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查尔斯·约翰逊的生平及作品简介
文学批评当然不能把一个作家的生平与他的作品分割开来。（Johnson，Turning the Wheel 148）
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1948—）是当代美国杰出的黑人作家，被誉为“美国自‘二战’之后最重要和最有创新性的严肃小说家之一”（Conner，Passing the Three Gates 481）。他曾长期担任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首位“S.韦尔逊与G.M.波洛克讲席英语杰出教授”，讲授小说创作，并于2009年退休成为荣誉教授。迄今为止，约翰逊共出版长篇小说4部，分别为《菲丝与好东西》（Faith and the Good Thing，1974）、《牧牛传说》（Oxherding Tale，1982）、《中间航道》（Middle Passage，1990）以及《梦想家》（Dreamer：A Novel，1998）。其中，《中间航道》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曾荣获1990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他也由此成为继拉尔夫·埃利森在1953年获奖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黑人男作家。约翰逊获得的其他重要奖项包括1998年的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Fellow），这是由麦克阿瑟基金会颁发的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项之一，以及2000年由美国艺术委员会颁发的艺术终身成就奖（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Arts Award）。2003年，约翰逊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除了长篇小说，约翰逊还著有3部短篇小说集，分别是《魔法师的学徒》（The Sorcerer's Apprentice，1986）、《捉魂人及其他故事集》（Soulcatcher and Other Stories，2001）以及《金博士的冰箱及其他睡前故事》（Dr.King's Refrigerator and Other Bedtime Stories，2005）。根据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约翰逊位列当代美国最杰出的十位短篇小说家之一，其短篇小说荣获过欧·亨利故事奖（O’Henry Prize Stories，1993），并入选1992年度美国最佳短篇故事（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在文学创作之余，约翰逊还在漫画、哲学研究以及文学评论方面颇有建树，他的《存在与种族：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黑人文学》（Being and Race：Black Writing Since 1970，1988）和《转法轮：佛教与文学》（Turning the Wheel：Essays on Buddhism and Writing，2003）已经分别成为黑人文学和佛教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他最晚近的两部著作分别是《驯牛：佛教故事以及关于政治、种族、文化和精神实践的反思》（Taming the Ox：Buddhist Stories and Reflections on Politics，Race，Culture，and Spiritual Practice，2014）和《查尔斯·约翰逊的语言和智慧》（The Words&Wisdom of Charles Johnson，2015），均收录了他在近十多年来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和杂文，内容广泛涉及东方宗教文化和美国种族问题等话题，是研究约翰逊的小说必不可少的材料。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约翰逊还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成为与理查德·罗蒂、查尔斯·伯恩斯坦以及玛莎·纳斯鲍姆等人齐名的公共知识分子（Selzer 158）。
根据约翰逊在其自传以及多次访谈中的表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对他的创作生涯有重大影响的以下四个方面因素：一是青少年时期在家乡芝加哥埃文斯顿区（Evanston）经历的相对融洽的种族环境，以及亲人们为他树立的积极正面的榜样。这让他理解了黑人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看到了一贯以种族冲突为主题的传统黑人文学的局限性。二是在大学期间学习哲学专业的经历，让他对东西方几千年的哲学传统有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其中佛教和现象学的影响尤为重要，以至于决定性地塑造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为他后来向东方宗教思想的跨越搭建了桥梁。三是他从中学开始以学习武术为契机与东方宗教文化结缘的过程。印度教、佛教和道教都给他带来很大的思想启发，也为他的小说涂上一层浓郁的东方宗教神韵。四是大学期间与著名作家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建立起来的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无论是在文学创作原则、作家的社会使命以及艺术的道德责任等宏观方面，还是在遣词造句、人物塑造、情节设计和结构形式等微观方面，约翰逊都从加德纳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对于上述第二、第三和第四等方面，我们将放在下文第一章中详细论述。本节重点介绍第一个方面，即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对约翰逊的影响。
1948年4月23日，约翰逊出生在芝加哥以北十多英里的埃文斯顿区的一个普通黑人家庭。父亲本尼·约翰逊（Benny Johnson）于20世纪40年代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来到芝加哥，投奔当时正在埃文斯顿开办一家建筑公司的大哥威廉·约翰逊（William Johnson）。根据约翰逊在自传中的讲述，他的这位伯父堪称他们整个家族的模范。他不但把自己的建筑公司经营得非常成功，而且还竭尽所能地帮亲人们改善生活和教育条件，使他们得以从种族压迫严重的南方来到相对宽松的北方地区。此外他还非常热心公益事业，为埃文斯顿的居民们捐资修建教堂、医院和学校等。约翰逊非常敬仰自己的伯父，后者对家庭和社会的强烈责任心给他留下了深刻影响。约翰逊后来在小说《梦想家》中描写的人物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就是以这位伯父为原型创作出来的。
