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蓬勃发展和壮大的时期，也是其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的时期。宋代士人群体的壮大，政治地位的提高，是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密不可分的。唐宋之际，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门阀贵族政治的崩溃，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发展，文化的下移，教育的平民化，以及“兴文教，抑武事”治国方略的确立，宋代士人群体的数量不仅在急剧增长与壮大，而且大批士人由士而仕，成为封建国家政权依赖的主体对象，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士大夫政治形态最终得以确立，儒家知识分子由此亦进入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隆盛时代。
一 教育平民化与宋代士人群体的崛起与壮大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中指出，晚唐社会少士，五代十国继之，而宋代则为中国古代社会“多士之时代”[1]。当然，钱穆先生这里所说的“少士”或“多士”，主要是从士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对社会影响的大小层面而言的。如果我们抛开这一层面，而单就士人数量而言，宋代亦实为中国历史上一多士时代。从一定程度上讲，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士人群体蓬勃发展和壮大的历史时期。
宋代士人的崛起与壮大和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紧密相连。隋唐时期，由于门阀势力的存在、盛行，科举一般为权贵势力所控制，因此“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2]，社会上广大的平民子弟很难参与其中，也很难造就一个数量庞大的士人阶层。历史发展到宋代，随着门阀势力的衰落，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完善[3]，尤其是科举考试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开放，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读书学知识的热情，以便适应科举事业发展的需要。宋代诗人晁冲之《夜行》诗中所描述的“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4]，反映的正是寓居于农村的广大平民子弟在科举功名刺激下勤奋读书的动人场景。以前被排斥在科举考试门外的工商子弟及大量的平民子弟，也正是通过科举之途，跻身于士人队伍，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的士人队伍由此迅速形成。
如果说，门阀势力的衰落，科举制度的完善为宋代士人阶层提供了发展契机的话，那么宋代各类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则进一步推动了宋代士人阶层的壮大。
与宋代“兴文教，抑武事”[5]的基本国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6]相适应，宋代的教育事业空前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当时有各种类型的中央官学（如太学、国子监以及武学、算学、书学等专科学校），而且有分散于各州各县由政府出资创办的州学和县学，同时还有数量众多的书院，以及大量的、类型多种多样的私学，宋代由此构成了自上而下、类型多样的教育系统。
《宋史·选举志》载吏部尚书赵汝愚等人合奏称：“国家恢儒右文，京师、郡县皆有学。”[7]赵氏等人所讲的京师、郡县官学的发展是历史事实。北宋建立初期，由于经过五代长期的社会动乱，一切百废待兴，“学校之不修，师儒之不尊……师道不立，儒者之学几于废熄”，但幸运的是，由于朝廷崇文重儒，学校教育“不日而复”[8]。在宋代历史上，官学教育主要是通过朝廷三次兴学运动得以发展起来的。宋仁宗庆历年间，宋代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即范仲淹主持的“庆历兴学”。仁宗即位之初，便“赐兖州学田，已而命藩辅皆得立学”。为了使学者“进德修业，无失其时”，庆历四年（1044），仁宗又诏令“州若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9]。宋仁宗除诏令“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立学，如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外，还特许那些“未能顿备”的州县，可以“就文宣王庙或系官屋宇”建学，并委派“转运司及长吏于幕职州县官内荐教授”[10]。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又主持了宋代历史上第二次兴学运动——“熙宁兴学”。史载，宋神宗“尤垂意儒学，自京师至郡县，既皆有学”[11]。御史中丞刘挚则言：“神宗崇儒重道，大建学制，训发经典，以幸多士，恩施甚厚。”[12]在宋神宗“垂意儒学”“大建学制”的历史语境下，熙宁兴学期间，宋代不仅继续发展地方州县学校，如熙宁四年（1071），宋神宗“诏置京东西、河东北、陕西五路学，以陆佃等为诸州学官。仍令中书采访逐路有经术行谊者各三五人，虽未仕亦给簿尉俸，使权教授”[13]，同时又对中央官学——太学进行改革，创立了通过考试依次升舍的“三舍法”[14]。元丰二年（1079），又颁布《学令》，规定太学置八十斋，每斋各五楹，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太学生员的人数不仅有了增加，而且太学还有了固定的办学经费，“岁赐缗钱至二万五千，又取郡县田租、屋课、息钱之类，增为学费”[15]。
崇宁年间由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是宋代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据《文献通考》卷46《学校考七》记载，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宰臣蔡京建议“天下皆置学，郡少或应书人少，即合二三州共置一学。……县亦置学，州、县皆置小学”，同时“推三舍法遍行天下。自县选考升诸州，为州学生，每三年贡入太学，为太学生。……考取分三等：试入上等补上舍生，入中等补下等上舍生，入下等补内舍，余为外舍”[16]。崇宁三年（1104），诸路增养县学弟子员，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并规定，“凡州县学生曾经公、私试者复其身，内舍免户役，上舍仍免借借如官户法”[17]。经过崇宁兴学，不仅县学、州学、太学的建制进一步完备，而且县学的学生人数有了增加，州县学生的待遇也有了进一步改善。
通过三次兴学运动，地方官学在北宋普遍建立起来，用文献史料中的话讲，就是“学校之设遍天下”[18]，或谓“州郡不置学者鲜矣”[19]。进入南宋以后，地方州县学校的办学条件在北宋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可以说，与前代相比，宋代朝廷由于“自庆历、熙宁、绍圣以来，三致意于学”，使宋代地方官学发展迅速，“虽荒服郡县必有学”[20]，甚至连那些“岭海万里之外，荒漠不毛之地，皆为郡县置学”[21]。宋人魏了翁《石泉军军学记》这样记载说：
盖自嵩阳、庐阜、岳麓、睢阳，各有师徒，锡之经传。至乾兴元年，而兖州立学，景祐四年，则藩镇皆立学；宝元元年，则大郡亦立学；至庆历三年以后，则郡县无大少咸得立学焉。此既为前代所未有，而职之以教授，领之以部刺史，守相令丞，则又昔之所无。[22]
魏了翁这里讲的是北宋时期州县学发展、繁盛的状况，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对整个两宋州县学发展状况的反映。对于有宋一代州县学的发展、繁盛，南宋学者叶适曾有这样的赞叹：“今州县有学，宫室廪饩，无所不备，置官立师，其过于汉、唐甚远。”[23]叶适的赞叹合乎宋代州县学发展的实际，而绝非过誉之词。
宋代不仅官学系统有了发展，而且在宋代由于士族门阀的崩溃，士庶等级界限的打破，学生的入学资格也大为降低，“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24]，家世门第上的限制已经趋于淡化。与唐朝相比，宋代无论是中央官学还是地方官学，学生在身份地位上的等级限制已大大降低，如唐代规定太学生的入学资格为“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25]，而在宋代，中央官学的入学资格却大为降低，“国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之，初无定员，后以二百人为额。太学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初立四门学，自八品至庶人子弟充学生，岁一试补”[26]。宋代地方州县学校的教育对象更是面向了社会各个阶层，人们只要能负担得起学费，无论出身高低贵贱都可进入学校接受文化教育。有学者这样指出，宋代州、县官办学校的招生范围虽然仍含有封建性极强的规定，但基本上不带有身份性或等级性了，在现实生活中，“工商杂类”的子孙照样可以进入州、县学校读书，州、县学的招生范围已扩大到不分士庶[27]。由于宋代州县学的招生范围士庶不分，因而在大量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地方史资料中，有关宋代“工商杂类”以及平民子弟入学读书的记载比比皆是。而唐代时期的州县学，教育对象虽然没有明确的等级规定，但由于受学校招生名额的局限，因此在实际招生时，官僚家庭子弟是优先接收的对象，而平民百姓子弟很难进入学校，这在史书中有大量反映。如据《新唐书·循吏列传》记载，韦宙出任永州刺史时，在永州“立学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28]。宋代地方官学不仅学生的入学资格降低，而且还对家庭贫寒的学生进行接济、资助。如《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9记载，政和七年（1117），政府诏许各路“州县居养院有孤贫小儿，内有可教导之人，欲令小学听读，逐人衣服襕榔，欲乞于本司常平头子钱内支给”。《宋史·食货志》亦讲，“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29]。再如宋理宗宝庆年间明州府建立的鄞县小学，专门挑选那些“未成童父兄贫而不能教者”的平民子弟入学读书，规定“十三岁以上为一等，十二岁以下为一等，岁养二十员，命郡学职二员各以所业训之”[30]。宋代入学门槛低，平民子弟入学还能得到政府救济，这无疑为广大平民子弟学知识学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宋代教育的下移和文化的普及，由此带来了宋代士人群体队伍的迅速发展。如南宋绍兴年间，休宁县校由于来此就读的学生众多，以至出现“户内人满，率坐户外，后至或以无地莫得听”[31]的局面。
除官学教育外，宋代私学教育也有了极大发展。虽然从孔子开始，私人讲学风气盛行，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教育“脱离政治圈转入社会而自为发展”[32]，但在宋代以前，私学始终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而在宋代，私学却因得到政府的支持、加之科举制度的刺激而迅速走上独立发展之路，成为与官学并存于世的教育形式[33]。
从文献史料记载看，宋代的私学是极为发达的，甚至在北宋初期“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34]。这里所讲的“乡党之学”，就是那些“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的各类私学，且其“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锡，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35]。宋代私学类型很多，像文献中记载的家塾、村塾、义学、舍馆、乡学、书社、寺院庙学等，都属于私学范畴。宋代文人士大夫往往在任职期间“建学舍，率其子弟之秀者”[36]教授学生，许多著名文人学者大都有设立私学的经历，且亲自从教授徒。如北宋初“通《五经》业，高尚不仕”的戚同文，“聚徒教授常百余人”[37]。真宗乾兴元年（1022），兖州守臣、著名经学家孙奭“私建学舍，聚生徒”讲授，并“乞请太学助教杨光辅充本州讲书”[38]。“俊辨能文”的著名学者李觏，“举茂才异等不中。亲老，以教授自资，学者常数十百人”[39]。北宋文人冯贯道，因“举进士不偶，弃去游京师，居相国寺东录事巷，以训童子为业，二十余年如一日”[40]。早年“以文学自负”的容庵孙先生，“授徒里中，门下受业者，常数十”[41]。再像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为晋城令时，闲暇时曾亲至乡校，“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他曾“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42]。南宋魏了翁在权相史弥远专权时，“解官辞职，筑室白鹤山下，开门授徒，士争负笈”[43]。有宋一代，文人设立私学的记载比比皆是，举不胜举。由于文人热衷于兴学，加之政府支持，因此有宋一代私学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其流布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如宋人耐得翁《都城纪胜·三教外地》记载，临安“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以至于“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44]。福建地区私学尤为兴盛，如据《福建通志》卷9记载，延平府地区的族塾义学已达到“五步一塾，十步一庠”的程度。虽然私学无论是从规模还是经费上皆比不上州县学，但由于私学收费比官学低，所以一经出现，便吸引了大量出身贫寒的士子进入私学求学。
