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视野中的《野草》研究概论
自从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野草》文体争鸣，研究者便探讨了这部书究竟是“诗”还是“文”的归属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野草》研究史上，吴奔星、王瑶、许杰、孙玉石、张闳、郑家建、汪卫东等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论及了《野草》的诗学问题，并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内涵。
第一节 《野草》诗性色彩的学理探索
——20世纪的《野草》诗学研究
从《野草》散文诗自身所具有的诗性出发，一些研究者对《野草》进行了诗学探索。
一 王瑶的《野草》诗学研究
诗学研究是《野草》研究固有的一个特点，王瑶在《论〈野草〉》中多次提及，在他的另外一些论文中也有相关的表述。“人们都有这种感觉，在鲁迅的作品中《野草》是相当难懂的。这因为：第一，《野草》是诗；诗的语言总是要求更其集中、隽永、意致深远的；一般说来，诗总比普通散文要难懂一些。一首诗的主要特点并不在它所用的文字有韵或无韵，而在它是否包含诗意，诗的内容和表现方式。第二，《野草》主要是抒情诗，他不仅属于如古典诗歌中之‘咏怀’、‘言志’一类，而且作者一方面以充分的自我批评精神，解剖自己思想感触中的矛盾；一方面又‘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正做着好梦的青年’，而作者当时又正处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对新的道路的探索过程，因之这种‘言志’就往往采取了比较隐晦的寓意的表现方式。”[1]上述文字表明，王瑶对《野草》进行诗学研究，是抓住并切合了《野草》文本自身所拥有的诗学特征的。这些特征如：一是《野草》的体裁，它是诗，是抒情诗。二是《野草》的诗性语言符合诗的语言要求，即“集中、隽永、意致深远”，也即是人们常说的凝练、韵味、深刻。三是《野草》具备诗的特点，即这部散文诗“含有诗意，诗的内容和表现方式”等，散文诗文本运用象征、隐喻、暗示等表现手法来表达鲁迅内心的某些美好理想、爱恨情仇、矛盾思想、生命意义、战斗精神、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等。四是《野草》的抒情性，诗是抒情的，散文诗的抒情性更浓烈，鲁迅于此创造多种多样的抒情形象，来抒发相应的情感，即该散文诗集抒发了鲁迅某些“难于直说”的隐秘情感，抒发了他“碰了许多钉子”后的痛苦情感，抒发了他“咏怀”和“言志”的真实情感，抒发了他不断探索的奋进情感，等等。《〈过客〉略说》的开头也如此：“像《野草》中的其他各篇一样，《过客》也充满了抒情诗的气氛。”[2]也就是说，不仅《过客》，《野草》中的各篇都有浓郁的抒情诗的氛围。在《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英译本〈鲁迅诗选〉前言》中，王瑶说：“正因为他支持新诗的发展，‘五四’以后鲁迅有十年左右没有写过旧诗，他把一些诗的感受写成了像《野草》那样的散文诗。”[3]翻看鲁迅的创作情况，王瑶发现了鲁迅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未写旧诗，代之以写新鲜的散文诗，无论散文诗的形式和内容如何新颖，都少不了“诗的感受”。这是王瑶对鲁迅《野草》进行诗学研究的一个发现。
二 孙玉石的《野草》诗学研究
《〈野草〉研究》折射浓郁的诗学理论光彩。不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全书自始至终都反映了孙玉石本人对中国现代诗学研究的思考。如《野草》的产生、《野草》的语言美等章节，都论述了这方面的内容。特别是该书的第八章，孙玉石从诗学理论高度论述了《野草》与中国现代散文诗之间的历史渊源、鲁迅创作散文诗的足迹、《野草》的地位和影响等内容。在使用诗情、意境、抒情写意、象征主义等诗歌理论解读《野草》方面，该书既表达了战斗的激情也抒泻了苦闷的情绪。从诗学角度研究《野草》，这与孙玉石的研究课题密切相关。先于《〈野草〉研究》，“孙玉石学术生涯中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鲁迅对中国新诗运动的贡献》”[4]。《〈野草〉研究》之后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以及与人合著的《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等，均与诗学密切相关。因此孙玉石将诗学与《野草》研究结合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
三 石尚文、邓忠强的《野草》诗学研究
