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罗河那亮蓝色的河水，从无尽的沙漠之间穿过，河道两侧是繁盛的一片绿色，形成一个长条的“线形绿洲”。这条实实在在的生命线，从太空中也可看到。
尽管早就名声斐然，但尼罗河的源头，却有多种多样的说法，一定程度上都笼罩着一层迷雾，直到21世纪才揭晓。首先，流速颇快的白尼罗河，长期被认为是起源于乌干达的维多利亚湖；到了1937年，溯源发现了一条溪流，起至布隆迪的基基齐（Kikizi）山脚下。而白尼罗河最远的支流，也即卢旺达的卡盖拉（Kagera）河，直到2006年才得到辨识和确认。至于那携带了大量淤泥的青尼罗河，于埃塞俄比亚境内开始流淌，普遍被认为是起源于塔纳（Tana）湖，但实际上是发源于吉什·阿拜（Gish Abay）小镇的一个泉眼；管理那泉水的是属于埃塞俄比亚东正教会的“圣水守护者”。
这两条极为重要的河流随后在喀土穆汇合，形成了尼罗河，一路向北，总流程6741千米，从非洲中心地带直到地中海。作为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它也确实对得起那么多的盛赞之词，因为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埃及。
整个公元前第六个千年期间，雨水持续减少，尼罗河就成了唯一可靠的水源，因此也化身为一块磁石，逐渐把曾经生活在远方平原上的人们吸引到了河谷地带。
从热带草原的游牧部族转化成尼罗河边的人类社群，这标志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开始，而这也正是埃及的前王朝时代——意思就是，这一阶段处于后来的有文字的文明王朝之前。
人们聚集到一起，人际交往空间前所未有地紧密起来，这就诱发了文化快速萌生和创新。这些来寻找水源的人别无选择，只能聚居在尼罗河沿岸的狭窄区域，而那里湿润的土地，因太阳光照而变得温热，形成完美的孵化器，孕育埃及初生的文化。
尼罗河谷西岸和东岸各个地域的技能在此得到汇合交融；沿着埃及境内1480千米的尼罗河，南至中非南部，北至地中海，这些种族各异的人口在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信念上都有着广泛的多样化差异。在过往漫长的岁月中，区域中心两极化，形成了一种经典的南北分化；这种地理上的分化也引发了二元论或双重性的概念，而埃及人相信正是这种双重性才保持了宇宙万物的平衡状态；这种理念又为他们整个的世界观确立了基础。
北半部分被称为下埃及，南半部分则是上埃及；这当然是承认了尼罗河由南向北流淌。这两个指称也反映了所谓的“两方土地”那差异极大的地貌特征：南部由窄窄的尼罗河谷构成，两侧都是沙漠与山地，而北部主要是尼罗河三角洲葱翠肥沃的平原，那里广泛分布的河流水道最终都流入地中海。
两个地区的气候也是有所不同，如今依旧是这样。更热更干燥的南部与更湿润的北部形成对照；在北部，“地中海冬季降雨的状态会持续”，那里习惯于久坐劳作的人口“遵循了一种更典型的地中海式发展路径”。
北部法尤姆（Fayum）绿洲的早期居民，确实是如此。他们住在柳藤编织的房舍中，制作陶器，充分享用该区域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资源，特别是尼罗河水注入形成的卡伦湖当中的鱼类、野禽和河马。一头河马所能提供的肉量，足以赶得上五头牛或者五十只绵羊或山羊。此外，这些早期的法尤姆人还养了猪，从而也形成了埃及最初饲养家畜的农耕群落。