两宋时期，“既不同于官学，又有别于私学”而“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民办官助并受政府控制的教育组织机构”[45]——书院也走上了蓬勃发展之路。北宋初期，“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间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46]，由是书院勃兴。北宋初期出现的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就是当时众多书院中的佼佼者，号称“天下”四大书院。有宋一代，众多学者纷纷“建书院以教乡党子弟”[47]，尤其是南宋，许多儒家学者更是以兴建书院为己任，旨在以其为阵地，宣扬自己的理学思想，实现儒家文化的扩张。因而进入南宋以后，书院更是纷纷出现，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范围上，几乎可以与当时的官学相媲美。据学者统计，两宋共有书院近700所[48]。与晚唐五代相比，宋代书院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对学生入学资格没有身份上的限制，士子们不论出身何种境况的家庭，都可以进入书院学习。因此有宋一代求学于书院的士子人数众多，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有的甚至达千余人。如南宋绍兴年间状元王十朋，年老时曾聚徒梅溪书院，“受业者以百数”[49]；而“筑室百区，聚书五千卷”的华林书院，“子弟及远方之士，从学者数千人”[50]；名儒徐存，南宋初曾设书院“隐居教授”，“从学者至千余人”[51]。书院作为当时主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官学的不足，进一步促进了宋代文化教育事业的普及和发展，社会各阶层的优秀人才由此源源不断地脱颖而出，如应天书院“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52]。
宋代官学、私学、启蒙教育和书院等各类教育的发展，使宋代教育出现了普及化和平民化的特点，教育下移，受教育群体已从公卿贵族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普通平民也能接受教育，用《宋元学案》中的话讲，即是“无贵贱高下，但有志于学者，即授之耳”[53]，教育的受益面已经波及下层民众，“地瘦裁松柏，家贫子读书”[54]成为社会现实。因此有宋一代，“自农转而为士”者“在在有之”[55]。美籍学者刘子健先生在《略论宋代地方官学和私学的消长》一文中，曾对宋代地方官学和私学教育的作用与贡献给予极高赞誉，认为“宋代兴学，奠定了中国文化近千年来广大和深厚的基础”，并在文章的结尾总结性地指出：宋代地方官学和私学教育“在世界社会教育史上放一异彩，而对于近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渗透平民阶层，贡献最大”[56]。美国学者捷克·杰鲁内先生则认为，自宋朝开始，“教育被看成是优于其他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这一时期的中国已“变得以书籍为基调的文明了”[57]。教育的普及和平民化，无疑使宋代读书人数增大，使“师儒之说，始于邦，达于乡，至于室，莫不有学”[58]，既提高了宋人的文化素质，又由此造成了一个空前壮大的士人队伍。
从宋朝全国在校学生的人数来看，也为唐朝所不及。在唐朝，各种类型的学校都有入学资格上的限制，出身于平民家庭的大都被拒之于学校门外，因此唐代州、县学的学生入学人数少，据《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记载，唐代学生人数“方其盛时……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而在宋代，由于州、县学的入学资格已不受身份上的局限，因此学生入学人数较之唐代大幅度增加。《治迹统类》引罗靖《杂记》记载说：“崇宁三年，罢科举三年岁贡法，成三舍天下教养人，为士二十一万余员，为屋九万二十余楹，费钱三百四十万缗，米五十五万余石。”[59]由此记载可知，到北宋末年，宋代全国学生总数已达21万余员，是唐代的三倍以上，这还仅仅是官学的学生人数。
宋代读书人数的剧增，势必带来参加科举考试人数的增多。如福建一地，宋人王之望《福唐解试告谕举子文》称：“福唐今年秋赋，投家状于有司者万有七千人，乡举之众，天下莫比，亦闽中昔日之所未有也，可谓盛哉。”[60]宋人陈起《林尚仁端隐吟稿》则谓：（福建士人）“负笈来试于京者，常半天下。家有庠序之教，人被诗书之泽，而仕于朝为天子侍从亲近之臣，出牧大藩、持节居方面者亦常半。而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61]据统计，福州一地解试，哲宗时每次参加者达3000人，孝宗时增至2万人；南宋时建宁府（今建瓯）每次参加解试者达1万余人，连只有三县的兴化军（今莆田）也达6000人[62]。关于两宋时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有专家通过考证指出：两宋时代，大约有10万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如果按乡试20%、省试10%的通过率，以及平均每人一生参加科举5次计算，那么至少有数以百万计的男子参与到科举考试中，而实际数字远远大于这样的估计；虽然科举失败者中也有不少人会从事其他职业，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仍通过文学或学术活动，而保留着读书人——或者说儒士的身份；无论成败，围绕着科举制度而形成的这个儒士群体，就是宋代的士人群体[63]。以上所述，均反映出宋代因教育普及而带来的士人群体队伍壮大的社会现实。
总之，宋代教育的普及与下移，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不仅刺激了宋代读书人数的增多，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士人队伍的扩大。《福建通志》所描述的福建兴化府“比屋业儒，号衣冠盛族，至今公卿相望”，以及所谓的“邑有四民，士风为盛，士风盛故巨室多”[64]之情景，正是对宋代士人群体勃兴和壮大的真实反映。
二 “以儒立国”与宋代士大夫政治形态的确立
在中国传统社会，士与仕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孔子的弟子子夏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65]孟子则讲：“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66]在中国古代社会，士人的人生理想就是由士而仕，跻身于官宦队伍，参与政治。对士阶层而言，由士而仕，读书做官，辅佐朝廷治理国家社会，就如同农夫从事耕作一样，这是他们的归宿，也是他们的职业和角色。应当讲，士自产生、形成的那天起，便开始了由士而仕的结合。由士而仕的结果便是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的出现。
“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士人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一般认为出现于战国时代。在此之前，士的排位都在大夫之后，称“大夫士”，用以表示等级序列。从战国时代开始，随着官僚政治的兴起、发展，士人阶层开始活跃于社会的政治舞台上，他们凭借个人的知识与能力，纷纷跨入官僚队伍，并且有许多文人学士因受到君主的重用而获得高级官位，甚至出现一批布衣卿相，自此开始，士常常冠于大夫之前，称“士大夫”，并由此而发展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士大夫的基本要点就是作为知识载体的士人与官僚的合二为一[67]。在中国古代社会，士人一旦由士而仕成为士大夫，便成为官僚政治集团中的一员，也以管理者的身份与角色，肩负起辅佐君主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重任。
作为士人与官僚的结合体，士大夫无疑是官僚队伍的精英，因而，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形态，理所当然地成为专制政治中的理想模式。因此，自官僚政治产生的那一天起，便开始了士与官僚政治的融合。如春秋战国之际，统治者招贤纳士之风盛行，当时的“士”阶层纷纷成为统治者竞相礼遇和人才选拔的主要对象。像齐宣王“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68]。他自称“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69]。为此，齐宣王不断地将大量“文学游说之士”纳入自己统治集团，像“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由此“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70]。汉朝建立后，随着汉武帝时代儒学尊崇地位的确立，统治者更是通过设置太学、“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71]的方式，吸纳大量的知识分子加入官僚集团，士与官僚的结合愈加密切。
毋庸置疑，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士人凭借其文化上的优势，始终是统治者招贤纳士的对象，是他们构成了王朝官僚队伍的主要来源和所依靠的生力军，这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在中国古代社会皇权—官僚政治体制中，广大的士人阶层从进入官僚队伍到成为官僚队伍的主体，是经过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的，并且在中华帝国创建伊始，知识分子与官僚政治之间，还“曾经有过相当充分的分化与分离”[72]。从历代官僚队伍的构成不难看出，宋代以前，尤其是魏晋至隋唐时期，由于门阀政治的存在，诠选官吏的大权为声名显赫的门阀士族所控制，“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73]，拥有知识文化的广大士人阶层始终没有成为官宦队伍的主体力量。正如《文献通考》中所说：
自魏晋以来，始以九品中正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概多以世家为主，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故自魏晋以来，仕者多世家。逮南北分裂，凡三百年，而用人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谢，北之崔、卢，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犹卬然以门地自负，上之人亦缘其门地而用之，故当时南人有“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之说，北人亦有“以贵袭贵，以贱袭贱”之说。往往其时仕者，或从辟召，或举孝廉，虽与两汉无异，而所谓从辟召、举孝廉之人，则皆贵胄也。其起自单族匹士而显贵者，盖所罕见。当时既皆尊世胄而贱孤寒，故不至如后世之夸特起而鄙门荫，而史传中所以不言以荫叙入官者，盖所以见当时虽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者，亦皆世家也。[74]
魏晋以来以家族为基础、按门第高低为标准分享政治权力的用人之法，使世家大族世代为宦，官僚冠冕不绝，导致官僚贵族化。尽管以隋朝确立的“投牒自进”[75]为特征的科举考试制度为契机，打破了贵族门第对仕途的垄断，加速了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与官僚政权的融合，并且以此为契机，政治生活中出现了“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76]的趋势，但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仍然为当朝权贵所控制，以至于出现“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未必能鸣鼓四科，而裹粮三道。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何足算哉”[77]的局面。有唐一代，以亲、以势、以贿、以交而登科入仕的例子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如唐德宗贞元五年（789），礼部侍郎刘太真掌贡举，“宰臣姻族，方镇子弟，先收擢之”；贞元十一年（795），礼部侍郎吕渭知贡举，“结附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延龄之子操举进士，文词非工，渭擢之登第，为正人嗤鄙”；宪宗元和十五年（820），礼部侍郎李建知贡举，“进取信非其人，又惑于请托，故其年不为得士，竟以人情不洽”；宣宗大中十四年（860），中书舍人裴坦知贡举，“时举子尤盛，进士过千人，然中第者皆衣冠士子。是岁，有郑义则，故户部尚书瀚之孙；裴弘，故相休之子；魏当，故相扶之子；令狐滈，故相绹之子。……皆以门阀取之。惟陈河一人孤平，负艺第于榜末”[78]。一些专家学者的统计表明，在唐代的科举考试和统治阶层中，士族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如台湾历史学家毛汉光先生在对唐代统治阶层社会变动的研究中，对于唐代科举对寒素上升变动的助力，量化仅得6%；而以科举出身者而言，其中69%是士族，13%是小姓，18%是寒素[79]。香港学者孙国栋先生则通过对唐肃宗至唐亡179名宰辅的家世统计表明，在唐肃宗至唐亡179名宰辅中，名族贵胄（含名族与公卿子弟）与寒族之比例为80∶7，其中出自名族者138人，占总数77%；出自公卿子弟者5人，占总数3%；出自士族及军校家庭者22人，占总数12%；出自寒族者12人，仅占总数7%[80]。显而易见，对广大的寒门士子来说，隋唐选官用人的科举考试仍然是一条可望而不可即的道路。加之唐代科举考试录取人数有限，如“开元后应诏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敕明经不得过百人，进士不过二十人，无其人不必充数”[81]。从严格意义上讲，直到唐代，士大夫政治体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个时期只能是前引钱穆所说的“士阶层活动之第三期”，亦即由于“士族门第禅续不辍”而造成“士的新贵族”时代。所以有专家学者指出，宋代以前，士大夫一词还主要局限在一些贵族特权阶层，“庶族出身的普通文官与读书人基本上处于依附的地位，很难跻身权力中心，通常情况下也自然不能被视作士大夫”[82]。应当说，这是与历史实际相符的公允之论。
以历史断代而言，宋代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形态真正确立时期。与宋前官僚队伍主要为贵族阶层所垄断明显不同，整个两宋时代，包括贫寒士子在内的广大文人成为官僚队伍的主体，书生主政的政治体制完全确立。正像宋人蔡襄所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83]，文人已成为各级官僚机构的主体力量。可以说，宋代的文人——士不再只是知识文化的承载者，社会政治理想的阐扬者、传播者，同时也变成了社会政治理想的践行者，士人长期孜孜以求的“学而优则仕”“内圣外王”的人生目标，已由理想层面的精神追求变为现实，宋代文人士大夫也正是在这种文化事功和政治事功的融汇中大显身手。
