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作者简介】程恩富，1950年生于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课，多次出席中央领导召开的专题会，具有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主要从事中外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担任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国家和教育部的社科基金与社科奖的评委、国务院学位办学科评议组成员；俄罗斯彼得堡大学等10多所高校的荣誉或客座教授；主编四份重要学术刊物在英国和中国出版；在国内外出版30多部著作和发表600多篇文章，被中外论著数千次引用，被中外媒体数百次专题采访报道，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较有影响。
“两个一百年”的战略规划将加速民富国强进程，推动中国持续走向繁荣富强，而西方民富国强受阻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各种对抗性矛盾，中国和西方国家出现两种不同的经济新常态。本文阐述中外民富国强的若干现状以及不同经济新常态的现实表现、制度特点和理论政策，并提出我国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外围”中的“准中心”概念。
一 “两个一百年”的战略规划加速民富国强进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最为突出地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家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与市场配置一般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结合方面。作为有长远战略规划的领导型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西方“二无型”（无党章、无党员）执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共产党基于以人民为中心来提升民富国强的发展思想，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有机相结合，既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70]，又充分利用市场配置一般经济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一般资源不包括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住房和地产、交通运输等重要的非物质资源或物质资源）。这明显地体现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及其实施中。
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使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和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30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必须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要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提前了15年。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71]
正是以上这些关于民富国强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主导作用，既使市场经济的长处得到充分的发挥，又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有效防范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或无秩序状态之间对立的弊端，实现了国家调节为主导和市场调节为基础互为条件、优势互补的双重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出色表现。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72]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鉴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73]，我们必须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国家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与市场配置一般经济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成功结合，便可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同时破解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这道经济发展上的世界性难题，实现市场和政府在功能上的“双强格局”，加速新时代在经济新常态下的民富国强进程。
二 关于新中国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问题
有舆论说，毛泽东使我们站起来、邓小平使我们富起来、习近平使我们强起来；也有舆论说，毛泽东社会主义1.0版本是一穷二白、邓小平社会主义2.0版本是富起来、十八大后社会主义3.0版本是强起来。这些表述均不准确。准确地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是一穷二白，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我们不仅站起来了，而且逐步富强起来了，富强是一个后浪推前浪的持续更好的过程。新中国近70年民富国强的统计数据，并不支撑割裂民富与国强的论点，也不支撑毛泽东时代没有逐步富强起来的论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能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个30年建设发展互相否定的政治底线和原则是十分正确的。
众所周知，新中国的诞生，真正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之门。新中国的建设，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干扰，仍然取得了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从未达到过的辉煌经济成就。我国在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的大约30年间完成了重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依靠内循环可以基本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我武装，经济发展速度赶上并超过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年均GNP约为6%多，可以跻身同期世界最快经济发展之列，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均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较大提高，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若干重要经济差距迅速缩小。因此，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认：“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间，中国国民经济更是高速腾飞，年均GDP增速约为9%，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达到同期世界第一，大大超过德、日、美等国在其崛起甚至“黄金时期”的增长速度。