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是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一位重要而独特的理论家。重要是由于他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敏锐认识，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其意义的深刻分析，对五四传统终其一生的坚守；独特是由于他特有的诗化的理论概念和范畴、欧化的长句的表达方式以及曲折悲怆的命运。胡风文艺思想成熟于20世纪40年代，并以对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在当时引起讨论，这个讨论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关于一个理论家思想的讨论属于学术问题，本应该在学术范围内获得自由、平等的论争机会，以争取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然而，在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中，学术讨论的边界从一开始就被突破了，逐渐演变为一场悲剧性的政治事件。尽管在整个讨论和批判中有难以肃清的历史积怨、有纷繁复杂的人事纠葛、有由来已久的宗派主义、有个人性格的因素等。但从本质上说，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和批判是五四传统与革命传统的碰撞，是学术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的交锋。其结果，后者以绝对的强势形成了对前者的挤压、霸权：在讨论问题的态度、提出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深度上都表现出非学术化的倾向。因此，这场讨论和批判没有显现出更多的引人注目的理论价值。
但是，这场批判折射出中国当代学术发展的曲折性、复杂性和历史特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启发人们深刻反省中国当代学术发展的路径、曲折与动荡，从而为中国学术的未来发展提供思想借鉴和警示。本章以此为出发点，通过梳理胡风文艺思想讨论和批判的来龙去脉，追寻事件背后的文化动因和历史逻辑，探究五四传统与革命传统、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在当代中国纠葛、碰撞的性状、影响，以及它们各自的边界和相互作用的方式等。
第一节 胡风文艺理论的关键词及思想逻辑
胡风的文艺思想自成体系、一以贯之。所谓自成体系，是指他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有一系列独特的概念、范畴，有独特的论证方法和表达方式。胡风的概念、范畴、论证方法和表达方式必须放在他的思想框架内理解才具有有效性，一旦抽离出原有的语境，将会导致消极的误读。所谓一以贯之，是指胡风的核心文艺思想辐射到文艺现象、文艺活动的各个层面。胡风所主张的主客观化合论能够统摄其他各种理论问题，是其文艺思想的原点。胡风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主客观化合论的理论主张。因此，回到胡风文艺思想讨论和批判的历史现场，必须首先通过胡风文艺思想的几个关键词，解读他的基本观点。
一 “主观战斗精神”
“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主客观化合论的核心范畴，可以涵盖胡风文艺思想中的一组相关概念，如主观、主观精神、搏斗、突入、自我扩张、人格力量等。在胡风文艺思想体系中，“主观战斗精神”是一个理论原点，具有生发和扩散意义。
胡风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和认识论的信仰者，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主张文学应当真实地、历史地反映现实生活。这是胡风文艺思想的一个基本前提。他认为：“文艺的内容是从实际生活取来，它的内容以及表现那内容的形式都是被实际生活决定的。”[1]然而，这种反映不是机械地、被动地反映，不是生活的复写，而是“必须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能够有把生活向前推进的力量”[2]。如何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如何从现实生活进入到文学作品？关键在于创作主体的枢纽作用。一边是生活经验，一边是作品，如果“这中间抽调了‘经验’生活的作者本人在生活和艺术中间受难（passion）的精神”[3]，就会造成艺术的悲剧。
所谓受难精神，即主观战斗精神。就创作主体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而言，就是创作主体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忠诚，全身心地投入到现实人生当中，同那里的人们一起爱、一起恨，体验他们的心灵世界，进而获得深刻的现实认识和饱满的创作冲动。胡风十分认同A.托尔斯泰所坚持的创作原则：“写作过程——就是克服过程。你克服着材料，也克服着你本身。”[4]胡风进一步解释了这个原则：“这指的是创造过程上的创造主体（作家本身）和创造对象（材料）的相生相克的斗争；主体克服（深入、提高）对象，对象也克服（扩大、纠正）主体，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的精神。”[5]为了实现这个基本精神，作家“在现实生活上，对于客观事物的理解和发现需要主观精神的突击”[6]。
就创作主体与艺术世界而言，就是创作主体以自己的全部情感与人物共同生活、成长，体悟他们的欢乐、痛楚、悲哀，使人物成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胡风同样赞赏A.托尔斯泰以下的结论：“艺术家是和自己的艺术一同成长的。他的艺术是和他反映的人民一同成长的，艺术家是和他所创造的英雄一同成长的。”[7]因此，作家就必须“把他的全部精神力量注向对于对象的追求上面，要设身处境地体会出每一个情绪转变的过程。写妓女，他就得自己变成那个妓女，写强盗，他自己就得出没在深夜的原野和丛林……就像上帝无处不在一样，在作家所创造着的艺术世界里面，作家自己也是无处不在的”[8]。换言之，“在诗的创造过程上，客观事物只有通过主观精神的燃烧才能够使杂质成灰，使精英更亮，而凝成浑然的艺术生命”。[9]
这就是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在胡风文艺理论体系中，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及其涵盖的术语群，是就创作过程而言的。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胡风执著于从文学活动自身的角度，探讨创作规律。胡风认为，文学应该以文学特有的方式实现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传达现代的思想观念。这种独特方式从思维方式上来说即形象思维——文学“是在可感的形象的状态上去把握人生、把握世界，这就非得作家的意识上‘再三感觉到’不能胜利”[10]。作家的“再三感觉”，在胡风特有的表意体系中就是“和历史进程结着血缘的作家的认识作用对于客观生活的特殊的搏斗过程”[11]。没有这个过程，文学就不成为文学。没有这个过程，现实主义就会丧失生命。
二 “精神奴役的创伤”
“精神奴役的创伤”是胡风文艺思想启蒙意识的独特体现。如果说“主观战斗精神”是一个职业文艺理论家对文学创作过程的考量的话，“精神奴役的创伤”则是一个五四传统的继承者对文学思想深度的洞察。胡风是文学功利论的同道者，主张文学要为人生，服务于现实社会的斗争。但是，这种为人生的功利追求孕育在五四精神传统中。胡风始终坚守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传统，坚守人道主义和民主的追求。他认为，五四的历史意义即在于“人的发现”；五四的精神即在于“不但用被知识分子发动了的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意志和封建、买办的奴从帝国主义的意志相对立，而且要用‘科学’和‘民主’把亚细亚的封建残余摧毁”[12]。因此，胡风的文学思想中一直贯穿着强烈的启蒙意识，保持着对封建主义思想的高度警惕。
“精神奴役的创伤”是胡风对在封建主义思想长期统治下人民的精神世界的洞悉。胡风认为，文学所表现的人民并非是抽象想象中的“优美”存在，而是负担着千百年来封建思想的压抑和束缚。创作主体首先要在战斗的实践立场上将人民当作感性的存在，“那么，他们的生活欲求或斗争生活，虽然体现着历史的要求，但却是取着千变万化的形态和复杂曲折的路径；他们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13]。因此，作家就不能被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而要具备“和他们的生活内容搏斗的批评的力量”[14]。
这种对封建主义的决绝反抗，使胡风在民族形式的创造上表现出了鲜明的现代立场。胡风坚决反对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说，主张民族形式的创造应当建立在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基础上。这一传统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因此，民族形式应该是反映了反帝反封建历史要求的现代形式，是“国际的东西和民族的东西的矛盾和统一的、现实主义的合理的艺术表现”[15]。