宋代士大夫政治形态的形成，首先是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紧密相连的，是土地私有制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关系变化的结果。唐朝中叶以后，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土地兼并形势日益严重，当时“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卖买，或改籍书，或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84]。不仅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在迅速地扩展田产，就连自魏晋以来长期受世家大族吞噬、打压的庶族地主也在发展其田产，土地在以不同方式迅速地向各类地主手里转移，出现了“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85]的历史局面，魏晋隋唐均田制度下不允许土地买卖的旧令已荡然无存。唐代中叶以后土地私有制的迅速发展，不仅使自魏晋以来实行的计口授田的土地国有制——均田制退出历史舞台，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使魏晋以来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和文化势力的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得以动摇，门阀士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之路。
为适应唐朝后期土地私有化急剧发展的趋势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宋代立国后便推行了放任土地自由买卖和发展的土地政策——“田制不立”[86]“不抑兼并”[87]，支持和鼓励私人合法地占有土地。同历史上所有的朝代一样，尽管地主兼并土地的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如富者以钱买田，贵者依仗政治势力占田[88]，但在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所说的“多积金钱……择便好田宅市之”[89]的“以钱买田”的手段无疑成为宋代土地兼并的主要形式。正如漆侠先生指出，在宋代，对土地兼并起着经常性影响和作用的是土地的买卖，而对土地买卖起着重大影响和作用的，则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宋代的这个经济力量特别是商业资本，对官僚大地主以及老牌地主起着相当有力的冲击，从而使集中到这些人手中的土地，或者重新分散开来，或者转移到这个经济力量手中，使他们向封建地主方面转化[90]。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同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相适应，货币经济在土地兼并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人们“有钱则买，无钱则卖”[91]，由于金钱的势力，土地买卖如同商品买卖一样相当普遍和容易。同世族门阀盛行的时代相比，土地买卖的双方几乎没有任何身份上的限制，以及政治因素上的束缚，不仅贵者可以买田，贱者也可以买田；同样，不仅贱者可以卖田，贵者也可以卖田。宋代土地买卖的盛行，使地权转移的速度加快，土地已经从以前相对凝固的不动产，变成了极易流通的普通商品，田主的转移极为频繁，用宋人罗椅《田哇歌》中的话讲就是“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92]。葛金芳先生曾依据神宗年间由王存等撰成的《元丰九域志》等文献史料，根据宋代土地交易税额，估计出当时全国土地流通率已达到20%，也就是说，一年之中约有1/5的耕地进入流通领域[93]。这个数字无疑反映了宋代土地转移频率加快的社会现实。
土地流通频率的提高，加快了宋代土地私有制的迅速发展。在宋代各类土地所有制中，地主土地私有制以不可遏制之势呈现出不断增强和深化的趋势。据漆侠先生研究，北宋“国有地占垦田总数4.3%左右，而民田亦即私有地则占总数的95.7%左右……南宋国有田占垦田总数的4.4%至4%，同北宋比数相差不多”[94]。由此漆侠先生指出，在宋代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中，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私有土地已“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95]。两宋时代，文献史料中“田主”这一称谓的频繁出现，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私有土地普遍化的现实。
与上述变化相适应，享有世袭政治、经济权利的士族地主日益衰落，并最终随着庄园经济的崩溃瓦解退出历史舞台。而随着庄园经济的崩溃瓦解和士族地主的衰落，各类地主所代表的庶族地主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地主阶级中，虽然大地主占全国一半的土地，但从漆侠先生对宋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分析总结中可以看出，在占人口百分之六七的宋代地主阶级中，占田达百分之四五十的大地主只占总人口的千分之四五[96]。显然，在宋代地主阶级的构成中，中小地主已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阶层。换句话讲，“在地主方面，中小地主阶层开始占着优势，形成一大股政治力量。‘其田多不过百亩，少者至不满百亩’的中小地主在全国各地区普遍存在”[97]。显而易见，随着私有土地的发展和优势地位的确立，以庶族地主所代表的地主经济已居于农村中的主导地位。与中小地主经济地位的上升相适应，中小地主也要求在政治上取得一定的地位，以维护和扩大他们既得的经济利益。
总之，唐宋之际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引起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不仅使魏晋至隋唐时期的门阀士族崩溃瓦解，而且使庶族地主势力崛起并走向发展壮大，这就为包括庶族出身的广大文人学士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前提基础和先决条件。这也正如恩格斯在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所作的英文版导言中所说：“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98]
与门阀士族衰落、庶族地主经济地位提高相适应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唐代的科举考试制度由于为权贵所控制，因此“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考试形同虚设，科举考试的成绩并不是完全决定一个人能否被录取的依据。在唐代，考生是否被录取，很大程度上是与考生的家世背景及其与权贵者的远近关系息息相关的。对那些没有家世背景和政治资源的广大平民子弟来讲，通过科举入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与门阀士族势力的衰落、庶族地主经济势力提高相适应，宋代建国后便对唐代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对广大平民子弟而言，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也值得称道。
首先，实行公平竞争，严防科场舞弊。为了打破当朝权贵对科举考试的垄断，宋代首先在科举考试中实行了糊名、誊录法，“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各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99]，同时革除了“唐之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100]等一些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弊端，并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101]。为了让各个阶层在科举考试中平等竞争，宋代帝王非常重视试题的保密工作。如欧阳修曾这样追忆说：“真宗尤重儒学，今科场条制，皆当时所定。至今每亲试进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试卷子并录本于真宗影殿前焚烧，制举登科者亦然。”[102]宋仁宗对科举的公平竞争更加重视，史称其“于科举尤轸圣虑，孜孜然惟恐失一寒畯也。每至廷试之年，其所出三题，有大臣在三京与近畿州郡者，多密遣中使往取之。然犹疑其或泄也，如‘民监’本是诗题，‘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论题，皆临时易之。前代帝王间有留意于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103]。对缺乏深厚家世背景的广大平民子弟来说，糊名、誊录法等措施的实施，使广大平民之家子弟得以与食禄之家子弟进行平等竞争，它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一些外来人为因素的影响与干扰，使科举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精神得以实现。正如有专家在评价宋代糊名、誊录法措施时所说：“除了考场上的文章。其他‘人’的因素几已淡化为零”，“在科场上的那一刻，考试者只剩下他自己，只能依凭自身的才学。……个体的素质和能力必须由文章来集中体现，由此，‘以文取人’就有了绝对、完全的意义。”[104]无疑，这对没有家世背景的广大平民子弟是非常有利的。
其次，取消门第限制，扩大科举入仕的名额。为了广泛笼络文人士大夫，宋代统治者打破了前代“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105]“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106]的门第限制，“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107]，允许“工商杂类”中“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108]应举入仕。正如宋人陈襄所说：“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109]不仅如此，宋王朝还增加进士录取名额。有唐一代，进士录取人数极少，“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途，无复顾藉”[110]。北宋初期，进士录取名额仍沿袭唐制，每年最多不过30人。至宋太宗开始，进士录取名额大幅度增加，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以郡县阙官颇多”为由，一次“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111]。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有如下一则记载：
国初取进士，循唐故事，每岁多不过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于修文，尝语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长久之术，因曰：“莫若参用文武之士。吾欲科场中广求俊彦，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居正曰：“善。”是岁御试题，以“训练将”为赋，“主圣臣贤”为诗，盖以示参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来未有也。遂得吕文穆公为状头，李参政至第二人，张仆射齐贤、王参政化基等数人，皆在其间。自是连放五榜，通取八百余一人，一时名臣，悉自此出矣。[112]
从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二》中《唐登科记》总目和《文献通考·选举考五》中《宋登科记》总目所载两朝逐年取士人数可知，唐代科举取士的人数都是在一位数到两位数，如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取进士4人；太宗贞观年间（627—649），每年取进士最少3人到最多24人；高宗麟德元年（664），取进士3人，诸科2人，调露二年（680）和永隆二年（681）分别取进士1人；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取进士16人，诸科1人；中宗神龙二年（706），取进士32人，诸科39人；玄宗开元二年（714），取进士17人，诸科12人；肃宗上元元年（760），取进士29人；宣宗大中年间（847—859），每年取进士在20—30人；僖宗乾符二年（875），取进士30人，诸科9人；昭宗乾宁元年（894），取进士28人，诸科3人。唐代取士人数最多的年份是咸亨四年（673），取进士79人。而宋代自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开始，进士和诸科录取人数大都在几百人以上，如太宗淳化三年（992），取进士353人，诸科774人；景德二年（1005），取进士247人，诸科570人；真宗咸平三年（1000），取进士409人，诸科1129人；仁宗景祐元年（1034），取进士499人，诸科481人；神宗熙宁三年（1070），取进士295人，诸科472人，制科2人；哲宗元符三年（1100），取进士561人；徽宗宣和三年（1121），取进士630人；高宗建炎二年（1128），取进士541人；孝宗乾道五年（1169），取进士592人；光宗绍熙元年（1190），取进士557人；而理宗宝庆二年（1226），一次取进士则高达987人。马端临《文献通考》有以下一段文字考证：
昌黎公《赠张童子序》言：“天下之以明二经举，其得升于礼部者，岁不下三千人，谓之乡贡；又第其可进者，属之吏部，岁不及二百人，谓之出身。”然观《登科记》所载，虽唐之盛时，每年礼部所放进士及诸科，未有及五七十人者，与昌黎所言不合。又开元十七年，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又太和敕进士及第不得过四十人，明经不得过百一十人。然记所载逐年所取人数如此，则元未尝过百人，固不必为之限也。又明经及第者，姓名尤为寥寥，今曰不得过百一十人，则是每科尝过此数矣，岂《登科记》所载未备而难凭邪？《唐史》、《摭言》载华良入为京兆解不送，以书让考官曰：“圣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余人。”以此证之，则每岁所放不及二十人也，《登科记》不误矣。又按《容斋随笔》言：“唐开元间，国子祭酒杨玚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切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则应诸色裁损，不应独抑明经、进士。’当时以其言为然。淳熙九年，大减任子员数，是时吏部四选开具以三年为率，文班进士大约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幸流外盖过二千之数，甚与开元类也。”今考唐每岁及第者，极盛之时不能五十人。姑以五十人为率，则三岁所放不过百五十人。而宋自中兴以后，每科进士及第动以四五百人计，盖倍于唐有余矣。又唐士之及第者，未能便解褐入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而宋则一登第之后，即为入仕之期。夫其数之多如此，取之易复如此，则宋之以进士入仕者，其冗当数倍于唐。[113]
