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元梁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一
我们为什么要把形态分析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首先，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谈论或讨论哲学发展时引入了形态分析，哲学形态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他们提出和使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理论写作的时候，生物学有了很大的发展，生物形态学也已经初步形成。恩格斯关于生物学中的形态还做了专门的论述，他说：“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或不可分离。形态学的现象和生理学的现象、形态和机能是互相制约的。形态（细胞）的分化决定物质分化为肌肉、皮肤、骨胳、表皮等等，而物质的分化又决定分化了的形态。”[1]受生物形态学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形态”概念、“形态分析”方法引入社会、历史和精神领域的研究中。马克思说：“‘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2]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提出和使用了“社会形式”“经济形态”和“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概念，恩格斯说：“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式一样，是完全适用的。”[3]马克思还说：“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过程中还使用了原生态、次生态等概念以说明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演变。马克思说：“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行经济分析过程中还提出和使用了商品形态和价值形态的概念和分析。马克思指出，存在商品形态的变化。[6]马克思还说，“一切商品都用金来计量它们的价值，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使用形态的想象的对立面，成为它们的价值形态。金成为实在的货币，是因为商品通过它们的全面让渡使金成为它们的实际转换或转化的使用形态，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实际的价值形态。商品在它的价值形态上蜕掉了它的自然形成的使用价值的一切痕迹，蜕掉了创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劳动的一切痕迹，蛹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的社会化身”[7]。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将形态概念引入政治领域，提出了“国家发展形态”的概念，恩格斯说：“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形成过程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的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痕迹——，另一方面，因为它使一个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道这个国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详情的。”[8]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把形态概念和形态分析引入意识、思想、文化领域。马克思说：“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的行动的意义。我们的全部任务只能是赋予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以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9]恩格斯用形态概念谈论过基督教：“这篇作品给我们描绘出形态最不发展时的基督教，这种形态的基督教对于4世纪时有着完备的教条和神话的国教的关系……”[10]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哲学发展时也明确地使用了形态概念和形态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辩证法发展史时认为辩证哲学经历了不同形态的演变。恩格斯指出：“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家愿意较为仔细地研究一下辩证哲学在历史上有过的各种形态，那么上述过程可以大大缩短。在这些形态中，有两种形态对现代的自然科学可以格外有益”[11]；“第一种是希腊哲学。在这种哲学中，辩证思维还以原始的朴素的形式出现，还没有受到令人迷醉的障碍的干扰，这些障碍是17和18世纪的形而上学——英国的培根和洛克，德国的沃尔弗——为自己设置的，并且由此就堵塞了自己从认识个别到认识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12]；“辩证法的第二种形态恰好离德国的自然科学家最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13]。马克思还将辩证法分为神秘形态和合理形态：“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4]恩格斯同样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着形态的演变：“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15]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提出了“哲学形态”的概念并进行了哲学形态分析。这就是我们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进行形态分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根据。
其次，总结和反思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所发生的学术争论，也使我们走上了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的研究道路。
改革开放之后，在解放思想社会潮流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进行哲学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反思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哲学根源和哲学表现，进而又进一步反思了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所建构起来的哲学模式（后来被称为“斯大林哲学模式”）。随着对“斯大林哲学模式”的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出现了分化，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学派和辩证唯物主义学派，两派进行了长期激烈的争论。两派都认为自己的观点和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指责对方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学派指责辩证唯物主义所讲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旧唯物主义、敌视人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学派指责实践唯物主义所讲的实践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实践观。直到今天，这场争论很难说哪一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似乎还将继续下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场争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业起到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场争论促使学者们去思考、去研究、去创新。甚至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上，除了上述两大学派之外，还有各种不同的甚至彼此对立的理解，如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人本主义，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哲学等。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过去，无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前还是苏联斯大林时期，“唯我独马”，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在党的领导人手里。在党内路线斗争胜利的领导人手里。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列宁和斯大林，到毛泽东，被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这个正统之外的，或者被称为“非马克思主义”，或者被称为“反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这种一源单传的观点不但禁锢了学者的思想，更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化理解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现象，是学术界思想解放的结果和成果。当我们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化理解的现实出发去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传播史的时候，会发现原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就出现了多元化的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源多流”的过程，而过去传统的“一源一流”正统观点被历史证明是站不住脚的，是错误的。从“一源一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到“一源多流”的马哲史观的转变，也推动我们发现和选择了从形态分析这个角度，用形态的演变来解释“多流”现象比较贴切。