胡风对所谓民族的传统或资源保持了足够的审慎。他认为，民间文艺虽然是人民自己的创作，“但客观上既没有民主主义的现实存在，主观上又没有民主主义的战斗要求，他们的不平、烦恼、苦痛、忧伤、怀疑、反抗、要求、梦想……就只有在封建意识里面横冲直撞……”[16]在此基础上，胡风进一步分析了民间文艺美学形态的社会基础，指出那种直叙化的铺陈方式“正是在封建农村的社会基础上所形成的认识方法的限界，看人从生看到死，看事从发生看到结束，宿命论或因果报应的思想就是它的根源”[17]。因此，民间形式或传统文艺就不能够成为民族形式的基础或源泉。但是，胡风并没有否定民间文艺作为一种资源在民族形式创造上的意义，只是对它做出了谨慎的理解：“从它们得到帮助，好理解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样相，解剖中国人民（大众）的观念形态，汲收中国人民（大众）的文艺词汇，好更加能够把握他们的表现感情的方式、表现思维的方式、认识生活的方式，就是所谓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18]。
说到底，由于对五四精神传统的挚诚信仰，胡风的文艺思想和理论主张贯穿着启蒙精神和现代意识，并作为一个前提构成其理论语境的基础。但正因为如此，在一些时代命题上，胡风和意识形态话语形成了理论语境的错位，进而引发了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误读。
第二节 间隙初生：重庆座谈会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世。《讲话》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革命功利主义为导向，提出并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两个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普及基础上的提高，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命题。这些命题影响深远，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方向。
与其说《讲话》是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理论文本，不如说是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政治文本。它所关注的既是文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毛泽东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思索文艺问题，首先立足于文艺服务革命、服务政治、服务权力的立场。因此，《讲话》所探讨的“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等一系列命题，带着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事实上，《讲话》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与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党八股一并作为一种权力规训，隶属于整个政治发展战略。《讲话》是对文化思想领域的一种规训，对文化发展方向、发展方式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等都提出了明确的意见。《讲话》以后，解放区文化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甚。
胡风初次接触《讲话》是在1944年3月，他参加了由冯乃超主持的学习《讲话》精神的座谈会。1944年7月，何其芳、刘白羽受命来重庆宣传《讲话》精神，胡风主持讨论。对于《讲话》的几个重要命题（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胡风有自己的解读视角和方式。作为对这次讨论的回应，胡风在自己主办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他将作家与人民结合，以及思想改造等命题置于其文艺思想体系中，并做了专业化的分析。
胡风坚持从他的理论原点——主观战斗精神——出发，主张作家的思想立场“不能停止在逻辑概念上面，非得化合为实践的生活意志不可”，“只有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在文艺创作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创造力的充沛和思想力的坚强”[19]。为此，胡风强调主观力量的坚强和向感性对象的深入，强调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自我斗争和自我扩张。胡风进一步描述了创作主体与感性对象的互动关系：“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的生命被作家的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20]。不仅如此，胡风甚至将这种“自我扩张”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源泉”的地位，以此来说明创作主体的情感投入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胡风坚持文学创作离不开感性的机能，作家的思想武装或思想改造不能够仅仅凭借“思辨的头脑”去把握，而必须经过作家内在的发酵、酝酿才具有实践意义。“承认以至承受了这自我斗争，那么从人民学习的课题或思想改造的课题从作家得到的回答就不会是善男信女式的忏悔，而是创作实践里面的一下鞭子一条血痕的斗争”[21]。
胡风没有直接对《讲话》表示鲜明的拥护态度，而是从他的话语体系出发，进一步地阐述了作家思想改造的内在变化过程和必经路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风的回应不仅大量使用了“搏斗”、“化合”、“克服”、“拥入”等“胡式”术语，而且还首次提出了“自我扩张”、“自我斗争”、“精神奴役的创伤”等说法。在《讲话》对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优越意识进行批判的时候，胡风却在自己的理论体系内深入阐释作家主观精神的重要性，难免引起误读。凑巧的是，《希望》创刊号还同时发表了舒芜的哲学论文《论主观》，并在“编后记”中指出该文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22]。事实上，误读不久就发生了。
第三节 批判序幕：香港《大众文艺丛刊》
1948年，香港新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展开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正面讨论，拉开了当代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批判序幕。《大众文艺丛刊》是一个机关刊物，由中国共产党华南局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丛刊》一出版，就在香港和国统区文坛引发了强烈的震动，并对中国当代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致今日要了解与研究1948年的中国文学及以后的发展趋向，就一定得查阅这套《丛刊》”[23]。这套《丛刊》有组织地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以及对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自由主义作家的批判，构成了中国当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当代中国文化批判规约、套路都将发生重大转变。
一 香港的批判：《大众文艺丛刊》
《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两个关键词，以及知识分子作家如何与人民结合这样的实践命题上。批判者以《讲话》的话语系统为参照，以《讲话》的核心思想为标准，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解读和批判。其目的在于统一理论认识，为未来的文化建设做好理论准备。
关于“主观战斗精神”的批判从哲学基础和文艺理论两个方面展开，涵盖了一般认识论和特殊专业领域的不同层面。批判者将舒芜的哲学论文《论主观》与胡风的文艺论文《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这两篇同期发表在《希望》上的文章，视为“对于主观问题的见解作了较有系统的说明”和“对文艺运动提出的宣言”[24]。因此，在批判者语境中，“主观战斗精神”首先被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讨论。应该说，这个层面的讨论是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诸如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是批判者主要的理论武器。并且，批判者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论证了主观的阶级性，指出“最强有力的主观作用一定凭借着掌握在最先进的阶级手里的革命的科学理论”[25]，进而为文艺理论层面的批判奠定基础。批判者认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将问题置于作家个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之上，是个人主义意识的强烈表现。因此，“主观战斗精神”是一种先验的、独立的存在，是一种超越阶级的东西，和历史唯物论相背离[26]。
