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形成于“轴心时代”的重要经典，它反映了孔子、孔门弟子及时人对于时代与社会问题的思考，对天道性命之学、经世济民之方和尽心知性之术的探究。受中国古代“述而不作”或“寓作于述”的治学传统以及崇经崇圣心理的影响，后世学者往往通过对《论语》的注疏、训解、阐释而提出自己的学说，建构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而且无代无之，经久不息。因此，在对宋代《论语》诠释展开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溯其流、追其源，对两宋以前《论语》诠释的概况进行简要的历史回顾，如此一来，就不仅可以为宋代《论语》诠释研究打下雄厚的历史基础，而且也有助于全面梳理宋代《论语》学发展演变的脉络，凸显两宋《论语》学的面貌与特征，彰显其在中国儒学发展上的特有地位。
第一节 《论语》概说
作为记载儒家创始人孔子言行的重要经典，《论语》自身理应没有任何问题才是。然而，吊诡的是，由于“孔门弟子结集的过程已无文献记载，所以后人就只有从《论语》本身入手来分析推论结集的过程，这样也就产生了一系列让人争论不休的问题，如‘论语’两字的含义、主要作者、形成版本等等”[1]。下面就围绕有关问题阐述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 《论语》书名的由来
《论语》之名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前贤对这个问题莫衷一是，统而言之，计有如下两说：
一说成书之时即有此名。持此观点的又可分为两种：
其一，弟子门人所题。《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云：“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已前，经无‘论’字；《六韬》二论，后人追题乎！”[2]皇侃《论语义疏自序》云：“弟子佥陈往训，各记旧闻，撰为此书，成而实录，上以尊仰圣师，下则垂轨万代。既方为世典，不可无名。然名书之法，必据体以立称，犹如以孝为体者则谓之《孝经》，以庄敬为体者则谓之为《礼记》。然此书之体，适会多途，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准，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诗》《书》互错综，《典》《诰》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名故难求乎诸类，因题《论语》两字，以为此书之名也。”[3]《隋书·经籍志》云：“《论语》者，孔子弟子所录。孔子既叙六经，讲于洙泗之上，门徒三千，达者七十。其与夫子应答，及私相讲肄，言合于道，或书之于绅，或事之无厌。仲尼既没，遂缉而论之，谓之《论语》。”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亦云：“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辑时贤与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今人周予同也持类似观点：“《论语》的名称，始见于《礼记·坊记》及《孔子家语·弟子解》。《孔子家语》为王肃所伪造，不足凭信；《坊记》，沈约以为出于《子思子》，当具有史料价值。则《论语》之称为《论语》，已始于弟子撰集的时候。”[4]刘宝楠父子则直指为孔子的弟子仲弓等所题。其《论语正义·附录·郑玄论语序逸文》曰：“《论语》之作，不出一人，故语多重见，而编辑成书，则由仲弓、子游、子夏首为商定，故传《论语》者能知三子之名。郑君习闻其说，故于《序》标明之也。……仲弓等搜集诸弟子所记，勒为此编，故以为所撰定也。既经撰定，不得无名以称之，此‘论语’二字必亦仲弓等所题。”[5]
其二，曾子弟子所题。元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卷一云：“孔门惟曾参最少，小孔子四十六岁。是书记曾子死，则其去孔子也远矣。曾子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窃意《论语》一书，曾子弟子为之而就名之也。”马叙伦《读书续记》卷二曰：“沈约谓《坊记》是子思作，则‘论语’自为当时定名。”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认为《论语》书成于曾子弟子之手，“‘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6]。
一说先成书后有名。持此观点的人可分为几种：
其一，书名至迟出现在秦汉之间。朋星主之：“书名是由后儒取定的，最迟在秦汉之间已被称号使用。”[7]
其二，书名确定在汉代。日本人户川芳郎认为，《论语》是以记载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和师徒之间的问答为中心的书，其体裁和书名是汉代确定的。[8]赵纪彬指出：“《论语》成书，虽在先秦，而《论语》之名，则肇自汉代。”[9]韩仲民也认为，“《论语》这个书名到汉代才有，先秦诸子书中征引时只称‘孔子曰’，从来没有用过《论语》名称。先秦诸子书都是以人命名，以义命名的也没有先例。汉代人引用这书中子夏、子贡、有若、曾子等人的话时，也称之为‘孔子曰’，可见这里所谓‘孔子’，应该是书名”[10]。
其三，书名定于景帝末或武帝初。吴承仕在《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说：“至景、武之际，鲁共王坏孔壁而得《古文论语》二十一篇，孔安国受之，以授扶卿。自是《论语》之名始有限局，《论语》之学始有专师，故王充曰‘孔教扶卿，始曰《论语》’也。”[11]赵贞信从董仲舒对策和《韩诗外传》明用“论语”二字、《春秋繁露》和《淮南子》单用“论”字表示书名入手，指出，由于这几本书均成书于景、武之际，因此，《论语》书名应确立于景帝末或武帝初。[12]
其四，书名定于汉孔安国。该说由王充首创，其《论衡·正说篇》曰：“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13]张舜徽在《广校雠略·著述标题论》中对此说持赞同意见：“《论语》初出屋壁，汉初犹谓之传，至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始曰《论语》，《论衡·正说篇》言之甚详，必有所受，则《论语》之名，汉师所补题也。”[14]另外，金德建[15]、郭沂[16]均依据上述王充之言，认定《论语》定于孔安国。
其五，书名定于汉后。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引马培棠《国故概要》说：“《论语》之名，虽早见于《礼记·坊记》，而两汉时代，称谓并不一致。或单称《论》，或单称《语》，或别称《传》，或别称《记》，或详称《论语说》，直至汉后，《论语》之称，方告确定。其内容，强半皆孔子之言，故曰《论语》。”[17]周予同亦认为“《论语》名称使用的确定，实始于汉后。两汉时代，《论语》一书，或单称为《论》，或单称为《语》，或别称为《传》，或别称为《记》，或详称为《论语说》”[18]。张岱年所编《孔子大辞典》则说：“其名约出现于战国末至汉武帝间，其名称使用的时间，还在汉后。”[19]
对于上述两说，我认为前说中第二种观点即定于曾子弟子说较为可信。说详见下文。
二 《论语》释名
最初编辑《论语》的人，何以以“论语”二字命名呢？自汉以来，众说纷纭。最早言及“论语”二字的意义是《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是说孔子的门人辑录了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以及孔子弟子们之间的话语，经过讨论、遴选，最后编纂成册，所以叫作“论语”。其中“论撰”一词显然是同义连用，推断班氏之义当为“编纂”。“语”是“话语”之义。“论语”就是对孔子及其弟子们话语的编纂。由于班说义理周备，颇得其要，故此种解释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不过，后世学者也并非都服膺班说，自立新说者大有人在。单一个“论”字，就生出许多解释。
其一，“伦理”说。刘熙、刘勰主之。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云：“《论语》记孔子与诸弟子所论所语之言也。”[20]“‘论’，伦也，有伦理也。”[21]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说：“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按照这种说法，“论”通“伦”，作“有秩序”讲，则“论语”之义就是“有秩序地叙说自己的话”。
其二，“追论”说。傅玄主之。唐李善注《文选·辩命论》引晋朝傅玄《傅子》说：“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言，谓之《论语》。”[22]这是说“论语”是仲弓等追“论”夫子之“语”而成。
其三，“多义”说。皇侃、陆德明、邢昺主之。皇侃在《论语义疏自序》中对“论语”二字的解释进行了归纳整理，单一个“论”字就总结出了许多解释：“第一舍字从音为‘伦’，说者乃众。的可见者不出四家：一云：伦者，次也。言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伦者，理也。言此书之中，蕴含万理也。三云：伦者，纶也。言此书经纶今古也。四云：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第二舍音依字为‘论’者，言此书出自门徒，必先详论，人人佥允，然后乃记，记必已论，故曰‘论’也。第三云‘伦’‘论’无异者，盖是楚夏音殊，南北语异耳。南人呼‘伦事’为‘论事’，北士呼‘论事’为‘伦事’。音字虽不同，而义趣犹一也。”皇侃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三途之说皆有道理，但南北语异如何，似未详，师说不取，今亦舍之，而从音、依字二途并录，以会成一义。何者？今字作‘论’者，明此书之出，不专一人，妙通深远，非论不畅。而音作‘伦’者，明此书义含妙理，经纶今古，自首臻末，轮环不穷。依字则证事立文，取音则据理为义。义文两立，理事双该。圆通之教，如或应示。”[23]皇氏之说从字、音两方面探讨了“论”字的含义，此说影响深远，至今虽总写“论”字，而念则都读为“伦”音。其后的陆德明和宋邢昺在解释“论”字的时候，基本上沿用了皇说。不过，邢氏抛弃了皇说从字、音两方面来作注解的方法，而将其混而言之，将“论”解释为：“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24]邢说将皇侃的“首末相次”改为“篇章有序”，将“不专一人”改为“群贤集定”，似乎比原意更加清楚明了。
其四，“言理”说。宋陈祥道主之。其《论语全解序》将“论”字解作“言理”：“言理则谓之‘論’，言义则谓之‘議’（为了更明确的表示文义，此处用了繁体字——笔者注）。《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勿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也，圣人议而勿辨。’盖夫论则及理耳，所亏者道。议则及义耳，所亏者理。圣人岂不欲废去应问，体道以自冥哉！道无问，无应，不发一言，不与万物同患，此特畸人耳，非圣人之所尚。然则孔子虽欲忘言，岂可得哉！不得已而言理，以答学者之问而已，夫是之为‘论语’。”[25]这里，陈氏将“論”字左旁的“言”和右旁“侖”的拆开作训，因为“侖”字《说文解字》本训“理”，故二者合解为“言理”，这种解释是陈氏的创新。
其五，“讨论”说。何异孙、袁枚主之。何异孙在回答“问《论语》者何”时说：“此孔门师弟子讨论文义之言语也。有弟子记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问者，有弟子自相答问者；又有时人相与言者，有臣对君之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皆所以讨论文义，故谓之《论语》。”[26]这就是说，“论”是夫子“与人议论”，而不是孔子死后，弟子“相与论”。清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二十四《论语解四篇》亦说：“《论语》一书，须知命名之义。论，议论也；语，语人也。自《学而》起，以至卒章，皆与人议论之语，而非夫子之咄咄书空也。”[27]陈大齐指出，“《论语》中所用论字，是‘讨论’的意思；所用语字，是‘告知’的意思。《论语》所载，以孔子言论为主。而孔子言论可大别为二类：一为与人问答讨论，二为未经人问而自动告人。前一类正是论，后一类正是语。故书名《论语》者，意即孔子的论与语，用以显示全书的主要内容。”[28]
其六，“选择”说。刘义钦、李雁主之。刘义钦认为：“‘论’，在秦汉间经常被用于‘选择’意。《说文通训定声·屯部》曰：‘论，假借为抡。’《说文》解‘抡’为：‘择也，从手仑声。’可见，《论语》之‘论’可通‘抡’，作‘选择’讲，故《论语》书名的确切意义应是‘选纂的孔子言语’。”[29]李雁亦主此说，指出，“考论字除可与‘伦’通假外，又可通‘抡’。抡（平声），有择选之意。《说文解字·手部》：‘抡，择也。’朱骏声《通训定声》：‘论，假借为抡。’《广雅·释诂一》：‘抡，择也。’王念孙疏证：‘抡、伦、论并通。’”因此，“《论语》之名应释作‘经过选择整理的对话录’”。[30]
其七，“条理”说。刘斌指出，《论语》即条理化的孔门“语”。同作为言体与文体的“语”相比，“论”字更能体现《论语》的编纂过程及内容特点。它兼有二义，既可指“叙述、陈说”，也可指“分析、议论”，此正与《论语》或直陈其事或问答论说的表述方式相契，盖即孔门弟子以“论”命名的原因之一。而“论”字“收集、讨论、选择、编撰”的内涵又同“辑而论纂”“相与论撰”的编纂过程极吻合，此当是取名为“论”的另一原因。《论语》即孔门弟子在汇集、讨论、选择、条理以孔子和孔门弟子为主的言论和行止基础上，附之以门内流行的时贤和古明王之言以及有关文化常识而成的，定位为“语”的教材，简单地说，就是条理化的孔门“语”。取“论”为名，诠过程于内容；定性为“语”，昭史实于期许；是即“论语”二字的奥秘。[31]
为什么单单一个“论”字会产生如此多的解释呢？因为上古义起于声，故字义咸起于右旁之声。任举一字，闻其声即可知其义。凡同声之字，但举右旁之声，不必举左旁之迹，皆可通用。就“论”而言，凡字之从“仑”者，皆隐含条理分析之义。上古之时，仅有“仑”字。就言语言则加“言”而作“论”，就人事言则加“人”而作“伦”，就丝而言则加“丝”而作“纶”，就车而言则加“车”而作“轮”，就水而言则加“水”而作“沦”（皆含文理成章之义）。所以自班固以降，诸贤虽将一个“论”字作了诸多解释，实际上不过将“仑”字引申到的几种意义，再加以附会和曲解而证成己说罢了。[32]试想当初命名之时，断不会含有这么多意义。
那么，“论语”中的“论”字到底作何解才算得其仿佛呢？窃以为，还是班固的说法较为合理。按：“仑”字古写作“侖”，其字上半部分是“亼”，依《说文》读“集”，亦即集的古字；下半部分是象形符号，表示依次捆扎起来的竹简。合而言之，即是将竹简集中依次排列捆扎起来。与“言”会其意是：聚集简册以成其言论，浑言之也就是编纂。对此，顾颉刚也从有过论述，他说：“《论语》这个名词也由竹简来。‘论’字古但作‘仑’，就是把竹简排比为一册的意思。”[33]
“论”作“编纂”义在汉代文献中多见。如《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其中“论《诗》《书》”意为编纂《诗》《书》。同书《酷吏列传》“与张汤论定诸律令”，《史记集解》引徐广曰“论，一作编”。不仅《史记》，《汉书》中也有。《艺文志第十》：“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其“论”字应训作编纂整理。《司马迁传赞》：“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颜师古注：“辑与集同。”“论辑”也就是“编纂汇集”。
“论”作“编纂”义还可以得到出土文献的佐证。《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文与上海博物馆1994年收藏的《战国楚竹书·性情论》相同，是战国中期儒家文献，学者认为与子思关系密切，属子思一派。其中有一段讲圣人整理《诗》《书》《礼》《乐》的话，说：“《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仑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圣人比其类而仑会之”，圣人，指孔子。“比其类”之“其”，由上文可知，指《诗》《书》《礼》《乐》，这是明确的。“仑会”就是编次会集、有条理的编排、编集的意思。[34]
可见，无论是从其本义，还是历时文献、出土文献佐证来讲，“论语”的“论”字都作“编纂”讲。
至于“语”字，论者历来分歧不大，大抵皆以班说为是。
综上所释，合而言之，“论语”的含义应是：编次会集在一起的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以及孔门弟子之间的话语。
三 《论语》的编纂
关于《论语》的结集时间和编纂者问题，历代学者多有论述，概而言之，约有以下几种：
其一，孔子亲定说。清代的廖燕曰：“吾以为孔子自著之书，独《论语》一书。……盖孔子先有成书，而孔子弟子乌子思之徒复附益之，如《家语》《孔丛子》之流，其书之先成者，则必归之孔子也。”[35]廖燕认为，《论语》为孔子自著之书。与之约略同时的李塨也主张《论语》为孔子亲定：“尝疑《论语》多属圣手亲定。后学诸经或可分读，惟《论语》宜人人熟诵也。”[36]
其二，孔子弟子编定说。这种说法又分为两种：一是出于众弟子之手；一是出于个别弟子之手。下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
最先论及这个问题的是汉代刘向。何晏《论语序》曰：“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37]该处所引刘向言，当出自刘向《别录》。以此为滥觞，东汉的《白虎通·五经》说：“圣人道德已备，弟子所以复记《论语》何？见夫子遭事异变，出之号令足法。”[38]赵岐《孟子题辞》说：“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39]王充《论衡·正说篇》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40]魏宋均注的《论语崇爵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41]
