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思想史研究室创办的，供国内外同行学者发表其研究成果的一个园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室成立于1991年。十余年来，本室研究人员虽不多，但皆能以学问、人品相砥砺，形成一个凝聚力很强的学术群体。大家工作勤奋，治学谨严，成绩颇得各方好评，乃于2002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重点学科。大家甚受鼓励，更加不敢懈怠。因承担院重大课题的关系，与研究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同行朋友常相聚会、切磋。2002年、2003年相继两次举行国内同行的小型研讨会，复于今年8月举行一次国际研讨会。为进一步团结海内外同行朋友，得互相切磋、勖勉之益，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更加深入发展，乃集议创办《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拟每年出版一辑。
近年来，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讨论的问题亦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西方一个学者曾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此话如不做机械的、绝对化的理解，则应承认它有一定的合理性。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是有思想的；为了揭示历史运动深层次的各种机制，不能不研究人们的思想。正因此，凡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以及艺术史等领域中发生的矛盾、论争，在思想史中都会有所反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思想史的确有可以涵盖和深化其他专门史的功能。
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个有待深入开掘的富矿，这里可以引人发生兴趣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一百多年的近代中国的历史，充满着内外交织的各种矛盾，外部的威胁，内部的危机，格外逼人，人们总是在异常紧迫的形势下，对各种挑战做出应急的思考和抉择。革命与改革交相迭乘，传统与现代之间常常处于极度紧张。西方三四百年间所经历的变革和相应出现的各种思想，在几十年时间里，潮水般地冲击而来，人们大感应接不暇。一种思想还没来得及成熟，又一种新的思想便发出挑战。所以，鲁迅先生曾说，在近代中国，从最落后、最原始的思想，到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思想同时存在。这样一种局面，岂不是为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们提供了大可用武之地吗！
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不自今日始。以往的研究，取得过一些成绩，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主要可概括为两点。
（一）研究范围未曾清晰界定。早期一些可视为思想史的著作，往往以经学思想或一般学术思想为主要内容；后来，又以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再后来，则演变为以政治思想为主要内容。这些当然也属于思想史的范围。但是，思想史不能以这些内容为局限，而且究竟应如何从这些方面提抉思想史的内容，仍大有讨论的余地。作为思想史学科研究对象的思想，我想，应该是一个国家、民族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人们面对各种重大问题所作的思考。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建设一个近代民族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至少须解决如下问题：（1）独立；（2）统一；（3）民主；（4）富强。所以，凡围绕着这些重大问题所进行的思考，所提出的主张，所发表的言论，都应列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正当范围。它既不是单纯的政治思想史，也不是其他的专门思想史，它是各种专门思想史的基础和重心。为了把握好思想史的内容，必须尽可能清楚地认识历史时代所提出的紧迫问题。认清这些问题，才能比较容易地从浩如烟海的思想材料中，抓住属于思想史的内容。
（二）方法不健全，不精密。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个很年轻的学科，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由于研究范围不清晰，决定了它缺乏方法上的自觉。也就是说，还没有建立起中国近代思想史相应的方法论系统。中国近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无不借鉴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的西方理论与方法，要在中国的学术园地里真正开花结果，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有些人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略读几本书，对其中的理论与方法能够说出一、二、三来，自己就算是那种理论与方法的一个传人了。他们不知道，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就颇有一些年轻或并不年轻的学者对他们表示无比服膺；在自己的著作中极力套用马、恩的理论与方法，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看了他们的东西之后说道：如果他们所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我只能说，我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事实很可以说明，服膺和借鉴别人的理论与方法是一回事，自己的著作能否真正体现这种理论与方法又是一回事。多少年来，我们见到过太多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能在自己的研究与著述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解决几个实际问题的人却太少了。