些控股公司不仅是财阀事业的总部和大本营，而且是财阀资本的象征和主要标志。从财阀诞生时起，它就以家族资本的绝对统治为不变的信条和最高原则。然而从1937年起，这块世袭领地也开始出现重大变化。首先是由财阀单独出资的家族公司，改为具有导入外部资本功能的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株式会社），接着又把一部分股份（株式）向外界公开，从而打破了以往财阀内部封闭、家族资本一统天下的局面。最先迈出这一步的是住友财阀。1937年3月，住友合资会社改为株式会社。紧接着三菱财阀也于同年12月将三菱合资会社改为株式会社三菱社。1940年5月，三菱社宣布将资本扩大一倍，由1.2亿日元扩大到2.4亿日元，扩大的股份全部对外界公开。[174]三井财阀采取的则是另一种办法。1940年4月，它把本社三井合名会社同属下最主要的直系会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合并，使三井物产兼有本社和商业会社两种机能，从而达到了把本社变为株式会社的目的。财阀本社的改组和本社股份的公开，其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过前一阶段下属部分子公司和孙公司的部分股份公开。
改革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事业经营重点的转换。以往财阀经营的重点在金融、商业流通、轻工业等领域，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经营重点逐渐转向与军需有关的领域，特别是向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大规模投资，使财阀的事业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营重点的转换虽然在前一阶段已见端倪，但真正大规模动起来还是在这一时期。采取的办法有几种，一种是投资建新厂，或向以往未涉足的领域新开投资。如三井财阀1935—1940年间向满洲拓殖会社、满洲航空会社、华北开发会社、华中振兴会社等所谓国策会社新开投资近1000万日元。[175]三井属下最大的子公司之一三井矿山株式会社在这一时期新建了许多孙公司，包括1937年建立的山门煤矿、南洋铝矿，1938年建立的东洋铝矿，1939年建立的淮南煤矿等。到1941年8月，三井矿山属下的投资公司达到52家，这一子公司本身就已发展成一个以生产矿业和化工产品为主的大企业集团，另一种是对原有重点企业增加投资，扩大规模。如三井属下的日本制钢所、三菱属下的三菱重工业公司、住友属下的住友电线制作所等重点企业均于1937年将原有资本扩大了一倍，此后仍继续扩大。许多企业由于不止一次增加投资，很快由事变前的中小规模企业发展成为大规模企业。还有一种办法是兼并、合并，再扩大规模。如三井属下的芝浦制作所1939年7月与东京电气会社对等合并，规模大增，合并后的新会社又于次年4月将资本增加一倍，成为拥有资本1.74亿日元的大公司，此外，如三菱属下的日本邮船与近海邮船公司合并、三菱矿业与九州煤矿公司合并等，还有许多本不属于财阀系统的企业通过收买、兼并、社外投资等途径也被纳入了财阀属下。
由于这一时期各财阀资本普遍地、大规模地、持续不断地新建和扩建军需产业，实行事业经营重点转移，结果大大提高了重化工业在财阀资本构成中所占的比率。三井财阀1937年对重工业的投资占其总资本的比率为35.4%，1941年增加到59.5%。三菱财阀由1937年的37.7%增加到1941年的57.5%。住友财阀1937年为43.2%，1941年猛增到72.4%。[176]安田财阀虽属金融财阀，基本上不直接涉足产业部门，但它通过与产业财阀浅野财阀的特殊关系，同样大大增加了对重化工业的投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财阀的改革活动仍没有停止，但无论在内容上还是程度上，都没有超出前一时期，因此可以看作前一阶段的继续。这一阶段最主要的举动是三井财阀总社的进一步改组和总社股份的公开。三井财阀的总社三井合名会社与子公司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合并后，虽然名义上已成为股份公司，但股份并没有马上公开。直到1942年10月才宣布要公开部分股份，公开比率为物产公司总股份的25%，公开时期为1942年11月。[177]至此三井财阀300年独家经营的传统终于被打破。另一方面，物产公司兼有三井总社的功能后，并不能使三井财阀感到满意，因此在物产公司之上仍保留了一个由三井家族成员组成的核心指挥部——三井总元方，但这一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因而带来种种不便。