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转折性事件。随着持续十年的“文革”动乱的结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秩序恢复正常，历史逐步进入一个以现代化建设为主要目标的“新时期”，同时，也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入了一个以“拨乱反正”为先导，思想解放为动力的学科重建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革命文艺秩序的恢复，到80年代中期“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革命史”模式逐渐为现代化叙事话语所取代，以“重写文学史”为标志，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也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时期。
第一节 革命文艺秩序的恢复与学科体系的重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社会生活在政治领域逐渐恢复正常，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解冻期现象。“文革”路线的否定，带来了思想解放的热潮。对一批从前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平反及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重新认定，深刻影响了其后的文化生活秩序，也为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学科重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背景和思想动力。
70年代末期，当代中国文艺生活领域里的一系列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现代文学学科重建的进程：1977年11月20和12月28日，《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编辑部相继召开座谈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1978年5月，《人民文学》在“彻底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专栏里，发表林默涵的《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等文章，正式揭开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序幕；1980年4月，《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开启新时期文学观念强调艺术自律的先声；同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解放军总政治部撤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10月，第四次文代会在京召开，一批在“文革”及之前的“反右”中被逐出文坛的人物：周扬、夏衍、丁玲、冯雪峰、艾青、萧军等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历史从此进入一个以反思为特征的革命文艺秩序重建、重评和以现代化建设为目标的更注重思想包容性的时代。
在这样的历史转换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连串学科重建的迹象：1978年《新文学史料》丛刊创刊；1979年12月12日，鲁迅研究会在京成立；1979年1月，在教育部组织的一次现代文学教材审稿会上，与会代表倡议成立全国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1]，次年7月12—18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在包头举行；1979年4月，由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1980年3月28日，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在京举行；1980年12月21—23日，香港举办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19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982年10月1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在北京万寿寺西院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上海文艺出版社从1978年7月开始陆续推出一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包括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楼栖著《论郭沫若的诗》，叶子铭著《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凡尼著《论殷夫的诗》，吴中杰、高云著《论鲁迅的小说创作》，林非著《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陈永志著《试论〈女神〉》，范伯群、曾华鹏著《王鲁彦论》，钱谷融著《〈雷雨〉人物谈》等，尝试开辟现代文学研究新境界的同时，对前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研究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总结。作为一个学科的现代文学研究，逐渐走出“文革”阴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时期。
和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一样，现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正”，一开始同样表现出一种以“平反”、“恢复”为主的过渡期特征。而这项工作的第一步，便是对《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有关认识的否定，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对30年代左翼文学的重新评价问题。1978年3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在北大图书馆召开讨论会，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左翼文艺运动的评价及“两个口号”论争问题，会间杨占升、袁良骏、唐沅、邾瑢等研究者的发言及会后发表的邾瑢的文章《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学习鲁迅关于“国防文学”的论述》、杨占升的文章《评“两个口号”的论争》、唐沅的文章《关于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问题》[2]，均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试图还历史以真相的新的发掘和判断。其后，由陈荒煤、沙汀编写的《“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左联回忆录》两书相继出版，新时期重整革命文学秩序的序幕就此正式揭开。对“两个口号”论争问题的重新审视，构成了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波浪潮，对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历史的研究，成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初突破口。
紧随其后的，是对另一些革命文学作家的政治平反和恢复文学史地位问题。像冯雪峰、丁玲、艾青、萧军等一批在1957年的“反右”中被打倒的作家，原本都是革命文学队伍中的重要人物。随着1978年4月“右派”分子帽子的摘去，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不再成为问题，但其思想、行为在革命文学史中的地位，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确定。获得政治上的“平反”、“昭雪”、“第二次解放”的他们，急切地想从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中辩明自己的立场，确认自己的地位，而这也无疑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推进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动力。还在“两个口号”论争问题讨论期间，由冯雪峰“文革”时期的一份交代材料就引发了有关冯雪峰、胡风等人物的历史评价问题。[3]胡风从50年代中期被打倒，随后被剔除出革命文学史，一批与之相关的作家作品也长期沦为被迫害、被批判的对象，而其涉及的思想和艺术认识问题也更为复杂。从1980年中共中央初次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到1988年再次发布《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有关问题的政治解决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与之相应，有关胡风的研究也成为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持续热点之一。与之相似的，还有王实味问题。作为延安时期著名的“反动人物”，王实味因1942年发表《野百合花》被划为“托派”，其后又被错误地杀害。80年代初，经其遗属和部分当事人的努力，问题一步步地得到澄清，但直到1991年，中共中央才做出了《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而以此为标志，现代文学领域的平反昭雪浪潮，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文学秩序的重整，也才基本告一段落。
对应于这种现实领域的革命文学秩序重整，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现代文学研究，体现出一种明显的以“辩护”为中心的话语特点。还在推动80年代文学取得更大突破的各类“发现”之先，为形形色色的文学现象和人物“辩护”，指明事实真相，申说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就成了现代文学研究取得突破的最重要的途径。
首先是对一些先前已被归入革命作家或进步作家的文学人物生活和创作中的一些一度受批判的问题的辩护。从1978年起，《文学评论》等刊物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涉及的作家，不但有茅盾、周扬、赵树理、夏衍、田汉、瞿秋白等“文革”中受冲击、批判的对象，也有丁玲、萧军、胡风、路翎等在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历史人物。这些文章，如叶子铭《评〈林家铺子〉——兼谈对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4]，李文儒《表现无产阶级文学新纪元的先声——试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5]，陈骏涛、杨世伟、王信《关于〈二月〉的再评价》[6]，陈则光《论历史讽喻剧〈赛金花〉》[7]，袁良骏《褒贬毁誉之间——谈谈〈莎菲女士的日记〉》[8]，严家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9]，钱理群《探索者的得与失——路翎小说创作漫谈》[10]，杨义《路翎——灵魂奥秘的探索者》[11]等，中心论旨都在为那些一度蒙冤或遭受不公正评价的革命文学作家、作品辩诬，因而极力论证这些人物、作品的革命性，仍然是研究的主要目标。不过，随着问题讨论的深入，有关现代文学研究的认识标准和评价尺度问题，也逐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不止一位研究者于此提出，应将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由社会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而这也就使一批先前不同程度地受到压制、批判的民主主义作家（或称“进步作家”、“爱国作家”）思想、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开始得到新的认识和评价。巴金的无政府主义、老舍《猫城记》中的“政治错误”、郁达夫的颓废、冰心的爱的哲学，这类长期被视为作家思想中的“污点”而使他们抬不起头来的问题，开始得到比较客观的评价。
再接下来，一些原来被视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名字，也出现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中。譬如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号登出的文章，除了作为主体的鲁迅研究、左翼文艺运动、左翼作家研究，也出现了像耿云志的《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一类文章。1980年第1期该刊又发表朱靖华《一个充满矛盾而易遭误解的作家——略论郁达夫》，赵凤翔《冰心简论》，陆树仑、李庆甲《试评胡适的小说考证》，第2期刊出陆耀东《评徐志摩的诗》，杨义《论叶圣陶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温儒敏《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第3期又出现了陈金淦《关于“现代评论派”》，凌宇《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王文英、朱立元《略论许地山的创作》，第4期有许志英《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思想倾向》，任广田《从〈隔膜〉到〈倪焕之〉——论叶绍钧二十年代的创作思想》，董易《关于郁达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个性的形成》，张立国《关于〈幻灭〉评价的几个问题》，史承钧《试论解放后老舍对〈骆驼祥子〉的修改》，王德禄、吴三元《关于胡适与〈新青年〉关系的一点考证》，凌宇《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对一些有关问题的回答》。
显而易见，除了从前受重视的那些革命作家、进步作家，像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一类在50—70年代的革命文艺史叙述中被批判、被删除的“反动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开始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不同程度地获得一些较为积极的评价。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变得较前远为开阔，那种纯粹以政治或革命为标准的文学研究话语，开始发生缓慢然而不可逆转的动摇、解体。
不过仍需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密。在上述研究中，评价的标准虽然放宽了，但基本立场并未改变。不同作家、作品与现代革命运动的关系，仍然是衡量它的价值和意义的基本依据。有关作家人生“道路”的探求，仍然是研究者所要着力阐发的主要问题。就如一位研究者当年对巴金“道路”的概括：“经过艰苦、漫长、曲折的思想发展道路，巴金终于找到社会解放的真理。他也由一个否定一切国家、政府、政党、军队、法律和专政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成为了共产党的战友和新中国的热情歌手。”[12]这种经由曲折道路终于找到革命真理的叙事，堪称当年作家作品论的一种典型表述方式。