岂止数倍于唐，宋代科举取士的人数，亦大大超过后世元、明、清科举取士的数量。据张希清先生《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一文的研究，宋代通过科举取士共110411人，平均每年取士的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114]。张先生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是科举取士人数最多的一个朝代。
最后，废除“释褐试”，提高进士地位。如上引文所说，宋代打破了唐代科举及第后“释褐试”（又称“关试”）的惯例，科举考试合格后不用再经过吏部“身、言、书、判”[115]这道考试的关卡，科举考试一经考中，即可直接录用为官，用《宋会要辑稿》中的话讲，文人“一登仕版，迁转如流”，“官秩既进，俸亦随之”[116]。“释褐试”的废除，进一步消除了官员铨选录用中一些人为因素的影响，消除了朝中权贵对用人权的垄断，对那些朝中无人脉关系的平民子弟无疑是有利的。不仅如此，宋代还提高了科举及第之后的待遇，科举及第者不仅是官僚队伍的主要来源，而且升迁迅速。对此《宋史·选举志》称：“宋兴六十有二载，天下乂安。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巨公，皆繇此选……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117]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中则谓：“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文穆公蒙正、张文定公齐贤之徒是也。……东坡《送章子平序》，以谓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118]可以说，整个两宋时代，进士出身的文人官僚已成为官僚机构从上到下的主体力量。张其凡先生在《论宋太宗朝的科举取士》一文中，以太宗一朝的进士为例统计：“在太宗朝至少有16人已位至执政，2人位至宰相，太宗即位后的第一位状元吕蒙正还两度入相。其中，以‘龙虎榜’——太平兴国二年榜进士位至执政者最多，共有8人以上；‘龙虎榜’——太平兴国五年榜次之，共有4人；唯一的一次秋季科举——太平兴国三年榜又次之，共有2人。”[119]由此说明，《宋史·选举志》所讲“宋之得才，多由进士”绝非虚言，而是符合历史实情的公允之论。宋代科举及第后进士地位和待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标示着士大夫文官集团统治地位的确立。
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适应了宋代门阀贵族政治崩溃的现实需要，同时它又促进了宋代官僚队伍结构的转变。从宋代官僚队伍人员的构成不难看出，科举及第的文人官僚已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范纯仁在《上神宗乞设特举之科分路考校取人》中指出：“窃以自祖宗以来，取人唯进士科为盛，凡举择公卿近侍，多取进士出身之人。故天下之士，竞务此科而进。”[120]宋人马永卿也认为：“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无如进士，盖有一榜有宰相数人者，古无有也。太平五年，苏易简下，李沆、向敏中、寇准、王旦；咸平五年，王曾下，王随、章得象；淳化三年，孙何下，丁谓、王钦若、张士逊；庆历三年，杨寘下，王珪、韩绛、王安石、吕公著、韩缜、苏颂；元丰八年，焦蹈下，田时中、郑居中、刘正夫，其余名臣不可胜数。此进士得人之明效大验也。……以本朝崇尚进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121]黄留珠先生曾对北宋71名宰相的入仕途径进行过考证，指出在整个北宋的71名宰相中，非科举出身的宰相有魏仁浦、赵普、沈义伦、吕端、贾昌朝、陈执中、吴敏7人，其中魏仁浦系后周元老，赵普、沈义伦为宋初功臣，吕端入仕于前朝，均属特殊情况，这样真正不由科举而相者，仅有贾昌朝、陈执中、吴敏3人[122]。显而易见，经由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文人士大夫在宋代官僚队伍中已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日本学者周滕吉之说过：“在宋代，本非仕宦之家的地方豪族（形势户），通过科举而产生了大量的官僚（官户）。……至于不通过科举而依靠父祖恩荫作官的人，以宗室身份作官的人，凭籍进纳（献金）、捕盗、行医等而作官的人，也都成了官户。但……只有科举出身的文官总最受尊重，可升到高官重位……其他官户则受到种种限制。因此，很多武官的子弟也通过科举而作官。可以说，宋代的官户是以文官为主体的。”[123]不仅如此，由于宋代科举取士不问家世门第，特别是由于国家“开孤进之路，辟至公之门”，因而使大量“寒隽之士，由乡里以升闻”[124]，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这样的案例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如天圣年间进士甲科出身的孙抗，幼年时因家贫“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书数百里”[125]。太平兴国年间进士张咏，“家贫无以本业，往往手疏坟史”[126]。进士出身的石介，“自高、曾以来，以农名，家居东附徂徕，西倚汶，有故田三百亩。……逢岁大有，囷不满三百石，食常不足，赖先人禄赐，介又幸有秩，姑逃于冻馁之患”[127]。宋真宗时位至宰相的张齐贤，为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进士，自幼孤苦贫寒，少为举子时，“客河南尹张全义门下，饮啖兼数人。自言平时未尝饱，遇村人作愿斋方饱。尝赴斋后时，见其家悬一牛皮，取煮食之无遗”[128]。状元及第、后位至宰相的吕蒙正，自幼亦是家境清贫，少时于洛阳龙门利涉院读书时，“一日行伊水上，见卖瓜者，意欲得之，无钱可买，其人偶遗一枚于地，公（吕蒙正）怅然取食之。后作相，买园洛城东南，下临伊水起亭，以‘噎瓜’为名，不忘贫贱之义也”[129]。进士甲科出身的杜衍，其父早卒，随母改嫁河阳钱氏，由于继父不容，杜衍“往来孟、洛间，贫甚，佣书以自资。尝至济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资用稍给。举进士，殿试第四”[130]。翰林学士张方平，“未第时，贫甚，衣食殆不给”[131]。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进士范仲淹，自幼亦是家境贫寒，应天府书院读书时，“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132]。其他如“幼孤贫”的李崇矩，“世为农家”的王禹偁，“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的欧阳修[133]，以及“奋白衣，数年遂知制诰，特为真宗所礼”的周起[134]，都出身于社会下层。在宋代科举及第的文人中，出身于贫寒家庭的大有人在，绝非个例和个别现象。何怀宏先生在其论著中，曾征引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Kracke《中国考试制度里的区域、家族与个人》的研究指出，“北宋入《宋史》的官员有46.1%来自寒族，而晚唐入新、旧唐史的官员中寒族比重仅占13.8%……南宋两份进士题名录……则表明，来自非官员家庭的在1148年占56.3%，在1256年占57.9%”[135]。由此何怀宏先生认为，“重要官员有超过一半者来自民间、来自下层。这看来是一个很难逾越的数字”[136]。宋史专家何忠礼先生在《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一文中则认为：“宋代不仅永远结束了士族地主垄断科举的局面，就是官宦子弟也很少能在科场上保持其优势。”[137]对此结论，何忠礼先生通过考察《宋史》本传、《宋历科状元录》、理宗宝祐四年（1256）《登科录》的记载进行了举证：北宋仁宗朝的十三榜进士第一人，就有12人出身于平民之家；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登科录》所载曾祖、祖、父三代仕宦都完整的570名进士中，三代皆不仕者达307人，占总数的53.9%，父亲一代有官者（包括宗室）129人，只占总数的22.6%[138]。上述统计数字无疑说明，门阀贵族时代“平流进取，坐至公卿”[139]的局面在宋代已不复存在，寒微之士在科举取士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总之，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直接打破了达官显贵之家对政权垄断的格局，不仅使士大夫阶层迅速崛起，也使“士大夫”的成分构成发生了变化。有专家学者通过网络检索“士大夫”在《旧唐书》《新唐书》和《宋史》中的使用情况，得出“士大夫”一词，在《旧唐书》中出现了28次，在《新唐书》中出现了46次，而在《宋史》中出现了316次。作者指出，“虽然三部正史的分量不同，但《宋史》使用‘士大夫’一词远多于两《唐书》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这说明士大夫阶级在宋代已经形成并成熟；‘士大夫’一词在宋代已经是一个概念相对清楚、含义比较明确的称谓了”。由此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是皇帝统治依靠的基本对象。”[140]
清代学者沈垚在《落帆楼文集·与张渊甫书》中说过：“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尚与古不相远，史传中所载多礼家精粹之言。至明则士大夫皆出草野，议论与古绝不相似矣。”[141]沈垚讲“至明士大夫皆出草野”这是事实，然而不可否认的另一事实是，大量出身中下层的士人登上政治舞台却是从宋代开始的。当然，这要归功于宋代日益完善的科举制度。正是宋代“取士不问家世”、相对公平和完善的科举考试制度，使门阀贵族时代形成的“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的局面得以终止，社会各阶层包括大量的寒门平民子弟只要科举考试合格，就可以入仕为官，跻身于士大夫阶层，门阀贵族政治已经销声匿迹。难怪宋人不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珪组，世为显著。至本朝（宋代）绝无闻人。”[142]“唯李唐一门十相者良多，至闻喜裴氏、赵郡李氏，一家皆十七人秉钧轴，何其盛也。本朝父子继相，韩、吕之后未闻。”[143]可以不容置疑地说，自宋代开始，门阀贵族政治已经瓦解，以文官出身的士大夫阶层已经成为官僚队伍的主体力量。
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曾作绝句示学者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徊徘。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44]任何事物或现象的出现都有“源头活水”，如果说，科举制度的发展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模式形成发展的动力和“源头活水”的话（当然门阀政治的崩溃亦是其重要的“源头活水”），那么这源头活水的形成，更与宋代帝王的好文风尚息息相关。可以说，宋代立国后崇文抑武国策的形成、科举制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宋代帝王的好文风尚。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帝王是以“好文”著称于世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虽是出身于一介武夫的高级将领，但他对知识文化和文人却是极为重视的。宋人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8称宋太祖“立极天下文明，以读书勉大臣，以文吏代镇将，以士人治刑狱，以儒人典藩”，这是符合历史实情的。文献史料中，有关宋太祖崇文重儒和喜好读书的记载俯拾即是。如宋人张舜民《画墁录》中称其“少亲戎事，性乐艺文”[145]。刘安世则称其“极好读书，每夜于寝殿中看历代史，或至夜分”[146]。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乾德四年五月甲戌有这样一条记载：
上（宋太祖）性严重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显德中，从世宗平淮甸，或谮上于世宗曰：“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货也。”世宗遣使验之，尽发笼箧，唯书数千卷，无他物。世宗亟召上，谕曰：“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封疆，当务坚甲利兵，何用书为！”上顿首曰：“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
宋太祖不仅自己喜欢读书，而且经常要求臣下读书。像赵普“初以吏道闻，寡学术，上（宋太祖）每劝以读书”。在宋太祖的耳提面命下，赵普“遂手不释卷”[147]。这种对知识的重视必然导向对文人的重视，史载宋太祖上台伊始，便将崇文抑武确立为宋代的立国之策。鉴于唐末五代以来军阀割据、武夫悍将拥兵自重所导致皇权式微的历史教训，宋太祖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削夺了禁军将帅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武夫悍将的军权；另一方面尊孔崇儒，以儒立国，重用和保护文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148]。据宋人罗从彦辑录宋代君臣事迹并加以议论而成的著作《遵尧录》记载，宋太祖在“初定天下，扫五代之失，日不暇给”的情况下，“犹命汪彻定宗庙，窦俨典礼义，聂崇义正礼器，和岘修雅乐，揽访儒术，畴咨治道”，并亲幸国子监，下诏“修饰祠宇及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又亲自为文宣王孔子、兖国公颜渊撰写赞词，并令武臣读书，“贵知为治之道”[149]。他听闻“国子监集诸生讲书，喜，遣使赐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150]。正是基于对文化的重视，宋太祖“即位未几”，又“召山人郭无为于崇政殿说书”[151]，同时对那些“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的知识分子“各赐本科出身”[152]。对于有文采的文人士大夫，他会“爱叹不已”，对其“增秩，赐章服”[153]。他特别重视科举考试的选拔，“有司误寘下第，帝（宋太祖）览之，故一榜尽赐进士及第。又诏礼部阅其十五举以上及诸科，并赐出身。召邢昺升殿，讲师、比二卦，又问以群经发题，帝嘉其精博，擢九经及第。又九经七人不中格，特赐同三传出身。帝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154]。宋人谢枋得《程汉翁诗序》曾云：“艺祖（宋太祖）最重读书人，虽超世拔俗之才，不由科举程文奋身，必不得行其志。”[155]为了鼓励文人学士加入官僚政治集团，宋太祖还曾下诏亲自求贤：“继今不限内外职官、前资见任、布衣黄衣，并许诣阁门投牒自荐，朕当亲试焉”[156]，并称“宰相须用读书人”[157]。在偃武修文的同时，宋太祖还对文人士大夫采取了保护措施，史载宋太祖受命之际，曾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碑中有誓词三行，其中“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158]。程颐所说“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乱，不戮一人，自古无之，非汉、唐可比”[159]，绝非信口开河之言。