为了使这一“变态的本社”成为合法的事业统辖机关，三井财阀决定于1944年3月成立株式会社三井本社，以行使总元方和物产公司中的总社职能。这样，三井财阀总社的改组在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仍然回到了与住友、三菱同一条线上，即财阀总社由家族公司改为有限责任的株式会社，并且会社的部分股份向外界公开。1943年2月，三菱财阀把总社的名称由株式会社三菱社改为株式会社三菱本社，进一步明确了与下属公司的关系和本身的性质。1944年9月，住友财阀成立了住友战时总力会议，实际上是为了赋予总社在战争状态下更灵活的适应性而成立的一个抽象组织，成员多由总社及下属主要公司的负责人兼任。至此，财阀在战时进行的主要改革活动基本结束。
总之，“9·18事变”爆发后，日本资本主义由自由经济逐步走上了统制经济、战时经济的轨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色彩日益浓厚。财阀资本的改革活动作为整个过程的重要指标之一，与战时经济同步经历了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深化阶段。在这一过程中，财阀资本封闭的家族式经营由下至上，由外围向核心，逐步向开放型社会化经营的方向发展；传统的以流通、金融和贸易等为重点的经营方针，逐步为大规模发展与军需生产有关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方针所代替；个别的、独立的康采恩集团及其资本活动，逐步成为统一的、为实现战争目的而动员和运转起来的整个国家经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既是“9·18事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一般过程，也是战时财阀改革的主要内容。
二
财阀战时改革的基本特点是国家主导型。即改革不是由于财阀资本自身的发展而自发引起的，而是由国家权力为前导和后盾，在经济统制的框架下一步步进行的。改革的非自发性表现为，财阀对待所有主要的改革措施都采取了一种消极的低姿态。
对待股份公开，财阀采取的对策是，先由那些远离事业中心的边缘旁系公司、孙公司开始公开，实在不得已时才加上一些直系公司、重点公司，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公开总公司即财阀本社的股份。公开的范围则千方百计地维持在与财阀有关的圈子内，尽量避免直接向社会公开。如三井财阀第一批公开股份的4家公司中，一家是旁系子公司，三家是直系孙公司。第二批有直系子公司北海道煤矿汽船公司，但公开比率不足1／3，且全部面向6家大金融公司。改组后的三井总社新物产公司在1942年11月公开部分股份时，则明确宣布公开的范围是：“（1）与三井家有关系者；（2）有关各公司主要负责人及从业人员；（3）享受主要负责人待遇及退休的主要负责人；（4）退休从业人员；（5）有关各社及有关法人；（6）有关各社股东；（7）物产公司的贸易对象。”[178]无一是真正向社会公开。住友财阀虽公开了一些下属企业的股份，但对总社的股份却一拖再拖，始终没有真正公开。
对待机构改组，他们采取了一种表里不一的两面态度。对外宣传上强调“适应国家需要”，“为国家尽到重大责任”，[179]等等，而在内部作为改组真正依据和出发点的，却是如何更有效地逃避战争状态下日益增加的税收负担和减轻日益增大的外部压力。如三井财阀的财务部门在1940年1月递交总部供内部研究的改组试行草案——《税法改正对本社及三井家的影响与改组的必要性》中，开头即提到：“昭和12年（1937年）4月临时租税增征法实施以来，政府为筹措因处理事变而不断增加的国费，累年实施增税，本年4月起将要实施的税法改正案又是一个划时期的大增税，将给本社及三井家带来极为重大的影响。”[180]为了既能避免对法人公司和个人的双重课税，又能避免因解散总社带来的庞大资产清算税，三井总社经过反复权衡之后采取了与属下公司合并的权宜之计。正因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在打开家族大门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以保证财阀家族对资本王国的绝对统治不致因机构改组而被削弱。三井财阀在总社合并后把自己的金融部门三井银行、信托、生命保险三公司的全部股份划归三井家族直接所有，而不属于新的总社，即使这样仍不放心，又经过了三年多的努力和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多方交涉，终于使家族成员直接控制的三井总元方取代了物产公司的总社功能。三菱则在总社改组的同时增设了三菱协议会。安田财阀更以基本不涉及产业部门，无须导入外资去适应事业扩大的需要等特殊性为由，根本就没有进行总社的改组。