就在现代文学研究为革命文艺秩序如此忙碌的同时，来自高等教育领域的要求又为这一学科的重建带来了新契机。随着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恢复和高校教学秩序恢复正常，高校中文系有关课程的教学需要对现代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出版界和现代文学研究界，相继推出了一批重版的或新编的现代文学史教材。其中包括王瑶、刘绶松50年代的著作，也包括60年代因故停顿，1978年9月重新启动，并于1979年、1980年先后出版的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同时，还包括一批匆促上马的文学史新著，如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3]，九院校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14]，中南七院校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15]，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6]，七省区十七院校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17]，十四院校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18]等。这些论著，总体上均带有明显的过渡期特征。其中的旧作，固然仍然维持着先前那种以“革命”为中心的叙事格局，就是新著，同样也不脱“革命文学史”的一些基本特点，如继续强调“文艺斗争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政治的分野决定着文艺的分野”，继续突出“革命文学”的主流地位，突出阶级、路线、现实主义等范畴在判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中的标志意义。文学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密。但其中许多具体的观点，却已得到不同程度的修订，文学研究的视野有所拓展，评价的尺度也较前大为放宽。
80年代前期现代文学研究的另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个人编史的重新出现。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黄修己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现在看来，这部书出版最主要的意义，或许还不在它的内容，而更在它所体现的个人修史方式的恢复。这不但体现出对个人学术能力、学术劳动的尊重，更标志着现代文学研究从那种“计划经济”式的国家统制中重新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
推动并改变着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格局的，还有来自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挑战和启示。从70年代末开始，曹聚仁、夏志清、司马长风等一系列台港、海外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或直接或间接地被介绍入大陆。许多学者从不同的途径开始接触到诸如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曹聚仁《鲁迅评传》、《文坛五十年》等研究专著。这些著作以其不同的观念、不同的选择，及对“纯文学”的关注，引发了国内学界长期的模仿、学习潜流。而其中特别要提到的，首先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部书1979年由刘绍铭等译成中文，在香港友联出版社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一部分大陆学者也因之与它有了接触，并深受刺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除了它不同的政治立场，还有体现于全书的纯文学追求，以及由之出发对中国现代作家成就的不同于大陆地区的高低取舍。最初的反应多是批判性的。1981年6月，李何林在南开大学做《普及鲁迅著作，提高鲁迅研究水平》的报告，其后半部分就主要都是对以苏雪林、夏志清、曹聚仁、胡菊人为代表的港台鲁迅研究的激烈抨击，其要点则主要在对不同“立场”的强调。然而，随着这些论著不断传播，也有人开始认同其中的一些观点。与李何林的激烈排斥不同，唐弢的态度要微妙得多。譬如他在1981年参加香港现代文学研讨会后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19]一文谈及这部书，除了指出“实际上他写的是小说史，不是文学史”这一事实外，还借他自己在大连回答丁玲“你们为什么不批一批夏志清呢”的问题时的话，说国内已有人在批，但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写出正面的好的文学史，以抵消错误影响。这是最根本的一着。因为单是反驳一个夏志清，不一定有效。我们现在还拿不出一部好的现代小说史，这是我们自己的缺点。当然，有一些文章反驳也是需要的”。他还说自己前一年在“香港就作了这个工作”，但“作的很隐晦，没有点夏志清的名。因为目的是要多团结一些人”。
比较上述两种反映，不难看出，如果说李何林所受的刺激，主要是一个革命文艺家所受的刺激，那么，唐弢所受的刺激更多是一个文学史家的刺激，而他之所以在此前后一再否认夏志清对张爱玲、钱钟书的“发现权”，或许正是因为刘绍铭在译序中对这一点的强调。现在看来，唐弢当年对夏志清小说的史许多方面其实是相当认可的，即就是他一再申说钱钟书、张爱玲并非夏志清的发现这一情况本身，也表明他已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夏氏对这两位作家的看重。有研究者注意到，“1981至1983年间，唐弢连续写出的《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从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谈到我的一点看法》、《面向生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等多篇重要文章，就充满了与夏志清《小说史》‘对话’的味道。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一文中，提到夏志清的名字即有十次之多（这还不包括若干次提到‘他’）；受到夏志清掀起的‘《围城》热’影响，他的两万多字的《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也竟不自觉地用了八千多字去分析这部小说的故事和人物，足见夏著对现代文学界的冲击之大”。[20]
正像有的研究者所指出：“实际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大陆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动力，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大陆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同时也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上具有明显的规范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当代文学史典范的变革。它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的发现和推崇，确定了‘重写文学史’的坐标和界碑。50年代以来，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写作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有趣的对照和潜在的对话关系。这种张力为‘重写文学史’留下了大量的空间和充分的合理性。”[21]
重建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一个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恢复它的史学属性及学术品格问题。1980年7月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中心议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恢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提高现代文学研究的水平问题。会议讨论的内容包括：一、肃清“左”倾思潮的流毒；二、彻底解放思想，发扬学术民主；三、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恢复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而不懈努力；四、扩大研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加强研究深度。当时列举的“左”倾思潮对现代文学史研究造成的流毒，主要是：“主流论”、“过时论”、“本质论”和“人性论”。王瑶在会议的发言中明确提出，“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22]，以此为标志淡化文学研究的政治色彩，使其重归历史和学术的本位，渐成研究者的自觉追求。
而这种“历史化”认识的第一点，就是要将研究对象当作已然发生的事实，而非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23]说：“现代文学史由于所研究的作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因此常常不免有超出学术范围的干扰；但科学地研究问题必须有勇气排除这些干扰，文学史只能根据作品在客观上所反映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来评价，……与政治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关于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24]又说：“历史是过去的经过一定时间后稳定和凝结了的现实”，文学史和其他历史科学一样，“只能研究已经相当稳定了的现实，不能在事物尚在变动状态、它的性质尚未充分暴露、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或反响尚未发生或尚未引人注意时，就匆忙地作出历史性的阐释和评价”。现代文学史学科奠基者对自己学科属性这种史学品格的强调，一开始的确与其试图将学术研究从一套“左”的话语中解放出来的努力有关。对于这一点，唐弢的表态同样明确：“文学史就应该是文学史，而不是什么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史，也不是什么思想斗争史。”[25]
在强调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品格的同时，史料问题的重要性也再一次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唐弢1982年发表在《文史哲》第5期的《关于中国现代研究问题》再一次强调了史料问题的重要性，提出“现在我们应该大力抢救资料”，要“请老人写回忆录，访问整理”，同时对回忆录里的东西“必须仔细分析，仔细辨别”。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丛刊》第1期发表了马良春的《关于建立现代史料学的建议》；1986年，朱金顺的著作《新文学资料引论》[26]出版；1988年，樊骏在《新文学史料》发表了长达八万字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料学建设迎来了第一次全面的自觉。
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8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取得了明显的进步。1978年创刊的《新文学史料》，从1979年起每年出版4期，迄今已发表各类文章逾4000篇。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并主持，陈荒煤担任主编，全国有关高校及科研单位参加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计划重点规划项目，自1982年起陆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等10余家出版社出版。丛书原计划200余种，分甲、乙、丙三种，分别设立编辑委员会。甲种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内容主要包括文学史上的运动、思潮、论争与社团资料，共31种；乙种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收录从1919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作家的传略、生平活动、著译目录索引等资料，以及对作家思想和文学创作的评论等，以作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料为主，也适当选录1919年以前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有关材料，按不同情况分为专集或合集，共170余种；丙种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分文学期刊目录索引、主要报纸文艺副刊目录索引、现代文学总书目等三种。进入90年代后，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工作陷于停顿，但到新世纪为止，也已完成其中60余种的编撰，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意义之重大也已是有口皆碑。这一时期史料整理工作方面的重要成绩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下）[27]，吉明学、孙露茜编《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28]，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29]，陈瘦竹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30]，刘增杰、赵明、王文金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中、下）[31]，苏光文编《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文学理论史料选》[32]，文天行等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33]等。另外，大量的现代作家书信也陆续开始收集出版，如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34]，萧军编《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35]、《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36]等，对有关研究的展开，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像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对作家作品的版本校勘工作，最早也是从鲁迅研究领域发起的。进入80年代，较早出现的现代文学版本校勘专著，有朱正著《鲁迅手稿管窥》[37]、孙用编《〈鲁迅全集〉校读记》[38]、王得后《〈两地书〉研究》[39]、唐弢等《鲁迅著作版本丛谈》[40]等。随后，桑逢康的《〈女神〉汇校本》[41]、龚明德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42]和《〈死水微澜〉汇校本》[43]、朱泳燚的《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44]等，将版本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到了郭沫若、丁玲、叶圣陶、李劼人等著名作家。
新时期之初现代文学学科意识的另一重要变化，体现在对研究者学术个性的呼吁和尊重上，而这事实上也是对研究活动的主体性原则的一种曲折的肯定和维护。50年代后期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削弱了研究者个人在学术活动中的意义。所谓“集体”写史，除了体现统一意志，实际也意味着对研究者个人品格和能力的不信任及对研究成果多样、多风格的排除。进入新时期之后，历史对此同样进行了反拨。在1980年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次研讨会上，有人就对当时的文学史著述方式提出了批评和新的要求，认为集体编著的现代文学史已经不少，集体编史有它的长处，但也有很大局限，今后更应提倡个人著史或几个观点一致、学术思想相近的少数人合作著史。针对夏志清小说史带来的启示，唐弢同样提出“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文学史”，同时表示“我个人如果写，就写一家言，写我自己喜欢的，代表我自己的艺术欣赏标准”。对编史方式的这种评论，表达的其实是研究者想从学术活动中重新觅得个人主体性的一种努力。这一点，同样给后来的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虽然唐弢个人的心愿始终未能实现，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从黄修己开始，中国文化固有的个人编史传统才得以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逐步恢复。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作为新一代文学史研究者翘楚之一的杨义，才得以完成被苏联学者费德林称为“一个人做了我们需要一个研究所做的工作”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
