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模式的“更新”编
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古巴党和政府先后进行了数次不同的改革。迄今为止，古巴党和政府以及古巴理论界并没有系统地阐述古巴有关改革的理论，其改革的理论和指导方针常常体现在其主要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简称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等的讲话、古共历次党代会通过的中心报告及其他文件上。这里简要地介绍一下古巴几个阶段不同的改革历程以及理论变迁。
一 改变旧的经济制度时期（1959—1963）
这一阶段改革的目的是改变旧的经济制度，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其间，古巴进行了两次土地改革，对原以美资为主的外资企业和国内大型私有企业实施了国有化，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
1959年5月17日，古巴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即第一个土改法。土改法规定废除大庄园制度，对每个自然人或法人占有30卡瓦耶里亚[1]以上的土地予以征收。这次土改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没收本国大庄园主的土地，第二阶段把在古巴的全部美国垄断资本所占有的土地收归国有。政府没有将征收的大部分庄园的土地在大庄园的农业工人中进行分配，而是成立国营人民农场和甘蔗合作社。对无地和少地的个体农民，政府无偿地分给每户最多达2卡的土地。[2]这次土改摧毁了大庄园制和外国垄断资本土地所有制，征收了217万多公顷的土地，使10万名农户得到了土地，并使40％的土地成为国有。[3]卡斯特罗在古共“一大”的报告中说：“（1959年）5月17日颁布了第一个土改法。这一果断、必要和正确的步骤，既是针对本国寡头的，也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因为许多美国企业在我国拥有大量最肥沃的土地。”[4]1963年10月4日，古巴政府颁布第二次土地改革法，规定征收超过5卡（67.15公顷）的全部私有土地。这次土改共征收了15000户富农的201.3万公顷的土地。经过两次土改，国有土地（主要为国营农场和甘蔗农场）占70％，小农和合作社的土地占30％。农村中的大庄园制和富农经济均被消灭。卡斯特罗在谈到第二次土改时说：“70％的土地归入全民所有制，由国家经营，专门为造福全社会而来加以开发和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前进了一大步。鉴于古巴的出口和发展主要依赖剩余农产品这一事实，这样做是迫切需要的。”[5]
古巴政府在头两年对本国和外国企业实行国有化。1960年1月，颁布没收巴蒂斯塔分子全部财产的法令。9月，政府接管了所有私营烟厂。10月，宣布将本国资本家经营的382家工商企业和全部私人银行收归国有。1960年6月，政府接管了3家美资炼油厂。7月，颁布征用美国人在古巴财产的法律。8月，把36家美国公司收归国有。9月，没收了美国银行。10月，美国宣布对古巴实行禁运后，古巴把剩下的166家美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至此，古巴革命政府将价值约15亿美元的400多家美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
1961年4月，在古巴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核心领导做出了决定，选择了将革命从民族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卡斯特罗在群众集会上庄严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贫苦人的、由贫苦人进行的、为了贫苦人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6]。同年5月，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此，古巴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这一阶段改革的理论指导是工业化理论和主张改变单一经济结构，反对偏重制糖业，提出在短期内实现现代化工业化的目标和农业多样化。自1961年至1963年，古巴试图在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专家的帮助下，实施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卡斯特罗在《革命的三年》一文中强调要“对经济和各级工作实行严格的计划”，“革命克服了这些障碍，使得计划经济今天成为现实，它将帮助我们战胜帝国主义的封锁，保证国家生产迅速、稳步地发展和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及国外慷慨援助，避免浪费，避免犯严重的错误”[7]。
这一阶段，由于急于想改变单一经济结构，古巴政府曾一度大幅度削减蔗糖生产，1963年甘蔗种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5％，致使蔗糖产量从1961年的677万吨减少到1963年的382万吨。然而，1963年年底，古巴政府又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糖业的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 激进改革时期（1964—1970）
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非是一帆风顺的。1964—1966年，古巴领导层内就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以当时任工业部部长的C.格瓦拉（Che Guevara）为一方，主张实现预算拨款制，通过预算拨款为企业无偿提供资金，而企业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库。格瓦拉的主要主张是：完全消灭市场或“商品生产”，其办法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全盘集体化，采用高度集中并配有电子计算机的计划系统。中央通过预算拨款为所有的国有企业提供资金（这笔拨款不用偿还，不付利息，但企业的全部利润上缴国库），以及逐步消灭货币和“物质刺激”；造就无私的、勇于自我牺牲的、艰苦朴素的、充分社会化的、平均主义的“新人”，通过教育、动员、义务劳动和“精神鼓励”来提高群众的觉悟，格瓦拉认为，这些措施会有利于积累资本和发展经济；格瓦拉还主张将古巴革命的模式输出到拉丁美洲。