接下来看第二种说法。首次提出此说的是东汉郑玄。他说：“《论语》，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42]陆九渊也说：“王肃、郑康成谓《论语》乃子贡、子游所编，亦有可考者。如《学而篇》子曰次章，便载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载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称之。盖子夏辈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43]清翟灏认为除上述人员之外，子张也是记录《论语》的人。他说：“圣门文学之选，游、夏特称。夫子修《春秋》，惟以示游、夏。子游、子夏之预撰《论语》，微谶（指《论语崇爵谶》——笔者注）言宜亦谓然。陆象山以尊有子为据。孟子言欲尊事有子者，子张与游、夏同也。《论语》第十九篇，附记群贤之言，子张、子夏、子游为多，而张居篇首。曾子虽称‘子’，却居三子后。又似门人之各尊其本师者。且‘子张书绅’，明见《语》中，则游、夏外应更数子张为记录人矣。先儒皆不言子张而言仲弓，不知又何别本？”[44]刘宝楠也附和郑说。[45]宋胡寅认为《宪问》篇乃原宪所记。宋赵顺孙又申之曰：“《宪问》之为自记，不比他篇无左验。首章曰宪问耻，不书姓而直书名，其自记之验一也；他章夫子称弟子则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门人所记则以子称，非其师者皆称字，如原思为之宰亦称字，而此独称名，其为自记之验二也；下章问克伐怨欲，不别其端而联书之，其自记之验三也。”[46]日本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太宰春台云：“《上论》成于琴张，而《下论》成于原思，故二子独称名，其不成于他人之手者审矣。”[47]现代学者也有执此说者，如张信指出，《论语》主要作者是子贡、子夏、子张、子游、曾参。子贡与另四位比较在年龄上属前辈，又“常相鲁卫”，地位不同。他是主要责任人，另四位是主要编辑成篇的人物。[48]
其三，孔子门人编纂说。此说盖源自刘歆。《汉书·艺文志》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而《汉志》实取材于刘歆《七略》。依此而言，则《论语》的记录者是孔子弟子，辑而论撰的是孔子的再传弟子——门人。但这里并没有指出是谁的门人。唐柳宗元创造性地提出了曾子弟子编纂《论语》说。据《论语辨》记载，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则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49]在他看来，一是曾子在孔子弟子中最年轻，书中有记载曾子死时之言；二是书中称曾子为“子”，另一个被尊称为“子”的有子是由于他曾被立为师。程颐亦持此说，认为“《论语》，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知者，惟二子不名”[50]。胡寅认为《论语》成于曾子弟子之手，指出：“子思、檀弓皆纂修《论语》之人，檀弓亦曾子门人。”[51]《论语》中除曾子、有子外，闵子骞、冉有在个别地方也称子，所以宋永亨和翟灏认为也应将二人的门人算在《论语》一书的编纂者中。宋永亨指出：“《论语》所记孔子与人语及门弟子并对其人问答，皆斥其名，未有称字者；虽颜、冉高弟，亦曰‘回’，亦曰‘雍’。至闵子独云‘子骞’，终此书无指名。昔贤谓《论语》出于曾子、有子之门人，予意出于闵氏。观所言闵子侍侧之辞，与冉有、子贡、子路不同，则可见矣。”[52]翟灏指出：“《论语》第六篇云‘冉子请粟’，第十三篇云‘冉子退朝’，即《侍侧章》‘冉有、子贡’，唐石经亦书作‘冉子’，《适卫章》‘冉有仆’，《义疏》与《论衡》《风俗通》皆作‘冉子’。但以称‘子’为断，则此书又有出于冉氏门人者矣。”[53]
其四，文景博士编定说。执此说者是赵贞信。他在《〈论语〉究竟是谁编纂的》一文中指出，《论语》的编成早不得在文帝前，晚不会到武帝时，大约在文、景之间，而编纂人应是当时任博士职的齐、鲁大师。其理由有二：一是春秋、战国时没有记孔子之言行的成书，其言语多杂记在简册之上。及秦焚书，散在民间。孝惠帝既除挟书之令，凡以前所记孔门言行的竹简，就也和其他的书籍，一齐涌入了官府。因为还没有编撰成帙，所以王充说它有数十百篇。一大堆记孔门言行的竹简，既立于学官，那些博士们将用以教人，势不得不加别择。经过一些齐、鲁大师别择的结果，挑出了一堆比较“纯粹”的，定为今本《论语》的最初编成本，把其余那些重复的和不纯的删汰了。但齐人和鲁人在旧时传习上本不尽同。在齐地流传的记载孔门言行的简策，比流行于鲁地的要多。有许多在鲁人眼中认为不可信的，而齐人则不肯弃置。于是就只得各行其是，成为《齐》《鲁》二本。二是当时传《齐论》《鲁论》的十三人，传《齐论》的只有王卿是武帝时人，其余五人都是宣、元以后的人；传《鲁论》的除龚奋不详外，也只有鲁扶卿一人是武帝时人，其余的五人也都是昭、宣以后的人。如果《齐》《鲁》二论在以前就有，为什么直到武帝时方有传人？可见这两部书是在文、景之时所编，鲁扶卿和琅邪王卿是最早受传的《论语》学者。因此，《论语》最初编成于文、景的时候，而编纂人是当时任博士职的齐、鲁大师。[54]
其五，出自邹鲁之士之手说。持此说者是单承彬。他在《论语源流考述》中指出，在公元前428年至公元前372年间的近六十年中，鲁国都城曲阜活跃着一个由孔子及其弟子的后人、后学组成的“邹鲁学术集团”，他们主要从事与礼乐有关的文化活动。从今本《仪礼》《礼记》《大戴礼记》及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简看，《论语》与这些文献在材料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因此，他认为，《论语》极有可能出自“邹鲁之士”之手。[55]
其六，笼统地认为出自后儒之手说。清儒崔述主之。他认为，“《鲁论语》中所记之君大夫，如哀公、康子、敬子、景伯之属，皆以谥举，曾子、有子皆以子称，且记曾子疾革之言，则是孔子既没数十年后，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篇，而后儒辑之以成书，非孔子之门人弟子之所记而辑焉者也。然其义理精纯，文体简质，较之《戴记》独为得真，盖皆笃实之儒，谨识师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于其间也”[56]。
其七，《论语》的编纂是一个过程说。吴龙辉指出，《论语》的成书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孔子生前“弟子各有所记”的阶段，这应该算是《论语》编纂的前奏；二是孔子死后“门人辑而论纂”的阶段，这才是《论语》的正式编纂。前一阶段完成于“弟子”之手，后一阶段完成于“门人”之手。[57]高培华指出，《论语》诞生于孔门弟子授徒的需要，开始编纂在孔子逝世二十多年后，主要反映孔子教弟子怎样做人的教育思想。孔子生前“弟子各有所记”，多为心记而很少笔记。《论语》记录孔子言行，是有所侧重而非有闻必录，大致遵循了真实性、典型性、精练性、采用“雅言”、不与“六艺”重复、不与《六经》重复等基本原则。《论语》编纂过程可分为弟子分别搜集、合作汇编、成书定稿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领纂者为仲弓、子游、子夏、有若、曾参、子张等人，其中子夏、曾参在接近完成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三阶段成书者是以有子、曾子门人为主的再传弟子，再传弟子对其师领纂的“未定稿”有敬畏心理，虽重复章节也未予删改。[58]李建国认为，《论语》为孔门弟子相与追忆其师所作，系回忆性的纪念文集。孔子逝世后，众弟子从四面八方云集阙里居丧，是孔门弟子的空前绝后的大聚会，具备追忆其师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其后绝无此机遇。子贡以其资历、声望、才智、财力及师门情谊，并受孔子遗命，操办丧事，倡议编纂纪念文集，统一师说，光大师门，自是情理中事，《论语》初编成于此时，顺理成章。孔门弟子传输师说，主要是记述于心口和笔书于简帛，故众人追忆之言语文字，容或长短不一，间有不同，并不避重复。三年心丧毕，同门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其中曾子、子夏最为名世，而《论语》终编，出于曾子门人之手。[59]王鹏凯认为“《论语》至少是经由三期及两派儒者所编成”，第一期之编纂约在孔子殁后，主其事者，大概即为郑玄等所称之仲弓、子游、子夏等人。第二期之编纂，约在曾子殁后，主其事者，大概即为柳宗元等所指曾子、有子、闵子之门人。另有齐地尊崇管仲之儒者。第三期之增附，约在孟子之时或孟子死后，崔述于《洙泗考信录》卷四中，称《季氏篇》“将伐颛臾”章、《阳货篇》“公山弗扰”章、“佛肸”章，皆记孔子之事不可信者，疑皆后人取续得者之所续入。《微子篇》有与圣门绝无涉者，而楚狂之章，语意乃类庄周，皆不似孔氏遗书。至《尧曰篇》，《古论语》本两篇，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类；盖皆断简无所属，附之书末者，增附者无可查考。[60]
对于上述诸说，我个人比较认同“《论语》的编纂是一个过程”这种说法。孔子生前，弟子从游，与闻之际，各有所记，这可从《论语》相关记载中得以验证。据《论语·卫灵公篇》记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子张书诸绅。”对于“子张书诸绅”，皇侃疏曰：“绅，大带也。子张闻孔子之言可重，故书题于己衣之大带，欲日夜存录不忘也。”[61]我想听到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话而记录下来，恐不单单是子张个人行为，其他弟子也应该这样做，只是没有记载流传下来而已。
孔子逝世后，弟子皆来守丧，或三年，或六年。在守丧期间，弟子们恐离居以后，各生异见，致使圣言永灭，因此便将自己所记所闻汇集在一起，编成了一个类似孔子文集之类的东西。当时所汇集的资料较多，达数十百篇。[62]由于这些材料出于众人之手，所以该文本材料不仅反映的是众多弟子心目中的孔子，而且具有权威性，为大家所尊奉。
不过，由于列国纷争，社会动荡，加之书写工具的不完备，孔子的话语，在流传过程中，主要依靠的还是师弟口耳相传，由于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于兹生矣。同时，孔子死后，弟子散居，内部逐渐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派别，《韩非子·显学》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在传播孔子思想的过程中，各派都有所侧重，便出现了不同的口传本。而原来汇集的那个孔子文集之类的东西，由于没有人进行系统的传授以及保存方法的不科学，不久就有所散佚。这些都不利于儒家学派形成合力以对抗其他学派。据《孟子·尽心下》记载，当时与儒家分庭抗礼的有墨家和杨朱学派，求学者不归于杨，则逃于墨。这就迫切需要有人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增补、修订，以统一学派。
孔子的孙子子思肩负起了这个历史重任。他以孔子嫡孙的身份，召集孔子的再传弟子，以残缺的孔子文集为底本，通过汇集孔子的再传弟子记录的孔子弟子的口传亲授，经过选择、分类、校勘、加工、整理，最后裁定而成《论语》《孔子家语》等文献。那么，为什么说子思担此重任呢？一是从《论语》的结集年代看，其结集者当主要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据《论语》《坊记》和郭店楚简，我们可以推定《论语》当结集于公元前436年至公元前402年这34年之间。[63]从这个时间看，《论语》的结集者当仅限于孔子的再传弟子。二是根据曾子是孔子弟子中年纪最轻、寿命较长的一个、《论语》记孔子其他弟子的话都称字，唯独记曾子的话却一律称“曾子”、《泰伯》篇有两章记曾子临死前的事以及《曾子》书与《论语》的关系，我们可以推定结集《论语》的再传弟子肯定是曾子之门人。三是子思是曾门弟子中之佼佼者。四是《中庸》与《论语》思想多相合。被证明出于子思之手的《中庸》，在很多方面与《论语》思想相合。[64]基于上述考虑，窃以为，子思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召集孔子的再传弟子，以残存的孔子弟子所汇集的资料为底本，广搜博采，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辑补，编成《论语》《孔子家语》等文献，是完全有可能的。对此前人不乏卓见，邵博《闻见后录》曰：“或曰，孔子弟子，曾子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论语》书曾子死，则《论语》自曾子弟子子思之徒出无疑。曾子尝与其徒追记孔子称颜渊等之言，曾子以朋友各字之，于孔子称曾子之言，自不记也，果孔子之言则名之矣……盖《论语》之法，师语弟子则名之，弟子对师，虽朋友亦名之，自相谓则字之，此说最近。”[65]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读〈大学〉》谓：“《论语》亦子思所作。纵不必尽出子思之手，亦必其所裁定也。然则《论语》《大学》《中庸》皆成于子思，述圣之为功于万世大矣哉！”[66]日本学者藤塚邻博士《论语总说》亦曰：“编纂《论语》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应该是孔门诸弟子的笔记。因诸弟子出身不同、年龄不同、入门时间不同、智力高低不同、个人经历不同，再加上有的是单独向孔子请教，有的是多人相互议论所得，各自的理解又不统一，因此原始记录也难免互有详略，参差不齐。后人将散在各地的同类材料汇集在一起时也会遇到很多不便，首先是交通不便，然后是各种文字的誊写也非常麻烦，最后是选择取舍还要非常地慎重。在这些材料中，‘牢曰’‘宪问耻’两章可能是原样保留了琴张、原宪笔记的原始状态，称有子、曾子、冉子、闵子的各章可能是抄自各自弟子的笔记。因此，柳宗元、胡寅等的观点有一定道理，《论语》很可能是曾子门人子思或其同志所撰及。”[67]
四 《论语》的传本
从战国到汉初，虽然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论语》的流传并没有中断。叔孙通尝为秦博士，汉高祖时制礼仪，曾引“夏殷周礼所损益可知”[68]。陆贾也是由秦入汉之人，所作《新语》之《道基》《术事》《辨惑》诸篇也屡引《论语》文句，可见，在汉初，《论语》流传颇广。至于《论语》传抄本，据《汉志》记载，则主要有《古论》《齐论》和《鲁论》。
（一）《古论》《齐论》《鲁论》同源而异流
关于三《论》异同的记载，史料较多。《崇文总目》云：“汉兴，传者三家，鲁人传之谓之《鲁论》，齐人传之谓之《齐论》，而《齐论》增《问王》《知道》二篇，今文无之。出于孔子壁中者则曰《古论》，有两《子张》。是三家者，篇第先后皆所不同。”[69]《汉志》著录“《论语》古二十一篇”，注云：“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如淳注曰：“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以下为篇，名曰《从政》。”著录“《齐》二十二篇”，注云：“多《问王》《知道》。”如淳注曰：“《问王》《知道》，皆篇名也。”著录“《鲁》二十篇”。桓谭曰：“《古论语》二十一卷，文异者四百余字。”[70]何晏《论语序》曰：“《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71]《隋志》曰：“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惟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皇侃《论语义疏自序》曰：“《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更为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乡党》为第二篇，《雍也》为第三。篇内倒错，不可具说。《齐论》题目与《鲁论》大体不殊，而长有《问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篇内亦微有异。”[72]在疏解《论语序》时，他进而指出：“《古论》虽无《问王》《知道》二篇，而分《尧曰》后‘子张问于孔子曰如何斯可以从政矣’又别题为一篇也。”关于“有两《子张》”，皇氏指出：“一是‘子张曰士见危致命’为一篇，又一是‘子张问孔子从政’为一篇，故凡《论》中有两《子张篇》也。”他还对《古论》中的篇章次第的倒错予以了说明：“《古文》凡二十一篇，而次第大不同，以《乡党》为第二，以《雍也》为第三。二十篇而内，辞句亦大倒错。其《微子篇》无‘巧言’章，《子罕篇》无‘主忠信’章，《宪问篇》无‘君子耻其言’章，《述而篇》无‘于是日哭则不歌不食于丧侧’章，《乡党篇》无‘色斯举矣，山梁雌雉，时哉。子路供之，三臭而立作’文，其余甚多也。”[73]对于《齐论》，皇侃说：“犹是弟子所记，而为齐人所学，故谓为《齐论》也。既传之异代，又经昏乱，遂长有二篇也。其二十篇虽与《鲁》旧篇同，而篇中细章文句，亦多于《鲁论》也。”[74]综合这些记载，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鲁论》与《古论》除篇次不同外，篇目、内容大体相同。二是《齐论》比《鲁论》和《古论》多《问王》《知道》二篇，其他二十篇中“细章文句”也多于《鲁论》和《古论》。三是在都有的二十篇中，《齐论》《鲁论》的篇次相同。四是《古论》篇章倒错较多。