现在看来，80年代从事现代文学重建的，至少包括三代学者。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代学者，以王瑶、唐弢、李何林、贾植芳、钱谷融、陈涌、陈白尘、陈瘦竹、田仲济、任访秋、王士菁等为代表；第二代学者，以严家炎、樊骏、叶子铭、乐黛云、陆耀东、孙玉石、范伯群、邵伯周、黄修己、林非、袁良骏、吴中杰、支克坚、吴小美、陈鸣树、许志英、朱德发等为代表；第三代学者，以钱理群、王富仁、杨义、赵园、刘纳、蓝棣之、吴福辉、温儒敏、艾晓明、陈思和、王晓明、汪晖、陈平原、丁帆等为代表；进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时间不同，相应的政治、文化立场，学术个性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对学科重建所做出的贡献，也各有不同的侧重。
第一代学者，早在五六十年代就主持或参与了这个学科的创建，其中的许多人同时也是现代文学的作家或现代文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文化立场，从根本上始终属于左翼，属于“五四”。因而，即便历史已经进入8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历史的反思，仍然有着自己的限度。譬如李何林，直到1984年，仍然坚持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论“应该按照中国现代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反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这种性质和标准去评价”，坚持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两者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论》，应该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是现代作家作品论的基本原则”[45]。王瑶对现代文学史编写的要求，同样始终坚持“必须突出进步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的主流”，要求“各种文学流派和有影响的作家作品”都“以它的贡献和同主流的关系来得到不同的评价”——据他的学生回忆，对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他既“十分关注并热情支持”，同时又对“出于对前些年过分强调文学政治工具作用的反感，轻重不同地淡化政治，只谈艺术和文化”的做法，“始终持有异议”，并曾明确表示：“我们搞现代文学的，不能离开政治谈文化，不能一味地淡化政治。淡化政治，淡到了零的程度是不行的。”[46]就是唐弢，也是一方面明确表示赞成“写一家言”、“写我自己喜欢的，代表我自己的艺术欣赏标准”的“多种多样的文学史”；另一方面同样坚持现代文学的新文学立场，坚持“现代文学应当是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全新的文学”，而不应包括“旧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同旧文学、同鸳鸯蝴蝶派文学不断较量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47]
第二代学者，大多于前一时期开始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但其学术地位的获得，则主要在80年代之后。由于从青年时代就接受新中国的教育，其对革命文化的接受和坚持，甚至比上一代人更为彻底。但其对革命立场的反省，也更具有思想的深度。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等台、港、海外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中的一些观点传入大陆后，不但是李何林、王瑶、唐弢对其抱有一种复杂的接受态度，第二代学者中的一些人，对其立场、方法、观点的抵触，态度更为鲜明。从1982年到1984年，丁尔纲、袁良骏、徐明旭、华忱之等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对之做批评性的回应[48]。其中1983年《文艺报》第8期刊出袁良骏的《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篇即借某些“有识之士”的话，批评它“赤裸裸的反共渗透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使之无法被称为严肃的学术著作，某些章节甚至无法让人卒读”，接下去又从四个方面对之做出了全面的否定，批评其“反共立场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实用主义”，“宗教偏见导致了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贬低和抹杀”，“历史偏见掩盖了真正的历史规律”，“艺术偏见诱发了一系列的错误评价”。而仅在文章末尾才指出：“当然，我们从不否认，夏著的某些艺术分析还是不无可取之处的。而所有这些可取之处，也正是远离了反共说教之处。可以想见，假如夏氏彻底抛弃了那些反共说教，他或许有可能写出一部像样子的、具有某些学术价值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样的批评话语，体现的无疑更像是前一时代的观点。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大陆地区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一直很少有人以学者自居，他们更准确的角色定位，其实是“革命文艺工作者”。到80年代之后，虽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革命”的冲动日渐弱化，生活及大学教育体制的恢复常态，也使其中的许多人自然地回到教师或学者这样的普通社会角色之中，但由于历史及思维的惯性，他们的反思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仍然与革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时期真正对现代文学研究的革命史范式首先发起挑战的，应该说是所谓第三代的研究者。1979年高考制度和研究生招生的恢复，让一批新的学者走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行列。由于时代和所受教育的不同，新一代研究者在身份认同、知识结构及文化理念上都与前一代学者存在明显的不同。这一点，事实上造成了对现代文学研究原有格局的更大冲击。虽然实际的年龄差距不小，但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均属一度受革命文化熏陶又于70年代末期重返校园的一批人，从他们一进入角色，中国的社会生活就已驶往了新的航道，现代化已然成为新的时代潮流和不可阻扼的趋势。改革开放年代接触到的新知识和新思想，为其从现代化的角度反思革命文化，重新认识学科研究的对象提供了深刻的动力。恢复常态的社会分工和学科体制，也使他们很快从大学教育与科研机构中获得了一种不同于前的知识分子岗位意识。改革开放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物质文化进步的同时，也带了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西方文化中那些从前被拒之门外的东西，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美学思潮开始一波波涌进中国。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到80年代中期，随着新一代研究者知识积累的初步完成和思想的逐渐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现代化”范式，便呼之欲出。
1984年，王富仁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其后，论文的一部分于1985在《文学评论》第3、4期上发表[49]。从思想启蒙的角度来评价鲁迅小说，这一新的视角给当时的现代文学研究顿时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同时也预示出一种与前不同的现代文学认识模式即将取代旧模式的新趋势。同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之后，由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共同撰写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在《文学评论》第5期刊出。文章打破以往以近代、现代、当代划分20世纪历史并给予不同的政治评判的做法，明确以“现代化”思路统摄近代以来的历史，宣称：“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20世纪末本世纪初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50]这事实上堪称为其后的现代文学研究勾勒出了一个新的思想轮廓。与之相呼应，1986年李泽厚发表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51]，又以其著名的“救亡压倒启蒙”论，在当时的知识思想界引起广泛的回响。“启蒙”继“革命”之后再成这一学科论说中的关键词语。从1986—1988年，包括王富仁《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赵园《艰难的选择》、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刘纳《论五四新文学》、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等在内的一批新的研究专著，相继由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出版社出版，有着不同学缘背景的南北学者，几乎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投向了与思想和启蒙有关的问题领域。
到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提倡“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重写”开始冲击那些曾经构成“革命史”模式现代文学秩序的一些关键性领域。从1988—1989年，《上海文论》先后发表十余篇论文及笔谈，包括戴光中《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王雪瑛《论丁玲的小说创作》、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徐循华《对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一个形式考察》、王彬彬《良知的限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何其芳”现象》、李振声《历史与自我：深隐在〈女神〉诗境中的一种困难》等，从不同领域、不同方向向前一时代构建的现代文学认识发起挑战。与此同时，包括《文学评论》、《文艺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内的一批重要刊物，也纷纷开辟讨论相关问题的专版、专栏。直至1989年，《文学评论》第4期发表夏中义的文章《历史无可避讳》，将反思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新的思想启蒙为旨归的思潮，终于趋向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现在看来，“20世纪中国文学”也罢，“新文学整体观”也罢，最终的意义都在突出现代化过程的统一性，从而使现代文学史从先前那种以“革命”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历史秩序中解放出来。“重写”的实质，并不在一般性地改变以往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和某些具体观点，而在试图从根本上将那种以革命史为中心的文学史叙事转变到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历史认识上来。就此而言，“重写”口号的提出虽在1988年，但其精神却是对整个8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文学领域一系列突破的总结和提升。
新文学启蒙主义话语的核心之一是“人”的思想和解放问题。新时期以来呼吁回归新文学传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与思想界重提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交相辉映的。80年代中国大陆“沈从文热”兴起与时代生活密切关系中的重要一项，就是它对80年代重评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启示意义。关于人道主义思潮在80年代的兴起，当代文学研究者已有很多论述，这里要指出的只是，早在提出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问题之前的1979年初，朱光潜就在《文艺研究》第3期发表的文章《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中，率先提出了影响新时期文学深远的人道主义、人性问题。这不仅有现实的意义，而且涉及现代文学人物的历史评价和现代文学史基本秩序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就此而言，就连朱光潜的借“世界公认”要求提高沈从文的文学地位，也除了标志着文学评价的一种世界文学标准的恢复，还包含着更深刻的思想内容。在他所相信的“公是公非”中，隐藏的其实正是普遍人性的信念。
同样与此有关的，还有对胡风文艺思想的重新讨论。随着胡风一案的政治平反，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持续成为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而问题的关键，首在如何认识他所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这一点，同样有着深刻的思想意义。如果说对沈从文的发现，暗含着对人性论的重新肯定；那么，对胡风的重评应和着的，就是对作家主体性的承认，以及对个人主义的重新评价。这一时期的胡风研究论著，均不同程度地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比较深入的论述。比如胡铸的《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尽管仍然保留了胡风在理论上有所错误的判断，但同时认为“胡风在认识到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的同时，而又十分重视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是颇有见地的。他强调的主观战斗精神，实际上就是作者的主观感情与创作态度”[52]。朱寨的《胡风的文艺批评》也在指出50年代之后对胡风形象的严重歪曲的同时，分析并肯定了他的文艺批评的这些特征及贡献[53]。陆一帆的《论胡风的文艺思想》[54]、魏绍馨的《人本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论——胡风文学思想评析》[55]、艾晓明的《胡风与卢卡契》[56]、钱理群的《胡风与五四文学传统》[57]等从不同的角度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论述，无不隐含着这样的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文学研究发生了从革命到现代化，从政治到思想，从突出阶级到关注人性，从否定个性到张扬主体，从视表现为工具到寻求它的自在价值的深刻范式转变。回归“五四”，回归现代文学的启蒙主义传统，宽容和正视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成为新的文化潮流。以现代文学研究中一直据有突出地位的鲁迅研究为例，1979年，支克坚在《文学评论丛刊》发表《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58]，既批判和否定阿Q的“不革命”，又批判和否定阿Q的“革命”。从鲁迅研究入手，“不仅‘复活’了启蒙主义的观点，而且在痛定思痛的历史反思大背景下，为之注入了新的历史内涵……成为建国后鲁迅研究从政治说向启蒙说转折的醒目界碑”。[59]在这之后，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展开对鲁迅及其他作家的研究，逐渐成为新的时代风气。从王富仁的《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到汪晖的《反抗绝望》，有关鲁迅思想意义的研究步步深入，再一次成为引领现代文学研究实现范式转变的重要领域。研究者在分析作家作品时，均不再拘泥于革命政治标准，而更注意从思想史的层面上展开对作家和作品丰富性的探寻。“艰难的选择”、“心灵的探寻”等着眼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丰富性的题目[60]，相继成为一个时期文学研究兴趣最为突出的部分。而这再推进一步，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80年代影响现代文学研究的外来思潮里，心理分析何以始终是最受重视，也最有成就的部分之一。