宋太祖的继任者宋太宗也是一个笃学尚儒的好文之君，宋人彭百川所撰《太平治迹统类》卷26称其“崇尚儒术，听政之暇，观书为乐，殆至宵分，手不释卷”。他自谓“朕每日所为，自有常节，晨已闻，视事既罢，便即观书。深夜就寝，五鼓而起，盛暑尽日，亦未尝寝”[160]。宋太宗对《老子》所言“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深表同感，认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因此“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161]。宋人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26有这样一段记载：
太平兴国八年，以听政之暇，日阅经史，求人以备顾问，始用著作佐郎吕文仲为侍读，每出经史，即召文仲读之。帝语宰相曰：“史馆所修太平总类，自今日进三卷，朕当亲览。”宋琪曰：“陛下好古不倦，观书为乐，然日阅三卷，恐至罢倦。”帝曰：“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鉴戒，虽未能尽记，然未闻未见之事固己多矣，此书千卷，朕欲一年度读遍，因思好学之士读万卷书亦不为难。”
一千卷的《太平总类》（《太平御览》），宋太宗打算用一年时间将其读完，其好学之风可见一斑。由于对文化的重视，因此宋太宗在位期间，“尝幸龙图阁阅书”，且每退朝，“常以经籍自娱”[162]。对于有才学的文人，宋太宗尤为钟爱。侍读杨徽之，以能诗闻于朝野。“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并因杨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而拜其为礼部侍郎，还将其所献诗文挑选十联写于御屏[163]。为了“广致天下之士，以兴文治”，宋太宗在位期间大力发展科举制度，自他开始“取人益广，得士益多”[164]。王禹偁在上疏言事中曾称颂宋太宗自“临御之后，不求备以取人，舍短从长，拔十得五，在位将逾二纪，登第亦近万人，不无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165]。对新科进士，宋太宗则极尽礼遇，“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必制诗赐之，其后累朝遵为故事”[166]。不仅如此，他还非常重视文化工程的建设。其子真宗在御制《册府元龟》序中称：“太宗皇帝始则编小说而成《广记》，纂百氏而著《御览》，集章句而制《文苑》，聚方书而撰《神医》，次复刋广疏于九经，校阙疑于三史，修古学于篆籀，总妙言于释老，洪猷丕显，能事毕陈。”[167]为了充实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图书典籍，宋太宗下诏广开天下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篇帙稍备”。即位之初，他还对三馆进行了重建。宋初，三馆在汴京右长庆门东北，只有数十间小屋，“湫隘才蔽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侧，卫士驺卒，朝夕喧杂”。太宗即位后，“因临幸周览，顾左右曰：‘若此之陋，岂可蓄天下图籍，延四方贤俊耶！’即诏有司度左升龙门东北旧车辂院，别建三馆，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栋宇之制，皆亲所规画，自经始至毕功，临幸者再，轮奂壮丽，甲于内庭”。三馆建成后，太宗赐名为“崇文院”[168]，以向世人标示其崇儒尚文决心。
与太宗相比，真宗、仁宗好文有过之无不及。宋真宗继位后，曾以“朕每念太祖、太宗丕变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实有深旨，朕谨遵圣训，绍继前烈”[169]昭告后人，一再申明自己要继承、发扬先帝崇文尚儒的优良传统。事实亦与他所说的一样，史载真宗“崇尚文雅，自出阁后，专以讲学属词为乐，禁中游息之所，皆贮图籍置笔砚。及即位，每召诸王府侍讲，邢昺及国子监直讲，孙奭等更侍讲说，质问经义，久而方罢”。他曾对大臣说：“朕心中无事，甚乐听书。”他听闻国学讲书崔颐正“博通诸经，尤善诵说”，翌日便召崔颐正于景福殿讲《尚书》，又于苑中讲大禹谟，“自是日令赴御书院侍对”[170]。为了向世人标示崇儒的决心，宋真宗还于景德三年（1006）下诏全国诸郡修葺先圣之庙，并“诏诸郡于庙中起讲堂、聚学徒，选儒雅可为人师者教焉”[171]。鉴于“经史之文，有国家之龟鉴，保邦治民之要，尽在是矣”的认识，真宗皇帝即位后更是留意斯文，“听政之暇，惟文史是乐，讲论经义，以日系时”。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这样记载说：
上尝谓近臣曰：“朕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测简编，素所耽玩。古圣奥旨，有未晓处，不免废忘，昨置侍讲、侍读学士，自今令秘阁官，每夕具名闻奏，朕欲召见，得以访问。”其后每当直，或召对，多至二三鼓方退。[172]
不仅如此，真宗听政之暇“每观一书毕，即有篇咏，命近臣赓和，故有御制《观尚书》诗、《春秋》、《周礼》、《礼记》、《孝经》诗各三章，御制《读宋书》《陈书》各二章，《读后魏书》三章，《读北齐书》二章，《读后周书》《隋书》《唐书》各三章，读《五代梁史》《后唐史》《晋史》《汉史》《周史》各二章，可谓好文之主也”[173]。被誉为“圣性好学，博通古今”[174]的仁宗皇帝，继真宗之后继位，正“持盈守成之世”，更是“以斯文为急，每进士闻喜宴，必以诗赐之”[175]。欧阳修称仁宗在日理万机之暇，“无所玩好，惟亲翰墨”[176]。为了从经史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宋仁宗自即位以来，“常开迩英讲筵，使侍讲、侍读日进经史”，由于他“孜孜听览”，以至于时常“中昃忘倦”[177]。对于新科进士，仁宗帝也是极尽礼遇，将赐及第进士“闻喜宴于琼林苑，遣内侍赐以御诗，又人赐《中庸》书一轴”作为常态[178]。宋仁宗在位期间，“擢高科至辅弼者”骤多，在太平兴国二年至天圣八年（977—1030）二十三榜进士中，由吕蒙正而下，被任用为宰辅之臣的有27人，而出自仁宗天圣五年（1027）一榜进士中有3人并登宋朝的中枢机构——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府），一时成为“科场盛事”[179]。之后的嗣君宋英宗、宋神宗都是宋代历史上好文之君。就连以昏庸著称的北宋末代君主宋徽宗，也曾自谓“朕不爱百万之财，以教养天下之士，而以育材官人，善风俗，修政事为急”[180]，其本人则因为好文而在诗文书画上取得了很高的艺术造诣。
宋人吴渊为魏了翁文集所作序中有言：“艺祖（宋太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读书人’一念厚苍生。文治彬郁，垂三百年，海内兴起未艾也。”[181]《宋史·文苑传》序言则谓：
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182]
应该说，宋代创业垂统之君的好文风尚，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有宋一代政治的走向，使宋代社会向着偃武兴文、“以儒立国”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和确立了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士大夫政治形态。
总之，唐宋之际生产关系的变革，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宋代帝王的好文风尚，使宋代在政治上形成了“与士大夫治天下”[183]的政治形态。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与士大夫治天下”之类的提法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出现[184]，但其内涵及实质都不能与宋代同日而语。首先，宋前士大夫阶层的出身成分狭窄，缺乏广泛性。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士大夫”队伍的构成只能是那些高门士族，虽然亦有少部分寒门庶族地主进入官僚政权中，但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很低。隋唐“以投蝶自进”为主要特征的科举取士制度，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高门士族对官僚政权的垄断，但正如前所述，由于这时的科举制还为达官显贵所控制，科举取士制度不完善，因此这一时期“士大夫”的构成也基本上局限于达官显贵家庭，出身低微的士子在“士大夫”队伍中微乎其微。而宋代由于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完善、发展，“士大夫”的构成成分已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时期不仅那些出身寒微、在朝中没有政治资源和政治背景的士子大量由士而仕，跻身于士大夫队伍，而且在官僚政权中已占据优势地位。换言之，与宋前相比，宋代士大夫阶层的构成成分已具有了广泛性。其次，宋前的士大夫阶层从整体上缺乏“自任以天下为重”的责任意识，而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群体意识空前强化。在门阀贵族政治盛行的时代，由于士大夫大都出身于高门士族，因此他们无须过多地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否稳固而担忧，这种情况，很难使他们将自己的命运同王朝社稷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士大夫从整体上缺乏“自任以天下为重”的责任担当意识。而在门阀贵族政治崩溃和科举取士公平竞争的宋代，不论是出身于达官显贵的士大夫，还是出身于寒素平民的士大夫，他们都不可能保证自身及家族地位的长久不衰，他们的整个命运已与王朝社稷利益息息相关，因此“自任以天下为重”的责任意识普遍增强，对王朝社稷和社会群体的责任担当意识已成为整个士大夫群体进行社会实践的重要动力，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空前高涨，并且由于其群体凝聚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责任意识的增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凸显出来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热情及其成效也是非常突出的。毋庸置疑，无论是从宋代士大夫人员构成的组成成分和数量上看，还是从文人士大夫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上看，广大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已成为赵宋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文人主政由此亦成为宋代政治中的鲜明特色。诚如王瑞来先生所说，宋代“最大的政治特征，就是士大夫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或者说势力获得了空前的成长”，“从这个时代开始，通过科举进入政界的士大夫，支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主流政治”[185]。由此而论，元人刘祁所说的“宋兴，内外上下皆儒者显荣”[186]绝非虚言，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
精英循环理论认为，“一个正常运作的社会，应具备使处于社会下层的优秀分子流入上层、上层的庸才被淘汰出局的机制。如果一个社会不具备这种机制，即统治精英无法吸纳社会下层的精英人士，或统治集团中的庸才不能实现向下流动，那么下层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就会集聚，或者上层阶级中的低劣分子就会集聚，从而破坏整个社会的平衡”[187]。士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有知识有文化的精英阶层，大量的文人入仕无疑应给予肯定。尽管同门阀贵族政治一样，士大夫政治形态也是封建社会官僚政治的产物，但与主要是依靠家世门第入仕的士族门阀贵族政治相比，经由科举考试而形成的士大夫文官政治，打破了魏晋以来主要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门阀贵族政治形态，它不仅扩大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阶级基础，而且广大的文人入仕，使大量优秀的人才流入官僚队伍，给统治集团带来了新鲜血液，从整体上有利于官僚集团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宋代文化的复兴与繁盛这一事实便是例证。特别是大量的文人学士入仕，使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有利于统治政权的稳定，正如美国学者所说，由于“这一制度向有才能的人打开了有吸引力的大门，也就使这些人不会进行颠覆活动”，并认为自“宋代完善了文官制度”后，“中国政府相当稳定。赵匡胤960年的篡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在以前，皇帝不断被他的大将、皇后和其他有权的大臣夺去皇位，960年以后，这种情况不再出现”[188]。当然，文人入仕也有消极的一面。大量的文人入仕，使许多人有官位而无职事，由此加剧了官场的激烈竞争。为了早日求得差遣，谋得职事，许多人只好奔走于权贵门下，导致奔竞之风盛行。另外，文人有好持异论特点，许多文人士大夫常常在一些思想观点和政论中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并发展成党同伐异的朋党之争，导致了政局的动荡。诚如邓之诚先生所说：“宋人结习，务为高名，好持苛论，于是台谏遂为掀动政潮之地，而朋党之势以成。……始则君子与君子相争，继则君子自命，而以小人目之，其流毒遂不可问。”[189]
注释
[1]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4页。
[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开宝八年二月戊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36页。
[3]出于论述的需要，有关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完善将在本章第二个问题中进行扼要叙述。
[4]（宋）晁冲之：《夜行》，载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122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3页。
[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丙寅，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94页。