三《论》的版本来源如何呢？是三《论》各有所本？还是同源异流呢？从上面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三《论》存在着区别，但在篇目、篇次、内容等方面却也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因此，要说三《论》各有所本，恐怕很难解释这一现象。又，近些年来的考古发掘先后出土了多批西汉时期的经书，如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简书《仪礼》，河南阜阳汉墓出土的简书《诗经》，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等，它们都是西汉时期抄写的文本，虽各有残缺，但通过对比《仪礼》之今文本、古文本和武威汉简本，《诗经》之《毛诗》《鲁诗》《韩诗》和阜阳汉简本，《周易》之世传本和马王堆汉墓帛书本，学者们发现它们虽然异文甚多，但所有的异文不外乎假借字、异体字、误字和误句等。如果把这些统一改正，那么它们就会成为经文完全相同的一本书。由于古代经书各有不同的同音假借字，以及误字误句，因此原来的经文虽只是一本，而反映在各个抄本当中却有多种多样，成为各种不同的文本了。正是由于所据是不同抄本的经书，故经师对经书异文见仁见智，各自所作的解释也不一样，遂有派别之争，门户之见，皆谓自得真经，他为伪作。[75]正如东汉荀悦《申鉴·时事篇》所云：“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谓真本经。古今先师，义一而已，异家别说不同，而皆自谓古今。”这里，“仲尼作经，本一而已”、“古今先师，义一而已”，明确说明经书原来只有一本，经义也只有一种解释，后世辗转传抄，经字出现异文，各家所取不同经文解说经义，故而出现分歧。
《论语》也可以作如是观。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出土了简书《论语》，在不到今本一半的文字中，差异之处甚多。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对此进行了归纳整理：
简本《学而》中“贫而乐”，“乐”下无“道”字，今本多为有“道”字，康有为《论语注》认为“无‘道’字，盖古文也”。《为政》中“无违”，郑注云：“古文‘毋’为‘无’。”《八佾》中“彧彧乎文哉”，《说文》段注云：“今本《论语》‘郁郁乎文哉’，古多作‘彧彧’。”《公冶长》中“可使治其赋也”的“赋”，《释文》云：“梁武云：‘《鲁论》作‘傅’。”《阳货》中“古之矜也廉”，《释文》云：“鲁读‘廉’为‘贬’”。“天何言哉？”《释文》云：“鲁读‘天’为‘夫’。”“恶果敢而窒者”，《释文》云：“鲁读‘窒’为‘室’。”《述而》中“亦可以毋大过矣”，《释文》与郑注云：“鲁读‘易’为‘亦’。”“诚唯弟子弗能学也”，郑注云：“鲁读‘正’为‘诚’。”《卫灵公》中“好行小惠”，《释文》云：“鲁读‘慧’为‘惠’。”《述而》中“执礼疾”，今本无“疾”字。《雍也》中二“斯人也”句之间今本无“命也夫”句。还有一些与今本不同的词句很特殊，如：“若”，今作“如有”“如能”；……“人生之也直”，今作“人之生也直”或“人生之直”；“亡生也幸而免也”，今作“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可選”，今作“君子可逝也”；“黑而职”，今作“默而识之”；“老之至”，今作“老之将至”；“多闻而志之”，今作“多见而识之”；“靼荡”，今作“坦荡荡”；“无可”，今作“不足”；“空空”，今作“悾悾”；“昷独”，今作“韫匵”；“而贾”，今作“而沽”；“怠若也”，今作“怡怡如也”；“殁阶趋”，今作“没阶，趋进”；“美裘”，今作“羊裘”；“六者式”，今作“凶服者式之”；……“衍衍”，今作“侃侃”；“民莫不敬”，今作“则民莫敢不敬”；“（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今作“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勿卷”，今作“无倦”；……“辨年”，今作“便佞”；“泰来”，今作“大赉”；“弗舍”，今作“不弃”；……“沃沃”，今作“夭夭”等等。一些与今本不同的字就更多了，其中有古老的写法，有假借或简省字，也有误字，如：……措作错，裳作常，社作主，又作有，有作又，……他作也或它，绅作申，疏作踈，巍作魏，虞作吴，……歎作叹，仰或抑作卬，弥作迷，诱作牖，斯作此，巽作選，绎作擇，亡作末，末作无，毋作无，无作毋，一作壹，槨作郭，宝或保作葆，岂作几，倦作卷，祇作弊禔，於或于作乎，若作而，才作材，……与作欤，吾作我，奔作贲，佞作仁或年，譬或僻作辟，藏作臧，韶作诏，诺作若，政作正，恥作佴，曾作增，不作弗，庄作壮或状，壮作状，奚作何，夷作荑，奥作窖，……桴作泡（枹），孟或季作子，枨作长，慾作欲，恸作动，闵作黾，何作可，愈作隃，附作付，……屡作居，億或憶作意，践作浅，笃作祝，……由作曰，弑作杀，後作后，唯作雖，残作俴，违作韦，也作耶，管作菅，悦作说，躬作弓，攘作襄，泰作大，即作節，润作闰，骈作屏，防作房，谲作矞，怍作乍，曰作言，弑作试，能作耐，氏作是，阴作音，硜作巠，居作君，识作志，辂作路，……恶作好，好作恶，馁作饥，禄作食，蹈作游，谅作梁，……階作陛，固作故，蓋作盍，佚作失，……斯作也，谓作胃，纳作内，俨作严，达作通，……帛作白，致作至，……紫作此，乱作乳，孺作儒，期作其，……反作返，……等等。但这些还不包括许多“之乎者也矣焉哉”等虚词的或有无，或多少的不同。[76]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今本《论语》、简本《论语》《古论》《鲁论》中所有的异文也不外乎假借字、异体字、误字和误句等。如《学而篇》“举直错诸枉”中的“错”字，《释文》云：“郑本作‘措’，投也。”阮元《校勘记》云：“措，正字，古经传多假‘错’为之。”又如《述而篇》“印为之不厌”，其中“印”字今本作“抑”。《说文》云：“抑从反印”，故作“印”误。由此，我认为三《论》同源异流。自从子思等人编纂成《论语》后，《论语》便通过孔门弟子传播到各地。其传播手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口耳相传，一种是文本抄写。鉴于当时书写工具的缺乏，口耳相传成为《论语》传播的主要手段。即便是在鲁国的孔里，也只是“讲诵”[77]而已。文本抄写只局限于孔子嫡系家族、爱慕儒学的王室及世家大族。及战国纷乱、秦皇灭学，由于《论语》口耳相传，所以未遭受毁灭性打击，汉初陆贾、贾谊等人均在其著作中引用过《论语》文句，即是明证。不过，《论语》的文本抄本却没这么幸运，除留存于孔氏族内的文本和少数民间抄本保留下来外，余者大都亡佚。孔壁《古论》实际上就是孔氏家传抄本。这个家传本《论语》，在武帝时期，经孔安国的整理与传播，始重新面世。《齐论》《鲁论》均由此发展而来。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曾指出：“《鲁论》《齐论》都是在《古论》发现以后才兴盛起来的。《鲁论》系统中的鲁扶卿曾从学于孔安国，《齐论》系统中的庸生曾从孔安国弟子都尉朝受《古文尚书》。《鲁论》与《齐论》很可能是因为对《古论》的解读、解释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学派。”[78]台湾学者郑静若亦云：“鲁、齐二《论》盖自《古论语》衍分而来。且各据孔壁《古论语》本，鲁人以鲁语读之，而成《鲁论》；齐人以齐语读之，而成《齐论》；读法既殊，则其于《古论》之中之‘古文’，以‘小篆’‘隶书’隶定之后，字形有间，则经文之解释亦容有不同，遂各歧分而自立学派。由于传《鲁论》《齐论》者多立于学官之今文经学家，遂致势力浩大，寖假而为《论语》学之正统，以致《古论》仅流传于民间而不显矣。”[79]其说可谓得其仿佛。
至于《齐论》多出的两篇及文字，可以推想，是在传承的过程中，齐学学者将流传于齐地的孔子之语补入原来的文本而成的。因为在西汉时期，齐鲁两地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风气，“鲁学近于好古，齐学近于趋时”[80]，“齐学恢奇驳杂”，好“擅权用事”，而“治鲁学者，皆纯谨笃守师说，不能驰骋见奇，趋时求合，故当见抑也”[81]。由于齐学学者善于趋时，故在汉初政治上颇得宠幸，公孙弘更曾以布衣位至宰相。受此影响，在《论语》的传授过程中，适当增加一些流传在民间的与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的孔子话语，以增强《论语》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也应是情理中事。
（二）《论语》文本的初步定稿
《论语》的首次改编本是《张侯论》的出现。《张侯论》成于安昌侯张禹之手。关于该书之撰写，《汉书》记载存有抵牾之处。据《汉书·张禹传》记载，张禹曾从“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他“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而成《张侯论》。吊诡的是，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琅邪王阳、胶东庸生皆是《齐论》传习者，似乎张禹是采获《齐论》两家之说而成《张侯论》。然而《张侯论》中却没有《齐论》特有的《问王》《知道》两篇，其篇次也与《鲁论》相同，班固《汉书·艺文志》也将张禹视为《鲁论》大师。此事引起后世学者的怀疑，各种解释及弥缝之说纷至沓来。
先是何晏综合《汉书·张禹传》与《汉书·艺文志》之说，改为“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82]。这是说，张禹最初学的是《鲁论》，后又兼讲齐说，择善而从以成《张侯论》，但没说明张禹《鲁论》之学本受于何人。
三百多年后，陆德明弥缝何氏之说，为张禹添加上了师承，他说：“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张侯论》。最后而行于汉世，禹以授成帝。”[83]说张禹先受《鲁论》，后习《齐论》，兼采二《论》而成《张侯论》。但说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史无明文，未知所据。
《隋书·经籍志》综合前说，删除了没有确证的师承关系，解释了为什么《张侯论》与《鲁论》篇次相同的原因，指出：“张禹本受《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但至于张禹为何删除《齐论》之“《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隋志》未予说明。
及至宋代，晁公武从张禹本人入手分析了删去《齐论》之《问王》《知道》二篇的原因。他说：“汉时，《论语》凡有三，而《齐论》有《问王》《知道》两篇，详其名当是论内圣之道、外王之业，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说，而张禹独遗之。禹身不知王凤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势位足以轩轾一世，使斯文尽丧，惜哉！”[84]晁氏以为《齐论》之《问王》《知道》二篇讲的是“内圣之道、外王之业”，张禹无知，故删之。然晁氏之说遭到了后人的质疑。因为《论语》二十篇，皆就首章字义名篇，非包括全篇之义。故晁氏之说难以令人信服。
元代马端临另辟蹊径，认为《问王》《知道》二篇是后儒伪托。他说：“《齐论》多于《鲁论》二篇，曰《问王》《知道》，史称为张禹所删，以此遂无传。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删之？然《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自孔壁出者，章句与《鲁论》不异，惟分《尧曰》‘子张问’以下为一篇，共二十一篇。则《问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无，度必后儒依仿而作，非圣经之本真，此所以不传，非禹所能删也。”[85]马氏认为，《问王》《知道》二篇，《论语》中原本就没有，乃“后儒依仿而作”，故不传，非张禹所删。此说无所凭依，猜想成分较大，聊备一说而已。
今人朱维铮从师法与王法冲突的角度对张禹删除《齐论》《问王》《知道》二篇的原因作了解释。他说：“张禹本受《齐论》是真，其改编本删去《齐论》特有二篇也是真。删去的原因，只要略知张禹为人，再略究受教于他的太子的父亲所学，便很清楚。他的学生是汉元帝之子，汉元帝当然很关心皇储的教育，甚至注意到皇储行路所表现的经学修养。而汉元帝做太子时学习的，恰是《鲁论》。张禹并不傻，他虽然早有重师法的荣名，倘见师法可能与王法冲突，便会背师谀君。因此，单是为了避免汉元帝可能起疑心，以为他想教太子与皇帝立异，就足以使他将《鲁论》所无二篇，弃置太子课本之外了。”[86]在他看来，张禹为了讨好研习过《鲁论》的汉元帝，故删之。
朱氏所言虽不能视为定谳，但却颇有启发性。我认为张禹本受《齐论》，后改治《鲁论》，且以《鲁论》名家。据本传载，张禹“至长安学，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即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据《汉志》，琅邪王阳、胶东庸生皆治《齐论》，故张禹应学《齐论》。起初他坚持师法，没有研习《鲁论》。其本传曰：“甘露中，诸儒荐禹，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易》及《论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奏寝，罢归故官。”既然有师法，那么此时的张禹只能是研治一家，要么是《齐论》，要么是《鲁论》。联系上文，可以肯定地说张禹研治的是《齐论》。也正是由于他研治的是《齐论》，所以没有得到喜好鲁学的汉宣帝的重用，被“罢归故官”。这对张禹来说无疑是个打击。汉宣帝死后，汉元帝被立为皇太子，经郑宽中举荐，张禹得以入授太子《论语》。在讲授过程中，“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87]。这里的《论语章句》，说者都以为指《汉志》中的“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字当指《鲁论》。为什么本受《齐论》的张禹改治《鲁论》了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自汉宣帝始，汉政府改变了过去一味重视齐学的文化政策，开始关注侧重于礼学的鲁学，其转折点就是石渠阁会议的召开。自此以后，鲁学大师或贵为丞相，如韦贤父子；或为太子太傅，如夏侯胜、萧望之。这对于汲汲于功利的士人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王骏是《齐论》大师王吉的儿子，幼年所学一定是《齐论》，但后来却改治《鲁论》，《汉志》录“鲁王骏说二十篇”即是明证。如此说来，张禹改治《鲁论》看来是时代潮流使然。二是汉元帝的老师均为《鲁论》大师。据《汉书》夏侯胜、萧望之本传，知夏侯胜晚年任太子太傅时曾奉宣帝诏撰《尚书说》《论语说》，稿成后曾得黄金百斤的重酬。而此处的《论语说》，即是《汉志》中的“鲁夏侯说二十一篇”。夏侯胜是《鲁论》大师，其《论语说》自是就《鲁论》而言的。萧望之从夏侯胜受《论语》，继胜任太子太傅，即以夏侯说授汉元帝。张禹在继任太子太傅后，为了迎合汉元帝，避免重蹈甘露年间的覆辙，足以使他背师谀君，改治《鲁论》，他也因此成为《鲁论》名家。如果他本受《鲁论》，晚讲《齐论》的话，《汉志》为何不将其列入《齐论》大师的行列呢？因此，我认为张禹本受《齐论》，后改治《鲁论》，且以《鲁论》名家。
对于《张侯论》，我认为张禹并未混合《齐论》《鲁论》经文，他不过是以《鲁论》为本，兼采《齐论》家的解说而已。之所以如此说，依据如下：一是据《汉书·艺文志》体例，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六艺略》于各家经文不同者都一一标明，如《易》类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汉志》又说：“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家之说。刘向以中（师古曰：‘中者，天子之书也。’）《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其他如《诗》类著“《诗》经二十八家，齐、鲁、韩三家”。《书》类著“经二十九卷”。小注：“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张侯论》当时名闻天下，如果其经文与他家不同，班固理应注明。但遍查《汉志》，并无明言论及此事，可见张禹并没有改编出不同于这三家的新《论语》本子。二是《汉志》“《论语》类”于“安昌侯说二十一篇”上加冠一“鲁”字，序文又将张禹列于《鲁论》的传授系统中，这正可以说明张禹虽兼采齐说，而所用的文本仍是《鲁论》，所作说解也多沿用鲁师传说。同时，“安昌侯说二十一篇”，篇数比经多一篇并不足怪，正如“鲁夏侯说二十一篇”一样。安昌侯说与夏侯说篇数相同，也可作为张禹传《鲁论》的一个佐证。三是今本《论语》末章“不知命”章，《释文》云：“《鲁论》无此章，今从古。”熹平石经所刻《鲁论》确实没有这一章，但韩婴、董仲舒等人都曾引用，很有影响，仲舒且引于对策中。张禹没有收这一章。根据这几点理由再来看《汉书》本传和《集解序》的记述，就很清楚，张禹所从者是《鲁论》、所采获者是《齐》说，所谓《张侯论》也只是说解《论语》的一说而已。[88]
另，从《论语章句》这一名称，我们也可以得到某些启示。所谓章句，钱穆先生在《两汉博士家法考》中曾引《汉书·夏侯建传》予以考论。《汉书·夏侯建传》记载：“胜从父子建字长卿，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由此出发，钱先生认为：“章句必‘具文’，具文者，备具原文而一一说之。遇有不可说处，则不免于‘饰说’矣。如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无‘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茲也。此亦具文饰说，‘箕子’与阴阳气无关，说之不能通，又不肯略去不说，必具文，则陷于饰说也。求为具文饰说，乃不得不左右采获，备问五经，取其相出入者牵引以为说矣。”[89]考虑到张禹也曾“采获所安”，因此，其采用齐说应是可以理解的。
张禹在《论语》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以《鲁论》为底本，删去了《齐论》比《鲁论》多出的篇章，整合了《论语》文本和经说，为今本《论语》一书的最终定稿付出了心血，所著《张侯论》也成为《论语》结集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据本传记载，《张侯论》问世后，“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寝微”。东汉时，包咸、周氏先后为之“章句”，且立于学官，汉末熹平石经及郑玄《论语注》均以此为本。
（三）《论语》定本的出现