目前，国民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总额已排名世界第二、外汇储备排名世界第一。“神舟”系列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嫦娥”探月工程、高铁、天河计算机、北斗导航等一张张响亮的“中国名片”，成为“中国奇迹”的有力见证，标志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也居于世界前列。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8000多美元，人民生活接近由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我国在民主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也都取得显著成就。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约70年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应当说改革开放前的发展为改革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大发展。但是，当今中国社会上有一些论著为了论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伟大成就，对新中国前30年发展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或者片面地只讲失误和不足，甚至是用歪曲的手段进行基本否定，割裂、扭曲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对于我们科学认识新中国逐步富强的历史发展，从而客观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握有关发展规律，是非常有害的。
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准确的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其中强调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走向繁荣富强”！
三 民富国强若干数据与世界经济“准中心”概念
前几年就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逐步富强起来了，但是叫“国强民穷”，当时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流行思潮。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教授曾在文章中专门批驳了这一错误观点。
我们中国人喜欢比较，这是好事。我们的工业要和美国、德国、日本比，我们的农业要和以色列、荷兰比，我们的军事要和美国比，我们的生态环境要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我们的生活要和丹麦、挪威比，我们的足球还要和德国比，等等。这样一比较，好像我国什么都不是最先进的。其实，这样比较是可以的，但并不全面和科学。单项比较，有利于激励我们砥砺前行，但如果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或先进，那么这个结论就十分片面了。实际上，在民富国强方面，中国自我纵向比较，应对1949年前后的新旧中国进行全面比较；中国与他国的横向比较，应与独立前国情相似的印度进行全面比较，并与美国和瑞典等某些重要指标发展速度进行比较。其比较的结论显而易见。
一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显示，2016年我国的经济总量是21.4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美国的经济总量为18.6万亿美元，而印度只有8.7万亿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这个指标进行衡量和比较最科学。购买力平价是指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决定于它们单位货币购买力之间的比例。例如，购买相同数量和质量的一篮子商品，在我国需要40元人民币，在美国需要10美元，对于这篮子商品来说，人民币对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是4：1，即4元人民币购买力相当于1美元。按照汇率比较，现在我国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但汇率变动较大，比较不是很客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统计购买力平价人均GDP的结果，中国为15424美元，印度为6658美元。我国人均GDP与发达或某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比较少，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如果中国人口总量开始下降，那就更能体现民富国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
二是现代化指数。据何传启《2013年世界现代化指数》一文（《科学与现代化》2016年第2期）提供的数据，综合10项指标排名，瑞典为100，第1名；美国为97.3，第6名；中国为40.1，第73名；印度为22.5，第99名。
三是财富指数。2016年，我国家庭人均财富为16.9万元人民币，其中房产净值约占66%（其中，城镇家庭：69%；农村家庭：55%）；动产中家用汽车占比较高（数据来源于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7）》）。另据瑞士信贷研究所《全球财富报告2016》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成年人平均财富为22864美元（15.8万人民币），属于中等偏低水平。
从前述各种数据可以看出（还有一些数字放在下面论述），中国的民富国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速度在全世界是较快的，改革开放以来更快。而国情和我国差不多的印度的富强情况则相对大大落后。笔者去印度开会和考察过两次，也与印度经济学教授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座谈了解情况，得出如下结论：如果印度共产党不能掌权而不搞社会主义的话，如果中国不搞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在这个地球上印度估计是赶不上中国了。现在中外有些舆论认为，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现在印度经济比中国弱小，可能若干年以后就赶上中国了。事实上，两国不同的发展路径和制度决定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今后印度只有总人口可能超过中国。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差不多，而且印度的自然地理条件比中国好，中国人均耕地不到印度的一半，但无论比较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富强发展情况，印度都比中国差得多，总体上印度比中国要差15年到20年。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与其关于我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世界舞台中心的论断是一致的。我认为，这在经济上的表现最为突出。众所周知，世界著名左翼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在《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1970年）的力著中，提出和论证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外围”理论。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也出版了《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1990年）一书。