在阐释《野草》时，《〈野草〉浅析》与同一时间出版的孙玉石的《〈野草〉研究》有某些共鸣之处。如关于理性意识和诗学色彩的共鸣。《秋夜》的浅析，即《执着的战斗 热烈的追求》一文写道：“鲁迅笔下的这些景物，虽然是秋夜实际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又是渗透着作者丰富的想象并加以着意渲染的理性化了的形象，因而各自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这种现实与幻想的结合，构成了一种浓郁的诗的境界。”[5]《〈野草〉浅析》流露了“理性化”的研究倾向和“浓郁”的诗学思考，这体现了《野草》研究者认识的跃进，由感性认识层面上升到理性认识层面，相对深入一步地研究《野草》。比较而言，《〈野草〉研究》中的理性意识和诗学色彩更多一些。再如关于对旧思想认识的共鸣。《墓碣文》的浅析，《心灵深处的剧烈搏战》一文写道：“以‘墓碣文’这个标题来象征对旧思想的埋葬，以‘我’的凭吊孤坟荒冢、阅读墓碣文字来象征作者对旧思想的否定和决裂。”[6]这说明了鲁迅与旧思想之间有明显的敌对关系以及他想彻底摆脱旧思想的影响。《〈野草〉研究》说：“《墓碣文》讲的却是埋葬旧思想的坟墓。在这块充满象征意味的墓碣文字里，包含了鲁迅对自己灵魂中的‘毒气和鬼气’自我解剖的总结，也体现了他同个性主义等旧思想情绪努力决裂的心情。”[7]《〈野草〉浅析》笼统地批判了旧思想，而《〈野草〉研究》则对“个性主义等”进行了较为明确的有针对性的批判，从而增强了批判的力度。孙玉石、石尚文、邓忠强等研究者同鲁迅一样，都无情地批判并埋葬了虚无主义。还有，两书都涉及了“战斗的美学”这样的思想观念。之所以对《野草》产生共鸣，在于研究者激活了可以沟通的艺术欣赏渠道，并进入了相通的艺术领域。
第二节 《野草》诗性色彩的系统梳理
——21世纪的《野草》诗学研究
自21世纪初期以来，截至目前，《野草》的诗学研究，不论是从宏观层面看还是从微观层面看，均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其标志是：有的研究者出版了《野草》诗学研究的著作。
一 张闳的《野草》诗学研究
张闳的《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与精神密码》一书，2007年4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该书中，张闳体现了自己的《野草》诗学的研究立场。
首次以专著形式，从宏观角度研究《野草》诗学问题的，是张闳的《黑暗中的声音》一书。该书认为：“《野草》是诗，但迄今为止却还没有被真正当作诗来阅读。诗学无止境，无疑应成为《野草》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维。而严格意义上的诗学解读，应服从作品的诗学本质及诗学研究本身的规定性。”[8]对已有的《野草》研究论述，研究者常坚持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美学、色彩学等研究视角。选取何种角度，这是研究者的自由和权力。而这样的事实应该得到重视：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野草》是散文诗。从解读中，我们看到张闳是关注了这一点的。
从诗学角度解读《野草》是该书最显著的特色。
因为以往的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角度并不能反映《野草》的诗学本质，足见诗学解读的必要性。而对《野草》解读的困难，主要在于这部作品诗意灵性的难以把捉，以及诗学符号所具有的抽象难解的意义。该书导言明确了诗学研究的符号系统、诗学研究的任务、诗学形态等，是《野草》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对于读者研阅这部专著，指出基本的诗学立场，有助于读者强化思考《野草》文本的诗学性质的这一目的。
诗学研究的符号系统包含的基本范畴是：意象、主题、修辞手段、本文结构和话语方式等。[9]实际上这也是诗歌研究的主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张闳对空间意象和声音意象的研究，在《野草》研究史上是具有创新价值的。该书提出：废墟、荒原、小土屋、坟四个意象构成《野草》的基本空间意象系列，在这幅可怖的“地狱变”中得到了最为集中而又极端的体现。[10]上述四个意象蕴含着弃旧迎新，或者从一个结局走向另一个新的开始的味道。只要辩证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意思。这也启发我们新的思考：《野草》的空间意象仅仅只有这样的面貌吗？还有没有其他的表现形式？声音意象在《野草》中是实际存在的。如《秋夜》中的笑声，《死后》中的——“死了？……”“嗡。——这……”“哼！……”“啧。……唉！……”等，都是“大有深意”的。对《野草》中声音意象的提取，让我们在各种声调中，能感受到世人的面目，能体察到鲁迅的心情。抓住不同的声音承载不同的意义这一点，笔者认为张闳对声音意象的研究是有创新价值的。
关于《野草》主题的研究。对启蒙主义、民族历史的重复性特征、“记忆/遗忘”的二项对立的矛盾、家庭伦理结构、逃亡、独立、反叛、复仇、“梦魇”、“过客”的命运等，都是张闳在《野草》诗学研究过程中涉猎到的关于诗学“主题”的研究。“我们可以从鲁迅早年的论著当中看出，复仇精神形成了鲁迅对社会的观点的基本部分，同时也是鲁迅的诗学观点的主要组成。”[11]鲁迅不仅认识到了看客的空虚无聊，也看到了世人身上存在的诸多劣根性，让他们清醒是当务之急，目前要做的就是向他们复仇：让他们得不到满足。张闳对鲁迅这种独特复仇方式的认识是准确的。就复仇主题来说，有的学者对古今中外复仇文学作品中这一主题的挖掘、整理、研究是卓有成效的，如王立教授等。
