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吐蕃的历史，虽然可以上溯到公元4世纪，但是吐蕃本土的出家僧人迟至公元8世纪才产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佛教在吐蕃传播的过程，是一段既曲折又缓慢的历史。公元7世纪即松赞干布时期，在吐蕃出现不少修习禅定的人士，正如《青史》记载：“松赞干布命许多人士修禅定，由此成为神通者亦复不少。”这里提出的修禅定可以说是按照佛教规则进行的，但这些所谓的神通者只不过是当时的一些近似苯教的隐修者而已，不可视为正规的佛教僧人。从严格意义上讲，当时吐蕃还没有出现本土出家僧尼。实际上，吐蕃本土出家僧尼是在公元8世纪，即赤松德赞时期方正式产生并在吐蕃开始履行宗教职责。吐蕃时期的本土僧侣队伍是由出家僧团和在家居士共同构成的，既保持了佛教的传统戒律传承，又具有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
一 出家僧侣组织
赤松德赞时期，在吐蕃创建第一座正规佛教寺院桑耶寺，为吐蕃本土出家僧人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然而，桑耶寺竣工后，吐蕃王朝并没有及时让本土人出家剃度受比丘戒，而是鼓励吐蕃青年人学习外语和佛学，以便翻译以佛经为主的外来先进文化。《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记载：
吐蕃领主大国王心想，
二位导师讲了很多经，
全都留存吐蕃该多好，
将那聪明机灵能干的，
招收一百零八翻译家，
吐蕃四翼八至十八岁，
身心健康聪明漂亮者，
而且博闻强记好学者，
都在招纳遣派之行列，
家有漂亮孩子父母忧，
印度路远性命可危险，
气候炎热水里有病毒，
妒意太强暗里陷害人，
到处流浪无处可安身，
人们全力资助赴印人，
贪恋故土的人不愿走，
敢于起程的都是勇士。[127]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敕令在全国招收108名8—18岁的聪慧男孩，并将他们作为培养引进外来先进文化的骨干力量，派往天竺留学成才。当时的吐蕃人并不情愿远离家乡赴天竺留学，视天竺为充满艰险的地方，尤其是天气的炎热和水土的不适，给吐蕃人造成一种恐惧的心理。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受命前往天竺留学，其中不少人果然成为吐蕃时期翻译佛经的骨干力量。比如，毗茹札那就是当时培养起来的吐蕃最优秀的翻译家之一。同时，邀请外籍高僧大德到吐蕃向本土年轻人教授梵文。《巴协》记载：
兔年春，阿阇梨（寂护）迎请说一切有部毗婆沙部的十二位比丘到吐蕃，让尚伦（大臣）儿子钦勒桑等学习梵语；其中钦阿努之子释迦、巴果纳度之子巴果毗卢遮那、巴玛色之子然那、巴赤西之子桑喜达，以及尚聂桑之子喇布、喇赛赞和旭布空赖等学会了梵语；而钦勒桑等尚伦之其他不少儿子没有学会梵语。此外，大臣格氏请求说：我们这些老臣余年不多，也不适合学梵语，直接传授佛法为是。[128]
以上引文说明了吐蕃本土人正式受戒出家前，先学习梵文，并将学习梵文或佛学作为出家为僧必备的文化基础。通过学习或翻译佛经，人们开始对佛教有所认知。从而在吐蕃本土人中树立对佛教的信心。当客观条件或时机成熟时，便向少数人发出接受出家为僧尼的号召，在吐蕃首创本土僧伽组织。《如意宝树史》记载：
阴火羊年，从印度请来说一切有部的比丘十二名，以菩提萨埵为堪布，最先为巴赤色授近圆戒，赐法名为巴贝央。其后，为巴·赛囊、饶迥瓦益西旺布、巴赤协之子桑喜达、巴果赫多之子毗茹札那热格达、额兰嘉瓦却央、玛阿哲热仁钦乔、拉松杰威降曲七人授比丘戒。[129]
以上引文讲述了赤松德赞时期为试验吐蕃有无能充当出家僧尼者而从印度迎请讲说一切有部和中观分别说的比丘共12人（又说20人），由寂护任堪布（为出家僧尼举行剃度仪式的主持人）为七名吐蕃本土人授戒出家的过程。这七名吐蕃本土人是藏传佛教史上产生的第一批藏族僧侣，史称“七试人”，或叫“七觉士”。同时，“七觉士”的戒律传承又是藏传佛教史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戒律传承。
至于七名比丘僧的称呼以及受戒出家的先后次序等，由于许多藏文史籍中记载的详略不同，在后人论著中也出现不少不尽相同的结论。其中比较权威的论著对“七觉士”中的每个人的称呼，一般以巴·赛囊（sba gsal snang）、桑喜（sang shi）、玛·仁钦乔（rma rin chen mchog）、昆·鲁旺布松（vkhon kluvi dbang po bsrungs）、巴果·毗茹札那（pa gor bee ro tsa na）、恩兰·嘉瓦却央（ngan lam rgyal ba mchog dbyangs）、拉松·嘉威祥曲（la gsum rgyal bavi byang chub）七人为准。[130]可以看出，对于“七觉士”的名称，现在论著中出现的和过去史籍里记载的不一致，而且两者之间有较大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是“七觉士”中的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即俗名和法名，甚至个别人有数种名称。根据《巴协》记载，“七觉士”中的巴贝央，其俗名为桑喜达，习惯称桑喜，其法名也简称为贝央，故许多论著中有的写贝央有的写桑喜；巴·赛囊为俗名，其法名为益西旺布；巴果·毗茹札那，其毗茹札那为密宗法名，而显宗法名为益西德（智军）；等等。因此，造成“七觉士”的名称在不少论著中出现混淆现象。