对待经营重点的转换，财阀采取的态度是不忙于行动，观望和试探相结合。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以前，三井财阀对重工业部门的投资进展是十分缓慢的，他们宁愿让新兴财阀先冒险探路，自己则一面继续经营传统的领域，一面有目的地向新兴财阀提供贷款，用间接的手段试探向新领域投资的获利程度。截至1937年上半年，五大新兴财阀对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投资比率已高达86.5%，而以三井为首的八大老财阀投资比率仅为39.4%。[181]三井财阀从1930年到1937年的8年间，对重化工业的投资仅增加了不到7个百分点，而1937年到1941年5年间却增加了16.4个百分点，前8年大大低于后5年。住友财阀前8年增加了11.2个百分点，而后5年竟猛增了27.3个百分点，同样是前8年大大低于后5年。安田作为金融财阀，1930年对重化工业的投资率为1.5%，1937年仅增加到3.5%，而1941年则猛增到15.7%，[182]显示了与三井、住友同样的趋势。这一不同阶段转移投资重点的不同速度清楚地说明，前一阶段主要是观望与试探，尽管“9·18事变”后经济已逐步走上了战时轨道，但是在未得到高额利润的确切保证之前，财阀是绝不肯轻易改变经营重点的。
财阀改革的非自发性与财阀本身的发展程度有着直接关系。
三井财阀从旧高利贷商人和前近代个人商会的形象过渡到近代康采恩形式是在1909年。三菱财阀起步更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年才完成了向近代康采恩形态的过渡。安田财阀的核心控股公司安田保善社于1912年成立，标志着安田向近代金融财阀过渡的开始。最晚的是住友财阀，其总部住友合资会社作为近代形式的控股公司直到1921年才宣布成立，此时距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还不到10年。
另一方面，形式上虽进入了近代式经营，但内容和实质上仍停留在前近代，财阀闭锁式家族经营的性质仍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到1928年末为止，不要说总社的资本，就连直系公司资本总额中财阀自家资本所占的比率也平均高达80%—90%。[183]
这种近代的形式和前近代式家族经营的混合，反映了资本运动的低阶段和低水平。而这种低阶段和低水平又是同整个国家工业发展的低阶段和低水平相一致的。到1929年危机爆发时为止，作为资本代表的日本财阀，既没有资本社会化的愿望，也尚未感到非这样做不可。他们一直在以往获利丰厚且基础坚实的商业、金融和轻工等领域顺利地发展着，不但已凭着自家资本筑起了一个王国，而且在熟悉的经营领地内使资本不断增殖。这一切不能不使他们对危机中向风险较大的未知领域投资和自毁王国式的资本社会化趋势表现出本能的踌躇和抵制。
财阀改革的非自发性及其根源，构成了国家权力前导作用的内在依据。国家权力作为资本意志的最高代表，把握着日本资本主义的整体命运，而不仅仅是个别资本的利益。当财阀们在经济危机打击下陷入困境并感到走投无路时，国家政权已经选择了用战争去争夺新市场、用战争去挽救日本资本主义先天不足的虚弱体质的道路。它通过战争政策渗透到经济领域的各个角落，把私人垄断资本不能办到的事情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手段一一变成了现实。
国家权力的前导作用以“贯彻国策”为基轴，通过各种途径促动了财阀的改革，这些途径主要有财政、金融等政策手段，产业调整、转轨、统一管理等经济手段，以及国家资本直接进入私人资本王国，与财阀资本相结合的策略手段。
税收杠杆的强有力作用从上述财阀改组的真正动机中已经可以看出来。日本政府在不断加快战争步伐的同时，不断修改和调整税收政策，大幅度提高税收额。仅所得税及法人税一项，1936年为2.77亿日元，1938年猛增到7.33亿，以后仍以近乎每两年翻一番的速度递增，1940年为14.89亿、1942年为22.36亿、1944年为40.40亿。[184]这种日益增大的租税负担成为促使财阀不断进行机构调整的重要动因之一。