关于《野草》文本结构的研究。从宏观结构看，张闳将空间经验与时间经验结合起来，构成《野草》世界的时空结构。[12]如钱理群一样，把《野草》分为经纬两个维度，从横向看从纵向看，散文诗的整体结构一目了然。这种驾驭文本的能力正是《野草》研究深厚功力的表现。从微观结构看，如鲁迅小说《铸剑》关于仇的结构：复仇者——复仇对象——复仇手段的“三位一体”的结构，在《野草》的《过客》中也曾出现过；老翁、过客、女孩这三个角色分别表示人生三个不同时期，或人生三种状态，他们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鲁迅的影子。[13]就美学角度研究文本来说，文学作品都讲究组织结构的高下。不同的文体，对组织结构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野草》各篇散文诗的结构或依人物划分，或依片断划分，或依场景划分，各不相同。而张闳将《过客》中的三个人物集于一体，看作鲁迅的人生历程发展的各个阶段，这未尝不可。但笔者认为将老翁、过客、女孩看作一个群体或人类社会中男女老少不同人等的典型代表更为合适。
诗学研究的主要任务。结合《野草》文本而言，即是在诗学研究的符号系统中，指出《野草》中某些独特的经验内容是如何被说出，并以何种方式保持了其独立性。[14]在《野草》写作的初期，鲁迅曾翻译过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一书，领会到的象征、隐喻、暗示等，就是写作《野草》的一种方式，因此散文诗的难以理解或许与这有一定关系。且《〈野草〉英文译本序》又说：“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这就表明：这部散文诗集艺术手法抽象，思想内涵丰富，是有特殊原因的。所以，“在《野草》本文结构的深层，隐含着更为丰富的意识内容”[15]的认识，是符合《野草》思想与艺术实际的。
诗学形态的分析。张闳说：“《野草》本文的诗学形态，它直接来源于作为写作者的鲁迅的独特的写作‘姿态’。”[16]这也可以说是对其独语风格的强调。“《野草》在文体和话语方式方面的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诸多的现代汉语写作中，鲁迅一贯以明快、犀利、雄辩和强烈的战斗性风格而卓然独立。”[17]张闳确实捕捉到了鲁迅散文诗集形式方面的关键特征，表现了关于艺术形式方面的真知灼见，沿着这种思路解读《野草》，是不会偏离鲁迅的写作立场和写作方式的。
总之，作为第一部《野草》诗学研究专著，该书的论述是深入细致的，语言通畅自然，文笔清新得体，论证过程有理有据，实现了张闳自己提出的“写作的最高的梦想”[18]。这也就是用诗歌理论的特性研究散文诗《野草》，用其内在联系来反映具体作品的诗性。这样研究的结果，确实做到了用理论指导研究实践，实际反过来又验证诗学理论逻辑的严密性等，进而加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
二 张枣的《野草》诗学研究
《野草》是中国新诗的起源。从《张枣随笔选》看，张枣通过讲评《野草》的方式，走进了《野草》的世界，走进了鲁迅的精神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张枣从中国新诗起源的角度为《野草》研究注入了新的元素。
创新的：“现代汉语新诗的真正源头。”近现代以来的文学革命，尤其是诗界革命，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不可缺少的背景。更多人认为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开始。长期以来，人们对汉语白话新诗起源的关注，更多地落在了胡适、郭沫若的诗集上，尤其是对胡适的《尝试集》推崇备至。因为初从分行的文字看，他们的诗作表面上确实能称得上是中国新诗的源头。但从其新诗对后来影响的角度看，张枣认为胡适的没产生什么影响，而鲁迅的影响较大。“最关键的，是胡适在中国现代诗歌写作中间，从后来的闻一多、李金发、戴望舒、九叶派……到我们今天的写作，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考察文学的影响，不是从前往后考察，应该从后往前考察。如果这个源头是胡适，如果他正确的话，就会从源头流到现在；但胡适的写作不正确，不重要，没有流传。而在另一个源流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其他的人，比如鲁迅、闻一多……”[19]反推溯源的思考方法，虽不新颖，但用在这里来检验究竟是胡适对未来产生了影响还是鲁迅对未来产生了影响却很管用。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实践来判断他们对后世有没有影响，这实质上是在审查他们的创作观念有没有人愿意继承的问题，也审查他们当初的写作的意图、立论的前提有没有可操作的可能的问题，以及有没有实践的价值等问题。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检验后，张枣看到了胡适与鲁迅之间在新诗创作方面的巨大差别，《尝试集》确实具有浓郁的“白话”色彩，而《野草》的艺术价值的确被更多人认识到并予以吸收。因此张枣说：“中国现代诗之父其实是鲁迅，而不是胡适。”[20]之所以这样说，就在于鲁迅的现代诗有传人有后续影响，而胡适的现代诗在张枣看来是没有传人也没有产生相关的影响。“我们新诗的第一个伟大诗人，我们诗歌现代性的源头的奠基人，是鲁迅。鲁迅以他无与伦比的象征主义的小册子《野草》奠定了现代汉语诗的开始。”[21]在当时，更多的当事人仍然处于局中，尚不能看清楚《尝试集》与《野草》到底孰是孰非。而处于旁观者立场的张枣，虽不是当局者的角色之一，也根本不可能是与鲁迅的直接接触者的角色，但以研究者的视角认识这两部诗集，总要以一种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对它们进行分析，由此得出的判断也才能较为可靠、令人信服。