而以当时任全国土改委员会主席的C.R.罗德里格斯（Carlos Rafael Rodríguez，1913—1997）为代表的另一方，主张实现经济核算制，认为中央的计划应建立在控制论和“投入—产出”技术的基础上，企业应有一定的自主权，并应利用市场结构的作用，反对预算拨款的方法，主张国有企业实行自筹资金。这些企业从中央银行获取贷款，使用贷款要支付利息，而且必须偿还；但企业可以保留部分利润用于再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主张经济体制化，建立有效率的国家机构，通过苏联式的劳动定额制度以及物质刺激（如工资差别、超额奖金、加班费、实物奖励等）提高劳动生产率。[8]虽然格瓦拉本人于1965年4月离开古巴去非洲打游击，但这场争论一直到1966年才基本结束。
卡斯特罗后来承认，当时，在古巴“同时有两种经济领导体制并存：一种是财政预算制，包括大工业部门；另一种是经济核算制，在农业，外贸和一小部分国有部门中实行”[9]。
在这场辩论中，卡斯特罗本人持中间的立场，避免公开参加论战。1975年12月，卡斯特罗在古共“一大”的中心报告中说：“革命初期，围绕这两种体制哪个更合适的问题，曾开展过讨论，但讨论没能深入下去，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财政预算制无疑是高度集中的，它很少利用经济杠杆、商品关系和物质鼓励的办法”，“结果，我们领导经济既没有实行社会主义国家已普遍实行的经济核算制，又放弃了曾一度开始试行的财政预算制，而是采用了一种新的经济簿记制度。在实行这一制度之前，取消了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形式和购销关系，因为我们有些人认为这种关系的资本主义味道太浓”，“看起来我们好像在向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日益靠近，实际上背离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正确道路愈来愈远”[10]。
1963年年底，古巴政府提出要在1970年达到年产1000万吨糖的生产指标，强调要充分利用古巴生产蔗糖的有利条件和相对优势，集中力量发展糖业，“以糖为纲”，以增加外汇收入、增强进口能力，确保经济的持续发展。但由于计划指标定得太高，片面、过分强调发展糖业，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比例严重失衡，经济遭到破坏。1970年糖产虽然达到创历史纪录的854万吨，但未能达到1000万吨的原定指标。后来，卡斯特罗在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说：“国家把大部分力量集中在争取完成……甘蔗产量达到1000万吨的指标上”，“这一目标没能实现”，“这个严重的问题给国民经济其他部门造成了严重失调”，“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无疑是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我们有时看不到在现实中存在着我们必须遵循的客观经济规律。”[11]
1966年至1970年，格瓦拉的激进的经济理论在古巴占上风。[12]其表现除了上述的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完成1970年年产1000万吨糖的指标外，还表现在1968年3月古巴政府发动的“革命攻势”。在发动“革命攻势”前，古巴25％的零售业在私人手里，而“革命攻势”后，政府接管了几乎所有的私人小企业、手工业作坊和商店，消灭了城市中的私有制。同时，扩大免费的社会服务，如幼儿园、观看体育比赛、低收入者住房、人民食堂用餐免费等。古巴当时甚至声称它正在建设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所有制、觉悟的提高以及平均分配方面都走在苏联前头。[13]
后来，卡斯特罗在评价这场“革命攻势”时说：“这一措施不一定就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问题，而是我国由于处在帝国主义的严密的经济封锁的具体条件下，需要最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再加上一部分城市资本家采取的消极政治行动阻碍了革命的发展。当然，这并不能使我国革命推脱掉由于对人力物力管理不善而造成的后果所应负的责任”[14]，“从1967年起，免费政策的实行开始进入高潮，1968—1969年达到顶峰。但在某些方面，实行免费是不妥当的。”[15]
三 照搬苏联模式时期（1971—1985）
20世纪60年代古巴激进改革的失败，使古巴在随后的15年中，走上了全方位实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1970年8月，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现在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个更加严肃、更加成熟、更加深刻的阶段”[16]，1971年5月，卡斯特罗强调，“不能陷入理想主义，认为觉悟提高了，我们已经有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事实绝非如此”，“走向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个觉悟的问题，还必须发展生产力”，“必须懂得，我们是处在过渡阶段……我们不能装作似乎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假如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只凭主观愿望走得很远，超过了可能，迟早还得退回来”[17]。
从70年代初开始，古巴进入了以苏联政治经济模式为榜样，在古巴建立政治经济体制为中心的制度化和合理化时期。古巴领导人总结了60年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