公元前5500年前后，农业在此地拉开序幕。这比近东其他地区要稍迟一些，估计是因为这里可食用的野生植物，比如一种类似大麦的草以及富含淀粉碳水化合物的莎草根茎，随手就能得到。可推测这些早期社群中的女性，也是埃及最初的那些农民，“主要是与安定平稳的农业生活关联在一起，跟那些可能——至少在那一时期的初始阶段——继续打猎，或者也许更经常是去放牧牛群的男性形成了反差”。
这些最初的农民，种植小麦和大麦，用片状燧石的镰刀来收割，用原始连枷来打谷，把谷物储存在大大的公共谷仓中，而谷仓是下挖沉入干燥的沙地里。谷仓是用盘卷的秸秆铺展起来做衬底；秸秆中仍然残留着痕迹可以看到埃及人工栽培出的最初的农作物。1955年，放射性碳素法年代测定的新技术开始投入运用；这些作物就被列入那些最先测定的样本中，测出的年份大约是公元前5145年。
在相对湿润又肥沃的法尤姆，另一种长势兴旺的农作物是亚麻；到了约公元前4500年，亚麻布便开始用这种植物纤维生产。很快，无论是简单的缠腰布还是裹身的长衣服，亚麻都成了标准的面料选择；为之锦上添花的，还有来自西奈半岛的绿松石串珠首饰与来自地中海和红海的贝壳。当时已有专门贩运这些小玩意的旅行商人，而法尤姆居民就是从商贩手中换得这些饰物的。
在三角洲这一带，法尤姆北边的迈阿迪这里，公元前4000年前后建立的人居群落，一如他们的法尤姆邻居，也畜养了同样的牲口。他们进食猪肉、羊肉，还有鲇鱼，而鱼骨被再利用，做成箭头。他们猎捕鸵鸟和河马，驯养驴子，死的时候还让自己非常钟爱的狗跟着陪葬，就跟他们在赫里奥波利斯的邻居一样；入土的姿势也是身体蜷缩如胎儿，面朝太阳升起的东方。
关于北方这些最早的聚居族群，最令人吃惊的一个现象是，他们把死人埋在活人身边。在迈阿迪，死者被埋在房舍下方的大陶罐中；有些人还心思周到地在罐子上留了孔洞，以便亡灵们能“看见”外面的后人。在奥马里，储存谷物的地窖坑被循环利用，当成了墓葬坑；埋在其中的死者不仅有鲜花享用，还被特殊织物包裹起来，而那裹尸布后来便相当于埃及死人的同义语。
莫林达—贝尼—萨拉马这一区域的芦苇茅屋，一部分建基于地面以下，墙体用河马骨头进行强化加固；河马那健壮的胫骨，用作入户的踏步梯级，尺寸大小正好合适。河马的几条腿骨也被竖立起来，充当了图腾柱。既然河马力大无穷，踏平一座茅屋连同屋里的一切，都轻而易举，所以，这一点恐怕就不奇怪了：从那以后，埃及人总是试图用一些魔法手段来驯化这一类的野兽，比如把河马奉为家园的守护女神，奉为女性和儿童的保护神；妇女儿童有死亡的，尸体就埋在莫林达那些用河马骨头加固的茅屋之内。
墓中的随葬品很有限，常常仅有一个陶罐或者几块燧石；这是因为，死者反正离活着的人那么近，意味着他们可以继续“分享”一切什物，就不需要再另外配置一整套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些群落的人一贫如洗，没什么物质文明。莫林达很快发展壮大，成了拥有一万六千人口的定居地，其中的手工艺人用他们制作的器皿来换取食物与其他补给品——埃及当时的易货贸易经济由此得到成长。莫林达这里有一个石器打造作坊，还有一些区域生产纺织品、皮革和陶瓷；出产的陶瓷中包括有已知非洲最早的人物雕塑作品。这个小小的陶土人头，时间可上溯至公元前4500年前后，样子接近于一个烤土豆，最初用红赭石粉上过色，底部还有一个大孔，因此可套在一根木杆顶端固定起来。这可能是在那些典礼仪式中当作人类的替代之物，因为这同一个地点也出产了埃及已知最早的狼牙棒石制杖头；这种武器在随后的五千年中都被得以应用，痛击敌人，捶打致死。