约翰逊的父母对他也有积极影响。据其描述，他的父亲本尼是一位“有很强的自尊心和责任感，但又有点腼腆的人。他起居有常，喜欢去教堂做礼拜，并用自己的劳动付出的质量和多少来衡量自己的价值”（Byrd，I Call Myself an Artist 3）。[1]虽然生活艰辛，但本尼从来不怨天尤人，而是用勤劳的汗水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这种自我奉献精神让约翰逊非常难忘，他说：“我的父亲对我影响很大……他教会了我怎样工作。”（McWilliams，Passing the Three Gates 156）虽然约翰逊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但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便要求他学会独立打工赚钱以贴补家用，这让他继承了父亲勤劳朴实的性格。
约翰逊的母亲露比·约翰逊（Ruby Johnson）在12岁时便随父母从佐治亚州来到埃文斯顿。她虽然没有受过太多正规教育，却有一颗艺术家的心灵，对各种艺术活动很感兴趣，尤其喜欢阅读小说。她的理想一直是成为一名小学教师，但因身患哮喘病而未能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不过对后来出生的约翰逊来说，这倒是一件好事。露比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对儿子的教育上，母子两人一起读书交流。家里总是摆满了母亲的各种藏书，它们成了约翰逊小时候最好的精神陪伴，让其受益终生。露比还在约翰逊12岁时开始要求他写日记，这个习惯的养成对约翰逊后来成为一名作家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可以说，约翰逊身边的大多数亲人都给他树立了很积极正面的人格形象。在他们身上，约翰逊看到了坚强、勤奋、包容、奉献以及乐观向上的奋斗精神。这与传统黑人文学中塑造的那些要么逆来顺受、含冤受屈，要么对社会充满仇视和怨恨、只想着复仇却不愿意付出的黑人形象有着巨大反差。约翰逊对自己的成长环境非常满意。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亲人之间互助互爱、和睦相处，使人们忘记了贫困。他后来回忆说：“我没有成长在一个到处都是受害者的环境里。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我不认为黑人在我所生活的世界里是无助的。”（McWilliams，Passing the Three Gates 90，91）
值得强调的是，约翰逊一家所在的埃文斯顿区是芝加哥有名的富人区，也是美国当时较早推行种族融合政策的地区之一。在这里，种族矛盾虽未完全消除，但至少比南方地区缓和多了，也没有像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在《土生子》中所描述的芝加哥黑人聚集区那样恐怖。相反，这里的人们乐观、友善、勤劳。全美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埃文斯顿中学——就位于这里，并且接纳黑人学生，约翰逊就是在这里完成的中学教育。
总之，约翰逊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一个相对和谐、融洽的种族环境中度过的，较少感受到种族主义的困扰。他说：“20世纪50年代的埃文斯顿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毫无疑问，我在这里有被爱感和归属感。”（Byrd，I Call Myself an Artist 6）这样的经历让约翰逊从小就对黑人的未来充满信心。他相信，黑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要他们能从种族奴役的苦难记忆中走出来，不要总是因遭受歧视而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或者让内心的仇恨之火毁灭自己对生活的希望。只要黑人愿意付出，勇于承担起对社会和家人的责任，那么黑人一定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这一信念对约翰逊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熟悉美国文学中的经典黑人形象的读者都知道，黑人通常都是被脸谱化了的人物，最常见的就是无助的受害人或愤怒的复仇者形象，但这样的描写让约翰逊非常不满。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告诉他，真实生活中的黑人并非局限于此，他们中也不乏积极乐观的一面，用屈辱、迫害和反抗等少数关键词并不能把黑人生活囊括殆尽，它远比囿于种族主义视角的作家们所设想的要丰富和复杂得多。而约翰逊在他的作品中也正是要去发掘黑人生活中这些不为人知的方面。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状况
一 国外研究综述
虽然早在1974年约翰逊就凭借处女作《菲丝与好东西》一举成名，而且随后包括《牧牛传说》在内的几部长、短篇小说（集）也屡获奖项，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之前，评论界对他的关注都非常少。甚至直到他获得国家图书奖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种情况依然未有改观。有关评论界对约翰逊的这种选择性忽视的原因，我们将在下文再做介绍。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程开始，在多种文学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下，约翰逊逐渐成为批评家关注的焦点。以美国非裔文学研究主阵地《非裔美国评论》（African American Review）在其1996年的冬季号上发表约翰逊研究专刊为起点，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也在同一年出版约翰逊研究特刊，国际哲学与文学协会还在2000年和2001年连续两年出版约翰逊研究特刊。“查尔斯·约翰逊研究会”也在美国文学协会2003年年会上成立。在过去的大约20年间，国外约翰逊研究界快速涌现出大量重要成果，其中包括10余部研究专著、4部专题论文集、2部传记研究，各种杂志、报纸和电台访谈约300篇（次）以及期刊文章百余篇。综观国外约翰逊研究状况，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如下几个主要的研究维度：
第一，黑人哲理小说研究