《论语》定本也就是郑玄的《论语注》。关于它的成书问题，众家说法不一。
何晏《论语序》曰：“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以为之注。”[90]
皇侃《论语义疏·论语序》曰：“郑康成又就《鲁论》篇章，及考校《齐》《古》二《论》，亦注于《张论》也。”[91]
陆德明则说：“郑氏校《鲁论》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92]
《隋书·经籍志》确指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
邢昺《论语注疏·论语序》曰：“就《鲁论》篇章，谓二十篇也，复考校之以《齐论》《古论》，择其善者而为之注。”[93]
上述说法，在我看来，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问题。窃以为郑玄《论语注》经文实际上是以《张侯论》为底本，校之《古论》而成。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联系上文所论可知，《张侯论》是以《鲁论》为本，兼采《齐论》家之解说而成的。故宋翔凤《师法表》云：《张侯论》“合《齐》《鲁》两家之学，特其篇章与《鲁论》同，故多以《张论》为《鲁论》。后汉熹平石经，即用《张论》”[94]。包咸、周氏又先后为之章句，这也就是说包、周之学，即是张氏之学。故无论郑玄是以周之本，还是以《鲁论》为底本，实际上都是以《张侯论》为底本。因而，《隋志》说郑玄“以《张侯论》为本”是正确的，而何晏、邢昺“就《鲁论》篇章”、陆德明“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之说，是由于《张侯论》的底本为《鲁论》之故。
第二，据《经典释文·论语音义》和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所保存的郑注，可知郑注中多以《古》改《鲁》事，而无以《齐》改《鲁》事。今将《释文》及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所存以《古》改《鲁》之条，罗列如下，以彰我说。
《学而篇》：传不习乎。郑注云：鲁读传为专，今从古。
《公冶长篇》：崔子。郑注云：鲁读崔为高，今从古。
《述而篇》：吾未尝无诲焉。鲁读为悔字，今从古。
《述而篇》：五十以学易。鲁读易为亦，今从古。
《述而篇》：正唯弟子不能学也。鲁读正为诚，今从古。
《述而篇》：君子坦荡荡。鲁读坦荡为坦汤，今从古。
《子罕篇》：冕衣裳者。郑本作弁，云：鲁读弁为絻，今从古。《乡党篇》亦然。
《乡党篇》：下如授。鲁读下为趋，今从古。
《乡党篇》：瓜祭。鲁读瓜为必，今从古。
《乡党篇》：乡人傩。鲁读傩为献，今从古。
《乡党篇》：君赐生。鲁读生为牲，今从古。
《乡党篇》：车中不内顾。鲁读车中内顾，今从古。
《先进篇》：仍旧贯。鲁读仍为仁，今从古。
《乡党篇》：咏而归。郑本作馈，馈，酒食也。鲁读馈为归，今从古。
《颜渊篇》：片言可以折狱者。鲁读折为制，今从古。
《卫灵公篇》：好行小慧。鲁读慧为惠，今从古。
《季氏篇》：谓之躁。鲁读躁为傲，今从古。
《阳货篇》：归孔子豚。郑本作馈，鲁读馈为归，今从古。
《阳货篇》：古之矜也廉。鲁读廉为贬，今从古。
《阳货篇》：天何言哉。鲁读天为夫，今从古。
《阳货篇》：恶果敢而窒者。鲁读窒为室，今从古。
《微子篇》：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鲁读期斯已矣，今之从政者殆，今从古。
《尧曰篇》：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鲁读无此章，今从古。
以上出《经典释文》。
《子罕篇》：弁衣裳者。注：鲁读弁为絻，今从古。
《子罕篇》：沽之哉沽之哉。注：鲁读沽之哉不重，今从古也。
《子罕篇》：不为酒困。注：鲁读困为魁，今从古。
以上出郑注残卷。
以上二十七条中，除一条重复外，共得二十六条，已超过陆德明“郑玄校《鲁论》以《齐论》《古论》，读正凡五十事”中的“五十事”的半数。考虑到郑注《论语》在六朝隋唐间传习甚广，写本亦多，其存鲁读之注，往往为写书者所删，故陆氏所见郑注别本已有全无此注者。[95]如果王国维先生上述所论大致不错的话，那么实际上郑玄只是以《古论》读正《鲁论》，而与《齐论》无涉。
第三，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中有些篇题之下赫然写有“孔氏本，郑氏注”六字，也可证明郑玄只是以《古论》读正《鲁论》。20世纪在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在这些出土文献中，有些篇题之下赫然写有“孔氏本，郑氏注”六字，如吐鲁番阿斯塔那三六三号墓八一号写本《八佾篇》《里仁篇》《公冶苌篇》；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八四号墓一二一（b）∽一二六（b）号写本《雍也篇》；伯希和二五一〇号写本《太伯篇》《子罕篇》《乡党篇》，篇题下都有这六个字。另日本龙谷大学藏吐鲁番写本《宪问》篇残卷篇题下标有“孔氏本”三字，其注亦郑注也。这种标法颇令人费解。罗振玉先生认为：“今此卷明著‘孔氏本’，一若所注为古论者；而考其篇次，则《太伯》第八，《子罕》第九，《乡党》第十，固明明同《鲁论》，知何叙皇注为可信。顾孔训世既不传，此卷乃题孔本，初不可晓。且陆氏《经典释文》亦言，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与何、皇说略同。乃反复考之，《释文》所举郑氏校正诸字，则皆改鲁从古，无一从齐者，始悟此卷所谓‘孔氏本’者，乃据孔氏古论改正张侯鲁论；而何、皇诸家谓考校齐、鲁者，盖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见《集解叙》）。郑君既注于张论，则不异兼采齐论，其实固仅据古以正鲁也。此卷写官漫题孔本，虽不免小疏，然因此而得知其实，亦可喜矣。”[96]
王国维先生就此认为：郑玄《论语注》篇章全从《鲁论》，字句全从《古论》即“孔安国本”，后者是称郑注《论语》为“孔氏本”的原因。他在《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中说：
郑氏所据本固为自《鲁论》出之《张侯论》，及以《古论》校之，则篇章虽仍《鲁》旧，而字句全从《古》文。《释文》虽云郑以《齐》《古》正读凡五十事，然其所引廿四事及此本所存三事，皆以《古》正《鲁》，无以《齐》正《鲁》者，知郑但以《古》校《鲁》，未以《齐》校《鲁》也。又，郑于礼经，或从古文改今文，或以今文改古文，而正《论语》读五十事中，所存二十七事，皆以《古》改《鲁》，无以《鲁》改《古》者。故郑注《论语》以其篇章言，则为《鲁论》；以其字句言，实同孔本。虽郑氏容别有以《齐》校《鲁》之本，然此本及陆氏《释文》所见者，固明明以《古》校《鲁》之本，非以《齐》《古》校《鲁》之本也。后汉以后，《张侯论》盛行，而《齐》《鲁》皆微。石经所刊《鲁论》，虽不知为谁氏之本，而其校记，但列盍、毛、包、周异同，不复云齐。盍、毛虽无考，然包、周则固张氏之学也。疑当时《齐论》已罕传习，何氏“考之《齐》《古》”之说，或因《古论》而牵连及之也。今将《释文》及此本所著以《古》改《鲁》之条罗列如左，可以知其题“孔氏本”之故也。[97]
文物出版社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也认为，由于郑玄以孔安国《古论语》为标准本，所以称为“孔氏本”[98]。
综上所述，窃以为，郑玄是以《张侯论》为底本，校之以《古论》而为之注的。由于《张侯论》是以《鲁论》为底本，兼采《齐》说而成，所以后人浑言之曰：“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以为之注。”
在《论语》诠释史上，郑玄《论语注》完成了对《论语》文本的再次整合，使汉代以来的《论语》定本工作至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随着郑注的盛行，其他《论语》文本均告衰微。
第二节 两汉至隋唐时期的《论语》诠释
从汉到唐，众多学者对《论语》进行了各种训释与阐发，《论语》学得以不断发展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 两汉时期的《论语》诠释
在两汉时期，伴随着《论语》文本的整合，《论语》一书的诠释工作也全面展开。由于时间距离、历史环境造成的词义变化以及对孔子个性心理的不了解而形成的隔膜，使得汉代的一般人对作为先秦文献的《论语》也很难释读，更不用说广泛传播了。而对于《论语》来说，其意义、价值、主旨和本质只有在传播活动中，通过解读者对文本的阐释才能生发出来。没有阐释实践，也就实现不了它的社会效用。这就要求后人利用当下话语对其进行释读，于是《论语》一书的文字训解工作也就应运而生了。而且无代无之，乃至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不过受时代精神、历史背景以及解释者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地理文化、师说渊源、游学经历等方面差异的影响，学者们对同一《论语》文本所作的诠释和注疏，也是特色迥异，流派纷呈。揆诸两汉时期，《论语》诠释大体有“说”“传”“训解”“章句”“注”等形式。
说，即“解说其意”[99]的意思。起初在师生之间口耳相传，后来有的也形成了文字。这方面的诠释著作有《齐说》《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燕传说》等。
传，是对经的权威性解释。这方面的著作有东汉郑众和刘辅的《论语传》。
训解，即“训释解说”的意思。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孔安国的《论语训解》、马融的《论语训说》、何休的《论语注训》等。其中孔安国的《论语训解》，虽已残缺不全，但却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最古老的《论语》注释。其特点就是训诂以通大义。孔安国对《论语》中所涉及的名物制度进行了解释。如《公冶长篇》“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章下，孔注曰：“孔文子，卫大夫孔叔圉也。文，谥也。”[100]又，《季氏篇》“齐景公有马千驷”章，孔氏注曰：“千驷，四千匹也。”[101]与此同时，他在注释中，还兼及大义。如《阳货篇》“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下，孔注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言至坚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涅不黑，君子虽在浊乱，浊乱不能污也。”[102]将其中两个难懂的词“磷”和“涅”予以了解释，接着点出了其引申的文意。
章句，是一种以分章析句为基础的经学阐释体系，其内容包括分析篇章结构、解释字词名物、疏通串讲文句、阐发经文义理等。[103]它紧附所阐释的对象，不单行。[104]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包咸和周氏的《论语章句》。就包咸的《论语章句》而言，由于原书早佚，只有吉光片羽留存于他书之中，所以其在分章方面的特点表现的不明显，而其在“析句”方面的特点——离析经文、疏通句义则凸显无遗。包氏在注释中，将“解词”融于“串讲大意”之中，使诂训服务于串讲。有时包氏先解词后串讲大意，如《泰伯篇》“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章，包咸注曰：“兴，起也。君能厚于亲属，不遗忘其故旧，行之美者也，则民皆化之，起为仁厚之行，不偷薄也。”[105]先解释词义，接着串讲文意。有时先串讲大意后解词。如《子路篇》“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章，包咸注曰：“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何用学稼教民乎？负者以器曰襁也。”[106]先串讲文意后解释什么是“襁”。有时在串讲文意中解词。如《学而篇》“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章，包咸注曰：“道，治。千乘之国者，百里之国也。古者井田，方里为井，井十为乘，百里之国者，适千乘也。为国者，举事必敬慎，与民必诚信也。节用，不奢侈。国以民为本，故爱养也。作使民必以其时，不妨夺农务也。”[107]有时光串讲文意不解词。如《八佾篇》“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章，包咸注曰：“事已成，不可复解说也。事已遂，不可复谏止也。事既往，不可复追非咎也。孔子非宰我，故厉言三者，欲使慎其后也。”[108]光解词不串讲文意者也有，如《尧曰篇》“谨权量”，包咸注曰：“权，秤也。量，斗斛也。”[109]但这样的注解方法在包咸章句中占的比例较小。由此可见，在“章句”注释中，以“串讲文意”为主，而“解词”注释只起辅助作用，这与以训诂见长的注释法有明显的不同。
注，亦称“笺”或“笺注”，指对古书原文中的疑难进行解释，而非泛泛而谈。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郑玄、麻达、盍氏、毛氏等人的《论语注》。其中郑玄的《论语注》尚有大量留存于世。其主要特点是“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110]，具有明显的会通特色。古文经学最明显的学术特色就是训诂，“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111]。它不只是对儒家经典中的古代字词的语言等意义上的音义注解，还包括对其中名物制度的训解。郑玄非常重视对《论语》字词的音义解释。在他看来，“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112]。因此，在《论语注》中，郑玄运用了两种注音体例，以求得对经典的正确音读。一方面，用“读为”“读曰”破其假借。如《八佾篇》“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下，郑玄注云：“从，读曰纵。从之，谓八音皆作。”[113]《子罕篇》“選与之言”下郑玄注云：“選，读为诠。诠，言之善者。”[114]《子张篇》“则以为厉己也”下，郑玄注云：“厉读为赖，恃赖也。”[115]另一方面，用“当为”定其形音之误。如《子罕篇》“今也纯，俭”下，郑玄注云：“纯当为缁，古之缁字以才为声，此缁谓黑缯也。”[116]为求得《论语》之确义，郑玄在《论语注》中还运用了声训、义训两种训解词义的方法。所谓声训，是利用词与词之间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关系来解释词义的一种方式。郑玄在《论语注》中也运用了这样的释词手段。如《述而篇》“民可使由之”下，郑玄注云：“民者，冥也。”[117]《宪问篇》“霸诸侯，一匡天下”下，郑玄注云：“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118]所谓义训，是指在训释语词时，根据语词在语言中实际使用的意义来选择训释词或做出义界，而不考虑字形结构或字的音义关系，这种直接解释词义的说解方法叫作义训。郑玄在《论语注》中运用较多的便是义训的方法，其方式主要有互训（或曰直训）和义界两种。对其中某个字词的含义常常用单个的同义词予以直接解释，这就是直训或互训。如《学而篇》“鲜矣”下，郑玄注“鲜”云：“寡也。”[119]《八佾篇》“与其易也”下，郑玄注“易”云：“简。”[120]《里仁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思内省也”下，郑玄注云：“齐，等也。省，察也。”[121]阐述并确定经典中字词的含义的界限，这就是义界。如《公冶长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下，郑玄注云：“性，谓人受血气以生，有贤愚吉凶。”[122]《雍也篇》“以与尔邻里乡党乎”下，郑玄注云：“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也。”[123]郑玄也比较重视对《论语》中名物典制的注释。《论语》中涉及许多古代的名物典制，这些名物典制随时代的变迁或消失，或变异，这就要求后来者对此做出训释，以便人们阅读。郑玄在对这些名物典制作注时，主要是根据先师先儒之言、古代典籍以及今制世俗来进行的。如《宪问篇》“晋文公谲而不正”下，郑玄注云：“谲者，诈也。谓召于天子而使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是谲而不正也。”[124]《子罕篇》“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下，郑玄注云：“后生，谓幼稚，斥颜渊也。可畏者，言其才美服人也。孟子曰：‘吾先子之所畏。’是时颜渊死矣，故发言，何知来世将无此人。”[125]郑玄援引孔孟之言，可以说是最具权威的了。又，如《乡党篇》“傩，朝服而立于阶阼”下，郑玄注云：“乡人傩者，谓驱疫。朝服而立于阶阼者，为鬼神或惊恐，当依人。《周礼》：‘十二月，方相氏率百隶而傩，以索室中驱疫。’”[126]引用《周礼》以证成己见。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论语》中的名物制度，郑玄有时也借用当时仍流行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予以训释。如《子罕篇》“子见齐衰者、弁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下，郑玄注云：“孔子哀丧者，敬君礼乐之人，坐见之，必为之起；行见之，必为之趋。趋，今时吏步也。”[127]同篇“衣弊緼袍”下，郑玄注云：“袍，今时襡也。”[128]《乡党篇》“必有寝衣”下，郑玄注云：“今时卧被。”[129]郑玄在注释时不仅重视文字的训诂，而且重视在训诂的基础上的义理的阐发。如《八佾篇》“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章，郑玄注云：“《韶》，舜乐名。美舜以圣德受禅于尧。又尽善者，谓致太平也。《武》，谓周武王乐，美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未尽善者，谓未致太平也。”[130]《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曰：“《韶》，舜乐也。谓以圣德受禅，故曰尽善也。《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尽善也。”[131]二者相比较，孔注根据所谓禅让与征伐的不同解释了“尽善”与“未尽善”，认为以圣德受禅而得天下者，为尽善；以征伐得天下者，为未尽善。而郑注则不同，郑玄把禅让与征伐都看作是“尽美”的，把能否致天下于太平作为“尽善”与否的标准：舜受禅之后出现了太平盛世，故《韶》乐是“尽善”的；周武王从商纣手中夺取天下后不久就死了，其后不久便发生了武庚叛乱，经过周公和成王的努力，才达至天下太平，所以《武》乐未能“尽善”。郑玄根据“致太平”“未致太平”来解释“尽善”“未尽善”有着深刻的含义。在此，我们可以看作是郑玄自身的政治理想的表现。身处乱世的郑玄是非常渴望“致太平”的。因而产生了此章特殊的解释。在他看来，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夺取政权，只要是能够使天下获得太平，便是尽美又尽善的。综上，郑注“以古学为宗”，注重对《论语》字词的释义注音；同时也“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注重对经文的微言大义的阐发，自成一家之言，成为会通今古学以释《论》的代表作，在《论语》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语》诠释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佛教东传，道教发端，玄学兴盛，儒家经学受到严峻挑战，但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儒学在政治原则、伦理规范、社会教育上的宗主地位并没有动摇，所以《论语》学的研究并没有因此而衰落。相反，由于儒家学者构建儒学新体系的努力、文字学的兴盛以及援佛解经、援道解经的兴起，《论语》诠释却获得了相当的发展。