虽然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61]，虽然中国现代的许多作家、批评家，包括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叶灵凤、沈从文、朱光潜、曹禺、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在其创作和批评实践中早就不同程度地受惠于这种学说的影响，但自5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却一直缺少从这一角度对问题的探索。改革开放之后，包括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拉康等一大批精神分析学家的著作，再一次被大量翻译介绍入中国，与之同时，借精神分析的视角探讨现代作家作品的复杂性，也开始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1982年，吕俊华出版的《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一书[62]，是新时期较早应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现代文学的论著之一。作者从变态心理角度对精神胜利法的分析，突破了先前流行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缺陷，给当时的研究以一种积极的启示。此后，《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刊出了余凤高的论文《心理学派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余凤高的专著《“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同年学林出版社出版吴立昌的专著《精神分析与中西文学》（其第三章为“精神分析在中国现代文坛留下的轨迹”），均属早期应用这一方法的论著。其后有关“五四”后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现代作家、流派创作影响的研究全面展开。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到施蛰存、穆时英、沈从文、曹禺、张爱玲，都有人撰文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加以讨论。从蓝棣之自1986年开始发表，后来收入《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63]的那些论文，到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64]、《潜流与漩涡——论20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65]一书的某些章节，心理分析的方法，对8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探究作家创作的心理奥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80年代中期“文化热”的兴起，对现代文学研究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也同时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重视个人、重视思想之后，更将认识的层面拓展到制约着人类生活的文化层面的努力。呼应着创作领域的“寻根”冲动，现代文学研究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也骤然增多。从乡土文化到家族文化，从地域文化到民族文化，从宗教文化到民俗文化，现代文学与种种不同的人类文化活动的关系，相继成为研究者认真讨论的问题。首先，是对乡土文化的重视。中国现代文学一大特色是城乡对立，从鲁迅开始，对乡村文化的批判、留恋与反思早就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在后来收入《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66]中的那些文章，如《回归与漂流》、《乡村荒原》、《土地与性》中，赵园对中国现代作家的乡土情怀、荒原感觉、流浪体验、土地意识、性文化等内容，做出了全面深入的论述，从而将乡土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深刻的文化反思层面。与此同时，有关城市文化的研究，在这时期也开始得到新的开展。长期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注意力主要在农村。这种对乡土的重视和对城市的轻视在现代文学本身就能找到一定的依据。50年代以来，农村文化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主要取向。对城市文化的不信任感与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常常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现代文学中的城市文学的轻忽，也就成为“文革”之前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明显缺陷。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展，城市化再一次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改革开放意识形态对资产阶级文化的重新的、较为公允的评价，带来了城市文学的新发展，也带来了人们对现代文学都市文学的重新审视。
家族文化同样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固有特征之一。中国现代文学从《狂人日记》起就有对家族文化的批判，但家族的存在又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现象。从家族文化的角度，探讨现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像赵园《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与知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67]、谢伟民《文化转型期的悲剧人格——论现代长子形象的悲剧性及悲剧意义》[68]、李金涛《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与中国传统家庭文化》[69]等成果，都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对地域文化的重视，与其对鲁迅、沈从文、赵树理等乡土文学的研究密切相关。在有关鲁迅的研究中，早就有人注意他与绍兴及浙江文化的关系，沈从文与湘西的关系也是有关研究最热衷谈论的话题，同样，赵树理与晋东南、孙犁与冀中农村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也不断引起关注。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也是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宗教文化的影响本是一个不该被忽视的课题。中国一大批现代文学作家的经历与思想都与不同的宗教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然而，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对于宗教问题的简单化态度，现代文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一个长期被搁置的东西。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深入，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的关系问题也开始吸引众多研究者的目光。较早涉及这一领域问题的，有宋益乔、沙均、朝戈金关于许地山、萧乾、老舍与宗教有关的一些问题的探讨研究[70]，而影响最为突出的则是陈平原的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71]。80年代中期“文化热”兴起后，这一角度的研究，更加引人注目。包括许地山、废名、老舍、巴金、曹禺、鲁迅、丰子恺等在内的一系列作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问题，逐步得到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文学研究理念变化的又一点，表现在世界视野和世界标准的重新获得上。改革开放让新时期的中国重新走入现代世界。现代文学研究“世界文学”视野的获得，不仅为它带来了这一时期文学性质认识上的巨大变化，而且也为它确立了不同于前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
如前所述，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问题的研究，其实早在50年代就已展开，但当时对问题的讨论，兴趣主要在突出其与世界革命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的关系。到新时期现代文学学科重建之初，受新时期“改革开放”思潮的鼓舞，重新恢复活力的这一研究领域，比先前更加强调这一问题。从80年代初期起，对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问题的讨论，就形成了这一领域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从王瑶的《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72]、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73]，到温儒敏的《鲁迅早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74]、彭晓丰的《郁达夫与卢梭》[75]、曾光灿的《〈子夜〉与〈金钱〉》[76]、彭定安的《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77]，秦安琪与陆协新的《阿Q与堂诘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78]，陈平原的《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79]，以及陈思和、李辉对巴金与俄国文学、法国民主主义、西欧文学、欧美恐怖主义等西方文学与社会思潮的那些系列论述[80]，有关现代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关系的讨论，一直是这一研究体系中最有活力的话题领域之一。
1985年发表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开篇，就将“走向‘世界文学’”列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首要特点，宣称：“20世纪是‘世界文学’初步形成的时代。”这不仅从方法上，而且从观念和价值判断上为世界文学视野的展开提供了保障。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曾小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导言即为“论世界文学时代”，其后分四辑，收论文30篇，分别讨论鲁迅、许地山、茅盾、郁达夫、王统照、老舍、废名、沈从文、艾芜、巴金、施蛰存、张天翼、路翎等的小说，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冰心、蒋光慈、冯至、戴望舒、艾青、卞之琳、何其芳等的诗歌，周作人、丰子恺、梁遇春的散文，田汉、夏衍、曹禺的戏剧，系统地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展示了作为世界文学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现代文学在东西文化汇流中的选择与特点。作者除主编外，还包括王富仁、陈平原、叶子铭、许子东、杨义、宋永毅、金宏达、凌宇、王晓明、汪应果、吴福辉、赵园、刘纳、孙乃修、蓝棣之、方锡德、高鑫、於仁涵、夏仲翼、黄子平、赵毅衡、张文江、陈圣生、钱理群、陈星、刘珏、王文英、朱栋霖等，均属当时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有实力的学者，且多数都是80年代以后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学人，集中展示了当时学术界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与进展。其后，有关研究论著仍旧不断出现，像乐黛云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81]、陈平原的《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82]、王锦厚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83]、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84]等著作，王宁的论文《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影响与流变》[85]，以及收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编《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一书中的那些论文[86]，都从不同的方面对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探讨。
可以说，“世界文学”视野的获得、比较文学方法的运用，和“走向世界文学”的观念，构成了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最基本的特点之一。而用世界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现代文学，也成为当时研究的一个普遍倾向。王晓明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序》[87]中指出，“随着人们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了解日渐广泛，那种觉得中国现代文学相形见绌的看法也日渐扩散。我自己就正是它的一个热烈的附和者，还曾举鲁迅的例子加以阐发。在中国的现代作家中，鲁迅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个，但以世界文学的标准衡量，他却还不能算是伟大的作家，尽管他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这段话暗示出的，除了世界文学的标准，其实还有一个纯文学的概念。