二十世纪非裔美国文学与哲学的紧密联系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现象，很多最有代表性的黑人作家都喜欢在小说中融入深刻的哲学思考。从基恩·图默（Jean Toomer）、理查德·赖特、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再到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等人，他/她们作品中的哲理化倾向经常受人关注。鲁道夫·拜尔德（Rudolph Byrd）总结后认为：“运用复杂的哲学体系——比如柏拉图主义、东方哲学、大陆哲学、基督教哲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等——来创建一个有条理的小说世界，这看上去……像是非裔美国文学特有的传统。”（Byrd，“Oxherding Tale”557）约翰逊显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比其他黑人作家进一步拓展了黑人哲理小说范畴的广度和深度。在一次接受访谈时，约翰逊如此表达了他的创作理想：“我自打20世纪70年代开始写小说之日起，就有一个明确且坚定的目标，就是拓展所谓的黑人哲理小说的范畴，把我作为一个哲学专业学生始终在努力思考的伦理、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问题纳入进来，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Boccia 612）这句话也成为打开约翰逊小说世界的第一把钥匙。
由于约翰逊作品的明显哲理化倾向，“评价约翰逊作为一名作家的地位的主要策略之一就是去描述他对不同哲学传统的娴熟运用”（Whalen-Bridge 247）。拜尔德的《书写美国羊皮卷：查尔斯·约翰逊小说研究》（Charles Johnson's Novels：Writing the American Palimpsest，2005）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他发现：“吸引约翰逊的各种问题都源自他对不同哲学传统的研究运用，它们为他小说中的黑人世界搭建了一个拓展平台。”（8）比如在《菲丝与好东西》中，约翰逊就受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讨论的善的理念的启发，在借鉴后者的诸多象征和隐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生究竟应追求什么样的“好东西”的问题。在《牧牛传说》中，约翰逊则转向了东方哲学传统，以禅宗和道家思想为依托，他思考了自由和欲望的关系。《中间航道》依然是对自由问题的关注，但更多受到欧陆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影响。在约翰逊最晚近的长篇小说《梦想家》中，拜尔德更多发现了怀特海过程哲学和《圣经》寓言的影子。在对约翰逊的主要作品进行认真分析后，拜尔德指出：“约翰逊在每一部小说中都推进和发展了他所谓的‘黑人哲理小说’的远大艺术规划，并由此丰富和扩展了美国小说的广阔传统。”（9）
由马克·康纳（Marc C.Conner）和威廉·纳什（William R.Nash）合编的论文集《查尔斯·约翰逊：作为哲学家的小说家》（Charles Johnson：The Novelist as Philosopher，2007）是从哲学维度研究约翰逊小说的又一力作。该文集在研究方法上基本延续了拜尔德的做法，即把约翰逊看成是一位受到众多哲学传统影响的作家，包括欧洲现象学、美国实用主义、佛教哲学、存在主义以及基督教哲学等，认为约翰逊小说中涉及的那些命题通常更受哲学家所偏好。两位编者在“导言”部分肯定了约翰逊的做法，即“运用最宽泛意义上的哲学去理解和处理人类所面对的深刻社会问题和精神挑战”（xx），因此，我们要想充分理解约翰逊小说中的美学和文化内涵，就“必须考虑约翰逊所接受的那些具体的哲学文本和传统，并且综合运用东西方的哲学研究传统”（xx）。
琳达·塞尔泽（Linda F.Selzer）的《语境中的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 in Context，2009）是一部非常值得关注的研究专著。与前人更关注约翰逊作品中的哲学内涵不同，塞尔泽更强调约翰逊的小说创作与他所处的社会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塞尔泽在对约翰逊不同阶段的作品和社会背景进行深入交叉分析后认为，约翰逊作为一名哲学专业学生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学习经历引起了他对种族经验和种族身份等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兴趣，表现在他的处女作《菲丝与好东西》中。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禅宗热潮在美国兴起，约翰逊又从佛教视角重新审视了后奴隶制时代的黑人解放问题，《牧牛传说》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约翰逊又越来越关注知识分子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开始尝试化解知识分子在个人层面上的形而上探索与其应该担负的社会使命之间的矛盾，《中间航道》和《梦想家》是这方面的典范。
几乎所有从哲学角度研究约翰逊小说的人都注意到了约翰逊的“黑人哲理小说”（philosophical black fiction）与传统黑人文学之间的差异。一提到黑人文学，很多人立刻想到种族问题、奴隶制、血腥的压迫与反抗，如此等等。但约翰逊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视角，它把黑人原本丰富的生活经验模式化、本质化了。这种思维模式在“二战”之后的黑人抗议小说（protest novel）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哲学与黑人小说》《完整视野：新黑人小说札记》以及《小说与哲学相遇之处》等重要文章中细致阐述了他所理解的“黑人哲理小说”范畴，并在专著《存在与种族》中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黑人文学的特点、成就和不足。他认为，当代黑人文学的最大缺点就是把文学过多绑定在了种族政治主题上，从而限制了文学对更多超越种族主义的问题的关注。黑人没有被当作普通的“人”来看待，而只是被当成了带有特殊标记的“黑人”。他大胆表达了他对除埃利森之外的大多数当代黑人作家的不满，认为他们“只创作了很少的‘好作品’，能够流芳百世的更是少得可怜”（Johnson，Being and Race 120）。即便是备受追捧的莫里森和沃克等人，在他看来也“时常摇摆在狭隘的性别观念边缘，缺乏那些能够超越抗议政治议题的小说所应有的平衡感”（Johnson，Being and Race 120）。与之相反，他所主张的黑人哲理小说“首先并且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诠释过程，它是一种试图悬浮和搁置一切与非裔美国人的生活相关的假定并把它们放入括号（保留怀疑意见）的一种小说。”（Byrd，Charles Johnson's Novels 13）在他看来，黑人问题更是普遍的人的问题，我们关注黑人遭受的歧视、压迫和奴役，更是为了探索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自由和正义的问题。与传统黑人文学不同，约翰逊在作品中创造了众多极具颠覆性的黑人形象，他们往往既不是受压迫的无助羔羊，也不是充满暴力与仇恨的反抗英雄；他们既没有受过让人发指的非人奴役，也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甚至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黑人还是白人，是主人还是奴隶，如此等等。