在文艺理论层面，批判者指出，所谓作家的主观精神，“就是作家的思想、情感、立场、态度等等的总和”[27]。《讲话》所提出的作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即是作家的主观问题。批判者将“主观精神”放置在《讲话》的话语系统当中，指出思想意识是主观诸因素中最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艺术思维不能仅仅依靠感性，感觉的真实性必须通过作家的思想才能获得。因为“感觉、印象等是被感觉的事物的直接的反映，思想观念则是通过感觉而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的”[28]，感性的对象不能仅靠感性的力量就能得到完整的认识。因此，批判者强调作家的思维作用而非感性作用是创作的根本性作用，强调作家的观察、比较、研究在创作过程中的意义，反对“把作家的感性作用提高到比作家的思想认识更高的地位”[29]。正是在对创作活动中感性的意义及其发生作用的方式上，批判者与胡风发生了分歧。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
但是，接下来的讨论中，批判者的注意力就转移了。他们认为，由于胡风对感性的强调，“对于作家所要求的，主要不是思想的改造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变，而是强烈的感性机能；主要不是在实践中从观察、比较、研究去具体认识他的周围世界，而只是借这种精神力量去进行所谓‘血肉的搏斗’”。这样，“不仅唯物论被取消了，阶级观点也被取消了”[30]。
与其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文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实践问题。思想改造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是从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目的出发的。于是，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意识成为必然的批判对象，他们的思想改造成为历史的要求。不仅“作家的小资产阶级的主观及其生活，根本不能反映表现出人民世界的真实——它的真理（作品的思想性）和真情（作品的感染性）”[31]，而且“小资产阶级的心永远不能真正同无产阶级的情”贴在一起[32]。文学创作领域的主观问题演变为政治实践中的作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思想改造问题。在这一方面，批判者与胡风之间产生了更多的分歧和误解。
首先，在对人民的理解上双方的语境不同。如前所述，胡风在五四启蒙文化语境中认识人民，更注重对封建主义安命精神的警惕与反抗；批判者从阶级论语境认识人民，更注重对他们优秀品质的赞赏与学习，而对他们的缺点存有更多的谅解。“不承认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身上有缺点，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在本质上，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善良的、优美的、坚强的、健康的。健康的是他们的主体；他们的缺点，不论是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只是缺点……看不见、想不通或者不承认这一点，往往是一个作家拒绝和人民结合最深的根源”[33]。值得注意的是，批判者的理性分析在减弱，开始显现出话语霸权的端倪——所谓“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启蒙意义遭到讽刺和调侃：“海水里充满妖魔鬼怪，人民带着满身的‘奴役底创伤’……会传染的呀，会毒死你的呀”[34]；人民的缺点可以批判，“但在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没有取得这批评资格之前，他得先受人民的批评，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这叫做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35]。
其次，在如何与人民结合上双方的角度不同。胡风从专业和启蒙的角度做出理解：即在创作上反映人民的痛苦和愿望，在实践上启发人民的文化意识，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他主张，在为民主而斗争的时代里面，“即使在最平凡的生活事件或最停滞的生活角落里面，被这个斗争要求所照明，也能够看出真枪实剑的，带着血痕或泪痕的人生”[36]。因此，他认为在文学创作上，与“写什么”相比，“怎样写了”尤其“在怎样的精神要求里面写了”才是更重要的。胡风一如既往地强调作家“主观战斗精神”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文学创作题材有更宽泛的理解。至于这种“主观战斗精神”或人格力量如何形成，胡风以为它是在现实生活中形成，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只有深入到现实生活里面才能够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完成，只有为了献身给现实生活的战斗才能够得到它所享有的意义；深入并且献身到现实生活的战斗里面，所谓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不但不会成为抽象的概念，反而能够得到思想的真实和感情的充沛”[37]。
但是，批判者的角度则是政治的、阶级论的。与人民结合首先就是到工农兵的生活实践中，进行思想改造，实现阶级立场的转变。“一切革命的作家必须与广大的工农兵劳苦群众相结合——在原则上，这是一个‘地无分南北’的课题”[38]。在革命政治话语系统中，工农兵尤其农民是革命的主力，文艺服务于工农兵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当批判者从这个话语系统解读胡风的主张时，对后者的不同表述颇为敏感。批判者指出，“认为只有具体的平凡生活才是最真实的政治，从而把政治事件还原为平凡的生活事件，群众还原为个别的被压迫者和战斗者，阶级还原为个人对个人的态度，那将是大错而特错”[39]。至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精神要求”，在批判者看来，“这种看法会被理解成什么样的生活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生活态度；问题的重心不是具体地生活在这一个阶级或是那一个阶级的客观事实，而只是作家对平凡生活的态度”[40]。这实际上是取消了作家和人民结合的基本命题。甚至胡风描述作家创作过程中精神动态的表述（“自我斗争”）进一步被解读为“是作家和人民一种对等地迎合和抵抗的斗争”[41]。
二 胡风的理论答辩：《论现实主义的路》
针对香港的批判，胡风写了长篇论文《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从一个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的专业视角来判断、回应《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企图说明一下文艺思想是怎样走了过来，变化了过来的”[42]。可以看出，胡风是在批判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这两种创作倾向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以主客观化合论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理论。胡风认为，这两种倾向从不同角度破坏了现实主义的力量——“主观公式主义是从脱离了现实而来的，因而歪曲了现实”[43]；“客观主义是从对于现实的局部性和表面性的屈服、或漂浮在那上面而来的，因而使现实虚伪化了，也是在另一种形式上歪曲了现实”[44]。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根源在于“没有通过和人民共命运的主观思想要求突入对象，进行搏斗”[45]。
胡风将讨论限定在文艺创作领域内，在这个特殊的专业内部探讨一系列理论问题——即“究明创作实践的过程，作品思想性的根源，文艺是通过怎样的特点去影响读者，发生力量”[46]。胡风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了“主观战斗精神”的来源和基础。在历史唯物论的大框架中，人首先是感性的存在，即“感性的对象”，有着独属于他的情感、热力、愿望和追求。人们以各自的“感性”在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中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构成了复杂的人类社会，因而，人也就成为“感性的活动”，或者称作“对象的活动”。每个人都带着他的生命的全部内容生活在由其“感性的活动”构成的世界当中。因而，人是具体的人，历史的人，阶级的人，社会的人。作家创作时，在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之间构成了四组关系，即自己的感性活动与感性的对象的关系、自己作为感性的对象与对象作为感性活动的关系、对象作为感性的对象与作家作为感性活动的关系、对象作为感性活动与作为感性对象的作家的关系。因此，“从对于客观对象的感受出发，作家得凭着他的战斗要求突进客观对象，和客观对象经过相生相克的搏斗，体验到客观对象的活的本质的内容，这样才能够‘把客观对象变成自己的东西’而表现出来”[47]。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胡风提出了“人格力量”（实践的生活意志），主张将革命的主义化为作家的实践意志，“凭着它去深入现实、把握现实、克服现实的实践意志”[48]；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风将创作过程看作生活过程，“而且是把他从实际生活得来的（即从观察它和熟悉它得来的）东西经过最后的血肉考验的、最紧张的生活过程”[49]。