此外，曾出现过“七觉士”和“六觉士”之论争。实际上，“七觉士”不是在同一时期一起受戒出家的，而是最先由桑喜一人受戒出家，起法名为贝央。而且，桑喜一人首先独自出家，有其深远意义，为吐蕃本土人出家为僧起了表率作用。果然，经过勤奋修习和严格要求，桑喜很快成为一名合格的佛教僧侣，当时颂扬他获得五种神通力。之后，“七觉士”中的其余六人才一起受戒出家为僧。这一前一后导致后来的“七觉士”和“六觉士”之争，出现吐蕃第一批出家僧为“七觉士”和“六觉士”两种说法。从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或考证，应以“七觉士”为准。
在吐蕃建立第一批本土僧团，既是对吐蕃传统文化的突破，又是佛教立足于吐蕃的标志。吐蕃王朝向出家僧人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不但免去他们的人头税，还从国库中发放生活费用。当时一旦出家为僧，不但不用再为自己的衣食住行而奔忙，而且在吐蕃社会中享有崇高的荣誉。同时，吐蕃赞普以敕令的方式，号召吐蕃社会上下不分男女老少皆习文识字，研读佛书，有语言才能者积极参与翻译佛经。随之吸引众多吐蕃本土青年纷纷出家为僧，吐蕃僧侣队伍从最初的七人迅速发展到三百多人。不难看出，当时的出家为僧者在吐蕃社会中以新生的力量或以高级别的身份面貌出现。
与此同时，以贵族为代表的吐蕃妇女也纷纷出家为尼僧，壮大了吐蕃的僧团组织。藏文史书记载：“桑耶寺竣工后，在举行扎德哈热殿的开光仪式即大会供期间，王妃觉姆赞赤杰姆增（jo mo btsan khri rgyal mo btsun）与索增姆杰（sru btsun mo rgyal）等百人剃度出家为尼，由巴热那（sba ratana）任轨范师。当时正式剃度出家的僧尼已达300多人。”[131]从这段引文中不难发现，当时在桑耶寺剃度出家的僧人中尚有不少尼僧，她们亦是吐蕃僧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赤松德赞时期，通过法律的形式，永久性保障佛教僧侣的生活问题，由三户农民养护一名僧人。正如东噶·洛桑赤列考证：“于是赞普赐给寺院民户150户，给每名僧人三户属民，总计桑耶寺和三百零五名僧人的寺院属民为1065户，按平均每户四口计算，总计4260人，这些寺院属民都不向赞普缴纳税赋，不负担兵役。”[132]这是吐蕃佛教史上著名的“三户养僧制”。该制度中还明令规定朝廷官府无权干涉寺院内部事务，寺院有独立自主的权力。而“三户养僧制”是在桑耶寺第二任堪布益西旺布在任期间出台的。[133]它改变了以前寺院及僧尼的费用从国库中开支的规定，开始由吐蕃庶民百姓具体负担。同时，吐蕃赞普每年从臣民的赋税中向寺院堪布以及密宗修行者等高僧发放生活补贴。藏文史书记载：
每位法师每年供给青稞七十五克[134]、九件套袈裟和氆氇一件、酥油一千一百两、马一匹、纸张十四卷、墨三锭，以及足够的食盐；供给青浦的二十五位大修行者每人青稞五十五克、酥油八百两、六件套袈裟和氆氇一件；供给普通修行者每人青稞八克、纸张二卷、墨一锭；供给轨范师的二十五位管家每人青稞五克、三件套袈裟和氆氇一件；经常给闻思佛法和为佛法做善事者供应食物、蔬菜；时常宴待或奖励男女施主与听法的女弟子。佛法兴隆，是王之大恩德也。[135]
以上引文足以说明当时吐蕃赞普向出家僧尼提供优厚的生活条件，对那些支持佛教事业的善男信女给予奖励。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家僧尼的生活补贴中可以看出吐蕃僧团内部有等级差别。由于出家僧尼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不但促使吐蕃僧尼人数与日俱增，而且激发了广大臣民百姓参与佛教事业的积极性，从而使出家僧尼这一社会新生队伍在吐蕃迅速发展。藏文史书记载：
当时在桑耶讲经院，学经的僧众达七千人；在青浦修行道场，修炼密宗的僧众达九百人；在昌珠讲经院，学经的僧众达一千人；在央宗（yang rdzong）修行道场，修炼密宗的僧众有一百人；在拉萨讲经院，学经的僧众达三千人；在札耶巴修行道场，修炼密宗的僧众有五百人。此外，在康区的隆塘（glang thang），木雅的热冈（rab gang），南诏的杰坦（rgyal tham），多麦的恰藏（bya tshang）、四绒（rong bzhi）、六岗（sgang drug），波密的顿曲（mdong chu），贝蓝的润蓝（rong lam），贡布的布曲（bu chu）、青域（khyims yul），塔波的党龙（dawngs lung），以及吐蕃四汝佛殿，后藏达丹觉摩囊（stag gdan jo mo nang）、拉曲（la chu）等后藏、藏绒（gtsang rong）及阿里以下建立的许多讲经院和密宗修行道场，有无数僧众在学经或修炼。[136]
通过这一粗略的统计，我们可以知晓在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僧尼人数初具规模。其中以出家学经的僧人居多，他们主要集中在桑耶寺、昌珠寺和大昭寺；而以修行为主的佛教徒主要集中在青浦、札耶巴、央宗和觉摩囊等道场。值得说明的是，以上数据局限于前后藏地区，没有提供吐蕃各个地区的僧尼数据。