由于约翰逊对传统黑人文学的这种反叛，他的作品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得到评论界尤其是黑人评论家的认可。尽管他在普通读者那里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多次登上各种畅销书榜单，但是习惯了传统风格的批评家们还是谴责他是黑人文学的叛徒，认为他在向白人文学传统屈服和妥协。比如理查德·哈代克（Richard Hardack，1999）就批评他和超验主义者爱默生一样，只喜欢对包括种族压迫在内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不幸做形而上的思索，却对造成不幸的种族歧视和社会制度提不出任何具体有力的批评。然而近些年来，评论家们大多转变了这种看法，开始积极肯定约翰逊的黑人哲理小说的成就。其中拜尔德的意见较有代表性，他认为，约翰逊的一方面根植于非裔美国文化土壤，同时又广泛吸取东西方不同文化传统的思想智慧，“他在其小说中创作了许多全新的人物形象和情景，不但推进了美国小说的发展演化，还推动我们穿越种族问题的迷障，为我们揭明种族就是一个假象”（196）。另外塞尔泽也表扬约翰逊“一方面极具原创性地综合了文学、哲学与佛教，同时又有力地参与和推动了美国知识和文化生活，并且还为我们指明了更远大的方向”（254）。
第二，东方宗教思想研究
除了富有哲理性，约翰逊的小说创作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他深受东方宗教尤其是禅宗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影响。自“二战”以来，在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和越南禅师释一行等人的推动下，禅宗思想在美国得以快速传播，并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一股强大的禅学热潮，吸引了包括艾伦·金斯堡、杰克·凯鲁亚克、加里·斯奈德和查尔斯·约翰逊这样的美国文化名流成为佛教信徒。约翰逊精通佛教典籍，尤其推崇六祖慧能的《坛经》，经常把后者宣扬的“无念为宗”“见性成佛”和“自性真空”等禅宗理念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从某种层面上来说，约翰逊小说中的很多主人公都经历过从本性迷失到逐渐开悟的禅修历程。除此之外，中国的道家思想也让约翰逊非常着迷。“无欲”“无为”和“无己”等老庄思想也时常渗透进他的小说世界。这些东方传统宗教和文化之所以对约翰逊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为它们传达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为我们实现对日常现实生活的超越指出了不一样的途径，并对那些在西方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二元对立思维和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构成质疑。因此，从禅宗和道家思想入手来解读约翰逊小说也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维度。
事实上，最初引起评论家兴趣的也正是约翰逊作品中的宗教内涵。威廉·格里森（William Gleason）较早分析了《牧牛传说》与中国宋代高僧廓庵师远所绘的《十牛图》之间在结构和主题上的对应关系。在《十牛图》中，牧童象征着未能摆脱各种束缚的自我，牛象征自由的本性，寻牛象征着寻找本真的自我或自由的过程。小说主人公安德鲁·霍金斯对自由和身份的追寻也正是《十牛图》中所描绘的故事在非裔美国文化背景下上演的翻版。在对两者进行细致的比较后，格里森认为：“《牧牛传说》有意识地对非裔美国传统和禅宗思想进行了后现代的跨文化融合，进而试图打开佛教徒所谓的‘天眼’，或者实现约翰逊所理解的严肃小说的最终目的，即感官的解放。”（Gleason 705）理查德·柯林斯（Richard Collins）同样分析了《十牛图》对《牧牛传说》的影响，认为约翰逊的这部小说以隐喻的方式证明：我们只有经历逐步的精神改造，就像《十牛图》中所描绘的步骤那样，才能达到最终开悟，彻底摆脱二元对立或本质主义的思维习惯（72—75）。
前文提到的拜尔德则特别关注了道家思想对《牧牛传说》的影响。他指出，虽然佛教《十牛图》对这部小说的影响毋庸置疑，但“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同样支撑并推动着小说故事从奴隶到自由、从无知到智慧的发展轨迹”，并且认为“道家思想为约翰逊提供了一个思想平台，可以让他在奴隶制的框架内检验、质疑并且最终重新界定有关反抗和自由的概念”（Byrd，Charles Johnson's Novels 71）。在小说中的重要人物睿伯身上，拜尔德发现了道家推崇的“大道不称”和“无欲则刚”等精神境界的完美体现，认为“他正是那位将指引霍金斯摆脱奴役走向自由，并且走向最深层意义上的‘大道’的人”（72）。
乔纳桑·利特尔（Jonathan Little）的《查尔斯·约翰逊的精神想象》（Charles Johnson's Spiritual Imagination，1997）是第一部以约翰逊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并且也重点关注了约翰逊作品中的宗教内涵。利特尔认为：“（约翰逊的作品）促使作家们超越各自有限的视角，拥抱尽可能多的不同视角，以避开在种族和地域上的偏狭见识，促进不同种族间的相互理解，甚至是跨越文化樊篱的共同情感。”（3）从佛家思想来看，世界上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都是虚假的，它们都不过是由意识制造出来的幻象。这其中也包括过去被人们认为无法克服的种族差异。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倘若执着于对彼此妄加区别的偏见，执着于对黑人和白人各自属性的本质主义的界定，他们就永远不可能真正消除痛苦的根源，无法获得彻底的自由和觉悟。在利特尔看来，禅宗所倡导的“不二法门”和“去分别智”——即超越有/无、善/恶、是/非、主/客等二元对立思维，获得平等看待一切事物的大智慧——深刻影响了约翰逊对黑/白种族关系的理解，导致他不遗余力地倡导种族融合论。
盖里·斯托霍夫（Gary Storhoff）的《理解查尔斯·约翰逊》（Understanding Charles Johnson，2004）称得上是一部从东方宗教视角研究约翰逊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斯托霍夫积极肯定了约翰逊对佛教思想的阐发，认为“约翰逊对佛教思想的运用并非是还原式的，在他的文本与佛教原典之间并不存在严格对应关系。事实上，约翰逊明确回避说教式的和还原式的文学表达，而是让自己的作品富有幽默感”（7）。在他看来，约翰逊的创作意图与佛教想要带给信徒的那种精神改造或悟性的提升很接近，“‘佛’是一种尊称，意为‘觉悟的人’，而约翰逊的目的就是要唤醒读者。其作品的基础即是佛教对普遍的、无处不在的、无休止的、彻底的人生不幸福状态的认识”（16—17）。对佛教徒来说，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完全是假象，所谓“色即是空”，而一切不幸和痛苦的根源也恰在于人们总是“以假当真”。这也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来改变自己的不幸福状态，达到佛教所谓的“涅槃境界”。斯托霍夫认为约翰逊的全部作品就是要唤起读者的这种思想转变。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改变的不是客观世界，而是主观认识。需要指出的是，斯托霍夫并不认为约翰逊的这种想法在政治上是消极的，而是号召我们“在一个更包容的宗教语境下理解约翰逊的积极主张”（22）。
