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任何社会都存在作为社会集体选择的核心价值。文化艺术，包括影视文艺，所传达的思想内容也都包含着价值观念的指向。如何认识影视文艺与社会核心价值关系，是推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重要理论研究内容。由于中国社会尚处于向现代化强国迈进的转型时期，社会核心价值也在从模糊不清向逐渐清晰发展变化，澄清核心价值的基本理念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涵就显得尤为必要。
电影和电视作为现代社会接受层面最普及、影响最广泛的意识形态领域，价值观是其中必有的基本内涵，创作者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其作品就不可避免地要加以表现和传达。接受者对影视作品的接受，最主要的是价值观的接受。换句话说，影视作品的社会影响，主要是价值观的影响。因而，必须高度重视影视创作中的价值观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影视创作而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义不容辞的义务。什么是价值与价值体系？这是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的理论问题。
第一节 价值与价值体系
价值、价值观念、价值体系和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含的基本范畴，它们各有自己的特殊内涵，可以相互区分，但又有着内在的统一联系。
一 价值与价值观念
人类在对待自己与社会、与他人、与自然、与自我的种种关系中，无论是认识还是实践，无论是过程或结果，也不管是在时间还是空间的维度上，都受到价值以及对价值的意识（评价）的支配和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脱口而出的“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雅”与“俗”、“利”与“害”、“是”与“非”、“高”与“下”、“优”与“劣”、“对”与“错”、“贵”与“贱”、“吉”与“凶”、“祸”与“福”等二元对立的词语，都不仅仅是语言学中定位的形容词，还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范畴。但探究“价值”到底是什么的形而上问题时，见解则莫衷一是。有学者归纳出至少五种不同的回答：一是“观念说”或“精神存在说”，将价值的本质视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可称为主观主义价值论或价值主观论；二是与此相对立的“实体说”，认为价值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实体或现象体系，它或者是柏拉图哲学观中的“理念”那样的终极存在，或者是庸俗唯物论者所说的价值物——客观实物；三是“属性说”，虽然否认价值是“实体说”所指的客观实物或终极存在，却主张价值是某些实体所固有的或在某些情况下产生的特殊属性；四是“关系说”，认为价值既不是一种独立的实体，也不是实体所固有的属性，而是一个关系范畴，即人所特有的对象性关系的产物，是一种因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效果和影响；五是“实践说”，即在承认“关系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价值的客观基础是人类社会实践所特有的对象性关系——主客体关系，“价值是这种关系的基本内容和要素；价值产生于人按照自己的尺度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现实活动；价值的本质，是客体属性同人的主体尺度之间的一种统一，是‘世界对人的意义’”。[1]以上五种观点实际上可简化为三类：唯主观（体）论、唯客观（体）论和主客体关系论。很明显，在价值解释的有效性、合理性方面，主客体关系论远胜于唯主观（体）论、唯客观（体）论。如同苏轼《琴诗》所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内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声只能产生于琴和琴手形成的弹奏关系中。马克思也曾经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2]价值作为主客体关系的产物，一种主客体关系“所特有的质态”，即“客体对主体的意义”[3]，当然离不开主体，也离不开客体，它的产生与存在具有客观性，但主体性是决定性的要素，因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4]也就是说，在主客体形成的价值关系中，主体性是价值的根本特性。“人是一切价值的主体，是一切价值产生的根据、标准和归宿，是价值的创造者、实现者和享有者。万物的价值及其等级和次序并不是世界所固有的，从来都是人按照自己的尺度来排列的。物的价值因人而异，客体的价值依主体而定，具体的主体性是一切具体价值的根本属性。”[5]从根本属性而言，“价值”无疑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如果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变化与主体的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接近，能满足主体生存发展的需要，就是正价值，反之，则是负价值。[6]
价值是客观的，但对价值的认识必然是一种认知和评价，是对主客体价值关系存在的反映，即一种意识活动。从现代心理学的视角审视，价值意识作为意识活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潜意识层次的价值意识、感性层次的价值意识和理性层次的价值意识。在理性层次的价值意识的基础上，进过长期的进一步积淀，就形成了“在内容上更为抽象，在形态上更为稳定，在结构上更为坚固”的以“逻辑的式”之形式固定下来的价值意识——价值观念。[7]
二 价值体系与价值观
所谓“价值体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价值体系是指“具有结构的价值形态的世界体系”，狭义的价值体系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上层建筑，即“竖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和与现实基础相适应的‘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8]两者的关系是：“广义的价值体系包括狭义的价值体系，狭义的价值体系是广义价值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类型。”[9]在现实生活中，同一主体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换，必然要与不同的客体形成价值关系；不同的主体与不同的客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就更为丰富庞杂，其整体就是价值世界——广义的价值体系；反映种种主客体现实价值关系的种种价值意识——价值观念的系统化，成为系统的价值观念的存在，就是狭义的价值体系。可想而知，即使是狭义的某一价值体系作为特定主体的价值观念的整体，其外延也包含广大，其内容也宏富，其结构也复杂。在这里，我们要着重研究的“价值体系”主要是指狭义的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价值体系。
那么，价值体系即价值观念的体系是否就是价值观？有学者明确指出：“价值观念是主体关于主客体之间一类价值关系的观念，是价值意识的积淀，价值观则是主体关于主客体之间所有价值关系的基本看法或总的观点，因此价值观不直接就是价值观念体系，与价值意识更是不一样，而是由价值意识积淀而成的融众多价值观念于其内的统一的价值观念体系的升华。”[10]简言之，价值观就是“人们对基本价值的看法或对价值问题的基本看法”[11]。价值观既然是价值观念体系的升华，也就是说它与价值意识、价值观念不能等同，但又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因为它是在“价值意识、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形成，同时又必须通过价值观念具体地体现出来，而价值观念又总是在评价活动中影响价值意识的形成”[12]。
表面上，价值观与人生观和世界观并列，但三者具有内在统一的联系。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的目的、意义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具体地表现为如何看待生与死、苦于乐、公与私、义与利、荣与辱等，而人与己、生与死、身和心、荣与辱、目的与手段、成功与失败、个人与社会、道德与功利、自由、平等、正义，等等，既是人生观中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价值观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这种紧密的联系使它们简直难以区分，在此意义上，不仅可以说“人生观就是价值观”，甚至可以说，“人生观属于价值观”。[13]再看世界观，在传统哲学中，人们往往只把世界观视为主体对物理形态世界本来面貌的认知，“仅仅理解为关于物理世界是什么的基本看法或总的观点”。[14]正如马克思批评的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那样，这种知识论的世界观只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5]忽视了主体在认知世界时的地位及其评价意识。世界观不仅是主体对物理世界本来面貌的认知，它还要满足主体实践活动的需要：不只是解释世界，更主要的是改造世界。所以，世界观的基本内容不只是世界是什么的部分，还包含着世界对人有何意义的部分，是二者的统一。可以说，价值观也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因为“世界观不仅包括主体关于物理形态世界的基本看法或总的观点，而且包括主体关于价值形态世界的基本看法或总的观点”。[16]事实上，价值观是指导人们一切思想行为的最根本的意识，价值观的地位并不与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科学等社会意识形式相并列，而是“渗透在一切社会意识的形式之中”，并通过它们“表现出来的更深层的带有一定倾向性的价值意识”。[17]