迈阿迪的文化当然也是很有活力的。这里的北部地区通过海洋与相邻的巴勒斯坦连接起来，陆路行走也只有约200千米，有一条骑行驴子只需耗时十天的商队通道；商队由此将酒水、油和当作焚香燃烧的针叶木树脂输入当地，或者贩卖到更远的南方。生意是如此兴旺，激励了巴勒斯坦贸易商在迈阿迪开业经营；迈阿迪处于通往西奈半岛的一条谷地的开口处，这种地理位置也就意味着可以直接获取半岛的玄武岩。这种石头被做成精美的优质器皿，在埃及全境都有贩卖。及至公元前3800年，玄武岩中富含的铜矿物开始得到冶炼提取，做成锛子、凿子、斧头和鱼钩，然后又被贩运到尼罗河上游的南方，换取上埃及的邻居们所生产的陶器和板岩材质的盘子类器物。
南方最早期的文明集中在巴达里一带，“巴达里文化”也以此得到命名。以往认为这种文化出现的年代是在约公元前5500至公元前4000年，但最近被修正为大约公元前4400到公元前3800年。
从巴达里往北到莫斯塔杰达再到马特玛尔，顺着尼罗河谷这30千米的一段范围内，巴达里文化的群落居住地沿河岸保留下的遗迹规模相对要小得多；这里开始种植小麦、大麦和亚麻，要比法尤姆那边推迟大约六百年。
与北边的邻居不同，巴达里人把死者埋得很远，远离他们那有限的可耕种土地。沙漠边缘才是他们的墓葬地，那里干燥的气候环境将原本会消失的那些遗物保存了下来。这些墓葬是有效的时光胶囊，把这些最古老的埃及人带到了当代，而这些古老尸体的葬仪自然是理解古代生活的最佳途径。
与北方群落形成对照的是，南方的古埃及人倾向于让死者面朝西边，对着沉落的太阳，以便他们的灵魂在那里得到重生。不过，尸体依旧是以胎儿的蜷曲姿态安放；沙坑底部铺上了芦苇编织垫，尸体用草席或兽皮盖着，就如毛毯；另外还有秸秆或兽皮的枕头，让死者在最终的安息地能舒服地长眠。
墓坑用沙子填充埋覆。通常会引发尸骨解体的体液，因重力作用从沙坑下渗漏流失；同样的炎热和干燥环境保留下了尸体的皮肤、毛发、指甲，甚至是内脏器官；有些情况下，消化器官中仍然还残留有最后的一顿餐食。
在巴达里，人并非是得到埋葬的唯一活物；牛、羚羊、绵羊和狗，也一样被用席片包裹起来，埋进坑穴。有些甚至跟人类共享墓坑，这其中就包括埃及已知最早的一只猫，约公元前4000年与它的男主人一起被埋在了莫斯塔杰达。
与他们相距不远的拉姆拉山丘的同代人一样，巴达里的死人入殓时当然也得到精心细致的打扮；比如，他们肯定也进行过“寻宝远征”，穿过东部沙漠，搜集装饰用的石头、涂画眼彩的孔雀石，还有绿灰色的石板——可在上面研磨制备化妆品。这种石板只有哈马玛特谷地的“黑山”才出产；除了“黑山”，谷地其余地方都是一片沙黄色。
与下埃及那极简的随葬品反差巨大的是，巴达里人把他们所有的物品都带入墓中，供阴间使用，而死后的日子已经被认为是“尘世生活的转化，在一个没那么殷实具体的王国中继续着”。
这些文字出现之前时代的人，尽管他们的名字永远也无从知道，但他们的财物却让后人对他们的生活能有所了解。巴达里5735号墓坑中的男性，看来是一位史前的花花公子，爱好锦衣华服，不仅戴着海边贝壳制成的手镯，亚麻的裹腰布上还有一层黑色的野兽毛皮，毛皮上还缠绕着一条总长达九米的带子，上面穿着绿色釉彩的珠子，带子被一圈又一圈地反复裹在他的腰间；这种缠裹方式在其他墓葬中也可看到。5738号墓坑中，是这位花美男的女邻居，也戴着珠子加贝壳的手镯，脚踝上还有相配套的脚环；坑中有啤酒供应，伴随的还有一罐绿色的眼彩，被细心地放在她的脸部前面；这与其他墓坑中考虑周到的安排如出一辙：石板被安置在死者的手边，以便美女们在来生世界方便地研磨准备化妆品。