很多研究者在关注约翰逊小说的佛教主题时，也留意到了其中日渐被强化的社会政治维度。比如威廉·纳什（William Nash）在专著《查尔斯·约翰逊小说研究》（Charles Johnson's Fiction，2003）中认为，约翰逊的后两部小说，即《中间航道》和《梦想家》，标志着作者正从佛教意义上的个人精神修行和解脱转向“行动主义”（191），并且开始“肯定他所谓的黑人哲理小说在社会和知识上的使命”（191）。纳什通过认真的文本细读后发现，尽管约翰逊在早期相信佛教意义上的“开悟”可以帮助人们（尤其是黑人）摆脱现实生活中的奴役和不幸，但他在后期作品中却越来越怀疑这种可能性，而是更强调实际社会行动在改造生活方面的作用。他选择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作为《梦想家》的主人公，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他的这种思想转变。或许约翰逊已经认识到，仅仅换一种对世界的看法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用行动改造世界。不过纳什的观点遭到了利特尔的反驳，后者并不认为后期的约翰逊在其佛教立场上有什么动摇，相反，“约翰逊对佛教的信念看上去与日俱增”（Little，Charles Johnson's Fiction 745）。《中间航道》和《梦想家》中的佛教思想非但没有削弱，反倒被强化了，约翰逊只是更深刻地意识到了美国种族关系的复杂性，并试图以更可行的方式探讨佛教在化解种族问题上的作用。
第三，后现代主义研究及其他
约翰逊的小说创作深受其启蒙恩师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的影响，而后者对后现代文学始终持批评意见，认为它们“沉溺于时髦的绝望、熵、失败主义、廉价的炫技以及玩世不恭的人生观之中”（转引自Byrd，I Call Myself an Artist 127）。这种观点自然也影响到约翰逊对先锋实验文学的评价。他说：“随着年龄长大，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对文学炫技不感冒了，而是愈加欣赏充满精神力量的讲故事方式以及传统的阅读方式。”（Byrd，I Call Myself an Artist 133）然而，要在后现代文学如日中天的时刻进行文学创作而又丝毫不受其影响是很困难的。近些年来，约翰逊小说中的后现代特征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和发掘。格里森认为“约翰逊在实践上（如果说不是在理论上）是一位自觉的后现代作家”，至少他的《牧牛传说》可以被确切地视为“一部后现代小说”（707），它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典型的后现代文本特征，比如文类混杂、互文性、错时叙述、无处不在的反讽、戏仿和意义含混等。桑奈特·雷特曼（Sonnet Retman）也认为约翰逊在《牧牛传说》中解构了一切二元对立结构，同时又戏仿和重构了不同的文学形式，不断让读者注意到存在于一切有关种族、性别、身份和自由等的历史和哲学叙述的内在矛盾，从而“借用一则东方寓言实现了对经典美国奴隶叙述的后现代颠覆”（418）。
除《牧牛传说》以外，《中间航道》也是很多评论者眼中的标准后现代文本。芭芭拉·塞登（Barbara Thaden）认为：“这部小说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是琳达·哈琴所谓的‘历史书写元小说’的一个重要实例。”（753）完全符合哈琴对这一类后现代小说的界定，即“它们既有强烈的自我反指性，又悖谬地宣称与历史人物和事件相关”（Hutcheon 5）。“它不仅是彻底的自我关照的艺术，而且还根植于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现实之中。”（哈切恩29）它一方面拥有历史小说的题材，选取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叙述背景，像是在讲述那段真实的贩奴贸易史，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方式有意把历史破坏得面目全非，从后现代元小说的角度来思考小说与历史之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关系，同时又将它们问题化和政治化。塞登认为：“约翰逊要求读者重新看待关于美国奴隶制和中间航道的叙述历史，不仅去质疑它们的视角，而且质疑这些叙述对今天的我们有何意义，或者它们应该有什么意义。”（754）塞登重点分析了《中间航道》对经典奴隶叙述的戏仿和颠覆，并且为之辩护。很多评论家认为约翰逊非但没有谴责白人奴隶贩子的罪行，反倒以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开玩笑，这是在亵渎黑人历史。然而塞登却认为约翰逊并非简单地玩弄历史，而只是在强调我们对那段历史上的理解应该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当下的生活。如果对历史的记忆成为让今天的生活陷入痛苦的负荷，那么我们有必要重新解读那段历史。换句话说，约翰逊关心的不是去还原那段历史，而是如何重构那段历史记忆，以便服务于当下。马克·斯登伯格（Marc Steirberg）同样分析了《中间航道》中的后现代主题和手法，认为约翰逊通过对经典奴隶叙述的彻底改写，“让我们重新思考与身份、历史和历史的准确性有关的一切既定观念”（375）。
约翰逊的短篇小说集《招魂人及其他故事》被很多批评家们视为一部失败的作品，认为它的故事结构短促、充满说教性，而且商业气息太浓厚等。但史蒂芬·卢卡斯（Stephen Lucasi）却认为它是一部成功的后现代作品，“约翰逊事实上在《招魂人》中开创了一种后现代主义形式的传记写作模式。这部故事集非但不拒绝、反倒欢迎在美国历史和历史书写中掺入一种复杂的谬误成分”（289）。约翰逊既运用了大量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比如美国国父华盛顿和杰弗逊、美国独立战争、1739年的史陶诺动乱等，同时还经常刻意采用新闻报道和文献记录等体裁以增强故事的真实性，但无处不在的后现代戏仿手法又暴露出故事的虚构性。卢卡斯认为：“《招魂人》同时把人物传记在形式和意识形态上的意图置于虚构作品的中心，并质疑这些知识的文本依据和历史效果。”（306）