三 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
价值体系既然是包含丰富的一个价值意识的整体，就与任何社会意识存在一样，其本身必有核心与边缘之分，所谓核心价值体系，顾名思义，就是在全部社会价值意识整体中处于核心的、基本的、主导性的体系或部分。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与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以及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可以更确切地这样理解：“‘价值体系’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社会意识的本质表现。它受一定社会基本制度的制约，是有一定社会崇尚和倡导的思想理论、理想信念、道德准则、精神风尚等因素构成的社会价值认同体系。由于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是复杂多元的，会呈现出多元价值体系并存的态势。但是，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一定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或主导价值体系的强力支撑。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居于统治和引导地位的社会价值体系，它能够有效地制约非核心、非主导的社会价值体系作用的发挥，能够保障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稳定和发展。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关系国家的兴衰成败，关系社会的进退治乱。”[18]
价值观不等于价值体系，但价值观又离不开价值体系，因为它是价值体系的升华，两者既有区别又紧密关联：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19]
第二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存在与自觉
如果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出现算起，社会主义已有五百年的历史；若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为开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存在和发展至今已近一个世纪；再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也已存在和发展了将近七十年，为何我们现在才明确地提出和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问题？这是因为社会意识的发生发展具有无可回避的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性。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存在必然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的任何社会形态从其产生伊始，就必然要构建自己的上层建筑，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产生社会价值意识体系；每一社会形态中的统治阶级，都必然要从自发到自觉地建构维护本阶级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
在奴隶社会，作为统治者的奴隶主阶级大肆宣传天命论，最高统治者被称为“天子”，强调权力天赐，不容置疑，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命运也都为天定，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天命的安排。从《尚书·召诰》所谓“有夏服天命”来看，天命论的思想在夏代就已经存在了，后在商周直至孔子生活的时代都一直流行，如《诗经·商颂·长发》称“帝立子生商”，《尚书·牧誓》记载周代统治者灭商代商乃“唯恭行天之伐”，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20]，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21]，“获罪于天，无所祷也”[22]等，这种一脉相承的天命论就是中国奴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代表了该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由初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典”至后来指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这套以儒家的“仁”“礼”为核心的“三纲五常”，作为封建社会的行为价值准则，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和生活方式，规范着人们的道德信仰和价值观念。
西方资产阶级标榜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其核心价值观是个人主义。不可否认，在反对黑暗中世纪神权至上的天主教会独裁的斗争中，张扬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就“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这些价值观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同时，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却把人们的所有关系都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利己主义的冰水有如汪洋大海，淹没了一切。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标榜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有极大的虚伪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24]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价值观所鼓吹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所谓“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实际上不过是资产者“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25]，他们可以“平等地剥削劳动力”[26]而已。
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要颠覆的是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自由”“平等”“人权”，而使无产阶级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获得不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自己当家作主的“自由”“平等”“人权”，彻底改变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历史命运。在被誉为标志着社会主义思潮开端的《乌托邦》里，作者就借航海家之口断言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只要保留私有制，人类的大多数就会永远遭受沉重的压迫，难逃痛苦、悲惨的命运，因而主张财产公有，废除私有制和贫富差别，人人平等、自由。这既是莫尔设想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也蕴含着社会主义价值观最早的萌芽。社会主义由空想成为科学和现实，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生成既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相对立，也与奴隶社会的天命论和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等截然不同的核心价值体系。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自觉