其一，《论语》注释专著数量大增。据王鹏凯统计共有102部，分别为：王肃的《论语注》、周生烈的《论语注》、谯周的《论语注》、张昭的《论语注》、虞翻的《论语注》、范宁的《论语注》、李充的《论语注》、孟陋的《论语注》、梁觊的《论语注》、袁乔的《论语注》、袁宏的《论语注》、尹毅的《论语注》、张凭的《论语注》、宋纤的《论语注》、蔡谟的《论语注》、江淳的《论语注》、晋王的《论语注》、周怀的《论语注》、孔澄之的《论语注》、虞遐的《论语注》、顾欢的《论语注》、祖冲之的《论语注》、曹思文的《论语注》、许容的《论语注》、盈氏的《论语注》、卢氏的《论语注》、梁武帝的《论语注》、江避的《论语注》、卢景裕的《论语注》、陈奇的《论语注》、沈驎士的《论语训注》、陈群的《论语义说》、王濛的《论语义》、畅惠明的《论语义注》、伏曼容的《论语义》、无名氏的《论语义注》、王朗的《论语说》、缪协的《论语说》、熊埋的《论语说》、沈峭的《论语说》、王肃的《论语释驳》、王弼的《论语释疑》、乐肇的《论语释疑》、乐肇的《论语驳序》、张凭的《论语释》、蔡系的《论语释》、张隐的《论语释》、曹毗的《论语释》、庾翼的《论语释》、李充的《论语释》、何晏的《论语集解》、卫瓘的《论语集注》、崔豹的《论语集义》、孙绰的《论语集解》、江熙的《论语集解》、太史叔明的《论语集解》、应琛的《论语藏集解》、陶弘景的《论语集注》、缪播的《论语旨序》、程秉的《论语弼》、郭象的《论语体略》、郭象的《论语隐》、无名氏的《论语隐义》、无名氏的《论语隐义注》、虞喜的《论语□郑氏注》、虞喜的《新书对张论》、范廙的《论语别义》、郄原的《论语通郑》、殷仲堪的《论语解》、崔浩的《论语解》、谢道韫的《论语赞》、宋明帝的《论语补卫瓘阙》、张略等人的《论语疏》、褚仲都的《论语义疏》、皇侃的《论语义疏》、周弘正的《论语疏》、顾越的《论语义疏》、张讥的《论语义疏》、李铉的《论语义疏》、沈驎士的《论语要略》、释僧智的《略解论语》、戴诜的《论语述义》、刘炫《论语述义》、姜处道的《论释》、史辟原的《续注论语》、司马氏的《论语标指》、王氏的《论语修郑错》、无名氏的《论语难郑》、沈文阿的《论语义记》、乐逊的《论语序论》、何晏的《论语音》、王弼的《论语音》、卫瓘的《论语音》、缪播的《论语音》、徐邈的《论语音》、李充的《论语音》、韦昭的《鲁论解》、徐氏的《古论语义注谱》、宋均的《论语谶注》、庾亮的《论语君子无所争》、无名氏的《论语义注图》、无名氏的《论语杂问》。[132]
其二，《论语》注释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该时期的《论语》诠释出现了多元化发展趋势，不仅出现了专门给《论语》注音的《论语音》、专门疏解《论语》文句的《论语君子无所争》，而且出现了专门向郑玄发难的《论语难郑》、修正郑玄错误的《王氏修郑错》；不仅出现了援道解《论》之作，如王弼的《论语释疑》、郭象的《论语体略》等，而且出现了援佛解《论》之作，如释僧智的《略解论语》、应琛的《论语藏集解》等。其中王弼的《论语释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诠释玄学化的代表。其特色有：一是以“无”解“道”。如《述而篇》“志于道”下，郑玄注曰：“道，谓师儒之所以教诲者”[133]，把“道”解释为儒家传授的人伦日用之道，是在现实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王弼则注云：“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是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134]王弼以“无”训“道”，如此一来，就把孔子的人伦日用之“道”与老子思想中那个玄之又玄的“无”等同起来，这个道就变成了不可捉摸的东西，从而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二是利用本末、体用关系来解读《论语》，阐明了名教出于自然的玄学思想。玄学的中心课题就是如何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重加解释和调整，以使名教符合理想之道以及在名教中安置人的心灵。[135]在王弼看来，要想建立一种合乎自然的名教社会，就必须寻根溯源，为名教立本。《八佾篇》“林放问礼之本”下，王弼注云：“时人弃本崇末，故大其能寻本礼意也。”[136]此之谓也。那么，其本何在呢？他在诠释《泰伯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时指出，“诗”“礼”“乐”非指古代典籍，乃是一般之诗谣、礼制、声乐。其注云：“言有为政之次序也。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声歌。所以陈诗采谣，以知民志风。既见其风，则损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达其礼也。矫俗检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声乐，以和神也。若不采民诗，则无以观风。风乖俗异，则礼无所立，礼若不设，则乐无所乐，乐非礼则功无所济。故三体相扶，而用有先后也。”[137]诗以民情为本，礼以诗为本，乐以礼为本，此之谓“三体相扶，而用有先后”。如此一来，王弼就将原属于名教范畴的礼乐制度与自然范畴的喜、惧、哀、乐之情搭挂起来，不仅为礼乐制度找到了源头，而且也开出了建立名教与自然和谐的社会政治的济世药方。三是重塑孔子形象，将孔子道家化。王弼精研“老”学，并援以释《论》。在他的诠释话语中，孔子变成了“与无同体”“穷神知化”的道家化人物。在王弼看来，深得“无名”之道的孔子，在人格精神上已至“中和”之境界。在注释《述而篇》“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时，他指出：“温者不厉，厉者不温；威者心猛，猛者不威；恭则不安，安者不恭；此对反之常名也。若夫温而能厉，威而不猛，恭而能安，斯不可名之理全矣。故至和之调，五味不形；大成之乐，五声不分；中和备质，五材无名也。”[138]温厉、威猛、恭安，是截然相反的，如果仅仅执着于一偏，那么就不能获得性之全。只有以“不可名之理”为人的本性，才能把相互对立的品德统一为中和的整体，使之综合完备。在解释《阳货篇》“佛肸召，子欲往”时，王弼还指出，孔子“机发后应，事形乃视，择地以处身，资教以全度者也，故不入乱人之邦。圣人通远虑微，应变神化，浊乱不能污其洁，凶恶不能害其性，所以避难不藏身，绝物不以形也”[139]。经过王弼的创造性解读，孔子业已变成了穷神知化、老谋深算的道家化人物，不复为纯粹儒家之圣人矣。王氏上述所为，虽不免曲解了《论语》，但却为儒道之间的交融，打通了血脉；“使儒学摆脱了传统天人交感的窠臼，融进了一部分道家思想的新血，因而迫使传统的儒学得以伸向形上学的领域，达成思想的转型与扩大”[140]。因此，王弼在魏晋六朝《论语》学史乃至学术史上的地位，实是不容抹杀的。
其三，《论语》注解体例发生了重大变化。及至魏晋时期，人们对《论语》的疏解体例发生了变化，主要以“集解”为主，如何晏的《论语集解》、卫瓘的《论语集注》、崔豹的《论语集义》、孙绰的《论语集解》、江熙的《论语集解》等，这种体例的特点是：征引旧说，有不安处，间下己意。兹以何晏的《论语集解》为例说明之。何晏本着“集诸家之善”的原则，对汉魏《论语》古注进行了大汇总，而有《论语集解》之作。该书在注解体例及注解方法上凸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创立了经学注释中的“集解”体例。从《论语集解》中所收录的七家注释看，孔安国、马融的注释以训诂见长，包咸以今文章句见长，郑玄以会通今古学见长，陈群、王肃、周生烈以义说（谓作注而说其义，故云义说——邢疏）见长。他们“所见不同，互有得失”[141]，何晏为了使研习者学有所宗，遂打破学派界限，博采诸家训注之善，开创出了新的注经体例——“集解”体。他在《论语序》中对该体例进行了解说：“今集诸家之善说，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142]邢疏曰：“此叙《集解》之体例也。今谓何晏时，诸家谓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也。集此诸家所说善者而存之，示无剿说，故各记其姓名。注言‘包曰’‘马曰’之类是也。注但记其姓而此连言名者，曰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谓‘名字’之名也。‘有不安者’，谓诸家之说于义有不安者也。‘颇为改易’者，言诸家之善则存而不改，其不善者颇多为改易之。”[143]由此可见，“集解”体例的特点就是“集诸家之善”，间下己意。此例一出，学界群起效之，一时间，蔚为大观。不仅研治《论语》者仿效此体例，出现了卫瓘的《集注论语》、崔豹的《论语集义》、孙绰的《集解论语》、江熙的《集解论语》；而且研治其他经典者也袭用之，如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因此前注释者“皆肤浅末学，不经师匠”，“乃与二三学士及诸子弟，各记所识，并言其意”，“敷陈疑滞，博示诸儒同异之说”[144]以解《谷梁传》。二是保存了大量的汉魏古注。《论语集解》为汉魏时期研治《论语》集大成之作，其书兼采汉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魏陈群、王肃、周生烈等注训，并间下己意而成书。据笔者粗略统计，知不足斋版《论语集解》共征引孔安国注473条，包咸注194条，马融注133条，郑玄注111条，王肃注36条，周生烈注13条，陈群注3条，另存“一曰”之说5条，合计达968条，约占《论语集解》总注条目的88%。而何晏新注仅131条，约占总注条目的12%。在目前《论语集解》中所征引著者原书大都亡佚的情况下，透过这些征引条目的吉光片羽，可以使我们得窥汉魏《论语》学之崖略。三是改易先儒，自下己意。何晏所言“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其中“颇为改易”一词，反映了何晏以新的义理来注释《论语》，改变原有注经方法的思想。皇侃在疏解这四个字时说：“若先儒注非何意取安者，则何偏为改易，下己意也。”[145]可谓得其仿佛。如《述而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章，前儒郑玄、王朗均有注，郑玄注曰：“加我数年，年至五十以学此《易》，其义理可无大过。孔子时年四十五六，好《易》，习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故云然也。”[146]王朗注曰：“鄙意以为，《易》盖先圣之精义，后圣无间然者也，是以孔子即而因之，少而诵习，恒以为务，称五十而学者，明重《易》之至，故令学者专精此书，虽老不可以废倦也。”[147]何晏均弃之未用，而自注云：“《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天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可以无大过也。”[148]对比上述三条注释，郑注认为“年至五十以学此《易》，其义理可无大过”，王注认为“称五十而学者，明重《易》之至”，而何晏则借用《易·说卦》和《论语·为政》之文，说明孔子以知天命终始之年，读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书，则能避凶之吉而无过咎。由此，不难看出何晏之注不仅文简意赅，而且凸显了学《易》的使用价值，确较郑注、王注为优。作为《十三经注本》中的第一个集注本，《论语集解》得到了后世儒者的认可。钱大昕《何晏论》说：“予尝读其疏，以为有大儒之风。使魏主能用斯言，可以长守位而无迁废之祸。此岂徒尚清谈者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乎！”“自古以经训专门者列于儒林，若辅嗣之《易》，平叔之《论语》，当时重之，更数千载不废；方之汉儒，即或有间，魏晋说经之家，未能或之先也。宁既志崇儒雅，固宜尸而祝之，顾诬以罪深桀、纣，吾见其蔑儒，未见其崇儒也”。“论者又以王、何好老、庄，非儒者之学。然二家之书具在，初未尝援儒以入庄、老，于儒乎何损？且平叔之言曰：‘鬻庄躯，放玄虚，而不周于时变，若是，其不足乎庄也。’亦毋庸以罪平叔矣。”[149]
而到了南北朝时期，人们对《论语》的疏解体例又前进了一步，主要以“义疏”为主，如褚仲都的《论语义疏》、皇侃的《论语义疏》、周弘正的《论语疏》、顾越的《论语义疏》、张讥的《论语义疏》、李铉的《论语义疏》等，这种体例的特点是：会通经典义理，加以阐释发挥；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穷明原委；逐字逐句讲解经文，以一家之注为主，根据“疏不破注”的原则，对经注文进行补充、发挥与解释。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皇侃的《论语义疏》。皇侃的《论语义疏》成书于梁武帝年间，在南朝梁至北宋前期长期受到重视，但至南宋中期亡佚于国内，清代乾隆年间重新传入。皇侃《论语义疏》的回归，在《论语》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该书的注释特色主要有：一是旁征博引，内容翔实。皇侃《论语义疏》是一部集汉魏六朝《论语》学之大成的著作，它以何晏《论语集解》为底本，兼采江熙《论语集解》、汉魏以来通儒遗说汇编而成。具体操作过程如下：“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诸人有可采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别有通儒解释，于何集无妨者，亦引取为说，以示广闻也。”[150]江熙《论语集解》所集均为晋代儒家注释，包括卫瓘、缪播、栾肇、郭象、蔡谟、袁宏、江淳、蔡系、李充、孙绰、周坏、范宁及王珉。除十三家外，亦采江熙本人之说。至于其他通儒，包括沈居士、熊埋、王弼、王朗、张凭、袁乔、王雍、顾欢、梁冀、颜延之、沈峭、释惠林、殷仲堪、张封溪、太史叔明、缪协、庾翼、颜特进、陆特进、贺瑒均在征引之列。由于其疏文引证广博，所以保存了大量的六朝《论语》古注，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论语》学提供了绝好的史料。诚如武内义雄所言：“根本本（根本，即根本逊志，字伯修，号武夷。根本本，即足利学藏本——笔者注）皇疏之输入，彼土之学士，盛讲究之。《四库全书提要》之作者，有汉晋经学之一线，由此而存于今之称扬。其后从事于研究《论语》之人，殆无不参考之。翻刻《七经孟子考文》之阮元，于《〈论语〉校勘记》中，举邢本与皇本之异同，其门下邹伯奇、章凤翰、潘继李、桂文灿诸人，各作皇疏证十卷跋。又从皇疏中，辑江熙之解，编纂为《缉江氏集解》二卷（《续碑传集》七十五）。又马国翰从皇侃疏中，辑录郑玄、王朗、王弼、卫瓘、缪播、郭象、乐肇、虞喜、庾冀、李充、范宁、孙绰、梁觊、袁乔、江熙、殷仲堪、张凭、蔡谟、颜延之、释慧琳、沈驎士、顾欢、太史叔明、褚仲都、沈峭、熊埋诸家之说，复成六朝经学之佚书。此种《论语》古注，现今无传者，今乃断片的而再现之，大体上是由此书所留之恩惠矣。《提要》谓汉晋经学一线，自此书而存者，即是故也。”[151]二是援玄释《论》。魏晋之际，玄学之风盛行，其对南朝学术风气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清人皮锡瑞在谈到《论语义疏》时云：“如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此南朝经疏之仅存于今者，即此可见一时风尚。”[152]该书中具有浓厚的玄学色彩，书中掺杂玄说的地方占全书总章节的五分之一以上，涉及疏语共一百零二则。[153]这主要表现在：首先，运用道家术语释《论》。在《论语》中，“道”是指儒家的“仁道”，而在皇侃的疏解中，则被提升为形而上的天道。他在解释“道”时，特别注重强调它的“通”性，如《述而篇》“志于道”下，皇疏曰：“道者，通而不拥也。道既是通，通无形相。”[154]又《卫灵公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下，皇疏曰：“道者，通物之妙也。通物之法，本通于可通，不通于不可通。”[155]在皇侃看来，“道”的特性就是“通”，通之原因就在于道是虚灵的“无”，无形无相，而又在形相之中。进而，皇侃又将“道”“器”“无”“有”做了理论上的关联，他在疏解《为政篇》“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时说：“自形器以上，名之为无，圣人所体也；自形器以还，名人为有，贤人所体也。”