1975年12月，卡斯特罗在古共“一大”报告中承认：“最初10年经济工作没有被放在首位”，“古巴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没有从一开始起就吸取其他早在我国之前就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丰富经验”，“我们不能忽视其他国家革命者为此作出的贡献。”他强调，“现在已经到了建立一种更好的经济领导体制来推动经济发展势头的时候了”，“提交本届大会讨论的这个经济领导体制，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我们的做法是：先实事求是地把这些国家的经验收集起来，然后根据我国的情况加以改造”，“这个体制完全注意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不以我们的意志和志愿为转移的经济规律，比如价值规律，即指所有企业之间，包括国营企业在内，都应建立购销关系；在这种关系以及在其他所有经济关系中，都要使用货币、价格、财政、预算、税收、信贷、利息及其他商品形式作为必要手段，来估计生产资金的使用情况，仔细地、一分不差地计算每件产品的成本”，“实行经济领导体制，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大力挖掘现有资源的潜力”[18]。从以上讲话中可以看出，此时卡斯特罗主张向苏联学习，建立苏联式的经济领导体制。
1970年卡斯特罗发表多次讲话，强烈批评政府过度集权和官僚主义化、古共承担行政职责，提出若干分散行政权力的措施，强调党的作用应限于协调和监督行政职责，并允诺要使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恢复活力和民主化，允许群众参加决策和对国家职能进行监督。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1970—1977年古巴参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实行政治结构体制化，其主要措施有：（1）成立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和增设副总理。1972年12月，根据古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建立了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执委会由总理（任主席）和8名副总理组成。古巴部长会议原来只有1名副主席，即劳尔·卡斯特罗，现增加到8名，每名副总理协调若干个部委。（2）召开古共“一大”。古巴共产党虽于1965年10月正式成立，但一直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也没有制定党纲和党章。1975年12月古共召开“一大”，大会通过了社会主义宪法草案、第一个五年计划、新的经济领导和计划制度、古巴行政区的调整、党纲。大会选出了新的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其成员均比以前有所扩大。（3）1976年2月，通过全民投票通过了新宪法。（4）根据新宪法，1976年12月在地方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基础上，召开了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大会选出了由31人组成的国务委员会，卡斯特罗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成为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原有总统职位被取消。（5）对武装部队进行重大改组，将从前的劳动部队从正规军中分出，成为准军事机构，使军队日益正规化、专业化和现代化。1973年4月，将全部民兵转入预备役。1973年12月、1976年11月和1978年7月3次颁布新的军衔制，使军队正规化。（6）恢复和加强工会、青年、妇女、学生、小农和保卫革命委员会等群众组织，使它们的作用得到加强。
1976年年底，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政治结构体制化改革进程已基本结束，作为一个标志，把1977年称为体制化年。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建立了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70年代，古巴参照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1）1971—1972年间，古巴调低了糖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注重各部门的比例关系，逐步调整了国民经济结构；（2）自1972年起，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执行由中央计划委员会制定的3年经济计划，1976年起又开始执行5年计划；（3）恢复了预算制度，并陆续设立了国家财政、统计、价格等委员会，建立了全国财会体系，整顿了银行；（4）1972年古巴加入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并同苏联签订了到1980年的长期经济协定，实现了同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一体化；（5）古共“一大”正式批准实施新的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sistema de direccion y planificacion de la economia，SDPE）。根据这一体制，古巴逐渐完善和加强国家计划体制，加强中央计划委员会的职权，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把企业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自筹资金制，使企业有较大的自主权；利用价值规律和其他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
在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框架内，1977年开始实行经济核算制，同年，允许职工从事第二职业，开设了平行市场；1978年开始实行价格、税收和银行信贷等新制度；在企业中进行自筹资金的试点工作；企业中普遍实行劳动定额，1979年还实行集体奖励基金制。
1980年12月，卡斯特罗在古共“二大”的报告中肯定了70年代体制改革的成绩，他说：“我们在国内还顺利地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和机构改革。这场改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深度和广度，也许是我国革命从未有过的”，“我们认为，建立这个体制的成效从一开始就在这方面或那方面表现了出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革命政府在体制方面进展显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76—1980），社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原计划为6％）。[19]