虽说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概念，在我国是近年的事情，当然不意味着我们近年才有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设。如前所述，即使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太阳城》，圣西门的一系列著作和傅立叶设计的“和谐社会”——“法郎吉”以及欧文在美国创立的“新和谐公社”实验，都体现或宣告了处于胚胎状态的社会主义价值意识，如取消私有制、财产公有、人人劳动、按劳动和才能分配、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满足人民所需等，都成为日后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建构的基本理念。当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实践的时代，人们也一直不懈地进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探索和建设。例如中国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就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了实质上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旗帜鲜明地推广和弘扬。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提出的“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社会主义”；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行为美、语言美、环境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21世纪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他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27]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做了具体的界定和表述。2007年6月和10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和十七大报告中，一再强调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把它当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首要任务，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012年党的十八大则进一步提出了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全面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以及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部署和具体措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命题和任务的明确提出以及后续的不断具体化的补充和部署，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进入了理论与实践的自觉新阶段，在理论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在实践上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第三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如前所述，2006年以来，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命题和任务，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做了基本的界定。影视创作从业者要在自己的工作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必须全面把握和深入领会两者的丰富内涵和紧密联系。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界定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就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为什么把这四个方面界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因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举什么旗即用何种理论为指导思想、走什么道路、树立何种理想信念来凝聚民众、培育什么样的人、为谁服务等核心价值问题，任何社会都需要长治久安、繁荣和谐地发展，都必须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妥善地解决这些时代命题。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有机统一。而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在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和关系，有人分别以“灵魂”“主题”“精髓”和“基础”概括之。[28]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随着20世纪后期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大规模改革开放，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国际国内马克思主义“失败”“过时”的鼓噪甚嚣尘上。要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首先要打破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失败”“过时”论调的蛊惑。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同志就曾断言：“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只有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一思想体系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真正的理论”。[29]的确，马克思主义在它产生后至今的一个半多世纪里，经受了飞速发展的现实实践的检验和种种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学派的批判和挑战，却不但没有被驳倒和超越，反而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越发显出其无与伦比的真理性、革命性、科学性和开放性的强大生命力，越来越深入人心。正如牛津大学的一位教授在1977年所说：“当今明智之士都不会否认马克思在历史上的突出贡献，以及他对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研究方面所做的伟大贡献。现有的大量文献，包括一部分很有价值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不仅在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门学科中，而且在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都是每个有学识的读者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一种学说。”[30]法国存在主义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萨特，也在知天命的成熟之年坦然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不是枯竭了，它还正年轻，几乎还是童年，它好像刚刚开始发展，所以，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并且，他还以大思想家的深邃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一切‘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论调，就无非只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中去，重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老调罢了。”[31]海德格尔虽然囿于自己的哲学偏见而攻击马克思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32]。但他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的历史观比其他人的优越，包括他的老师胡塞尔以及后来的萨特，“都没有认识到在存在中的历史性因素的本质性，故无论是现象学还是实存主义，都没有达到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创造性对话的那个维度”[33]。“人们可以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证，但在存在历史上可以确定的是：一种对世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表达出来了。谁如若只把‘共产主义’看作‘党派’或者‘世界观’，他就想得过于短浅了。”[34]这后一段话可以说是直击了那些戴着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及其跟风者的要害。