诗学的：“你至少会获得感性的体悟。”首先是作为一名诗人的张枣。作为一名精通德语、英语、汉语等多门语言的语言学家，诗人张枣从不同的语言中感受到了诗歌无处不在，诗人在哪里诗歌就在哪里。不论在哪里，诗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豪情壮志，都可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家乡读书时，因老师写诗讽刺学生，张枣以自己独创的诗歌回应了老师的讽刺诗，维护了自己同学的尊严。到国外留学期间，张枣把汉语留给自己的新诗创作，不随意写诗，只要写诗，便力求是精品的。读张枣的诗，句句凝练深邃，首首经典优雅。其次是诗歌的调式。如“《野草》中，鲁迅的主调式是忧郁的，如果谁说诗意的忧郁不好定义，确实，不过只要细细品味《野草》，你至少会获得感性的体悟，你至少还可以将这忧郁细化”[22]，张枣分析了《雪》《希望》《颓败线的颤动》《腊叶》《好的故事》中的忧郁，且各个不同。这意味着，即使《野草》的主调式大体相同，但每一篇和每一篇之间的调式仍有细微的差别。为此，张枣进行了细微的发掘，客观地分析了《野草》中调式各不相同的具体表现。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在于鲁迅在不同的散文诗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是各不相同的。从音乐理论看，诗歌调式的变化，是为了传情达意、表达诗意人生等。再次，出于不同语义的表达的需要，《野草》中不同人物发声的目的反映了不同的生存境遇。从发声的角度看，人的言说是为了维护自己生存的安全。不利于自己的生存时，就要言说，以挽救自己的生存安全的缺失。在讲析《秋夜》时张枣说：“花、草、小虫等，基本上都被霜、严冬和天空的强大力量压倒了，基本上都是微弱的发声者，但它们身上有一种发声的希望。”[23]受到压迫了，自己不希望遭遇灭亡，还希望能顽强地生存下去，并且与那些不良现象继续做斗争，所以就表达自己生的欲望。哪怕是一线希望，也不能放过。这就是言说的意义。如讲评《立论》时张枣明确提出的“发声的危机就是生存的危机”[24]，如讲评《火的冰》时认为“他不能言说自己的生存，自己身上的创造力就变成了冰，说不出话，就是生存被压抑，说出话生存才得以飞扬”[25]等。就每一个个体而言，连言说的机会都已经没有了，这意味着说话权利的缺失或者被剥夺。实际上这就是个体的生存境遇受到了威胁和挑战。就施压者而言，掌权者不允许其麾下的个人表达自己的愿望、自己的处境，只希望你沉默、失声，甚至希望处于弱势地位者永远臣服于强势者，永远遵守所谓的规矩。最后，表达一种美的缺失。在讲评《野草》的诗篇中，如“生存的缺在是通过文本来弥补的，而通过这种弥补，又会让我们向往一种实在的生活场景，这就是《好的故事》的意义”[26]，就意味着现实生活的不美好，但盼望美好。这里的写法是一种衬托，用想象中的美好生活来反衬现实生活的不美好，表达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表达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压抑乃至生命的威胁等。可见，张枣对鲁迅通过散文诗的艺术形式表达的生命感受进行的分析、讲评是得体的，是合理的，是深入浅出的，是明白易懂的，体现了他的诗学追求。
三 汪卫东的《野草》诗学研究
将《野草》放在鲁迅的一生及其全部作品中看，这本身就是一种尊重客观现实、尊重整体感悟的态度。“客观性”与“整体性”是汪卫东的《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试图推进《野草》研究的突破点，同时体现其诗学倾向。在汪卫东看来，“诗心”既是《野草》整体性的内核，也是《野草》客观性的组成部分。在《野草》研究史上，作为一部著作，该书是第一部从整体研究的角度解读《野草》的专著。从书名看，读者能感受到该书著者整体研究、客观研究的深刻意图。
汪卫东对《野草》整体性的论述，是基于对鲁迅生平与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发现，即对以1923年的沉默为标志的鲁迅“第二次绝望”的发现。在该书的第一章“一九二三年的鲁迅”中，汪卫东通过对鲁迅日记、文本和生平细节的翔实考察尤其是对其心路历程的深入梳理，充分揭示了1923年的沉默对于鲁迅的意义，将其视为“第二次绝望”的标志。这一发现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涉及对于鲁迅生平与思想的重新划分与评价。我们知道，1924年2月，鲁迅开始写《彷徨》，9月，又开始《野草》的写作。汪卫东认为：“《彷徨》和《野草》既标志着他打破了一年的沉默，又记录了他走出绝望的心路历程。《彷徨》是一次梦魇式的写作，将作者自我人生悲剧的可能性写了下来，……《野草》作为一种更为内在的写作，是鲁迅冲决其第二次绝望的过程，是一次生命的行动，可以说，正是借《野草》的写作，鲁迅走出了第二次绝望。经过《野草》中的生命历险，鲁迅终于确证了‘反抗绝望’——‘绝望的抗战’的人生哲学，从而解决了自我的危机。”[27]这无疑为《野草》整体性的确立寻找到一个坚实的基座。由此，《野草》的性质就得以确立：“《野草》，与其说是一个写作的文本，不如说是20年代中期鲁迅陷入第二次绝望时生命追问的一个过程，一次穿越致命绝望的生命行动。”[28]并同时指出：《野草》中存在一个自成系统的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该书系统扎实地解读和梳理出《野草》中“向死”——“生死挣扎”——“新生”等有机组成部分，展现了《野草》反抗绝望的不可逆时间过程。