巴达里墓葬品中，主要的种类还是手工制作的罐子。罐子有个鲜明特征，就是上部是一片黑色——这些橙红色黏土的器皿被上下颠倒过来，放置在柴灰余烬中烧制，让上部碳化坚硬。由此产生的红黑两色的组合，倒是以一种简单但又醒目的形式囊括了埃及的地貌：“红土地+黑土地”。新生命的颜色也是黑色，而红色代表的是混乱与死亡，“两种色彩被组合在一起，喻指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反差对比”。
这些两种色调并存的罐子，包含了“死者必需的生活要素”，但并非总是只有面包和所声称的那种啤酒。尽管一眼看去，罐子里已经空无一物，但还有足够多的分子状态的残留物给当代研究者提供了“化学指纹”，可以判别出最初的内容物：一种复杂的化合物，混合了产自苏伊士湾的天然沥青、来自地中海的一种海绵生物萃取物，还有来自远方土耳其南部海岸的针叶松树脂。
这样的罐子作为证据，表明埃及与一个远为广泛的地域范围进行接触关联的时间，比我们此前普遍认为的要早得多。这些罐子实在可谓是埃及世界的一个微缩体，其中那些别具异域特色、经过长途辗转才来到本土的物品，产自遥远的他乡，却一起进入和共存在这些器皿中，而器皿的配色又象征了埃及红加黑的自然地理环境。如果这两种颜色确实分别代表了死亡与生命，那罐子装的物品就应该同样有可能在安葬仪式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且意义重大。
在莫斯塔杰达的巴达里人墓葬中发现的物质，经仔细检验后，事实上已经确认了上述的推断。有些尸骨是被部分地包裹在亚麻布里，而这种亚麻布是涂覆了一层“太妃糖乳脂般的”材料；这种物料最近被识别出来，跟上述顶部黑色的罐子中所装的复合物是同样的东西。令人惊讶的是，对亚麻布和那种涂层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结果都表明，它们来自公元前4300年左右；这不仅比古代世界所有已知的尸体浸膏涂抹更早，而且比此前认为木乃伊在埃及开始的时间，还往前推进了几乎整整两千年。
巴达里人那些精心处理和安葬的尸体，还有女性的小雕像陪伴。其中有一个“极简主义”的躯干胴体，上面刻有一处凹进去的扇状文身，此文身据信是“由一位女性制陶匠所创作，其既了解她的手艺也了解她自己同性的生理”；另有一个女性形象，是用骨头雕成的，姿势相当随意，看上去似乎是“她把双手插在了口袋里”。因为明显强调乳房和生殖器官部位，这些小雕像传统上都被称为“死者的侍女或小妾”；但在女性和儿童死者的墓坑中也发现有这种雕像，因此就暗示了，它们实际上的用意是帮助死者们顺利再生。
对于武器，当代人也有想当然的类似成见。武器通常被认为是属于男性的，因为习惯上也设定了男人们是唯一能够在战斗中使用武器的种群。所以，石制杖头的狼牙棒，虽然“在女性墓坑中并非难得一见”，一般还是被鄙薄地认为纯粹是“表示心愿和祈望的东西”，不足以给敌对的一方带来多大的伤害；但实际上，最近的考古研究已经具体形象地图解了它们的杀伤力，以及可造成的伤势，即使不是致命但也足够严重——甚至有一位年长的埃及学女学者还抡起这武器演示了它的威力。尽管如此，武器归男性专属的定见仍旧根深蒂固。