[156]这里，皇侃借用了《易传·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将道与器、有与无通过体用关系关联了起来。其次，采用“得意忘言”的方法，推陈出新。针对汉儒支离烦琐的解释方法，玄学家们等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着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皇侃在疏解时，也承袭了这种方法。如《里仁篇》“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而不违，劳而不怨”，皇侃指出，以往经记说法不一，《檀弓》云“事亲有隐无犯，事君有犯无隐”，但《孝经》《曲礼》《内则》并云君亲有过皆宜微谏，有大过则极于犯颜。于是他下断案说：“《檀弓》所言，欲显真假本异，故其旨不同耳”，“父子天性，义主恭从，所以言无犯，是其本也。而君臣假合，义主匡弼，故云有犯，亦其本也。”[157]三是援佛释《论》。皇侃《论语义疏》不同于何晏《论语集解》和王弼《论语释疑》的最大特点就是援佛释《论》。首先，受佛教之影响，皇侃采用新的注释体例来解释《论语》。皇侃《论语义疏》所采用的“义疏”体就与佛教有很大关系。马宗霍曾言：“缘义疏之兴，初盖由于讲论。两汉之时，已有讲经之例，石渠阁之所平、白虎观之所议，是其事也。魏晋尚清谈，把塵树义，相习成俗，移谈玄以谈经，而讲经之风益盛。南北朝崇佛教，敷座说法，本彼宗风，从而效之，又有升座说经之例。初凭口耳之传，继有竹帛之著，而义疏成矣。”[158]义疏在文体上的特点，据现代学者研究，主要有二：“一为其书之分章段，二为其书中之有问答。”[159]所谓分章段，是指义疏在解经时对经注文进行解构，分章、分段来讲解，在讲解时往往先论一章大义，而后再分段讲论，这是义疏与其他注解体例不同之处。如《为政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在这段近八百字的疏文，先明本章要旨，而后逐段讲解，充分体现了义疏体疏通经文的特色。[160]所谓有问答，是说义疏在解经时采用了“自设问，自解答”的释注方式。皇侃在疏通《论语》经注文的过程中，为了释疑答难，采用了“自设问，自解答”这样一种新的注经方式。如疏《学而篇》“父在观其志”章孔安国注时，皇侃自设问答，说：“或问曰：‘若父政善，则不改为可；若父政恶，恶教伤民，宁可不改乎？’答曰：‘本不论父政之善恶，自论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风政之恶，则冢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汉唐玄学论恶，则其家相、邑宰自行事，无关于孝子也。”[161]通过这种方式，皇侃表明虽然孝子由于内存哀慕之情，不忍心改父之恶政，但可以听任臣下去作。其次，皇疏还将佛教的义理用以阐释《论语》。黄侃《汉唐玄学论》云：“皇氏《论语义疏》所集，多晋末旧说，自来经生持佛理以解儒书者，殆莫先于是书也。其中所用名言，多由佛籍转化。”[162]皇疏中确实论及了若干佛教的义理。如佛教里讲“因果有必定之期，报应无迁延之业”[163]的因缘果报说，皇疏也表明了相同的观点。《里仁篇》“德不孤，必有邻”的疏文说：“又一云：‘邻，报也。言德行不孤失，必为人所报也。’故殷仲堪曰：‘推诚相与，则殊类可亲。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应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邻也。’”[164]皇侃《论语义疏》，会通儒佛，援玄释《论》，引用新的注释体例，“荟萃各家旧注之本真而保存之，使多数散佚之旧注得以存其吉光片羽，对于治经学者贡献亦诚不少；且皇氏又博极群书以补诸家之未备，补苴之功，又足多焉”[165]，因此，皇侃《论语义疏》在《论语》学术史乃至经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 隋唐时期的《论语》诠释
隋唐时期，统治者不仅希望拥有政治上的统一，而且希望统一学术，遂炮制出了《五经正义》，用政府钦定的话语代替了个人的解释，垄断了经典话语的解释权，在学术上为学者们划定了边界。并且借助于科考建立了世俗利益与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经典知识话语的联系，士子们只求仕途通达，以熟读《五经正义》而自足，不再务求新说。因此，隋唐时期虽然在文治武功方面位列中国传统社会之首，但在经学研究尤其是在《论语》学研究方面却建树寥寥，相对其他时期来说要衰落得多。这表现在：一是《论语》诠释的论著数量少，据王鹏凯统计共有18部，它们分别是张冲的《论语义疏》、无名氏的《论语义疏》、徐孝克的《论语讲疏文句义》、刘炫的《论语章句》、贾公彦的《论语疏》、陈锐的《论语品类》、韩愈的《论语注》、韩愈、李翱的《论语笔解》、侯喜的《论语问》、张籍的《论语注辨》、马總的《论语枢要》、李磎的《注论语》、张氏的《论语注》、无名氏的《论语杂义》、无名氏的《论语剔义》、陆德明的《论语音义》、李涪的《论语刊误》、王勃的《次论语》。[166]二是《论语》诠释乏善可陈。值得称道的仅有陆德明的《论语音义》和韩愈、李翱的《论语笔解》。
《论语音义》是陆德明对《论语》所做的以注音为主、兼及训诂的专门之作。其特色如下：
首先，陆德明对《论语》在传抄流传中字句讹误的严重性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他把字句考订作为给《论语》注音、释义的前提和基础。字句考订包括校正《论语》经注文字和厘定《论语》经注文句。校正《论语》经注文字就是对《论语》经文和注释中的古今字、假借字、异体字以及讹字通过“本亦作”“本今作”“本或作”“本又作”“当作”的形式予以考述。如《论语音义·学而篇》“道”字下：“音导。本或作导。”[167]《论语音义·学而篇》“毋友”下：“音无。本亦作无。”[168]《论语音义·为政篇》“则殆”下：“音待。依义当作怠。”[169]厘定《论语》经注文句就是对《论语》经文及注释文句中的加字、减字、改字、文字颠倒等情况予以考述。如《论语音义·学而篇》“患不知也”下：“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170]《论语音义·八佾篇》“哀而”下：“如字，《毛诗笺》改哀为衷。”[171]《论语音义·雍也篇》“及如”下：“一本‘及’字作‘反’，义亦通。”[172]《论语音义·泰伯篇》“予有乱十人”下：“本或作乱臣十人，非。”[173]《论语音义·乡党篇》“没阶趋”下：“一本作没阶趋进，误也。”[174]上述两项工作的开展，不仅为给《论语》注音、释义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而且为后人考订《论语》版本以及文字变迁提供了基本资源。
其次，在字句考订的基础上，陆德明开始对《论语》进行注音。其注音有鲜明的特色：第一，摘字为音。陆氏在对《论语》进行音注时，并没有因循前儒范式，具录经文全句，而是“各标篇章于上，摘字为音，虑有相乱，方复具录”[175]，选择那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或易产生歧义的字作注。注音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采取直音的方式作注，写作“音某”；一种是采取反切的方式作注，写作“某某反”。如《子罕篇》“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章，陆氏选取其中的五个字给予注音，“喟”曰“苦位反，又苦怪反”，“钻”曰“子官反”，“循”曰“音巡”，“罢”曰“皮买反，又皮巴反，又音皮”，“卓”曰“陟角反”[176]。如此作注，既避免了旧时音书“皆录经文全句，徒烦翰墨”[177]的弊病，又使研习《论语》经文者对不易理解或易产生歧义的字有所了解，真可谓一举两得。第二，异音并存。在中国文字中，有许多多音多义字，其音与义是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义由音定，音随意变。如何处理这些文字，是注音者面临的难题。陆德明采取了数音并存的办法，“其音堪互用，义可并行，或字有多音，众家别读，苟有所取，靡不毕书，各题氏姓，以相甄别”[178]，这样既保存了大量的异读材料，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可以选择的空间。如《论语音义·里仁篇》“莫”下：“武博反。范宁云：‘适莫，犹厚薄也。’郑音慕，无所贪慕也。”[179]《论语音义·里仁篇》“君数”下：“何云：‘色角反。下同，谓速数也。’郑：‘世主反，谓数己之功劳也。’梁武帝：音色具反，注同。”[180]第三，释读注文。先儒在注解《论语》时，多在文字训诂上下功夫，而鲜及注音，即使偶尔为之，也仅限于经文，而不及注。陆德明认为这样做妨碍了人们对经文的理解，所以有必要对前人重要的注“摘字为音”。如《里仁篇》“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章，在《论语集解》中引用了马融的注，马融曰：“造次，急遽也。颠沛，僵仆也。虽急遽僵仆不违于仁也。”[181]在《论语音义》中，陆德明将“造”“沛”“僵”“仆”四个字摘出进行了释读，“造”曰“七报反”，“沛”曰“音贝”，“僵”曰“居良反”，“仆”曰“音赴又蒲逼反”[182]。可以说，陆德明的释读注文，延续了魏晋以降义疏之学的治学路向。第四，正从古音。《论语》在流传过程中，由于时代的变迁，方言的隔阂，致使读音淆然，莫衷一是。就拿同出于鲁地的《古论》与《鲁论》来说吧，同样的一句话，同样的句式，却往往会出现同音异字的现象，如《述而篇》“吾未尝无诲焉”中的“诲”字鲁读为“悔”，《卫灵公篇》“好行小慧”中的“慧”字鲁读为“惠”。有鉴于此，东汉郑玄曾校《鲁论》以《古论》，读正凡五十事，试图统一文字，厘定读音。陆德明的《论语音义》在考辨字音的同时，保存了多条郑玄读正《鲁论》的史料，除前面所引的外，还有《论语音义·学而篇》“传不”下“直专反，注同。郑注云：‘鲁读传为专，今从古。’案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郑本或无此注者，然《皇览》引鲁读六事，则无者非也。后皆仿此”[183]。《论语音义·述而篇》“正唯”下：“鲁读正为诚，今从古。”[184]《论语音义·述而篇》“荡荡”下：“鲁读坦荡为坦汤，今从古。”[185]《论语音义·乡党篇》“瓜祭”下：“鲁读瓜为必，今从古。”[186]《论语音义·先进篇》“而归”下：“郑本作馈，鲁读馈为归，今从古。”[187]郑玄在这些注释后面均加上了“今从《古》”三个字，表明是以《古论》读正《鲁论》，纠正了《论语》在流传过程中音读的讹误。在《古论》《鲁论》、郑注《论语》佚失的情况下，陆氏之书，不仅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古音，而且为我们研究《古论》《鲁论》以及郑玄的《论语》学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
再次，陆德明不仅给《论语》注音，而且间及释义。其释义也有独到之处：第一，援引众训，广列异说。在陆德明看来，准确理解字义，是领会经典的关键。对文字的理解如发生小的偏差，对经义的领会就会出现大的讹误。他指出，前人在这方面有所偏失，导致出现了微言久绝、大义愈乖的现象，妨碍了人们对经文原义的理解。因此，他一方面增加音注诠释之字词在《论语音义》中所占的比重，一方面尽力将每一个选注的字词解释清楚，援引众训，广列异说。如《论语音义·学而篇》“学文”下：“马曰：‘文，古之遗文也。’郑云：‘文，道艺也。’”[188]《论语音义·公冶长篇》“赋”下：“孔云：‘兵赋也。’郑云：‘军赋。’梁武云：‘《鲁论》作傅。’”[189]《论语音义·子张篇》“厉”下：“王云：‘病也。’郑读为赖，恃赖也。”[190]上述种种异说的保存，使后人在考辨《论语》字义时，有了比较研究的资料。第二，引证字书。魏晋至隋初的文字之学，以《说文解字》为主，《字林》次之。解经者莫不以之为圭臬。陆德明自然也不能例外，在《论语音义》中多次引用。如《论语音义·八佾篇》“盼兮”下：“普苋反。动目貌。《字林》云：‘美目也。’”[191]《论语音义·阳货篇》“讦以”下：“居谒反，攻人阴私。《说文》云：‘面相斥。’《字林》云：‘纪列反。’”[192]第三，解释注文。陆德明生活的时代，去古已远，时人不但对先秦典籍的文辞立意不甚理解，就连汉魏诸儒的传注也需要解释才能明了其义。这在《论语音义》中也有体现。如“三纲”“五常”“三统”本为马融注解《为政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中所使用的三个词。原文如下：“马融曰：‘所因，谓三纲五常也；所损益，谓文质三统也。’”[193]这里，马融只是提到了这几个词，并未作任何解释。因为两汉时期儒学昌盛，人们具有丰富的儒学知识，对这三个词耳熟能详。而到了陆氏生活的时期，由于儒学的相对衰弱，人们缺乏必要的儒学常识，因此需给予解释。其解释如下：“三纲：谓父子、夫妇、君臣是也”；“五常：谓仁、义、礼、智、信”；“三统：谓天、地、人三正”[194]。
最后，句读虽然只是分章断句，看似无足轻重，但它却直接关系到对经典文本原意的理解，因此为历代注家所重视。陆德明的《论语音义》中就保存了许多这样的资料，有些还颇具启发性。关于分章，如《论语音义·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下：“旧以为别章，今宜合前章。”[195]《论语音义·先进篇》“德行”下：“郑云以合前章，皇别为一章。”[196]关于断句，如《论语音义·公冶长篇》“过我”下曰：“绝句。一读‘过’字绝句。”[197]《论语音义·公冶长篇》“吾党之小子狂简”下曰：“绝句。郑读至‘小子’绝句。”[198]上述这些分章断句的资料，有的直抒己见，有的并存疑说，有的二者并存，较为集中的保存了汉魏六朝时期儒生在《论语》章句释读上的分歧，对于后人正确释读《论语》，很有帮助。综上，陆德明的《论语音义》，以何晏《论语集解》为底本，又吸收了魏晋六朝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字句、注音、释义、句读四方面对汉魏六朝的《论语》研究进行了总结，保存了大量《论语》研究的史料，是对前儒《论语》研究的一次大汇总，代表着该时期《论语》研究的最高成就，是继何晏的《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之后《论语》学史上的又一座丰碑，在《论语》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论语笔解》是韩愈、李翱二人的佳作，其特色主要有：
首先，改易经文。自汉代以降，伴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攀升，儒家经典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人们唯经文是从，即使有文义不通，文句重复之处，也强为之说，不敢稍有改动，更不用说怀疑其文字错讹，经文颠倒之事了。但韩、李二人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改易《论语》文字16处，变更经文次序2处，主张删除经文1处。
第一，改易《论语》文字。韩、李二人改易《论语》文字之多，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他们不单单是一改了之，而且对改动之原因进行了简单说明。如《为政篇》“六十而耳顺”下，韩愈注曰：“耳当为尔，犹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顺天也。”[199]《公冶长篇》“宰予昼寝”下，韩愈注曰：“昼当作画，字之误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昼寝之责乎？假或偃息，亦未足深诛。”[200]《先进篇》“童子六七人，浴乎沂”下，韩愈注曰：“浴当为沿，字之误也。周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之理哉？”[201]上述改易经文之处，并非全是韩愈独创，有的是袭用前人的，如“昼”当作“画”，前儒已多有言说。刘宝楠《论语正义》曰：“韩、李《笔解》谓‘昼，旧文作画字’。所云‘旧文’，或有所本。李匡义《资暇录》：‘寝，梁武帝读为‘寝室’之寝，昼作胡卦反，且云当为画字，言其绘画寝室。’周密《齐东野语》：‘尝见侯白所注《论语》，谓‘昼’当作‘画’字。侯白，隋人。’二读与旧文合。李氏联琇《好云楼集》：‘《汉书·杨雄传》：非木摩而不彫，墙塗而不画。此正雄所作《甘泉赋》谏宫观奢泰之事，暗用《论语》，可证‘画寝’之说，汉儒已有之。’”[202]有的是前人已有疑窦，二人推波助澜而已。如韩愈对于“浴乎沂”的“浴”字的怀疑，汉儒王充业已怀疑之，《论衡·明雩篇》曰：“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谓四月也。春服既成，谓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说《论》之家以为浴者，浴沂水中也。风，乾身也。周之四月，正岁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风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审矣。”[203]这些经文改易之处，虽有臆改之嫌，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如“昼”当作“画”解就得到了清儒刘宝楠的认可，他说：“案：《礼》言天子庙饰‘山节藻棁’。《谷梁》庄廿四年《传》：‘礼，天子之桷，斲之砻之，加密石焉；诸侯之桷，斲之砻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又廿三年《传》：‘礼，天子诸侯黝垩，大夫仓，士黈。’《周官·守祧》云：‘其祧则守祧黝垩之。’皆说宗庙之饰，其宫室当亦有饰。郑注《礼器》云：‘宫室之饰，士首本，大夫达棱，诸侯斲而砻之，天子加密石焉。’此本《晋语》。又《尔雅·释宫》：‘墙谓之垩。’统庙寝言之。《周官·掌蜃》云：‘共白盛之蜃。’《注》云：‘谓饰墙使白之蜃也。’此与黝垩异饰，当是宫室中所用。《左》襄卅一年《传》：‘圬人以时塓馆宫室。’亦当谓加饰。春秋时，大夫、士多美其居，故土木胜而知氏亡，轮奂颂而文子惧。意宰予画寝，亦是其比。夫子以‘不可雕’‘不可杇’讥之，正指其事。此则旧文，于义亦得通也。”[204]今人杨志玖先生亦赞同此说。他在《“宰予昼寝”说》一文中写道，宰予不是昼寝而是画寝，原因在于“昼寝”算不上违礼，最多不过一时懒散或有其他原因，而“画寝”则不然。这是孔子责备宰予的缘由。[205]