20世纪90年代，由于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资本主义胜利复辟，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宣称未来世界将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体制一统天下的“历史终结论”一时风行。就在“马克思主义失败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鼓噪四起的时刻，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幽灵》（1993），这在反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不合时宜”，另有人则说德里达选择了一个好时机“向马克思致敬”。在书中，德里达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写道：“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35]尽管德里达的动机，不过是以其所谓的马克思的幽灵政治学，作为一种解构运作策略，来解构关于世界将进入自由市场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新国际神话，并非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为马克思进行辩护，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遭遇低谷时期，德里达这一出人意料的行为还是发人深思的，其书中表达的一些观点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例如德里达认为，在所有思想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之所以无与伦比，就在于他们早就自知并承认具有不可避免的某些历史局限性，同时也在于《共产党宣言》对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准确预见和清楚论述，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预见性和开放性。这应该就是为什么不管何种立场的人们在今天都还需要马克思和摆脱不了马克思的“幽灵”的重要理由之一。
2011年，蜚声国际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其《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部新书里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否定，可谓与四十年前的萨特和数年前的德里达同调。伊格尔顿明确指出：
与政治家、科学家、军人和宗教人士不同，很少有思想家能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恰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马克思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这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就连反社会主义思想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也认为，社会主义是“有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第一个不限于某个特定群体，而受到不分种族、国别、宗教和文明的所有人支持的思想潮流”。但是，有一种盛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和他的理论已经可以安息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强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样的观点更显得格格不入，滑稽且可笑。[36]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只有在资本主义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37]
为什么不少具有国际影响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不论是伊格尔顿这样的西方左翼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海德格尔这样备受争议的存在主义大师或德里达这样的解构主义者，还有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阿多诺、威廉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吉登斯、詹姆逊、齐泽克等人，甚至当年高调宣称“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后来也自称“马克思主义者”？[38]为什么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很多学派的产生和发展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如此广泛深远的巨大影响，有学者认为，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其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等对自然界和社会历史发展具有极强解释力的方法论！[39]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美学和文艺学体系虽然层出不穷，也不乏新鲜的局部创见与发现，不可否认它们在人类认识史上也作出了一些“片面的深刻”的贡献，但在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变革上，却远未达到或超越马克思主义。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其内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40]。更具体点说，这一共同理想，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正确选择，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集中体现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体现，是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高度概括，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奋斗目标”[4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所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是因为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理论的必然性。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坚持走这条道路，就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体现了中国人民共同的利益和愿望。从理论方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理想信念内涵的集中体现，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中，处于中间层次和中心位置，成为联结不同层次内容的关键环节：社会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追求的价值目标，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价值功能就在于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一中心任务。[42]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总和，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自古至今一以贯之，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则和社会主义紧密结合，“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就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为振兴中华而奋斗。”