不过，巴达里文化走向末路，倒不是因为武器和冲突，而是它南边的邻居纳卡达的兴起，那里的文化让巴达里相形见绌，凋零衰落。与巴达里相似，纳卡达这个地名被用来命名整整一个年代跨度；这段时长曾经被认为是一千年，但近来更为科学的年代测定法将这个长度减了一半：“大概是五个世纪的样子，约从公元前3800年到公元前3300年。”
纳卡达文化从北边的阿比多斯一直延伸到南边的锡拉孔波利斯，而纳卡达本身是位于两者的中间位置，就在矿藏丰富的哈马玛特谷地的入口处。纳卡达迅速成长为一个大型的群落居住地，有大量的泥砖墙建筑；他们的墓葬位于远处的沙漠中，墓坑群占地总面积达到了17英亩之多，也是埃及发掘的最早一处前王朝遗址。发掘的那一年是1895年，而在此之前，关于埃及最早期的过往历史，我们几乎还一无所知。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却挖掘了两千多座墓坑，早年的那些考古学家通报说，“尸骨就摞在了（挖掘用临建房的）院子里，越堆越多，直到把我们棚屋的出口几乎都挡住了；放在棚屋里面的，是那些更易损坏和更有价值的出土文物，填满了所有的空间——床下面、架子上面，还有干脆堆在那里的”。
自那以后的一个世纪，纳卡达区域更多的墓葬被发掘出土。那些尸体安葬时被摆成胎儿的姿势，用芦苇席和动物皮包裹，而锡拉孔波利斯的有些女性遗体，她们的头和手则是用亚麻布包裹，布上的涂层与更早的一千年的巴达里墓葬中所用的是相似的混合物质，如树脂。同样的延续性还体现在将动物作为人类的陪葬品，但已经不仅限于牛、绵羊、山羊和猫。在锡拉孔波利斯这边，还包括有狒狒、鸵鸟、河马、鳄鱼，甚至是一头豹子以及大象——用亚麻和草席包裹大象，肯定不是轻易就能忙活完毕的。
有些人体遗骸足够完整，可以透露出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戈贝林出土的尸骨，有五十个样本进行了医学检验，几乎有一半测出曾患过疟疾；出自埃达伊玛的一具遗骨——一位年长者，恐怕是世上最早的肺结核患者；锡拉孔波利斯则发现了几个遗体病例，患有先天性软骨发育不全，也即侏儒症中最常见的类型。
这些早期人类的外貌形象，甚至也可以推测和勾勒出来。发型多样化，从卷曲短发到长辫子都有，甚至有人的大胡子都修剪得很整齐。大部分人都是黑棕色的深色头发，但偶尔也有一些特例，是生姜色和金色的，这就提示了，这些发色“原初可能是白色或灰色的，在随后的数千年间褪色了”。不过，锡拉孔波利斯一个成年女性灰色的头发，被发现曾用“海娜”色料——用当地一种灌木（散沫花，现在那里依旧有生长）的叶子研磨后做成——染过的；她那带有暗红色的发型，由许多条接发做成的细长的“骇人”发绺聚合而成。（骇人发绺，从黑人民族主义者那里兴起。）
这是埃及至今已知最早的假发，实验考古学的研究者重新制作了这个假发，以验证这种发型是如何做出的；还有一些香脂和香料文物，也可能是在如此之早的年代就出品的，同样也由研究者们实证重做了。锡拉孔波利斯发掘出的一个篮子，其中包含有干燥的水果，薄荷，削成薄片的刺柏和柏木，莎草根茎，还有“大块的树脂”；这真可谓货真价实的混合百花香氛，其成分让人联想到后来经典的“奇斐”（kyphi）香脂，气味独特，闻起来有点像圣诞布丁；而这相当于最早版本的奇斐。