最后，是为了将学术界已经开始的事业坚持做下去，通过形态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形成和构建。
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一书的“序言”中已经说明，哲学所马哲片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是在1995年学科调查过程中形成和提出的。但当我们着手了解学术界相关研究时发现，在我们之前，已有学者开始了这种研究。“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界一些同志在1988年7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经历了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的观点等。这些观点内涵还表述了这样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立场和视角，去研究、总结社会实践和为社会实践服务，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而以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实践为中心的社会实践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实践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具体任务、研究的基本课题、确定的理论内容都必然具有自己的特色，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多样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形态，从纵向顺序来看，先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或称实践的唯物主义）作为原生形态的主体，接着有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为直接的理论来源的次生形态，然后有以某个次生形态为主要的理论来源的再次生形态，等等；从横向排列来看，由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条件和个体的条件的不同，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次生形态等又包含各有特色的若干具体形态。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形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差异主要在于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及其体系。坚持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是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多样性的关键。”[16]根据上述思想，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组织策划和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专著系列，而高齐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就是这个专著系列中的一部重要著作。高齐云在第一编绪论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发展的多样化形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方法论问题；第二编论述了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基本逻辑体系；第三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若干主要范畴、理论的演进；第四编论述了捍卫、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广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策划的上述专著系列及高齐云的这本专著开启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形态研究的先河。他们的成果成了我们的起点，又激励着我们要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和探索。
相关研究成果还应提到苏州大学教授王金福所著的《马克思的哲学在理解中的命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释学考察》一书。他写道：“解释学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在这种视野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马克思哲学的命运，就是在理解中的命运。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经过理解，才能得到传播、发展并为现实生活服务。”他还写道：“现代哲学解释学正确地揭示，理解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理解，必然具有相对的、历史的、有限的、开放的性质；只要理解，理解总是不同，不仅理解和理解的对象会有所不同，而且不同理解者之间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会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没有一种理解能够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全正确的理解。”[17]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的这部专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写成了理解史。他依次论述了马克思哲学的自我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的“实践哲学”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理解。该著作关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论述很精彩独到，既有新的说法，又能做到实事求是。作者写道，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理解方式，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总体上仍然是“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他不仅在名称上仍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叫做“辩证唯物论”或“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且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和恩格斯以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是一致的，从文本依据来说，也主要是依据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著作。但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十分重视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虽然他并没有对马克思的有关文本做出专门解释，但是他的实际思想，在不少方面非常接近马克思。可以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方式内向马克思的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的一次返回、接近。该著作设立的节标题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框架内向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回归”[18]。可以看到，王金福通过理解的具体性、多样性、相对性、开放性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之后“一源多流”的历史过程，这实际上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所经历的形态演变。