此外日本政府“战时统制三法”之一的《临时资金调整法》，作为战时最强有力的金融政策手段之一，从正面叩开了财阀紧闭的大门。这项1937年9月通过的法令，把所有产业分成三大类，即与军需有关的紧急产业为甲类，与军需无关的纤维产业、商业等为丙类，中间为乙类，对甲类产业无条件保证，对丙类产业全面禁止，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财阀以往以商业、轻工业等“丙类产业”为重点的经营基础，促使它走上了彻底调整、转换事业重点的轨道。这项法令还规定，设备的新增、扩大、改良等资金的筹集，公司的设立、资本增加、合并以及目的变更等，都要经过政府许可。这项规定以后又成为《国家总动员法》第11条及与其配套的《公司赢利分红及资金融通令》等金融法令的基础。后两项法令把统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对公司利润的管理上，从而在各环节堵死了财阀向“不急不要”产业投资的可能性。
与财政金融等政策手段并行的经济手段，主要是指以生产力扩充为终极目标，对原有产业的全面重新规划与管理。庞大的战争计划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使生产力不足的矛盾日趋突出。为尽快解决这一矛盾，日本政府成立了生产力扩充委员会，制定了“1938—1941年生产扩充4年计划”。陆军省也于1937年6月制定了“重要产业5年计划要纲”，扩大的目标为石油15.6倍，镁18.0倍，其他汽车、钢材、电力、造船、机械等重要产业也都计划扩大2—4倍，[185]而在此之前，从1930年到1937年日本工业活动的总和已经扩大了将近2倍。[186]
生产的急剧扩大给财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资金需求大增，直至资金不足现象出现。以三井财阀为例，改为经营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需要巨额的固定资本投资，扩大已有重点产业的生产规模和投资建新厂等更需要巨额资金。20世纪30年代三井合名会社的总投资额，1931年下半年到1937年下半年为4900万日元，1937年上半年到1940年上半年猛增到9400万日元。仅对其属下一个重工业公司东京芝浦电气会社，1933—1936年总社就投资了410万日元，1937—1939年又追加618万日元，1940年以后再追加投资1181万日元。其主要直系子公司三井物产和三井矿山会社对社外企业的投资规模也直线上升，以1920年为100，1936年两公司的社外投资指数分别增加到271和268，1940年更增加到615和550。[187]
大大增加的投资需要使外部资金的导入势在必行。1937年下半年三井总社通过卖出部分企业的股份筹措的资金还只有59万日元，仅占收入总额的3%，到1938年上半年即猛增了8倍多，达到556万日元，占总收入的比率增大到22.1%，1940年上半年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3倍多，达到2346万日元，占总收入的比率高达52.2%。[188]至此，三井家族式经营的闭锁大门事实上已被打开。三井合名会社作为控股公司的功能已严重丧失。这一趋势最终导致了其向开放式股份公司形式的转变。
国家权力前导作用的第三种途径是国家资本的直接参与。国家资本通过购买股份直接成为住友、三井等财阀商业银行以及日本邮船、北海道煤炭、王子制纸等许多财阀产业公司的股东。另外国家资本还采取半官半民公司的形式与财阀合办“时局产业”，与财阀资本共同掌握对重点产业的经营权。到1939年为止日本已出现了35个半官半民公司，资本总额高达12亿多日元。[189]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帝国燃料兴业株式会社、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等。另外，财阀随着事业的扩张日益增大了对国家信用的资金依赖，而且国家资本为便于管理干脆将部分财阀直系重点企业收上来，采取民有官营的做法等。这些措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财阀家族的传统地位，成为财阀从组织机构到经营方式实行重大改组的催化剂。
与国家权力的前导作用相辅相成的是其后盾和保护作用，即对财阀“贯彻国策”的经营行为给予奖励、扶持、保护、优惠等，以帮助财阀顺利完成事业重点向以军需产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转移，从而在客观上加速了财阀实行战时改革的进程。