又如改“浴”为“沿”，得到了清代硕儒俞樾的认可。其《群经平议》认为：“世传韩昌黎《论语笔解》皆不足采，惟此经‘浴’字谓是‘沿’字之误，则似较旧说为安。风之言放也。《诗北山篇》‘或出入风议’，郑笺云：‘风，放也。’……风乎舞雩者，放乎舞雩也。沿乎沂，放乎舞雩，犹《孟子》曰‘遵海而南，放乎琅邪矣’。”[206]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完全否定韩、李二人的做法，显然有失公允。
第二，变易《论语》经文次序。韩愈认为《论语》经文，有传写错倒之处，这些错误有碍对经文大义的理解，应该予以纠正。如《子罕篇》“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章，韩愈注曰：“吾谓正文传写错倒，当云：‘可与共学，未可与立；可与适道，未可与权。’如此则理通矣。”[207]案《毛诗·绵篇》正义、《说苑·权谋篇》《牟子·理惑论》《三国志·魏武帝纪》注引虞溥《江表传》《北周书·宇文护传》论并引“可与适道，未可与权”，与《笔解》说合。另《唐文粹》冯用之《权论》引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208]，亦与《笔解》暗合。可见韩愈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有所本的。《卫灵公篇》“由！知德者鲜矣”章，韩愈注曰：“此一句，是简编脱漏，当在‘子路愠见’下文一段为得。”[209]按，此章向来注者皆以为为问绝粮而发，故移至“子路愠见”下不为无见。
第三，删除经文。对于《论语》文中的“文句重复”之处，韩愈认为应删去。如《颜渊篇》“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可以弗畔矣夫”章，韩愈注曰：“简编重错，《雍也篇》中已有‘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可以弗畔矣夫’，今削去此段可也。”[210]前儒也有认为该句是重复之文者，但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说删除，韩愈成为主张删削《论语》经文的首倡者。
其次，发明己义。韩、李二人在注解《论语》经文时，还喜发新义。如《先进篇》“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下，李翱注曰：“仲尼设四品，以明学者不问科，使自下升高，自门升堂，自学以格于圣也。其义尤深。但俗儒莫能循此品第，而窥圣奥焉。”韩愈注曰：“德行科最高者，《易》所谓‘默而识之’，故存乎德行，盖不假乎言也。言语科次之者，《易》所谓‘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不可为典要’，此则非政法所拘焉。政事科次之者，所谓‘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言非事文辞而已。文学科为下者，《记》所谓‘离经辩志，论学取友’。小成、大成，自下而上升者也。”李翱进而曰：“凡学圣人之道，始于文，文通而后正人事，人事明而后自得于言，言忘矣而后默识己之所行，是名德行。斯入圣人之奥也。四科如有序，但注释不明所以然。”[211]二人不将四科并列，而视为循序渐进，登堂入室，臻于圣人的阶梯，先文学，次政事，次言语，最后为德行。
由于韩愈、李翱二人身处佛道昌盛，儒学衰微之际，所以他们以重振儒学为宗旨，以复兴圣人之道为己任。虽然他们对《论语》经文有所更张，但他们对孔子及《论语》还是非常崇敬的，所作所为只是匡正流传中出现的在他们看来所谓字替义乖的“谬误”，申《论语》之大义，使孔孟之道得以不绝于有唐一代而已。为达此目的，他们疑经破注，改易经文，以期使《论语》释放出具有新质点的东西，改变旧有的学风和文风。正如明儒金玉节所言：“自魏晋以后，何晏《集解》而外，嗣音寥寥，几为绝响。已先生起八代之衰，回澜障川，使孔孟之遗绪得以不坠，凡其发为文章者，皆根据六经，排斥百氏，一以孔孟为宗，使洙泗心源得以不绝于有唐一代者，先生之力也。今观其《笔解》一书，大抵皆就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诸君子所已解者，而推其所未到，驳其所未安。虽其所解者，参之以宋儒之说尚为未惬，而要其用心之精微，总无非欲为圣经之羽翼，汉儒之纠绳也。”[212]因此，如果从忠实于文本的角度看，《论语笔解》自然可被目为师心自用，标新立异；但如果从《论语》学史的发展角度看，《论语笔解》作为一家之言，在《论语》学从汉学系统转向新的宋学系统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亦不容抹杀。
注释
[1] 戴维：《论语研究史》，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页。
[2] 刘勰著，王运熙、周铎译注：《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3] 皇侃：《论语义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0页。
[4]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
[5]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93页。
[6]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页。
[7] 朋星：《〈论语〉书名之谜》，《孔子研究》1989年第1期。
[8] 户川芳郎：《古代中国的思想》，姜镇庄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9] 赵纪彬：《〈论语新论〉导言》，《中国哲学》第十辑，第51页。
[10] 韩仲民：《中国书籍编纂史稿》，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11] 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9页。
[12] 赵贞信：《“论语”一名之来历与其解释》，《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1936年第2期。
[13] 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98页。
[14] 张舜徽：《广校雠略》，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9页。
[15] 金德建：《论语名称起源于孔安国考》，《古籍丛考》，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
[16] 郭沂：《〈论语〉源流再考察》，《孔子研究》1990年第4期。
[17]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页。
[18]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
[19] 张岱年：《孔子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20] 刘熙：《释名》，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0页。
[21] 刘熙：《释名》，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1页。
[22] 萧统：《昭明文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48页。
[23] 皇侃：《论语义疏自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24] 邢昺：《论语注疏·论语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5] 陈祥道：《论语全解》，《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6] 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卷一，《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7]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670页。
[28] 转引自王鹏凯《历代论语著述综录》，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版，第3页。
[29] 刘义钦：《〈论语〉书名意义之我见》，《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30] 李雁：《〈论语〉书名释义》，《齐鲁学刊》1996年第6期。
[31] 刘斌：《〈论语〉名义和简称问题》，《孔子研究》2010年第2期。
[32] 转引自赵贞信《“论语”一名之来历与其解释》，《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1936年第2期。
[33]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经书的编定与增加》，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34] 牛鸿恩：《〈论语〉的释名现在可以论定了——〈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仑会”即〈论语〉之“论”的含义》，《长江学术》2007年第1期。
[35]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卷二《论语辨》，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36] 李塨：《评乙古文》，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页。
[37] 何晏：《论语集解·论语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38] 班固等撰：《白虎通》，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7页。
[39]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题辞解》，载《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2页。
[40] 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98页。
[41]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版，第1083页。
[42]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版，第1083页。
[43] 《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76页。
[44] 翟灏：《四书考异·总考》卷九，《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45] 参见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93页。
[46] 翟灏：《四书考异·总考》卷九，《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47] 藤塚邻：《论语总说》，陈东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页。
[48] 张信：《论〈论语〉的主要作者》，《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49] 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8—69页。
[50]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版，第1083页。
[51]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版，第1083页。
[52]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版，第1083页。
[53] 翟灏：《四书考异·总考》卷九，《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54] 赵贞信：《〈论语〉究竟是谁编纂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
[55] 单承彬：《论语源流考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56] 见张心瀓编著《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521页。
[57] 吴龙辉：《〈论语〉的历史真相》，《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58] 高培华：《第一部私学经典的诞生——〈论语〉编纂新探》，《河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59] 李建国：《〈论语〉成书揭秘》，《宁波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60] 王鹏凯：《历代论语著述综录》，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版，第2—3页。
[61] 皇侃：《论语义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276页。
[62] 参见王充《论衡·正说篇》，载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98页。
[63] 参见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郭沂《郭店楚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页。
[64] 详细论述参见拙著《〈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汉魏六朝隋唐〈论语〉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7页。
[65]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页。
[66] 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八《读〈大学〉》，清光绪四年刻本。
[67] 藤塚邻：《论语总说》，陈东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4—5页。
[68] 《汉书·叔孙通传》。
[69] 王尧臣等：《崇文总目》，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页。
[70]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版，第1083页。
[71] 何晏：《论语集解·论语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72] 皇侃：《论语义疏自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73] 皇侃：《论语义疏·论语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74] 皇侃：《论语义疏·论语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75] 参见高明《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6期。
[7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介绍》，载《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77] 《史记·孔子世家》。
[78] 武内义雄：《论语之研究》，岩波书店1972年版，第72—74页。
[79] 郑静若：《两汉论语学与论语郑氏注》，《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81年第5期。
[80] 赵吉惠等：《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页。
[81]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21—222页。
[82] 何晏：《论语集解·论语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83]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版，第1085页。
[84]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版，第1085页。
[85]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版，第1085页。
[86] 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
[87] 《汉书·张禹传》。
[88] 详见王铁《试论〈论语〉的结集与版本变迁诸问题》，《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
[89] 钱穆：《两汉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25—226页。