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拨乱反正也好，返本开新也好，对传统认为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模式的反思、争论也好，都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渴望跟随改革开放的实践大潮，通过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有一个新的发展、有一个全新的面貌，这股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思潮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使理论界提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和新形态的要求和主张。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就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过程，就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过程。我们之所以开展形态研究，就是为了推进这种探索和建构的过程。
二
怎样才能正确有效地进行形态分析？这还得从形态概念和形态学说起。
形态概念和形态分析，首先起源于生物学。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生物形态学把生物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形态的形成及发展的规律性。后来这种形态分析被引入诗歌、文学和语言的研究，形成了“文艺形态学”和“语言形态学”。后来又被引入数学研究领域，形成了“数学形态学”，是一门建立在格论和拓扑学基础之上的图像分析学科，是数学形态学图像处理的基本理论。
在《辞源》中，形态一词被定义为形状神态。以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九》为例：冯绍正“尤善鹰鹘鸡雉，尽其形态，觜眼脚爪毛彩俱妙”[19]。在后来的字典中，形态被定义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事物的形状或表现。[20]
形状也好，表现形式也好，都是事物存在的外在方面。哲学上有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之分，我们可以直观地将形态归属于形式、现象的系列和层次，是事物的外在的具体的存在方式。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现在，形式已经变化了，不过本质依然是一样的”[21]。这就是说，本质是事物存在的内在规定性，形态则是事物存在的外在表现，即形态是事物内在本质的外在表现。本质的内在规定性规定了事物存在的质的界限，具有相同的内在规定性，就属于同一类事物。但同一类事物在外在的存在形态上是不同的。这样，就可以根据形态的不同在事物存在的亚层次上对事物进行再划分。从形态是事物的具体的、现实的存在来看，形态就是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表现性的统一，就是内容、本质、内在规定性通过形式、现象、外在表现而展现的具体的现实的存在。这样理解下的形态就比形式、现象、表现显得更为具体、更为现实，在这个意义上的形态是与规定相对而言的，也许我们可以把事物规定和形态存在看作一对哲学范畴。随着对形态的认识和深入，人们发现事物的存在形态往往是由一系列要素及要素之间的结构决定和制约的，要素及要素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形态的变化。通过对要素及要素结构变化的分析揭示形态变化的规律性，在许多学科中就产生了形态分析方法。就是在这种科学和学术发展的背景下，形成了哲学形态概念和哲学形态分析方法。
哲学就是人们以最抽象的概念把握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方式，是人们在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时所形成的最基本的思想、观念，是系统化、理论化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形态则是哲学问题借以解决、哲学思想借以实现的不同层次的形式和方法的总和，是哲学内容和哲学形式的有机统一。哲学形成、实现和发展过程的各种要素制约着哲学形态的形成和演变。所谓哲学形态分析，就是要揭示影响、制约哲学形态的各种要素，就是要分析各种要素对哲学形态是怎样产生影响的，就是要揭示哲学形态随着要素变化而演变的规律性。
人们面临的生存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人们之所以需要哲学，就是为解决所面临的这种重大问题的。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见识起着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才能区别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2]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问题，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是不同的。回答不同的问题，自然会形成不同形态的哲学。
人们并不是以某种零知识状态提出和分析面临的实际问题的，而总是在某种知识背景下开始其认识活动的。这种知识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人们对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如此。哲学家之所以是哲学家，就是因为他系统掌握了前人的哲学成果，具有哲学的眼光和进行哲学理论思维的能力，能够从人类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中提炼出哲学问题。哲学家对哲学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的过程是他掌握的哲学理论与他要解决的哲学问题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既是他应用既有哲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哲学问题的过程，也是他根据面临的哲学问题对既有哲学理论的一种检验过程。在既有的哲学理论不能确当地分析和解决哲学问题的情况下，他会根据面临的哲学问题对既有理论做出某种理解、解读，甚至是批判，并在批判过程中提出和创造新的哲学理论，从而实现在哲学的层次上用哲学的方式解决面临的哲学问题，推动哲学的发展。因此，哲学家所具有的哲学知识背景对他的哲学创造及所创造出的哲学形态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恩格斯说得好：“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23]
作为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不是各种观点、见解的机械集合，而是各种观点、思想、理论有机关联形成的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逻辑体系。成熟的哲学总是表现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还会表现为由若干概念、范畴组成的理论逻辑体系。黑格尔认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偶然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24]可见，哲学思想体系及表达阐述这种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与由概念、范畴组成的逻辑体系就构成一定哲学的存在形态。理论观点的变化，思想内容的变化，概念、范畴及由概念、范畴组成的逻辑体系的变化，都意味着哲学形态的变化，意味着哲学的发展。
一般地说马克思反对哲学体系、理论体系，恐怕并不正确。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采取了极其严肃的、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所构建的《资本论》的理论逻辑体系之严密、之精美，逻辑性和历史性之间的高度一致，从《资本论》出版至今，一直为人们惊叹不已。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收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25]但是，马克思对于当时德国理论界在黑格尔的影响下，动不动就创造一个哲学体系的那种学风、对那样出现在德国理论舞台上的种种哲学体系或体系哲学持坚决、尖锐、明确的反对态度。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马克思还指出，“哲学思想冲破了令人费解的、正规的体系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26]。显而易见，马克思论述了一种关于哲学存在形态的全新理解。在他看来，哲学不应该存在于脱离现实的体系之中，而应该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是世界的哲学，是“世界公民”。马克思在自己的研究中，明显地重问题、重内容，轻体系。他和恩格斯一起合作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现在被认为是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和论述了新历史观，但那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过程中阐述的，在阐述过程中，他们也没有想要构建一个新历史观的体系。马克思还写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新唯物主义的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经典地论述了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所构成的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他还曾经计划过系统论述一下自己的哲学思想，但这个设想还是被各种问题研究挤掉了。