问题在于：当代中国还是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外围国家吗？美国等七国集团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中心，但我国不依附它们，又不是外围国家，因而需要提出一个“准中心”国家的新概念。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及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金砖国家、亚投行、上合组织，等等，可以作为其中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还要进一步从世界经济的“准中心”向绝对“中心”迈进，但是面对来自西方甚至包括拉美国家一些舆论的质疑，指责中国在拉丁美洲、非洲的投资和能源等合作，怀疑中国也是在发展一种新的“中心—外围”之间依附关系，因而我们有必要声明，中国所迈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不是重蹈西方中心国家的覆辙，不走它们利用领先的经济技术优势来剥削其他国家的劳动力的老路。中国所追求的“中心”地位，实际上是在谋求自身发展基础上促进人类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完善。我国既要在经济和科技上追赶传统的“中心”国家，以获得与发达国家平等合作的机会，又要和传统的“外围”国家进行平等和帮助性的合作，并为“外围”国家的发展进步提供示范，同时还要更好地引领全球共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引领共同塑造国际共同经济安全、引领共同推动公正的经济全球化。我国从现在的“准中心”向未来的“中心”转型发展，至少要确立下列理论和战略：一是确立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加快提升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科技体系（仅仅靠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思维和战略是不行的）；二是确立金融“脱虚向实”的理论和战略，加快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体系；三是确立提质增效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加快提升国内与国际经济高度协调的产业体系；四是确立引导公正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和战略，加快提升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共同经济安全的制度体系。
四 西方民富国强受阻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各种对抗性矛盾
西方各种经济危机和“经济新常态”导致真正符合人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富国强提升大大受阻，而这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及其各类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2008年西方国家爆发的金融和生产经营危机是十分严重的，其危害性不亚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相比，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这个扩展了的全球基本经济矛盾，通过以下五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西方国家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生产经营危机、财政危机和持续不景气的“经济新常态”，并由此诱使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种种制度痼疾发作。
第一，私有垄断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短期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贷方式，这与企业的正常经营管理形成矛盾，从而在企业微观层面垫成各种危机和“经济新常态”的基础。从实质上看，以法人资本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人股权分散化的股权结构，是以法人股东形式存在的金融资本控制企业的微观基础。在这种股权结构中，企业具有法人股东和经理人两个层面的代理人。其中，法人股东只不过是代表私人资本所有者从事资本经营活动的代理人，并不是资本的终极所有者。法人股东的最终所有者和最终委托者，仍然是私人资本所有者。而职业经理人则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实际组织者和控制者。在现代资本主义大企业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中，法人股东和经理人两个层面的代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均构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代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但属于矛盾的次要方面。从长期看，在整体风险较低的条件下，企业可获得较为稳定的持续发展效益。而包括法人股东和经理人在内的代理人，也能够从企业发展中获得较为稳定的收益。但是，由于企业个人股权的高度分散性，法人股东和经理人在内的代理人无法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更加倾向于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从而忽视企业的长期利益和整体风险。
第二，私有垄断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衡，从而在经济结构层面形成各种危机和“经济新常态”的格局。社会再生产与国民经济运行都必须遵循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简称按比例规律）。这一规律要求，表现为人财物的社会总劳动要依据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中。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在生产与需要的矛盾运动中，各种产出与需要在使用价值结构上要保持动态的综合平衡，以实现在既定条件下靠最小的劳动消耗来取得最大的生产成果；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要保持各种产业和经济领域的结构平衡。按比例规律是社会再生产与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主张放松国家经济调节与金融监管的新自由主义盛行，按比例规律主要通过市场调节规律（或价值规律）与私人剩余价值规律的共同作用来实现。例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运动客观上要求，虚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要与实体经济相适应。如果虚拟经济发展滞后于实体经济，就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如果虚拟经济发展过度超前于实体经济，就会使经济运行风险不断积累，在金融监管缺位的情况下最终将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2008年爆发的西方国家金融与经济危机，就是金融自由化条件下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必然结果。