第一章写1923年的鲁迅，就是将《野草》视为冲决“第二次绝望”的行动，最后一章写“《野草》之后”，讨论《野草》的生成与杂文的产生。这样，就将所研究的《野草》时期（1924—1927年）与其早期（1881—1922年）、转折期（1923年）、后期（1928—1936年），完全贯通起来，从而至少显示出时间上的整体性。这样，不仅《野草》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整体观，而且通过《野草》，鲁迅的整个精神世界与生命历程也豁然贯通，形成一个新的整体观。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散文诗，需要的是整体感悟，而不是支离破碎的文本解读。而且，整体感悟是诗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该书将《野草》置于鲁迅的作品中、鲁迅的一生中进行整体认知、整体感悟、注重领悟等，自然体现了一种鲜明的诗学倾向。
正是在上述“整体性”基础上，汪著建立了自己的对《野草》研究的客观性的理解。汪卫东说，厚重的《野草》研究史可谓是硕果累累，但也存在需要反思的问题。他对《野草》中随意性的主观研究提出批评：“更多的思想阐释、诗学解读和文化比较研究，常常随意将《野草》拆散开来，随机地撒入漫无涯际的中西文化、思想及鲁迅思想与文学世界，以相互参证、相互说明的方式来言说对《野草》的想象，而无视《野草》作为研究对象的整体存在，在这样宏观而自由的阐释中，我们看到的是研究者的块垒与才情，却看不到《野草》。”[29]汪卫东也肯定了《野草》研究中客观性实证研究的可贵贡献：“与《野草》研究中大量主观阐释性研究相比，以孙玉石先生《〈野草〉研究》为代表的以实证为基础的本体性研究，是弥足珍贵并值得发扬的。”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该书对《野草》研究“诗心”目标的设置：“我将看似极为主观的‘诗心’，作为《野草》研究客观性追问的对象和终点，这一‘诗心’，是作为‘诗’的《野草》的内核，它起于实证，但最后必须进入自成系统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野草》整体，在这一整体中精确把握其‘诗’与‘思’的内核。”[30]这样，看似主观性的“诗”，也成了客观的必要组成部分和客观追问的对象。“诗心”的辩证设定，超越了我们对主、客观的片面认识，既尊重了研究的客观性，又兼顾《野草》的“诗”的特质，为《野草》诗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研究空间。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该书《野草》研究的客观性所在：1.《野草》的起点，即以1923年的沉默为标志的“第二次绝望”；2.对走进《野草》前的鲁迅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深入了解；3.《野草》自成系统的精神世界、文本世界和艺术世界。而看似幽玄的“诗心”，也就在其中。也就是说，客观地再现《野草》的“诗心”也是该书所讨论的内容之一。而再现说的本质，强调以现实生活为蓝本，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与再现。该书的“诗心”说是建立在新的整体观的基础上。在这一整体观的观照下，对《野草》进行的客观再现或模仿研究就显示了可靠、可信的诗学特点。
总之，能将《野草》的24篇散文诗融为一个“整体”，予以“客观性”研究，并突出“诗心”这一内核，这不仅是一次勇敢的行动，一种驾驭能力的表现，更表明了论者的智慧与识见。汪卫东说：“与《野草》‘诗心’对话，严谨的考证、精密的推理、丰富的体验、深厚的知识积累、敏锐的文字感悟、宽博的艺术修养，都缺一不可。”[31]就该书从《野草》与佛教、语言、节奏、音乐、尼采作品、夏目漱石作品等关系的考察而言，我们都能看出汪卫东以一种深厚的学术功底、广阔的学术视野努力拓展着《野草》的研究空间。在众多的《野草》研究著述中，尤其是在探索“诗心”方面，汪卫东仍然“探寻”出诸多新意，令人耳目一新，为《野草》研究，特别是为《野草》的诗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对未来《野草》研究的发展，具有启发和借鉴的重要意义。
四 朱崇科的《野草》诗学研究
微观视角下《野草》诗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张闳的《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与精神密码》一书分为八章，宏观地分析了《野草》的诗学及其解读《野草》诗学的精神密码。说其是《野草》研究史上第一部从宏观角度解读《野草》诗学的专著，是没有什么疑义的。而从诗学的角度，对《野草》全书各篇进行微观阐释的第一部专著，则是朱崇科的《〈野草〉文本心诠》。可见，在如何写出自己的特色，表现与众不同，乃至创新方面，朱崇科还是花费了很多的心思的。他在绪论中说：“和前人有些过于拘谨或随意的单篇解读方式不同，本书的解读有几个不同点：（1）立足于扎实的文献综述，文献的匮乏往往是很多信口开河地重读的失败要因——要么是闭门造车、了无新意，要么是自以为是、离题万里；（2）每篇解读呈现出相对独特的新意，且能够自圆其说。”[32]从该书每篇解读文字看，他确实显示了独特、创新之处，并实现了这样的研究目标。