所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存在于他一生的研究过程之中，存在于他写下的全部文本中，除了几篇集中的哲学文献，大量地存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社会历史的研究中、人类学的研究中。马克思的哲学既以新历史观、新唯物主义、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形态而存在，也以资本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人类学哲学的形态而存在。因此，马克思的哲学虽有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没有形成一个由一系列概念范畴组成的完整的严密的逻辑体系。这既是马克思哲学的优点，同时也是某种缺点和不足。恩格斯也反对当时德国理论界存在的构造体系的风气。他批评地指出，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他公开声明，他写作《反杜林论》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种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不过，恩格斯紧接着表示，“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27]。大概看到马克思全身心地投入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恩格斯就将自己的研究领域锁定为哲学领域，并认为这是他同马克思之间的分工。他长期开展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写下了大量的论文、札记。后来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继承恩格斯哲学成果的基础上，明确地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恩格斯也被后人认定为是这种体系的首创者。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8]马克思还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9]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他的哲学不是以往那种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因此，他特别重视他的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与无产阶级及人类解放斗争实践的关系。在他看来，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而无产阶级则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他们所创造的这种哲学的真正主体就是从事改变世界现实实践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把自己的理论创造同无产阶级及人类的解放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随着他们的理论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成为从事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及人类解放斗争实践的这种关系、它在无产阶级及人类解放斗争实践中的这种地位，对它的存在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它的理论形态还是实践形态，都与那种不与人类解放实践发生直接关系的“书斋哲学”“学院哲学”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存在的各种社会历史条件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形式产生着影响，甚至形成着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形态。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国家政权的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获得了执政党指导思想的存在形态，而且还获得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的存在形态。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机构和队伍的建立、形成，出现了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存在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政治存在形态，是一元的、统一的；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和理解，是多元的。此外，为了教育宣传，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下，编辑出版了哲学教科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存在形态；为了在广大群众中普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存在形态。
总而言之，哲学形态就是哲学内容和哲学形式的有机统一。哲学形态分析就是要分析哲学内容是怎样通过不同层次的形式得到形成、实现和发展的。前面的论述表明，哲学问题本身，用来分析哲学问题的哲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哲学问题过程中所形成的哲学的观点、思想、理论，用来表达理论内容的哲学概念、范畴及由概念、范畴组成的逻辑体系，表达概念范畴的话语体系，哲学在人们实践活动中发生作用的方式，还有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条件等，都会在不同层次、以不同形式对哲学形态产生影响。我们之所以选择哲学形态分析，就是因为哲学形态分析比哲学内容分析、哲学体系分析更丰富、更全面。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分析只从哲学内容上、从理论观点上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变化，如说列宁、毛泽东在哲学理论观点上如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后来出现的哲学体系分析，比理论内容的分析要丰富了一些，除了进行理论观点的分析外，还从表达理论内容的概念范畴构成的逻辑体系进行分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不仅描述为观点、理论、内容的变化过程，也描述为概念、范畴构成的逻辑体系的更迭变化的过程，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描述为后人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不同解读形成不同体系的过程。可以看到，无论是理论内容的分析还是逻辑体系的分析，都还只停留在哲学的理论层面，可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马克思特别重视他的哲学的实践层面、实践形态。因此，只有哲学形态分析，才能在包括理论内容分析、逻辑体系分析的同时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形态的分析。另外，从开拓创新的角度讲，理论内容分析限于理论观点上的创新，逻辑体系分析限于概念、范畴组成的逻辑体系上的创新，也可能限于原有的概念范畴体系的更新或重新排列，而形态分析可以让我们不受原有的理论内容、原有的概念范畴逻辑体系的限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下面临的时代问题、中国问题、群众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包括新内容、新概念、新范畴、新体系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存在形态。我们就是要通过分析，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一些什么样因素的影响下，发生了存在形态的演变；我们还要对这种演变的程度做出分析和评估；还要讨论形态的演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和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可以发现什么样的规律，可以总结出什么样的有价值的经验教训。当然，我们的研究最后归结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回答今天我们究竟要不要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及怎样建构这种新形态。
三
我们之所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的二期工程，是因为觉得一期工程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虽然在结项时受到了好评，但我们还是觉得不理想、不成熟。一是形态分析这个角度和特点还是没有得到集中、成熟的体现，人们还是在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形态分析角度与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写法究竟有什么区别？形态分析与理论内容分析、体系分析究竟区别在什么地方？我们二期工程的研究就是要回答和解决这类问题。二是一期工程的历史覆盖面还不理想，历史时期、国家地域、人物流派没有写到的情况很多，二期工程就是要进一步扩大论述的覆盖面。三是我们之所以开展哲学形态研究，就是觉得哲学形态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为解放的理论讨论的平台和空间，就是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学术形态的构建，但一期工程只讨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方法论问题，现在的二期工程希望拿出我们自己所建构的新的学术形态，至少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学术问题。