近年来，除了在黑人哲理小说研究、东方宗教思想研究和后现代主义研究三个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之外，国外约翰逊研究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视角。其中拜尔德和提姆·麦克威廉斯（Tim McWilliams）的传记资料研究值得一提。前者主编的《我称自己为艺术家：查尔斯·约翰逊文选及其他》（I Call Myself an Artist：Writings by and about Charles Johnson，1999）收录了约翰逊的自传、论文、信札和书评等，后者主编的《穿越三重门：约翰逊访谈录》（Passing the Three Gates：Interviews with Charles Johnson，2004）则汇聚了约翰逊接受过的各种访谈中的精华。两者均为开展约翰逊研究搜集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另外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神话批评、印度宗教等视角也被纷纷引入约翰逊研究，只不过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果仍略显分散和单薄，在此不做介绍。
二 国内研究综述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已有不少与约翰逊相关的研究成果出现。戴欢的《迈向“无需战败他者的胜利”——查尔斯·约翰逊小说〈中途〉解析》（2011）是第一篇以约翰逊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另外他发表的论文《中间性及其超越——查尔斯·约翰逊小说〈中途〉主人公的身份转化》（2011）和刘捷的论文《查尔斯·约翰逊的〈中途〉》（2001）均对约翰逊的这部获奖小说做了初步分析。马希武在《美国作家查尔斯·约翰逊评介》（2010）一文中概括介绍了约翰逊的生平与创作。
或许是受国外学者影响，国内学者的研究比较喜欢运用后现代视角。比如何新敏在论文《“间质空间”阈限下的身份认同问题》（2014）中运用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解读了《中间航道》中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另外他在文章《诗性的历史叙述——〈中途〉的后现代历史叙事解读》（2015）中还从后现代历史书写元小说的角度解读了《中途》，认为它用虚实结合的后现代历史叙事策略，表现了作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美国黑人未来的思考。吕万英等人在《基于历史编撰元小说视角的〈中途〉叙事策略研究》（2015）一文中也做出了类似研究。
此外，庞好农的《唯我论的表征与内核：评约翰逊的〈中间航道〉》（2015）以叔本华的主观唯心论为参照，分析了小说中的权力意志论对人性和社会基本伦理的扭曲。史永红在《〈中途〉的心理创伤与救赎之道》（2015）一文中，结合精神分析和文化分析的方法，探讨鲁特福德所遭受的心理创伤，揭示产生创伤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救赎之道。在作品译介方面，史永红翻译了约翰逊的短篇小说《追捕黑人者》（2012）。[2]
不难发现，约翰逊小说研究在国内尚处于初级阶段，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首先，研究内容有待拓展。目前国内研究者几乎全部仅关注约翰逊的最著名作品《中间航道》，对他的《牧牛传说》等重要作品鲜有提及，而约翰逊本人多次强调后者才最能代表他的艺术理想和成就。其次，研究缺乏系统性。至今尚没有人系统的关注约翰逊的小说观，特别是东方宗教文化如何系统地影响了他的黑人哲理小说创作。再次，研究视角也亟待拓展。大部分研究者仍然把关注重点放在种族问题上，而对约翰逊小说中的东方文化元素则没有足够重视。
三 当前国外约翰逊研究中仍存在的不足
从20世纪80年代的寂寂无闻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炙手可热，约翰逊在评论界的命运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这种转变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变化了的社会语境。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黑人民权运动的余波尚未褪去，黑人民族主义仍旧是影响当时黑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主导思想。是否对白人种族主义提出了明确批评几乎成为衡量黑人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在这种语境下，约翰逊的小说创作显得非常另类，自然很难得到批评界认可。被他寄予厚望的《牧牛传说》一开始竟然被多家出版社拒稿，好不容易在1982年出版后又恰巧和同年问世的沃克的《紫色》以及格洛莉亚·内勒（Gloria Naylor）的《布鲁斯特街的女人》（The Women of Brewster Place）发生撞车，后两部作品立即成为批评界的宠儿，且先后荣获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牧牛传说》却遭人冷落。然而时过境迁，随着美国种族矛盾的不断缓解，那种一味偏好揭种族主义伤疤的文学类型逐渐让读者失去兴趣，因为对很多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美国黑人中产阶级来说，对那段悲惨历史的记忆非常模糊，甚至像是不真实的传说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以约翰逊小说为代表的后现代新奴隶叙述开始受到青睐。相比于传统奴隶叙述更多地把目光投向痛苦的过去，这种新奴隶叙述更关注当下生活，它不希望在读者心中继续激起对白人的仇恨或对黑人悲惨命运的哀怜，而是更希望重塑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和理解，以便有助于构筑新形势下不同文化和种族之间相互友爱的群体。恰如约翰逊所说：“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古老命题占据着我从青年到成年时期的想象和求知的兴趣中心。”（Johnson，Turning the Wheel xvi）可能这也正是让批评界对约翰逊的研究持续升温的主要原因。
综观近二十年国外约翰逊研究状况，可以说已取得累累硕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伦理批评视角的缺失。约翰逊关注伦理问题，包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伦理责任、伦理身份以及文学应当对社会承担的伦理功能等。他在青年时期参加了加德纳开设的文学创作班，而且在后者的亲自指导下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作《菲丝与好东西》。两人还是彼此最亲密的忘年交，在很多方面都志同道合。约翰逊始终都把加德纳奉为自己的启蒙恩师，对后者的“道德小说观”非常认同，并多次通过访谈或撰文表达对加德纳的敬意和感激。他称赞道：“加德纳就是我们的领路人，帮我们清理掉由那些缺乏信仰的作家和批评家们埋下的地雷，引领我们走向传统的伦理关切和艺术创作交汇的地方。”（Byrd，I Call Myself an Artist 134）受加德纳影响，约翰逊始终把文学创作视为一种高尚的社会使命，认为作家必须凭良心来写作。他说：“在这个盛行媒体炒作的时代，艺术家的任务就是去重新认识到，只有在哲学和道德上的目标才值得追求，即便要冒着让读者不喜欢的风险。”（转引自 Gleason 706）可以说，约翰逊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对人生、社会和家庭伦理问题的关注，伦理批评自然应该成为一个当仁不让的重要研究维度。