赤松德赞之后，牟尼赞普和赤德松赞先后继任吐蕃赞普王位，他们继续扶持佛教，吐蕃僧尼得以持续发展。至赤祖德赞时期，吐蕃出家僧人的礼遇达到了极限；当时派遣大量吐蕃青年前往印度留学取经；与此同时，在吐蕃本土授予个别僧人极高的行政权力。因此，赤祖德赞时期，吐蕃僧人的社会地位空前高涨，僧尼人数急剧增加。
二 在家居士队伍
根据藏文史籍，吐蕃在家居士的历史早于出家僧人，可以上溯到公元7世纪中叶，当时松赞干布为了佛教在吐蕃社会中顺利传播，提倡在家俗人不用剃度出家，便可直接修习佛法。而且，松赞干布带头修习佛教密法，在拉萨帕蚌卡（pha bong kha）修行地出现一百名修习观音静猛密法的居士瑜伽行者。[137]正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说：“最初松赞干布时普遍宏传大悲观音的生起圆满二种教授，依之修学的人也很多。康藏各地祈祷观音和诵六字大明咒，即从此时开始的。”[138]松赞干布时期，在吐蕃尚未出现本土出家僧尼，可当时不少吐蕃人的确接触并尝试了佛教密法的修炼。可以说，上述一百名修习观音静猛密法的瑜伽行者，是吐蕃佛教在家居士的前身。因而后世藏传佛教在家居士将松赞干布推崇为在家居士之王，以此提升自己的宗教身份和社会地位。
公元8世纪，即赤松德赞时期，正式产生了吐蕃第一批在家居士队伍。由于在家居士的戒律比较简便易行，容易被初入佛门的人接受。而且，吐蕃时期的在家居士主要以密宗修行为主，不用苦读大量的佛教经论；此外，佛教密宗仪轨中有不少接近吐蕃传统宗教即苯教的宗教仪式。所以，佛教正式传入吐蕃后，很快就产生了吐蕃本土的佛教在家居士。藏文史书记载：
赤松德赞邀请寂护堪布和莲花生上师，在吐蕃发展显宗和密宗二大佛教支派。为众多出家人建立显宗学院，向密宗修持者开辟许多修行地。剃发光头为显宗僧侣，留长发者为密宗弟子，此乃吐蕃供奉的二支佛教僧团。[139]
吐蕃在家居士队伍，由莲花生大师亲自创建。在家居士的主要标志，不用剃度，可蓄长发，这与出家僧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讲，赤松德赞时期，在寂护堪布前受戒出家者为出家僧侣，即比丘僧团；而跟随莲花生上师接受灌顶、修习密法者为在家居士，即密宗弟子。当时建立的首批在家居士队伍由25人组成，他们各个出身高贵，修炼密法，神通广大，在吐蕃佛教僧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在吐蕃大众社会中享有盛名。莲花生在吐蕃著名修行道场，即青浦修行地第一次设立密宗坛城，向25名优秀密宗弟子特意授予密宗灌顶，首次建立了吐蕃佛教密宗的灌顶传承。由于莲花生的精心开示和引导，吐蕃25名佛教密宗弟子在密法实践中获得成就，各个身怀绝技。如《土观宗派源流》记载：
（莲花生）为王臣二十五等众多具备密乘根器者，说三瑜伽法，令其成熟解脱，因以得成就者甚众。如云：南喀宁布（虚空藏），能把日光骑；桑结益西（佛智），以橛插山崖；嘉瓦却央（胜声），三次作马鸣；喀钦措杰（海胜），能起已斩尸；白季益西（祥智），非人为奴仆；白季僧格（祥狮），天魔供差遣；毗茹札那，具有智慧眼；法王赤松，已得不动定；玉札宁布，证德最为高；那鸠摩（童智），神通显变化；多吉杜炯（降魔金刚），风行无阻碍；益西央（智音），能往空行处；梭布·拉白（天祥），手捉猛兽颈；那囊·益西（智慧），翔空如飞鸟；白季旺秋（吉祥自在），掌握橛诛法；邓玛·孜范，得记忆总持；伽瓦·白孜（祥积），能有他心通；许布·自僧（祥狮），能使江河倒流；杰卫罗朱（胜慧），起尸变成金；齐五穹洛，能擒飞空鸟；郑巴南喀（念空），以绛拽野牛；沃震·汪秋（自在），入水似游鱼；玛塘·仁青（大宝），穿山无阻碍；朗卓·衮乔（三宝），抛雷如射箭；杰卫绛曲（胜菩提），空中跏跌坐。[140]
以上引文描述了莲花生向吐蕃25名密宗弟子传授密法，使他们获得高超的特异功夫的情景。这是莲花生大师亲自在吐蕃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密宗成就者，他们中间既有吐蕃佛教“七觉士”成员，即比丘僧，如毗茹札那和嘉瓦却央；也有吐蕃赞普和吐蕃王妃，如赤松德赞和喀钦措杰。显而易见，他们都是当时在吐蕃境内千里挑一推选出来并具有高贵社会身份的佛教信徒。从整体上看，25名密宗成就者以在家居士为主，同时也有个别出家比丘僧。赤松德赞时期的吐蕃本土教团，一开始就一分为二，跟随寂护的比丘僧团建立了佛教戒律传承；追随莲花生的在家居士队伍创立了密宗传承。两支教团既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又独具特色、各显其能。可以说，25名密宗成就者的涌现，推动了吐蕃在家居士队伍的形成和发展，尤其对佛教密宗在吐蕃得以立足和弘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以25名密宗成就者为榜样，在吐蕃社会民众中掀起一股修习密宗的热潮。《郭札佛教史》记载：
赤松德赞时期，在吐蕃地区建立十二个显宗学院，并以札耶巴、曲沃日和青浦为主的不少地区成为密宗大修行地。因而在札耶巴出现108位成就者，曲沃日有108位成就者，青浦有25位大成就者。[141]