2012年曾对各卷提出了下述要求、希望和想法：
第一卷，尽量减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传统争论的影响，要进一步突出形态研究这个角度，深入分析马克思在哲学存在形态上所实现的革命，要进一步分析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存在形态，要总结出马克思哲学思想存在形态的若干特征，要多层次、多方面地展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第二卷，对20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界的学术争论情况作更详细的分析，更深入地分析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形态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作用，要进一步分析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30年代建构辩证唯物主义形态的历史局限性。对斯大林逝世到苏联解体之间30多年苏联学术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形态创新所进行的研究和讨论，要进行更深入的介绍、分析、评述，不要因为苏联的解体，对学术界的努力一概否定，当然教训是应该总结的。要增加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的存在形态的内容。
第三卷和第四卷，不要停留于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各家各流派的观点，要从哲学存在形态的角度进行阐述、分析、评述。比如，哪些哲学家、哲学流派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存在形态？哪些哲学家、哲学流派虽然在探索但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哲学形态？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算不算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总之，我们进行的是形态研究，一定要紧紧抓住形态研究这个主题。在对各家各派形态进行评价之后，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西方演变的特点和规律，比如讨论为什么演变？为什么演变成了这个形态而不是另一个形态？为什么在西方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形态？他们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形态想解决什么问题？
第五卷，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角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总结，要论述毛泽东是怎样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比如，如何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中国化的，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等等。对于这个历史过程中学术界的相关探讨还可以进一步深化和展开。
第六卷，要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思想及整个时期党中央的重要文献进行认真的发掘、梳理、分析，要把他们在哲学上或带有哲学性质的新观点、新提法、新论述发掘出来，更加系统地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的内容和形态特征。要进一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除了肯定一脉相承之外，还要着重研究所实现的开拓和创新。要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哲学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实现的变化，如从革命哲学变为建设哲学，从利益对立、一方吃掉一方的哲学变为利益相关、互利共赢的哲学，从强调不平衡、斗争性、革命、质变、飞跃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哲学到强调平衡、协调、和谐、统一的辩证法哲学，从批判人性论的哲学变为强调人权、以人为本的哲学，从强调广义的世界发展观、社会历史观到提出科学发展观，从强调两点论、重点论的要素分析到强调有机论、整体论、系统论、系统工程论，等等。
第七卷，要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实践标准大讨论的基础上，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先是批判“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谬论，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理论中哲学上的片面性，继而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苏联模式展开讨论，出现了返本开新的研究思潮。学者们从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出发，从时代特征出发，研究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当代外国哲学思潮、我国古代哲学文化，进而开拓创新，提出新课题、新观点，尝试建构新体系、新形态。可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就是哲学界学者们探索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当代学术形态的历史。学术界对此进行了一些回顾和总结，但还很不够，值得我们认真深入地进行。在回顾梳理的基础上，要总结出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当代学术形态的方法论理论。
第八卷，实在地构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学术形态，或至少写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学术问题。写出一本具有社科院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哲学所马哲片学者30年来的一个理想和追求，但一直没有实现，希望这次在年轻学者手里实现。
当时明确说明，上述要求是建议而不是指令，只是提供给大家参考的。还说，至于大家在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上，我们还是主张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开拓创新、文责自负。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将原有的8卷本写作计划调整为6卷本。
2013年11月底结项时，6卷本各卷作者自述了二期工程完成的成果与一期相应部分进行比较的创新之处：
第一卷作者杨学功写道：
本卷书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研究”，内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及其比较。之所以在书名上添加“研究”二字，是为了突出本书的以下特色，即本书不是单纯按照时间线索泛泛地概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时期的哲学思想，而是重点探讨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马恩哲学思想研究中一系列存在争议的理论问题。因此，本书具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之反思的性质。换言之，不仅要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本身，而且要对以前关于他们的哲学思想的研究进行再研究。
本书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比吴元梁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两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的相关部分有了很大改观。具体表现在：
一是字数超过数倍，从原来的10万字左右，扩充到50万字以上。
二是结构改变了，全书分为以下三编：“上编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编 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下编 马恩哲学思想之比较”。各编的章节设置也与原稿全然不同。
三是内容方面，除“全书导论”未做大的修改外，其他部分只是少量利用了原稿的内容，绝大部分为新写。即使是利用原稿相关内容的，也做了很大修改。各章节的叙述和分析更加具体细致，突出了马恩哲学思想发展各阶段的特点，并且着重从形态意义上概括了马恩哲学思想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不是性质上的差别，而是侧重点和风格的不同。
四是在文献资料方面，不仅重点利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包括部分MEGA2的新文献），而且有分析和选择地借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关于马恩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本书都是一部新著，而非原书的简单重复。