[6]学界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历史时期，如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在《谈谈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7]（元）脱脱等：《宋史》卷157《选举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71页。
[8]（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1《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8页。
[9]（元）脱脱等：《宋史》卷157《选举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58、3659页。欧阳修在为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撰写墓志表中亦称：“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见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25《胡先生墓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89页。
[1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189页。
[11]（元）脱脱等：《宋史》卷157《选举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60页。
[1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0，元祐元年十月癸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497页。
[1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6《学校考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2页。
[14]据《宋史》卷157《选举志》记载，庆历年间，太学生员置内舍生二百人，熙宁初增至百人，不久诏通额为九百人。熙宁四年（1071），又将太学生员分为外舍生、内舍生和上舍生三等：“始入学为外舍，初不限员，后定额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员二百；内舍升上舍，员百。各执一经，从所讲官受学，月考试其业，优等上之中书。其正、录、学谕，以上舍生为之，经各二员；学行卓异者，主判、直讲复荐之中书，奏除官。”
[15]（元）脱脱等：《宋史》卷157《选举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60—3661页。
[1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6《学校考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2页。
[17]（元）脱脱等：《宋史》卷157《选举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63页。
[18]（元）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04页。
[1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3《职官考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71页。
[20]（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1《南安军学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4页。
[21]（宋）程俱：《北山小集》卷19《衢州开化县新学记》，载《宋集珍本丛刊》第33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479页。
[22]（宋）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39，载《宋集珍本丛刊》第77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133—134页。
[2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2《学校考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0页。
[2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0《学校考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1页。
[2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8《百官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66页。
[26]（元）脱脱等：《宋史》卷157《选举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57、3659页。
[27]参见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90—91页。
[2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97《循吏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31页。
[29]（元）脱脱等：《宋史》卷178《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339页。
[30]（宋）罗浚等：《宝庆四明志》卷12《鄞县志·学校》，载《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七四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5226页。
[31]（宋）洪适：《盘洲文集》卷33《休宁县校官碑》，载《宋集珍本丛刊》第45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246页。
[32]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5—236页。
[33]乔卫平先生在其论著《中国宋辽金夏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认为，从宋代教育的格局来看，“宋代虽然处于需要并亟待强化中央集权、以维系社会稳定的客观历史环境之中，但宋代的教育却并不是一种由官方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是官方办学、民间办学、官绅个人集资办学，甚至寺院也参与办学的一种形式与内容各异的多元化的格局。宋朝统治者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如北宋初期），甚至放弃了参与地方办学的权力……宋代作为一个以文治著长的国度，是以较宽松的态度来对待文化教育事业的”。
[3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6《学校考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1页。
[35]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6《学校考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1页。
[36]（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3，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页。
[3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3《职官考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71页。
[3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3《职官考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71页。
[39]（元）脱脱等：《宋史》卷432《李觏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839页。
[40]（宋）邹浩：《道乡集》卷40《冯贯道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宋）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9《孙容庵甲稿序》，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23页。
[42]（元）脱脱等：《宋史》卷427《程颢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14—12715页。
[43]（清）朱轼：《史传三编》卷7《名儒传六·魏了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载（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01页。
[45]杨布生、彭定国：《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该书认为，“书院兴起于中唐，雏形于晚唐五代，鼎盛于宋元，持续和普及于明清”。（第1页）
[46]（宋）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卷6《白鹿洞书院记》，《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9—100页。
[47]《江西通志》卷22《书院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参见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73页。
[49]（元）脱脱等：《宋史》卷387《王十朋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882页。
[50]（宋）徐铉：《骑省集》卷28《洪州华山胡氏书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1]（清）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25《龟山学案》，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78页。
[52]（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8《南京书院题名记》，《范仲淹全集》，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页。
[53]（清）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30《刘李诸儒学案》，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72页。
[54]《福建通志》卷6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5]（宋）曾丰：《缘督集》卷17《送缪帐干解任诣铨改秩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6]《宋史研究集》第4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69年版，第189、201页。
[57]〔美〕捷克·杰鲁内：《儒教给中国社会形态带来的变化》，《社会科学报》1991年2月7日。
[58]（宋）张伯玉：《吴郡州学六经阁记》，载（宋）吕祖谦编《宋文鉴》卷79，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22页。
[59]（清）黄以周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4，崇宁三年十一月丙申，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28页。
[60]（宋）王之望：《汉滨集》卷1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1]（宋）陈起：《江湖小集》卷3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2]参见白寿彝总主编、陈振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4页。
[63]参见包伟民、吴铮强《宋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
[64]《福建通志》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5]《论语·子张第十九》，见（宋）朱熹集注《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79页。
[66]《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见（宋）朱熹集注《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82页。
[67]参见葛荃《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页。“士大夫”作为一个概念的广泛使用是在战国时代，其基本点就是士与官僚的结合。有的学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阶层的基本形成是在秦汉时期，特别是汉初，“由于高度集权的中央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士人的社会角色也基本被确定为入则为官、出则为士，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阶层及其社会功能由此基本形成，并历经两千多年而无本质变化”（马亮宽：《略论汉初的士大夫》，《东岳论丛》1999年第4期）。应该说，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一种观点。而关于士大夫阶层的内涵，葛荃先生在《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指出，从内涵上考察，士大夫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居官与有职位的人，二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总的来看，士大夫是士人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结合体。