80年代前半期，古巴对经济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执行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1980年12月，古共召开了“二大”，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81—1985）。卡斯特罗在“二大”报告中说：“无论目前存在什么缺点，我们都要坚持不懈地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个体制（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的目的和决心。”[20]古共“二大”还确定了从80年代至2000年的古巴经济发展战略，其战略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技术物质基础。其方式是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断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逐步使经济的生产结构合理化，以获得较高的、持续的发展速度；促进经济向专业化发展，实现国内外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应当通过上述方式逐步向经互会欧洲国家的发展水平靠近。”[21]
80年代前半期，古巴全面推行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放宽经济政策，如1980年开设农民自由市场，1981年开设农副产品贸易市场；1980年实行新的工资制度；同年，改革物价制度，减少物价补贴并取消一些免费的服务项目；1982年2月，颁布了《外国投资法》，首次正式表示欢迎外资到古巴兴办合资企业，有限度地实行对外开放。由于执行了有限的改革开放政策，80年代前5年，古巴的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7.3％，超过原计划的5％，其中工业生产年均增长8.8％，是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5年。
据古巴官方统计，1959—1985年的27年中，古巴社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8％，年人均社会生产总值增长3.2％。[22]古巴的工业化、农业和出口商品多样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教育卫生事业发展迅速。
1986年2月，卡斯特罗在古共“三大”报告中确定了古巴1986—1990年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年均增长指标是5％，出口年均增长3.5％，进口年均增长1.5％，蔗糖生产5年累计增长15％。古共“三大”重新修订了到2000年的发展战略，其主要目标是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其主要措施是：必须继续加强在经互会框架内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一体化；集中力量优先发展机械化电子工业、轻工业、医药和生物工程工业，集中优势发展甘蔗副产品；发展旅游业，使其成为重要的外汇来源；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增加出口并使其多样化；替代进口；加强国内经济的一体化。卡斯特罗在“三大”所作的中心报告称，“我们遇到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经济发展中计划缺乏整体性”，“缺乏集中的、适当的领导”。卡斯特罗还批评说：“在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初步建立之后，没有继续使其不断完善。”[23]“三大”还通过了《关于完善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的决议》，总结了建立这一体制10年来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完善这一体制的10项总目标。从卡斯特罗的报告和上述决议内容来看，当时卡斯特罗对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基本上是肯定的，主张应该不断使其完善。
四 纠正错误和不良倾向时期（1986—2006）
自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苏联的内外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开始推行“彻底改革”、“全面民主化”、“扩大公开性”。苏联本身的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古巴再也不能遵循苏联原有的模式，当时古巴国内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古巴应该跟随苏联的改革而改革。
卡斯特罗坚决反对古巴模仿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和“公开性”，为此，卡斯特罗在古巴发起了一场“纠正错误和不良倾向进程”（el proceso de rectificacion de errores y tendencias negativas）即“纠偏进程”。
在古共“三大”闭幕后不久，1986年4月卡斯特罗在纪念吉隆滩战役胜利25周年的集会上，严厉批评在执行新经济政策中存在的一系列弊端和“不良倾向”，提出要在全国掀起一场“纠正错误和不良倾向进程”，展开“战略大反攻”[24]。在这之后1年多时间里，卡斯特罗先后在多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深入揭露不良倾向。他强调，利润和价值等机制只是“政治工作和革命工作的辅助手段”，“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主要途径”，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25]。