除人性论之外，支持着80年代文学观念的，还有一种纯文学的想象。“回到文学自身”，成为80年代许多研究者的美妙想象和不懈追求。欧美新批评理论被适时地介绍进来，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中关于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区分，为时代观念的更新提供了武器，从前那种社会历史—意识形态批评被归入到外部研究，虽然仍然有人在做着坚实的研究，但已不是代表着时代新方向的主流。在被称为“文学思维空间的拓展”的方法论热中，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种种理论作为“新”思潮，被不断地引入文学研究的观念与实践当中。从新批评到形式—结构主义，从精神分析到神话原型，从存在主义到现象学，从意象批评到叙事学，从阐释理论到接受美学，种种新观念、新方法，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新术语的泛滥更是几乎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沟通问题。美学持久地成为80年代的显学，并继政治之后成为左右文学话语发展方向的强势思维。就是在这样的理论热背景中，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不断循着内在性的思路向前推进。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等大陆之外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引进，除了更新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作家谱系，也在文学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给国内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王瑶的《随想》在谈到国外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给国内研究带来的“新奇感”时，也从总体上分析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和对作家进行的比较文学的论证方式”的利弊得失。在他看来，这些方法既是有益的，又是有缺陷的。他强调“我们是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的，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但对方法问题的讨论，毕竟从这个学科的一开始重建，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传统的文学研究，一向拙于艺术分析。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研究，虽然以思想、艺术的二分构成其基本格局的特点，但实际所重一直在思想的方面，对艺术的分析，往往要么笼统贴上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标签，要么以人物形象分析的名义将话题再度偷换到思想的领域，再不然就是做一点极微观的修辞分析。80年代初，王瑶虽然说“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唐弢也明确表示，“文学史就应该是文学史，而不是什么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史，也不是什么思想斗争史”，但接下去的论述，往往还是回到怎样恢复历史的真实；对于究竟什么才是文学史中的文学，始终缺少明确的界说。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自然科学领域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新兴理论，以及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等20世纪西方文论的传入，对文学研究方法问题的探讨，一时形成新的热潮。
1984年第6期《文学评论》集中刊出一组讨论方法论问题的文章，包括刘魁立《要重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刘再复《思维方式与开放性眼光》、林兴宅《科技革命的启示》、钱中文《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杨义《研究方法上的三个境界》等，文学研究领域的方法论热，就此兴起。应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成为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竞相追求的时尚。先后出现了诸如林兴宅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88]、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89]等文章或著作，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考察文学形象或文学史的构成要素及方式，在当时颇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不过这种简单借鉴自然科学思维的方法热，事实上还是很难有真正的突破，因而也很难持久。80年代中期以来，真正给予现代文学研究以方法论启示的还是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符号学以及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等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东西。
1981年，杨周翰在《国外文学》发表《新批评派的启示》一文，标志着新批评方法再次进入中国。1984年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的翻译出版，使人们更多地了解了这种侧重文学的“内部研究”的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80年代中期以后的现代文学，明显加强了对作品的文本分析和欣赏，出现了一些像赵园《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一类注重文本内在特征分析的力作[90]，和不少诸如《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一类的以细读欣赏为主要目标的著作[91]。新方法的运用在90年代之后进一步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展开。从1984年季红真发表《文学批评中的系统方法与结构原则》[92]起，结构主义及叙事学的研究方法也渐次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比较突出的例证，首推汪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第三编“鲁迅小说的叙事原则与叙事方法”，和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以及后者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93]。尽管这两位作者在90年代以后研究兴趣都转向了别的方面，但作为当时中国最早培养的一批现代文学博士，他们的选择的确能够见出一种时代的风气。
第三节 研究领域的拓宽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
70年代末以来，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展开，如何扩大研究的内容也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1979年4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号卷首语即云：“鉴于过去对现代文学的各种复杂成分注意很少，研究很不够，我们希望今后不仅要注意研究文学运动、文学斗争，还要注意研究文学思潮和创作流派；不仅要注意有代表性的大作家的研究，还要注意其他作家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还要研究民主主义作家，对于历来认为是反面的作家作品也要注意研究剖析；不仅要考察作品的思想内容，还要注意作品艺术形式、风格的研究。”
正缘于此，进入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开始进入一个以“发现”为标志的历史时期。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突破，始终伴随着一系列接连不断的发现，发现沈从文，发现钱钟书，发现张爱玲，发现汪曾祺，发现无名氏，发现徐（讠于），发现梅娘，发现……不但从前被遗忘、被忽视的作家需要发现，就是从前那些被看重或有选择地接受过的作家，如今也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从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到张恨水、还珠楼主等一大批从前不算陌生的名字，如今也都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作家的发现，流派的发现，史料的发现，发现的浪潮席卷整个8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一次“发现”，就是文学史秩序的一次重新调整与安排；“发现”构成了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最具活力的内容。
现代文学研究的“发现”浪潮，直接受到海外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对大陆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作家阵容的单薄，无论是作为三四十年代知名作家，还是作为文学史研究者，唐弢其实都是深感遗憾的，因而十分赞同夏志清“好的文学史要发现新作家和作品”的说法。在他看来，“注意发现作家、作品的确是一个文学史家的任务。有影响的要考虑到，有艺术特色的也要考虑到。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那些作品，科学地衡量一个作家、一个作品有没有入史的资格”。认为研究者从前“把这个问题看得太轻易了，许多作家是有意见的，他们看得很重要。哪些作家可以入史，哪些作家不能入史，这是个关键问题，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文学史家的学问表现在哪里呢？首先表现在有眼光，衡量哪些作家可以入史要有敏锐公正的眼光，发现新作家新作品也要有敏锐公正的眼光，这叫做史识。文学史家衡量作家作品总有一条杠。主编的责任就要掌握好这个杠”。[94]“要真正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待作家，分析作品，就必须从几个角度考虑；第一是要能够发现作家，发现作品”，“一个文学史家，发现不了作家，发现不了作品，还算什么文学史家？”正是出于这样的观念，他也批评自己的文学史“在编写的时候，比较强调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但新作家、新作品发现的很少”。因之，1984年在为自己招收的首届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出考试题时，特别列举了于赓虞、王独清、叶灵凤、叶鼎洛、张资平、沉樱、周全平、罗黑芷、高长虹、倪贻德、陈铨、徐玉诺、曾朴、绿漪、穆时英等15位“在某个时期写了许多作品，起过一定影响，但因种种原因，目前一般现代文学史里很少论及，或根本不提”的作家，要求考生选答十人。其后，又撰文对其逐一做了介绍[95]，指出“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应当放大一些，正面和反面，成功和失败，各有经验可以总结。左中右都需要摸一摸”，同时在考题列举的15个作家之外，又列举出一批“写了不少作品，在某种条件下有过影响的作家”，认为“其他如王以仁、古有成、左干臣、白采、顾仲起、尚钺、林徽音、金满成、段可情、刘大杰、胡云翼、彭芳草、章衣萍、滕固、罗皑岚、缪崇群……，各树一帜，互有特点，何止三十个、五十个！尤其是政治倾向进步，艺术风格非常显著，如小说方面的蔡希陶、耶林，散文方面的梁遇春、黄裳，诗歌方面的方令孺、穆旦，剧作方面的宋春舫、杨绛，报告文学方面的杨刚、徐盈，也还没有引起现代文学研究者足够的注意，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疏忽，下一辈人的任务”。[96]
时至今日，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的确早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其中一些人，如穆时英、林徽音、梁遇春、穆旦、杨绛等甚至已相继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热点，但其中仍有一些人，如古有成、左干臣、顾仲起、金满成、段可情、彭芳草等，至今还缺少认真的对待。
进入新时期之后，改变现代文学研究的既有格局，增大研究的容量，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就连左翼文学的一些核心人物也开始承认扩大文学史论述范围的必要性。据当事者回忆，唐弢本文学史编写重新启动时，唐弢就曾向周扬征求意见，而周也表示“对于像张资平这样在文学史上有过影响、写史绕不过去的作家，还是应该入史”。[97]
不过最早的宏观构想却或许并非由研究者提出，而更出自现代文学史的那些亲历者和参与者。除了前面说到的朱光潜为沈从文的文学地位发出的呼吁，徐迟重提“现代派”与“现代化”的关系，唐弢对40年代中期上海文坛面貌的勾勒，革命作家中也有人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要求。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姚雪垠提出的“大文学史”构想。
1980年1月15日，姚雪垠在写给茅盾的一封信里[98]，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有两种编写方法：“一种是目前通行的编写方法，即只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白话体文学作品，供广大读者阅读，也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教材或补充教材。另外有一种编写方法，打破这个流行的框框，论述的作品、作家、流派要广阔得多，姑名之曰‘大文学史’的编写方法，不是对一般读者写的。”这个“大文学史”的内容，“第一要包括‘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旧体诗词”，还有“民国初年和‘五四’以后的章回体小说家”，包括茅盾在文代会上的发言中讲到的柳亚子、苏曼殊等南社诗人的创作，茅盾、郁达夫、吴芳吉、于右任、沈祖棻等的诗词，包天笑、张恨水的小说，等等[99]。不过这种“大文学史”，“仍以‘五四’以来的主流文学为骨架，旁及主流之外的各派作家和诗人，决不混淆主次之分。这样一部文学史将会较全面地反映我国近半个世纪来的文学运动情况，丰富多彩，也能够回答读者所需要明白的问题。例如，所谓‘礼拜六派’，究竟是怎样回事儿……”
姚雪垠这封信涉及的五个方面：一、晚清文学的叙述与评价问题；二、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方法问题；三、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四、通俗文学评价问题；五、一些被以往的文学史忽略的具体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历史复杂性问题，可以说触及了现代文学研究在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扩容”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其中的确不乏真知灼见。如现代文学史与教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着文学史编写的一个问题。姚雪垠在这里提出编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的设想，以及有关“大文学史”内容、结构的构思，对促进现代文学研究中观念与格局的调整，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作用。对一些更具体问题的看法——譬如文中提到的叶圣陶、刘半农早期创作与“礼拜六派”的关系问题，徐（讠于）、张爱玲在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文学史地位等问题，也都成为近三十年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文革”后现代作家阵容的扩大，首先表现在左翼文学队伍的重整。“革命文艺”队伍的重整，首先涉及的是对前述那些“文艺黑线人物”的重新评价，七八十年代之交“两个口号”论争的真实意义便在于此。接下去要涉及的，便是对那些在更早期的左翼文艺内部斗争中被排除出去的问题人物或异端人物的重新评价、认识问题。从丁玲、冯雪峰、艾青、胡风、萧军，一直到王实味。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像在文坛实际中的“归来”一样，在现代文学认识评价中，也是越晚被排除出去的作家，越早被重新纳入革命的阵营。而所谓“平反”，一开始涉及的主要是政治问题，接下去则不得不面对作家思想和经历的复杂性。80年代以来对丁玲、冯雪峰、胡风、萧军、王实味等作家的研究，便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现代作家阵容扩大的第二步，是对那些原属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队列的自由主义作家的宽容。随着思想解放的展开，一批批原来一度被摒除出现代文学史视野的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也开始回到了研究者的注意中。文学界的“拨乱反正”事实上一开始只是要求否定“文革”时期的“文艺黑线论”，恢复“十七年”原有的文艺秩序。然而，随着思想解放的逐步深入，一部分重新浮出水面的现代自由主义作家也表达了获得承认的欲求。也就是说，文学史重构的要求，同样也来自当年被认定为自由主义的一些作家。1980年，朱光潜在《花城》第5期发表文章《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称赞《边城》（原文中作《翠翠》）“这部中篇小说是在世界范围里已受到热烈欢迎的一部作品”。1983年，他又在发表于《湘江文学》第1期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一文中明确指出：“据我所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我相信公是公非，因此有把握地预言从文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