后盾和保护作用概括起来就是保证财阀企业既有活干，又有钱赚。在财阀传统的经营路子被堵死，不得不寻找新的投资领域时，日本政府通过大批军需订货，给财阀提供了持久、可靠的赚钱机会。1937年以后，日本军费预算成为国家财政预算中优先保证的部分。国家财政1937—1944年度一般会计增长了8倍，而临时军费特别会计却膨胀了34倍，[190]1933年以后舰船兵器机械类预算额中向私营工厂的订货率经常保持在75%左右。[191]而且订货时的价格包含着十分优惠的战时利润。国家还采取支付概算和巨额预付金等支付手段，保证企业获取高额利润。为了保证重点产业的资金供给，政府于1942年4月设立了战时金融金库，出资的2／3由政府负担，损失由政府给予补偿。次年12月还实施了《军需会社法》和《指定金融机关制度》，给每个军需会社指定了一个以国家信用为背景的金融机关，专门负责该社的资金供给。此外还对重点产业实行了租税减免、奖励金、补助金制度。对一些半官半民的“国策会社”，政府除在10年内免除所得税、营业收益税、地方税之外，还规定若民间出资的部分年利润率达不到6%，则政府出资的部分不取红利，以保证民间资本的绝对赢利。
在政府的保护和扶持下，从1932年到1936年下半年，财阀所得的巨额利润，三井系统仅三井矿山、北海道煤矿汽船、芝浦制作所、日本制钢厂4家企业就达3908万日元，等于三井财阀利润总额的34%；三菱系统的三菱重工、三菱矿业、三菱电机3家企业的利润也达2996万日元，占三菱财阀利润总额的50%。[192]而这一时期还远不是财阀获利的高峰期。
综上所述，财阀战时改革的动力不是来自财阀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是由国家权力以经济军事化为杠杆，强行推进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和重工业化进程而引发的。随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财阀家族式封闭经营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日益暴露。接连出现的对外捐赠、税收增加、投资扩大、借贷付息等各种压力，使财阀从谨慎地卖出部分旁系企业的股份开始，直至公开财阀本社的股份，并相应进行一系列机构调整。因此可以说，财阀的战时改革是国家经济统制的必然结果，也是统制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三
财阀改革的结果对财阀自身以及整个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首先，改革使财阀在日本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大提高。由于股份的公开，资金筹措面成倍扩大，财阀可以用较少的资本支配比以往多几倍乃至十几倍的资金，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1945年三井本社的资本金为5亿日元，但是三井财阀使用的资金总额却高达73亿日元。三菱本社也以5亿多日元的资金支配着27亿多日元的事业。[193]大大增强的资金力量使财阀对经济的支配从以往的传统领域扩大到几乎所有重要的产业部门，特别是钢铁、机械、化工、金属工业等新兴领域。从资本力量来看，四大财阀对属下公司的实缴资本占全国公司总资本的比率有了明显提高。从1937年到1945年，金融业占全国的比率由24.2%提高到49.7%；重工业由14.6%提高到32.4%；轻工业由7%提高到10%；矿业由20.9%提高到28.3%；金属工业由9.2%提高到26.4%；机械器具工业由18.6%提高到46.2%；化学工业由11.3%提高到31.4%。[194]
从生产能力来看，在矿业部门，三大财阀所属企业的煤炭产量1931年为全国总产量的38.9%，1945年上升到61.8%，特别是优质煤的生产，完全由财阀所垄断。另外金、银、铜产量的70%也掌握在三大财阀手里。在机械工业部门，仅6家最大的企业就生产了各种强电机械的30%—60%，而这6家中有5家是财阀企业，其中三菱电机公司是全国同行业中最大的生产厂家。三井属下的东芝公司是全国弱电机械的最大生产厂家，其真空管的产量占全国的41.6%。在化工部门，一些主要化工产品如硫胺、苏打、染料、水泥、造纸等的产量，占前三位的均为财阀企业。在贸易部门，仅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两家公司，就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近30%。在金融部门，1944年财阀系银行占全国存款总额的45.7%，贷款总额的67.2%。信托和保险业务的60%左右也均为财阀所掌握。[195]