锡拉孔波利斯的居民们改进或者说改变外貌的愿望实践，还包括戴上黏土面具，面具上有孔，分别是在眼、嘴和鼻子的位置。纳迦埃迪尔出土的证据显示，人们当时可能已开始穿拖鞋，阳具上还戴有兽皮做的护套。但大多数不同形式的随葬饰品，恐怕都被古代盗墓贼给偷走了；在锡拉孔波利斯，死者的脖颈部位是盗贼们特别关注的，因为那里的男女老幼，与之前的巴达里先辈们一样，入葬时都佩戴上自己的珠宝首饰，比如皂石、玛瑙、象牙、珊瑚和贝壳之类，一同埋进墓坑。
铜质的武器，其中就包括匕首，也是毛贼们的目标。这种匕首用绳子和刀鞘系在左胳膊上方，以便用右手可以快速拿到。已知埃及最早的杀人案例中，匕首显然被用作了行凶武器。被杀的受害者，仅仅只知道是一个“戈贝林人”。这具自然风干保存下来的成年男子木乃伊，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对一代又一代来参观的学童而言，这人的名字就叫“生姜”，因为他有一头红发，而红色毛发的人在英文中即被称为“生姜”。在1900年，博物馆得到的这具干尸，被当作公众细察探究的对象也有了一个多世纪。直到2012年，馆方专家对其做CT扫描，这才注意到“生姜”实际上是背部遭刺而死，凶杀大致发生于公元前3500年。
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整个时期多有暴力死亡的事件；遭割喉的、砍头的和脑壳被打烂的。在埃达伊玛、锡拉孔波利斯和纳迦埃迪尔都有发现，同时还有抵挡击打时造成胳膊上的防卫性骨折。武器依旧在男性和女性的墓坑中都有发现，从弓到箭之类，以及圆石头的狼牙棒——被认为既是“权威的象征”，也是“保护的象征”。
明显频繁使用过的化妆品研磨板，也在女子墓葬和男子墓葬中都有发现。这些石板上被刻出线条风格化的动物造型，有些是类似神灵的形象，有头上顶着星星状角、后来代表哈索尔的天界牛头女神，也有表示生殖之神旻（Min）的双头箭图案。
有些石板也描绘有狩猎场面，其中的猎人戴着面具来模仿和引诱他们的猎物。打猎必备的敏锐目光，通过研磨石板上制备的化妆品，被仪式化地提升放大，因为这些彩妆面具突出呈现人的五官，就仿佛古代的太阳镜，减弱了日光的强度。那些可能传播眼疾的苍蝇飞虫，也能被化妆品的气味驱散；这甚至还能起到抗菌药的作用——孔雀石当中的铜成分可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而那是皮肤感染的一个主要诱因。
这些颜料也用来勾勒小雕像的眼睛轮廓；不过，有一个雕制于公元前3800年前后的兽骨材质雕像，单独用天青石做出了一双眼睛，而且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个女性小人像看似戴着一副杰姬（杰奎琳）·肯尼迪招牌样式的大太阳镜。引人关注的是，天青石距离最近的材料来源，却在2000英里之外的阿富汗；这就意味着，早至约公元前4000年，埃及人就已与黎凡特海岸（地中海东岸）比布洛斯有了接触，而那里正是天青石贸易线路的最西端。
诸如此类的小雕像，有些是变形组合，把人类和动物融为一体；比如鸟状的头，是寓意人的灵魂，或称为“巴”（ba），在死后会再现为一只带有人头的鸟儿，能够自由扇动羽翼，任意飞翔。同样是这些小雕像，有时候双臂会向上伸展开来，就像芭蕾舞女那样，所以被称为“跳舞的女神”；她们的那个姿势，在当代的苏丹依旧能看到，被描述说是“模仿牛的角”。奶牛随后很快就将成为哈索尔的标志；她是舞蹈的守护女神，也是照看死者灵魂的女神。纳卡达墓坑中安置的陶土奶牛造型组，被认为是永恒的食物来源，喂养阴间人口，同时也一样具有象征意义，代表着这位牛头神。