时至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将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发现”，简单地归之于夏志清及其他海外学者研究的影响。这固然不无历史的根据，但也忽视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自身的内在逻辑。的确，早在1961年，夏志清就在美国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予了沈从文极高的评价，并在英语世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77年，美国学者金介甫又以沈从文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并在随后出版的《沈从文传》中将沈从文对乡土中国的描绘媲美于契诃夫。然而，就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发展来说，这些外来的影响说到底只是一种诱因。朱光潜对恢复沈从文文学史地位的呼吁，引证的虽是当时一些海外学者——所指应该主要是夏志清、金介甫——的研究，但其判断得以产生的根本，其实还是他与沈从文“相知逾半个世纪”的了解和共同的文学理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朱光潜对于沈从文的这种肯定，也是和对整个“京派文人”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他说：“京派文人的功过，世已有公评，用不着我来说，但有一点却是当时的事实，在军阀横行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在北方一批爱好文艺的青少年中把文艺的一条不绝如缕的生命线维持下去，也还不是一件易事。于今一些已到壮年或老年的小说家和诗人之中还有不少人是当时京派文人培育起来的。”[100]
值得指出的还有，80年代以后的“发现”，在很多时候都是以“流派”研究为名的。对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是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一个成绩比较突出的领域。1980年7月在包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就曾集中讨论了新月派、现代派及文学流派的消长问题。其后唐弢、王瑶、严家炎等在不同的场合又多次讨论了文学流派研究的重要意义。唐弢在《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101]一文中，更从学科史的角度，批评了以往研究对文学社团流派重视的严重不足，指出“应当有对‘五四’以来各种风格、各个流派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分析的经得起考验的现代文学史”，并将之列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80年代初期的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一开始就显出了相当的活力。除了以前讨论得较多的“五四”时期的一些文学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浅草社、沉钟社、弥洒社以及一度被作为逆流的学衡派、甲寅派等继续得到重视外，包括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象征派、现代派、七月派、九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等，也成为新的研究热点。1981年，诗集《白色花》、《九叶集》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绿原和袁可嘉在各自所写的序言里，不但简略地介绍了两个诗歌流派的历史，而且对“九叶派”与“七月派”的命名和研究也提供了最初的基础。
从1985年起，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包括相继推出的严家炎编《新感觉派小说选》[102]，孙玉石编《象征派诗选》[103]，蓝棣之编《现代派诗选》[104]、《新月派诗选》[105]、《九叶派诗选》[106]等，这些书前编者撰写的长篇《前言》往往也是对该流派所做的最有影响的初期研究。1982年，严家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课程，其讲稿1984年起在《小说界》、《北京大学学报》、《文艺报》等报刊连载。这些文章，连同他1985年为《新感觉派小说选》撰写的三万多字的长篇《前言》，在国内外学界均产生广泛影响，被称为“现代小说‘群落’的开拓性研究”[107]。到1989年经整理、补充，以《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为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9年，吴福辉在《文艺报》和《上海文学》上分别发表《为海派文学正名》、《大陆文学中的京海冲突》等文章，有关海派、京派的讨论，开始形成新的研究高潮。此外，这一时期社团流派研究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还有孙玉石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108]、陆耀东的《20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109]、温儒敏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110]、蓝棣之的《正统的与异端的》[111]等。199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也是流派研究的收获之一。这部书的编纂，“历时十载，三易其稿”，“共收入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目1082条，其中社团1035条，流派47条；正目667条，参考415条”[112]，为这一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与新时期现代文学范围的扩展相关的，还有一个现代派及现代主义文学的重新评价问题。1978年，徐迟在中国文联一次会议上作《文艺和现代化》的发言，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再次提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问题。1980—1985年，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卷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82年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发表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同年第8期《上海文学》又发表作家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关于“现代派”的通信》，将一个经历了长期的压抑的问题再一次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其后，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现代主义的影响日渐加深的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受到持续关注的话题。1983年，王佐良发表《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113]，袁可嘉发表《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114]，对现代主义与40年代诗歌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承认；田本相发表《试论西方现代派戏剧对中国话剧发展之影响》，对包括郭沫若、田汉、洪深、曹禺在内的一批现代作家的戏剧创作与西方唯美派、表现派、象征派、颓废派的关系做出概括的论说[115]；应锦襄发表《现代派对中国二十年代小说之影响》，对20年代小说与现代派关系做出论说[116]。1985年，严家炎发表了《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117]，陈思和发表了《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兼论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的融会》[118]。1987年，孙玉石发表了《面对历史的沉思：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源流的回顾与评析》[119]。诸如此类研究成果的出现，标志着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间的关系得到了学术界全面的正视与认真的对待。
对象征主义和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这一时期较早受到关注的领域之一。对鲁迅创作（尤其是《野草》）所受象征主义及尼采影响的研究，新时期之初就受到人们的关注。1982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玉石的《〈野草〉研究》。该著第七章“《野草》的艺术探源”以当时的旧报刊为基础，探讨了《野草》与波德莱尔等外国作家散文诗之间的艺术渊源关系。该著明确指出：“鲁迅《墓碣文》的巡视墓碣文、同死者相对的奇幻的艺术构思，在幻境的形象中揭示比较朦胧的思想的表现方法，明显地是受了波德莱尔象征主义影响的。”而波德莱尔对《野草》的最大影响就是象征主义方法的运用。吴小美也对鲁迅与波德莱尔散文诗做了比较研究，指出：“正是鲁迅这位‘拿来主义’的倡导者，自己动手，从波德莱尔这位‘世纪末’的‘颓废诗人’那里‘拿来’甚多。其中并不是如有的研究者所强调的，只是‘拿来’了艺术表现手法——如果我们不勉强把构思、寓意、哲理、形象等全都局限在表现手法中的话。‘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其新文艺。’”[120]作者从心灵的色形与深度，神秘、朦胧与真诚、自尊等角度对鲁迅与波德莱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后，有关研究逐渐扩展到更多的作家、更多的流派研究之中。
从80年初，对李金发、戴望舒及30年代“现代派”的评价问题，就进入了研究讨论的范围，出现了杜学忠等人的《论李金发的诗歌创作》[121]、丘立才的《李金发的生平及其创作》[122]、凡尼的《戴望舒诗作试论》[123]、阙国虬的《试论戴望舒诗歌的外来影响与独创性》[124]、郑择魁的《试论戴望舒诗歌的独创性》[125]、应国靖的《论中国三十年代的“现代派”》[126]等论文。其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又扩展到新感觉派及40年代九叶派的评论中，出现了叶渭渠的《试谈新感觉派的特征》[127]、吴福辉的[128]《中国新感觉派的沉浮和日本文学》、余清香的《论穆时英新感觉派都市小说》[129]、袁可嘉的《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130]、陈维松的《论九叶诗派与现代派诗歌》[131]等论文。
对存在主义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研究，在80年代末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钱理群《心灵的探寻》[132]对鲁迅哲学的阐发，就具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汪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133]虽于1991年出版，但其代表的正是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在这一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与之类似的还有解志熙于198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和留学德国的殷克琪的博士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洪天富译，2000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应该说，这些著作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受外来影响做出了全面的爬梳、分析，至今仍然影响深远。
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范围拓展的另一重要方面，也体现在对一些从前不受重视的区域文学现象的重新发掘和发现。除传统的解放区、国统区，以及抗战时期的“孤岛”文学受到众多关注外，一向处于被忽略地位的沦陷区文学研究也开始取得重要进展。1980年，美国学者耿德华著《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在美出版，“超前地把中国沦陷区文学推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前台”。由于该书对当时一些国内还不大敢论及的问题的挖掘，对张爱玲、钱钟书、周作人、柯灵、师陀、杨绛、姚克等作家及《秋海棠》一类作品的独到分析，旋即在国内研究界引起不少注意。[134]与之同时，台湾学者刘心皇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135]，也因其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对一些作家的缺乏审慎的评判，引起不少人的注意。80年代中期之后，大陆地区对沦陷区文学的研究，首先在一些与东北作家有关的问题上取得突破。随着沈卫威的《试论“东北流亡文学”的独立体系和结构形态》[136]、黄万华的《研究沦陷区文学应重视文化环境的考察》[137]、金训敏的《“回归”：沦陷区文学思潮的矛盾运动》[138]和《东北沦陷区新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139]等研究论文出现，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始走上正轨，但限于时间短促，其真正的收获则要等到历史进入90年代之后。
1980年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次会议，谈及扩大研究领域，就提出要逐步将港台文学写进现代文学史，同年第2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就发表了张葆莘的《台湾现代文学一瞥》一文。其后，随着聂华苓的《海外文学与台湾文学现状》[140]、陈漱渝编的《台湾省、香港地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及研究著作要目》[141]、张建勇的《评台湾省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三十本）》[142]等论著的发表，台湾地区的现代文学研究也进入了大陆学者的视野。1987—1988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先后推出白少帆、王玉斌《现代台湾文学史》，张毓茂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1989年，徐逎翔编的《台湾新文学辞典》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现代文学研究的空间视野进一步扩展到海峡两岸。