关于知识分子与人民结合的问题，胡风依然从五四文化传统和启蒙的角度论证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反帝反封建的实践斗争中，和人民原来就有过某种联系，“有过或有着各种状态的结合”，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在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上，是“思想主力和人民之间的桥梁”，是人民的先进。同时，胡风也指出了知识分子的二重人格——即所谓游离性。旧知识分子和有革命要求的知识分子“由于残留的所谓‘优越感’和虽然困苦但却大都可以勉强得到的生存的空隙，不容易做到决然地完全抛弃幻想，因而滞留在自作多情但实际上却是虚浮的精神状态里面”[50]。创作上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就是作家游离性的结果。为了克服这种游离性，知识分子要深入实践，在长期的磨炼中进行改造。至于那些深入人民的内容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实践原就是克服着本身的二重人格，追求着和人民结合的自我改造的过程”。[51]因为他们的创作实践“依靠着对于历史现实的发展方向的承受，依靠着把自己放在反封建的斗争要求里面，依靠着对于被革命思想所照明的人民的内容（负担、潜力、觉醒、愿望和夺取生路）的深入”。[52]
胡风所理解的思想改造的实践途径并不着意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变，而是在反封建、在架构现代思想与人民之间桥梁的意义上实现。他认为，人民包括了广泛的统一而对立的内容：一方面具有“伟大的精神”——在剥削和奴役下担负着劳动的重负，善良地担负着，坚强地担负着，流着汗流着血地担负着；另一方面“又是以封建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所造成的各式各样的安命精神为内容的”[53]。在胡风的视野中，与人民结合的迫切意义在于：避免对人民“优美”的主观憧憬。尤其是在反封建主义斗争到了“真枪实剑的风云际会”，“应深入进去的是平凡的但却深含着各种各样活的内容的具体的人民，甚至就是你身边左右的人民，不能是憧憬里的概念；要去汲取的是真实但却沉重的、活的、具体的、各种各样的担负生活的永生力量，各种各样的夺取生路的求生愿望，以及怎样把这些力量这些愿望禁锢着、玩弄着、麻痹着、甚至闷死着的各种各样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不能是憧憬里的清一色的优美”。[54]
胡风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基本内容“就是使人民的创造历史的解放要求从‘自在的’状态进到‘自为的’状态，也就是从一层又一层的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下面突围出来，解放出来，挣扎出来，向前发展，变成物质的力量”[55]。因此，思想文化斗争与革命实践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作家与人民的结合，首先是和这样的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人民结合；所谓如何与人民结合，则首先是“从生活实践开始，在创作实践里面完成，而且只有在创作实践里面才能完成的结合过程”。[56]显然，胡风从作家的专业角度探讨问题，作家与人民共命运的立场通过创作活动变成了一种实践。
《论现实主义的路》是对《大众文艺丛刊》批判的回应，胡风试图从理论上澄清问题，“不仅仅是答辩，而是想就现实主义这个问题写成一本系统的小册子，然后就现实主义美学问题再写一个小册子”。[57]他的阐述视角基本限定在学术领域，并在自己的理论话语系统中阐释问题。胡风自道：“当时，完全是从理论上来分析，以平等的身份来讨论”，[58]以为“理论问题应是越谈越清楚”。[59]但是，《大众文艺丛刊》之所以发起这次批判，却并不仅仅是由于学术问题的分歧，而是出于政治规训和争夺文艺理论话语权的需要。当时，随着军事战场上的胜利，统一文艺思想上的认识显得越来越紧迫。胡风文艺观点与《讲话》的不对应性，被认作一种对抗或不服从态度，甚至是对理论话语权的威胁。“他们却处处以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自命，因而引起了读者不少的误解”。[60]“为了宣传介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并有计划澄清和批评一些资产阶级文艺思想”[61]，香港文委创办了《大众文艺丛刊》。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思路呈现出复杂性的一面，显现出学术话语系统与政治话语系统的矛盾和纠缠。一方面，试图“从原则上以说理的态度来澄清思想的混乱”[62]，“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力避文学上的命令的调子”，[63]以期达到文艺思想上的团结；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论说中又流露出非说理的严厉姿态和非学术的论述逻辑。不久，在对胡风更大规模的批判中，这种矛盾逐渐消失，统一于政治话语。
第四节 批判渐次升级：1949-1955
1949年以后，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和批判渐次升级——由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到反现实主义，由反现实主义到反马克思主义，由反马克思主义到反党集团，由反党集团到反革命集团。学术问题终于演变为政治问题，学术讨论终于发展为政治批判。这其中既有政治大环境的作用，也有个人小环境的影响。就前者而言，文化批判的政治模式正在形成，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就后者而言，个人的历史积怨随着权力分配再次爆发，学术讨论与人事恩怨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
一 批判渐次升级：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到反党反革命集团
1949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上，茅盾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集中介绍了十年来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发展状况。报告在第三部分“文艺思想理论的发展”的第三节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明确指出“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问题”[64]。报告没有对“主观”展开深入分析，而是解读为“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的斗争”，将问题径直归结到思想改造、与人民结合的时代命题上。
1951年底，在北京率先开始的文艺整风运动中，胡风问题再次被提出。为了表明对《讲话》的态度，解释一些理论问题，胡风写了题为《学习，为了实践》的理论文章。但周扬认为这篇文章没有自我批评，不宜发表。
1952年5月25日，舒芜在《长江日报》发表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表达了对《讲话》的忠实拥护和支持，忏悔过去的错误思想。舒芜的《论主观》1945年在《希望》创刊号上发表后，一直被当作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哲学基础，受到严厉批判。在这次忏悔中，舒芜点名批判了路翎错误的创作倾向，并呼唤“路翎和其他几个人，也要赶快投身于群众的实际斗争中”[65]。针对舒芜的文章，胡风写了《关于〈希望〉的简单报告》，试图对《希望》的编辑情况进行说明。
1952年9月至12月间，召开了长达四个月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9月26日，舒芜在《文艺报》上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信中，舒芜更彻底地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觉悟到“那是根本错误的，是与毛泽东文艺路线背道而驰的”。[66]舒芜的反省是对旧我的决绝否弃，也是向胡风的“倒戈一击”。针对这些批判，胡风写了《一段时间，几点回忆》，在讨论会上作了简要口述，试图解释一些理论问题。后来，胡风将文章呈送中共中央，但没有得到回音。1952年12月11日，在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的第三次会议上，何其芳作了题为《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的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胡风的文艺思想，指出胡风在许多原则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1953年1月30日，《文艺报》发表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文章剖析了胡风一贯的文艺思想，指出“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相同点；相反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67]