这些同样有着芭蕾舞般姿势的“奶牛舞者”，也被刻在岩画上。东部沙漠的乌姆萨拉姆谷地岩画场景中，有一个夺人眼目的形象，头戴高高的羽毛冠饰，大大的阳具向前勃起；这些都是旻——那生育神的关键辨识特征。这也许是“古埃及宗教中已知最早的一个神明形象”。已知最早的法老风格群落首领画像，时间可推断至公元前4000年，是在这同一片沙漠里的卡西谷地中发现的；随后的四千年间，这个形象几乎保持基本不变，牧羊人弯头棍样式的权杖，还有那特征鲜明的红色王冠，都跟纳卡达陶器上发现的一样。
这些器皿上面，也出现越来越多的动物，刻绘在外侧表面，或者做成小雕像的形式，添加在器皿边口上，让人联想到仿佛是动物们来水源地饮水。纳卡达的陶工也采用仿石材的效果和类似彩陶的釉料，出品种类繁多的陶器，来满足日常的实际应用和宗教仪式的不同需求。同样的这些罐子，按照一套固定的传统，也被用作陪葬品。有波浪形把手的器皿，通常被放置在死者的头部上方；有大容量的储物罐，通常安置在死者脚边。正是这些陶罐那千差万别的风格类型、大小尺寸和颜色，构成了一个判断的基础，考古学家们可首先据此去追踪埃及有文字之前的历史。他们用的是“顺序纪年法”：陶罐风格上的逐渐变化，按年代顺序标绘出来，以此搭建一个时间框架，来推断出这些文物的相关年代。这一体系运用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直到现代科技手段能用来探测文物的确定时期；而随着对埃及早期历史的考证越来越深入和精确，以往的年代推断也持续得到修正和更新。
不过，古埃及人随身带去来生世界的东西，并非全都有着科学意义上的秘密或者只有内行专业人士才能懂的什么奥义。有些东西仅仅只是被它们的主人当作宝贝而已，觉得足够珍贵，所以想永远持有，便随葬了。巴拉斯的100号墓坑中，发掘出的一套撞柱游戏装备，便确实是如此；其中的每一件东西，考古学家们都仔细修复了；他们忍不住想复原出这游戏最初的玩法和场景，而这套装备最后一次让那墓坑中的孩童得到娱乐，已是五千年前的事了。
对墓葬品的研究，揭示出约公元前3500年时“阶序人的初现”，也即人类阶层的分化。不过，当时“女性的墓坑却更大，其中随葬的物品也比男性墓坑中的更有价值和意义”。有些人的地位已经大为提升，死后也想得到确认和体现，所以那些精英男女就要求有新的墓坑，而不是类似以前随便在地上挖出的简陋的洞眼。于是，他们的墓穴加大了，其中有了梁柱、砖墙或灰泥抹的内壁，甚至还有涂料彩绘。在锡拉孔波利斯发现了埃及最早的彩绘墓穴；一米半高的内壁上，满是红黑色的绘图，跟陶罐与岩洞壁画一样，其中有船，有猎人忙着追捕野兽，以及用狼牙棒痛打被绑住的敌人。
同一处墓穴中间的分隔墙透露出，墓坑一部分是用于安放尸体，另一部分是存放财物，既有大量的首饰和精美无瑕的石头器皿，也有从黎凡特海岸贩运而来的昂贵的酒类、油和树脂。像这样被埋入地下，这些令人脸面增光的尊贵物品也就从正常贸易流通中被取消，很快便让大多数人也无法染指了，因为“用来制作这些东西的材料来源是由精英阶层专享和调配的”，他们掌握了长途贸易的控制权。
象牙手柄的刀具，也反映了技术能力的迅速提升，以及同样程度的社会阶层分化。这些刀还是使用原始的燧石片做刀刃，暗示着它们只是被当作某种形式的饰物或者身份标志来佩戴。就出自阿比多斯·阿拉克（Gebel el Arak）山丘的小刀文物而言，显然就是这么回事。那曾经镀金的、河马牙齿做的手柄，上面刻有一个大胡子的人物形象，穿着美索不达米亚王国风格的袍服，在两侧拱卫他的是两只狂暴的狮子。