赤松德赞时期，在吐蕃建立12个佛教显宗学院的同时还开辟了不少密宗修行道场，涌现了大量的密宗成就者。引文中提到的数百位成就者，便是当时体验甚深密宗教法并获得成就的吐蕃佛教居士。其中青浦的25位大成就者，既是第一批接受密宗灌顶的吐蕃居士队伍，又是众多居士中具有绝技功法的佼佼者。另据《益西措杰传》记载，在青浦修行道场，修炼密宗的僧众达九百人；在央宗（yang rdzong）修行道场，修炼密宗的僧众达一百人；在札耶巴修行道场，修炼密宗的僧众达五百人。[142]许多藏文史书中记载的人数虽不尽相同，但都反映了赤松德赞时期吐蕃本土人修炼密宗的盛况，其中密宗成就者层出不穷。如《知识总汇》记载：
青浦有25位大成就者（grub chen），央宗有55位得道者（rtogs ldan），耶巴（yer pa）和曲沃日（chu bo ri）各处有108位获光身成就者（vod lus grub pa），协札（shel brag）有30位密咒师（sngags pa）和25位获光身（vod skur gshegs pa）的空行母，其余获得成就的修行者数不胜数。[143]
以上引文介绍了赤松德赞时期的吐蕃密宗修行圣地和本土密宗成就者。文中提到的青浦、央宗、耶巴、曲沃日和协札五大密宗修行地，则是当时赤松德赞邀请莲花生大师开辟的吐蕃最著名的密宗修行地。在各处修行地不仅有数量可观的禅修密法的善男信女，而且他们各个学有所成，在密宗实践领域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神通功法。这里反映了赤松德赞时期，即公元8世纪，吐蕃除了大批的剃度出家僧人外，还有大量的专门修持佛教密宗的居士队伍，其中又有不少女性佛教居士。
至赤祖德赞时期，吐蕃在家居士享有与出家僧人相等的社会礼遇。譬如，赤祖德赞国王在一次隆重的法会上，将自己的发辫分成左右两股，发端系上两条绸带，令出家僧团和居家队伍分座其上，以示尊崇佛教两支僧团。故当时被称为“头顶二部僧”，即身着袈裟比丘僧团和白衣蓄发居士队伍。
总之，吐蕃在家居士队伍的日益壮大，有力推动了吐蕃佛教的全面发展，尤其为佛教密宗移植于吐蕃藏地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朗达玛赞普灭法后，吐蕃在家居士开始以家族世袭制的形式传宗接代，将佛教密法延续至今。他们主要以父子相传的途径，继承密宗法统。因此，佛教在家居士传承在藏族地区从未中断，直至当下仍有众多藏族佛教居士过着这一特异的并具有双重身份的社会生活。
三 名僧毗茹札那
吐蕃名僧毗茹札那（又译毗卢遮那），公元8世纪人，他既是藏传佛教史上最早正式出家的“七觉士”之一，又是赤松德赞时期25名密宗大成就者之一，同时，亦是吐蕃时期108位大翻译家之首。后来更是以密宗大师的身份在藏传佛教特别在宁玛派中享有盛名。
他出生于吐蕃尼木地方，其家族称根加巴果，父名为巴果赫多，又名多杰加，母亲叫詹萨噶吉，又名卓玛吉，而他自己的本名叫甘迦唐达。当毗茹札那年满8岁时，赤松德赞遵照莲花生的建议，将这位孩童招到桑耶，由于毗茹札那是一位独生子，所以随后便把他的父母二人也接到前藏并安排在气候适宜、环境优美的山南地区，由吐蕃王室承担他们的生活开支，直至养老送终。而毗茹札那在桑耶独自专心致志地学习，吐蕃王室给他提供了优厚的生活条件，希望他早日成长为一名知识渊博的吐蕃本族的佛学家，并勉励他在寂护和莲花生两位大师座前学习文化。为此，毗茹札那在桑耶的前三年在两位大师前学习声明学，即语言学；之后，他开始在两位大师与赞普之间当翻译，很快赢得三位大人的喜欢，特别是毗茹札那能够翻译莲花生向赤松德赞讲授的密法，使赞普极为高兴。当毗茹札那年岁稍长后，就让他受戒出家，做一名佛教比丘僧。因此，毗茹札那成为吐蕃“七觉士”之一，起显宗法名为益西德（ye shes sde，智军）；同时，益西德受密宗灌顶，又成为吐蕃25名成就者之一，取密宗法名为毗茹札那，后来以密宗法名毗茹札那著称于藏传佛教界。当时毗茹札那在寂护和莲花生两位大师座前接受了完整的显密宗教法。正如《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记载：
沙河堪布希瓦措，
印度莲花生大师，
二十五位班智达，
我向诸位致顶礼。
八岁开始学翻译，
到了一十五岁时，
学会语言千六百，
打开印度密宝库，
佛经译成吐蕃文。[144]
以上引文中的希瓦措为寂护大师，这段话是后来毗茹札那从吐蕃桑耶寺流放到边地时，他向吐蕃诸位佛教大师讲述的告别词，他诉说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和对吐蕃佛教所做的贡献。从中可以知晓毗茹札那8—15岁在桑耶学习文化并掌握多种语言，成为一名出色的翻译家和佛教密宗学僧的经历。
由于毗茹札那先天的聪明伶俐和后天的良好教育，他成为当时吐蕃青年中最有发展前途的人物。于是赤松德赞派遣毗茹札那与另一位吐蕃青年人一起去印度留学。毗茹札那到印度时，佛教显宗日趋衰落，而佛教密宗正日益兴隆，遂在印度大菩提寺亲近一位密宗金刚乘大师，学习金刚乘等许多密法，不久他便精通了密宗深奥义理。根据藏文史籍，毗茹札那当时在印度树立了良好的个人形象，印度人认为，毗茹札那是一位聪明敏慧并且具有语言天才的吐蕃青年，同时他对佛教又如此的虔诚，的确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因此，印度人给他起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大名字，即毗茹札那，意为“遍照护”或“大光明”，这一大名与他的密宗法名不谋而合。至于毗茹札那在印度进修深造的时间，在《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中作了记载：