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结束后，胡风没有再写理论文章回应或解释。1954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批评党内一部分干部不能接受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报复的工作作风。胡风认为，终于到了澄清问题的时候。3月到7月间，胡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完成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并呈送给中共中央。
1954年10月，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展开。胡风在中国文联和作协的联席会议上，尖锐批评《文艺报》的压制小人物的作风和庸俗社会学的文艺观点。12月8日，会议形势急转变化，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总结发言，指出“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认为胡风“实际是在反对‘学究式的态度’口号之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68]
1955年1月，胡风写了《我的自我批判》，承认自己错误的根源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69]这种严厉的自我批判，在胡风来说还是第一次。但是，为时晚矣。
1955年1月21日，中宣部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批转了中宣部的报告。胡风问题被定性为“反党反人民”，批判的方向正在发生变化。
1955年2月5日和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展开批判。全国大规模的胡风思想批判全面展开。
1955年4月1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4月13日，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思想领域的批判逐步发展为政治批判。
1955年4月，舒芜整理上交了他和胡风的私人信件，并送呈毛泽东审阅。由此，胡风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
1955年5月初，由中宣部和公安部组成的胡风专案组成立，搜集胡风反党反革命“罪证”的取证工作在全国展开。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揭发材料《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6次会议批准逮捕“胡风反党集团”骨干分子。这次会议上，有78人被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
1955年5月24日和6月18日，《人民日报》分别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三批材料》。
1955年6月20日，人民出版社将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结集出版，题目更名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胡风问题的性质由“反党”升级为“反革命”。
从1945年开始的理论对话，到1948年的理论批判，到1952年的思想批判，直到1955年，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终于发展为大规模的政治批判，演变为一场巨大沉痛的历史悲剧。
二 学术批判理性的渐次丧失：从思想批判到政治批判
在1949年以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双方的力量和位置发生了倾斜性的变化——胡风始终处于辩解和澄清问题的被动处境。随着文化批判政治模式的形成，权威话语压抑了个人话语，政治话语压抑了学术话语，前者甚至成为唯一的话语。学术批判理性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非同一的、非系统的、非逻辑的批判逻辑。
1949年以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在内容上与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的讨论没有太多不同。周扬在阐述“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时指出：“我们强调对于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作家，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强调文学作品应当表现有迫切政治意义的主题，应当创造人民中先进的正面人物形象，强调民族文学艺术遗产的重要性和文学艺术上的民族形式，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也是胡风先生所历来反对的”。[70]胡风与批判者的分歧与其说是观点的不同，不如说是各自所依据和使用的话语系统的不同。如果从学理层面进行沟通对话，在批判与反批判的过程中或许能够推动文艺理论的发展。但当时，发动批判的目的是维护《讲话》的真理性和权威性，使溢出《讲话》核心命题之外的思想归于一致。香港的批判可以看作是对胡风的召唤信号，胡风却做了进一步的专业答辩。1949年以后，随着《讲话》的权威性覆盖到全国范围，其真理性和普遍有效性更加不容置疑。胡风文艺思想与《讲话》的不对应就成为突出的文化政治事件。一场再批判运动开始了。批判的参照系始于《讲话》止于《讲话》，批判的逻辑在于权威话语的真理性。
第一，采取了非同一性的策略。所谓非同一性，即不在同一语境下讨论问题。如前所述，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着重于强调创作主体的精神状态，批判者却以为这是否定了生活实践的决定性意义，将创作归于神秘的东西——精神力量。根据是这样的观点与《讲话》中人民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的表达相反；[71]根据是与《讲话》中阶级斗争决定思想感情的说法不同，“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72]根据是1942年的整风运动着重反对主观主义，胡风却“推荐了《论主观》这篇实际上是提倡主观主义的文章”，[73]并攻击所谓“客观主义”的创作倾向。
第二，采取了非系统性的策略。所谓非系统性，即不在整体语境中讨论问题。如前所述，在胡风的整体语境中，创作主体是焦点问题。正是从这个角度，胡风提出“主观战斗精神”是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批判者认为，胡风理论的实际效果，“就是阻碍文艺工作者认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74]根据是：《讲话》认为根本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深入群众，加强思想改造；而胡风理论的根本问题是“作家主观战斗精神不够强烈或衰落了，解决的办法是加强作家的主观精神”。因此，“这是个原则性的分歧”。[75]事实上，胡风对于思想改造的认识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启蒙意识；二是创作规律。就后者而言，他坚持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理论，只有变成了作家自己的血肉要求以后，才能够成为创作的力量，才能够在创造过程上产生力量”。[76]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风否认世界观的指导意义，他强调的是世界观和革命理论在怎样的途径上作用于创作活动。
第三，采取了非逻辑性的策略。所谓非逻辑性，即不在理性逻辑内讨论问题。关于题材与文艺作品价值的关系，胡风认为：“文艺作品的价值，它的对于现实斗争的推进效力，并不是决定于题材，而是决定于作家的战斗立场，以及从这战斗立场所生长起来的（同时也是为了达到这战斗立场的）创作方法，以及从这创作方法所获得的艺术力量。”[77]这段话是胡风为《抗战文艺》终刊号所写，当时有人想编印选集，以总结抗战文艺成绩。胡风以为编选的目的不仅是“保存史料”，不能是“抗战”题材就可以入选，“中心点”是要反映人民的斗争。在这一语境中，胡风谈到编选的标准——即文艺作品的价值。这一观点作为“题材无差别论”受到严厉批判。题材的意义作为理论问题自然可以讨论，但批判者由此得出如下推论：“否认题材的差别的重要，其逻辑的结果就是否认生活的差别的重要”；[78]进而，“否认了革命作家必须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必须参加人民群众的斗争”。[79]结论是：“这样的观点也是直接和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反的。”[80]事实上，由题材的差别到生活的差别，并不能够建立起严密的逻辑关系。
由此可见，在1949年以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学术的理性分析逐渐减弱，权威话语成为批判的武器和标准。个人话语和学术话语之所以受到压抑，是与当时的文化批判政治模式分不开的。为了维护意识形态话语的一统性，肃清思想领域的认识分歧成为重要的政治目标。因此，文化批判就成了当时政治运作的重要方式和手段。1951年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后来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等都是这种政治模式的结果。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亦不例外。尤其是发展到后期，讨论已经完全溢出学术领域和思想领域，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和强制性（压制性）的国家机器共同介入了其中。