其次，东方宗教研究视角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细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佛教在美国黑人群体中影响日盛，对黑人文化和价值观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正成为广受关注的研究热点。而约翰逊正是这样一个研究标本，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逐步探讨东方传统思想如何在非裔美国文化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但当前国外相关研究者对佛教的理解过多依赖于铃木大拙的阐释，很少了解未经铃木先生“过滤”的禅宗本义，这就导致他们对约翰逊作品中的禅宗内涵的发掘只能是雾里看花。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只能从铃木大拙等少数人那里了解佛教，他们对佛教的理解便被本质化了，没有注意到佛教也包含不同派别，彼此在教义上存在不少差别，不能笼统地说佛教如何如何。个别西方研究者也已认识到这一点，比如威伦-布里奇（Whalen-Bridge）就曾指出：“佛教并非一块铁板状的思想体系。但由于许多西方读者对佛教哲学和宗教实践都不熟悉，要想在一些具体层面上弄清楚总是很困难的。”（252）而这也就为中国学者继续深化研究留下了空间。此外道家思想对约翰逊的影响也未得到足够的关注，目前只是涉及了少量文本细节。既然约翰逊在小说中运用了那么多的《庄子》典故，比如“庖丁解牛”“梓庆削木为（钅豦）”等，我们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研究。
最后，约翰逊小说创作中的后现代倾向同样值得我们更多关注。后现代主义在约翰逊这里更主要的表现在小说的内在主题上而非写作技巧上。虽然他的小说初看上去很像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但他对主人/奴隶、白人/黑人、自由/奴役、自我/他人等二元对立结构的质疑和颠覆却实实在在是后现代主义的。虽然目前有不少研究成果都关注了约翰逊作品中的后现代特征，但这些成果的分量仍有限，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尚未出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以后现代主义为视角，有助于破解约翰逊研究中的一个政治困局，即约翰逊的小说到底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虽然他多次表明对充满政治性的黑人传统文学的反感，但实际上他反对的只是在小说中掺入过量的、狭隘的种族政治内容，更反对把种族政治考量凌驾于哲学的、美学的和伦理的考量之上。他说：“我感觉真正有必要反抗的事物只是人类的无知和愚蠢（其中也包括种族主义）、幻觉与自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不认为我的美学立场与所谓的‘抗议小说’是对立的。”（Ghosh 371）这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启示。
第三节 本书主要研究内容
当前不少研究者对非裔美国文学的理解比较模式化。只要提到黑人文学，很多人立即会想到类型化的种族政治，但笔者希望本书有助于改变这一状况。因此本书的一个研究重点就是，在不忽略约翰逊小说作为黑人文学的特殊性的基础上，尽量凸显其对超越种族问题之上的一般伦理问题的思考，比如何谓真正的自由，如何建立相互友爱的社会群体等。本书的另一研究重点是以东方宗教思想为视角，解读约翰逊小说中的伦理内涵及其实践价值。综观当代非裔美国作家，很少有谁像约翰逊这样受到东方思想的重大影响，同时还能把严肃的道德使命感和渊博的哲学知识融为一体。他的小说既有挑战传统的后现代精神，又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同时还在东方智慧的启发下，为建立超越黑人/白人二元对立模式的“友爱群体”做出积极探索。除导论部分之外，本书主要包含以下八个章节：
第一章《哲学、佛教与伦理——约翰逊小说创作的三个维度》，全方位介绍约翰逊的族裔背景、受教育经历、东方宗教渊源以及创作历程等。通过逐步分析来自现象学哲学、东方宗教以及加德纳道德小说观的影响，揭示约翰逊如何创造性地将这三方面因素凝聚成他的“黑人哲理小说”范畴，为进一步分析其作品中的哲学及伦理内涵奠定基础。哲学思考、佛教信仰和伦理关切构成约翰逊小说创作的三个主要维度。系统的哲学教育背景使他轻松跨越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边界，把文学也当成他探索和检验真理的过程。加德纳的“道德小说观”塑造了他的小说伦理学，使他的创作总带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而虔诚的佛教信仰深刻影响了他对种族、自由和身份等问题的看法，同时给他的小说涂上了一层东方文化色彩。三个维度上的影响因素复合形成约翰逊在当代美国非裔文学领域独具特色的美学特征。
第二章《〈菲丝与好东西〉中的日常生活伦理观》，以约翰逊的处女作《菲丝与好东西》为分析对象。这部作品表达了作者在此后的文学生涯中持续关注的很多基本主题，其中之一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责任问题。在约翰逊看来，无论人们想要追求什么目标，都不能以背弃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责任为代价。小说女主人公菲丝带着有关“好东西”的疑惑不断追问，先后经历十多位代表不同人生观的人物，并对他们各自信奉的伦理价值进行检验，最终才明白真正的“好东西”不在生活之外，恰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约翰逊的文学启蒙老师，加德纳全方位介入到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目的正是要把它打造成一部“道德小说”的典范之作。通过发掘其哲学与伦理内涵，本文将肯定它是约翰逊将文学、哲学与伦理三方面追求融为一体的首次成功尝试。
第三章《〈牧牛传说〉：东方宗教视野中的自由、身份与伦理问题》，以《牧牛传说》为关注重点，探讨东方宗教思想在种族伦理问题上对约翰逊的启示。作为约翰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牧牛传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大量佛教思想的运用。为了改变人们对黑人经验的本质化和教条化理解，他以中国禅宗绘画《十牛图》为叙事参照，运用其中蕴含的深刻佛教思想去反思美国的种族问题，由此来拓展人们有关黑人存在、黑人身份以及黑人自我的理解视野。他在小说结尾处从禅宗思想的角度，在黑人期待的彻底自由与伦理责任之间寻找到了平衡点。另一方面，约翰逊对道家思想的运用也是这部小说的另一大亮点，也是整个美国非裔文学中的“新鲜事物”。为了打破传统奴隶叙事对自由的狭隘界定，他在《牧牛传说》中有意借鉴道家尤其是庄子有关绝对精神自由的思想来深化人们对自由的认识。虽然约翰逊运用佛教和道家思想来探寻黑人奴役问题的解决之道的做法有待商榷，但他尝试把东方宗教文化元素运用到美国黑人文学中的开拓性价值值得肯定。