第二卷作者李涛写道：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课题的结项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演变》的相关部分相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俄国、苏联和当代俄罗斯的演变》主要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字数从原来的约25万字增加到约35万字。
二是对原有内容大部分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小部分进行了重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课题结项后，笔者又参与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写作，这一经历使笔者收获颇丰。在这次课题写作过程中，对原有内容的修订和补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某些观点和提法的修改；二是力求使理论内容和文字表达更加规范化。还有一些部分进行了重写。例如，对第五章“苏联后斯大林时期（1953—1986）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第一节“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变化”中的许多内容进行了改写。
三是增加了一个附录——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约8000字。该工作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四是应课题主持人的要求，为了反映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大幅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当代俄罗斯的演变”这一部分的内容，字数由原来的约1700字增加到现在的约2.5万字。
第三卷作者刘文旋写道：
此次结项稿与一期工程的主要区别是：增加了一个长篇导论和三章新内容；相应地去掉了一期工程本部分中最后一章中的两个小节（移到第四卷中写），并把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总体描述，下篇则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形态的具体研究。结果是，此次结项稿与一期工程在结构上有了很大的不同。
此次结项稿《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西方的演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意主要体现在上篇的内容上，这一篇完全是新增加的。增加这一篇是为了更好地从“形态”这个角度出发，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整体把握。具体来说，这一篇首先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脉络来说明它的形态性质和主要特点；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特点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刻画，从而加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比较，并在这种比较中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态特征；增加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关系的研究，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分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关联性及其形成原因来确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态特征；增加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态转变的论述，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转变的内在因素、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风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关联、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等方面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原因、形成过程和形态特征。
第四卷作者贺翠香写道：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西方的演变（下）：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新意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个下卷本是全新的内容。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卷比较，本卷主要涵盖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至今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形态。这是一期工程所没有的内容。一期工程涉及的主要是20世纪20—7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形态。而此次结项稿则包括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法国批判主义及最新的社会批判理论思想。这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是西方近50年以来活跃在欧美国家左翼学术界的主要内容，也是长期以来西方左翼学者竞相争论的热点、前沿问题。
其次，本卷立足于“哲学形态”的角度，试图勾画出每一个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外貌，尤其是在这些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方面，下足了功夫，希望在厘清继承或断裂、补充或修正的关系基础上，把握新马克思主义诸形态的理论细节。
最后，本卷在每一章和每一节后面，都附有简要的评析和总结。在叙述和阐释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内容的基础上，力图客观地给予评析、定位，做到史论结合，给读者一个清晰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图谱。
第五卷作者徐素华写道：
本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形态（上）：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已经出版的一期研究成果相比，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是对一期研究成果中的七章进行了修改补充。主要是在一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补充了更全面的史料、进一步展开了作者的观点、增加了当前有关这些问题讨论中的不同见解，从而使这七章的内容更加充实可靠，在文字表述上也更加明白顺畅。
二是新写了四章，这是一期研究成果中没有的内容。其中一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态的理论源头和属性，主要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态的理论定位和理论谱系，回答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质疑。另三章分别是毛泽东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中国化的、毛泽东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中国化的、毛泽东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中国化的。这三章是在前面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以问题为中心的深度研究，也是新意比较集中的章节。这三章所涉及的问题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点——历史唯物论的范畴，也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争论比较大、比较敏感的问题，作者努力历史地、客观地分析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的成功和失误，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六卷作者欧阳英写道：
上次研究时，由于还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因此，就总体来看，只是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出了具体的研究。这次研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已经提出，因此，是就该体系的整体的哲学思想加以研究。因此，是与上次研究迥然不同的研究。无论是从书稿的整体构架上，还是从思想的具体理解与说明上，都与上次研究有着很大区别。应该说，这次研究是一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思想的系统性梳理、整理与研究。