手柄上的装饰图案还有高船头的船只和徒手近身搏斗的场面，跟东部沙漠中发现的岩画一样；欧洲早年的埃及学专家猜测，这个证据肯定可以表明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优等种族”，通过红海入侵了位于非洲的埃及，也带动了那里的文明进步。这一推论，他们又迅速发挥，把外来的这个种族说成是法老时代的人民和王国（das Volk und das Reich）——后来又再次润饰，标榜为“王朝种族”；而这曾经风靡一时的理论又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不幸盛行的关于人种的社会观念。不过，现在已经有足够丰富的证据，表明埃及文化中很多的渊源都萌生自西部沙漠和撒哈拉，因此也就彻底摧毁了前述论调的基础。
“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驾船驶向红海的西岸，经由哈马玛特谷地进入埃及”，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贸易，而不是为了征服。他们对埃及的文化影响确凿无疑，既有“宫殿墙立面”这种众所周知的镶板方式——在埃及体现为泥砖墙，有不断重复的凹陷处，也有象牙雕刻，既有雕制成野牛蹄和狮爪样式的家具腿，也有精细优美的象牙梳子和发卡。
石榴石、玛瑙和天青石（青金石）的珠子也大受欢迎，跟金子一样风靡。最初，人们得到的直接是小块的黄金，那是偶尔被突发的洪水冲入东部沙漠的低谷间的。这些低谷也是纳卡达群落首要的定居点，紧靠法瓦基尔金矿的矿源。而这也解释了那里最初的古代名字的由来——努布特（Nubt），意即“黄金镇”。相对应地，锡拉孔波利斯离巴拉米亚谷地也很近；那里的金矿让锡拉孔波利斯的财富来源大为增长。当金子开始出现在墓葬中时，便与远方进口来的天青石配对成双；这种经典的蓝与金双色组合，如此贴切地呼应了亮蓝色天幕上金色的太阳，映照在尼罗河的水面。
这种审美感受令人愉悦的组合，因其稀有和价值，也就向所有的人显示出，如此难以到手的昂贵物品的拥有者，无疑是特殊人物，其与众不同，理当受到高度尊重。
南方的这几个区域性权力中心——阿比多斯、纳卡达和锡拉孔波利斯，随着不断修建防御工事和哨卡、大型建筑以及排场堂皇的墓地，都经历了快速的扩张；而财富占有者和非占有者之间日渐增长的反差当然也越来越明显。
部落首领们的墓葬越来越繁复豪华，有多个墓室，尸骨边环绕着炫示他们身份地位的各种宝物，而墓穴的上部构造由进口的雪松木制成。这些坟墓的四周甚至还建起了围墙，向平民百姓们有效宣告：“禁止进入”。
上流社会、精英阶层的出现，也向北扩展到了下埃及的那些权势据点，比如布托、哈拉杰和阿布希尔—梅勒克（Abusir el Melek，简称阿布希尔）；这些地方的陶器，现在在上埃及也已经开始制作。这里以前的芦苇房舍，逐渐地被与南方一样的泥砖建筑取代。北方以往低调简朴的墓葬，也向南方邻居看齐，有了同样气派讲究的特征和随葬品。每样东西都与“上埃及社会行为习惯和意识形态的传播有关，上埃及的社会形态最终成为主流，传遍了埃及”。
南方很快就会将北方置于控制之下，不仅是在文化和商业层面上，而且最终是在政治层面上，由此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或政权。