首先，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报刊物以“编者按”的形式宣判了胡风文艺思想的性质，引导批判发展方向。1952年6月，《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加了一则“编者按”。按语指出，《希望》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这是首次公开明确提出了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的概念。“编者按”对这个小集团的主张和性质作了如下概述：“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81]据说，这个按语为乔木所加。1952年9月，《文艺报》在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的“编者按”中明确指出胡风与《讲话》的对抗态度：“这种错误思想使他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82]1955年5月，《人民日报》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的“编者按”中，将胡风问题的性质从“文艺小集团”上提升到“反党集团”：“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至于胡风的文艺观点，按语则不加分析地断定了其“虚假性”：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话语能够使人相信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83]此外，按语还号召与胡风有来往的人交出更多的密信。这个按语是由毛泽东亲自拟写的。
其次，作为强制性的国家机器通过行政手段（甚至暴力手段）发动了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1955年1月，中宣部报请中共中央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中，中宣部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给出了官方意见：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唯心论；借“现实主义”之名否定文学的党性原则；否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作用；否认作家深入群众生活的重要性；否定民族遗产和民族形式；提出“五把刀子”的理论；片面地夸大文艺工作中的缺点，诬蔑文艺界的领导是“疯狂”的“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的报告，并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性质做出判决：“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84]来自最高权力层的“反党反人民”的定性，使对于胡风的批判从文艺问题发展为政治问题，直至最后通过国家暴力机器将胡风等人“缉拿归案”。
三 胡风的辩解：作为文艺理论家的答复
胡风问题的最后结局，即便当时参与批判的主要人物也不曾料到，[85]事情的性质究竟是怎样一步步悄然发生变化的？或许有历史的偶然因素，[86]但是胡风对意识形态询唤的迟钝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之一。对于1949年以后遭遇的严厉批判，胡风认为是文艺界领导人宗派主义的结果。他选择“上书”中央的方式，试图通过学理分析，澄清本意、辨析是非。
胡风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以现实主义为核心，对有关理论分歧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第一，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胡风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为了清算“拉普”“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而提出的，它与旧现实主义有继承关系，也有原则区别。继承的是“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为人民寻找更好的道路和更好的生活制度），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或人民性（‘从下面’看出来的具体的历史真实，并不限于直接表现人民本身）”；[87]区别是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彻底反对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解放的道路得到了明确的政治方向。这种人道主义即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精神”。在此意义上，胡风指出“主观精神”即是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具体而言，是指抗战初期那一种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高扬的热情；[88]和人民痛痒相关的胸怀；对敌、友、我的爱爱仇仇的感情态度。[89]正是在这里，胡风发现了与批判者的分歧，后者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首先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
第二，是对作家如何获得世界观的理解。胡风认为，作家世界观是在实践中获得的，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斗争中获得的；而且，“一定要在艺术实践过程中通过辩证的关系一步一步前进，上升，一直达到世界观的高度”。[90]因为如果不通过艺术实践，世界观就只是“不生产的资本”，不会化为作家自己的东西。显然，胡风是在文艺创作这个特殊专业领域谈及世界观的，主张“通过文艺的特殊机能进行艰苦的实践斗争，通过实践斗争的胜利（现实主义的胜利）达到马克思主义”[91]。正是在这里，胡风发现了与批判者的分歧，后者认为“‘正确的世界观’是在实践之前一次获得的，因而认识是一次完成的”[92]。
第三，是对作家如何进行思想改造的理解。胡风主张，创作实践是实践的一种；作家的思想改造要在创作实践中进行。胡风坚持从创作过程的规律讨论作家主观思想的变化：“对于一个忠实于现实的作家，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从生活得来的经验材料（素材），他的对于它的理解（思想）和感情态度，要在创作过程中进行一场相生相克的决死的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间，经验材料通过作家的血肉追求而显示了它的潜伏的内在逻辑，作家的理解和感情态度（主观世界）又被那内在逻辑带来了新的内容或变化，这才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产生了作品。”[93]客观生活只有通过创作主体的中介，才能够成为作品；对作家来说，忠实于现实要通过忠实于艺术，才能够实现。因此，如果否定了创作过程的实践意义，不但不能实现思想改造，“反而要使感受机能和认识机能渐渐衰萎的”。[94]正是在这里，胡风发现了与批判者的分歧，后者认为作家的思想改造必须通过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才可以实现，“恰恰抽去了创作实践”。
第四，是关于民族形式的理解。胡风认为，民族传统与民族形式是不同的范畴。在民族传统中有精华，但更多的是治人者残酷的“智慧”和治于人者的安命的“道德”。能够继承的传统，“只能是指那基本思想内容还是不违背今天历史要求，还在今天的战斗要求中保持着生命的东西”。[95]至于民族形式，从文学的内形式而言，它决定于语言的表现方式（表现感情的方式、表现思想的方式、认识生活的方式）是不是发挥了这种民族语言的最大的机能。民族形式的提出是为了克服新文艺的缺点，捍卫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学传统。胡风认为，克服的途径在于通过大众化的艺术实践，“把大众的感情、欲望、思想等化成自己的内的经验，把大众的活的语言和表现感情、思维的方式等化成自己的主观能力”[96]。正是在这里，胡风发现了与批判者的分歧，后者认为克服五四新文艺的缺点就要发扬民族文艺传统，借用民族形式的躯壳实现“和人民结合”的目的。
第五，是对题材意义的理解。胡风认为，“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97]题材不能决定作品的价值。无论什么样的生活，无论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在现实主义艺术方法下，都可以获得意义。在此基础上，胡风指出分配题材是不符合创作规律的。他坚持创作过程是主客观化合的过程；作家的“主观精神”一方面是社会的东西所化合起来的（共性），另一方面是独特的化合状态（个性）；政治要求可以引导个性并使其发生变化，但不能抹杀独特的化合状态。因此，“作家只能从他身上能有的基础去通到社会内容，而且在绝对大多数的场合，是只能通到他有可能通到的某些社会内容的”。[98]正是在这里，胡风发现了与批判者的分歧，后者认为题材对于作品有决定意义，新现实主义必须有工农兵的生活，题材的选择常常和作家的立场有关。