“重建”期现代文学研究范围的扩展，还表现为对新文学之外的那些文学现象的重新审视。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对通俗文学的重新评价，开始于80年代初期。据范伯群回忆[143]，事情的起因，缘于1979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中国现代文学论争社团流派丛书”，委托当时的江苏师范学院编一套“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并请他担任主编。由于文学史先前对这个流派的批判，起初他们“很不情愿搞这个题目，但文学所说鸳鸯蝴蝶派多是苏州人、扬州人，你们江苏师范学院研究本地作家，资料也丰富，是理所当然的”。任务就这样分配给了他们。后来，经过三年时间的文献翻阅、查证，课题组从浩繁的材料中，“发现了鸳鸯蝴蝶派作品中不少好的或比较好的东西”，同时也意识到“过去对他们的评价是不公平的”。1981年，范伯群发表《试论鸳鸯蝴蝶派》[144]，1982—1983年，刘扬体连续发表《病态文学的盛衰——鸳鸯蝴蝶派初探》[145]、《关于认识和划分鸳鸯蝴蝶派的几个问题》[146]等文章，正式揭开通俗文学重新发现、评价的序幕。
1987年，范伯群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上的《关于编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通信》明确提出“通俗文学的定义、范围定界和研究对象以及评价标准问题”，认为“这些问题的圆满答案才是研究通俗文学历史的‘基础工程’。否则，好似‘瞎子摸象’，主观武断，以偏概全”。1989年，他又发表《对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评价之反思》[147]、《现代通俗文学被贬的原因及其历史真价》[148]，对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论证和申说。与之同期，朱德发、良珍、杨义、袁进等也撰文重新评价鸳鸯蝴蝶派。1989年，范伯群出版专著《礼拜六的蝴蝶梦》[149]，从作者形成、流派发展、思想艺术特点，以及主要作家作品等方面，对民国以来影响颇大的这一通俗小说流派第一次做出了全面系统的论析。
80年代后期以来对近现代通俗文学的重新发现，既是观念解放的结果，也与其时创作和文学阅读中通俗文学的受欢迎有直接的关系。范伯群的文章也提到：“近几年来通俗文学和‘庸俗文学’以鱼龙混杂之势，滔滔奔涌，有些‘通俗文学’比昔日某些鸳蝴派和礼拜六派的作品，趣味还要低下庸劣。而它们的畅销又攫取大量读者，使‘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姑且容我用这两个不大确切的概念……）的地盘大大缩小。连知名度极高的作家的选集订数也只有两千册，我们不得不惊呼：难道我们甘心做通俗文学汪洋中的纯文学小岛？文艺理论界也感到，通俗文学的魔力和必然复苏的问题，亟须研究；如何正确引导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也应有卓识的对策。”范伯群的论述还涉及了人们对待通俗文学的一种复杂心态：“我们读一些优秀的通俗小说，有时为它富有魅力的情节所吸引，用‘手不释卷’和‘废寝忘食’这样的词汇形容，不算过分。可是当读完之后，我们又会批评它的肤浅，仅注重故事的魅力而忽视典型人物的塑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雅致。有时暗里读得津津有味，明里却不愿津津乐道；感情上被它打动过，理智上认定它低人一等。深究其原因，恐怕是我们长期受‘经典作品’的熏陶，始终在纯文学或严肃文学的圈围中周旋；我们自制了一套价值标码，而广大的各层次的读者并不一定承认这种明码标价；而我们却不自制地顺着惯性进入了‘双重人格’的境界。”[150]
为旧体诗的文学地位辩护也是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新文学将旧文学逐出了文坛，但旧体诗的创作并没有消失。新旧文学界对旧体诗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但就文学史的叙述和现代文学的研究而言，旧体诗从整体上是被长期排斥在外的。虽然50—70年代也有很多研究鲁迅旧诗的文章，甚至一再形成讨论。然而，50年代以后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从王瑶、丁易、刘绶松到唐弢都不将现代作家的旧体诗当作论述对象。
进入新时期以后，在继续对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旧体诗词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就旧体诗词不能“入史”的问题提出了意见。1980年，姚雪垠在致茅盾的信中就提出了将现代作家的旧体诗写入文学史的问题，认为“我所说的‘大文学史’中，第一要包括‘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旧体诗词，并在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流传社会的旧体诗词之外，提到‘新文学作家也有许多人擅长写旧体诗、词，不管从内容看，从艺术技巧看，都达到较高境界’”，并具体举茅盾与郁达夫为例。此外，还特别提到柳亚子、苏曼殊及学衡派的吴芳吉、女词人沈祖棻、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但就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对姚雪垠的这种主张看法并不一致。姚雪垠在接受茅盾的建议将该信付诸发表前，“因为自己没有把握”，曾将之寄给多年研究近代和现代文学，当时担任着高校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的“老朋友任访秋，征求他的意见”，任的“回信表示完全同意”。但时隔不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王瑶却明确表示，他对此“有所保留”，其理由，一方面是因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在社会上公开发表过并且得到社会上一定评价的作品”，而老一辈革命家及新文学著名作家的旧体诗词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大致都没有公开发表过，同时，“新文学作家最多把写旧诗作为业余爱好，只在朋友间流传，最初并没有公之于世的意思”；另一方面，吴宓、吴芳吉等的作品虽有出版，但“社会影响甚微，而且明显处于新文学对立面的范畴”。因此，现代文学史写作中是否应该包括旧体诗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151]现代文学研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唐弢则一方面表示：“我个人很喜欢旧体诗，但主张以新诗为主”，另一方面明确主张：“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应该将旧体诗写进去。……专章谈旧体诗，那不是现代文学史的任务。就是毛主席的旧体诗词，我也不主张放进现代文学史里去，因为那不是尊敬他，反而不伦不类。”这样主张的最重要的理由，则在于“我们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现在怎能又回过头去提倡写旧体诗？不应该走回头路。所以，现代文学史完全没有必要把旧体诗放在里面作一个部分来讲”。[152]
80年代再次提起这一问题，是1985年倪墨炎在《书林》杂志第5期发表的《不应忽视旧体诗在现代诗歌中的地位》一文，但在当时同样没有引起多少重视。后来，毛大风发表《现代旧体诗的历史地位》[153]，在总结了自“五四”以后的旧体诗的发展及其成就后，认为现代文学史中“不谈旧体诗，是极不公正的，是违反历史主义的原则的”。“‘五四’创立了新诗，只是结束了古典诗歌统治中国诗坛的历史，开始了新诗白话诗或自由体和旧诗并存的新局面，而决不是‘新诗取代了旧诗’，成为新诗独存、独尊的局面。”不过，尽管有这么多的辩护和讨论，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最终还是并未将旧体诗写进文学史中。
注释
[1]会议选举王瑶任会长，田仲济、任访秋任副会长，丁尔纲、公兰谷、支克坚、叶子铭、华忱之、孙中田、邵伯周、吴奔星、严家炎、陆耀东、林志浩、单演义、黄曼君为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1期。
[2]唐沅：《关于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论争的性质问题》，《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
[3]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第三章“重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功过”，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4]叶子铭：《评〈林家铺子〉——兼谈对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
[5]李文儒：《表现无产阶级文学新纪元的先声——试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山西师院学报》1978年第2期。
[6]陈骏涛、杨世伟、王信：《关于〈二月〉的再评价》，《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
[7]陈则光：《论历史讽喻剧〈赛金花〉》，《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
[8]袁良骏：《褒贬毁誉之间——谈谈〈莎菲女士的日记〉》，《十月》1980年第1期。
[9]严家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钟山》1981年第1期。
[10]钱理群：《探索者的得与失——路翎小说创作漫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3期。
[11]杨义：《路翎——灵魂奥秘的探索者》，《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
[12]吴定宇：《巴金与无政府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期。
[13]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4]九院校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5]中南七院校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长江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16]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1984年修订重版。
[17]七省区十七院校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18]十四院校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唐弢文集》第9卷（《文学评论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20]程光炜：《中国现代小说史与80年代的现代文学》，《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
[21]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22]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
[23]同上书，第286页。
[24]《王瑶全集》第5卷（《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25]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唐弢文集》第9卷（《文学评论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78页。
[26]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27]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8]吉明学、孙露茜编：《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29]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30]陈瘦竹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0年版。
[31]刘增杰、赵明、王文金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中、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2]苏光文编：《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文学理论史料选》，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33]文天行等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34]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35]萧军编：《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6]萧军编：《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7]朱正：《鲁迅手稿管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8]孙用编：《〈鲁迅全集〉校读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9]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0]唐弢等：《鲁迅著作版本丛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41]桑逢康：《〈女神〉汇校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2]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3]龚明德：《〈死水微澜〉汇校本》，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44]朱泳燚：《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5]李何林：《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论的基本原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46]孙玉石：《他拥有绿色的永恒》，《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页。
[47]唐弢：《求实集序》，《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48]参见丁尔纲《艺术探索与政治偏见之间的徘徊倾斜——评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茅盾专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4期；《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研究动态》1983年第7期；《理论的谬误与学术的歧路——再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海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徐明旭《“偏爱”，还是偏见？——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有关许地山章节》1984年第3期；华忱之《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评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49]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文学评论》1985年第3、4期。