鲁迅说，《野草》是写给他自己看的，不希望他人看。这里有纪念的意义，当然鲁迅也考虑到了文本灰色的内涵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因为最具个人化的文字，在情感方面可能是毫无遮拦的，或是遮拦少一些，所以文字内里流淌着的悲哀、寂寞、孤独、绝望等的情绪就会传染人，令一些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这意味着《野草》文本是独特的，读者凭借阅读经验是应该能看得出来的。从体裁看，作为散文诗的《野草》，自然具有散文诗的独特之处。而如何表现《野草》从体裁到内容的独特性，研究者本人所具有的驾驭文本的知识、能力、相关信息储备等方面就显得极为重要。孙郁在该书中序中说：“朱崇科在这本《〈野草〉文本心诠》表达了什么？他在书中提供了怎样的新精神和别于他人的心解？我阅读此书，觉得作者有一个大的雄心，即寻找跨时空性和文体跨越性的根由，在复杂性、立体性、和否定性里，形成寻找《野草》独特性的诗学结构。这是一种试图与前人不同的尝试，但又不能不在前人的基础上慢慢摸索。我在这里看到了他对前人研究的一种借鉴和扬弃，一些地方试图摆脱旧影的努力。研究鲁迅的有魅力的地方，也有这样的因素的。他的苦苦的努力，也看出新一代学者的知识结构与前几代人的差异。”[33]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学术贡献，在拓展《野草》研究领域方面，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也给后续的研究者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如何借鉴、吸收、创新、发展、超越，朱崇科在细读、诠释《野草》各篇散文诗诗学内涵的过程中，从整体的诗学建构到局部的细节表述，都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功的探索。而且，这样的探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鲁迅作品的思想、风格取法于古今中外的大家这一点看，“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的评价是有道理的。毕竟他们之间有诸多相通之处，虽然身处不同的时空中，但文与质方面的共鸣还是存在的。从他们的创作实践中，读者有时会发现这一点。在接受托尔斯泰、尼采的影响方面，《野草》文本显示了鲁迅的悲悯情怀、陌生化的表述。在《复仇（其二）》中，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虽然完成了对自己、对庸众的复仇，但苦难与救赎的主题仍然是其要表达的重点，因为耶稣的身上有鲁迅的影子。在《墓碣文》中，如“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等，诸多矛盾表述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形成悖论。而矛盾的一方单拿出来时，读者则是熟悉的，并不难解。当矛盾的双方融合在一起时，读者的视觉受到了陌生化图景的冲击，一幅幅不协调的场景迅速映入眼帘，甚至目不暇接，进而形成新的感受。鲁迅如此表达的目的，既显示了拒绝平庸、庸常的叙述，同时也反映了人的生存的困境。从《野草》的内里走向外在，而不是从外在的理论走向《野草》的内里。这实际上反映了研究者是从理论走向文本，还是从文本出发选择适合于文本的理论的研究路向的问题。从朱崇科对《野草》全书的诗学建构看，他显然从《野草》文本出发，在开阖有度中选择适合于《野草》文体的诗学理论，进而建构自己的诗学诠释框架。如果从《主体的背面与断续》《“失恋”的三重境界与诗学》《复仇的无聊与无聊的复仇》《层进、回环与对峙的张力》《“立人”的姿态和立场：“蓬勃地奋飞”》《奴化/物质“文明”的双重反讽》《解/构“国民性”》《家国同构中的个体突围》《“立人”的繁复性及互文性诗学》等24篇诠释文的正标题及各篇具体论述内容看，朱崇科精心营构《野草》微观诗学的逻辑框架、写作脉络、行文思路的目标，不仅较好地完成了，而且流露了《野草》诗学凝练、含蓄、自然、流动的理论色彩。
这种诗学建构的意识，也萦绕在每一篇富于新意的诠释文字的具体论述当中。对两性关系的新颖解读。如在诠释《好的故事》时，论者指出：不妨从弗洛伊德那里找寻新的可能性[34]。在朦胧中所看见的好的故事，其实是梦境中的故事。弗洛伊德写梦、写欲望、写冲动、写非理性、写潜意识，实际上是为了表达人性的本真面貌：人的本能或欲望受到压抑后要通过梦或无意识而得到补偿，这种情况下的人自然会达到心理平衡的状态，否则容易导致精神分裂。所以，论者在分析美好的春梦时，细致地考察了由众多意象融合而成的春梦、梦中的女子及其姿采等内容，所依据的是“好”的背后的文化意蕴。也就是说，从《周易》《诗经》《说文解字》中的相关内容看，“好”的意思与两性关系密切。而无论梦还是性，都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紧密相连。本我在展现自己的本能及欲望时，是真诚的，是实事求是的，是毫无掩盖的，甚至是野蛮的。这种野蛮是为了达到生命的极致的大飞扬，是为了达到“好”的状态。论者对意象融合、两性关系的分析，落脚点也在“好”上面，这其实是他们之间的共鸣，也是论者的认同，而绝不是附会。因此，这种诗学建构的意识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五 其他研究者的《野草》诗学研究