十五岁至五十七，
不弃众生赴印度，
变吐蕃为白业国，
德布全身被流放。
将来吐蕃孩子们，
去印度时会懊悔，
如不精通吐蕃文，
翻译无法来进行。
山高地净雪域国，
国王天子是君主，
五欲生活很圆满，
宝洲金色天鹅群，
我是其中一天鹅，
如同化身之菩萨，
却被逐放察瓦茸，
将来讲解显密宗。
人们无疑会懊悔，
共通悉地诸成就，
本来人人皆可得，
目明耳聪心眼活。
焚文佛语弄不懂，
虽然佛寺已建成，
有见解的我被贬。[145]
以上引文是毗茹札那在吐蕃遭到被流放嘉莫擦瓦绒的惩罚，他临行前向吐蕃臣民陈述的冤屈。其中既反映了他在印度留学的期限（即15—57岁，共在印度待了42年，这一漫长的时间是否真实，有待进一步考证），同时又反映了当时吐蕃人由于不太懂佛教深奥义理，从而导致诬陷真正精通佛法的学僧，引文中毗茹札那还预言将来一定会真相大白，得到平反昭雪，后来果真应验了。
根据有关史料，毗茹札那在当时的吐蕃的确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毗茹札那从印度学成返回吐蕃后，在桑耶寺从事翻译和传播密法。但是毗茹札那在桑耶寺期间不能专心从事自己的事业，他在工作中常遇到来自两方面的阻挠，一方面的阻挠来自印度佛教显宗学僧，他们认为毗茹札那传授的金刚乘密法不是佛教，而是歪门邪说；而来自另一方面的阻挠则是吐蕃传统的苯教徒及其代表势力，他们认为毗茹札那所传播的密宗教理将为吐蕃王朝及其吐蕃人民带来灾难，必须对毗茹札那定罪并处于死刑。迫于这种形势的压力，藏王赤松德赞将毗茹札那从事公开的佛事活动转入地下秘密进行，即让毗茹札那关起门来翻译密宗经典。当时毗茹札那翻译了《六十如理论简说》和《无边光明佛号赞》等密宗经典。后来毗茹札那秘密翻译密法的情况又被王室成员发现，并将此事在王朝中的权势派中间传开，于是他们要求藏王赤松德赞必须将毗茹札那杀死，赤松德赞无奈便采取了李代桃僵的巧妙手段，从暗地里抓来一名乞丐作为毗茹札那的替身，在众人面前处死。但是这一计谋后来又被王后蔡邦萨揭穿，最后藏王赤松德赞不得不把毗茹札那流放到边地康区[146]。
毗茹札那在吐蕃传教过程中经历的种种遭遇，在藏文古籍《五部遗教》[147]中的王后遗教部里也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毗茹札那从印度学习佛教密法获得成就返回吐蕃后，又想到汉地修法深造。对此藏王赤松德赞不太乐意，并讲道：“可让其他人到汉地去，我吐蕃地方翻译密宗经典的人才奇缺，你还是翻译佛经为好。”因此，毗茹札那便在桑耶寺与其他译师共同译经。有一天，王后蔡邦萨设法避开藏王赤松德赞以及仆人们，将毗茹札那单独迎请到密宫之中，并想用女人美色使他破戒，败坏其多年修行所积的功德。然而，毗茹札那对世俗爱欲冷若冰霜，毫不动心，蔡邦萨纠缠不休，并不顾廉耻地将他抱住不放，弄得毗茹札那不寒而栗。毗茹札那突然灵机一动，对蔡邦萨说：“外面宫门未关，恐下人看见不雅，我去闭了宫门，再回来和你相会如何？”王后信以为真，遂放他而去，毗茹札那趁机潜逃。这下惹恼了蔡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造谣说佛教密宗大师毗茹札那在王宫调戏王后，闹得满城风雨，不明真相的人在诅咒他，王宫卫士在追捕他。
《五部遗教》中继续描述道：毗茹札那逃离王宫后，知道此处不是久留之地，便收拾经卷衣钵遁往他方。对毗茹札那调戏王后一说，赤松德赞将信将疑，他知道王后和一些大臣串通一气、扶苯反佛，就秘密派人去查访毗茹札那的下落。不久，蔡邦萨王后患了麻风病，日趋严重，虽多方延医诊治，但见效甚微。经过打卦问卜，请教莲花生大师，都说此病只要蔡邦萨王后心生忏悔，改邪归正，将毗茹札那召回来，当面承认她非礼的放荡行为，得到毗茹札那的宽恕，方可根除，恢复健康。藏王赤松德赞将占卜者和莲花生大师所说的话向蔡邦萨和盘托出，要她招认。蔡后一来心虚，二来为病魔所苦，遂忍羞将事情的经过如实地讲了出来。赤松德赞一听，又愧又气，悔之莫及，就按莲花生大师所指点的方向，请回毗茹札那，治好了蔡邦萨王后的病。蔡邦萨王后含羞认错，决心皈依佛门。从此虽有苯教势力的反对，但在藏王赤松德赞的大力支持下，毗茹札那在桑耶寺翻译殿专心致力于密宗经典的翻译。
以上这段故事的内容情节，现在很难辨别真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段故事颇能说明当时宗教派别之间业已存在的宗派斗争，除了苯教与佛教之间经常发生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外，还可以看到佛教显密宗之间也有矛盾。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密宗在吐蕃地区最初传播之时，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种种挫折的，这在毗茹札那作为一名密宗大师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实际上，毗茹札那作为吐蕃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他在当时的苯教与佛教之间进行的斗争过程中，却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当时苯教徒陷害毗茹札那，是因为他在苯教徒眼里是一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佛教徒骨干，而佛教徒又极力排挤毗茹札那，是因为在他身上具有更多的苯教徒特色。