第四章《〈中间航道〉：贩奴贸易、民族创伤及黑人父性缺失问题》，结合创伤批评和伦理批评视角，探讨约翰逊的代表作《中间航道》。长达数百年的贩奴贸易破坏了黑人民族的文化传统，给他们造成深刻的心理创伤和伦理危机，同时还给今天的美国社会带来很多难题，其中黑人父性的缺失尤为严重。查尔斯·约翰逊在他的这部代表作中就关注了这一问题。在他看来，今天的很多黑人就如同小说中的鲁特福德一样，仍然生活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怨恨与愤怒情绪之中，他们感觉像是被抛弃的无辜孩子，一种深深的无助感像历史的重荷一般压在他们身上，让他们看不到希望和未来。黑人需要重新了解那段过去，通过回溯中间航道这段历程，来化解压抑在无意识深处的创伤情结，才能重新获得爱的能力。毕竟让黑人更好地生活下去的东西不是愤怒和仇恨，而是爱与责任意识。另外本章还将以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有关人的善恶天性的思想为依据，分析在这部小说中出现的“爱生”与“爱死”两种不同的生命伦理，前者体现为船长法尔肯身上的“衰败综合征”，它也是约翰逊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性隐喻；后者则体现为阿穆瑟里文化中的“成长综合征”，它代表着约翰逊对一切优秀的非西方文明的浪漫想象。
第五章《〈梦想家〉中的种族、政治与伦理问题》，主要发掘《梦想家》中的种族、政治与伦理问题。马丁·路德·金已被今天的美国媒体偶像化、甚至商品化为20世纪60年代的经典符号。人们反复消费他的形象，却忘记了他的价值理想。约翰逊创作《梦想家》的目的正是为了重新发掘金为后人留下的精神遗产。它以金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所领导的民权运动为故事背景，深刻阐释了金所倡导的圣爱精神和非暴力思想，以及其中蕴含的伦理内涵。金的梦想不只是消除美国的种族歧视，而是去化解所有人之间的误解和仇恨，用最博大无私的爱去建立一个不分种族、性别、阶级、肤色的“友爱社会”。约翰逊通过这部小说表达了他对黑人未来的伦理关切。他真心希望人们能够倾听金的教诲，把他的非暴力原则当作一种基本的生活准则。只要黑人不再因为种族主义的存在而自暴自弃，不让种族仇恨吞噬他们的内心，同时又有勇气和毅力去“好好干”，那么黑人终将赢得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希望。
第六章《〈魔法师的学徒〉：承前启后的创作实验》，分析约翰逊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魔法师的学徒》。作为约翰逊迄今为止最受关注的一部短篇小说集，《魔法师》在作者的创作历程中主要起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它锻炼了约翰逊对各种文学体裁的熟练运用，比如民间故事、科幻、寓言、神话等，另一方面，也使他得以对与《牧牛传说》有关的构思进行先期实验，去拓展和尝试一些新的可能。由于在叙事手法和主题上的实验性，这些短篇故事阅读起来往往让人感觉比约翰逊的长篇小说要晦涩得多，趣味性和可读性不强，但它们在其创作生涯中的承上启下的意义却不容置疑。本章将主要分析其中四篇比较有代表性的短篇故事，重点指出它们在主题上对约翰逊后来作品的先导性和实验性意义。如果没有他在《魔法师》中所做的各种创新实验，恐怕很难取得后来的成功。
第七章《〈捉魂人及其他故事集〉：“有感情地唤起一个历史时刻”》，研究了约翰逊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捉魂人及其他故事集》。在他所有已发表的虚构性作品中，《捉魂人》算是比较特别的一部，受到的关注也最少。它的故事性较强，其中12个短篇故事全部都以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制度为故事背景，从贩奴贸易一直延伸到南北战争前夕，而且涉及很多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虽然也有很多虚构成分，但总体来看，还是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与前人研究不同，本章认为《捉魂人》也是一部比较有分量的作品，并且在约翰逊的创作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它集中体现了作者对美国奴隶制度的反思，并意在揭示那些隐藏在美国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趣闻轶事。有了这些知识，人们或许会改变对美国历史的固有认知，进而换一个角度思考当下和未来。虽然这些故事读起来简单有趣，但它们绝非只是为了娱乐休闲目的创作出来的快餐文学，而是同样带有约翰逊一贯的现实伦理关切。
第八章《“艺术是通往他者的桥梁”——约翰逊的小说伦理观》，综合讨论了约翰逊的小说伦理观。约翰逊的作品曾引发不少争议，有人夸赞他在新奴隶叙事方面有力拓展了黑人文学的美学疆界，也有人批评他背叛了黑人民族主义传统。其实对约翰逊来说，文学创作的美学意图与政治愿景其实是统一的，不管我们最终的目标是美好的艺术还是更正义的社会，都是对真善美的同样诉求。真正有道德的道德小说应该致力于引领人们清除隔阂、增加了解，为共同创建一个和谐美好的“友爱社会”准备条件。这既是一种伦理责任，也是一种政治使命，因为它不但要改善人与人之间跨越种族、阶级和肤色的关系，而且希望带来最终的社会改变。作为美国当今最具影响的黑人男作家之一，约翰逊极大拓展了黑人美学的创作题材，深化了其思想内涵，以东方宗教思想为借鉴更给他的小说增添了独特的魅力。他在黑人哲理小说的伦理功能方面做出的探索大大促进了黑人文学的发展，为我们继续思考文学如何有益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友爱群体”提供了启示。
注释
[1]拜尔德（R.Byrd）主编的《我称自己为艺术家：查尔斯·约翰逊文选及其他》（I Call Myself an Artist：Writings by and about Charles Johnson，1999）收录了大量约翰逊的自传、论文、信札和书评等；麦克威廉斯（Tim McWilliams）主编的《穿越三重门：约翰逊访谈录》（Passing the Three Gates：Interviews with Charles Johnson，2004）汇集了大量有关约翰逊的访谈。本书中有很多引文皆出自这两部文集。为了节约篇幅，简化注释，下文凡涉及这两部文集的引文，均只标注编者姓名，不单独列出文集内具体文章作者或访谈人姓名。
[2]笔者发表的前期成果均不在本文的国内研究现状描述范围之内。另外笔者还在约翰逊的授权下翻译了他的短篇小说《明戈的教育》和《武馆》，以及论文《哲学与黑人小说》和《完整视野：新黑人小说札记》，参见本书附录一至附录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