[68]（汉）徐干：《中论》卷下《亡国第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卷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15页。
[70]（汉）司马迁：《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95页。
[71]（汉）班固：《汉书》卷88《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0页。
[72]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73]（唐）柳芳：《姓系论》，载（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72，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78页。
[7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选举考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4页。
[75]（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选举考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4页。
[76]（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9《好及第恶登科》，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7页。
[77]（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6《公荐》，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7页。
[78]（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651《贡举部·谬滥》，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7511—7512页。
[79]参见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而有的学者通过对唐代典籍所载登科者出身进行统计得出，唐代进士科共取士830人，其中士族占589人，比重高达71%；就登科情况看，唐代士族之登科数量不仅在总数上大于寒族，而且在唐代的每个阶段和每个科举科目之登科人数都大于寒族；士族在科举考试特别是进士科考试中具有绝对优势（王伟：《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北方论丛》2010年第5期）。
[80]参见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唐宋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页。
[81]（宋）王应麟：《玉海》卷115《选举》，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2126页。
[82]陈锋：《政治选择与宋代文官士大夫的政治角色——以宋朝治国方略及处理文武关系方面探究为中心》，《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陈锋先生在本文论及宋代以前王朝统治对政治中坚力量的选择时有这样一段精到的总结概述：“先秦时期，长期存在天子与诸侯分治天下的等级分封政治，天子与诸侯在统治的过程中，依靠或选择的政治力量主要限于各级贵族之内，与之相适应而实行了世卿世禄制度。……自秦朝实行专制帝制以降，历代王朝统治者无不依赖一定的集团力量实现建国的目标。而在随后的治国过程中，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政治上进行了选择，依靠并培植特定的集团及其阶层力量，以作为自己的统治支柱。于是，出现了秦汉时期的军功贵族、魏晋之时的门阀世族、隋唐王朝的关陇集团及高门大族等等。与之相适应，乃实行了军功爵、征辟察举、九品中正与门荫等选官制度。出身以上集团及其阶层者通过这些制度保障成为治国的政治主力，构成当时的政治中坚群体，执政官僚多出身于此。在此历史阶段，皇权主要依靠社会上层这一较小的集团支持，因此政治、经济乃至于文化资源大多被他们垄断，而更为广泛的庶族阶层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
[83]（宋）蔡襄著，吴以宁点校：《蔡襄集》卷22《任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84]（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5623页。
[85]（宋）王溥：《唐会要》卷83《租税上》，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35页。
[86]（元）脱脱等：《宋史》卷17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206页。
[87]对于宋代“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土地政策的内涵，漆侠先生这样诠释：“所谓‘田制不立’，指的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建立不起来，而所谓‘不抑兼并’，又是在承认土地私有前提下对土地兼并不加干预。”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3页。
[88]元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田赋考》中说：“自秦开阡陌之后，田即为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贵者可得之。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属役于富贵者也。”（见《文献通考》卷2《田赋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页）马端临这里概括指出了中国古代土地兼并的两种主要方式，即富者以钱买田，贵者依仗政治势力占田。
[89]（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90]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339页。
[91]（宋）袁采：《世范》卷下《治家》，载（宋）袁采等撰《世范》（外四种），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60页。
[92]（宋）罗椅：《涧谷遗集》卷1，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3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页。
[93]参见葛金芳《对宋代超经济强制变动趋势的经济考察》，《江汉论坛》1983年第1期。
[94]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0页。
[95]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0页。
[96]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页。
[97]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胡寄窗先生认为：“中小地主阶层的成长壮大成为一股政治力量是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形式后期的主要特征。”见同书第4页。
[9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9页。
[99]（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113《论逐路取人札子》，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716页。
[100]（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8，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35页。
[10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九月丙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页。
[102]（宋）欧阳修：《归田录》卷2，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
[103]（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载《全宋笔记》第三编第7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104]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8页。
[105]（汉）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第八》，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18页。
[10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43《职官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25页。
[107]（宋）王应麟著，（清）翁元圻等注，乐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困学纪闻》卷15《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1页。
[108]（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14之15，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490页。
[109]（宋）陈襄：《赤城集》卷18《仙居劝学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0]（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1，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111]（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1，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页。
[112]（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5，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1—72页。
[11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选举考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0页。
[114]参见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115]关于唐代吏部“身、言、书、判”考试内容，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指出：“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谓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见（宋）洪迈《容斋随笔》卷10《唐书判》，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9页。
[11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1之35—36，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347页。
[117]（元）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11页。
[118]（宋）洪迈：《容斋随笔》卷9《高科得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0页。
[119]载漆侠、李埏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120]（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8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69页。清人徐松《宋会要辑稿》中亦谓：“国家以文章取士，莫盛于进士之一科，名公巨卿，项背相望。”（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22之8，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599页）
[121]（宋）马永卿：《懒真子》卷3，载《笔记小说大观》第6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74页。
[122]参见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0、300页。
[123]〔日〕周滕吉之：《宋代的官僚制和大土地占有制》，载刘俊文主编，索介然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66页。
[12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至道三年九月壬午，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81、882页。
[125]（宋）王安石著，唐武标校：《王文公文集》卷89《广西转运使孙君墓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40页。
[126]（宋）宋祁：《张文定公行状》，（宋）吕祖谦：《宋文鉴》卷136，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4页。
[127]（宋）石介：《徂徕文集》卷14《上王状元书》，载《宋集珍本丛刊》第4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285页。
[128]（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7，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8页。