在这种两面夹击的形势下，毗茹札那没法在桑耶寺安心翻译或传播佛教密宗。所以，毗茹札那不得不离开吐蕃的中心地区，长期在偏远地区隐居修炼密宗，从而在佛教密宗领域获得大成就，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密宗大师，后来吐蕃佛教界不但承认了毗茹札那的成就，而且重用了他的才华，为佛教密宗在吐蕃得以弘扬发挥了巨大作用。
毗茹札那当时离开桑耶寺去往边地隐居，主要在今四川阿坝藏区的嘉绒一带，当时称这一带为嘉莫擦瓦绒，嘉绒是近代演变成的简称。对于毗茹札那当时在嘉莫擦瓦绒一带隐居修炼的情景，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传说。相传毗茹札那刚到嘉绒地区时，当地的嘉绒王和苯教徒对他极不友好，甚至对他进行过精神和肉体上的各种折磨和摧残，曾将毗茹札那投入装满青蛙的地牢里，企图以传说青蛙聚会能放出一种毒素将人毒死的方法来惩治他，可后来见毗茹札那安然无恙，又放进许多虱蚕和蚊虫去咬他。由于毗茹札那修法功底深厚，在洞中不但不能伤害他，而且他能够照常念经不止，修法不息。所以，用什么办法也奈何不了毗茹札那。毗茹札那过人的胆识和毅力，以及他对佛教的虔诚之心，最后终于感化了嘉绒地区的王公贵族，他们将他从牢房里释放出来，并积极支持他在嘉绒一带建寺收徒和翻译佛经，毗茹札那便成为第一位在嘉绒地区传播佛法的著名人物。
后人以此作为佛教在该地区最初传播的时间，并将毗茹札那视为“点燃东方（相对吐蕃中心地区而言）佛教明灯的圣人”，至今在四川阿坝藏区的民间仍然传颂着有关毗茹札那的事迹，文献记载：
在伏藏四地的东方嘉摩绒（嘉绒），
汪秀神山的西方，
那特具空行母神力，
名为毕毕宁的城市里，
那高大巍峨的佛塔，
是毗卢（遮那）大师所建造。
这邦青泽日大神山，
是神佛加持的圣地。
邦青泽日神山的顶端，
那形如大鹏展翅的峭壁上，
有莲花生大师三师徒，
显示神通留下的脚迹；
有毗卢大师变成大鹏鸟，
降伏的妖龙留下的爪印，
以及妖龙痛苦挣扎的迹象。
神山南面的三块巨石上，
坐落着毗卢大师修行的禅堂。
作为永恒不变的钤记，
有毗卢大师的双脚印；
其下有玉札大师的双脚印，
形似帐篷围帘的关口上，
有吐杰根哲佛的天成像。
神山西面有毗卢遮那大神仙，
曾为龙王修炼灵丹妙药时，
形成的一片茫茫大海的遗迹，
以及留于永固岩上的身像。
宛如黄牛形状的陡崖下，
坐落着毗卢大师神秘的修行洞。
北面形如孔雀的悬崖下，
座落着仲莫哈热上师的修行洞，
还有毗卢大师讲法的石窟，
遗留下手印足迹等永恒的标记。
啊，神奇的邦青泽日大神山，
啊，毗卢大师建造的巍峨的佛塔。[148]
可见，嘉绒地区的这些神山由于留存毗茹札那大师的遗迹而更加神圣，而神山崇拜是藏族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带有浓厚民间氛围的传统信仰模式，在世界宗教信仰范围内，既异于自然崇拜，又别于图腾崇拜，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统宗教信仰，故暂时归类于民间信仰的范畴之内。它兼顾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因而既有神圣性的一面，也有世俗性的特质。特别是藏族人通过神山崇拜，不仅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有章可循的秩序，而且同生物界构筑了一种平等、和睦的关系。因此，嘉绒地区的藏族人将神山与毗茹札那结合起来共同歌颂，颇能说明毗茹札那在嘉绒藏族人心目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特别是将毗茹札那被描绘为仅次于莲花生大师的又一位功德无量、神通广大的密宗神秘大师。又如：
霞村铺岩洞的顶端，
是毗卢大师静坐修行处，
清楚地留下了毗卢大师的身体、头部的痕迹，
在此祈祷可获至高无上的成就。
霞村铺岩洞的顶部，
那宛如帙卷的岩层上，
有一个毗卢遮那大师的足迹，
在此祝福定能遂心愿！
那毗卢遮那大译师，
心情恬静正襟跪坐处，
是空行佛母的云集地。
因为洞内处处闪烁着彩虹，
故得霞村彩虹洞美名，
在永恒钤记的脚印前祷祝，
消除五毒的宏愿即可得实现；
玉札尼波大师的参禅地，
叫做科玛当的岩洞内，
在永恒钤记玉札脚印前祈祷，
能证得任何如意的妙果。
古松桑特岩洞的左侧，
有毗卢遮那大译师，
护法的勇士和空行母部众，
以念诵咒语的法力，
击退八部鬼众的遗迹，
在此祝福便可脱离苦难的深渊。
汪秀神山的南面，
南沟木拉卫嘎地——
江河溪流汇集处的上方，
有毗卢遮那大译师，
修行七月之久的圣地，
有将残暴傲慢的众男女，
全部降服的降服洞。
古松达村修行洞，
是东方不动佛刹土，
是取得殊胜、共通成就的源泉。
就在霞村岩洞的脚下，
毗卢遮那大译师，
及其挚友玉扎尼波二圣人，
相互谦恭敬礼的头像，
神奇地印在了岩石上，