自1986年5月起，古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5月，卡斯特罗在全国合作社社员大会上宣布关闭农民自由市场，恢复国家统购统销制度。同时，政府宣布限制向工人发放奖金并提高了部分劳动定额。6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将继续寻找自己的道路，自己的办法”，并对戈尔巴乔夫当时在苏联进行的改革颇有微词。当外国记者问他对苏联改革的看法时，他诙谐地回答说：“‘彼雷斯特洛依卡’（俄语“改革”），是他人的妻子，我无意干涉他人的婚事。”卡斯特罗宣布修改古巴住宅制度，禁止私人买卖房屋；禁止出售手工艺品和艺术品；禁止私人行医；调低著作版权费等。[26]他认为，古巴出现了新的资本家，形成了一个富人阶级，这些人不是在搞社会主义，他们起着当年雇佣军破坏革命的作用，是古巴当前的大敌。卡斯特罗认为，“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全国执委会不是为走向资本主义而设立的”，“犯了上百万错误”，“带来了上百万问题”，“我们犯了两个错误：在一个阶段，犯了理想主义错误；在另一阶段，我们企图克服理想主义错误，却犯了经济主义和重商主义的错误”[27]。在纠偏进程中，一些腐化堕落的干部和企业领导人被免职或受刑事处分。
80年代后期，古巴开展纠偏进程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人担心如按80年代初新经济政策即按苏联的模式继续进行改革，会影响国内政局的稳定。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不能照搬苏联、东欧的模式，“古巴环境特殊”，“它受帝国主义封锁、包围和入侵”，因此“不能抄袭别国的经验”，强调古巴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古巴极为不利。1986年年底，为克服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古巴政府宣布将从1987年年初起采取28项紧急经济措施，取消一些免费项目，削减公共开支，减少定量供应物品数量和提高一部分商品和服务费的价格。
1989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古巴，在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上发表演说，强调苏联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意义。卡斯特罗也在会上讲了话，强调古巴和苏联的差异：古巴的面积是苏联的0.5％，人口是苏联的3.6％，古巴在实行土改后，没有像苏联那样，把土地分成小块给农民，而是建立了国营农场。卡斯特罗强调，每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寻找自己的方式来完善社会主义，甚至影射说：“如果某个社会主义国家想建设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尊重它建设资本主义的权利，我们不应该干涉它。”[28]
80年代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古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1985—1989年，古巴社会生产总值仅增长0.4％，而同期人均社会生产总值年均下降了0.7％。纠偏进程虽然没有促进古巴经济的发展，但它保证了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领导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使古巴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搞所谓的“改革”和“公开性”，使古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它的巨大冲击。据估计，在1959—1989年的30年间，古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3％，人均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8％。[29]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对古巴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政府不得不实行改革。1989年卡斯特罗就多次提出，古巴不是东欧国家，也不是苏联，即使苏联解体，古巴照样坚持斗争下去，古巴绝不会屈膝投降，将誓死捍卫社会主义。1990年9月，古巴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这一阶段中的基本对策是：坚持计划经济，根据特殊阶段的要求调整经济计划和经济工作的重点。古巴政府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实行生存战略，维持国家经济的运转和居民的基本食品供应，同时，采取一些有长期发展战略意义的措施，加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为解决食品短缺，古巴制定了食品计划。为解决外汇短缺，古巴改变过去重点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创汇部门，特别是旅游、医疗器材和生物制品的医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1991年10月，古巴共产党召开“四大”，这次大会是在古巴面临空前困难的形势下举行的，具有特殊意义。大会提出了“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口号，卡斯特罗在开幕式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古巴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正在广泛地实行开放，广泛地对外资实行开放。”[30]“四大”通过的关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决议指出：由于古巴同东欧国家的贸易中断以及与苏联贸易额的急剧下降，不得不修改原定的计划，采取集中力量和财力，发展食品、生物工程、医疗器材和药品、旅游业、鼓励外资的战略。[31]“四大”修改党纲的决议指出，“自1976年起，实行了经济领导体制，这一体制的基础是照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它导致觉悟的异化和思想意识的明显恶化……它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和金钱……是一个政治错误”，但是，“这种经济主义和技术官僚的思想在原有的党纲中也有反映”，“古共‘四大’声明：一、古共‘三大’所通过的党纲已不适用现实；二、决定用纠偏进程的指导思想来指导党的所有活动”[32]。