财阀在经济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使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他们不仅以民间压力团体的形式对政府经济决策频频施加影响，而且直接担任各种官方组织的负责人甚至内阁成员，以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本为背景和靠山，参与制定并监督执行各种政策。太平洋战争前夕，日本政府为加强经济统制，于1941午8月公布了《重要产业团体令》，规定在每种重要产业部门设立一个统制会，以所谓“一业一社”的方式对重要产业实行一元化管理。由于财阀系统的大公司掌握着各产业部门的主导权，所以各统制会的会长职位几乎无一例外地为财阀所把持。除重要产业之外的所有一般产业都归全国金融统制会统一管理，而金融统制会的会长是由安田财阀出身的日银总裁结城丰太郎兼任的。另外，对战时金融进行统一管理的机构战时金融金库由住友本社总理事小仓正恒担任总裁，最高战时经济会议的8名成员也多为财阀系大企业的头面人物。
不仅如此，四大财阀出身的池田成彬、结城丰太郎、藤原银次郎、小林一三、小仓正恒等人还先后入阁担任政府大藏大臣、商工大臣、国务大臣等要职，成为战时经济的重要决策人物，也成为财阀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维护者。如1940年底政府开始着手建立经济新体制时，由于企划院起草的经济新体制草案中写进了“资本与经营分离”、“限制利润”等内容，遭到了财阀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商工大臣小林一三直接出面干预，一面公开宣称“这一草案的背后有赤色思想”[196]，一面动手撤换了商工次官岸信介，并与财阀在内阁外的压力相呼应，终于使阁议最后通过的《经济新体制要纲》删除了财阀不能接受的内容。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财阀已越来越成为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力量。
第二，财阀经营重点的转移，引起了日本整个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
日本最终实现重工业化是在战后，但是向重工业化过渡的基础却是在战时完成的，是从财阀把事业投资的重点转向重工业部门开始的。到1945年，从财阀投资事业的构成比来看，各大财阀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重工业财阀。三井财阀对重工业的投资已占其投资总额的74.1%，三菱财阀为75.1%，住友财阀为87.7%。[197]
由于日本的重工业化走的是一条由战争和军需为先导的畸形道路，因而它的重工业发展水平往往不是通过一般的生产资料生产，而是通过军需品特别是兵器工业的生产而曲折地表现出来的。从1938年到1944年，一般工业生产的增长指数不仅十分缓慢，而且从1942年起呈现下降趋势，然而包括舰船、飞机在内的兵器工业生产却以7—8倍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凌驾于一般工业生产之上。[198]兵器工业的最大生产厂家均为财阀系企业，特别是三菱重工业公司，被称为日本重工业的代表，其造船月生产能力1937年即达全国的31.5%。[199]它建造的战舰“武藏”号排水量达7万吨，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战舰。它自行设计生产的零式舰载战斗机，产量达1.04万余架，创一机种生产数量的世界最高纪录。[200]它还自行设计制造了多种新式军用飞机。太平洋战争期间它生产了占全国总产量约40%的飞机机体和约50%的飞机发动机[201]，其技术水平均达到当时的世界水准。此外，它还生产从重型坦克、车辆、机床到超远程鱼雷的各种军需产品。
由于兵器工业需要较高的工业生产基础和技术设备能力，而日本却是从很低的起点上强行起步的，因而从事军需生产的大企业集团几乎都是自行承担从材料工业到产品的全部生产，也就是说，是同时跨越重工业化过程中各个必经阶段的。如三菱和三井财阀除生产飞机、舰船等高技术产品外，还要自行生产所需钢材、金属材料、精密仪器乃至基本零部件等全套系列产品。被称为军需资材财阀的住友财阀，也是生产从铜锭到各种高性能电线电缆，从普通钢材到特种钢等多种系列产品。它研制的ks磁性钢、高速钢、无缝钢管等达到了当时国内的最高水平，而它生产的铝锭、铜锭等一般有色金属制品的产量也在全国总产量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正是在以兵器工业为中心的军需生产带动下，日本的重工业化程度迅速提高。钢铁生产开始摆脱以往的分散性，具有了一定的生产规模。粗钢产量1929年为229万吨，1936年猛增到565万吨，与20世纪初期英、德等国的粗钢产量不相上下。