21世纪《野草》研究的新气象。从《野草》的诗学研究看，研究者在承续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独辟蹊径，独抒新见。如围绕着语言节奏方面，马军英在“从审美活动的节奏及其特点来探索《秋夜》这一诗篇的形式建构与其思想含义”[35]时，概括了文本中的审美节奏，指出这一审美节奏是由小粉红花、枣树、小青虫、栀子花等节拍构成的，并详细勾勒了每个节拍都是由物→心→物→心→物组合而成的。从形成的“物”与“我”之间的关系看，这样的审美节奏在发挥自审与他审的功能方面，显然是有效用的，值得肯定。张鑫在《论〈野草〉的语言节奏与“意蕴节奏”》一文里，从音乐中的韵律切入，详细分析了“意蕴节奏”。列举了《影的告别》《求乞者》《复仇（其二）》《颓败线的颤动》等文中的主题变奏，条分缕析地论述了《希望》中的“意蕴节奏”。认为：《希望》的主题有四：A.“寻找‘身外的青春’”；B.“发现‘身外的青春’并不存在”；C.“选择‘肉薄’”和D.“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而“《希望》的核心主题，是通过诸多副主题的变奏、反复，以及这些变奏、反复的副主题的交叉否定、相互超越而推动的，并通过一个异质主题的突然切入，最终促成的”。[36]对“意蕴节奏”的把握，实际上是对鲁迅在《希望》中所流淌的情绪、情感的把握，是对文本思路、作者思维的把握，在把握作者的情感变化方面显然是有意义的。
运用转折连词，呈现《野草》诗学的色彩和面貌。王本朝认为鲁迅在《野草》中对转折连词“然而”有着恰当而巧妙的运用，无论是对情感和寓意的表达，还是形成语气节奏的转换与跌宕，都使语意表达多了一份意味深长的气势神韵。[37]同王本朝对“然而”的分析类似，周江平对《秋夜》中的“秋”所做的文字学解构、诠释，独辟蹊径，给人印象深刻。他说：“正是基于德里达综合逻辑思维和形象空间思维的解构方式，笔者从甲骨文等古文字的形象意蕴对鲁迅的散文《秋夜》尝试探索一种新的诠释方法，这种方法从字形的变体中展开空间形象想象，并和文本中的形象描述相关联，直观地把握了文本旨意，并产生文本阅读的审美意趣。”[38]结合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仅从一个“秋”字的字形演变，就细腻地解读了文本，这种解读方式对深入分析文本显然是有帮助的，值得推广。同样是写夜，王彬彬在《月夜里的鲁迅》一文中说：“月夜里的鲁迅是伤感的。当我们想象着月夜里的鲁迅，当我们看到鲁迅举头凝视着那或大或小，或圆或缺的月亮，我们更多地感受到了鲁迅性格中温软的一面，更深地体味到了鲁迅精神上阴润的一面，更强烈地意识到了鲁迅心理上柔弱的一面。我们对鲁迅性格中坚硬的一面、对鲁迅精神上阳刚的一面、对鲁迅心理上强大的一面，已经说了很多。当然不能说已有的这种言说是在歪曲鲁迅，但如果仅仅只看到鲁迅的坚硬、阳刚、强大，却感受不到鲁迅的伤感，体味不到鲁迅的温软、阴润、柔弱，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不能说是很真实的鲁迅。”[39]结合鲁迅性格的研究现状，过于强调阳刚的一面，而忽略温软的一面，这是片面的表现。为此，王彬彬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当然，能一分为二地分析鲁迅的性格、形象自然是可取的，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令人信服的。王彬彬的批评，就是为了达到这一个目标。此外，赵志认为矛盾修辞是阅读《野草》的金钥匙[40]，也具有诗学研读意义方面的参考价值。
总之，对《野草》的语言风格、修辞手法、文本结构、主题意蕴等诗学内涵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文学理论内涵的探索。
注释
[1]王瑶：《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119页。
[2]王瑶：《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0页。
[3]王瑶：《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页。
[4]刘继业：《论孙玉石先生的〈《野草》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8期。
[5]石尚文、邓忠强：《〈野草〉浅析》，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6]石尚文、邓忠强：《〈野草〉浅析》，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页。
[7]孙玉石：《〈野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8]张闳：《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与精神密码》，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9]张闳：《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与精神密码》，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0]张闳：《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与精神密码》，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11]张闳：《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与精神密码》，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页。