古共“四大”将对外开放作为国策确定下来。“四大”后，古巴加快了开放的步伐。1992年2月，古巴政府对原有1982年的外资法进行了修改，放宽了对外资的限制。同年7月，古巴全国人大又将有关合资企业的条文纳入修改后的宪法，新宪法规定合资企业是古巴经济中的一种所有制形式。1993年2月，古巴首次举行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同年8月，古巴政府宣布私人持有美元合法化；9月，古巴政府允许在135个行业中建立个体和合资企业；同月，古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将原有国营农场或农业企业转为合作社性质的“合作生产基层组织”。1994年10月，古巴宣布将包括糖业在内的所有生产部门都向外资开放；同年10月和12月，古巴分别开放了农牧业产品自由市场和手工业市场。1995年9月，古巴政府颁布了新的外资法（第77号法）。1996年1月，开始实行个人外汇收入所得税制度；同年6月，古巴宣布建立自由贸易区。1997年，一批自由贸易区在哈瓦那附近的马列尔等地建立。同年，古巴开始实施金融体制改革。
1997年10月，古巴共产党召开“五大”，这次大会是古巴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一次总结经验、制定跨世纪方针的重要会议。“五大”制定的方针的要点是：坚持共产党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反击美国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及意识形态攻势；在不改变社会性质的前提下，继续稳步进行经济改革，并尽可能减少由此带来的社会代价。
古共“五大”通过的中心文件《团结、民主和捍卫人权的党》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一党领导，是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以及抵抗美国封锁、获得生存的保障；以马列主义、马蒂思想及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为指导的古共，是国家稳定的捍卫者和中流砥柱，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是古巴的唯一选择。“五大”通过的《经济决议》指出：“古巴的经济政策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它应当包括经济结构方面，如多样化、振兴出口、发展食品基地、提高能源、物资和财政部门的经济效益等”，“提高效益是古巴经济政策的中心目标”。《经济决议》强调：“在经济指导中，计划将起主要作用，尽管在国家的调节下，已给市场机制打开了一个空间。”[33]
古共“五大”后，古巴又推出一些新的改革举措，如1998年年初古巴政府加大实施征税的力度，明确优惠项目，增加税收种类；同年8月，政府颁布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第187号法令，开始进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等。但是，总的来说，古共“五大”之后，古巴的经济改革步子不大。
90年代古巴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表现在：（1）宏观经济恢复增长。1990年至1993年4年古巴国内生产总值共计下降34％，自1994年起，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古巴经济开始连续恢复增长；（2）经济结构和外贸结构多元化；（3）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多样化，合资、外资、个体所有制已初具规模；（4）古巴已从巨大的灾难中摆脱出来，它不仅经受住了美国封锁和侵略的考验，而且也经受住了苏联东欧剧变的严峻的考验，使社会主义的古巴依然屹立在西半球。古巴的经济逐步好转，政治社会基本稳定，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古巴的国际环境不断改善。
五 全面结构性改革时期（2006— ）
这一阶段古巴开始改变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即不仅仅是只在某一方面进行改革，而是对模式进行结构性改革，古巴领导人一般不称古巴是在进行“改革”（reforma），而是称之为经济模式的“更新”（actualización）。
2006年7月31日，时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的卡斯特罗因肠胃出血，接受手术，决定把古巴最高行政职权暂时移交给劳尔·卡斯特罗（简称劳尔）。2008年2月24日，在古巴第七届人代会上，劳尔当选并就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正式接替执政长达49年的卡斯特罗。2011年4月，古共召开“六大”，“六大”通过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劳尔接替卡斯特罗当选为古共中央第一书记。
自2006年7月底到古共“六大”召开前后，劳尔先后发表了多次重要讲话，[34]论述了他对古巴经济变革和“更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看法。与此同时，古巴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经济变革措施，以“更新”古巴的经济发展模式。劳尔讲话中有关经济变革和模式“更新”方面的要点归纳如下：
（1）强调当前古巴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是经济工作和粮食生产。劳尔说：“经济战是今天干部思想工作的主要的任务和干部思想工作的中心，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能否持续和保存下去要靠经济战”[35]，“粮食生产是党的领导人的主要任务，因为这关系到国家安全问题”[36]，“所有政治领导人的首要课程是经济，必须全力以赴学习经济、发展经济和管理经济”[37]。劳尔说：“哪里有土地，古巴人就应该去哪里（耕种），要看我们会不会干活，会不会生产，不能光喊‘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土地在那里，等着我们用汗珠去浇灌！”[38]