总之，胡风认为批判者的理论违反了创作规律，否定了文艺的专门特点，“一切都简简单单依仗政治”[99]，在读者和作家头上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影子……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场或少一点立场……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实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100]
当胡风十分认真地从文艺创作规律辨析理论分歧的时候，当胡风十分真诚地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的理论坚持在文化批判的政治运作模式中，是多么不合时宜。直到《红楼梦研究》批判形势的急转，胡风才突然发现这并不只是理论分歧的学术问题。1955年1月，胡风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理论错误：“不能从政治原则看问题”，“在几个根本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表现在态度上就是：“拒绝思想改造，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狭隘的宗派情绪，严重地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以及脱离群众，轻视集体”。[101]但是，为时已晚。所谓五把“刀子”终于落在了他的头上。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和批判持续了十年之久。讨论的核心问题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性质却发生了难以预料的改变。究其内因，恰在于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复杂关系。学术问题本应在学术话语系统中讨论，政治问题本应在政治话语系统中批判。这是两个完全异质的问题。但在当代中国学术发展过程中，政治话语往往溢出它的边界，使学术问题政治化。
在胡风一面，他执著地捍卫其现实主义理论，希望通过理论的答辩证实自己的正确性，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点。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在科学的领地，个性是只有那些全心服膺他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不惟在科学中如此”。[102]胡风的职业意识使他囿于学术话语中看待问题、讨论问题。在批判者一面，服膺于“超凡魅力”的政治权威。“人们服从他，不是因为传统或条律，而是因为对他怀有信仰”。[103]因此，批评者的视界限于权威话语中，据此辨别是非、决断正误。在权威者一面，服膺于阶级二元论，试图通过文化批判的政治模式，达到思想的一统。这样，在胡风文艺思想讨论和批判中，双方各自使用不同的话语系统，不但不能推进理论问题的认识，还产生了更多的分歧和误读。尤其当文化批判的政治模式全面启动后，政治话语完全压抑了学术话语，思想批判演变为了政治批判。
1980年9月，“胡风集团”获得政治平反。1988年6月，胡风获得思想平反。中共中央办公厅1988年第6号文件指出：将胡风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不符合他的本意，应该和他的总体思想联系在一起，故撤销；文艺界的宗派问题历史情况极为复杂，不宜简单下结论，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对胡风宗派活动的指责予以撤销；对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可以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人们通过文艺批评进行正常的讨论，不必在中央文件中做出决断。至此，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公案，终于回到了它应该归属的地方。
注释
[1]胡风：《文学与生活》，《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2]同上书，第318页。
[3]胡风：《略论文学无门》，《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4]胡风：《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道路》，《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5]同上。
[6]胡风：《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7]胡风：《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道路》，《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
[8]胡风：《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9]胡风：《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10]胡风：《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3页。
[11]同上书，第612页。
[12]胡风：《文学上的五四》，《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2页。
[13]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
[14]同上。
[15]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7、768页。
[16]同上书，第750页。
[17]同上书，第752页。
[18]同上书，第773页。
[19]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
[20]同上书，第188-189页。
[21]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
[22]胡风：《〈希望〉编后记》，《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
[23]钱理群：《1948年：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24]荃麟：《论主观问题》，载中南七区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6页。
[25]同上书，第1193页。
[26]荃麟执笔，本刊同人：《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版，第8页。
[27]荃麟：《论主观问题》，载中南七区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1页。
[28]荃麟：《论主观问题》，载中南七区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2页。
[29]同上书，第1203页。
[30]同上书，第1207-1208页。
[31]乔木：《文艺创作与主观》，《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人民与文艺》，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版，第16页。
[32]同上书，第12页。
[33]乔木：《文艺创作与主观》，《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人民与文艺》，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版，第13页。
[34]同上书，第12页。
[35]同上书，第13页。
[36]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37]胡风：《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的方向》，《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38]乔木：《文艺创作与主观》，《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人民与文艺》，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版，第11页。
[39]乔木：《文艺创作与主观》，《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人民与文艺》，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版，第11页。
[40]同上书，第10页。
[41]荃麟：《论主观问题》，载中南七区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2页。
[42]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3页。
[43]同上书，第500页。
[44]同上书，第501页。
[45]同上。
[46]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2页。
[47]同上书，第523页。
[48]同上书，第532页。
[49]同上。
[50]同上书，第528页。