第三，私有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本主义国家又为私有垄断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双失灵，从而在资源配置或经济调节层面促成各种危机和“经济新常态”的窘况。国家调节规律（或计划规律）是按比例规律在受国家调节的社会化大生产和国民经济中的一种实现方式。[74]马克思认为，在以共同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75]。但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国家的存在，对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总体规划和综合调节只能由国家来承担。国家调节规律（或计划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或局部劳动同社会劳动之间矛盾运动在受国家调节的社会化大生产中表现出的客观经济规律。这一规律的内涵是：国家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劝导等国家政权手段，自觉利用社会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和发展态势，预先制定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总体规划，并科学合理地调节社会总劳动在各生产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分配。而在国家调节规律（或计划规律）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危机客观上成为按比例规律的实现方式了。
第四，私有垄断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经营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群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和家庭负债累累，从而在分配消费层面酿成各种危机和“经济新常态”的态势。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人剩余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或价值规律）的共同作用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占社会人口少数的私人资本所有者阶层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而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所拥有的财富只占极少部分社会财富。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旨在寅吃卯粮的大众消费信贷及其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生产经营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而且加大经济运行的整体风险。为了缓解生产无限扩张与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美国金融垄断资本致力于发展旨在寅吃卯粮的消费信贷及其金融衍生品，从而促使普通居民举债消费。而这种“债务经济模式”所包含的虚假需求泡沫一旦遇到利息率上升等经济事件，就会因债务违约而全面破灭。由此引发的金融支付危机与经济危机便不可避免。
第五，私有垄断制及其政府大幅度减少私人企业税收、大量增加军费、不减少政府日常开支、用公民纳税的钱救助私人大企业等，必然导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增大，以及缩减群众福利和政府教育等财政紧缩局面，从而在国家财政层面造成各种危机和“经济新常态”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之后，税率变化的趋势发生了逆转，最富有阶层享受到来自工资、股票期权、利息和资本所得等方面的更大幅度减税。此后，美国低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的联邦税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而最富有的5%人口的联邦税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明显下降，其中最有钱的0.01%人口的联邦税率1990年比1960年下降了一多半。2017年12月13日，美国议会通过的最终版本的减税法案，美国公司税率将从目前的35%降至21%，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目前的39.6%降至37%。对此，美国不少经济学家和独立分析机构均指出，这次共和党主导的税改明显偏向于大企业和富人。据华盛顿智库税务政策中心的研究，无论是以绝对值计算还是以减税占收入的比例计算，高收入家庭都将从本次减税中获益最多。此外，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测算，废除强制购买医疗保险可为联邦政府节约3000亿美元，从而为企业和富人减税融资，但这也将导致多达1300万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美国此次减税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很可能效果不彰，而很可能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并恶化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美国公布2017年军费开支预算为6045亿美元，约合4.2万亿元人民币，增幅为10%，约占GDP的4%，而国会通过的2018年军费预算为7000亿美元，再次飙高。
面对上述各种矛盾和危机而导致西方主要国家的民富国强迟迟无法较快提升的局面，不少西方专家学者纷纷使用“经济新常态”一词，来悲观地描述现状和展望未来经济。而我国在迅速应对危机影响和冲击后，化西方危机为中国机遇，主动进入蓬勃发展的“经济新常态”。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新常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新常态有不同的现实表现、制度特点和政策理念。
五 两种经济新常态不同的现实表现、制度特点和理论政策
（一）两种经济新常态不同的现状
一是增长速度比较。世界银行2008—2016年的数据显示（按不变价计算），美国GDP平均增长率为1.3%（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7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4%）；日本GDP平均增长率为0.4%；欧洲联盟GDP平均增长率为0.6%。而我国在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2013—2016年的年均增长率为7.2%，平稳地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联合国发布的《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确认，中国2017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约占三分之一。
二是失业状况比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08—2015年美国平均失业率为7.56%，2016年的失业率估计值为4.85%；2008—2015年欧洲联盟平均失业率为9.47%，2016年的失业率估计值为8.53%。而近几年我国城镇失业率只有4%多，“就业”表现被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201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列为全球63个主要经济体的首位，就业综合状况相对最佳。
三是政府债务比较。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用巨额财政资金救助亏损的私人垄断企业，使政府债务不断攀升。美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6年的61.8%上升到2016年的106.1%，欧元区的这一比重从67.4%上升到89.3%，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2016年超过250%。而截至2016年末，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7.3万亿元人民币，政府负债率为36.7%，大大低于美、欧、日等西方国家。