（2）强调必须进行经济结构和观念的变革。劳尔说，目前古巴“面临极端的客观困难：工资不足以满足全部需要，没有履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社会纪律松弛、自由放任等”，“古巴的特殊时期没有结束”，为了增加生产，必须进行必要的结构变革和观念的变革，生产更多的产品，减少进口，特别是食品的进口，要增加外国投资。[39]2010年8月，劳尔在第七届古巴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宣布，古巴将分阶段逐步减少在国有部门工作的职工扩大个体劳动者的数量。劳尔说：“我们已经作出重要的决定，这本身就是结构和观念的变革，目的是保存和发展我们的社会制度使之在未来持续下去。”在同一个讲话中，他强调要改变对个体私人劳动持否定的态度，“既然我们得出结论认为，个体劳动是解决就业的一条出路，可为居民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应，使政府摆脱这些活动，那么，党和政府要做的是为个体户对经营提供方便，不要对他们说三道四或歧视他们，更不要丑化他们”。“我们在个体部门的扩大和灵活化方面已经迈出和即将迈出的步伐是深思熟虑和认真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保证，这绝不会再有倒退。”劳尔在古共“六大”中心报告中说，已经开始的精减国有部门冗员的工作将继续进行，但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要停顿；非公有部门的扩大是受有关法律保护的一种就业的出路，应该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同时，也要求个体户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履行包括缴纳税收在内的义务，扩大非国有部门经济并不意味着所有制的私有化。[40]
（3）满足民众的需要是当前的“要务”。2008年7月，劳尔在古巴人代会的讲话中强调：“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是古巴当前的要务”，“我重申，国家的要务为，在持续巩固国民经济及其生产基础之上，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否则，国家就不可能有发展”。
（4）强调社会主义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培养懒汉。在2008年7月11日的讲话中，劳尔说：“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正义和平等，是指权利平等和机遇平等，而不是收入平等。平等不是平均主义。归根到底，平均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剥削形式，是不好好劳动的人、特别是懒汉剥削好好劳动的人。”2010年8月，在第七届古巴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讲话中，劳尔强调应该永远去除古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劳动也可生活下去的国家的概念，“在采取这些措施时，我们的出发点是，任何人都不会被抛弃，社会主义国家会通过社会救济制度对那些确实失去工作能力、又是一家唯一的支柱的人提供必要的支持，使他们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在12月第七届古巴全国人大第六次会议上，劳尔又指出，“干部和所有的同胞必须改变思想以适应新的局面，多年来，出于社会公正，革命政府采取过分的包办主义、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做法，在广大民众中形成了扎根很深的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的、站不住脚的观念，必须予以彻底的改变”，“许多古巴人把社会主义与免费和补贴混为一谈，将平等与平均主义混为一谈，不少人把购货本视为是一项社会成果，认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取消它”。劳尔在“六大”中心报告中说，凭购货本低价计划供应日用必需品的制度，已成为政府财政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它是平均主义的表现，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相矛盾，起着消极的作用，因此必须予以取消，但不会一下子马上取消。
（5）强调经济和社会模式“更新”的目的是完善和继续实现社会主义。
在2009年至2010年的一些会议中，劳尔多次强调：“大家选我当主席不是为了在古巴复辟资本主义，也不是为了出卖革命，是为了捍卫、维护和继续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摧毁社会主义。古巴不抄袭任何其他国家的模式，古巴的做法是根据本国特点的‘土生土长的产物’，过去照抄带来了不少问题，很多时候是因为照抄照搬得不好。我们学习别人的经验，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好的经验，但古巴经济的主要特征将是计划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
劳尔指出，计划和组织的协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如不协调会发生资本主义特有的最危险的混乱。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最终会建立某种秩序和平衡，但这是以牺牲全世界数十亿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中，必须严格根据所拥有的收入多少来支配资金。我们不能期待2加2等于5、2加2等于4，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时候2加2只有3。他要人们记住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原话：“多年来，我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大家所犯的错误中，最大的错误是，我们相信某人懂得社会主义，或以为某人知道如何来建设社会主义。”