[202]工厂数量和企业生产规模也都达到了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水平。1943年粗钢产量进一步增加到765万吨，同时生铁、普通钢材、特殊钢的生产也都以同样的速度迅速增长。[203]有色金属、化工、机床等主要重工业生产指标与战前相比也都有了惊人的增长。这一切综合起来，使日本的工业构成发生了带有决定意义的变化。1931年重工业的生产额占工业生产总额的33.7%，轻工业为66.3%，而1938年则颠倒过来，重工业上升到60.8%，而轻工业则下降到39.2%，[204]重工业第一次超过了轻工业上升到领先地位。它标志着日本已在重工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当然这一步是同战争、兵器制造、军需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财阀资本经营形态的变化，对战后日本企业经营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财阀本社及下属企业的股份公开，使财阀家族及财阀本社的持股率大幅度下降。以三菱财阀为例，战争结束前夕，岩崎一家对三菱本社的股份保有率已下降到47.5%，三菱本杜及岩崎一家对属下直系公司的持股率已下降到32.1%，准直系公司更少，仅占18.4%，截至1945年3月，三菱本社的直接投资会社为64个社，其中本社的持股率在50%以上的仅有9个社，在40%—50%的有5个社，在30%—40%的有1个社，其余的49个社均不足30%。[205]
与本社及家族持股率下降相呼应的一个新趋势是，企业间相互持股的发展以及金融机关作用的增大。一家大企业可以同时成为多家企业的股东，而它自己的股份也同时被多家企业所拥有。如三菱重工业公司是三菱矿业、三菱商事、三菱制钢等多家企业的股东，而三菱银行、三菱电机、三菱商事、三菱化成公司等多家企业又同为三菱重工业公司的股东。三菱本社的股东也不仅仅是岩崎一家，而是增添了三菱银行、三菱电机、三菱化成公司等多家属下企业。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财阀在公开本社及下属公司的股份时，尽量在本系统的范围内进行，从而使本系统各企业之间相互持股的现象日趋普遍。二是财阀在扩大事业规模时采取的是以属下主要事业部门为核心的细胞分裂式膨胀方式，使主要事业部门拥有的关联企业和下属公司数目不断增多，形成了一个个以主要事业部门为二级控股公司的小型康采恩。如上述的三菱重工业、三菱矿业、三菱商事、三菱电机公司等，都发展成为拥有众多相关企业的二级控股公司。这种纵式持股关系加上各主要事业部门之间的横向业务和资金往来，构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相互持股关系网。
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对财阀家族资金的依赖程度日益减小，对外部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大，金融机关的地位变得日趋重要。银行一面通过与大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而同企业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一面通过向相对固定的企业集团提供资金而把众多的企业集聚在自己周围。
以上两点，即企业集团内部的相互持股和系列融资，正是战后日本企业经营模式的两大突出特点，或者说，战后日本企业经营的新格局，在财阀改组后形成的新趋势中已露端倪。这种新趋势的基本特征是，财阀的家族式经营由于家族持股率的下降和家族成员从事业第一线的引退而日趋减弱，直接经营者的地位逐渐上升，集权式经营日益为相对独立的分权化倾向所取代，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社会化趋向统一。战后日本企业经营的新格局，实际上是这种新趋势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它与这种新趋势之间有着极为深刻而密切的内在联系。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形成的三井、三菱、住友、富士、第一劝银、三和等六大企业集团，以及战后因法人持股率的不断上升而引发的所谓“法人资本主义”现象[206]等，这些代表战后经济基本走向的重要标识，无不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