在此祈祷即可消灾免危难。[149]
以上引文中讲到了毗茹札那也如同莲花生一样在嘉绒一带降伏地方神灵的事迹，以此歌颂毗茹札那在密宗修炼上取得的成就。此外，从引文中提到的嘉绒地区的宗教圣迹中可以看出，毗茹札那在嘉绒地区的确留下了许多足迹，尤其是那些修行洞最引人注目，它表明了毗茹札那曾严格遵循密教实践仪轨，以苦行僧的精神在嘉绒地区的深山大川中孤零零地修炼佛教密法，并取得宗教成就，尤其是这些宗教圣迹成为后人前来进行膜拜的对象，在广大藏族信徒中产生了巨大的宗教影响。另外，引文中提到的玉札尼波，即玉札宁布，他既是毗茹札那在嘉绒地区亲自培养起来的密宗高徒，又是赤松德赞时期的君臣25名成就者之一，在藏传佛教密宗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至于毗茹札那在嘉绒地区的高山深谷中究竟修炼了多长时间，迄今尚未找到明确的记载，但我们通过零星的有关记载，可推测其大致。比如“修行七月之久的圣地”，以及“右边名为定禅洞，毗卢大师曾经在此修习过三年”[150]，此类引文都是有关毗茹札那在康区嘉绒一带曾经修行的片段记载，从中可以推断毗茹札那在嘉绒地区的深山老林中隐居修炼至少有四五年的时间。但是这段时间对于一位追求佛教最高成就并通过密法这门捷径，争取在短暂的一生中获取佛果，即“即身成佛”的密宗大师来说，并不很长。因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密宗大师会将他短暂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宗教的实践之上，只有宗教实践才能实现最终目的，而这种实践或修炼必须在远离人间烟火的深山远林中，以与世隔绝的方式进行方能获得成果。这就是密宗大师之所以能够炼就与众不同的特异功法的主要因素，藏族著名瑜伽师密拉日巴的经历及其成就更印证了这一修炼密宗的特殊规律。从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无疑地是人类在其文明史上所有的一伟大作品，犹之乎人类生活中恒有国家和政治之出现那样。它们（宗教、国家）既出于人的聪明，亦来自人的愚蠢；既各有其有利于人、造福于人的一面，亦各有其有害于人、为祸于人的一面（随时随地不同）。不论其为利为害、为祸为福，总之皆人之所自为，不从外来。一味致其赞颂，或一味加以诟骂，皆不免类似梦中人说些梦话，不为明达”[151]。无论如何看待，毗茹札那都给后人特别对那些虔诚的藏传佛教密宗学徒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如上述毗茹礼那在四川阿坝嘉绒一带隐居修行，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遗迹，给该地区增添了不少文化光彩。后人为了纪念毗茹札那这位密宗大师，用他的尊号命名了该地区的不少地方、山川和寺院。比如在阿坝地区的马尔康卓克基乡的峰壁峡谷中有一座曲径通幽、雅致秀丽的山洞，名叫“毗卢杂普”，意为“毗茹札那岩洞”。据说洞内还可清晰地看到毗茹札那曾在洞内修炼时留下的面壁身影、掌迹等，以及讲经说法时留下的脚印及靠头卧睡的痕迹，而且其洞口很早就建有古亭庙宇楼阁，至今前来膜拜圣迹的香客仍络绎不绝。
毗茹札那作为一名密宗大师，他毕生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宗教实践上，即修炼密法；同时他给后人留下了很多译著，如“毗茹札那与玛·仁钦乔（宝胜）、聂·雄努西饶（童智）、努·桑杰益西（佛智）等秘密译出的《普成王经》、《集密意经》、《幻变修部八教》等教典和要门”[152]。这些佛教密宗经典都是后来宁玛派僧人极为尊崇的密法宝典。同时，毗茹札那作为莲花生所弘扬的金刚乘密法的主要继承人，他在宁玛派中拥有与莲花生和无垢友两位大师同等的地位。宁玛派将自己的密法传承，一直追溯到印度密宗大师莲花生和无垢友，以及吐蕃本土人毗茹札那，并将三位密宗大师认定为宁玛派密宗的三位始祖。尤其是毗茹札那对后世宁玛派留下的巨大影响，主要在于他翻译的密宗经典。毗茹札那作为吐蕃时期的大翻译家之一，他翻译了大量的密宗经典。据《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记载：
莲花生大师和本译师
精通二十—种语文的毗茹札那
译成密宗内正果经七部
有五身不分经
五语不混经
五意智慧五门经
五德杜绝歧途经
五业完全分清经
三戒律根本稳经
事业使唤七部经
密宗王语集总十续
二十一部特别续
五部如来集根本总续
特别十续佛语五部
无上全续密诀
二十锦精义密大续
毗茹札那坐于两层垫
其他译师分坐一层垫[153]
以上引文中提到的只是毗茹札那和莲花生在吐蕃时期翻译的大批佛教密宗经典中的部分目录，而不可视为全部译著。毗茹札那翻译的密宗典籍，除了少许被收入大藏经外，大部分保存在后来形成的宁玛派的密法总集中。毗茹札那作为吐蕃时期乃至藏传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大翻译家，他不仅精通佛教密宗，而且娴熟掌握佛教显宗和律藏。毗茹札那以益西德（智军）的名字翻译的佛教显宗和律藏经典，其卷数可谓数不胜数，这类译经均被收录在藏文大藏经之中，对此，在《布顿佛教史》中有较详记述，在此不再赘言。至于毗茹札那在吐蕃译经史上取得的成就，在《莲花生大师本生传》中做了简要介绍：