[129]（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7，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1页。
[130]（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0，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4页。
[131]（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27，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87页。
[132]（元）脱脱等：《宋史》卷314《范仲淹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67页。
[133]引文分见（元）脱脱等《宋史》卷257《李崇矩传》，第8952页；卷293《王禹偁传》，第9793页；卷319《欧阳修传》，第10375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134]（宋）王安石著，唐武标校：《王文公文集》卷83《赠礼部尚书安恵周公神道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7页。
[135]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5页。
[136]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5页。
[137]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138]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对于宋代官僚队伍中人员构成，许多专家学者都有精到的分析，如朱瑞熙先生指出：宋代科举登第者大部分出身于乡户，即一般地主、殷富农民和一部分工、商子弟，几代为官的子弟甚少。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题名录》载，这年中榜的330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其中城市出身者不到30人，宗室25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登科录》也记载了这年中榜的601名进士的详细情况。据统计，这些进士中，除少数情况不明和宗室以外，大多数出身于乡户，其中县坊出身者不到20人，祖或父有一代做官的有113人，祖、父两代做官的有23人，曾祖、祖、父三代都做官的有8人，这三部分进士合计为144人。此外，还有宗室73人。在这些人中，祖、父两代不曾做官的有33人，祖或父有一代做官的有23人，祖和父两代做官的3人，曾祖、祖、父三代都做官的14人。这就是说，在601进士中，平民家庭出身的有417人，官僚家庭出身的有184人。这一情况显示，在科举登第者中，世代做官的子弟居于少数，大多数进士来自平民家庭。见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78页。
[139]（梁）萧子显：《南齐书》卷23，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38页。
[140]黄正建：《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以两〈唐书〉用词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
[141]（清）沈垚：《落帆楼文集》卷8《与张渊甫书》，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5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63页。
[142]（宋）王明清：《挥麈录·挥麈前录》卷2，载《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587页。
[143]（宋）方勺：《泊宅编》卷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
[144]（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6，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
[145]（宋）张舜民：《画墁录》，载《全宋笔记》第二编第1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146]（宋）马永卿编，（明）王崇庆解：《元城语录解》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乾德四年五月甲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1页。宋人文莹则有这样的记载：“太祖尝谓赵普曰：‘卿苦不读书，今学臣角立，隽轨高驾，卿得无愧乎？’普由是手不释卷。”见文莹《玉壶清话》卷2，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页。宋太宗在为赵普撰写的《神道碑》中称“幼不好学”的赵普“及至晚岁”，已是“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几案，强记默识，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既博达于今古，尤雅善于谈谐”。见（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1《赵中令公普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8]（元）脱脱等：《宋史》卷436《陈亮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40页。
[149]（宋）罗从彦：《遵尧录》卷1，载《全宋笔记》第二编第9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113页。
[150]（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
[151]（宋）张舜民：《画墁录》，载《全宋笔记》第二编第1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152]（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1，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153]（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7，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3页。
[154]（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17《太宗致治》，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3—114页。
[155]载（元）刘埙《隐居通议》卷16，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2页。
[15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春正月壬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9—120页。
[15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乾德四年五月甲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1页。
[158]（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1，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159]（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5《上仁宗皇帝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2页。
[160]（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16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冬十月癸亥，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28页。
[162]（宋）夷门君玉：《国老谈苑》，载《全宋笔记》第二编第1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
[163]参见（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7，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3页。
[164]（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载《全宋笔记》第二编第10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页。
[16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98页。
[166]（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2页。
[167]（宋）王应麟：《玉海》卷54《乘诏撰述·类书》，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032页。
[168]上引资料出自（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太平兴国三年春正月辛亥，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2页。
[169]（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
[170]（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26《真宗皇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1]《江西通志》卷134《艺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2]（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8页。
[173]（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2—163页。
[174]（宋）魏泰：《东轩笔录》卷3，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页。
[175]（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载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3页。
[176]（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页。
[177]（宋）魏泰：《东轩笔录》卷3，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页。
[178]参见（宋）罗从彦《遵尧录》卷1，载《全宋笔记》第二编第9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179]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谓：“自太宗崇奖儒学，骤擢高科至辅弼者多矣。盖太平兴国二年至天圣八年二十三榜，由吕文穆（吕蒙正）公而下，大用二十七人。而三人并登两府，惟天圣五年一榜而已，是岁王文安（王尧臣）公第一，今昭文相公韩仆射（韩琦）、西厅参政赵侍郎（赵槩）第二、第三人也。予忝与二公同府，每见语此，以为科场盛事。”见（宋）欧阳修《归田录》卷1，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页。
[180]（宋）王相：《常州无锡县崇宁增建学记》，载《无锡县志》卷4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1]（宋）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吴渊序》，载《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591页。
[182]（元）脱脱等：《宋史》卷439《文苑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97页。
[18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370页。
[184]宋史专家何忠礼先生认为，最早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帝王是汉高祖刘邦，他在公元前196年所颁布的诏书中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卷1下《高帝纪》）此后，只要不是十分昏庸的帝王或当权者，都会有这种类似的提法，如东汉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在其颁布的“求贤令”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三国志·魏志》卷1《武帝纪》）北魏孝文帝在太和元年（477）的诏书中则有“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魏书·高祖纪上》）的提法。见何忠礼《略论宋代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范仲淹等人的政治活动为中心》，《杭州研究》2010年第2期。
[185]王瑞来：《走向象征化的皇权》，载朱瑞熙、王曾瑜、姜锡东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页。
[186]（金）刘祁：《归潜志》卷13，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8页。
[187]《新编哲学社会科学简明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1页。
[188]〔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潘兴明、庞朝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
[189]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4，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