四是实体经济比较。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08—2014年美国农林牧渔业、工业（含能源工业）、建筑业、实体服务活动（分配贸易、维修、运输和食品）以及信息和通讯业等实体产业增加值之和占总增加值百分比的平均值为44.5%；日本该指标为53%，欧洲联盟该指标为51.3%，而2008—2013年中国该指标（信息和通讯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百分比尚未被统计在内）的数值为73.17%。金融资本体系掌控西方国家的经济命脉，过度金融化的“脱实向虚”，致使实体经济萎靡不振。
四是收入消费比较。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08—2014年美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为130.18%；2008—2013年日本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为122.5%。西方国家1%超级富豪的财富和收入急剧增加，普通家庭的债务普遍增加，阶级阶层固化。美国1%的最富家庭占全国家庭净资产的三分之一，较富的9%的家庭也占三分之一；美国最富有的1%阶层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9%上升到近年来的20%。前几年波及约8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占领华尔街”国际运动，就强烈要求改变“1%与99%贫富对立”等不平等现象。这与近年我国限期精准扶贫、中等收入家庭增长较快、城乡居民大都有产权住房、户均资产大大超过美国等情况，是根本不同的。我国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分别为69%、69%和70%；2013年、2014年和201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分别为81%、80%和79%，经济增长和发展同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大体呈现同步态势。
五是福利保障比较。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削减劳动者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和保障。美国缩减公立大学教育经费，共和党医保议案是大幅减税、大幅削减联邦政府的医疗保健支出，势必使没有医保的国民增加。德国、葡萄牙、荷兰等国也相继减少医保投入。2016年3月在法国巴黎爆发的由修改劳动法所引发的抗议示威活动，演变为全国70多个城市的“黑夜站立运动”，甚至蔓延到邻国和加拿大等非欧洲国家，中心就是反对降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以及不利于劳动者的改革措施。这与近年我国大规模增加教育经费、不断提高最低工资和城乡医保水平，以及优惠老年人等举措，形成鲜明的对照。
（二）两种经济新常态不同的制度特点和理论政策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政策思路的重要差异。一是前者主张完全私有化，将公共设施、教育和涉及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私营化；而后者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发展混合所有制过程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同时引导和发挥非公经济，尤其是私人小微企业的重要作用，从而实现公私企业并进的双重经济绩效。可见，那种只重视非公经济的重要作用，而忽视或贬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主体作用的观点，是无益于提高全社会经济绩效和经济公平的。
二是前者主张完全市场化，过度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的有效调控；而后者强调更好地发挥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更好地发挥国家在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实现以提质增效为中心的市场与政府双重调节功能。可见，那种要求一切物质、文化、教育、科技、医疗、住房和服务等资源均由市场决定（即企业决定）的唯市场化和泛市场化的观点，是无益于统筹协调个人、企业与国家之间多种利益关系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的。
三是前者主张完全自由化，维护美元霸权为支点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后者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各国利益共同体，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经济共同安全，从而引领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示范的合作共赢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可见，那种单纯经济融合和经济接轨的对外开放套路，是无益于贯彻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领经济全球化和更好地接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的新思想新战略的。
四是前者主张福利个人化，在大幅度减少私人垄断企业税收和增加军费的基础上压缩公民的社会福利，要求公民个人自己承担原有的部分社会福利；而后者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升全体人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与收入福利同步增长的包容发展。那种不赞成逐步增加政府和企业承担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观点，是无益于逐步建成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的。
五是前者主张贫富分化，通过垄断企业和政府共同削弱工会力量，促使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的收入增加，并减少垄断企业的税收等，不断扩大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差距；而后者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积极推进脱贫致富、共同富裕和共享成果的新理念，从而实现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新谋略。那种偏离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先搞贫富两极分化、再搞共同富裕的观点，是无益于推进共同富裕、共同享受和共同幸福大方向的。
综上所述，即使不谈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或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每过几年或十几年就会发生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包括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21世纪初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在符合国内外广大人民本质要求的民富国强提升方面出现严重失灵，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一种人类经济文明新模式，在对比中焕发出更加耀眼的理想光芒，而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政策高效有力地助推了我国符合以人民为中心和人类利益共同体的民富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