服膺其他西方思想家的理论与方法的人，也存在同样的情形。近年来，我们听到和看到不少表彰和意图运用西方各种有影响的理论与方法的言论和著作，但似乎看不出他们解决了什么问题。这使我想起85年前，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论争。那场论争，在一个很长时期里，被人们说成是胡适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重新研究这个问题，加以澄清，指出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对待理论与方法的态度的争论。有些人太迷信某种主义，以为把那个主义的某些基本理论、基本公式重复几遍，就能有奇效大验。殊不知，那些最初创立这种主义，相应提出一套理论与方法的人，都是应对实际问题而起的思考。我们今天借鉴人家的主义，人家的理论与方法，也必须认清我们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是什么。问题认准了，再从事实际研究。必须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借鉴别人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不做任何深入实际的研究，直接把人家的理论与方法往自己随意捡来的事实与材料上套。
以往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由于方法不健全，研究成果不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如有些著作完全依人立案，这是古老的学案体的翻版，对于研究异常复杂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不很适宜的。有些著作将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简单化、绝对化，生硬地去解释各种复杂的思想现象。还有的竟完全从现实需要出发，任意宰制史料，牵强附会。当然，也有一些较好的作品。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前进的基础和经验与方法的积累。但这种作品是不多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有较大的进步。
首先是能够从研究问题入手，即从事专题研究，而不热衷于写近代思想史教程之类的东西。专题研究分几种情况。较多的是以人物为专题，如对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胡适、梁漱溟等人，还有从前不大为人注意的一些人物的研究。这是思想史研究必须要做的一步工作。另一种是做思潮的研究，每一种思潮作为一个个案，从其产生到发展以至衰落，作全过程的考察。如国粹主义思潮、疑古思潮、乡村建设运动，等等。再有一种是纯粹意义上的思想专题研究，如民主思想史、宪政思想史，等等。还有一种是对一次思想论争作个案考察，如关于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争，关于社会史的论争，等等。这些比较具体的研究，一则容易取得成果，二则也是训练人才的好途径，许多作得较好的博士论文，都是这类具体研究的结果。通过这些具体研究的不断积累，就可以加深人们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总体认识。
其次是加强了学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不仅是国内学者之间，尤其是与海外学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有了沟通与交流，一则可收互相切磋之益，二则可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劳动。现在年轻学者逐渐养成习惯，每动手研究一个问题，必先检索海内外相关成果，找出自己研究的合适的切入点。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再次，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循解放思想的路，敢于实事求是地研究过去不敢触及的一些人物和问题。例如，对胡适的深入研究，对和平改革思想的研究，等等。所谓教条主义，就是把某种理论和主张宗教化，不许人们独立思考。这是科学与学术发展的最大障碍。二十多年来的进步就是克服这一障碍的结果。
最后，与上一点密切相关，由于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独立思考成为可能，人们也就在学术范围内逐渐养成一种宽容的心态，容忍和尊重不同意见，使学术讨论和争论逐渐步入常轨。这是学术发展绝对必要的一种条件。
以上这些进步都是极可珍贵的。这是今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继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近两三年来，一部分治思想史的学者提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问题，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问题。前面我们曾提到，以往的思想史研究范围不够清晰的问题，即指此而言。关于这个问题，出现许多说法。归结起来有如下三种：（1）坚持以思想家的思想为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2）提出以大众思想、大众观念及其信仰为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3）以精英思想（即思想家的思想）与大众思想并列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
我觉得，（2）、（3）两种意见，颇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首先，我觉得“大众思想”一语似不很确切。我个人有一种偏见，以为并非随便一种什么想法或随便一种什么念头，都可算是思想。一切思想都有其主体和载体，否则我们无从知道这些思想的存在。我以为，凡够得上称为思想的，起码应具备几个必要的条件：（1）有实际针对性，是针对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而作的思考，不是胡思乱想。（2）有系统性，对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其利弊，应对的方法，都提出见解，不是散漫无稽的只言片语。（3）有一定影响，在社会上不发生任何影响的思想，在思想史上不可能占有地位。从这几点上看去，人们所谓“大众思想”似乎是难以成立的。