[43]时代精神集中体现在社会意识形态中，“是历史时代的客观本质及其发展趋势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只有那些反映时代潮流、代表历史发展趋势、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才是时代精神”，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和社会时尚的集中体现。真正的时代精神是“一个社会在最新的实践中激发出来的，体现民族特点、反映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顺应并引领时代进步潮流、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它体现在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精神风貌、民族气质、行为规范、价值追求中，是贯穿其中的原则和灵魂”。[44]当代中国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形成了解放思想、求真务实、锐意改革、开拓创新的鲜明时代精神，其核心无疑是改革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潮流，改革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品格。民族精神强调的是文化的民族性，时代精神强调的是文化的时代性，两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融合一体。“民族精神是一定社会时代精神的基础和源泉，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体现和延续”，没有民族精神根基的时代精神由于缺乏深厚的历史底蕴而很难深入人心，没有时代精神激发的民族精神也只能是僵化的思想，“民族精神的生命力只有融入时代精神的开放性、创造性、超越性才能展现其威力和价值。”[45]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之所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因为它们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华内容和本质规定性，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价值目标，具有凝聚人心和引领社会前进的巨大功能。在价值诉求方面，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相契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就必须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价值目标；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目标上也是一致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则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个体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上的要求。因此，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其他内容有机统一、相互贯通。[46]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荣”与“辱”都是基本的道德范畴，“荣”即“荣誉”，“辱”即耻辱。“荣誉和耻辱指向某种道德行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评价，它涉及对道德行为的社会价值所作出的客观评价和主观体验两部分内容。……荣誉就是社会对人们行为的肯定和褒奖，耻辱就是社会对人们行为的否定和贬斥。主观体验是人们对社会客观评价的主观感受或自我意识。与此相关，荣誉就是人们获得社会肯定或褒奖之后的自尊和自豪，耻辱则是遭到社会否定和贬斥之后的内疚和自责。”[47]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体现和表达了一定社会的思想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胡锦涛在2006年3月提出的“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不久，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八荣八耻”作为社会主义荣辱观被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又融合了优秀的革命道德和时代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针对性，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与时俱进，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指导方针，确立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行为的价值尺度和基本规范，涵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他部分的内容并使之具体化并落到实处。因此，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准确理解、深刻认同和全面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按照地位和功能的差异，价值观可以区分为一般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所谓核心价值观就是处于价值体系核心地位的具有主导性功能的价值观，代表着价值体系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体现着价值体系的基本价值取向，统率着处于从属地位的一般价值观，主导引领社会思潮和社会风尚的方向。历史和现实表明，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一个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不可能强盛，一个没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不可能生存。它是社会凝聚力的来源，是法律制定、政党决策、制度设计、文化发展、公民教育最终的价值依托。[48]
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以来，研究、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成为相应的重要课题，人们做了种种提炼的尝试，并从各个层面和角度进行过探索和研究。中共中央经过反复征求意见，综合各方面认识，终于在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权威版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4日与北京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用24个字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和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可见24字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显包含着关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的内容，而且都有中国特色的来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个层次，是对国家奋斗目标的表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第二个层次，浓缩了我国公民意识的基本理念，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的表述相一致；“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属于第三个层次，概括的是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中的主要内容，是从“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表述中选出的。[4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紧密联系、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统一的，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又各有侧重，相互区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前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高度概括和最高抽象，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现出来。[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