劳尔在“六大”的中心报告中强调，经济和社会模式“更新”的目的是继续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不可逆转的；是为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弘扬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古巴仍将以计划经济为主，但应考虑市场的趋向；“更新”经济模式并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药方。2011年8月，在古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七次会议上，劳尔又一次指出，在实施古共“六大”决议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由懈怠、墨守成规、装模作样、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形成的心理障碍，今天“我们最坏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更不是帝国主义在我国的雇佣，而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摧毁社会主义”。他指出，古巴绝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建设，但也不会在更新古巴经济模式的进程中去抄袭任何国家。古共“六大”所通过的《党和革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纲要》（简称《纲要》）[41]的要点：（1）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是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此外，承认并鼓励合资企业、合作社、土地承包、租赁、个体劳动者等其他所有制形式，使所有制多样化；（2）古巴将继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战胜困难和捍卫革命的成果；（4）古巴将继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也考虑市场的趋向；（5）经济的集中计划和国家、政府及其机构的系统控制应该实施，这是体制有效运行的保证；（6）社会主义意味着所有公民权利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不会有任何人得不到保护，但不搞平均主义；（7）继续保持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革命的成果，但将减少过度的社会开支和不必要的政府补贴；（8）逐步取消低价定量供应日用必需品的购货本；（9）政府将调整就业结构，减少国有部门的冗员，扩大个体劳动者的活动范围，并向其提供银行贷款和允许其进入原材料批发市场；（10）继续吸引外资、寻找资金来源，来遏制生产部门的资金流失；（11）重新安排所欠外债的偿还期，严格履行承诺以改善诚信；（12）创建一个更加先进的金融制度，控制货币政策；（13）向个人的消费进行贷款；（14）逐步取消货币双轨制；（15）放松对买卖房子的限制，以解决严重的住房不足的问题；（16）研究给古巴公民出境旅游提供方便的政策；（17）给农业以更大的自主权，以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并增加和巩固商品和劳务的出口。
从《纲要》以上的要点来看，古巴仍将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仍将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仍将继续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和全面免费教育，重视发展农业，进一步吸收外资，扩大个体户，削减政府的补贴等。古共“六大”决定成立贯彻落实《纲要》的常务委员会，由原经济和计划部长、现部长会议副主席、“六大”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M.穆里略·豪尔赫（Marino Murillo Jorge）任主任。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和监督《纲要》的实施以及制定并提出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基本理论。
2011年是古巴经济变革关键的一年，正如劳尔所说，“这是一场决定革命命运的变革”。2010年9月13日，古巴官方宣布，到2011年3月底，古巴国有部门有50万人下岗，其中约一半人从事个体劳动。9月24日，古巴公布了为个体户开放的178项经济活动，其中有83项允许雇佣劳动力。自2011年1月4日起，古巴国有部门正式开始裁员。然而，裁员计划进行得不顺利，到3月底，原定精减人员的指标没有完成。因此，劳尔不得不在“六大”报告中说，精减国有部门冗员的计划将继续进行，但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停顿。“六大”后，古巴政府吸取民众的意见，进一步放宽了对个体户的限制，将可以雇佣劳动力的经济活动从83项扩大到全部178项经济活动，雇佣1—5名劳动力的可以免交雇佣劳动力税。到7月中旬，个体户已增加到325947户，其中新增加的为238078户。然而，新登记的个体户大部分是原来没有工作的人，而不是国有部门精减人员。
2011年6月下旬，古巴部长会议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住房和汽车买卖的问题，会议决定将在年底开始执行新的规定，政府将取消过去有关限制买卖住房和汽车的众多法规。另外，自从2008年7月劳尔签署的第259号法令允许农民承包闲置的土地以来，到2011年8月，全国有半数以上闲置的土地（约120万公顷）已由17.8万人承包。但由于古巴缺乏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市场，农民所需的农具、农机、化肥、农药等的供应得不到保证，加之农产品收购不及时，价格过于低廉，从而影响了承包土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土地承包的效益并不显著。
（原载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编，王世伟、荣跃明主编《2011年国外社会科学前沿》第1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