[12]张闳：《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与精神密码》，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
[13]张闳：《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与精神密码》，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页。
[14]张闳：《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与精神密码》，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15]张闳：《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与精神密码》，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16]张闳：《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与精神密码》，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17]张闳：《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与精神密码》，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18]张闳：《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与精神密码》，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19]张枣：《张枣随笔选》，颜炼军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
[20]张枣：《张枣随笔选》，颜炼军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
[21]张枣：《张枣随笔选》，颜炼军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页。
[22]张枣：《张枣随笔选》，颜炼军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
[23]张枣：《张枣随笔选》，颜炼军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
[24]张枣：《张枣随笔选》，颜炼军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25]张枣：《张枣随笔选》，颜炼军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160页。
[26]张枣：《张枣随笔选》，颜炼军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27]汪卫东：《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28]汪卫东：《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29]汪卫东：《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代前言第5页。
[30]汪卫东：《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代前言第12页。
[31]汪卫东：《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代前言第12页。
[32]朱崇科：《〈野草〉文本心诠》，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33]朱崇科：《〈野草〉文本心诠》，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序第6页。
[34]朱崇科：《〈野草〉文本心诠》，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9页。
[35]马军英：《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鲁迅〈秋夜〉的内在节奏及其相关的诗学问题》，《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36]张鑫：《论〈野草〉的语言节奏与“意蕴节奏”》，《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期。
[37]王本朝：《“然而”与〈野草〉的话语方式》，《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38]周江平：《德里达解构主义视域内鲁迅〈秋夜〉的文字学诠释》，《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39]王彬彬：《月夜里的鲁迅》，《文艺研究》2013年第11期。
[40]赵志：《以矛盾修辞法解读鲁迅的〈野草〉》，《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