其次，大众观念，应当承认它是确实存在的。如对“清官”、“好官”的崇敬和祈盼；对读书人的尊重；敬惜字纸；珍惜光阴；敬老爱幼；头上三尺有神灵；善恶相报；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广为人知的，在大众中普遍存在的观念。这些观念，有些可能是累代遗传下来的经验之谈，有些则可能是上层精英久相传递的思想观念在大众中凝聚起来的。这些观念本身很难直接作为思想史的对象来对待。但是，在深入研究思想家们的思想来源及其对大众产生的影响时，可以仔细考察这些大众观念与精英思想的互动关系，把这些观念作深入分析之后，呈现出其相关链接。
至于大众信仰，这属于宗教思想史的范畴。作为思想史的一个分支，宗教思想史应当处理这个问题。把它直接作为思想史的主要对象来对待是不适宜的。
既然“大众思想”实质上很难成立，而大众观念、大众信仰又不适宜直接作为思想史的主要对象，那么，所谓精英思想与大众思想、大众观念、大众信仰等并列为思想史研究对象这种二元论的主张，自然，我也难以赞同。
从以上的叙述中，读者已可明白，我是主张在坚持以思想家们的思想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的基础上，加强对思想家的思想与大众观念互动关系的研究，这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思想史的研究，使思想史更具全面性和立体感。关于这一方面的意见，我曾在2002年举办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问题”的研讨会上谈过（经整理后，在《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上发表），这里不必多说。但这里必须声明一句，我的看法绝不影响本刊发表各种不同意见。我一直相信，不同意见之间的讨论与争论是学术进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现在我想谈谈中国近代思想史今后发展的问题。
（一）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努力发掘新材料，不断扩大材料的范围。历史学尤其如此，思想史亦尤其如此。新材料的发现，材料范围的扩大，无疑会开阔研究者的视野。从前看得片面了，因有新材料而减少了片面性；从前看得太表浅了，随着材料的增加，视野的开阔，新问题的提出而变深入了。这是极自然的事。近二十多年来，近代思想史学科的进步，很大一部分是直接来源于新材料的发掘和材料范围的扩大。例如，胡适档案的发掘、整理与发表，直接推动了胡适研究向深广两方面发展。其他，如不少近人的日记、书信及各种相关档案的发掘、整理和发表，使相关人物的研究更为细密，也是一个证明。旧的稀见报纸、刊物的重印发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材料来源。我讲的扩大材料的范围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因研究者视野的开阔和方法的改进，从前不以为是材料的，现在居然可以成为说明问题很有用的材料了。例如社会史、报刊史、文学史中的许多材料，都可用作某种思想的佐证，或为某种思想之传播及其影响提供有力的证明。
（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发展的第二个条件，是尽可能地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所提供的各种新工具，如电脑即是一例。电脑功能不断增进，运用电脑处理大批量的文字材料是最方便的。比如，我们研究某种思想观念的最初发生，以后的发展和演变，通过对关键词的检索，可为我们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和材料，使我们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加精细。近代史料浩如烟海，若如从前全靠人的眼、手去直接检索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有了电脑的帮助，就可以很容易地做到了。当然，这首先需将大量文献制成电子书才行。
（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发展的第三个条件，是需要更加开放。海内外学者之间的交流应更及时，更密切，以便更加开阔眼界，互相切磋，互相借鉴。
（四）第四个条件，是不断提高方法上的自觉，就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和同海内外同行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相互批评、比较与反思，逐渐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所谓方法的自觉，就是把一种合乎科学的工作程序变成自己的工作习惯。有了这种方法的自觉，可以使工作更加有计划、有秩序，减少错误和时间、精力的浪费，从而使工作更有成效。研究者们都能做到如此，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自然会进步更快。
（五）最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应当不断增强问题意识。问题是思想的启动器，没有问题就不会引发思考。所以，问题意识非常重要。善于提出问题的人，也就是善于思考的人。一个没有问题意识的人，所见材料再多，却看不出材料的意义，看不到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形不成任何思想。这样，材料对于他们便成了没有意义的东西了。培养问题意识，也就是培养思考的习惯，对所闻所见的事实、材料、陈述与论断，都不要以为它是当然如此，向来如此的，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所闻所见愈多，可形成比较；从比较中发现差异；发现差异，就会产生问题。增强问题意识，学一点哲学是很必要的。哲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训练思想。有一定的哲学训练的人，往往比较容易发现问题，比较善于分析问题。哲学一方面教人怀疑，不迷信任何教条；另一方面教人学会思想。所以，我希望每一位有志于治思想史的人，都努力学一点哲学，学一点哲学史。
我热切地希望，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能有长足的进步，能有美好的将来。
我热切地希望，这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能够发挥一点推动的作用。
非常欢迎同行朋友踊跃投稿，支持它，使它健康地成长。
2004年9月10日
（原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