从印度来的班智达们
在毗卢遮那殿中说
过去未来和现在
像毗茹札那一样的译师
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未来有人稍懂印度语
就被称做翻译家
其实与毗茹札那无法比
毗茹札那叫译师
其实大班智达非他而莫属
由他传播的佛法实在多
大思大德后人应牢记[154]
以上引文中以印度僧人的口气歌颂了毗茹札那作为一名翻译家在佛经翻译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而且对毗茹札那冠以大班智达的尊号。因为班智达是古印度对学富五明学的大师级的尊称。特别是后人在评价藏传佛教史上产生的著名大翻译家时，将毗茹札那比喻为天空般的译师，将噶、觉、香三位译师比喻为日月般的译师，将仁钦桑布译师比喻为启明星般的译师，将俄译师比喻为萤火虫般的译师。可见，毗茹札那在众多著名译师中所享有的显赫地位。
总之，吐蕃名僧毗茹札那的一生，既是坚韧不拔、追求佛法的宗教生涯，又是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长期在穷乡僻壤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采取隐居的方式，修炼密法、获得大成就的密宗人生，因而赢得了广大藏族信徒的传颂，尤其被那些热爱密宗、修持密宗的僧人所推崇或敬仰。可以说，佛教密宗之所以在藏族地区如此发达并引人注目，除了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不少外籍密宗大师的直接参与弘扬外，主要是许多藏族密宗大师为此付出了毕生精力。
四 吐蕃僧院教育
吐蕃时期的僧院教育始于赤松德赞时期，即公元8世纪。根据《巴协》（rba bzhad）等史籍记载：桑耶寺大殿四周建有四大洲八小洲之称的学院或佛殿，东边有清净律藏院（rnam dag khrima khang gling）、智慧文殊院（mkhyen rab vjam dpal gling）、妙音语言院（brdv sbyor tshang mang gling），南边有降魔居士院（bdul vdul sngags pa gling）、圣大悲观音院（Avry pa lovi gling）、译经天竺院（sgra bsgyur rgya gar gling），西边有毗若遮那院（Bee ro tsa na gling）、弥勒院（byams pa gling）、禅定院（bsam gtan gling），北边有聚宝院（rin chen sna tshogs gling）、菩提发心院（sems bskyed byang chub gling）、护法贝哈院（dkor mdzod dpe har gling）。[155]从当时桑耶寺各个学院所发挥的作用来看，每个学院皆凸显了各自的专业侧重点，如清净律藏院主要用于讲经或出家僧尼受戒的场所，吐蕃“七觉士”[156]就是在这里受戒出家，成为吐蕃第一批比丘僧团；智慧文殊院是研习佛学的场所；妙音语言院是学习多门语言的场所；降魔居士院是专门举行密宗法事的场所；圣大悲观音院是赞普赤松德赞修持本尊马头明王的场所；译经天竺院是专门翻译佛经的场所；毗若遮那院是授记预言的佛殿；弥勒院是预测未来的佛殿；禅定院是专门坐禅静修的场所；菩提发心院是高僧大德讲经和出家人修行发菩提心的场所。
桑耶寺的创建，不仅为吐蕃佛教建立了正规的宗教活动场所，而且开辟了修学佛法的教育中心。特别是寂护在当时讲解律藏经典和中观思想，在吐蕃树立了讲经听法的范例。另据《如意宝树史》记载，寂护在桑耶寺译经院主持译经的同时，还在桑耶寺清净律藏院传授别解脱律仪戒，在菩提发心院传授菩萨戒，宣讲自己的《中观庄严论》和智藏的《中观二谛论》，从而在吐蕃确立了重视佛教戒律、倡导中观思想的教规。
吐蕃佛教主要以传播佛法、翻译佛经、建立僧团和设立宗教仪轨为中心，同时，围绕译经而开展讲经说法，从而拉开了寺院教育的序幕。可以认为，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雏形早在吐蕃时期就已基本成型。但是有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这就是尚未发现哪部史书记载当时学习因明学。因明学虽为五明学之一，但不属于内明学，故吐蕃时期没有把因明学列入重点学科而受到重视。或许吐蕃时期没有形成专门学习因明学的惯例，但是对因明学本身并不生疏，当时翻译了不少因明学论著。东噶·洛桑赤列认为：赤祖德赞国王时期（815—841），藏族译师噶、觉、香三位译师翻译了陈那和法称的《集量论》（本论）和《因明七论》（释论），并在各个寺院设立辩经学院、修行学院、讲经学院，开始涉猎因明学，但不久因朗达玛灭法而中断。[157]实际上，因明随佛教传入吐蕃，前弘期从梵文翻译成藏文的因明有法称《因明七论》中的《因滴论》（gtan tshigs thigs pa）、《观相属论》（vbrel ba rtags pa）、《成他相续论》（rtyud gzhan grub pa）、《诤正理论》（rtsod pvi rig pa）等；后弘期又翻译了法称《因明七论》中的《释量论》、《释量论注释》等。可通过藏文大藏经《丹珠尔》（bstan vgyur）部目录，具体了解吐蕃时期翻译的因明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