2013年12月27日举行了结项评审会，五位评审组成员参加了会议，评审组组长陈筠泉主持了会议。结项成果受到了评审组成员的高度评价。
陈筠泉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统一起来，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性，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不仅注重哲学思想本身的历史，更注重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发展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演变和发展趋势。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是本书主编和各卷著者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研究成果的概括和总结，是目前国内一部资料较为详尽、内容较为系统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著作。
李景源指出，本成果的学术创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始终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问题的考察。第一卷在导论中对哲学的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第三、四卷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进行了深入的理论阐述和全方位的考察。第六卷导论中，对如何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中国化问题，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探索。这些探讨从总体上彰显了形态问题的确是一种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
二是这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研究性著作，其理论价值值得重视。第五卷围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化形态发生的文化背景、形成的独特条件进行了考察，揭示了中国化形态形成的文化和历史机制。作者还用三章篇幅分别论述了毛泽东是如何把社会形态学说、阶级斗争学说以及阶级分析方法中国化的。这些探索发前人所未发，极有启发意义和学术价值。
三是本成果始终关注与哲学形态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各卷不回避疑难问题，敢于碰难点问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第二卷对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苏联化形态给予了历史性的关注。作者对斯大林哲学思想的贡献和问题给予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而且在结论部分对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苏联形态、它的功过是非，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李德顺指出，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为题的科研成果著作，在视野完整、眼界开阔、内容专业、历史和逻辑感充分等方面，具有开创意义和示范作用。全书立意明确，结构完整，框架合理，资料丰富，考据认真，态度客观，取向积极，使用资料和语言规范，为实现本项目科研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梁树发指出，该课题具有突出的特色和优点，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做了充分阐述，反映出作者对马克思哲学的深厚研究基础。
二是对俄国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做了详尽深入的分析与阐述，既有哲学思想内容，又有重要哲学事件的评述，还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三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起源做了详尽考察，有新材料、新视角、新认识，深刻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必然性。
四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做了初步探索和研究，视野较为广阔，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丰子义指出，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学”的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虽然近年来学界有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问题，但鲜有代表性的成果问世，因而研究近于空白。该课题专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进行研究，在该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该成果总体来看，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按照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作了详细梳理。六卷本的论述，使这一发展史得到了清晰而系统的描述，再现了这一发展史的进程。二是忠实于文本，力求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变的原貌。为此，著者们收集和采用了目前国内外有关的大量材料，论据比较充分。三是坚持史与论相结合的原则，以史带论。通过史的研究，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出文本解释，给以理论上的透彻解读。四是视野比较开阔，力求反映和吸收国内外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变的新成果、新方法，因而研究具有前沿性。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现实感。总体来看，这是目前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研究的一大力作。
评审组经过无记名投票，一致通过了结项，将成果评为优秀。评审组成员还就结项后的修改提出了宝贵建议。在结项和统稿过程中，周穗明研究员参加了第三、四两卷的评审和统稿。
结项后，课题组全体成员进行了认真修改。同时，还新增了第七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学术形态》，作者是孙伟平、崔唯航、周丹、杨洪源、周广友。至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确定为7卷本。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研究的立项、运行、结项、成书过程中，除了课题组全体成员齐心协力的努力之外，我们还得到了哲学所领导、院科研局的鼎力支持，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黄燕生编审、冯春凤编审以及各卷责任编辑和相关工作人员的全力支持。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我们虽然进行了两期工程的研究，但在付梓之时，还是觉得我们的研究很不完善，请学界同仁不吝指教。
2014年2月15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5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31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6页。
[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13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页。
[16]高齐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探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总序”第2页。
[17]王金福：《马克思的哲学在理解中的命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释学考察》，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序”第2页。
[18]王金福：《马克思的哲学在理解中的命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释学考察》，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页。
[19]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辞源编辑部编：《辞源》（修订本，全两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修订版，第1061页。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45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3—874页。
[24]［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页。
[25]《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