[51]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9页。
[52]同上。
[53]同上书，第554页。
[54]同上书，第557-558页。
[55]同上书，第554页。
[56]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页。
[57]胡风：《胡风回忆录》，《胡风全集》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4页。
[58]同上书，第705页。
[59]同上书，第707页。
[60]荃麟：《论主观问题》，载中南七区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7页。
[61]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一），《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第39页。
[62]荃麟：《论主观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7页。
[63]萧恺：《文艺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大众文艺丛刊》，第三辑，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版，第7页。
[64]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载张炯《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14页。
[65]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作家出版社编辑部《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二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114页。
[66]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载作家出版社编辑部《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二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116页。舒芜从五个方面反省了过去的错误：第一，我们过去一切错误的出发点，是硬要把自己倾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追求过程，当作“正确”的革命道路；第二，我们为了辩护自己，不仅把群众自发的革命要求，夸张为革命的基本动力，否定了党的领导，而且照自己的面貌去涂改群众的面目；第三，我们为了援引同调，辩护自己，不但歪曲了群众的面貌，而且涂改了历史的真实；第四，我们在文艺思想上，根据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指导，形成了按照小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世界的完整的一套；第五，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
[67]林默涵：《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载张炯《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08页。
[68]周扬：《我们必须战斗》，载作家出版社编辑部《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三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13页。
[69]胡风：《我的自我批判》，《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页。
[70]周扬：《我们必须战斗》，载张炯《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95页。
[71]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载张炯《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11页。
[72]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载张炯《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98页。
[73]周扬：《我们必须战斗》，载张炯《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93页。
[74]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载张炯《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03页。
[75]同上书，第301页。
[76]胡风：《答文艺问题上的若干质疑》，《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77]胡风：《关于结算过去》，《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78]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载张炯《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12页。
[79]同上书，第313页。
[80]同上。
[81]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作家出版社编辑部《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二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109页。
[82]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载作家出版社编辑部《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二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115页。
[83]《人民日报》，1955年5月13日。
[84]转引自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85]周扬曾谈到：“我在上面说了我们和胡风先生等在文艺思想上的基本分歧，但这并不等于否认胡风先生、阿垅先生、路翎先生在文艺事业上的劳绩。”（周扬：《我们必须战斗》，载张炯《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97页）林默涵也在文章中说明：“在政治上他是站在进步方面，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在这方面，胡风有他的贡献。”（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载张炯《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98页）何其芳曾指出：“胡风同志是很早就参加革命文艺活动的文艺工作者。他一直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立场，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载张炯《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09页）并且，关于小集团的问题，林默涵认为：“我们说这是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严密的组织，不，这只是一种思想倾向上的结合”（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载张炯《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08页）。
[86]比如，周扬与胡风的历史恩怨；舒芜的反省和觉悟；舒芜整理并上交私人信件，等等。
[87]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88]同上书，第180页。
[89]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90]同上书，第193页。
[91]同上书，第171页。
[92]同上书，第174页。
[93]同上书，第215页。
[94]同上书，第217页。
[95]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96]同上书，第246页。
[97]胡风：《给为人民而歌的歌手们》，《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
[98]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
[99]同上书，第298页。
[100]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03页。
[101]胡风：《我的自我批判》，《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页。
[102][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页。
[103]同上书，第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