[50]《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5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52]胡铸：《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苏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53]朱寨：《胡风的文艺批评》，《文艺研究》1985年第6期。
[54]陆一帆：《论胡风的文艺思想》，《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55]魏绍馨：《人本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论——胡风文学思想评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4期。
[56]艾晓明：《胡风与卢卡契》，《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
[57]钱理群：《胡风与五四文学传统》，《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
[58]支克坚：《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4辑。
[59]解志熙：《深刻的历史反思与矛盾的反思思维——从支克坚先生的革命文学研究说开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
[60]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61]早在1920年，汪敬熙就在《新潮》丛刊第2卷第4、5期先后发表《本能与无意识》、《心理学之最近的趋势》介绍过有关学说。
[62]吕俊华：《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3]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4]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65]王晓明：《潜流与漩涡——论20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66]赵园：《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但文章从1989年起在《文艺研究》、《上海文学》等刊物上发表。
[67]赵园：《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与知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文艺论丛》1985年第22辑。
[68]谢伟民：《文化转型期的悲剧人格——论现代长子形象的悲剧性及悲剧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2期。
[69]李金涛：《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与中国传统家庭文化》，《江汉论坛》1988年第6期。
[70]相关文章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2期、1985年第2期。
[71]陈平原：《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期。
[72]王瑶：《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鲁迅研究》1980年第1辑。
[73]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74]温儒敏：《鲁迅早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
[75]彭晓丰：《郁达夫与卢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4辑。
[76]曾光灿：《〈子夜〉与〈金钱〉》，《齐鲁学刊》1980年第4期。
[77]彭定安：《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
[78]秦安琪、陆协新：《阿Q与堂诘诃德形象的比较研究》，《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
[79]陈平原：《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鲁迅研究月刊》1984年第2辑。
[80]相关文章参见《文学评论丛刊》第11辑；《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文学评论》1983年第4期；《文学评论丛刊》第21辑。
[81]乐黛云：《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82]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83]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84]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85]王宁：《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影响与流变》，《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8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编：《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
[87]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序》，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88]林兴宅：《论阿Q的性格系统》，《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
[89]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90]赵园：《论小说十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91]吴奔星主编：《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92]季红真：《文学批评中的系统方法与结构原则》，《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3期。
[93]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94]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唐弢文集》第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82页。
[95]唐弢：《由现代文学博士研究生试题想起的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9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4期。
[97]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页。
[98]姚雪垠：《无止境斋书简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编写方法——致茅公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99]在该信发表时的《跋》里，又加入了刘半农、徐枕亚、徐（讠于）和张爱玲，表示“抗战末期与大陆解放前夕应该提一提徐（讠于），当时上海的女作家应该提到张爱玲”。
[100]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花城》1980年第5期。
[101]唐弢：《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102]严家炎编：《新感觉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03]孙玉石编：《象征派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4]蓝棣之编：《现代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05]蓝棣之编：《新月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106]蓝棣之编：《九叶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107]参见《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增订本）附录二，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108]孙玉石：《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09]陆耀东：《20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10]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11]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112]范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8页。
[113]王佐良：《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
[114]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
[115]田本相：《试论西方现代派戏剧对中国话剧发展之影响》，《南开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116]应锦襄：《现代派对中国二十年代小说之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117]严家炎：《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118]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兼论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的融会》，《上海文学》1985年第7期。
[119]孙玉石：《面对历史的沉思：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源流的回顾与评析》，《文艺报》1987年2月14日至8月1日连载。
[120]吴小美、封新成：《“北京的苦闷”与“巴黎的忧郁”》，《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
[121]杜学忠等：《论李金发的诗歌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
[122]丘立才：《李金发的生平及其创作》，《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123]凡尼：《戴望舒诗作试论》，《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
[124]阙国虬：《试论戴望舒诗歌的外来影响与独创性》，《文学评论》1983年第4期。
[125]郑择魁：《试论戴望舒诗歌的独创性》，《浙江学刊》1985年第5期。
[126]应国靖：《论中国三十年代的“现代派”》，《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127]叶渭渠：《试谈新感觉派的特征》，《当代外国文学》1983年第3期。
[128]吴福辉：《中国新感觉派的沉浮和日本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4期。
[129]余清香：《论穆时英新感觉派都市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1期。
[130]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
[131]陈维松：《论九叶诗派与现代派诗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
[132]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133]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4]张泉：《译者序》，《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135]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版。
[136]沈卫威：《试论“东北流亡文学”的独立体系和结构形态》，《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6期。
[137]黄万华：《研究沦陷区文学应重视文化环境的考察》，《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138]金训敏：《“回归”：沦陷区文学思潮的矛盾运动》，《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
[139]金训敏：《东北沦陷区新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吉林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140]聂华苓：《海外文学与台湾文学现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141]陈漱渝：《台湾省、香港地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及研究著作要目》，《齐齐哈尔师范学院》1981年第3期。
[142]张建勇：《评台湾省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三十本）》，《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
[143]《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个翅膀论”的论争》，中国网，2003年9月28日，
[144]范伯群：《试论鸳鸯蝴蝶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2辑。
[145]刘扬体：《病态文学的盛衰——鸳鸯蝴蝶派初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1辑。
[146]刘扬体：《关于认识和划分鸳鸯蝴蝶派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辑。
[147]范伯群：《对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评价之反思》，《上海文论》1989年第1期。
[148]范伯群：《现代通俗文学被贬的原因及其历史真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2期。
[149]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150]范伯群：《关于编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通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3期。
[151]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152]《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唐弢文集》第9卷（《文学评论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380页。另外，1983年，在为高信著《鲁迅诗歌散论》一书所写的序言《关于旧体诗》里，唐弢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他认为：“站在拥护白话的立场上，人们有理由反对旧体诗，但不能否认旧体诗久以包容的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涵的特点。因为这不是文言白话的问题。”“新诗人应当多读旧体诗，下工夫研究古典诗词反映生活的艺术手段，借以丰富和充实新诗的创造，而不是去学写旧体诗。”《诗刊》1983年第9期。
[153]毛大风：《现代旧体诗的历史地位》，《群言》198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