[90] 何晏：《论语集解·论语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91] 何晏：《论语集解·论语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92]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版，第1085页。
[93] 邢昺：《论语注疏·论语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94] 宋翔凤：《论语师法表》，食旧堂丛书本。
[95] 参见王国维《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观堂集林》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0—173页。
[96] 罗振玉：《〈论语〉郑注〈述而〉至〈乡党〉残卷跋》，载郑学檬、郑炳林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献卷》第二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影印版，第2页。
[97] 王国维：《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观堂集林》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9—170页。
[98] 文物出版社：《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文物》1972年第2期。
[99] 顾宏义、戴扬本等编：《历代四书序跋题记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
[100] 何晏：《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101] 何晏：《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102] 何晏：《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103] 吴承学、何诗海：《从章句之学到文章之学》，《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104] 杨权：《〈白虎通义〉是不是章句》，《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105] 何晏：《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106] 何晏：《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107] 何晏：《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108] 何晏：《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109] 何晏：《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110]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9页。
[111] 孔颖达：《诗经·周南·关雎》疏，《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页。
[112] 何晏：《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113] 李昉等：《太平御览·乐部·雅乐中》，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2547页。
[114] 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页。
[115] 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9页。
[116] 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117] 孔颖达：《诗经·卫风·氓》疏，《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118] 邢昺：《论语注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119] 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0页。
[120] 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3页
[121] 李昉等：《太平御览·人事部·叙贤》，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856页。
[122] 《后汉书·桓谭传》注。
[123] 何晏：《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124] 何晏：《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125] 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页。
[126] 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127] 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页。
[128] 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页。
[129] 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130] 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131] 何晏：《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132] 王鹏凯：《历代论语著述综录》，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版，第18—26页。
[133] 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
[134] 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4页。
[135] 高晨阳：《玄学的主题：自然与名教之辨》，《孔子研究》1994年第3期
[136] 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2页。
[137] 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5页。
[138] 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5页。
[139] 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2页。
[140] 林丽真：《王弼》，（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82页。
[141] 何晏：《论语集解·论语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42] 何晏：《论语集解·论语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43] 邢昺：《论语注疏·论语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44] 范宁：《春秋谷梁传注疏序》，《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361页。
[145] 皇侃：《论语义疏·论语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146] 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147]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8页。
[148] 何晏：《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149]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载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页。
[150] 皇侃：《论语义疏自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51] 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第73—74页。
[152]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6页。
[153] 参见李文献《皇侃〈论语义疏〉中之玄学思想》，《“国立”侨生大学先修班学报》1998年第6期。
[154] 皇侃：《论语义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155] 皇侃：《论语义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页。
[156] 皇侃：《论语义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157] 皇侃：《论语义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68页。
[158]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影印版，第85—86页。
[159] 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94页。
[160] 参见皇侃《论语义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页。
[161] 皇侃：《论语义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62] 黄侃：《黄侃论学杂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86页。
[163] 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七《叙列代王臣滞惑解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164] 皇侃：《论语义疏》，《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165] 梁启雄：《论语注释汇考》，《燕京学报》第34期，1948年6月。
[166] 王鹏凯：《历代论语著述综录》，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版，第33—35页。
[167]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0页。
[168]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1页。
[169]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2页。
[170]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1页。
[171]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5页。
[172]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1页。
[173]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6页。
[174]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9页。
[175]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176]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7页。
[177]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178]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179]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6页。
[180]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7页。
[181] 何晏：《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182]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6页。
[183]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0页。
[184]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4页。
[185]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4页。
[186]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1页。
[187]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4页。
[188]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1页。
[189]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8页。
[190]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9页。
[191]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4页。
[192]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7页。
[193] 何晏：《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四书类论语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94]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3页。
[195]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2页。
[196]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2页。
[197]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7页。
[198]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9页。
[199] 韩愈、李翱：《论语笔解》，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页。
[200] 韩愈、李翱：《论语笔解》，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页。
[201] 韩愈、李翱：《论语笔解》，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页。
[202]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78页。
[203] 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08页。
[204]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78页。
[205] 杨志玖：《陋室文存》，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38页。
[206] 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10页。
[207] 韩愈、李翱：《论语笔解》，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2页。
[208] 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26页。
[209] 韩愈、李翱：《论语笔解》，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2页。
[210] 韩愈、李翱：《论语笔解》，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页。
[211] 韩愈、李翱：《论语笔解》，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5页。
[212] 陈梦雷编，蒋廷锡校订：《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704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